国际金融危机信息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国际金融危机信息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高校毕业生心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出现了心理压力比实际影响大，焦虑、攻击、退缩、冷漠、固执、逃避、幻想甚至自杀等现象，高校毕业生挫折心理问题的严重性，由此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广泛关注。

高校毕业生挫折心理的原因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时期高校毕业生挫折心理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高等教育体制的弊端是高校毕业生挫折心理严重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发展与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现行的几种教育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理性主义教育，重知识轻情感，重知识轻经验，精神生活贫乏；模式化教育，导致个性的泯灭；强制性教育，严重伤害学生的尊严；功利主义教育，使学生陷入实利当中，丧失超越性品格；机械主义教育，削弱学生的批判意识，扼杀他们的创造力。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必须要有大量的技术工人作为支撑，这就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而实际上，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一直不能很好地满足这种人才需求，而与此同时，普通高校的招生、培养却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高校毕业生出现就业难问题。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问题。

家庭教育观念的滞后和过高的期望值，是高校毕业生挫折心理的“枷锁”。有的家长还抱着“受教育就是为了升学和找到好的职业”的功利主义观念，而忽视了对子女道德和心理素质的教育，这就造成学生学习目的单一化，从根本上缺少社会实践和挫折锻炼。加上封建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与这种相对应的家庭教育容易压抑个性，践踏人的独立和自由，使孩子的心理更脆弱，害怕失败挫折。

心理压力比实际影响大：国际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影响不明朗，加重了高校毕业生的心理负担。国际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有两个关键特征：劳动力需求不足与新增劳动力需求萎缩。但究竟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影响程度如何？大学生的就业前景怎样？企业的用人计划在缩水吗？政府在如何化解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大学生的就业思路该进行怎样的调整？受这一系列疑问的困扰，2009届高校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变得扑朔迷离。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影响不明朗加重了高校毕业生的心理负担。

自我认识偏差是挫折心理的主观因素。高校毕业生往往缺乏社会经验，不能正确地认识自我，也不能对所遇到的困难或挫折进行正确的判断，当取得一点成功时，自我评价偏高；而当遇到挫折与失败时，就会产生失败感或焦虑苦恼的情绪，而低估自己甚至自我怀疑与否定。还有不少学生自我评价是消极被动的，一遇到困难、阻碍便觉得一切没有意思，结果就会变得畏缩不前，错过了成功的机会。

大学生挫折心理的引导和克服

高校毕业生挫折心理作为一种社会异常性病态心理，对个人、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行有着不可忽视的危害性，因此我们应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引导和克服。对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而言，其挫折心理的调适和克服也需要自身、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需要进一步加强教育体制改革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中国教育来说，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教育发展改革的步伐不会放缓。从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出发，今后一段时间多种形式培养人才的途径将进一步发展。同时，高等教育必须主动改革，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市场为导向，调整高校的教育理念，还原教育的本意以人为本，树立现代教育目标应除去浮躁、功利主义，加强包括德、智、体、美、劳、心、性7项教育。

篇（2）

一、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表象成因

美国的次级贷款主要由次级贷款发放机构根据各自制定的“保险矩阵”决定借款人的贷款利率，此矩阵主要包含风险评级、信用得分、贷款价值比、申请文件的完整性和收入等主要指标，借款人在这些方面的差别会使得借款利率相差甚远。次级贷款、尤其是浮动利率的次级贷款的信用风险远高于优级贷款，由于“贷款价值比”和“债务收入比”都较高，借款人对利率和房屋价格就变得相当敏感。引起美国次贷风暴的直接原因是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导致还款压力增大，很多本来信用不好的用户感觉还款压力大，出现违约，对银行贷款的收回造成影响。

第一，金融虚拟创新的过度膨胀。由于次级贷款发放机构通常无法通过吸收存款来获得资金，为获得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或避税等因素，这些机构把具有特定期限、利率等特征的次级贷款组成“资产池”，以此作为现金流支持，通过真实出售、破产隔离、信用增级等技术，发行“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抵押担保债券”，继而又衍生出大量个性化的“担保债务凭证”。次级贷款是上述信用衍生产品最初的基础资产，次级贷款的运行状况直接或间接决定着这些产品的市场运行。一旦次级贷款发生危机，上述产品的市场将很难幸免于难。由于资产支持证券的反复衍生和杠杆交易，实体经济的波动将使这些信用衍生品市场及相关的金融市场产生更为剧烈的波动，而这就是目前次级贷款危机的症结所在。

第二，这些金融衍生产品都是在严格假定之下，依靠理论模型和人为参数定价，当假设不成立或者市场环境使参数设定有误时，根据模型结果进行交易将使投资者出现模型错误，从而可能造成重大损失。虚拟金融创新过度的同时，美国金融监管又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次级贷款审贷程序和标准极其宽松，使得大量不合格的高风险用户获得了贷款，美国多头的金融监管体系，监管标准不一、监管领域存在重叠和空白，联邦和各州都没有对次级贷款的法律规定。过于依赖详细的规则进行监管，没能采取持续的、原则导向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导致金融监管的反应滞后。

第三，美国社会消费文化的影响。过度消费使得美国近年储蓄率过低甚至为负，完全违背经济客观规律要求，导致消费和投资比例失衡、供求失衡，扩大再生产所要求的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如果没有及时得到调整，累积下去就产生问题。随还贷期到来和信贷紧缩，就出现消费和投资下降以及相对过剩并存。实体经济恶化，金融泡沫、金融风险及其他问题立刻显露，衰退和危机就成为必然。尽管短期中消费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长期持续的过度消费终究会产生问题，没有积累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无论如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全社会整体消费长期超过产出的基础之上。

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储蓄等于投资是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要求。在储蓄率过低情况下，不足的投资就只能依靠国外资本弥补。实体经济状况(消费、储蓄、投资等)决定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必须大体符合实体经济发展状况。所以，过小储蓄率本身意味社会经济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如果未能及时采取对策措施加以解决，出现问题进而产生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乃至于全面的经济、社会危机，都是必然结局。

第四，美国政府的战争费用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联储采取持续、大幅的低利率政策，为全球的流动性创造提供了宽松条件，成为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根源。正是由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供应泛滥，使得国际资本持续流入美国，东亚和石油美元持有者成为主要的资本输出者和美元资产的持有者。同时，由于美国近些年来先后对科索沃地区和阿富汗用兵，尤其是对伊拉克的战争导致了美国政府向华尔街的银行借贷了大笔美元，以弥补军费开支和财政赤字。

第五，华尔街大鳄们在金融创新借口下的金融垄断。次级贷款这种“有毒”的金融创新产品是由华尔街的投行、券商和银行合作推出的。现代的金融垄断阶级，不仅包括了拥有巨额金融资本、支配金融产业的金融资本家，也包括拥有和垄断专业金融知识，从事金融公司经营的专业经理人，金融垄断阶级在美国是居于华尔街而掌控着社会金字塔最顶端的一小撮集团。金融投机所需要的复杂知识，金融业的高度信息不对称，使金融市场管制需要更高深和复杂的知识，这种知识远超过人们的经验和常识，甚至超过政府管理者及其监管人员的能力。尤其是在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更是肆意掠夺垄断利润。例如，在2004年美国主要的五家大券商联合主导，迫使美国证交会取消了对券商买卖证券业务负债的限制，这就使得金融机构可以合法实现过高的负债率，而这也是次贷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见金融垄断势力在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甚而由于金融垄断者的贪婪而蓄意创造高风险的创新产品导致危机发生。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直接源于房地产业等实体经济的影响，在虚拟经济和金融市场被放大，又通过住房投资、居民消费和国际贸易等方面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可能从供给和需求方面加大美国地产房屋价格的下跌压力。一方面，丧失赎回权比例的提高意味着贷款发放机构将处置更多作为抵押品的房屋，这将增加房屋供给。另一方面，为控制信用风险，贷款人可能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或者提高贷款标准从而压缩信贷规模，这将对住房需求起到抑制作用。供给增加和需求减少共同形成房价进一步下跌的压力，而这些都可能对住房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美国次级贷款可能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次级贷款的借款人并非全是低收入群体，其中部分借款人属于中等收入群体，这部分人债务状况对消费的影响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更加显著。真实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达到35年来最低水平，反映美国的消费的确面临严峻的挑战。更令人不安的是，由于美国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它的下滑无疑将直接影响全球的消费需求，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美国消费的下降也打击了从其它国家的进口，对美出口高度依赖的经济体面临着剧烈的调整。

第三，由美国次贷问题导致的金融危机可能通过美元的大幅贬值来制造全球的通货膨胀，从而导致中远期石油价格高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初期，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显著降低，整个金融市场上出现资金抽逃，而全球油价也一度发生恐慌性下跌。然而，美联储陆续推出的缓解危机的举措重新推动了油价上涨。目前，全球原油市场的炒作题材已经由供求缺口转变为美元贬值。从中长期来看，全球原油价格可能持续上涨，次贷危机或将成为超高油价时代到来的导火索。

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已经扩散至其它领域，形成了信用危机，逐步由金融领域蔓延到经济领域。到2007年，非农业私人部门的就业水平已下降为负值，再创新低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乃至世界的房地产业、航运业、造船业、汽车制造、旅游业和民航的行业也都先后受到了不同的影响。

总体上，美国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消费品行业等受信用危机的影响较为突出，而装备制造业、石油开采及其服务业、信息技术业等则基本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反而由于全球油价暴涨和石油供应紧张的影响，出现了增长旺盛的局面。这也反映出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后多元化的格局。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由于金融全球化加剧，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动性日趋明显，受次级贷款危机的冲击日益明显，金融危机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相关的潜在成本和风险，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十分突出。尤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出现次级贷款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干预措施，其货币政策直接对中国的宏观调控的走势、政策选择和政策力度等产生影响。为避免金融机构因流动性危机造成金融市场的震荡，美联储不断采取的措施恰恰又是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源，即持续注入流动性，并大幅降低利率。显然，这种措施不可能化解因信用风险造成的危机，但它可以将危机的冲击转移至其它的美元持有者身上，因为这些政策造成的美元弱势将使得美联储及美国金融机构的债务缩水。而这无疑将增加全球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的不稳定性，加剧金融市场的震荡，削弱美元的国际信用，造成世界经济格局新的不平衡。

