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会治理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新时代社会治理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平房区社区信息化建设现状

1.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加快，需求多样化，然而，智能化社区建设仍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困难：

（1）居民办事难：居民获取政府信息的渠道不多，尽管在政府网站可查询，但不会上网的人难以应对。办理手续繁琐，申请人要从窗口领取多种表格，提供相关材料，往返于各部门审批盖章，有时由于手续不全等原因不能一次性办好，费时费力。

（2）基层负担重。随着政府部分职能向社区转移，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任务逐渐增加。如社区每年采集大量信息，涉及民政、劳动、综治等十几个部门，而基本信息往往重复，导致成本高和工作效率低。

（3）管理有漏洞。涉民信息大多掌握在部门手中，而部门之间仍存在沟通不畅、共享少的问题。如社区救助中，就有隐性就业或人户分离人员利用信息不通的漏洞多头享受，而真正需要救助的居民却享受不到。

2.平房区社区信息化建设基本情况

平房区总面积93.8平方公里，20万人口，有25个社区，工作人员507人。2013年平房区以社区治理为突破口，转变政府服务理念，提出“一年打基础、二年见成效、三年成体系”的社区建设工作思路。“一年打基础”：主要针对社区建设基础弱、底子薄的现状，用一年时间消灭了百米以下薄弱社区，配齐配强了社区必备的基础条件。“二年见成效”：根据社区建设标准化要求，2013年以来落实了4处千米社区，铺设了万兆光纤环网，开发了民生服务应用系统，将62项民生事项下沉社区。开发了“乐活哈南”、“天大小事”的手机移动端程序，市民通过移动终端进行政务预约、反映意见诉求、表达心愿，实现与职能部门和社区的零距离沟通。“三年成体系”：2015年建成了以市民中心为统领、中心社区为骨干、普通社区为基础、民生大厅为依托的“四位一体”民生服务体系。市民中心规划会议、展览、交流、服务、体验、应急安置六大功能，中心社区服务于市民的普遍性需求，普通社区突出特色服务，民生大厅进行全面统筹并与市层级进行联通，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民生服务体系。

二、主要做法和成果

1.开发、建设社区信息化基础设施

（1）信息化云平台。平房区把智慧城市建设放在开展民生服务和解决民生诉求上，确立了以“一平台、两网、三库、N系统”的基本架构。“一平台”即全区统一的信息化应用云平台；“两网”即底层光纤环网和社会管理的基础网格；“三库”即人口信息库、法人信息库和空间地理信息库；“N系统”即在统一云平台基础上开发N个云应用系统。积极整合两个资源：一是整合信息资源。对视频共享系统的光纤网、汇聚、交换节点重新规划，基本覆盖全区党政机关、企业和社区；将实有人口库调整为房屋人、户籍人、居住人三级数据库；将1973家法人信息纳入数据库，完成法人库经纬度与空间地理信息库的关联。二是统一数据标准，规范了系统间的信息交换标准API接口，实现智慧城市数据和系统开发的标准化。

（2）乐活哈南移动端。“乐活哈南”是运用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手段搭建的社区服务云平台，市民通过手机，即可查找各类服务项目，推动了政府管理方式和社区治理模式由传统经验型向现代治理型转变。包括两方面：手机APP客户端和微信公众服务系统。分为四个版块：邻里圈：了解哈南新闻、身边小事，通过APP可以发起即时聊天和组织活动、讨论热点话题。物业服务：可获悉社区、物业的通知公告，第一时间反映水、电、环境等问题，实现快速解决。社区公共服务：一方面为群众提供便民类服务查询，快速了解各类信息及联系方式；另一方面实现居民办事网上预约，提前获知所办事项应具备的条件，完成一次性办结。乐活：以居住社区为核心，实现点外卖、叫维修等15分钟生活圈，让群众放心消费、快乐生活。

（3）“天大小事”项目。“天大小事”是依托云技术开发的民生诉求系统，初步实现百姓诉求流程规范化。当民意诉求通过手机端发送至系统时，该信息被同步推送到职能部门的手机端，监察部门、上级领导也同时收到，办事过程通过平台动态呈现，这种公开化透明化，有效破除了政务服务效率低下的顽疾，使过去权力向上集中的管理模式转变为资源向下汇聚的服务模式。

2.整合各方资源，重点推行“两分、两统，三定、四变”的改革措施，提升社区服务品质

（1）“两分”是对居委会与社区服务中心两个工作主体的重塑。社区内部除了选举产生的居委会外，还有大量公益岗位人员，他们隶属于不同部门，具有特定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机制，居委会对他们既无聘用权、又无考核权，为此平房区对社区工作机构和队伍进行整合，设立社区服务中心，由公益岗位人员组成，街道下派人员进行管理。

（2）“两统”是对居委会与社区服务中心资源全面统筹。一是统筹组织领导。服务中心主任由街道下派，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服务中心“大事”，副职由社区书记或居委会主任兼任，主持日常工作。二是统筹人事管理，将各部门下派人员合并为社区工作者，统一身份、统一管理、统一要求。

（3）“三定”是对社区责、权、利的明确和保障。一是明确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工作职责，居委会具体承担38项公共服务事项，社区服务中心承办62项民生审批服务事项，提供基本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二是明确社区服务中心岗位设置。确定1-2名综合素质较强人员，负责窗口受理，其余人员下沉社区开展工作。三是明确经费保障。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原则，要求各部门在下沉事项时，必须将相应的工作经费一并划转。

（4）“四变”是对服务载体、管理体制、主体作用及服务手段的创新。转变一：由过去“多平台一大厅”式服务向“一窗一岛”式服务转变。依托“智能社区”将所办事项整合为一个窗口受理。转变二：由过去多层级管理向扁平化服务转变。政府设计构建了“虚拟化便民服务审批平台”、“社区民生服务平台”，实现了协同审批、网上流转、信息共享、日常办公等一体化功能，保证了区、街道、社区“三级”民生服务平台流畅对接和数据交换，又对市直部门所属的专网、专线进行整合和接口预留，与区三级网络平台有效对接。群众办事简化为受理、审批两个环节，这种方式使群众感受到社区在配合政府社会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特殊作用。仅以新牧社区为例，自2013年11月建立“一窗一岛”式服务大厅以来已办结服务1077件，答复咨询1456件。转变三：由过去社会管理的末端向社会治理的前沿转变。原来社区工作都是社会管理的繁枝末节，工作对象以弱势群体为主。现在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前沿，那些被认为社区无能力办理的事项均可实现办理。同时依托信息化云平台开发建设了“居民自助服务小屋”（包括自助行政审批、自助健康体检、自助金融服务、自助物流配送等），使群众享受到个性化、多样化的社区服务。“办事到社区、有需靠社区、闲时转社区”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转变四：由过去多网重叠向一网多能转变。以往社区内党建、公安、民政等设了多套网格，相互叠加，边界、标准、要求均不同。为此平房区重新梳理、归纳为社区综合治理网格，做到一格多用，相邻网格之间紧密相连，网格内的“人、地、物、组织、事、情”等信息实现了实时采集、动态更新、资源共享，消除了网格管理的盲区。

三、社区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经过几年的努力，平房区社区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得到了国家及省市有关部门的褒奖，但是还存在着体制机制、政策法规不健全等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体制障碍明显。信息化管理体制不够畅顺，建设协调难度大，法律法规和相应的管理政策还不健全，管理职能和管理权限也不明晰。

2.功能定位缺失。重建设轻整合、重电子轻政务等现象仍存在，与市、区层面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还不够。政府主导的多，群众参与的少，形成政府供应、群众接纳的趋势。

3.条块分割弊端。一是条块功能整合问题。进入社区的部门各成体系，下发的业务专用设备和与之配套的操作系统各自独立、互不衔接，社区层面的条线整合迫切需要提升。二是基础数据共享问题。多个条线的基础数据各自采集、汇总，社区层面没有统一权威的数据交换平台作支撑，大量的认证仍需信息重复录入和纸质文档传阅，影响工作效率。

4.资金人才制约。社区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单靠区、街道的投入还很不够，还缺乏大量既精通技术又熟悉社区管理的人才。

四、相关建议

1.在管理提升中推进社区管理信息化

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明确管理权限。结合社区信息化发展的实际，加紧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从投资、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出台扶持政策。应按互通共享原则制定工作标准，包括技术标准、管理标准、服务标准等，在最大范围内实行标准化管理；把工作职责、工作对象较为接近的各部门工作，按职责进行管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相关制度和机制来保障扁平化的运行体系，为信息化流程改造创造基础。

2.用服务资源整合带动社区服务信息化

??绕社区民主管理建立居民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促进矛盾在社区内自我化解；围绕社区公共服务重点推进社区就业、民政、综治等工作；围绕便民利民整合服务资源，发展社区商业服务；整合社区事务服务与生活求助服务硬件平台，形成受理方式多样化，使居民可利用互联网、电话、居委会受理点等办理各种申请。

3.用信息化的应用推动政府部门职能转变

篇（2）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087-02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如何把握这一机遇，利用机遇来规避其带来的新的挑战是国家政府社会治理部门，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

一、大数据时代

（一）内涵

大数据，从字面意思上来说就是信息的数量较大，种类较多，数据庞大且不具备结构化的信息，进而使得难以利用传统的方法和工具来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理和分析。需要进一步转换传统的工作、生活以及思维方式等，是重大的时代转型。而大数据时代则是在大数据广泛应用，信息数量的剧增和计算机处理能力的不断提升的时代，利用大数据来解决社会各界的各种问题，促使社会变革的时代。

