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含义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宏观调控的含义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1 信赖保护的含义和宏观调控中信赖保护的意义

（一）信赖保护的含义

信赖保护是社会秩序得以建立基石，也是社会稳定得以维系的纽带。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之中，无论是平等主体之间、抑或是不平等主体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信赖，因此，在法律上，信赖（利益）保护的适用空间十分广阔，它不仅仅是构建私法体系的重要理论支撑，也是构筑公法体系不可或缺的一大原则。

1.私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利益）保护问题最初是作为私法问题被提出的，它主要根源于对交易安全保护的必要性。民法层面上，通过保证信赖目的的实现从而保护交易安全并提高交易效率。时至今日，信赖利益保护的私法研究已臻完善，并被各国立法或司法所确认。私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是统摄对信赖进行保护的所有法律制度的一个原则，它的基本内涵可以表述为：如果行为人在交易中对他人的身份、资格、行为、证书等种种形式的表象（信赖基础）表现出信赖，并依据这一信赖进行了相应的投资（信赖处分）并造成其法律地位的改变（损害），法律就应当对这种信赖进行保护，以保护交易安全。

2.公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

公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与私法上的不同，它的基本内涵可以简要概述为：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不得随意更改，因为特殊原因必须更改的，要给予对行政行为合理信赖而安排生活或者处置其财产的行政相对人一定的行政补偿。该原则最初起源于二战后的德国，主要是为了解决行政行为能否自由撤销的问题.行为机关作为拥有强大公权力的强势主体，其行为的随意撤销会给公民的权利带来巨大的影响，如果任由其自由撤销，对公民权利的威胁不言而喻。由此，在权利觉醒与权力限制的大背景下，信赖保护原则慢慢的被更多的国家纳入立法，成为一项行政法原则。

2 基于信赖保护的宏观调控权控制的方法

对宏观调控权进行控制，需赋予受控主体信赖保护权，构建信赖利益保护追责机制。可以探寻按照时间顺序从三个方面对信赖利益进行保护，即事前控制、事中保护、事后救济。

㈠事前控制

事前指向的时间段为政府意图改变原先业已的宏观调控政策或信息之前。通过多重方式预防宏观调控权的相机抉择性，加强宏观调控的可置信性。

1.保障宏观调控的真实性。

政府对其的宏观调控政策或措施必须依照规定的程序谨慎地作出，并保证其真实性、确定性、执行性。可以通过建立专家讨论组等方式，在作出调控行动之前充分论证调控措施的科学性、有效性、可执行性，以此来加强宏观调控措施的真实确定性，降低其变动概率。在论证后对于不按实际情况、不能实际解决经济问题、缺乏真实性可执行性的调控措施，应当果断弃之，转而研究真正有效的调控措施进行调控。

2、合理期间保护

宏观调控政策或措施时而面临灵活多变的相机抉择境地，从而使受控主体基于对原有调控政策的信赖无所适从，因此在一个调控政策出台时，应当有合理期间对基于此信赖的受控主体进行保护。即调控主体应当在调控政策措施中明示或默示出一定合理的政策实行期间，于此期间内，政府不得变动相关宏观调控政策，此期间内的受控主体信赖利益得到绝对的保护。

㈡事中保护

事中指向的时间段为调控主体变更调控政策措施之后对受控主体的延续保护。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具有显著的相机抉择性，调控政策朝令夕改为经济调控必须，因此在调控政策、措施更改之后，应当对受控主体进行先前调控政策的延续性保护，可采过渡期保护理念。

在宏观政策变动之后，鉴于经济法上的特殊性，受控主体往往不能立刻改变其依先前的调控政策所做出的经济行为，而是需要一段时间调整自己的经济计划，改变原先已作出的经济行为。因此，在调控政策发生变更的情况下，为了切实保护调控受体的信赖利益，较为可行的办法，应当是设置一定的过度措施――即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中，承认旧法中的某些条款可以在一定期限内继续适用；或仅对旧法中的某些条款予以微小调整，于一定期间届满后，再转而采用新法的相关规定[1]。

㈢事后救济

在宏观调控权的频繁变动无法得到预防，同时宏观调控行为变动后也无法保障受控主体的信赖利益权，致使受控主体因此遭受损失时，应当考虑对其进行事后救济。所谓事后，指向时间段为调控措施变更后，无法进行事中保护致使受控主体仍旧受到损害时，即穷尽事前控制与事中保护后受控主体仍旧遭受利益损失，应当对其进行事后的救济。

1.存续保护

存续保护又称为完全的信赖保护，是指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稳定人民所信任的法的状态，维持原来的信赖基础[2]。即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下，对于某些受控主体基于旧宏观调控政策或措施所获得的利益在实践中允许其继续存在或者说其继续存在不影响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时，应当允许此受控主体继续保持原有的法律状态。

2.财产保护

财产保护是指在调控主体变更调控政策或措施后，受控主体遭受损失，而存续保护对此无法进行适用时，则应当对其进行财产上的信赖利益补偿。通过财产保护，能够增加宏观调控政策失信的经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策稳定性，提高政策执行效率。而对于补偿的标准以及程序，应当进行一定探讨和设定。

3 结语

宏观调控作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政府干预手段，调控目的能否达到取决于受控主体对调控信息的信任程度，当宏观调控相机抉择、朝令夕改，受控主体在进行权衡利弊时，变动频繁的条款政策无法得到受控主体的信任，其当然地选择不遵从宏观调控信号，致使宏观调控目的无法实现，社会经济效率大大降低。由此，对宏观调控权的控制须予以重视。通过建立一条信赖保护的法律制度新路径可以看到，其在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灵活性的同时对宏观调控权予以一定控制，提供了因此信赖而受损的保障救济机制，是全方位控制宏观调控权、实现社会公平并促进调控目的实现的新型宏观调控法制构建进路，以期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制度借鉴。国家法制化进程非一蹴而就，需要一点一滴的改进，而对宏观调控权的控制和完善，从信赖保护构建开始。

参考文献

[1]税收调控中信赖保护的方法.朱一飞.