第二，国际资本通过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等形式跨境流动。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情形大不相同的是，中国已完全开放经常项目，资本跨境流动的监管已十分困难。境外资本采取各种手段，通过各种形式的经常项目流入境内，这从近几年急剧上升的短期外债可见一斑，短期外债已经超过60%，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误差与遗漏”项下的资本也急剧增加。由于对外资开放了QFII，允许其投资A股市场。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银行在华开展投资活动，而借投资银行的QFII通道流入的对冲基金也不在少数。

第三，美国经济增长的减速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其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中国作为其重要的贸易国家，在进出口和经济增长方面必然会受其巨大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将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困难。

第四，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汇率的影响。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2007年的运行情况大致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走低;外汇即期交易日趋活跃、外汇远期和掉期交易量同比增长强劲、外币市场交易量同比增长显著。在次贷危机冲击下，2008年第一季度外汇市场发生的新变化包括: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速度进一步加快、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外汇市场交易持续活跃、衍生品交易增长较快等。而次贷危机也将对中国外汇市场产生如下深层次影响:一是升值压力和对热钱涌入的担忧可能带来更为严格的外汇控制措施;二是境内市场上外汇流动性收紧;三是外汇衍生产品价格波动性增强。

第五，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投资者的心理也产生影响，影响其市场预期。而且全球市场的投资者也对中国因素的关注越来越明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以及企业盈利的前景日益重视。因此，中国经济及金融市场的波动也相应对全球市场的投资产生一定的影响。应该说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相互传递的、多途径的，也是目前中国管制资本的条件下形成联动的主要形式。一旦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那么各国经济将无一幸免。通过美元贬值制造全球通胀，已经成为美国主动选择的应对危机的手段。中国政府应对外生性通货膨胀压力保持高度警惕，将防止通胀作为第一要务。

四、政策建议

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对于我国金融市场和相关经济领域的发展至少提供以下警示:

第一，要警惕为应对经济周期而制订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某个特定市场造成的冲击。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联储加息导致房地产市场下滑。当前中国面临着通货膨胀加速的情况，如果央行为了遏制通胀压力而采取大幅提高人民币贷款利率的对策，那么就应该警惕两方面影响:首先是贷款收紧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影响，这可能造成开发商资金断裂;其次是还款压力提高对抵押贷款申请者的影响，可能造成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这两方面的影响都最终会汇集到商业银行系统，造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作为抵押品的房地产价值下降，最终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盈利性甚至生存能力。

第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模式需要反思，并认清房地产贷款市场存在的风险。目前，我国房地产贷款也存在着很多隐患，例如贷款首付比例较低及虚假信用，存在大量投机性借贷。实际操作中也存在虚假操作的情况，超过支付能力的贷款不断增加，贷款利率增长快，导致部分债务人丧失支付能力，房价在飞涨后存在下跌趋势等。可以考虑借款人的不同信用，分离低收入阶层到房屋租赁市场和廉租市场。由于低收入阶层的信用风险一般较高，且对利率和房价较为敏感，严重依赖商业银行获得房屋抵押贷款，无疑将增加系统性风险。一方面，为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居住权，急需发展和健全房屋租赁市场和廉租市场予以配合。这一目标须与其它制度如个人及家庭财产的申报及登记制度与相应的税收监管制度配合，才可真正得以落实。另一方面，为防范银行系统的风险，则需严格控制商业银行对房屋贷款的发放标准及比例，限制预售期房的抵押贷款及开发贷款。

第三，随着金融国际化浪潮的涌动，金融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金融风险也更加复杂。中国加入WTO后国内银行业逐步开放，我国商业银行将在越来越广的业务范围与外资银行展开更为激烈的竞争。我国的商业银行只有大力开展金融创新，才能摆脱在传统存贷业务上风险进一步积累的趋势，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提升自身的战略竞争优势。同时，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金融风险的复杂化，我国也迫切的需要既能保持金融稳定又能保障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商业银行监管制度。在重视外部金融监管和政府规制的同时，更要严格银行等金融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尤其是对于衍生金融创新产品的推出一定要谨慎，监管机构和规制部门要不断学习、灵活监管、审慎对待。

金融创新行为的动机从本质上看源于金融机构的逐利动机。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使得商业银行传统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盈利空间缩小，因而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将不断的寻求金融创新。从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的博弈来理解金融创新，各个商业银行推出新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是为了寻求逃避监管法规后的丰厚利润和市场占有。因此，为开拓市场而进行的金融创新活动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并且和监管活动之间存在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动态博弈过程，即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金融创新仍需继续推动。同时，还应对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加强监管，严控风险，如在制定各种政策时，严格控制杠杆交易的上限，避免利用杠杆效应过度，避免单一市场风险向其它市场传染。在金融监管中也要注意金融垄断行为，采取措施，制定金融行业的反垄断法律法规，防止少数金融垄断者以金融创新为借口行贪婪掠夺财富之实。

第四，加强监管的全球性协调。对冲基金、混业经营条件下的银行等机构，在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活动以及危机向全球蔓延的特点，再次将监管的全球性协调提到重要位置。美国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已经明显地影响着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项目管制短期内也许避免直接冲击，但并不能完全避免其负面影响。因此，不能对此存有侥幸心理，而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加强金融监管的全球协调。

参考文献

[1]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007、2008年研究报告.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2008年研究报告.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07年、2008年货币政策报告.

篇（3）

1.“有限理性”理论

本文所借鉴的经济学原理即西蒙教授在其《管理行为》一书中提出的“有限理性”理论。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完全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而且，人是不存在完全理性的。通过进一步研究，他明确区分了程序理性和结果理性。其中，程序理性是指，行为是在适当考虑其结果的条件下进行的，或者说行为过程符合规范的标准，则该行为就是程序理性的，强调行为过程的理性，而不是注重结果本身。因此，行为的程序理性取决于某项行为的过程是否合规；结果理性是指在一定条件和限定范围内，当行为能够达到预定的目标时，它就是结果理性的，强调结果对预定目标的符合程度，而不在意产生这一结果的行为程序。也就是说，行为的结果理性取决于某项行为是否达到了预定目标，而不管行为过程如何。而西蒙教授认为人们应当更加注重程序理性。在人是“有限理性”的前提下,我们应当侧重程序理性加强对行为过程的考核、控制。只要程序合理、过程规范，结果理性自是程序理性的必然结果,而不应刻意追求结果理性、倒置本末。因此，在强调人是“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会计工作应当侧重“程序理性”，加强对会计信息产生过程的考核和控制。

2.基于“有限理性”理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成因

2.1内在利益驱动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本原因

学者刘玉廷指出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源在于利益驱动。根据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人是不完全理性的，在巨大经济利益面前，上至单位负责人下至普通会计人员不惜铤而走险牺牲“程序理性”去尽力迎合评价者对“结果理性”的要求，从而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不合理的关联方交易、非货币易以及资产剥离等种种会计信息造假行为，使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2.2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缺陷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重要内部原因

上市公司本应注重按照生产经营活动规律、市场经济理论和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合法、合理进行生产经营，确保会计信息产生过程的规范。但是在我国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存在着诸多缺陷，比如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股“一股独大”、监事会形同虚设、独立董事没有发挥作用，导致会计信息失去“程序理性”，即会计信息产生过程中没有按法律法规进行严格有效的考核和控制，甚至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操纵信息披露，这类会计信息最终体现的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价值观取向和意志，其真实性必然大打折扣。

2.3我国上市公司外部监管不力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重要外部原因

我国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管主要来自两方面，即注册会计师审计和政府监管。学者张俊民分析指出会计舞弊的根源之一在于会计缺乏独立性。注册会计师审计职业的独立性缺失，难以独立、客观、公正地发表审计意见，同时，政府的监管不到位，导致了上市公司忽视规范会计信息产生的过程，偏重于对企业一定期间经营结果的考核，即偏重“结果理性”，而忽视“程序理性”。

3.基于经济学视角治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建议

3.1引导上市公司更加关注“程序理性”

由于会计信息舞弊的收益大于成本，产生了内在利益驱动力，诱导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造假，所以需要提高会计市场透明度，而信息披露的过程, 本身就是控制过程。西蒙教授的“有限理性”理论告诉我们：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会计信息产生的过程中，要求上市公司负责人和财务人员更加注重“程序理性”，而不仅仅是“结果理性”。所以，上市公司应该积极探索、构建一个以“程序理性”目标为起点，适当考虑“结果理性”特征的、科学合理的控制评价体系以引导会计工作的正常运行，防止盲目追求“结果理性”的现象，以保证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3.2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学者谢志华认为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决策治理比错弊治理更重要，决策治理是错弊治理的前提。决策治理是生成真实可靠会计信息的基本保证，这样可以确保会计信息生成的“程序理性”，那么，“结果理性”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而决策治理取决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

1）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培育机构投资者，可以避免个人持股所带来的股权高度分散，对于强化公司的治理结构具有重要作用；提倡企业法人持股，企业法人持股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控制企业，持股公司与被投资公司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因而持股公司对被投资公司的监控更全面，更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还可以借鉴日本和德国的经验，考虑银行持股。银行作为股东，会更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又具有廉价获取公司经营和财务信息的天然优势，能在外部监控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2）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不仅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会计信息披露过程规范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强化董事会决策功能，确立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健全和完善监事会制度，扩充监事会的权力，发挥监事会应有的独立监察功能，健全财务监督约束机制。