（二）特点

1.互联网行为是大数据时代的具体体现。虽然互联网数据并不能完全代表数据信息，但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和信息的不断发展与广泛应用，互联网已然成为大数据的基本表现形式。

2.数据量极大。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产生和累积的用户信息数据量规模庞大，并且随着移动互联网不断扩大发展，数据的增长成倍发展。

3.信息传递速度快。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当前信息的传递进一步加快，并且时效性也进一步提升，大数据时代下，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收集、整理大量的数据信息。信息的传递速度快且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是大数据时代最显著的特点。

（三）意义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和各个行业，并为不同的行业、领域提供充足的数据依据，使之得以快速、扩大化发展。大数据本身蕴含的信息、技术和价值等，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利用各类机会得以在大数据时代快速发展。通过对数据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和处理、分析、共享等，来辅助人们重新定义、审视这一时代下的世界和社会，并重新判定世界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进而来重新对应解决的策略与措施，进一步推动世界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与治理。

二、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新机遇

（一）促进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

我国的社会治理存在分散和混乱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各级政府在执行社会治理职责时，各自为政，缺乏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并且各个部门间的职能价差、重叠现象严重，信息传输渠道不流畅，缺乏共享机制等。这些问题进一步增加了我国的社会治理成本，且治理效率较低。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社会治理大数据为政府部门提供了充足的公共信息资源，进一步实现了社会治理信息的共享，社会治理大数据的适应效率、效益以及效能等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进一步推动了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协调、合作，推动了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向网格化的转型。

（二）促进社会治理方法的转型

一直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思维都是从少数人的社会治理需求和地区性的社会治理经验来推判多数人和整个国家的社会治理需求与社会治理策略、措施。进而忽视了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间的需求差异，同时也限制了我国社会治理方法的创新发展。在大数据时代下，大数据的价值将进一步促进社会治理决策的科学化发展和社会治理过程的细化发展。这就需要各级政府转变原有的社会治理方法，强化对大数据意识的培养并推动实现社会治理数据的共享，进而来确保社会治理决策依据的正确性与及时性，推动社会治理方法的转变。

（三）促进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的社会治理目标是维持社会的稳定，采用的是静态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随着我国不断地深化改革，各个阶层间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原有的静态社会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于当前的市场经济视域下的社会发展需求。大数据时代下，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及时、全面的动态信息数据，有利于各级政府在履行社会治理职责时能及时、正确地掌握社会的变动情况以及变动的趋势，并根据这一变动来及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向动态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

（四）促进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

社会转型期，政府部门要转变我国原有的利益矛盾解决机制，重新制定上下互动和主体多元化的利益矛盾化解机制。在大数据背景下，探寻社会治理大数据中的价值数据信息，并将其组合形成一套完善的数据分析体系，以此来为社会治理的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同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治理数据信息的微观分析，根据社会治理大数据来制定相应的治理部门和治理岗位，进一步推动实现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科学决策发展。

三、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新挑战

（一）大数据社会治理意识的缺失

篇（3）

摘 要：建立健全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机制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现行农村信用社利率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利率市场化风险控制的要求，探索具有区域性特色的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机制模式，强化利率风险管理，对农村信用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模式

近年来，我国外币利率、人民币拆借利率、国债回购利率等利率品种相继实现市场化，2004年又取消了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下限及贷款利率上限，从央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看，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限将会全面放开。但据调查，现行农村信用社的利率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利率市场化风险控制的要求，为此，本文通过全面分析安徽省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现状，对安徽省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机制模式的选择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一、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现状

（一）管理权限基本集中于法人社

由于受管理体制、资金实力、经营环境、贷款对象、员工素质等因素制约，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水平由县（区）联社统一制定，统一规定不同贷款品种、不同贷款对象的利率浮动水平，基层信用社无权变动，而且浮动标准单一。

（二）贷款利率定价以传统的比例浮动为主

目前安徽省大部分农信社贷款定价仍以传统的定价方式为主，即在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基础上上下浮动，定价机制过于生硬、简单，定价时考虑的因素较少，基本上没有体现风险与收益相匹配、扶优限劣、风险度量、区别对待、综合评价等原则。具体讲，一是贷款利率浮动缺乏灵活性，未能运用贷款利率差别化原则确定贷款利率，尤其是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存在贷款利率“一刀切”和“一步到位”现象。二是利率风险防范存在表面化现象。农村信用社资金运作的视角已经触及到资金价格风险范畴，但是预警与防范利率定价风险的基本操作规程还不够完善，加之农村信用社利率内生机制的缺陷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防范利率风险的意识不强，利率风险防范存在着表面化现象。

（三）贷款利率定价以固定方式为主，对利率风险的敏感性不强

贷款利率定价可采取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两种方式，浮动利率定价通过按月、季、年定期调整利率，可有效规避利率风险。但从调查情况看，安徽省农村信用社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固定利率定价方式。究其原因：一是浮动利率定价模式成本过高。由于浮动利率定价模式要求借贷双方在贷款合同期内定期重新确定利率，而农村信用社在贷款投放上以农业贷款为主，金额小、笔数多，若定期一一重新定价，将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增加成本，影响效率。二是农信社对利率风险的敏感性不强。从农村信用社资金来源看，居民存款利率尚未市场化，基本执行基准利率，支农再贷款虽执行浮息制度，但也是一年一变。因此，最大的利率风险就是法定基准利率的调整，利率风险程度较低。在资金运用方面，农信社的贷款利率本身就已经很高，因此，即使短期内利率上调，其贷款利率上调的空间也十分有限。三是借款人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不高。农信社的客户大多是农户和个体工商业者，贷款金额小、期限短，利率微调对其利息支出的影响有限，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较低，加上农村地区信贷资金处于卖方市场，借款人更不会计较少许利息的得失。

（四）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水平过高，贷款浮动幅度高于其他银行业机构

2003年以来，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总体利率水平较高。农村信用社为了自身的发展，尽量用足政策，新增贷款都执行了较高的利率，以获取较高的收益。

从目前情况看，贷款利率水平的高低，对农村信用社的效益影响很大。存贷款业务作为目前农村信用社最主要的业务，其利差收入也是农村信用社最主要的利润来源。2004年初和2004年10月29日利率浮动区间两次扩大后，农村信用社存贷款利率随之两次上调，直接带动2004年和2005年的收益水平同比出现明显增长。2005年度，全省农信社各类贷款的综合平均利率水平超过10%，接近基准利率的两倍，如果剔除各郊区农信社上浮幅度较小的因素，县域农信社上浮幅度则更高。此外，少数农村信用社缩短贷款期限，导致贷款逾期，进而收取高额罚息的现象仍然存在，更进一步抬高了实际利率水平。

（五）城乡农村信用社之间贷款利率定价差异明显

在全部农村信用联社中，县域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定价普遍较高，2005年4季度，其所有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均在80%以上，平均上浮幅度接近100%，所发放的贷款也基本上以农户贷款、农产品加工运输贷款等为主。而郊区农村信用联社地处城市边缘，贷款投放结构与县域农村信用社有着明显不同，近一半的贷款投向了各类中小企业。由于面临着市区各家金融机构的竞争，在当前市区贷款利率整体定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各郊区农村信用社对企业的贷款利率定价也只能随行就市，执行与商业银行相近的利率。据统计，2005年度，全部郊区农村信用社的各项贷款利率的平均上浮幅度约为67%，明显低于县域农村信用社。

（六）利率定价机制发展不平衡

虽然安徽省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的来看，由于农村信用社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其经营环境、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富裕地区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情况整体好于贫困地区，郊区好于县域农村。有些农信社在利率定价方面已经开始考虑多种影响因素，将因素量化，确定对不同客户的利率水平，基本具备了建立定价模型的基础，利率定价机制建设日渐成熟；而有些农信社利率仍处于简单的分类定价阶段，与利率定价管理差别化、精细化要求还有较大距离，并且很多农村信用社利率管理内部协调机制尚未建立，缺乏必要的软硬件设施，存在管理粗放、定价基础较为薄弱等现象。

（七）定价支持体系不健全，管理人才缺乏

由于受长期利率管制的影响，金融机构普遍缺乏利率风险管理意识，农村信用社表现得更为突出。很多农村信用社基本数据统计系统不够完善，缺乏基础信息和历史数据，影响各种利率风险管理计量工具的使用，影响利率定价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另外据调查，农村信用社普遍没有专职的利率管理人员，许多信贷人员认为利率定价由人民银行制定，农村信用社只需不超过范围执行。由于信贷人员大部分缺乏利率管理知识和经验，农村信用社即使制定出比较完善的利率管理办法，在实际操作中也不能很好地执行，或者执行不到位。利率管理人才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农村信用社利率定价水平的提高。

二、对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定价机制模式的思考

根据安徽省农村信用社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任何单一的定价方法均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安徽省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定价要求，只有进行优势互补，才能找出农村信用社贷款定价的最佳方法。为此，我们认为一些内控机制比较健全、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自主定价能力比较强的农村信用社以“成本导向”定价模式为基础，同时考虑“风险溢价”因素，进而融合为一种较为适合全省大部分农村信用社的“基本利率加（减）点法”贷款利率定价模式；同时，考虑到安徽省不少农村信用社利率风险管理薄弱、风险控制手段较少、缺少熟悉金融产品定价的专业人才和实际操作经验，加上人民银行目前仍然公布不同期限的基准利率，这些信用社可以继续采用传统的利率定价方法，但要加以改进。