篇（2）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要尽可能让学生充分阅读教材内容，理解教材的深刻内涵，对难以理解的观点，可走进电子阅览室上网查阅。通过广泛搜集、阅读感悟和合作探究，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1.通过课件交流实现广泛阅读，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

作为教师，要让学生懂得阅读对理解知识的重要性，对自己终身发展的重要性，要让学生在阅读中感悟，这样才能使学生积极、自觉地参与到自主阅读中去，提高学生的阅读感悟能力。

在“加强宏观调控”的教学过程中，提前一周把学生分成3组：第一组研究学习有关“加强宏观调控”的概念和含义；第二组研究学习有关“加强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手段；第三组研究学习有关“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学生通过走进图书馆、上网搜索、搜集报刊等方式查找资料，进行广泛而具有一定深度的阅读，并通过小组合作与探究，整理阅读成果，制作成PPT课件。上课时，每个小组把自己的学习成果展示给大家。这样不但拓展了学生的知识视野，而且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涨，课堂表现欲很强，学习效果极佳。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建立知识网络，用PPT课件进行直观展示，对知识点的理解到位，而且知识点的展示一目了然，便于其他学生进行补充或质疑。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课件进行任务学习效果较好，提升了学生的政治素养和综合能力。

2.发挥网络平台功能，培养学生实践应用能力

在“加强宏观调控”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宏观调控手段的具体行为表现。解决问题是产生学习兴趣的动因，教师要采取有效方式诱发动因。如可以让学生通过QQ群或微博等网络平台与同学或教师交流，讨论“加强宏观调控”的具体行为表现，学生在这些平台里畅所欲言，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事例论证“加强宏观调控”具体行为表现，并提出自己的观点。通过交流，培养了学生的分析能力，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拓宽了学生的思路，从而有助于学生思维品质和分析能力的提升。

巧用漫画突破教学难关

“加强宏观调控”是一个社会热点话题，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时常听到这一关键词，如在新闻播报中，国家提出对房价进行宏观调控，对粮食价格、燃油价格、信贷问题等进行宏观调控。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对知识的理解及接受能力，采用PPT课件展示漫画图片，可激发学生灵感，揭示问题本质，突破教学难点。

篇（3）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01

宏观调控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改革而出现的一种国家经济行为，宏观调控法也是随着宏观调控这种行为而应运而生的。宏观调控法是经济法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经济法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部门法律。宏观调控法制约着宏观调控的行为，宏观调控的行为是受宏观调控法制约和规范的。宏观调控法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行为的一种重要的规范，为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调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现代国家经济方面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受市场因素、政府因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有着其自身的理论前提和实施方法，文章就这两方面来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前提

（一）市场方面。市场是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各种资源按照市场价格信号反映的供求比例流向最有利的部门和地区；企业是资源配置的利益主体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各项资源要素的最佳组合。其次市场是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间接管理的中介、手段和直接作用对象。除此之外，市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直接导向作用。但是市场也存在着其自身的局限性，市场具有盲目性、滞后性和自发性，需要国家运用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的不足，这就为宏观调控法提供了一定的市场理论前提。市场的自发性会导致市场的效率低下以及市场资源的严重浪费，市场的盲目性和之后性，导致市场经济的信息不畅通，造成市场经济的不平衡。因而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就是建立在市场在某些时候失灵的基础之上的，反过来讲，市场失灵就是宏观调控法的一个方面的理论前提。国家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直接调节市场商品供求总量及其结构的平衡关系，通过市场发出信号，间接引导和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向，从而实现对社会经济活动全面、有效的控制。。

（二）政府方面。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市场局限性的不足，来调整因市场调节不力而造成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现象，但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并不是面面俱到，也不能够完全做到万无一失。近几年来，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政府所制定出的宏观调控政策，有时候却起不到缓解市场调节弊端的情况，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加剧市场调节的局限性，起到一定的反作用。这就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在有些时候，并不一定就可以完全避免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完全弥补市场调节的弊端情况。这种现象说明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政策并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奏效，国家的干预政策并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果的。所以，很有必要把宏观调控纳入到法律的范围之内，让国家的宏观调控行为走上法律的正确轨道，同时发挥更大的积极地作用。制定出宏观调控法，使得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变得有法可依，避免了许多的偏差和错误。这是宏观调控法的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它与政府实行的宏观调控行为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宏观调控法作为一种法律，它是依托于一定的社会真实情况的，并不是凭空捏造的，是客观存在的一部经济法之一。