3.3加强外部监督管理

在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过程中，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干预的程度及效果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通过提高监管的效率与水平，建立明确的监管目标，减少政府其它目标对监管目标的干扰，改变多头管理体制，使政令统一，可以有效地加强政府监管。同时，加强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日常监督管理，建立一支独立的高素质的注册会计师队伍，增强其独立性，完善审计委托制度，提高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水平，提升其社会公信力，有助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篇（4）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严峻的世纪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世界经济增长步伐明显放缓。除美国外，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和日本从中国进口的货物数量也相继减少。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员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寒流”。

在此背景下，国际贸易的信用风险程度也明显加大，出口面临的信用与结算风险增高。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外银行的信用风险加大。在全球银行纷纷被降级的情况下，出口贸易中涉及信用证结算等银行信用的业务所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大，短期内信用证结算方式也不再具有原来的信用程度。二是海外买家信用风险加大。国际金融动荡导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信贷紧缩，相当部分公司无法从银行贷款，加大了这些企业拖延支付货款甚至赖账的风险。三是海外违约风险加大。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一些国家的对外偿付能力、担保有效性、汇率政策的稳定性等都将受到较大影响，外汇管制风险也在加大，国家风险水平进一步上升。四是出口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更为激烈。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进一步萎缩，进口商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将处于更加有利地位，一些企业为争夺市场，可能置出口收汇风险于不顾，冒险签约出口。一旦企业出口收汇坏账增加，将影响企业正常资金周转，加大经营压力，不利于外贸出口的持续健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国出口企业而言，如果不能改变目前的经营格局出口必将不断萎缩，中国整体出口必将进一步下滑。

二、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的积极作用

2008年后期，面对外需急剧大幅萎缩的严峻形势，中央果断出台了一系列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及时止住了中国出口整体下滑的趋势。在2009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5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六项稳定外需的政策措施，其中第一项就是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出口信用保险是一项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风险基金的政策性保险业务，是各国政府以国家财政为后盾，为企业在出口贸易、对外投资和对外工程承包等经济活动中提供风险保障的一项政策性支持措施，是世贸组织补贴和反补贴协议原则上允许的贸易促进措施，通过扩大出口带动就业和经济发展，是国际上公认的支持出口、防范收汇风险的有效手段和通行的做法。

具体来讲，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企业对于收款期限在一年以内的业务可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对收款期限在一年以上的业务可投保长期出口信用保险，通过采取灵活便利的支付方式提高自身竞争力，从而抓住贸易机会。第二，有利于企业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出口企业可以借助中国信保提供的“资信评估服务”和“风险管理服务”调查国外买方的资信情况和相关国家的国别风险。第三，有利于企业获得融资便利。出口商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后，其收汇风险就转移给了保险人，出口商因收汇风险降低而更易于得到银行的融资便利。另外，许多买方在出口商提供融资的情况下才愿意购买商品，出口商只有在购买出口信用保险后才能安全地向买方提供信用限额。第四，有利于企业降低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出口信用保险人还可提供追账服务，它具有国家背景和规模经济的优势。一个保险人可能积累许多索赔申请，利用其国际地位关系，追账的效率大大超过个别债权人。

三、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与外贸规模极不相符。目前我国93%的出口是在没有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和保障下进行的，与发达国家高达20％至30％的出口信保覆盖率仍然差距甚远。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滞后的原因一方面在中国信保本身，另一方面在出口企业。此外，国家的宏观环境也对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有广泛的影响。

首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一直以来受机构、人员的局限性影响，基本上不宣传，操作手段延用了商业保险的方法，缺乏出口信用保险的国际性、风险性和政策性体现。第二，保险范围主要集中在部分出口规模较大的企业，很少涉及中小企业。第三，承保方式单一，缺乏灵活性。中国信保采用统保的方式，即承保出口商所有的出口业务。这一规定使承保面扩大，有利于保险公司分散风险。但它难以满足企业多样化的需求，对于优良业务企业不愿因投保增加成本，而单独投保有风险业务又无法运作。第四，信息系统不完善。健全的信息网络是有效控制风险的保证，而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信用风险评估标准，更多依赖于国外机构提供的数据。第五，赔付比例过高。2008年中国信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赔付率高达85.9％，2009年以来金融危机逐渐波及实体行业，并向全球蔓延，出口信用保险的赔付率仍有所上升，因此需健全事后损失协调平台。

其次，企业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企业对出口信用保险的认识存在各种偏差，把它同各种商业保险业务混为一谈，而对其支持扩大出口的作用认识不足。第二，企业片面强调保费支出和赔付比率，且过分依赖传统的信用证结算方式，没有把风险保障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起来。

再次，法律法规不健全。迄今为止，我国仍没有专门的出口信用保险方面的法律规范，在《对外贸易法》等相关法律中也没有统一明确出口信用保险的费率基准、担保政策、投保事项等事宜，进而导致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操作不规范。

最后，相应的政府政策性支持力度不够。出口信用保险作为政策性保险，需要财政资金做后盾。而我国迄今仍未建立透明的预算机制，出口信用保险缺乏财政保障。这使得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保障基金不足，影响其规模和承保能力。另一方面，政策性支持不够还导致出口信用保险费率偏高的现象。

四、 关于发展和完善出口信用保险的建议

针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存在的问题，要实现出口信用保险的稳步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针对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第一，扩大宣传力度。出口信用保险潜在的市场是巨大的，政府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应加大对出口信用保险的宣传力度，鼓励更多企业，尤其是开拓新兴市场的企业积极参保出口信用保险，为出口企业创造安全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第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要对银行及中小企业进行适当的培训。让银行了解出口信用保险的产品能够作为贷款抵押，为出口企业提供融资便利，为将来的融资工作打好基石。此外，通过培训提高中小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让企业了解在参保出口信用保险后能取得的收益，逐渐将出口信用保险市场做大。第三，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要废除统保方式，开发一些新的险种。根据风险大小，险种不同实行差别费率制度。第四，建立健全信用风险评估机制，加强信息网络服务体系建设。对于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来说，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具备充足可靠的信息资料，才能向投保人提供准确的信息咨询，科学地估测出信用保险业务中的各种风险，进而厘定保险费率。第五，健全追偿体系。企业和中国信保双方共同致力于对风险发生后的理赔追偿及核销协作，在未收汇的调查和追讨方面全面合作。

其次，企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一，企业要加深对出口信用保险的认识。出口信用保险作为一种政策性避险工具，既可以使出口企业增加收汇安全，又能带来融资的便利。第二，企业可以根据自己成交付款方式以及各种风险的大小程度，来具体选择险别。第三，在融资方面，投保了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可凭保险单、信用限额审批单到银行办理押汇，节约融资成本。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也为出口企业实施重大出口项目提供了融资渠道和信贷支持。

再次，要建立和健全有关出口信用保险的法律法规。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立法经验，制定专门的法律，明确规定出口信用保险的宗旨、经营原则、管理方式等，以约束和规范参与机构的行为，明确各自的职责，保证业务操作的规范化，为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和运作提供法律保障。

最后，国家要加强支持力度。第一，国家定位要清晰。对于中短期的信用保险业务，风险相对较小，承保规模大，可以交由或部分交由商业性保险公司来经营，这样既能发挥商业性保险公司的优势又能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对于中长期业务，风险大，可由国家承担，承保政策性的保险。第二，国家应该增加财政支出，建立充足的保险基金，以应对较大规模的外汇风险。第三，国家可以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中国信保免税或低税率的优惠。

参考文献：

[1] Sebastian Schich The 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 Theory, Vol.22, No.1, June 2004

[2] 刘莹 杨惠： 完善出口信用保险促进国际贸易增长 经营空间 2009年12月

篇（5）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引起了全球经济增速的减缓甚至是衰退，其中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遭受重大打击。西方银行的纷纷倒闭及破产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更重要的是给我们银行风险管理带来许多思考。

一、我国商业银行与欧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比较

我国商业银行和欧美商业银行向比，在风险管理理念、风险管理体制、风险管理监管及风险管理技术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

(一)风险管理理念的比较

国外银行业风险管理理念丰要有以下内容：一是管理层必须有清晰的有效发展战略和控制风险的决策；二是客户至上与市场营销的理念；三是追求盈利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念；四是全员风险管理文化，控制风险成为全行员工的工作，每个员工都要有风险管理意识，并将个人收入与业务经营成果挂钩，从源头上制约风险；五是投入大量的费用用于员工培训和激励，以塑造自身的风险文化。

相对于国外银行业，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起步较晚，在风险管理理念上主要有以下不足：一是过分看重商业银行经营规模，而对利润资产质量等质的认识不足；二是风险管理理念尚未到位，仍以信用风险为主，对市场风险、操作性风险等重视不够；三是在风险管理的过程中缺乏差别化的理念，忽略了不同业务、不同风险、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不仅不能管理好业务，反而容易产生新的风险；四是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尚未形成，个人风险管理意识缺乏。

(二)风险管理体制的比较

欧美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银行管理结构。它们一般都是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组建，其产权清晰、制度完善、运作规范、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健全有效，公司治理结构完善。欧美商业银行实行多层次的风险管理，监事会、董事会能够通过具体部门对经营者形成无形的监督压力，促使经营者谨慎经营。

我国商业银行虽然已经实行了股份制改造，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现代商业银行制度还未真正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实施有效风险管理所需的法律体系及市场调控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制的独立性差，风险管理受外界因素干扰较多；风险管理制度缺乏系统性和操作性；风险管理队伍不强，特别缺乏精通风险管理理论和风险计量技术的专业人才等。

(二)风险管理监管的比较

西方银行业风险监督管理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政府监管机构对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监管。主要监管方式为美国为代表的以法规为准绳的规范化监管方式。整体上，对银行业监管更趋严密规范，监管内容更为全面；二是外部的社会监管。不仅依靠政府监管机构的力量，还充分调动行业自律组织及社会审计力量，形成多方监督格局；三是监管的国际合作方面。西方国家监管国际合作加强，经常组织会议对于银行业经营中的矛盾及问题加以协调解决，并共同制定一些适用于各方的准则以便遵照执行。