（一）基本利率加（减）点法

1．“基本利率加（减）点法”的确定基础

首先，农村信用社在全省大部分地区农村金融的贷款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满足“成本导向”的定价模式所必备的条件。其次，由于农户规模小，农信社运作成本高，贷款风险往往比中小企业大，所以迫切需要收回成本。最后，现阶段全省农信社普遍处于亏损状态，而扭转经营困境的主要方式将主要依靠今后的改革和利率的重新定价。所以，“成本导向”的定价模式有其合理性。

但也必须看到，“成本导向”的定价模式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特别是对“风险溢价”（利率上浮或下浮）的定义特别模糊。所以，在实践上，必须给“风险溢价”作出明确的界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利用5P原则(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享尼所提出的的授信评估理论，银行授信决策最关键的因素有五项, 包括借款人（People）、资金用途（Purpose）、还款来源（Payment）、债权保障（Protection）和授信展望(Perspective)，由于均以P为开头，故称为授信评估的5P原则)，同时结合安徽省农村信用社的具体情况，确定部分风险因子来决定贷款的风险溢价。

2．“基本利率加（减）点法”的具体操作方法

（1）基本公式

贷款利率＝基本利率+经过风险调整的因素浮动点数

（2）基本利率的确定

基本利率=贷款的资金成本率+贷款的管理费用率+税负成本率+目标利润率

其中：

贷款资金成本率=（利息支出+金融机构往来支出-社内调剂资金利息支出）/贷款平均余额

费用率=（手续费支出+营业费用+其它营业支出+营业外支出）/贷款平均余额

税负成本率=营业税金及附加/贷款平均余额

目标利润率=预计全年盈利额/贷款平均余额

（3）因素浮动点数的确定

根据“5P”理论，结合安徽省农村信用社的具体情况，我们将浮动点数的影响因素确定为：企业信用等级、资金用途、担保方式、客户综合贡献率、管理成本、其他因素、支农政策等（各农联社可以结合自身经济金融发展状况、贷款品种等具体情况，对因素进行调整）。各因素的总权重为100，按照贷款利率定价遵循风险必须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同时结合经营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数据，测算出各因素的重要性，确定出各因素的权重，然后根据各项贷款利率浮动参考指标的等级或程度，查找对应的浮动系数及对应权重，最后根据浮动系数和权重，确定利率浮动点数。其计算公式为：

利率浮动点数=（浮动系数×权重）×100%

下面我们以某农联社企业贷款利率的确定具体说明此方法的运算过程。该模式设定5个风险因子，其内涵及权重如下：

企业信用等级指标：企业信用分为AAA级、AA级、A级和BBB级（含BBB级以下）四个等级，企业信用等级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30%。对未经信用等级评定的企业，按照企业资产负债比率的高低确定浮动幅度，所占权重亦为30%权重设置以当地信用社的主要信贷风险为依据，对贷款安全性影响越大的指标所占权重越高。。

贷款担保方式：分为质押、抵押、保证、信用四种，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30%。

企业入股情况：入股越多，贷款利率越优惠。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20%。

综合贡献率：指企业在信用社的存贷款比例，也即企业在开户信用社的存款与贷款之比。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10%。

管理成本：以单笔贷款额为主因素，单笔贷款额度越低，管理成本越高，相应提高贷款浮动利率；反之，降低浮动利率。在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时所占权重为10%。

3．“基本利率加（减）点法”评述

（1）“基本利率加（减）点法”更符合利率市场化趋势。该方法取代了原有的“在央行基准利率基础上进行比例上浮”的做法，以“点数”取代“比例”，符合国际惯例，而且可以更好地对央行的利率政策做出反应，以体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意愿。国际上通常以0.25%为一次利率浮动调整的单位，每次调整的幅度都是0.25%或其整数倍。我国央行利率的调整幅度一般都是0.27%或其整数倍，所以采用0.27%或其整数倍作为利率浮动调整的单位更加科学，这样可以使信用社的“基本利率”能及时反映国家的货币政策。

（2）“基本利率加（减）点法”更容易确定利率的期限结构。原有的按比例浮动的方法尽管可以大致确定利率的期限结构，但是由于将“比例”换算成“点数”后会出现较大的变化，因此如果持续使用就会造成利率期限结构的扭曲，难以反映合理的期限溢价水平。

（3）“基本利率加（减）点法”更能体现“风险溢价”。传统的“成本导向”定价模式对“风险溢价”的定义特别模糊，只考虑了一部分风险因素。我们的方法结合“5P原则”将更多的风险因素纳入了利率定价模型之中，因此对“风险溢价”的定义更加明确。将这种思想贯彻到定价过程中，会使得定价过程更加客观，同时也有助于弥补农信社在信用评估方面的不足。

（4）“基本利率加（减）点法” 具有较强的扩展性。该方法不仅在利率上下浮动方面有章可循，而且还可以通过加（减）点的方法体现国家的支农政策，真正做到为“三农”服务。而且随着农信社经营环境和经营条件的改变，以及农信社自身经营策略的变化，可以随时对公式中的有关变量进行重新定义和修订，从而更好地反映环境的变化，更好地体现“顾客导向”或“市场导向”等新的发展策略。

（二）传统贷款利率定价方法的改进

所谓传统的贷款利率定价方法，是指信用社一直采用的在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基础上上下浮动的贷款利率定价方式，用公式表示：

贷款利率＝贷款基准利率×（1+浮动幅度）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农村信用社贷款定价考虑的因素增多，科学性合理性有所增强，传统的贷款定价公式改为：

贷款利率＝贷款基准利率×（1+ 因素权重×因素浮动系数）=贷款基准利率×（1+ 浮动比例）

其中，基准利率指央行公布的当期不同档次贷款利率；因素浮动系数具体包括：企业信用等级系数、担保方式系数、管理成本系数、其他因素系数、支农政策系数（针对农信社）等。各金融机构可以结合实际对因素进行确定。

1．确定影响贷款利率的主要因素。影响利率定价的因素主要有贷款的风险、成本和市场因素，所以在制定贷款利率模型时本文将企业信用等级和担保方式作为考虑风险的因素，此外，农信社肩负着信贷支农的政策重任，还应将支农政策作为确定贷款利率的因素之一。具体操作过程中，各农信社可结合具体实际，对因素进行增减。

2．影响贷款利率的主要因素（企业信用等级、担保方式、管理成本、其他因素、客户综合贡献度、支农政策等）在贷款定价中权重的确定。各因素的总权重为100，按照贷款利率定价必须遵循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原则，结合实际选定定价所要考虑的因素，然后根据经营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数据，测算出各因素的重要性，确定出各因素的权重。这样可根据这一权重来确定每大因素的系数值，有条件的信用社可直接建立计算机定价系统，输入各要素后直接计算出贷款利率。

3．浮动系数。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贷款利率浮动的倍数，其值应处在央行允许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的范围之内，现行应该为［0.9-2.3］之间。在实际定价时可根据各自实际情况,确定各自不同的上限与下限，并视情况变化随时调整。为描述方便，将上限设定为Y,下限定为X,现行条件下，X＞0.9，Y＜2.3 。

4．信用等级系数。根据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的结果，确定系数，信用等级可按三等九级来确定，分别为AAA、AA、A、BBB、BB、B、CCC、CC、C，其中AAA级最高，C级最低，等级越高，系数越小，信用等级系数值应在3X/5－3Y/5之间。

5．担保方式系数。指按不同的担保方式（信用、抵押、质押、保证）确定系数，其系数值处于3X/20-3Y/20之间，风险大小与系数成正比，可考虑双证齐全的不动产抵押取最小系数，即3X/20，信用贷款为最大值，即3Y/20，其余担保方式处于两者之间。

篇（4）

中图分类号：F2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03-0321-02

信息时代，文件作为社会组织活动原始记录，被公认为组织核心资产和信息资源。社会组织发展愈来呈现出对文件管理的重度依赖性特征，对其更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由此，社会组织理应积极构建切合自身需求的文件管理模式并做持续优化，以促其结构和功能上的动态优化和静态最优，尽可能实现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文件管理。

1 文件管理模式构建与优化的基本战略框架

这里所谓文件管理模式，是指社会组织内文件管理的整体表现形式，也是文件管理的理论架构、制度架构、功能架构、技术架构等组成的完整结构。已有研究成果表明，欧美发达国家虽重视文件管理，较深入探讨了有关细节，尤为关注电子文件管理，却仍然较少直接且系统地讨论类似课题。国内研究现状与国外些许类似，但除冯惠玲、安小米等以外，更鲜有涉及。

本文认为，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社会组织相对最佳的文件管理模式可表述为充分采用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借鉴应用系统科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根据社会组织类型文件管理需求特点，应用高水平标准，具体从管理理念、管理手段、管理内容3个方面着手构建高水平的文件管理系统，并与组织内其他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协同，以确保组织利益最优化实现。

2 文件管理模式构建与优化的核心要素

2.1 核心要素界定

如上所述，文件管理模式是一个完整结构体系，涉及到所有要素。然而，却始终围绕着管理内容这一核心要素，即具体的文件管理实际工作。分析社会组织类型在于确知特定文件管理功能需求；管理标准是用于参考构建高质量的文件管理模式；管理理念是文件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基础；管理手段是文件管理的实施工具。这些都是为核心要素直接服务的，也是社会组织文件管理模式构建和优化的终极目标。