二、宏观调控法实施的方法

（一）宏观调控实施的最主要的主体就是政府。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法的这一过程当中不仅要履行政府的经济职能，同时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做到义务和权利的结合与统一。政府的这种行为就是法律上所要求的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宏观调控法是基于各种理论前提上存在的一部经济法之一，政府在履行宏观调控法的过程当中不仅要享有一定的权利，同时也要承担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情况的责任，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遵循宏观调控法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切不可盲目地、过度地实施宏观调控。这样，国家才能够在法律的基础之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二）宏观调控法实施的另一种方法就是注重公平的原则。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法的过程当中不能够损害宏观调控主体的切身利益，要注重公平，从法律的角度出发，来保护宏观调控被控主体的直接利益和合法权利。同时这也是经济法的要求。这样才能够促进宏观调控法的顺利进行。才能够实现宏观调控的主体和宏观调控的被控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平衡，来进一步促进现代国家经济的发展。

三、结语

文章从两个方面来研究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前提和方法分析，分别探究了宏观调控法的市场因素、政府因素以及法律因素，还有从权利与义务等方面探究宏观调控法实施的方法，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宏观调控作为现代国家市场经济的一种重要的职能，引起了各个国家的重视和研究。如何更好更有效地实行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现代国家市场经济改革中的一项重要的举措。宏观调控在近几年来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市场经济中研究的一项重要的课题，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国家实施宏观调控需要法律来逐步规范，这就产生了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在理论方面有一定的理论前提，为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服务，同时，宏观调控法也是现代国家在法律方面探讨的重要的课题。时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市场经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宏观调控法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从而来更好地为现代国家的市场经济来服务。

参考文献：

[1]张建伟.变法模式与政治稳定性――中国经验及其法律经济学含义[A]＼＼冯玉军，主编.中国法经济学应用研究[C]，法律出版社，2006，14（重庆大学法学院・靳文辉）.

[2]杨紫煊，等.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调控法的议案[A]＼＼杨紫煊，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二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

[3]桑本谦.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与秩序[A]＼＼冯玉军，主编.中国法经济学应用研究[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70.

篇（4）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 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б婧妥市抛纯鼍涣嫉闹魈澹捎谒谴嬖谘现氐牡赖路缦蘸凸蟮募喽匠杀荆鹑诨钩鲇谧陨砦冉「囊螅滞辉赣肫浞⑸璐形孕纬梢衅毡榈摹跋Т被颉吧鞔毕窒螅醣艺叨哉饫嘀魈宓耐蹲室找膊幻飨？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 ，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 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 ，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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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财政政策的功能

（一）稳健财政政策要配合宏观调控，不给经济带来扩张性影响。如，针对2003年以来我国部分行业出现的投资过热，中央银行采取了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等一系列手段控制银行信贷的过快增长，迄今为止，宏观调控已取得明显效果，但是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并不稳固。为巩固宏观调控的基础，稳健财政政策，应适当控制和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和财政赤字的规模，避免给经济带来扩张性效应。同时，曾在通货紧缩背景下充当宏观调控主角的财政政策，将让位于货币政策，在这一轮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风险的宏观调控中甘当配角。

（二）稳健财政政策要突出其结构调整功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相比，一般是总量控制不同，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宏观调控政策要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因此，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既包括总量控制又包括结构调整。如，2005年我国财政政策的调整，一方面要体现总量适度调整；另一方面又要引导产业结构优化，既要防止经济总体过热，又要切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稳健财政政策这种结构调整功能，一般可通过合理的税制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实现。

（三）稳健财政政策意味着要抓住财政收入增长加快的有利时机，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加大农业税减免力度。我国政府2008年已经积极酝酿和推行税制改革、完善操作方案以及积极推进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比如，在全国停征农业税，并在部分地区加快进度；在保证出口退税正常需要、确保“不欠新账”之外，还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历年遗留的出口退税欠款的“老账”问题等。今后一段时间还要加大增值税转型、农业税减免力度，逐步进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开征消费税等税制改革项目。

三、对稳健财政政策的建议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财政政策目标和现阶段国情，现阶段我国稳健的财政政策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加强财政政策的市场调控作用。市场失灵是现代政府存在的经济动因和政府经济作用的边界，但它没有要求政府必然进行直接的生产经营管理。所以，笔者认为，政府的财政政策应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市场与政府的相互关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市场调控、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结构转型，以促进国内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二）稳定物价。当前，我国结构型通货膨胀的形势已十分严峻。今年2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较上年同期上涨8.7%，创12年新高——今年1月份严重雪灾导致的商品短缺加剧了物价上涨。而2007年紧缩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似乎并不显著。为了实现物价稳定的基本目标，政府可以运用财政收支的办法来紧缩缺口或消除通货膨胀缺口。当经济中出现通货膨胀缺口时，用减少政府支出或者增加税收的方法，可以使通货膨胀缺口得到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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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作用和意义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打破以往的政府为经济活动中心、以计划命令为主要手段的经济模式，将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将经济规律作为市场运营的基本准则。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应当由直接的管理，转变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计划、确立市场运行规则、向市场主体提供引导和服务、促进市场健康发育，积极维护市场秩序等宏观的、间接的管理方式，这样，经济的宏观调控与法制建设就成为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法制是经济的产物；但同样的，我们也不可以忽视法制建设带来的巨大的反作用，法制建设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引导作用、促进作用、保障作用和制约作用。