相对而言，我国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督和市场约束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外部监管仍旧比较薄弱，监管方式和手段不适应形式发展需要。监管责任没有落实到高级管理人员和岗位负责人，许多问题暴漏后才发现。信息披露还不规范、不完备，对于风险信息披露尤其不充分。市场对银行经营管理监督约束有待加强。

二、金融危机的成因以及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新世纪的金融危机，已经给全球的经济造成了重创。表面看来，次贷危机是由美国低收入者的房贷引发的。实质上，源于刺激经济的目标下，过度的信贷以及信用风险互换等衍生工具的滥用，终致危机恶化。而贯穿始终的无论是金融机构、监管者和个人都存在忽视风险管理的因素。次贷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主要有四点：过度证券化；信用评级机构推波助澜；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利率的增高；监管机构不力。

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特别是银行产生很大影响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房地产信贷风险压力加大

我国的房地产对银行贷款的依存度非常高，所有风险都放在银行身上。房地产“绑架’璋艮行，主要原因是房地产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存度过高，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自由资金非常薄弱，房地产开发主要依赖银行贷款，我国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银行资金占资金的比率在70％以上。造成这种银行被房地产“绑架”的格局，与银行风险意识薄弱有关。截止2008年8月我国银行业对房地产贷款的总规模为3．4万亿元，占同期银行贷款总额的近30％，在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的情况下，银行业丝毫觉察不到房地产贷款存在巨大风险

在我国众多房地产企业中，自有资金达到35％的企业不到20％，只能依靠外部融资满足项目资金的内在需要。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开发商的自有资金逐年下降。以上海为例，房地产企业自有资金2001年为18．84％，2002年为l7．53，2003年为16．94％。由于房价上涨，开发商获得高额回报，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开发商进入，导致更多的银行贷款进入房地产行业，从而给银行业带来更大风险。

(二)外汇市场的变化

自从次贷危机爆发后，外汇市场一天的波动就能达到2-3％。与此同时美元指数跌至l5年的最低点。与美元贬值相对的就是其他货币的升值。对我国而言，购买美国证券遭受重大损失，而且将显著增加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我国经济贸易依存度较高。200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5616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了57．7％，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国，以及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水平，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外市场对中国GDP贡献率为9％，为全球最高。200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为14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9％，为贸易规模的历史最大降幅，其中进口513．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出口904．5亿美元，同比下降17．5％。因此，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很大

三、金融危机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通过前面比较国内外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以及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归纳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应对策略有：

(一)完善风险预警机制

目前商业银行对于基层行的资产质量和风险状况控制力较为薄弱，一方面要依赖信息技术建立整个银行共享的风险信息沟通交流平台；另一方面要建立多层次的风险预警体系，既要关注整个宏观经济的变化，又要了解行业经济的波动；既要审慎对待地区风险，又要防范客户自身和授信产品存在的风险，实现五个层次的预警，及职能改革经济走势的预警、行业风险指数的预警、品种风险指数的预警、地区风险指数的预警和客户风险指数的预警。

(二)优化银行信贷资产结构，分散风险

面对宏观调控，银行业应主动适应，即使调整策略，在宏观调控中寻求发展机遇，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把鸡蛋分散在多个篮子中”，以分散风险。另外，商业银行应正确把握贷款投向，切实加大贷款封闭管理执行力度。以重点产品和优质客户为营销对象，实行差别化的产品准入、客户准入和区域准入策略，促进信贷结构的优化，强化风险控制力，进一步改善贷款质量，同时要强化大局观念，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三)坚持“谨慎经营”的原则进行金融创新

商业银行为适应国际金融业的发展，需进行多方面的金融创新。但是无法忽略金融创新带来的巨大风险。美国次贷危机中，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广泛的证券化分散了美国房地产融资市场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冲击力，造成了难以计量的损失。这更使我们认识到金融创新要合理，“审慎经营”。这提醒我们：把握好创新和风险控制的平衡关系，一方面创新是推动金融业发展的动力之源，不能因噎废食；另一方面一定要跟银行本身的风险控制和防范能力相匹配。在控制和管理风险的同时实现盈利和发展。

(四)完善并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

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是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要加强金融监管。监管机构之间及中央银行与财政部门之间进一步健全完善协调机制，重点加强对金融企业法人、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和考核。继续协助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关键是要建立和落实信贷责任制，有效控制新增不良贷款。防范化解处置不良资产带来的损失和可能产生的财政风险或通货膨胀。

参考文献：

[1] 杨绍平、杨宇：次贷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住房金融业务的启示[J].现代商业银行导论，2008（10）.

篇（6）

[中图分类号]F1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10-0038-04

[作者简介]李海红（1980-），女，黑龙江绥化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金融市场、投资学、公司金融。2008年9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房贷机构被政府接管，雷曼兄弟公司破产，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两大投资银行被收购重组，这场金融风暴引发了一轮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企业大量破产，银行倒闭，股市暴跌，市场和消费低迷，工资福利大幅下降，工人失业，经济发展停滞，社会财富大幅度缩水，全球的股票市场在短短半年的时间蒸发掉27万亿美元。这场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大、连锁效应之快，是前所未有的。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和发酵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一、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

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充满着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使得社会资本再生产所需要的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

1.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并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在经济危机到来时，一方面“过剩”的商品堆积如山，找不到销路；另一方面，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却买不起商品，过着贫困的生活。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只是相对劳动人民的购买力而言，这种相对的生产过剩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

2.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经济方面具体表现为这两个矛盾的激化，从而直接引发了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第二，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金融管理的失败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创造了资本的辉煌和神话，但是由于人性的贪婪和狂妄滥用资本法则和规律，肆意践踏和破坏人类社会的资信系统，破坏人类文明社会中复杂而且独有的信用平台，从而引发世界性金融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制度金融监管的失败。

马克思曾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资本论》第三卷）就是说，批发商业危机和货币信用危机导致金融危机。“在大量生产中，直接购买者除个别的产业资本家外，只能是大商人。在一定的界限内，尽管再生产过程产生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资本论》第二卷）此种情况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就给人们造成一个虚假繁荣的假象。而与此同时生产方面的不断扩大又是靠信用来实现。因此信用和产业资本本身一同在不断增大。

由于信用功能的增强使得资本家们可以不断从事远远超过他们资本能力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同时货币形式上的回流由于商业信用的增加，变得可以不受实际回流时间限制，从而加速资本的回流速度。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必然引起信用的扩大，而信用的不断膨胀又促进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所有这些变化都会让资本家们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形式，获取追加资本，用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同时，在经济不断发展的阶段，股票、债券这些虚拟资本股票、债券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所以，信用的繁荣和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信用的繁荣导致产业和商业的繁荣，产业的繁荣进一步加强商业的繁荣。但是，由于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批发商的实际资本回流非常缓慢，数量也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资本论》第三卷）实际上，信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它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实行新自由经济政策，加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盛行，即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刺激需求带动生产，从而使得企业摆脱经济危机，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得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大幅增加，致使国家的通货膨胀加剧；与此同时，资本家为寻求投资，获得剩余价值，会大量积累资本；这两股资本积累面对实际生产的相对过剩就开始转向资本运作，从而摆脱实体经济，以钱生钱，即生产的过剩开始由实体经济向金融方面转移。

美国为了进一步刺激资本的繁荣，放弃对金融资本的监管，以“新自由经济”政策为指导，利用科学技术推动GDP高增长、低通胀发展10年，从而使资本市场过度繁荣。迅猛扩大的虚拟经济使经济泡沫超速膨胀，2001年的网络泡沫破灭和9·11事件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使经济走出低谷，美联储从2001年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以大泡沫治疗小泡沫，使金融资产向房地产转移，直至次贷危机爆发，资金链断裂。截至2008年11月3日，世界五大投资银行不复存在，华尔街经营模式被彻底改写，美国14家银行倒闭，世界各国联合救市，向市场注入更大量的流动性资金，次贷危机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一场世界性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

二、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每隔4～10年就会爆发一次金融危机，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以往的金融危机都有相似之处。

1.监管不力致使信贷条件宽松。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经济“滞涨”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遭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强烈批评，此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到追捧。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私有化、减少管制”成为指导西方国家经济走向的主要方针。2001年以后，美国央行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使得房地产市场空前繁荣，而相应的贷款机构对未来市场预期一片乐观，预期未来市场会持续走高，并加大贷款力度，盲目扩大住房贷款业务。当然在市场繁荣时期，次级贷款也有很高的回报率，在满足优级及次优级抵押贷款的前提下，贷款机构也积极发放次级贷款。贷款机构不断降低贷款门坎，为了将次级抵押贷款出售给低收入者，不断创新次贷产品，降低贷款条件。实质上是贷款机构放松了风险监管，为日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随着后来利率的不断攀升，低收入阶层无法承受还款压力，从而导致大量违约。长期的低利率造成了市场流动性过剩，助长了经济的泡沫。

此外，正常的经济应该是实体经济和货币的相对平衡，而美国人消费观念超前，属于过度消费，无节制的消费甚至浪费，为资金链的断裂一次又一次地增加压力。同时，世界市场上的通胀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加速了国际资本的波动和流动，使得大量热钱没有任何防备地到处流动，并大量涌入房地产业，使得房价泡沫越来越大，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2.金融全球化加剧了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20世纪70年代，生产的国际化导致了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迅速增加，促使跨国银行在海外开设大量的分支机构，以满足跨国公司全球范围资本流动的需要，这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最原始的推动力量；同时，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也带动了各国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交换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促进了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产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许多拉美国家为了得到西方国家或者经济合作组织的援助来摆脱自身的债务危机，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为了更好地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新兴市场国家为了加快市场化的步伐，纷纷推动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例如，为了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各国不得不放松金融管制，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取消外汇管制，实施利率、汇率市场化等，这大大便利了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并降低了融资成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可以说，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内在地推动了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此外，现代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消除了金融交易在国际间进行的一系列技术障碍和限制，使各国金融市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越来越近，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流动几乎没有限制，为金融资本全球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质量，降低了其筹资成本，也推动了各国金融创新、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结构的调整与发展。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与金融危机的蔓延。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已经成为常态，这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最不利的影响。而且，一国经济和金融形势的不稳定通过资本流动的变动产生巨大的波及效应和放大效应，很容易通过日渐畅通的金融渠道迅速传递给所有关联国家。同时，金融资本全球化削弱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使汇率制度选择困难。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账户开放成为发展趋势，随着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一国将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之间的明显冲突，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引发金融动荡或者金融危机。另外，金融资本全球化加剧了一些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在金融资本全球化背景下，资金流动加快，流动性过剩日益突出，资产证券化趋势盲目扩张。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使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