2.2 核心要素的三种视角表述

文件管理实际工作这一核心要素可以分别以系统科学、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3种理论视角进行阐释和操作。简言之，从系统科学角度，包括文件管理系统设计、系统实施、系统维护；从管理科学角度，包括文件生成、登记、保存、利用、处置等所有环节；从信息科学角度，包括文件信息的产生、编码、传递、利用等完整运动过程。

2.3 三种视角阐述的因由

第一，包括各类社会工作在内的所有事物皆可运用多种视角予以审视。因为任何事物和工作同时具有多重属性，人们可根据自身特定需要和现实条件以一种或几种视角进行探讨研究，以便深度认识和多维应用，文件管理亦是如此。

第二，目前，人们日渐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以简单归结为3类，即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相互交叉和借鉴应用。由此也产生了3种获益，一是能对同一事物在某种视角下的更深入认识和应用；二是能从多种视角带来对同一事物的多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多种应用；三是在特定情况下可能衍生新的事物或学科。对于本文提出采取3种视角探讨文件管理模式构建与优化来说，主要追求前2种获益。

现代科学研究日益重视跨学科研究，各学科理论研究的界限渐趋模糊，一是基于任何事物同时附含多种属性这个基本因由；二是为了以上的获益目的。鉴于此，学科交叉对于各项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作越显极为必要。

2.4 着重采取系统视角研讨核心要素

本文虽认为需采取3种视角对文件管理工作这一核心要素开展研究，然而主要采用系统科学视角进行具体讨论，也即将其看成为文件管理系统的构建优化和实际运作。以下从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角度就核心要素展开探讨，却同时适用于传统纸质文件管理，仅在技术层面需做一定程度的区别而已，因为纸质文件管理同样可看作是系统运作。

采取系统科学视角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系统科学提供的是一种全景式视角，将某种事物或工作看作一个完整系统予以审视。这在整体性研究文件管理工作方面比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视角更显直接、有效；二是信息时代，文件管理工作主要将表现为电子文件管理系统运作。虽然纸质文件管理将依然存在，但电子文件管理无疑将占据主导地位；三是从更高层系统的视角来看，文件管理系统同时又是社会组织整套系统的有机部分，着重运用系统科学来构建和优化文件系统，对于促进文件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的协同运作，共同服务于组织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3 系统视角下核心要素具体阐述

3.1 文件管理系统的设计与优化

系统设计需完成以下子任务：A. 调研组织文件管理的功能需求，进而形成系统设计的总则指南；B.确定系统功能、结构和内容以及予以技术实现的整体架构；C.采用合适的系统开发平台工具和编程语言，配以其他可靠的相关信息技术，将系统设计予以完整实现。

上述每一方面的失误都将直接导致系统设计的失败。设计工作可谓是对整个系统的立法，是对整个系统包括结构和功能等在内的所有层面进行全面规划和参数设置。故此，系统设计工作对于文件管理模式构建与优化最为重要。

系统设计可遵循以下途径逐次展开：

第一，做好前期调研分析，重在准确获得以下信息：

A.完整准确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B.主要业务范围和发展愿景；C.具体的业务流程；D.组织内信息流程体系；E.现行各类系统的现状和主要功能（包括现行文件管理系统及其后续的评估报告资料等）；F.总体的财政状况；G.组织在同行业领域内的相对绩效表现。

需对这些资料展开深层次多维分析，将主要形成各种分析报告，得出设计工作所需的关键性信息要点，主要是形成组织在当前及未来一定时期内业务发展对于文件管理的功能需求体系，以及相应的元数据体系等。功能需求体系是指文件管理整个流程的有效实现对于系统所提出的功能要求及其完整体系。

与其他管理工作相比，元数据体系对于文件管理功能的可靠实现尤其关键。因为，作为文件的背景信息、内容信息和结构信息标识的各类元数据，是有效实现文件管理全流程功能的关键因素。

第二，在调研基础上，着手系统设计工作。

系统设计将综合运用系统工作和管理工作等方面的先进理念，依据前期调研分析结果，设计出完整的文件管理机制和管理流程的总体架构，其中包括元数据体系、功能体系、协同运作功能、升级和改进空间等构成的技术实现方式完整架构。管理机制是指文件管理的总体原则体系，主要包括如管理层次及相应职责的配置、管理规则体系。因此，管理机制更多地体现为各种原则和规范的体系。

设计工作也可视作为系统搭建一个理想模型，该模型应强调在理念上足够先进、在功能上足够强大、在整体架构上足够优化，且具备较好的协同功能以及足够的升级空间，等等。

第三，对系统模型予以程序和技术实现。

建立模型后，仅需根据既定的技术实现方案完成系统设计。技术实现方案主要包括系统程序开发工作规划、相关的网络通信技术方案、其他软硬件设施配置，等等。其中，最关键的是系统程序开发。

系统设计需在理念上积极借鉴系统科学理论。文件系统符合系统的一般特性和运行规律。宏观层面上，文件系统主要表现为常规线性系统的高度结构化运行。因此，系统设计中有必要从各方面予以优化，以便在未来实施过程中发挥预期的理想效果。

文件系统同时也是一个有人参与的信息系统，且文件信息蕴含着知识属性等，都使得系统在微观方面必然存在一定的软性特征，主要表现在文件利用工作中，人的因素和信息的知识因素发挥着主导作用，由此导致系统呈现非完全可控的复杂现象。此外，由于文件系统一般会与组织内其他系统实施协同，必然导致极为复杂的协同作用，尤其是当与专家系统等典型非线性系统协同运行时，必然对自身系统产生整体反馈，其影响是非完全可控的。故此，文件系统同样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和复杂性，可能对文件管理甚至整个组织管理产生难以估计的优劣影响。然而，作为开放系统， 文件系统在非线性运作中一般会自动适应于环境、自动趋优。这就是为何强调子系统之间应该协同以产生协同效应，其获益往往超出预期。

3.2 文件管理系统的实施与优化

文件系统实施是系统设计开发的直接目标和具体实现。从实施步骤来说，又可分为调试运行、正式全面启用2大阶段。调试运行对于真实验证系统工作质量起到决定性作用。严格的调试运行将对系统设计工作提供完整报告，真实反映出系统设计工作质量，并具有以下价值：一是调试运行将直接得知已设计的系统能够较好地胜任既定目标；二是若试运行过程中发现系统设计所应用的理念和技术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和未来拓展需要，同时在功能架构这一主要方面存在重大硬伤等等重大问题，将直接导致设计失败，需做大幅度修改，甚至需要推倒主要架构重新设计，这都将导致系统开发工作超过预定期限。在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更将直接导致组织可能无法负担二次开发的高昂支出，将不得不终止开发工作。

系统调试运行并基本解决了所有关键性问题和主要的细节问题之后，可选择可行方式正式启用。可行方式主要包括如：A.一次性全面启用；B.分段启用方式；C.将新旧系统并行运行一段时间，待新系统实现了稳定运行之后适时撤除旧系统。每种方式各具优缺点，后两种尤其是最后一种方式的突出优点是稳妥，缺点在于组织必须为此承担双系统并行运作的较高成本。

从系统工作视角，实施工作就是通过充分应用系统预置的所有功能，促使系统得到最高效的运作，尽可能获得最佳效果。换言之，也即充分挖掘文件系统的综合潜力，并且促其与组织其他系统的协同，促使系统出现非线性作用下的更趋优化的整体效应。

系统实施过程中还需做好培训。系统开发小组应编制详尽的系统操作手册及相关培训资料。一般是在系统正式启用的前后提供集中培训，也可视具体需要适时提供各类后续咨询或零散培训。总之，培训目的在于促使组织内相关职员全面深入了解文件系统，使职员能够开展标准化、流程化的系统操作，最大程度地发挥系统作用，促进组织业务发展。

另外，还应鼓励（或在系统设计构建中制定相关激励制度）职员在系统日常操作过程中，根据组织业务发展潜在的文件需求，以及系统实际运行状况等，形成相关报告乃至建议等，将为系统的改进升级乃至换代提供直接依据。

3.3 文件管理系统的维护与优化

系统维护也即后续评估和升级对于文件系统同样重要。一是对于系统的正常运行来说，后期维护是极重要的。刚开发完成的系统虽在当时基本满足组织发展对系统的功能需求，但随着组织业务的发展，功能需求必然发生变化。同时，系统在长期运作中，也很可能会显现出各种深层问题。当综合评估认为这些需求变化和问题并不对文件系统的功能架构和技术水平等构成致命威胁时，则完全可在现有系统框架下予以持续性升级，这样不仅能较好地解决问题，成本也较低，对于组织绩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二是若现行系统的功能架构和技术水平等关键方面已经无法适应组织发展需求时，最好开发全新系统。

详尽评估是对系统实施过程的直接展示，将为新系统开发工作提供翔实资料，甚至可作为设计工作前期调研分析的直接参考资料。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高质量评估工具，制定可行方案，采用成熟的评估方法具体开展系统实施的评估工作。评估需从“文件管理功能需求的有效实现”以及“系统的安全高效运作”2个方面综合审视文件系统的实际表现，同时评估文件管理对于组织发展实际发挥的作用。总之，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评估获得原始数据，综合考察系统运作的整体情况，做出相关研判。