（一）法制建设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其相对应的市场经济模式一样，有其自身的随机性和复杂性，如何使其能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适时、合理并行之有效，是充分发挥法制的引导作用的重要意义所在。目前，我国法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指引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使宏观调控经济过程中的各种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政府立法程序，将实践中调控经济所需的具体手段，上升为法律、政策和规范，为调控主体设定行为模式和权义界限，将其调控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第二、调控主体通过法的规范，引导市场经济主体在遵循市场经济体制自身要求的同时，也遵循一套统一而普遍适用的规则，避免或抑制各经济主体随意发展、大量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某些经济领域发展失控或呈现危机，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

（二）法制建设对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法制建设对宏观调控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法律的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反映市场经济规律，从而合理的确认政府职能以及随着经济发展的情况，政府职能相应的调整和转变，以促使它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服务，正确理顺并处理好政治关系、社会管理关系和经济关系等，既调动了调控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使市场经济进一步按照法律所确认的原则，深入发展，稳定发展，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扫除障碍和创造条件。

（三）法制建设对宏观经济的保障作用。法律以其特有的属性——国家强制性和规范性，在保障宏观调控经济顺利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保障具体表现在，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和规范性，确认和维护宏观调控主体的权利模式和行为模式，引导调控主体的活动，预防、打击、制裁经济活动中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保障并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秩序，平等地对待和处理好各种经济纠纷，保障各方主体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得到实现。建立和维护必要的法律秩序、法律环境，为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各个领域和环节提供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标准和规范，为制裁和处理市场经济运行中产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准则，从而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秩序保障和环境保障。

（四）法制建设对宏观经济的制约作用。通过法律的规范，在引导、促进和保障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制约宏观调控过程中的强制性、盲目性和任意性等消极因素和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波动性等倾向，这种制约作用是法律本身的功能，也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宏观调控经济对法律的需求。

二、宏观调控与法制建设相结合，是我市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我市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增长,有赖于科学合理且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加以保障.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本身不是灵丹妙药，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市场经济过程中存在的所有问题，而法制的本身可以合理的补充宏观调控经济上的不足，为宏观调控提供正确的引导和有效的保障，因此，宏观调控与法的功能紧密结合，是更好的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明显提升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

（一）法制建设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现实性。第一，法制建设对市场经济的特殊功能只有在宏观调控中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因为宏观调控是指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是指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服务、引导和必要的干预，而法律则是实现间接管理、必要干预的最佳手段。第二，法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强制性的属性，它能有效地满足宏观调控的需要。因为宏观调控的对象是总需求与总供给，是市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产业结构与公平分配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只有通过法才能调整、适应，引导和保障。

（二）宏观调控与法制结合的重要意义。传统的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把法律手段仅仅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观念已经逐渐远离经济发展的舞台，法制的作用越来越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凸现出来，因此，树立法制建设是宏观调控的依据、准则和保障的正确思想，全面认识宏观调控与法制建设的内在联系也就因此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如何合理的将法制建设与宏观调控有机的结合起来。第一，充分认识到法制建设对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要改变过去那种把三种手段，即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并重的观念，因为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既要法律来确认、规定，也要法律来调整与保障，还要法律来解决使用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时所出现的矛盾、纠纷和具体问题。第二，我市的宏观调控既要借鉴外省市的经验与教训，更要从我市实际出发，并赋予它新的含义，即市政府经济管理部门通过对我市基本经济总量的调节，控制、组织市场经济的运行，引导经济的发展

三、我市存在的问题

（一）宏观调控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理顺，法制建设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法制工作的领域不宽，没有渗透到社会、经济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去，法治政府的理念有待深入人心，“管理就是权力，管理就是审批”的观念转变还不到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行政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依然存在，在行政管理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责任权力、权利义务不对等，甚至违法设置行政管理权或被管理者的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

（二）服务型政府建设尚未到位。政务公开不全面，法定应公开的信息尚未完全公示，行政决策、行政决定及其程序和依据没有公开；电子政务的发展滞后，有的网页内容单薄、更新缓慢、功能单一； 行政许可事项及相关管理事项的集中办理、联审会办实现难度较大；应当统一在政务大厅受理、回复的事项存在“两头受理”、“两头回复”的现象；不依法、不按程序履行职责，行政管理工作制度不健全、不落实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服务效能有待提高。

（三）宏观调控职能与经济发展有脱节，法制工作受功利因素干扰。由于权力本位、利益本位的驱动，加之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职能交叉，以及法制工作的机制不够健全等客观因素，在宏观调控经济过程中，权力掣肘，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现象时常出现。

（四）对宏观调控行为的监督不完善。宏观调控主体内部监督制约制度尚未严格贯彻执行到位，而已开展的监督范围偏重在行政处罚，对行政许可、收费等执法的监督相对薄弱，部门法制机构监督工作难以开展，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手段，监督的效能未能充分、有效地发挥。

四、解决上述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积极理顺宏观调控行政管理体制。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各种宏观调控关系，克服职责交叉、相互掣肘、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现象，在各项工作中牢固树立依法办事的法治观念，坚持以人为本、以法为准、依法行政。将各种宏观调控方式和手段聚集起来，发挥综合效能；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培育、发展各类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将政府经济职能还给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除法律法规明确必须由行政机关实施的以外，逐步将资质认定审查、行业信息披露等行业管理职能转移给行业组织，发挥其行业管理与行业自律的作用。