三、金融危机冲击资本主义，带来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体制危机开始出现，重创美式资本主义

新自由资本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可有效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

新自由资本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主要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也日益突出：1.不平等日益扩大，这种不平等性不仅存在于能体现劳资关系的资本主义分配过程中，也存在于整个社会中；2.金融部门越来越专注于投机性和风险性活动；3.出现了一系列的大资产泡沫。这些方面在促进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为最终的体制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大卫·科茨，2009）也就是说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之上的资本主义体制虽然恢复了经济增长，但社会财富开始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同时由贫困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也会日益激化最后引发社会动荡。

因此，本轮金融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在今后10年里，新兴市场和中低收入的国家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调整和改革本国的经济政策方针，完善本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国内工业，不必特别注重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北欧模式、亚洲模式甚至新加坡模式等纷至沓来，将引发一场资本主义模式的新一轮竞争。

（二）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经济体制调整力度加大

金融危机带来经济的萧条，因此各国政府开始重新重视和审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从中吸取教训。如巴西利用政府扶植的开发银行把信贷迅速地引向某些部门，作为其在危机推动下实行的初步刺激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在国有银行领域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而西方各国都加强了政府在经济政策中的主导作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大规模的刺激消费和需求的政策，同时为了抑制经济的继续下滑，优先保护大公司和大企业。

以美国为例，美国作为金融危机的始发国家，大量的金融机构纷纷陷入困境，因此，在金融市场上，美国对大型金融机构紧急注资，购买大型银行的股票，同时财政部还公布新的金融救援计划，已修复金融体系，使信贷市场恢复信心。在消费品市场上，美国政府为了加强消费者的信心，刺激投资，实行了免费政策，通过对一定数量的家庭进行减税支持，从而把更多的财富让渡于民，促进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政府支出上，美国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出资鼓励消费者支出，降低贷款利率和再贴现率，尽最大努力改善经济的低迷，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

（三）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走向多极化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要求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法独立承担全球发展责任。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并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竞争，还涉及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竞争。而美国一向喜欢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美国不再被看作是政策或意识形态的唯一标准。

例如，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最初是在拉美制订并实施的。至于产业政策，30多年来西方在这一领域中所贡献的创新思维甚少。实践中很多的成功模式源于新兴市场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在国际组织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的声音与思想的主导地位日益下降。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一直是国际金融机构资金的重要提供国——的声音与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

所有这一切表明了发展议程方面的一项明显的转变。这曾经一贯是在发达国家产生的、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实施——实际上往往是强加于后者的一项议程。美国、欧洲和日本将继续充当经济资源与思想的重要来源，但是，新兴市场正在进入这一领域，并将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国在用于发展的资源和有关如何利用这些资源的最佳实践方面，都不仅将成为捐赠国，而且将成为受益者。尽管世界上的很多穷人都生活在其境内，但这些国家就经济、政治和知识而言，已经在全球舞台上获得了新的尊重。事实上，发展从来就不是富人恩赐给穷人的某种东西，而是由穷人自己实现的。西方大国看来最终正在觉醒，认识到这一真理，因为这场金融危机对他们来说还根本没有结束。（《外交》，2011（3/4））

（四）资本主义开始步入资本过剩时代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初的经济危机是由于生产过剩引起的。因为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的积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资本家为降低生产成本，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利润，他们在使用相对剩余价值榨取手段时，为提高生产效率，缩短自身的个别必要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生产力的进步，从而导致社会上的商品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得到增加，而由于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必然导致商品销售市场的相对缩小，即导致了生产过剩。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实质是由资本过剩带来的。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生产和消费，造成市场上的虚假繁荣；另一方面在政策的带动下实体经济发展迅速，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因此总是向利润率高的领域流动，因此这些实体经济可以引来大量的资本投资，这些投资者目的就是“以钱赚钱”。由于大量资本被投入到实体经济中，造成生产过剩，商品大量积压，不能及时收回资本，从而银行资金出现短缺，掀起挤兑风潮，先引发金融危机，资本家从银行贷款越来越难，只好低价出售产品，甚至销毁产品，普遍的经济危机就到来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缓慢地对传统实体经济的投资会由于风险的扩大和利润的缩小作用减少，使得过剩资本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进入资本过剩时代。

[参考文献]

[1] 张小荣，赵绪民.从金融危机看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J].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1）.

[2] 程恩富，杨斌.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影响[J].红旗文稿， 2010（11）.

[3] 沈娟，何泽荣.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视角[J].金融发展研究， 2009（12）.

篇（7）

关键词：国际储备 外汇储备 金融危机 新兴市场

国际储备（International Reserve，IR）是指各国中央政府为了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和保持汇率稳定而持有的国际间可以接受的一切资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的国际储备包括黄金、外汇储备、特别提款权、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普通提款权），其中，外汇储备构成国际储备的主体。国际储备是一个国家确保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关键决定因素，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当面对易变的国际资本流动开放时，充足的国际储备显得尤为重要。

新兴市场的国际储备模式选择

（一）分析指标的选取

鉴于国际储备的重要性，一国需要拥有充足的国际储备，但是其规模应该控制在适度的范围。根据传统的国际储备理论，持有储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平衡经常账户下交易对外汇的供需。因此，传统经验法则认为一国拥有的适度国际储备数量应该是相当于3个月的进口。

20世纪90年代金融全球化时代开始后，由于经验显示持有大量国际储备的国家在抵御金融危机时比储备较少的国家要做得好，因此，传统的经验法则受到质疑。人们越来越坚信，在确定适当的国际储备数量时，应该考虑到资本账户，对于正在逐渐开放资本账户的新兴市场而言，应该持有更多的国际储备。其理由是，如果新兴市场国际储备的持有数量超过短期债务会减少其在国际金融风暴期间的危机深度。实际上，这就是格林斯潘等人提出的使用未到期的短期债务作为衡量充足储备的标准。此外，IMF的研究也建议：当一个国家在资本市场有可观的不稳定的资产时，国际储备的持有相当于短期债务是一个适当的出发点。但这只是一个起点。国家可能需要持有超过这一起点的储备量，这取决于多种因素：宏观经济基本面、汇率制度、个人风险管理和金融部门的监督质量、外债的规模和货币组成。

根据国际储备理论的发展，本文选取目前常用的衡量国际储备适度规模的三项指标对新兴市场的国际储备模式进行考察。这三项指标包括国际储备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IR/GDP）、国际储备与进口的比率（IR/ M)、国际储备对短期外债的比率（IR/ST）。三项指标中，IR/GDP的比率可以很好地反映国际储备的增长情况。R/M比率则因为其传统性在分析中使用得极为普遍，并且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可供参考的适度值，即以40%为衡量国际储备的适度线。IR/ST比率则反映了一国对即期债务的清偿能力。根据国际经验，这一比例不能低于100%。

（二）数据分析

本文选取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南非、土耳其十个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美国、英国、德国三个发达经济作为样本进行三项指标的计算分析。

1.IR/GDP的比率。表1的结果显示，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储备增长异常迅速，其平均IR/GDP的比率从1990年的5.39%增长到2007年的23.34%。2008年，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IR/GDP比率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在平均19.65%的水平。实际上，新兴市场国家这种国际储备大量增长的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20世纪90年代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增长趋势与发达经济的选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过去20 年，发达经济的国际储备水平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日本、韩国除外），基本稳定地维持在GDP5%以下的水平。

2.IR/M的比率。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国际储备数量的持续增长当然与贸易的增长有关，但是其增长的数量比例却从1990年平均相当于3-4个月的进口增长为2007年相当于将近全年的进口（根据表2的数据计算可得，主要新兴市场IR/M平均比率达到99.96%），其中金砖四国和阿根廷的国际储备已远远大于全年的进口。显然，根据特里芬提出的40%的适度线，新兴市场的国际储备超出了必要的防范数量。即使随着发展变化，适度线或许应该有所提高，但是以目前新兴市场的平均IR/M比率而言，也应该属于对国际储备的过量囤积。

与此同时，发达经济的这一比率却没有发生变化，维持在不多于3个月的进口。

3.IR/ST的比率。随着20世纪90年代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储备理论在考虑国际储备的适度规模时开始考虑短期外债，同时IMF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虽然IMF数据库仅提供自2003年以来的部分短期外债数据，但表3的计算结果已经充分显示出主要新兴市场国家IR/ST比率的迅速增长，说明各国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金融危机后，几乎都采纳了IMF的建议，国际储备的持有数量成倍地超过了短期外债数量。主要新兴市场国家IR/ST的平均比例从2003年的223.6%持续上升，到2009年上半年该比例已经达到453.82%。

通过对以上三项指标的分析显示，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储备数量在为进口提供支付保障和清偿短期外债方面都绰绰有余。三项指标都说明，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储备已经超出了适度范围，也就是说，包括我国在内的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在过去至少20年间选择了大量囤积国际储备的模式。

金融危机下新兴市场国际储备模式的变动

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几乎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都采取了增加国家储备的方式来缓和对金融不稳定性接触的大量增加，表现最明显的就是直接受到危机冲击的几个新兴市场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见图1）。所以将国际储备用于防范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各国的一个优先考虑。基于此，各国在遇到危机时就应该动用国际储备来进行调节。