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尽量做好文件系统评估工作，为系统最终处置的相关决策提供依据。当评估认为只需对系统做持续升级时，只需在不触动主体功能架构的情况下，对系统各方面进行改进。当评估认为需要开发新系统时，则需积极准备。然而，在新系统尚未投入使用之前，仍需做好现行系统的维护工作，以满足日常业务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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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ki.zgsc.2015.16.156

1 引 言

农民工群体一直是我国保持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因素，在我国社会新时期中，农民工这一群体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目前，在我国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据着较大的比重，其年龄一般为80后，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以及较少的务农经历，对于自身的权利、保障等也具有更强的维护意识。而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其同样具有参与城市社会公共事务以及政治活动的权利。对此，对自身合法权益进行维护，充分实现自身价值则成为了他们的一项重要追求。对此，就需要我们能够对这部分群体在城市政治参与方面所具有现状进行把握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其政治参与追求。

2 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

农民工群体可以说是我国现有体制的边缘人物，亦工亦农、亦城亦乡，在政治参与方面存在着双重边缘化的特点，在户口所在的村庄难以实现其政治权利，在城市中又往往被排斥在参与门槛之外，这种情况的存在，就会对我国农民工的整体政治参与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1 乡村方面

对于进城务工的这部分农民工来说，其可以说是农村中的精英群体，不仅具有相对较好的劳动技能以及身体状况，所具有的文化程度相比其他农民来说也要更高。通过在城市中的打工行为，为这部分农民工带来了更高的收入，甚至有部分农民工的收入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一般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但是在其户口所在的村庄中，在村级选举时则往往存在着一定的政治缺位，对于本地政治的参与情况存在着一定的漠视态度。即使其对于家乡的建设情况具有一定的关注与期待，但是在实际行动中还是会存在着一定的滞后现象。

2.2 城市方面

由于我国所实行的为二元户籍制度，这就使这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经常会被排除在城市政治之外。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中，主要内容的制定是对于农民工这部分群体进行约束与管理，而在城市政策方面，却不能够对这个群体进行全面的覆盖，在对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方面也较少。而对于这部分城市中的农民工来说，由于自身在城市地位的影响也使其对于社会政策不会产生较大的关注，进而对其城市的政治参与度产生了较为消极的影响。同时，我国目前城市社区中也缺乏关于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相关规定，即使农民工对其具有较为积极的态度，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参与的边缘人。

3 农民工政治参与制约因素

3.1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该结构从其本质上说为一个制度方面的问题，即通过我国在城乡之间的划线使社会分为城市以及农村这两大系统，并在政治、文化以及经济政策方面对其实行不同的规定。而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水平的提升，经济步伐的推进，农民也逐渐打破了原有的地域限制而来到城市中务工，并因此成为了一类特殊的群体。同时，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公民在行使自身政治权利时必须回到自身的户籍所在地参与相关的政治行为，这就使这部分城市中的农民工在政治参与活动方面存在着较多的不便。

3.2 城乡分制式管理政策

在二元户籍制度基础上，我国政府对于城乡两类人群制定了内外有别的管理政策，在很多待遇、权利方面存在着较多的差异，而这种情况的存在，就会使城市居民同进城农民工之间产生了一种隔阂，不仅对两类群体的有效融合产生了阻碍，对于部分福利待遇差、关系资源少、经济收入低的农民工来说在其心理层面也具有较大的落差。这种心理落差的存在，则会使其往往将自身视作城市中的边缘人，缺乏对于政治参与权利的追求力量。

3.3 限制性组织管理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对民间组织实行限制性管理，造成社会组织化水平较低，难以表达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忽略了其话语权。而现有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如妇联、共青团、各级工会等，也多在政治发挥控制功能，而较少代言和谋求个体的利益，难以满足进城务工群体参与政治的需求。

3.4 文化素质落后

文化素质是农民工是否具有政治参与能力以及政治参与能力大小的一项重要因素，其文化水平的高低同政治参与程度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对于我国现有的城市农民工阶层来说，虽然其相较以往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总体文化素质水平依然不高，这也会对其所具有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产生较大的影响。

3.5 思想与行动的断裂化

对于城市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其认知水平有所提高，有着较强的政治参与情感，参与目标有所转变，关注政治生活，入党入团和网络议政是政治参与主要方式，但政治参与意愿和行动存在断裂化，整体而言，政治参与强度不高，很难对政治系统产生影响。与此同时，依然存在相当一部分人政治冷漠、异化，较少进行政治参与。

4 解决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问题的措施

4.1 破除城乡二元体制

二元体制的存在可以说是对城市农民工政治参与具有根本影响的一项因素。对此，就需要我国能够逐渐对现有城乡隔离的发展观念进行打破，大力强化改革、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为农民工赋予同普通市民同等的政治权利以及生活待遇，以此使农民工群体所具有的政治参与效能感能够得到提升。

4.2 改变管理理念

对于以往来说，城市对于农民工群体所具有的管理理念以及管理模式往往是将其以另类的方式开展防范式管理。而对于这种管理方式来说，其非常容易使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乃至整个城市社会之间在心理层面产生较大的隔离。对于这种歧视行为来说，其会在很大程度上使农民因此产生一种漠视感以及孤立感。而在我国未来的城市管理理念中，应当以服务化以及人性化作为管理宗旨，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城市中的这部分农民工群体进行接纳，以此使农民工都能够同城市的原居民具有着同等的地位与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将以往“管制式”的管理方式转变为服务化管理方式，以制度的革新更多地给予农民工关爱。另外，城市也需要在宣传层面加强舆论的引导，使城市居民都能够对这部分农民工以正确的眼光进行看待，进而增强其同城市居民的了解与交流，以此使两者间原有的歧视与偏见得到消除。

4.3 完善调节机制

利益的诉求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中的一项重要需求。首先，政府需要对人大以及政协部门的作用进行充分的发挥，以此对农民工阶层所具有的利益诉求进行良好的表达与反映；其次，要对我国现有的制度进行完善，以此使其能够良好地起到对农民工信息以及诉求进行传输的作用；再次，要积极发展妇联、公会以及共青团等群众性政治组织，以这部分组织的建设与完善使其能够对农民工所具有的合法权益进行积极的维护与争取；最后，也应当对城市现有的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进行拓宽，通过对社会组织大力建立与扶持的方式使其能够代表农民工阶层所具有的利益，并在此过程中使农民工在提升原有社会地位的同时具有更好的政治参与性。

4.4 提升农民工素质

农民工素质的高低也是其是否能够良好参与城市政治的一项重要因素，对此，政府首先要加强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培训工作，包括法律知识、专业技能以及政治常识等，使其在具有更高技术的同时也能够对政治的概念、参与政治的目的等具有着充分的了解；其次，要对农民工群体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并在这部分思想道德教育能够充分形成科学规范标准的基础上使其能够根据这部分标准开展相关的政治实践活动；最后，要努力营造良好、和谐的政治文化氛围，通过政府以及各级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在我国全社会中形成一种良好、积极的政治文化氛围，以此使农民工在这种环境下能够更好地对其基本行为准则进行规范，进而使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得到提升。

4.5 充分发挥媒体作用

篇（6）

1998年12月。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信息经济的策略框架》(strategicframeworkfortheinformationeoooomy)。《框架》的第二条明确规定:对澳大利亚公民要进行适应信息经济时展的理念教育与技能培训。澳大利亚联邦教育、培训和青年事务部部长大卫·坎普同时指出:“科学和技术正日益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为适应信息经济的飞速发展，迎接新世纪的严峻挑战，澳大利亚公民必须寻找一切机会转变观念、更新知识、提高技术水平。

为响应政府的这一号召，澳大利亚教育网络咨询委员会erc(theeciucatiannetworkaus-traliareferencec}mussiam)组织相关的效育和培训机构，特别是委员会下设的信息经济工作小组iewg(rnfo}rnationeoananyworming}p)，起草并修改完善了《信息经济的教育与培训行动计划)(azaeducationandtrainingactiomplanfourtheinfoaxration})，并得到了联邦教育、培训和青年事务部〔ielya(ijep-armnentofeducation,trainingandyouthaffairs)的认可。wwW.lw881.comx.000年3月，教育部支持该行动计划出台作为指导性文件二并同意了基础教育的行动计划“‘在线学习“’(learninginanonlineworld)。职业教育的行动计划’“为信息经济而学习”(fleaableleaningfortheinforrnatiariecorbo-my)和高等教育的行动计划“更新更高(thewayforward)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可。

(信息经济的教育与培训行动计划)是一个宏观地涵盖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的总行动计划，旨在提供共同的目标框架、学习策略和进程，以便所有承担教育与培训的部门各自努力达到国家的共同目标。

该行动计划强调教育与培训结构的改革和创新，同时要求在总的框架下，所有相关行业和部门要做到如下三点:

1.制订规划、采取措施以保证所有公民拥有适应信息经济时代生活、工作、终身学习的技术和技能;同时确保为澳大利亚的信息经济培养大量的信息和通讯(ict)人才。

2.转变行业观念，充分认识信息经济对教育、培训和研究将产生深远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

3一重新审视商业的运作方式，以保证在国际国内的竟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教育与培训行动计划成功与否，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是否摆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1.给教育和培训机构的教师、培训者、研究者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发展机会，以帮助全民适应社会的改革与进步;

2.给教育、培训机构、研究所及图书馆提供价格合理的先进信.息和通讯硬件，并提供长期可靠的技术支持;

3.在网络资源开发、网上信息、网络运行管理方面增进教育与培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