（二）建设服务型政府。第一，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事项外，凡是依法应当公开的政务信息，以及其他可以公开的行政决策、决定、政策等政务信息，都要通过能够为社会广为知晓的方式和渠道向社会公众公示，对于公众依法有权查询的政务信息，要创造便利、快捷的查询办法、渠道或条件。第二，完善决策机制。一是按照市政府要求规范决策程序，制订和完善决策程序和部门内部决策程序规定，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第三，加速管理转型。注重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类资源，优化改善投资环境，积极探索和运用行政指导、行政规划、动态管理等多种间接管理、市场化手段，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推行事后监管为主的行政管理方式，促进宏观调控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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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篇（8）

一、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内涵

“宏观调控”又称“宏观经济调控”，最初使用于经济管理语境，我国宏观调控结合了宏观调节与控制两个含义，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逐渐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管理的主要形式。

由经济领域产生出来的含义及其相关形式能否自然地移植到社会领域，以形成“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含义及其形式?基于理论与实际的分析，同时类比于宏观经济调控，我们尝试性地给出一个描述式定义：所谓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系指社会管理主体以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目的，为预防和控制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因素出现而采取的一系列的社会、行政、经济、法律、道义等相机管理行为。

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外延

从理论上看，社会发展的内容随着社会发展内涵的演变而演变，有时代性；同时也由于理论的不同，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当前社会发展宏观调控范围，是从管理工作层面和解决社会问题层面进行划分的。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按照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生存、发展和安全是三个递进的层面。每个层面按照社会管理工作的需要又包含若干社会领域的行业。生存层面上，是为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外部环境条件以及特殊人群基本保障的领域和部门，包括人口与计划生育、卫生、民政、社会保障、就业、环境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发展层面上，是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支持、人力保障以及提高生活质量的领域和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文物）、体育；安全层面上，是为维护基本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领域和部门，包括公安、司法、检察等。

从实践上看，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范围也即调控客体主要包括：

人口与计划生育。人口是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成败，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与人口质量，始终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和可持续发展重大战略的重大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

医疗卫生。从国际管理经验看，在医疗方面，公共政策的重点是关注基本医疗体制建设，公共卫生方面的重点则是疾病预防控制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民政和社区。家庭与社会和国家之间，最重要的联系环节是“社区”，社区建设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近年来，社区建设经历了一个人们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一般重视到高度重视、从点到面全面铺开的过程。

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由政府实施的公共福利事业，基本内容是保障居民的生存权。国际经验表明，通过实施社会保障，可以缩小社会成员贫富差距，防止社会成员陷入贫困，构筑社会公共安全网。

就业。妥善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环境保护。近代工业革命使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人类活动正在改变地球的生态系统，环境问题也逐渐从地区性问题发展成波及世界各国的全球性问题。

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保护。社会中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等脆弱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与生活状态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各级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的责任，需要通过社会发展领域各行业的发展规划，落实对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推进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教育。教育是培育人力资源的基本手段，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体系、教育规模和教育水平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根据国外经济学家的测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2--33%。

文化。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可以创造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增强吸引力、形成凝聚力，事关立国之本、治国之道、兴国之路。依据功能定位，文化领域可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体育。包括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体育不仅有利于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体育产业也正日渐成为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竞技体育还是一个国家总体实力的象征。

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社会发展的第三层面是维持基本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包括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社会稳定机制的建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范同或者外延不是静态的认定。当社会发展实践表明，一些原本并不重要或被人忽视的领域日益成为重要的或必须加以调控的领域时，宏观调控部门应将其纳入到调控范围内。动态地跟踪和掌控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并适时加以必要的调控，本身也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题中应有之意。

三、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体系

（一）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

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之所以在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中居于重要的位置，是由其所具备的功能所决定的。主要体现为：

它是各项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行动纲领－－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活动十分广泛，每个社会活动领域都有自身的管理问题。要把分散的各个具体的社会管理行动统一协调起来，必须上升到战略规划层面，这就使得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必然具有社会管理行动纲领的功能。

它是采取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措施的重要依据－－各项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手段措施如社会计划、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等的提出和实施都是为了稳定社会，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所有这些手段措施提出的依据，可能多种多样，但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是其十分重要的依据。只有通过周密的战略部署，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手段措施才能有条不紊、各司其职。

它是政府社会管理行动的公开宣言－－当今世界，当人们越来越重视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和关心社会发展问题的时候，通过制定一项周密的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可以起到面向大众和国际国内展示社会发展成就，表明政府推进社会发展的意图和政策，鼓励社会各界从事并参与社会发展活动的积极作用。

随着人们对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强化，定期制定并执行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将会成为整个国家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

按照管理理论，构成发展战略的基本要素有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阶段、战略布局和战略措施等六个要素：

1.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通常体现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协调和适应、把社会活动的社会效益发挥放在第一位。上世纪90年代原国家计委社会发展司曾经组织草拟了《1996－2010年全国社会发展纲要》（未正式），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即坚持以提高民族素质为中心，坚持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进，坚持以深化改革和开放促进社会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逐步增加对社会发展的投入。

2.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一般应包括：主要社会活动的重要目标、上述所选目标的定量、战略总目标与战略分目标的关系。

3.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战略重点的选择标准包括发展过程中遇到重大障碍的环节、发展带动作用明显的领域和全国关注的社会活动等。方法上一般对社会活动各个行业做出序列划分，然后确定重点，但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择，没有不变的重点或永恒的标准。