在2007年的金融危机中，新兴市场国家对国际储备的使用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种方式是大量减持国际储备。这类国家大部分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大量减持国际储备。大量减持国际储备的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印度、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等，这些国家都至少减少了10%的外汇储备（见表4）。但是2009年第一季度部分国家又开始恢复储备数量，虽然还没有达到危机前的水平。采取该种方式的国家的特点是具有大量初级产品出口，特别是石油出口；或者具有中等金融开放水平和大量的短期债务比例（见图2）。

第二种方式是保持国际储备规模基本稳定。例如，目前巴西的国际储备几乎与一年前相同，南非的国际储备基本保持不变，而我国的国际储备则一直保持增长的态势。

采取不同国际储备变动方式的原因分析

（一）大量减持国际储备的原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家选择了大量增加国际储备的持有，这种国际储备的囤积可以被看作是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为了对冲金融一体化的风险而进行的自我保险。实际上，预防措施或者自我保险正是国际储备的主要作用之一，Aizenman and Woo （2005）提供了一些系统的证据表明自我保险的动机已被作为一个主要的囤积国际储备的驱动力。

虽然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对从金融一体化获得的收益存有疑问，但是更深入的金融一体化是快速贸易一体化不可避免的结果。而现实已经证明，金融一体化趋势的副产品就是越来越多的金融不稳定风险。大量囤积的国际储备可以使新兴市场在面对金融一体化增长的金融暴露风险时做出快速的调整，避免在危机中受到过度的冲击。

在2007年危机发生后，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选择了大量减持国际储备，这正验证了在危机的第一阶段这些国家把国际储备作为其调节储备，同时也说明了储备所提供的自我保险的重要性。大量减持国际储备的国家的特点是具有大量初级产品出口，特别是石油出口；或者具有中等金融开放水平和大量的短期债务比例。当金融危机发生时，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主要依赖于初级产品的出口，那么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大幅下滑会使这类国家经常账户下对外汇的需求难以平衡，因此就有必要动用国际储备。同时当发生流动危机时，大量囤积的国际储备作为一项预防措施，也可以为国内当局提供硬通货以支付必要的开支，以及当该国无法在国际上贷款和国内税收能力迅速缩减的时候，为大量短期债务提供后盾。

（二）保持国际储备稳定的原因

二分之一的新兴市场国家之所以在金融危机下保持国际储备的基本稳定，其原因可能是多重的。本文对三个主要动机进行分析：

1.提升国家信用和经济实力。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保持国际储备基本稳定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着“浮动恐惧”。如果新兴市场是债务国，那么会恐惧本币贬值浮动，因为这些国家的对外债务将因本币贬值而加重，进而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巨大冲击。如果新兴市场是债权国，那么会恐惧本币升值浮动，因为这些国家的对外债权将因本币升值而贬值，从而使债权企业和金融机构蒙受重大损失。在“浮动恐惧”的驱使下，新兴市场国家愿意大量囤积国际储备。但与“浮动恐惧”相比较，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更加恐惧国际储备减少会传递国家信贷可靠性衰退的信号。

一般认为，国际储备的增加是对外经贸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可以提升国家的信用水平和经济实力。同时，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本国货币不具备世界货币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凭借储备资产的多寡来判断所拥有的国际购买力。这种外力的作用会刺激政府为提升国家实力和形象而努力，即使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也要促成国际储备的基本稳定甚至增加，其目的是避免国家信贷可靠性受到怀疑，并充分显示本国的实力。

这种“保持信心”的国际储备管理理念似乎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继传统的应付汇率波动、应付国际收支赤字等管理目标之后的新的重要国际储备管理原则之一。

2.综合考虑下的谨慎使用。在全球流动危机和衰退的深度以及持续时间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具有较低的储蓄率和较小的财政扩张空间的商品出口国，例如一些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可能不愿动用其外汇储备。如果它们的贸易条件出现长期疲软，政策制定者也可能宁愿通过汇率贬值进行所需要的大部分调整，以便能够将储备留给更加不景气的年份使用。事实上，这种调整方式与俄罗斯在危机早期阶段愿意花费四分之一强的国际储量来减轻汇率相对贬值的调整方式相比较是更加审慎的调整路径。

因此，在危机不确定性仍较大的情况下，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将预期的全球经济未来走向、国内的调整能力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纳入到综合考虑之中，在危机发生后宁愿采取审慎的方式管理国际储备。比如，如果一个国家只是部分地与全球金融体系一体化，那么就会更少地接触资本外逃和去杠杆化，于是可能会动用国际储备进行调节。例如，印度与全球金融体系一体化的程度较低，而印度政府由于巨大和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已经没有财政调整的余地，因此，印度用大规模的储备减少以及卢比贬值来调整危机。相反，我国与全球金融体系一体化的程度要高于印度，而且我国国内的调整能力相对较大，因此我国采取了不同的调整方式，国际储备基本保持稳定甚至还在继续增加。

3.重商主义动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囤积国际储备也存在一种重商主义的动机。根据重商主义的解释，囤积国际储备是出口促进政策的副产品。为了提高出口竞争力，国家通过囤积国际储备干预汇率从而促进出口。这种解释虽然吸引人，但是存有争议。而且，目前实证研究还无法验证囤积国际储备的强有力的重商主义经济作用。

在危机中，如果其他国家采取大量减持国际储备的方式进行调节，那么按照重商主义动机的说法，保持国际储备稳定或者有所增加的国家此时本币就会相对贬值，在世界市场就会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目前，我国政府如何调整和管理外汇储备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关注的问题。事实上，我国的国际储备规模在危机中几乎未受到影响，甚至还在持续增加。

各国重商主义动机的调整如果做得过度，其风险是会诱使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策略用以防止。首先使用重商主义动机进行国际储备囤积的国家获得任何的竞争优势，这将导致竞争力的贬值和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从而进一步动摇全球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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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存在于券商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为证券经销商向投资者推销证券或金融产品，但并不充分说明风险，只是一味的描述收益，使投资者在没有掌握有关风险的充分信息的前提下投资购买。国际上轰动一时的麦道夫金融诈骗案，就是麦道夫利用投资者不了解投资项目的缺点，以连续几年的虚假盈利报告诱使投资者大量买入其基金，使不断加入的投资者的资金成为之前投资者的赢利，受害人不乏如汇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欧洲最大的对冲基金ManGroup等知名投资者。如果说中小投资者损失是由于不了解宏观经济状况或缺乏判断力，那么这些金融巨头的损失只能说明他们根本不清楚麦道夫的“基金”究竟在投资什么，承担什么样的风险，即麦道夫根本没有告之。若不是金融危机使得投资者要求提现，这个基于信息不对称的骗局还将会持续下去。此外，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大量次级房贷债券，及相关衍生产品的投资者也是在没有被充分告之风险的前提下购买，导致损失惨重。

我国的证券市场也面临着这方面的威胁。一方面庄家利用掌握的相关关键信息恶意炒作，套牢中小投资者。另一方面，中国股市的上市公司，特别是A股市场的公司，不仅没有利用有限的信息披露机制，来降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以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反而利用股民不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难以辨别公司年度报告真假这一缺陷，做假账来欺骗投资者。相比A股市场，新生的创业板面临更大的风险。由于进入创业板本身的限制相比于上市而言要小，如上市公司上市前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而创业板的企业在进入创业板前净资产不少于2000万元，适合中小企业筹资，但投资者获得信息的渠道相比上市公司而言更加困难，因此难免一些公司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散播虚假的信息，吸引投资者的资金。对此，我国的证券市场应该加强信息披露机制。我国证监会已经于2007年通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但是在实践当中“有法不依”依然存在，如上市公司向部分投资者私下散播信息，使其借机拉抬股价或抢先出货等。因此管理机构应依法进一步强化对于信息披露工作的监督，严格规范券商的行为。对于创业板，监督机构应当严格审查进入创业板的企业的财务情况，对于保荐人的资质也要严加审核，杜绝“创业板”中诸如企业串通保荐人利用信息不对称牟利的欺诈行为。此外，作为投资者，也应当不断学习金融知识，在进行投资之前积极主动去了解所购产品，避免盲目投资和从众心理。

二、金融创新者与金融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另一个信息不对称就是金融创新者与金融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或者说是金融监管者对金融创新的不了解。这使得金融监管者很难根据已有的掌握的信息，有效的管理市场，进而造成意料之外的风险。具体地说，金融危机中拥有大量房贷资产的，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把一些信贷产品证券化后，再进行一定的结构组合后卖出，这属于金融创新的范畴。这些结构性产品在经过各种捆绑和放大组合之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透明度，离最初的信贷产品越来越远，管理机构在对这种很复杂的信贷产品进行评级和资格审核的时候，已经很难根据最初的产品统计数据，全面掌握基础信贷的情况，这必然会导致缺乏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些金融产品当中加大系统性风险的不利因素在被忽略的情况下，就会被导入到原本平稳的市场当中。

我国虽然现在的衍生产品还没有像发达国家一样，但是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出，由于金融创新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潜在的危险也在逐渐显现出来。我国最近的创新，例如融资融券，根据推出的目的来看，确实能够起到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并且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流动性压力，特别是在萧条的时期。但是如果监管机构疏于对创新的管理，由于融资融券相比一般的股票交易不确定性更大，并且有资金放大的功能，一些人利用内部消息进行投资，很容易造成证券市场更大的波动，加大系统性风险。因此，监管机构要加强对于融资融券人的资格的审查，特别是对保证金和信用额度的问题等都要有严格的规定。我国的金融监管人员要及时了解新的金融创新，丰富知识储备，认真审核金融创新的项目，并对金融创新进行严格的管理。特别是在一项金融创新推向市场之后，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跟踪和调查，并对金融创新的优劣进行评估，以便对金融创新进行适当的修正与调整，避免市场因为创新的透明度低或者创新偏离原本的效用而使证券市场遭受不必要的系统性风险。