4，政府为教育和培训机构制订适应信息经济和知识社会的综合政策;

5.出台相应的管理条例，以保证澳大利亚的教育和培训与国际环境接轨。

教育与培训行动总计划涉及五个相关的行动领域:人的素质;硬件保证;资源建设与网上服务;政策保障:网上管理与监控。每个领域同等重要，它规定了自己的目标和措施。

行动领域一:人的素质

1.目标:

(1}所有公民能熟练运用现代技术提高创新能力，管理者、决策者、领导者能充分认识信息通讯技术在其行业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提高适应信息经济的领导和管理能力。

(2}培养足够数量的拥有信.息通讯技术知识和研究能力的专业人才，以适应信息通讯及其它行业的需要。

(3}教育与培训机构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教师、培训者、研究人员要率先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运用到教学和研究的实践当中。各级管理和决策者们要提高适应新形势的领导和管理水平。硬件供货商和维护者同样要迅速掌握先进技术。以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

2优先措施:

(1)在教育和培训机构的所有课程中开设“信息通讯技术ici"’综合课程;加强学生的就业指导;扩大教育与企业的合作;

(2)检查、监控教育和培训机构中现有人员的信息通讯技术水平;

(3}鼓励专业发展的措施，不断推出新的模式，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中的绝大多数工作者能熟练地把现代技术运用到教育、教学和管理的学习过程之中;

(4}鼓励运用信.息通讯技术研究有效的专业发展，鼓励研究运用现代技术和提高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

行动领域二:硬件保证

1.目标

所有教育和培训机构的硬件提供者必须提供低价格、高质量的先进信息通讯技术设备，包括用户终端和大容量的网络设备，以支持有效的教学模式，使澳大利亚达到世界级的研究和培训地位;鼓励教育与培训部门内部的竞争，同时为国内外企业提供竞争的机会。

2.优先措施

为教育与培训机构提供价格合理、适应未来发展需求的带宽支持在线学习、教学和科研。教育和培训机构要:

(1}监控本系统带宽的供应和需求，包括成本因素和国际价格比较;

(2)监督资金和立法到位，以保证硬件供货商在国际竟争中以合理的价格经销带宽;

(3)及时提供教育和培训机构的最新信息，以保证硬件投入的最佳配置;

(4}调查适应未来发展的带宽的最低要求，以及未来教育和培训机构硬件配置和数量的标准:

(5)调查研究资金投入和硬件维护的方式，探讨教育培训机构、信息通讯行业和服务商之间的合作关系，为硬件和带宽建设创造新的模式。

行动领域三:资源建设与网上服务

1.目标

(1}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机构要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能力提供网上资源和服务以支持新的学习、教学与研究模式和课程体系的不断改革与创新以及更好更有效的服务与管理。

(2)澳大利亚要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能力建立强大的网上教育和培训服务系统，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同时宣传澳大利亚独特的民族文化，并利用网上信息出口创汇。

2，优先措施

在网上资源建设和眼务方面，教育和培训机构要加强系统内部的合作，同时加强与其它行业的合作。教育和培训机构应该:

(1)通过项目资助、联合开发和其它方式推动澳大利亚网上教育和培训资源的建设;

(2}保证澳大利亚网上教育和培训资源的质量，包括技术标准、信.息管理标准和知识产权管理;

(3)建设澳大利亚教育网(ednaon-line)，作为澳大利亚教育培训资源和服务的公共网关;

{4}调查企业战略的发展，预测澳大利亚网上资源建设的发展潜力，包括国内和国际的注册用户，制定充分利用网上资源的措施;

(5)鼓励网上资源的创新发展研究和网上资源与教育学关系的研究。

行动领域四:政策保障

1.目标

澳联邦、州和区域政府出台统一政策，认可教育和培训机构在澳大利亚向信.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关键地位。

2.优先措施

教育和培训机构要制定跨区域的政策，由联邦教育、就业、培训和青年事务部(mceetya)认可。并继续支持教育和培训系统研究信息经济问题的唯一全国性组织—澳大利亚教育网络咨询委员会(erc)的工作。

行动领域五:网上管理与监控

1.目标

政府出台相关的管理和监控规定，诸如知识产权、通讯、网上资源、域名、电子交易及数据保护等，以推动信息经济的发展。这些管理规定将对教育和培训行业的组织和管理，以及教与学的实施产生积极的影响。

2.优先措施

(1)制定和执行在教育和培训机构中合法使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计划;

(2)制定和实施未来通讯战略，以提醒教育和培训工作者注意当前和今后将要出现的影响信.息通讯技术使用的管理问题;

(3)确立与政府管理规定中相关领域的特殊地位，如版权和通讯;

(4)通过澳大利亚教育网络咨询委员会(erc)继续研究网上管理的若干问题。

在国家总的行动计划指导下，澳大利亚各州根据本地教育的实际情况，纷纷制定了相应的教育发展规划，如昆士兰州就出台了《2010年教育发展战略草案)。《草案》明确指出:教师不再仅仅是传统课堂中知识的传授者，而应该掌握熟练的信息技术，帮助学生实现有效的学习过程。同时，信息技术在学校的管理中应发挥重大的作用。州教育权威机构并承诺:

1‘提供足够的计算机供学生学习;

2‘提供足够的计算机供教师教学与科研;

3.提供计算机网络系统供教师学生和教育机构交流，并获取广泛的信息资源;

篇（7）

1998年12月。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信息经济的策略框架》(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formation Eoooomy) 。《框架》的第二条明确规定:对澳大利亚公民要进行适应信息经济时展的理念教育与技能培训。澳大利亚联邦教育、培训和青年事务部部长大卫·坎普同时指出:“科学和技术正日益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为适应信息经济的飞速发展，迎接新世纪的严峻挑战，澳大利亚公民必须寻找一切机会转变观念、更新知识、提高技术水平。

为响应政府的这一号召，澳大利亚教育网络咨询委员会ERC(the Eciucatian Network Aus-tralia Reference C}mussiam)组织相关的效育和培训机构，特别是委员会下设的信息经济工作小组IEWG(rnfo}rnation Eoanany Worming}P)，起草并修改完善了《信息经济的教育与培训行动计划)( Aza Education and TrainingActiom Plan four the Infoaxration })，并得到了联邦教育、培训和青年事务部〔IElYA(IJep-armnent of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的认可。x.000年3月，教育部支持该行动计划出台作为指导性文件二并同意了基础教育的行动计划“‘在线学习“’( Learning in an OnlineWorld)。职业教育的行动计划’“为信息经济而学习”(Fleaable Leaning for the Inforrnatiari Ecorbo-mY)和高等教育的行动计划“更新更高(The Way Forward)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可。

(信息经济的教育与培训行动计划)是一个宏观地涵盖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的总行动计划，旨在提供共同的目标框架、学习策略和进程，以便所有承担教育与培训的部门各自努力达到国家的共同目标。

该行动计划强调教育与培训结构的改革和创新，同时要求在总的框架下，所有相关行业和部门要做到如下三点:

1.制订规划、采取措施以保证所有公民拥有适应信息经济时代生活、工作、终身学习的技术和技能;同时确保为澳大利亚的信息经济培养大量的信息和通讯(ICT)人才。

2.转变行业观念，充分认识信息经济对教育、培训和研究将产生深远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

3一重新审视商业的运作方式，以保证在国际国内的竟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教育与培训行动计划成功与否，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是否摆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1.给教育和培训机构的教师、培训者、研究者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发展机会，以帮助全民适应社会的改革与进步;

2.给教育、培训机构、研究所及图书馆提供价格合理的先进信.息和通讯硬件，并提供长期可靠的技术支持;

3.在网络资源开发、网上信息、网络运行管理方面增进教育与培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

4，政府为教育和培训机构制订适应信息经济和知识社会的综合政策;

5.出台相应的管理条例，以保证澳大利亚的教育和培训与国际环境接轨。

教育与培训行动总计划涉及五个相关的行动领域:人的素质;硬件保证;资源建设与网上服务;政策保障:网上管理与监控。每个领域同等重要，它规定了自己的目标和措施。

行动领域一:人的素质

1.目标:

(1}所有公民能熟练运用现代技术提高创新能力，管理者、决策者、领导者能充分认识信息通讯技术在其行业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提高适应信息经济的领导和管理能力。

(2}培养足够数量的拥有信.息通讯技术知识和研究能力的专业人才，以适应信息通讯及其它行业的需要。

(3}教育与培训机构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教师、培训者、研究人员要率先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运用到教学和研究的实践当中。各级管理和决策者们要提高适应新形势的领导和管理水平。硬件供货商和维护者同样要迅速掌握先进技术。以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

2优先措施:

(1)在教育和培训机构的所有课程中开设“信息通讯技术ICI"’综合课程;加强学生的就业指导;扩大教育与企业的合作;

(2)检查、监控教育和培训机构中现有人员的信息通讯技术水平;

(3}鼓励专业发展的措施，不断推出新的模式，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中的绝大多数工作者能熟练地把现代技术运用到教育、教学和管理的学习过程之中;

(4}鼓励运用信.息通讯技术研究有效的专业发展，鼓励研究运用现代技术和提高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

行动领域二:硬件保证

1.目标

所有教育和培训机构的硬件提供者必须提供低价格、高质量的先进信息通讯技术设备，包括用户终端和大容量的网络设备，以支持有效的教学模式，使澳大利亚达到世界级的研究和培训地位;鼓励教育与培训部门内部的竞争，同时为国内外企业提供竞争的机会。