4.社会发展的战略阶段

战略考虑的是较长时期的发展问题，因此要有时间上的考虑与安排。社会发展只有经过分阶段的设想及安排，才能保证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分阶段的意义，就在于它实际上就是发展战略的落实和实施过程。根据我国国情，在15年内的全国社会发展纲要中实际上就有“九五”、“十五”、“十一五”三个计划时期。但在实际社会管理工作中，依据近细远粗的惯例，采取的是滚动式计划方法。

5.社会发展的战略布局

战略在空间上需要有规划布局安排。这一方面是因为空间布局是始终客观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国土辽阔而区域之间差异较大的大国。由于历史积淀下来的原因，客观上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如果没有不同空间发展的战略部署和安排，将会从根本上和在长期内扩大区域之间不同的发展差异，并引发深层次矛盾与冲突。

6.社会发展的战略措施

战略措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依据长期的战略设想而持之以恒的政策手段。在我国，实施长期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环境保护政策，既是社会政策的组成部分，更是国家战略的基本措施。短期的宏观调控因为要应付随时发生的问题而伺机调整变动，但是宏观调控所依循的基本措施，还是战略与规划所设定的基本之道、根本之策。

（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

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有效地运用以政府为主体的强有力的干预，将经济发展的成果及时、公正地转化为民众共享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实现以提高人类自身素质和生活质量为中心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艰巨任务。

目前根据社会发展实际管理经验，对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目标可有以下设定：

一是调控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通过必要的政策措施和合理分配国民收入用于社会发展的投入水平，保证各项社会事业以合理的速度和规模获得同步的发展。

二是调控社会事业各行业的发展，使之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不能超越经济承受能力，并且要成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要素和社会稳定的保障条件。

三是调控社会发展各行业之间的协调关系，使其增强内在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四是调控社会发展中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和合理布局，使社会的发展更为公平和公正。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中采取的手段主要包括：社会发展规划与计划、社会资金投入、社会立法、社会政策、社会预测与监测、社会劝告等，由此也即构成了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

1、社会发展规划与计划

社会发展规划与计划是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的具体延伸，作为手段的规划与计划着重关注的是社会计划及其管理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计划是逐步从经济计划中独立出来的，它一般以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为计划对象，这个特点决定了社会计划与经济计划有联系也有区别。

所谓社会计划体系，是指各种社会活动计划所形成的有机整体。这些社会活动计划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划分，但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计划划分是根据计划期限分成年度、中期与长期计划，以及根据管理行业分成人口、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计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视社会计划尤其是专项规划工作，相继制定了针对特定社会问题的若干计划。

目前我国社会计划管理的主要形式是选择、确定和落实社会计划指标，指标管理成为社会计划管理的主要内容。一般说来，社会计划指标分为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实物指标和价值指标、指令性指标和指导性指标、核算指标和考核指标等，由这些指标形成社会计划指标体系。

2、社会资金投入

所谓社会资金投入，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对社会活动的人力及物质投入和支付。从管理上讲，它分成社会事业经常性经费开支和社会事业基本建设投资两个方面。社会资金投入中的建设投入部分最终形成社会资产，即各种社会设施和设备。社会资金与资产的性质比较复杂，可以从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消费性与非消费性、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福利性与非福利性等多重属性来加以理解。

目前，如何建立积极、稳定、有效的资金筹集和保障机制，是社会事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产品与服务特性及其对筹资机制的要求，为社会事业筹资机制选择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以此为基础，我们要努力构造形成保障社会事业全面健康持续发展的筹资机制；形成使社会事业总体发展以及薄弱环节都能够获得又好又快发展机会的筹资机制；形成普遍性、大众性社会服务和特殊性、个性化社会服务均能获得发展的筹资机制；形成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自愿组织共同参与、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的筹资机制；形成政府政策措施到位、市场体系及功能完善的筹资机制；形成不同筹资渠道和方式有效分工与组合的筹资机制。

如何用好、用活来之不易的社会资金，也是重要的改革内容。过去仅仅将社会资金作为非生产性（纯消费）、纯公益性、纯福利性投入，存在片面性。根据国际经验，社会资金的使用完全可以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完全可以获得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的统一，因此要积极探索社会资金使用的创新机制。

3、社会立法

社会立法最初是指保护处于经济劣势状况下的群体生活安全所进行的社会安全立法，如救贫法、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工会法、工厂法等，主要着眼于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后逐步发展，将预防社会问题的立法也包括在社会立法范围内，如亲属法、婚姻法、优生保健法、环境卫生法、职业训练法、居民住宅条例及其它一切有关社会福利的法律法规都归入社会立法的范围。这实际上扩大了社会立法的范围，一般称之为广义的社会立法。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立法已经初具规模，对促进社会发展和保障社会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社会立法尚未形成完整体系，有些方面还不健全，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法律体系不健全，某些方面欠缺、甚至存在空白；某些方面的立法层次较低，影响了相关制度的建立和正常运行；某些法律的立法主旨比较陈旧，不仅影响了法律效力的发挥，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4、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的管理手段。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强调计划管理，尽管存在一定形式的政策管理，但其作用十分有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策管理日益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与计划管理手段相比，社会政策是政府对社会活动更加灵活的干预形式。