三、政府与证券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除了监管者，投资者等传统金融市场主体外，政府与证券市场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即政府在宏观调控时没有了解证券市场的运行情况，造成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之间的不正常相互影响。在金融危机的初期，由于对证券市场自愈能力的盲目信任，美国政府没有充分了解证券市场潜在危险的信息，一味强调自由化，竞争化，对于危机的扩散听之任之。希望凭借证券市场本身的调节能力恢复，不会波及宏观经济的运行，因而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以至于将危机扩大，进而波及全世界。事实已经证明，这次金融危机是因为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造成的，是不可能依靠市场自己恢复的，需要外力的介入来恢复正常的市场秩序。如果美国政府在经济危机的征兆刚刚表现的初期，就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管制，虽然不能完全消除经济危机，但至少可以减小经济危机的威力和波及的范围。美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不得力，以致金融危机范围扩展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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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金融危机时代国有企业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很多国有企业并没有认识到薪酬管理改革的必要性，仍是沿用以往的薪酬管理制度。尽管有一些企业对其进行了改革，但是也只是外表的变化而已，没有对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根本进行转变，导致改革并没有取得良好成效。

（一）薪酬计量方法陈旧

我国国有企业对于企业员工薪酬的计量过于老旧，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化企业发展对于员工薪酬计量的需求。我国的国有企业对于企业员工薪酬管理工作的开展，一般情况下都是依据企业员工所担任的岗位，企业员工的任职年限还有企业员工的学历背景等等，将企业所拥有的员工进行等级的划分，不同等级有着相应的薪资发放标准。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要求，企业员工薪资的发放必须要与企业员工的工作成效相联系。但是进行实际调查发现，我国国有企业没有将企业员工薪资的发放与绩效考核相融合，即便是有些国有企业能够进行绩效考核，考核也只是趋于形式，没有将考核具有的意义全面的发挥出来，对于薪酬制度改革也没有任何帮助[1]。

（二）薪酬管理困难重重

我国的很多国有企业在薪酬管理方面不能够具有独立性，会受到上级单位或者是相关政府部门的限制，导致很多具体的方案国有企业没有权利进行落实，最终产生的不良结果就是国有企业的薪酬管理工作与市场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的国有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也存在的一定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考核制度，却能够将企业员工分成优质和劣质两个等级，并且“优质”员工本身有一定的自我优越性，对被视为了“劣质”的员工进行排挤等，这样对于国有企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薪酬管理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导致薪酬管理工作不能够良好的、全面的落实，国有企业员工存在不公平的待遇，这样也就使得企业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员工本身具有的综合素质也会降低，这样长此以往国有企业很有可能面临着倒闭的危机。可以说该原因也是导致我国国有企业在很多市场竞争中失败的原因，因为企业没有很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激励机制缺乏

国有企业受以往薪酬管理制度的影响，对于工资的发放并不是依据工作人员的工作成效，而是根据工作人员的资历辈分，按劳分配不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全面的展现。国有企业必须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给予企业员工更多的晋升机会，同时也使得员工能够存在危机意识。在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如果员工工作态度积极，并且为企业的发展做出了众多的贡献，那么企业员工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物质奖励和晋升机会。当然如果企业员工工作态度消极，对于自身的工作不能够投入太多的经济，并且工作成绩十分差，那么就必须要对企业员工做出相应的物质惩罚，甚至可以对其所处的岗位进行降级。如果企业不能够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那么必定会使得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存在一定的缺陷，会对企业发展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

国有企业管理由企业管理人员一人独揽大权，导致管理工作不能够具体化、全面化，同样对于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管理也是如此。对于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力度不强，同样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需要对上级管理部门做出相应的承诺，确保企业生产经营能够完成预期的计划，责任和权力明确的落实。但是在企业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因为对于企业的管理力度很差，导致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承担的责任不能明确，一旦企业生产经营不能够达到相应的标准，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屡见不鲜，责任对于企业管理人员没有太多的限制，及时不能够完成计划，高层管理人员也不会承担相应的风险。

二、促进后金融危机时代国企薪酬管理改革策略

（一）提高薪酬激励作用的认知

相应的科学数据调查研究发现，良好的激励制度能够将企业运用具有的潜力充分的激发出来，所以，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那么，就必须要建立和健全企业的激励制度。薪酬激励是一种具有良好成效的激励方式，对于调动企业员工工作热情有着积极的影响。薪酬激励的中心点是激励二字，使得企业管理人员能够更好的对其进行控制，而且激励机制的成效也是能够对其进行衡量的，如果国有企业能够将激励机制的意义全面的发挥出来，那么，必定会使得企业与员工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薪酬激励也渐渐成为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对于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有着积极的印象概念股。企业工作人员得到薪资报酬，不仅企业对于企业工作人员劳动结果的肯定，同时也是企业工作人员未来薪资报酬的预想，保证其在以后的工作中也能够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心血。

（二）重点建设与薪酬分配紧密联系的绩效考核体系

薪资报酬的发放，激励机制工作的开展必然离不开相应的绩效考核工作，所以，国有企业必须要根据企业工作岗位的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科学的、规范的绩效考核体系，从而为激励机制工作的开展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企业员工的绩效考核数据是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各项工作开展的重要基础，对于增强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水平的提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国的国有企业必须要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不仅仅需要重视绩效考核体系的建立，还要保证考核工作确切落实，并且对员工及时的兑现绩效考核成果应当赋予的奖励和惩罚，保证考核体系建设并不是形同虚设，具有实际意义[2]。

（三）科学设计各种类型人员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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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10-0058-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10.16

所谓信用评级，是指由专门从事信用评级的机构或部门，根据客观公正的原则，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类经济组织和金融工具履行各类经济承诺能力及可信任程度进行综合评价，并用特定的符号揭示其信用度的一种评价活动。换言之，就是信用评级机构根据其所设定的指标或标准来预测债务人能否按时、足额偿还债务本息的能力和意愿。其作用是改善信息披露，揭示信用风险，帮助投资者提高投资效率和监管机构提高监管效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对结构化金融产品的风险误判，对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信用风险的低估以及对危机发展蔓延的推波助澜作用，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备受责难和诟病。为此，欧美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信用评级机构实施了更加严格的监管。同时，国际各主要信用评级机构业对评级方法作了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而我国信用评级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在信用评级市场还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与市场影响力。因此，如何正确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下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充分借鉴国际信用评级行业改革经验，以加快推进信用评级体系建设与发展，对正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我国信用评级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全球金融危机下国际信用评级行业暴露的主要问题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数以百万计的被给予很高安全等级的金融产品转瞬之间一文不值。在大规模金融证券化过程中，信用评级机构不但没有及时揭示该类产品存在着巨大风险，反而在危机爆发后不负责任地大幅度下调这类产品的信用评级，造成市场恐慌气氛，加剧市场波动，对次贷危机的发生和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信用评级行业暴露的固有缺陷引起了世界各国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与关注。

（一）评估方法和评估模型存在缺陷

金融危机以来，由于投资级以上的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表现相对稳定，理论界普遍认为信用评级机构在债券市场上的信用评级方法比较有效，但是在结构化金融产品领域，其评估方法却受到了质疑。一是没有足够长时间的数据去评估目标资产池的绩效表现，也没有合适的方法去构建违约相关关系模型，信用评级机构错误地使用传统的评估债券方法去评估结构化产品，有欠仔细考虑，最终损害了自己的信誉。二是在证券化产品和金融组织评级时，信用评级机构自身必须依靠信用评分机构的信用得分，去测算目标抵押品池和贷款组合背后的借款人的信用品质。而这些信用得分又有赖于债务人自己的陈述，这些陈述大都被证明不可靠。三是偏好借款人的“硬信息”，忽视“软信息”的补充作用，导致借款人类别在统计方法上难以严格区分，信用评级机构违约模型的输入数据质量下降。四是由于市场上结构金融分析师紧缺，信用评级机构很难招募到足够的专业人才，导致其风险评估分析能力下降[1]。

（二）利益冲突和“评级购买”（ratings shopping）缺陷

信用评级最初是由投资者付费，但自1975 年美国首先采用NRSROs 认可制度后，评级结果有了官方权威性，其收费模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向受评对象收取评级费用成为信用评级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发行人付费模式导致了信用评级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信用评级机构为作为买方的投资者提供关于金融产品的风险参考，可是其却从该产品的卖方处获得报酬。从评级机构和受评对象之间不适当的友好亲密关系，到“评级购买”现象，再到信用评级机构越来越多地参与结构性金融产品的开发创新活动，信用评级机构的角色迅速异化，导致其评级结果的客观性、独立性和公正性受到严重侵蚀[2]。

（三）规则引入导致市场参与者过度信赖问题

1975 年，美国证券会（SEC）了对银行和证券销售商的净资产要求，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国家认可统计评估组织（NRSROs）的评估，并将 NRSROs 的评级作为监管的依据。此后，这种类似的规定被广泛地引入各国监管法律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指南，成为自动触发各种交易合约的“自动扳机”。监管政策的扶持造成了市场对信用评级的过度需求和对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降低了银行、机构投资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对信用风险的自我评估能力。而这种市场依赖反过来导致了“悬崖效应”。在此次金融危机期间，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下调正是通过这种“悬崖效应”放大政策效应，造成系统性紊乱。与此同时，由于各种管理规定的明确要求或鼓励暗示，大多数市场参与者按照同样的模式行动，也造成了市场上的“羊群效应”。

（四）评级结果缺乏多样性

评级结果多样性的缺乏，主要表现在给定时点信用等级的无差别性和信用等级调整的同步性上。发行人在不同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结果往往高度一致，即使有差别也不会超过一个小等级。这一方面反映了当前信用评级行业评估方法的大同小异，市场结构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评级机构在主观上不愿“特立独行”。因为分析师必须对自己评级结果的可靠性以及与其它评级结果的偏离给出合理解释，否则将面临来自发行人的质疑和压力。

二、欧美国家及国际主要评级机构的改革措施

此次金融危机使人们更为清醒地认识到，信用评级在金融体系的健康与稳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信用评级的定价功能，对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形成重要影响。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改革信用评级业，加强信用评级监管，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