2.优先措施

为教育与培训机构提供价格合理、适应未来发展需求的带宽支持在线学习、教学和科研。教育和培训机构要:

(1}监控本系统带宽的供应和需求，包括成本因素和国际价格比较;

(2)监督资金和立法到位，以保证硬件供货商在国际竟争中以合理的价格经销带宽;

(3)及时提供教育和培训机构的最新信息，以保证硬件投入的最佳配置;

(4}调查适应未来发展的带宽的最低要求，以及未来教育和培训机构硬件配置和数量的标准:

(5)调查研究资金投入和硬件维护的方式，探讨教育培训机构、信息通讯行业和服务商之间的合作关系，为硬件和带宽建设创造新的模式。

行动领域三:资源建设与网上服务

1.目标

(1}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机构要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能力提供网上资源和服务以支持新的学习、教学与研究模式和课程体系的不断改革与创新以及更好更有效的服务与管理。

(2)澳大利亚要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能力建立强大的网上教育和培训服务系统，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同时宣传澳大利亚独特的民族文化，并利用网上信息出口创汇。

2，优先措施

在网上资源建设和眼务方面，教育和培训机构要加强系统内部的合作，同时加强与其它行业的合作。教育和培训机构应该:

(1)通过项目资助、联合开发和其它方式推动澳大利亚网上教育和培训资源的建设;

(2}保证澳大利亚网上教育和培训资源的质量，包括技术标准、信.息管理标准和知识产权管理;

(3)建设澳大利亚教育网(EDNA On-line )，作为澳大利亚教育培训资源和服务的公共网关;

{4}调查企业战略的发展，预测澳大利亚网上资源建设的发展潜力，包括国内和国际的注册用户，制定充分利用网上资源的措施;

(5)鼓励网上资源的创新发展研究和网上资源与教育学关系的研究。

行动领域四:政策保障

1.目标

澳联邦、州和区域政府出台统一政策，认可教育和培训机构在澳大利亚向信.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关键地位。

2.优先措施

教育和培训机构要制定跨区域的政策，由联邦教育、就业、培训和青年事务部(MCEETYA)认可。并继续支持教育和培训系统研究信息经济问题的唯一全国性组织—澳大利亚教育网络咨询委员会(ERC)的工作。

行动领域五:网上管理与监控

1.目标

政府出台相关的管理和监控规定，诸如知识产权、通讯、网上资源、域名、电子交易及数据保护等，以推动信息经济的发展。这些管理规定将对教育和培训行业的组织和管理，以及教与学的实施产生积极的影响。

2.优先措施

(1)制定和执行在教育和培训机构中合法使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计划;

(2)制定和实施未来通讯战略，以提醒教育和培训工作者注意当前和今后将要出现的影响信.息通讯技术使用的管理问题;

(3)确立与政府管理规定中相关领域的特殊地位，如版权和通讯;

(4)通过澳大利亚教育网络咨询委员会( ERC)继续研究网上管理的若干问题。

在国家总的行动计划指导下，澳大利亚各州根据本地教育的实际情况，纷纷制定了相应的教育发展规划，如昆士兰州就出台了《2010年教育发展战略草案)。《草案》明确指出:教师不再仅仅是传统课堂中知识的传授者，而应该掌握熟练的信息技术，帮助学生实现有效的学习过程。同时，信息技术在学校的管理中应发挥重大的作用。州教育权威机构并承诺:

1‘提供足够的计算机供学生学习;

2‘提供足够的计算机供教师教学与科研;

3.提供计算机网络系统供教师学生和教育机构交流，并获取广泛的信息资源;

篇（8）

《创新时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撰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显示，经济压力和生活安全感不足，仍是城市居民痛苦的重要因素。而农村居民中有47.2%的家庭存在“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的现象，32.2%的农村家庭认为“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请问最近几年国家在解决民生问题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宋迎昌：“十一五”规划实施以来，国家在解决民生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出台了许多改善民生的法律与政策，比如2005年起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2007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10年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等。二是财政向民生领域支出的比重稳步攀升，比如1999—2008年间，全国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已由26%提高到30%。三是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广大城乡居民切实得到了实惠。特别是最近两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做到了应保尽保；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免；为40—50岁就业困难群体开辟公益岗位；农村免除农业税等。

《创新时代》：据了解，2010年社会满意度呈下行趋势，但从调查来看，2011年社会满意度总体上已达到近十年来最高水平。请问生活满意度提升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满意度提升是否意味着“城镇居民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个人获益情况评价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

宋迎昌：生活满意度是一个主观判断指标，不仅与个人生活状况的改善息息相关，而且与国家整体发展状况也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完全关联。生活满意度提升具体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居住条件、就业状况、收入水平、婚姻状况、邻里关系、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环境状况、交通状况等。满意度提升更多体现的是个人感受，所以生活满意度提升，并不意味着“城镇居民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个人获益情况评价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

《创新时代》：据了解，你曾于2007至2009年受派赴西北的兰州市安宁区挂职（担任副区长），作为理论工作者和政府官员，你认为中国城市下一步的民生改善，需要首先解决哪些问题？

宋迎昌：中国城市下一步的民生改善，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个民生导向的社会制度，具体体现在：第一，建立民生导向的财政制度，即政府不与民争利，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第二，建立民生导向的发展制度，即在民生改善的基础上求得发展，不唯GDP和财政收入是从；第三，建立民生导向的社会治理参与机制，即重大决策要倾听百姓的意见，要让百姓有话说，让百姓说话算数；第四，建立民生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即各级官员的升迁要倾听民意，民意不过关，要实行“一票否决”制。我认为，只有建立起民生导向的社会制度，才能真正实现民有、民权、民享、民治的理想社会目标。

改革是推动城乡发展的最大动力

《创新时代》：2012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继2010年之后，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将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请问这种变化是否属于偶然现象，你怎样看待此种趋势？

宋迎昌：我认为，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纯属偶然现象，这与最近两年我国实体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有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制造业的发展举步维艰，最终造成了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乏力，而农村居民因为国家多项惠农政策支持及农产品涨价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农民纯收入普遍增长较快。但随着我国对经济活力的日益重视以及转型升级的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的现象将会很快消失。

《创新时代》：业内人士指出，全国各地城乡统筹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目前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主题，从成都、重庆的城乡统筹试点引起全国关注的现象看，城市化的继续推进将广泛涉及到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体制全面改革。你认为随着近年来快速交通的迅猛发展，是否可形成一个新型的城乡关系？今后推动城乡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宋迎昌：随着近年来快速交通的迅猛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必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通道。但能否形成一个新型的城乡关系，我认为还取决于全方位的制度变革。交通瓶颈只是城乡统筹发展的一个限制性因素，相反，落后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才是制约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阻力。

由此我认为，今后推动城乡发展的最大动力依然是改革，只有下定决心破除陈旧、落后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实现发展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和参与社会事务的公民权利，才能最终实现农民、市民一律平等的愿景。只有这样，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远大目标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创新时代》：蓝皮书指出，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城市中的农村外来务工人员数量不断增加，部分城市居民对农村外来务工人员依然存在一定的社会排斥心理。请问造成这种排斥心理的根源是什么？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宋迎昌：农村人口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民“市民化”现象，并不是一而就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因为它必然要经历就业非农化、居住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三个相互关联的发展阶段。农民工进城，首先完成的是就业非农化，但若要完成居住城市化和生活方式城市化，难度将会很大。由此，这种异质特征最终决定了外来务工人员将很难完全融入城市社会中，这也是部分城市居民对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存在排斥心理的最大根源。

城市居民排斥外来务工人员的具体表现，是城市居民担心农民工进城会挤占他们的发展资源，如争夺就业机会、争夺交通资源、争夺社会福利等。

“大众麦克风时代”的到来

《创新时代》：2012蓝皮书中提出了“社会各阶层上网‘喊话’，‘大众麦克风时代’到来”等新鲜名词，何为“大众麦克风’时代？针对在2011年“7·23”动车事故中，一些演艺明星等中产阶级表现得日常活跃，甚至整体超过传统的学者、作家群的现象，你是否赞同这属于中产阶层对公权的质疑和离心倾向？

宋迎昌：“大众麦克风”指的是人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和建议的权利和渠道。我认为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不能让城乡居民当“哑巴”，要鼓励广开言论，了解民意，如此才能真正建设和谐社会。

众所周知，中产阶层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与低收入阶层相比，他们更关注国家大事，更渴望参与社会治理。传统的学者、作家群，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属于中产阶层的一分子，因为他们还要为自身的生计而奋斗，所以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程度远远低于演艺界明星。可以认为，演艺明星等中产阶级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现象并不能等同于是对公权的质疑，更不属于离心倾向。恰恰相反，此类中产阶层正是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重要力量之一。

《创新时代》：如今互联网已成为弱势群体展示伤痕和相互取暖的地方，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经常变成倾泻“仇官”、“仇富”等负面情绪的“垃圾箱”。你对网络中常常出现“一人爆料维权，众人‘围观’”现象如何看待？此种现象是否代表现阶段行政监督机制低效及法律作为利益调节的底线保障的失灵？

篇（9）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征程，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这个新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中国人民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时代，更是我们培养担当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时代。当前，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与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个时期，我国高校的德育教育尤显重要。