社会政策管理行为表现在：政府及其代行机构（政策主体）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通过设定一定的社会发展目标（政策目标），并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政策手段）来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所以说，政策主体、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构成了社会政策的三大要素。社会政策干预的对象是社会活动，它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对应，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现实中也存在着统一协调的基础。一方面，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最重要保证是两者主体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从具体目标来看，经济政策目标和社会政策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是为了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同时，两者的管理对象也存在一定的相互交叉现象，社会政策的干预会产生经济政策效果，经济政策的干预会产生社会政策的效果。在现实中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协调经济政策手段和经济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

5、社会监测与预测

社会监测是对近期社会发展过程中重大社会现象、突发社会事件、严重社会问题的跟踪与评价，并依据监测结论做出政策建议。社会监测为社会预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社会预测是指对未来社会现象、过程、事件的可能性的科学判断，即专门研究和分析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一旦发生变动时可能出现的行为和结果，并据以制定可供选择的各种应付方案。

社会预测不是主观臆测，而是以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为基础，因此，制定的应付方案一般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由于社会监测与预测彼此并不能严格区分，所以在实际的社会发展宏观调控行动中是相互重叠的。

社会监测与预测内容十分广泛，现时主要集中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问题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目前常用的社会监测与预测方法有外推法、类推法、单位分析法、综合分析法和交叉影响分析法等20几种。

社会监测与预测的过程包括，分析大量的信息；分析监测与预测对象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确定监测与预测工作涉及范围并选择相应的方法；应用一系列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并尽可能采用现代化统计手段和技术设备来研究社会现象，探寻社会发展过程的规律，以便监测与预测社会现象的发生，并做出相应对策。

6、社会规劝

社会规劝一般是指调控主体利用舆论媒体和各种影响关系，对调控对象进行游说、劝诫、训诫等等说服性活动。由于社会发展中利益多样化产生出来的意识多样性，使得以社会规劝方式进行调控越来越成为重要的调控方式和手段。

社会规劝在进行宏观调控中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社会规劝本质上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特别适合于对社会事件中的人群的管理。比起其他强迫性方法来，它可以从人的心理内部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第二，社会规劝体现的是对话及民主协商的精神，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管理主体通过开展对话和民主协商说服管理客体是常用的方式。第三，社会规劝也体现了在的过程中逐步凝练社会意识形成社会共识的目的。尤其当各个社会主体利益发生冲撞、各执一辞时，社会规劝可以发挥在基础上形成社会基本共识的作用。

（三）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体制

所谓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体制，是指社会调控主体根据一定的调控目标，确保调控任务的完成而采取的制度化措施的总称，包括确定的规章制度、行为规范以及设置的调控组织机构等等。体制的核心在决策和组织，从本质意义上说涉及两对重大关系的明确及其调整：

其一，社会调控主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社会调控主体按照调控职责分工而成决策、执行、咨询主体，按照调控层次而成中央与地方两个基本主体。实践表明，内部关系分工不清、职责不明、关系紧张，均会对社会调控效果产生消极影响。

篇（9）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篇（10）

Keywords: Land policy; macro economy; index system

中图分类号：F30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国家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概念理解

土地政策作为调控的一种工具，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系统的一个要素，所谓调控是指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土地政策具有的调节功能。这是因为单纯依靠市场配置，会导致市场失败，市场失败的原因包括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和信息不对称等[1]。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利用土地政策进行调节使之与市场配置相机协调，实现土地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平衡以及各类用地结构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土地政策具有的控制功能。土地资源是稀缺的，即土地供不应求，在此种情形下土地所有者就会形成垄断[2]，因此，国家必须对土地进行调控管理，以便合理配置各个部门的土地资源。

目前，明确提出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一个工具是首次，首先，土地作为国家重要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土地的供应与需求对经济的发展有显著影响，成为能够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另外，我国土地实行公有制，这在客观上使国家具备了调控的能力。

二、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

土地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是建立在一个理论框架或分析框架之内的：

生产要素理论

根据生产要素理论，对土地要素加以调节与控制，不仅会调节土地资源在各部门的分配与利用，并且会对生产或扩大再生产以及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作用[3]，而通过土地政策就可以实现对土地市场这一基本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的调控，进而影响经济发展中的各个方面，从而实现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参与。

地租理论

土地政策是土地收益分配的调节器，实质上通过地租理论来实现的，因为地租理论的核心是对土地与其他要素的收益分配及土地收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重新配置[3]，可以说，地租的作用，就在于保证平均利润率规律对经济的调节[4]，地租的合理分配也是有效调节资本在不同级差土地以及部门和产业之间的合理流动。但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常常会出现土地所有者拿的多了，用地者得不到平均利润，影响土地使用者的竞争力和积极性；或者是土地所有者拿少了，用地者有超额利润，就可能盲目投资、盲目扩张，这两种情况都是市场机制没有完全按照平均利润率规律调节的。所以，必须通过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来协调土地收益在国家、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之间合理分配。

3.公共利益理论

在一定意义上说，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国家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一种特殊公共产品，尽管市场竞争机制可使成本最小化与效益最大化，但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1]，土地市场的失灵主要表现在：一是土地的稀缺性，土地产权拥有者很容易垄断；二是土地利用造成的外部性；三是土地关系到粮食安全以及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为了克服和纠正市场失败，需要政府进行调控，而土地政策作为一种宏观调控手段，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社会福利。