（一）欧美国家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改革措施

针对国际信用评级行业暴露的固有缺陷，各国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政策措施（见表1）。主要包括：一是降低信用评级行业的进入门槛。要求对所有的评估机构公开证券发行人的信息，通过信用评级机构的主动评级增强信用评级的多样性。二是减少对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依赖。清除了法规对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引用，增强资产支持证券（ABS）发行的透明度。三是增加信用评级机构的责任义务。取消“专家责任”豁免，增加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责任和义务，不断改善信用评级机构的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四是加强对信用评级的监督管理。修订了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制度，成立专门的日常监管机构，增加信用评级机构评级方法、评级结果表现等方面信息的披露。

（二）国际主要评级机构对银行信用评级方法的改进措施

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及其对金融稳定的重要性，决定了它所接受的外部援助的程度，以及它对所遭遇的风险因素的塑造程度。因此，银行的信用评估需要考虑外部支持的程度，衡量系统性风险的程度和解决银行业绩的内在波动性。

近年来，针对银行信用风险评估的这种特殊性，三大国际机构对其银行信用评级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见表2）。一是引进新的分析方法。穆迪引进了共同违约分析法（JDA），更加系统地分析了银行可获得的外部援助，它采用单独评级作为起点，然后依次评估来自母公司、合作集团、地区政府和国家政府四类担保人的支持，并相应调整独立评级，获得银行的总体评级。二是提高总体评级的透明度。惠誉单独5分制的支持评级，用来表述从国家或者机构所有者获得外部援助的可能性和幅度。将其9分制的单独评级改为与总体评级完全一致的19分制，使财务能力评估更加精细，外部援助的益处更加清晰。三是强调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标准普尔以银行业国家风险评估（BICRA）为基础确定每个银行的基本风险评估（Anchor Profiles）。首先，评估一个给定国家的行业和经济金融风险，并将结果合并为银行业国家风险评估。然后，获取被评银行总部所在国家的BICRA分数的行业风险构成和该银行业务运营的所有国家的BICRA经济金融风险分数的加权平均，将这两项合并就生成了该银行的基本风险评估。最后，根据被评银行的特有优势和弱势，从基本风险评估映射图得出该银行自身的单独风险评估。四是重视盈利波动对银行资本金的影响。标准普尔改变了对银行层面的分析，对银行的盈利分析集中在风险调整业绩和使用留存收益提高银行资本金水平的能力上[3]。

三、现阶段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信用评级自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起步以来，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已逐步形成了以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等规模较大的评级机构为主体，涵盖金融机构、企业、个人和项目等多领域、多层次及多元化的信用评级组织与业务架构。但是，目前我国信用评级行业整体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在信用评级市场还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与市场影响力。从评级机构来看，普遍规模较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等少数规模较大的评级机构注册资本也只有 1 亿元左右，净资产大多在几千万元。从评级产品来看，主要以短期融资券等债券产品为主，其他评级产品还不成熟，资产证券化评级和金融企业评级尚未有效开展。信用评级业发展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一）国家对信用评级业发展的整体规划与法制缺失

2011年12月，国务院虽明确了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信用评级行业的主管部门，但是至今尚未形成从全局角度来规划中国信用评级行业的整体方案与组织架构，来有效统筹协调整个信用评级业的发展与管理监督工作。同时，在信用评级管理法律建设方面，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监督管理委会等部门对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规章制度也是各行其是，各管各事，亟待统一规范。

（二）评级市场被外资机构主导危及我国金融安全

2006年以来，美国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利用我国在信用评级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长驱直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在很短的时间里，通过收购中资评级公司的方式，控制了我国2/3以上的评级市场，导致我国正在丧失对本国资本市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更为严重的是，美国评级机构已深入至国家经济技术安全的领域，在我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参与包括政府、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军工背景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的评级，进而掌握我国国家发展规划、各种重大商业机密和军事科技状况，我国经济和技术信息甚至一些国防技术信息对外暴露无遗，这将严重危及我国国家整体竞争力和发展战略的实施，进而威胁到国家安全。

（三）信用评级机构定位与运作方法仿照美国模式弊端重重

目前，我国评级机构的定位与美国一样，是依靠市场调节的竞争主体，而且评级准入门槛低，评级机构众多，在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这种竞争机制使信用级别买卖公开化。在运作方式上，也是实行向受评对象收费的评级收费模式，把评级机构与受评对象利益结合起来，增加了评级风险。由于企业通过要求评级机构预评级来逆向选择，促使各评级机构之间不得已展开了给予高级别的竞争。在这样的机制下，评级机构没有太多的动力通过提高评级技术来准确揭示风险，而是集中在为争夺市场竞相掩盖风险上。而且当评级机构遇到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根本难以保证其以公共利益为重。而信用评级作为金融市场的风险预警机制和重要的金融监管工具，如果无法客观反映风险，将影响政府对金融风险判断的准确性，进而削弱国家通过金融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四、借鉴国际经验推进我国信用评级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鉴于我国信用评级业发展现状与问题，我国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即通过信用评级机构模式、信用评级管理模式的创新和信用评级标准建设的创新，最终建立能够有效揭示信用风险的信用评级体制和机制。

（一）尽快完善国家信用评级发展规划与立法，强化信用评级机构公共责任

事实证明，信用评级体系建设不仅事关国家金融体系的健康与稳定发展，而且对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构成重要影响。为此，我国政府应从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确保国家金融与公共利益安全的高度，切实分析研究信用评级业的发展规律，对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作出整体与长期规划，建立健全组织管理体系。同时，加快制定行业法律法规，对信用评级业的市场准入标准、机构组织原则、人员素质、技术能力、评级行为规范等作出系统全面的界定，为加强和规范信用评级业科学管理奠定法制基础。

为确保评级机构忠实履行公共责任，在建设制度时要着力解决好评级竞争和盈利模式的问题。在这方面可借鉴国外的一些评级监管法规的做法，如建立完善的评级行为指引，引入双评级制度、评级信息的定期披露和加强评级监管等。同时，还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有所创新，如在收费模式上既反映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又强调政府在收费方面的管理职能，可由政府组织召开听证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价格标准，并由政府代收评级费用等，以便使评级机构的收入来源更为独立、更有保障。又如还可采取由国家召集各评级机构研讨评级技术等方式，建立一种鼓励在各评级机构间展开评级技术竞争的机制，督促其不断改进评级标准等。

（二）大力发展自主品牌的权威评级机构，有效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信用评级业是事关国家金融的特殊行业，其对外开放必须在不损害国家和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尽管国外评级机构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技术交流，学习借鉴的作用，对于提升我国评级机构的技术水平有所帮助，但如果国外的评级机构占据了本国评级市场的大多数份额，将使我国丧失评级话语权、资本市场的定价权，从而阻碍我国金融发展战略的顺利实现。为此，我国必须拥有自主品牌的权威评级机构，从而有效识别本国的信用风险，并代表本国参与国际评级话语权的竞争。

不仅如此，评级行业还是全面掌握国家信用风险信息的行业，自主品牌评级机构应是不受任何外国势力影响的机构，因为任何与外国评级机构的合资和合作，都有可能使关系国家安全的信息外泄。为此，我国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鼓励本国评级机构加快发展，使之成为评级市场的主力军，以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和金融。

（三）健全信用评级运作机制，规范评级市场监督管理

1.完善信用评级行业准入制度。随着市场对信用评级需求的不断增加，信用评级的对象、目的日益多元化，这就要求建立健全信用评级行业准入制度，为各类信用评级机构设定相应的行业范围、业务范围，从而形成一个多层次的信用评级体系，满足各种市场主体不同层次的信用评级需要。建议将现有评级机构划分为两个层级，其中第一层级由两家本土自主品牌机构承担国家全部特许评级业务，通过政府授予的“双评级”资格，对每一个项目进行双评级，掌握国内评级市场话语权，并作为国际性评级机构，参加制定全球统一的评级管理规则和国际评级标准，在国际资本市场对世界金融组织、各国政府、跨国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的信用状况进行评级；第二层级由若干家本土与合资机构组成，合资机构只允许对不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和项目开展信用评级。

2.大力发展社会信用评分机构。信用评级结果能否准确揭示风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用评级机构掌握的信息资料是否真实可靠。而这些除了被评对象主动提供的“硬信息”，还包括各类信用评分机构给出的“软信息”，否则很难确保信用评级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中，正是由于信用评分机构提供的信用评分不能真实反映借款人的真实风险类型，导致了信用评级机构的违约风险模型失灵。目前，中国人民银行虽建立了覆盖全国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系统，但是由于体制、机制限制，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只提供信用报告供被动查询，未开展主动的企业和个人信用评级，已有征信系统数据未能充分挖掘使用并对急需数据的有关各方开放。建议对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实施体制和机制创新，吸收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参股，建立具有准公共性质的社会信用评级机构，实行总中心、省、地三级经营，利用企业征信数据对全国及地方重要企业开展主动评级，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4]。

3.创新信用评级经营模式与质量监督惩戒机制。为防止发行人付费模式产生的利益冲突，从源头切断评级与受评对象之间的利益交易，建议专门设立“信用评级清算平台”和“发行人托管基金”，由监管机构根据一定规则为证券发行人指定评级机构，并改革评级的计费依据，根据评级是否能够真实反映相关证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收费。同时健全违约率事后监督机制，对于评级质量进行监管。

4.充分保障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加强政府对信用评级行业的管理，绝不是让政府越俎代庖，直接干涉评级机构的评级实践。因此，要处理好评级监管与评级机构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的评级业务上，必须坚持确保评级机构的独立性。评级机构只有具备独立、客观的立场，既避免来自受评主体和投资人的不当干扰，也免于政府对具体评级结果的直接干预，才能专注于对信用风险的充分揭示，起到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Pragyan Deb， Mark Manning， Gareth Murphy. Adrian

Penalver and Aron Toth；Whither the credit ratings industry[J].Financial Stability Paper，2011（2）.

[2]孙秀娟.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定位及其国际监管改革研究[J].时代法学，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