丁伯根法则与蒙代尔法则

根据丁伯根法则，在政策手段选择时，应做到政策工具变量数必须不少于政策目标的变量数。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那么土地政策就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的组成部分，要实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目标，就需要有相应的土地政策工具。同时蒙代尔也指出，在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的影响实现中，只要了解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的相对效应就可以[3]，这样把每一种政策工具都用于其影响力最大的政策目标，同样可以用N个政策工具实现N个政策目标。这就是所谓的蒙代尔法则。所以，不论是丁伯根法则还是蒙代尔法则，都说明要实现相应数量的政策目标都需要有足够的政策工具。

三、做好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几个重点

1.改变以需求为导向的供地方式为供给引导需求，同时要重视土地的有效需求。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已经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我国土地资源配置一直以被动式供地，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管理中也造成了土地利用的粗放，土地市场秩序紊乱、土地利用效益的低下等等，政府应该更加注重从市场供应方式和市场结构调整入手，加强对土地供应的宏观管理，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调节土地供应总量、安排不同的土地用途来抑制或鼓励市场需求[5]，有效地引导投资、消费的方向和强度，实现经济运行调控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适当地控制土地供应总量、盘活闲置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等手段调控市场经济的发展，调节房地产开发的结构和房价。

2.加强土地储备制度在调控中的基础性作用

政府通过土地储备机构储备的实物土地，可以及时对市场做出反应，这样土地储备制度在调控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目前，由于国有土地缺乏明确的产权代表，造成增量土地出让主体的混乱。同时，存量划拨土地使用者可以通过补办出让手续进入市场流转以及土地隐形交易市场的存在，使得众多划拨土地使用者或其主管部门，也成为土地的供应者，等等这些造成了土地供给总量失控。所以，以储备的手段，实现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是土地储备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土地储备制度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①缺乏法律支撑。虽然我国各地已开展土地收购储备工作，但全国尚未制定和颁布专门的法律法规。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和颁布全国性的土地收购储备专门法律，明确城市土地储备机构的功能定位问题，将土地收购储备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保证政府依法行政。

②融资问题。土地收购储备过程实质是资金循环的过程，如果没有巨额资金的支持，土地收购储备就难以有效运作。目前，我国解决资金制约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土地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支持，这不仅不能满足需要，还有可能带来银行贷款的风险，所以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是必然选择。

③土地储备中心的性质应尽快明确。性质不同，决策方式肯定不同。如果属于盈利性质，就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收储哪些土地、储备多长时间、开发成何种用途以及开发程度、上市方式(是招标还是拍卖)等就全由预期带来的利益决定；如果属于非盈利性质、注重社会性，就要视政府的目标而行。

④土地收储的费用支付问题。现在都将其称为收购价格，事实上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所有用地行为都属于租赁，用地者使用土地即使有所付出也属于租金性质，因此收回用地者使用的土地肯定就不属于购买，自然不存在购买价格；收购价格在农地征用环节倒是存在的，但也存在农地农用价格和农地非农用价格的问题。同时，价格与权属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用地者拥有的权力大小决定着收储土地所付出的资金的多少。

⑤各级政府的收益分享及其实现形式。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已无争议，而且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谁能代表国家拥有是存在争议的，相应地，土地收益归谁享有也不明确，但像目前各地操作的那样完全归城市享有肯定不行。到底如何分享，采取何种形式，是税、是费还是租，应尽快明确并加以统一。3.正确界定政府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中的角色。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一般来说是政府，但是政府究竟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就要看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目前，参与宏观调控的政策主要有土地供应政策、地价政策和土地税收政策。在土地供应政策中，政府是一级土地市场的供应者，政府要做好的是，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通过对全国或本辖区内的土地资源的供应总量和结构的干预，对一定范围内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进行引导和调节。在这里政府代表的是国家来供应土地，是作为管理者的身份对经济的运行进行引导和调节。

其次是地价政策，政府通过对土地市场的价格水平进行管制和引导，影响土地的需求，达到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在该政策中政府依然充当是管理者的身份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政府根据土地市场中的价格信号适时地做出调控判断，或者对土地政策的执行与落实进行监督。当前的低地价政策不但表现在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就是市场配置较为充分的经营性用地价格也由于政府的干预而大多偏低。

另一个就是土地税收政策。这是为了进一步发挥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而在土地制度方面进一步完善的措施之一。在土地税收政策中，政府是政策制定者，也是政策执行的监督者。在以上调控经济的土地政策中，政府担当的角色不一样，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将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正确界定政府角色，遏制地方上随意的管理，增强政府的服务和监督功能，同时政府的角色应弥补市场的缺陷，达到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4.对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究竟如何，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使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效果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的评价。选取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包括国民经济的总量、结构比例、增长速度等大的指标。微观层面包括如土地年度供应总量、结构比例，主要是建设用地和耕地的比例。在选取以上两个层面的指标后，针对不同的经济区域，分别进行分析研究，建立数学模型定量化分析不同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与土地供应及投资强度之间的关系曲线，在此基础上，结合不同区域的特点，运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未来时间段内科学的土地投放指标，另外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运用数学方法进行分析时，不能完全建立在土地供应的绝对平衡的条件之下，这里必须考虑我国不同地区的特点、土地的基本国情、土地自然供给的刚性、土地用途管制以及土地利用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趋势等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参考文献：

[1]马昕 李泓泽等.管制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P2-P3

[2]况伟大.土地政策与房地产业发展[J].改革，2004，5(129)P31- 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