1我国高校德育的基本概念及其重要性

德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的德育是指有目的、有计划地对社会成员在政治、思想与道德等方面施加影响的活动，包括社会德育、社区德育、学校德育和家庭德育等方面。［1］高校德育，指高校教育工作者有目的地培养大学生思想品德的活动。高校德育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2］思想教育是形成学生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政治教育是形成学生一定的政治观念、信念和政治信仰的教育；道德教育是促进学生道德发展的教育，注重学生良好个性的塑造和培养；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日趋增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社会格局的日益更新，对于人才的需求不再局限于能力的提升，而是要求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尤其明显，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承担着培养德才兼备、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合格人才的重任。“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是新时代高校德育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育人为本”就是要关心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教育的规律，促进每一个学生全面健康地发展，为每一个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德育为人的发展提供根本的方向指引，因此要把德育摆在首位。良好的道德品质是人成才的首要条件，也是人成才的基本要求。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则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创造财富，而道德低下的人则会危害社会。高校德育为大学生拥有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提供指引，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2新时代我国高校德育的现状及问题

高校在对大学生的教育过程中遵循“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高校德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还存在着一些问题。2．1高校德育目标的模式化与生活实际脱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影响对我国高校德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德育的主体是个体生命，德育的主要任务是探寻个体的生命价值，使每个个体都获得幸福生活的实践活动。［3］高校德育是要让大学生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有充分的认识，实现自身价值的教育活动。我国高校的大学生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而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对于道德的需求是不同的，当前，我国高校的德育目标显得过于模式化，与大学生的社会生活实际有一定的差距，从而导致高校德育的实效性不强，往往达不到高校德育的真正目的。2．2高校德育内容的知识化与社会创新的脱节。高校德育的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重视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德育的实际操作功能。高校德育教科书落后于社会发展，显示不出社会热点，内容没有涉及大学生感兴趣的时事问题，教师注重分数，大学生疲于死记硬背教科书，导致我国高校德育往往事倍功半。［4］高校德育内容偏重知识的传授，学生学习到的基本是书本知识，社会发展创新的速度之快，德育内容缺乏与社会的连接，使得大学生获得的德育知识不能转化为实践，从而轻视德育教育的重要性。2．3高校德育方法的单调化与德育工作需求的不相适应。我国高校德育在方法上虽然加入了社会实践环节，但当前课堂教学依然是德育教学的主要途径，大部分德育教学依然保持着老师讲、学生听的方式，学生在德育教学过程中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德育注重知行统一，注重实践，简单的知识传授不能满足大学生的求知欲，不能让大学生灵活运用于实践生活。面对个性独立的新时代大学生，仅仅依靠教师的讲授，很难让学生获得思想上的解放和行动上的指引。大学生的德育知识要突破理论层面的理解，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实践可操作的理论指导，需要高校德育工作的积极配合。当前，我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单一化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德育工作的需求。［5］2．4我国高校德育教师队伍相对薄弱我国高校德育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而又繁琐的工作，往往不能在短时期内达到预期的成效。想要让高校德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学校对学生德育教育要给与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主要依靠德育教师队伍。随着我国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人数和高校思政教师人数的比例不断扩大。目前的思政课教师人数不能满足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需求，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薄弱。［6］当前，高校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旨在把德育教育融入到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以及社会实践的各个环节中，这就要求高校要把思政课教师、辅导员以及各行政部门人员都作为德育教师的主要力量，让其充分参与到立德树人的工作中。新时代我国高校的德育教育不仅仅局限在思政课，在专业课、公共课中都要体现德育，而具备相应德育素养的高校教师亟待培养。相对于我国高校发展的速度，高校德育教师队伍还显得单薄，不能适应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校的总体要求。

3新时代我国高校德育教育的路径探索

3．1德育观念的转变。学校、社会、家庭都要转变德育观念，学校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德育，强化德育首位观。德育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中之重，从小学的品德课，到中学的政治课，再到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近代史纲要、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等一系列课程，无不体现了德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但由于传统观念以及人们的“分数决定一切”的偏见，导致我国从小学到大学对于德育的重视程度不高。［7］高校的思政课程考核依旧以考试分数为主，而学生在学习、考试过程中也只是关心自己的分数。他们对于课程学习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关注度不高，究其根源，则是他们对于德育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高校德育的目的，要是从根本上转变德育观念，把德育放在首位，新时代高校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地融入到高校德育教育过程中，不断强化德育是教育的核心，是社会发展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在大学生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大学生能够获得个性的充分发展，形成符合社会发展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规则，其德育观念得到转变。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8］3．2优化德育内容，转变单一形式。高校要不断优化德育内容，转变单一的形式，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德育教育新模式，将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德育。德育内容来源于生活，高校德育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满足大学生对时事热点的好奇，激发大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高校德育内容要紧密结合大学生所关注的问题，让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关注自己的体验，感受到德育的真正作用所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是我们的骄傲，同样也是我国高校德育教学内容的源泉。传统文化经过漫长的积淀，具有它独特的魅力，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高校德育教学中，营造一种全新的教学氛围，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德育的效果。［9］传统的德育教学方式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被动学习不能提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限制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大环境下，高校要转变固有的德育教学方式，利用社会热点与德育内容相结合，调动大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发表自己的见解，在与老师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正确的认知。高校要加大德育实践课程的力度，开展适合大学生的校内活动，引导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体会德育理论所蕴含的真实内涵，从而使德育内容内化为学生的言行举止。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方式进入到高校的德育课堂。3．3坚持高校德育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10］思政课已成为高校重点建设课程，要想办好思政课，就要落实思政教师的主体责任，调动学生学习思政课的主动性，充分发挥思政课的主导作用和学好思政课的主体作用。我国高校德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高校的思政课教师承担着高校主要的德育教育工作，其自身的言行以及道德素养直接影响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在高校，以辅导员为主的教师在德育过程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与大学生接触的时间最长，最能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辅导员要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做好引导工作，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思想变化。高校想要提升德育队伍的素质，首先要加大思政教师的培训，思政教师只有不断地完善自身的理论知识，提高实践水平，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才能适应新时代对于思政教师的要求。其次，高校德育不单是依靠思政教师，所有高校教师都要把德育渗透到教育过程中，把德育和教学融合在一起［11］，使新时代的教师真正做到教书育人。高校要注重培养教师的师德师风，使高校德育在教师的言传身教中进行，新时代的教师，不仅仅教给学生科学知识，更要教给学生如何做人、做事。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于我国的发展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对我国高校德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德育教育可以说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具有新时代德育观念的支撑，离不开适应新时展的德育内容和方式的更新，更离不开具有高素质的教育工作者的参与。高校德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德育要明确发展方向，不断加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241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合，培养新时代的大学生。

参考文献

［1］陈宏，徐超．浅析高校德育的若干基本问题［J］．科技创新，2011（9）：143．

［2］朱有荣．高校德育内涵解析［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4，19（7）：64－65．

［3］郝勇东．活动中育德生活中育人－人民日报新知新觉：促进高校道德教育生活化［EB／OL］．2016－05－17［2019－10－23］．

［4］高竞玉．大学德育的落差及理性反思［J］．教育与职业，2015（22）：56－58．

［5］邵斌，王梦雅．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困境与对策［J］．人民论坛，2018（12）：128－129

［6］张忠华，李丹．德育困境及其应对策略［J］．中州学刊，2017（1）：88－92．

［7］刘海春，李婷．文化自信：新时代德育研究的重要向度［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0（1）：73－78

［8］易连云．“中国特色德育模式”理论建构中的方法论导向［J］．教育学报，2018，14（6）：43－46．

［9］张莉莉．“对话式”德育课堂的问题反思与合理改进［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38（34）：47－50．

篇（10）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是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困境、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面临西方思潮冲击、社会结构变迁、信息网络化等外向性风险，又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运行体系、课程体系、理论研究体系衍生的内源性风险。当前，可以从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危机评价等环节着手，借助可视化、可量化、可感知的评估方法，有效提升高校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能力，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一、风险识别：发现风险项目与辨认危害要素

风险识别是评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前提和基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辨识是一个发现风险、辨认风险并描述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旨在发现风险项目、辨认危害要素、描绘风险要素特性并输出风险清单。1.治理风险的识别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要识别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风险源、确定的风险事件、潜在的风险征兆等。其中，辨识源头类危害要素和衍生类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识别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真正诱因。识别风险事件和潜在征兆则属于风险识别的中心任务。一切风险皆由事件触发，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消极影响的确定性事件和潜在征兆。2.治理风险的识别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是一个发现、辨认、描述、清单输出的完整过程。其中，确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和对象是风险识别的首要环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大体可划定为国际国内两大变局，对象则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风险项目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二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由危害要素、确定的风险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征兆构成。归纳风险类别并凝练风险特质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三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类别大致可分为外向性风险与内源性风险。风险清单输出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四步。这一环节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输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分析的输入。通过形成风险清单，既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提供可量化的依据，也可以为风险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标准。3.治理风险的样态归档。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环境的变化，产生了不同形态的风险。根据事物发展的外因和内因，大体可归结为外向性风险和内源性风险。其中，外向性风险源自国际、国内双重语境。从国际大局势看，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推行、教育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运行造成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对的认同。从国内大环境看，社会结构变迁和智能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的主阵地作用有所削弱。内源性风险则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边缘化、工作机制滞后、政工队伍游离、主体资源流失、教学与科研绩效割裂等治理风险。如面对不断上行的社会竞争压力，部分高校为了提高院校的竞争优势，将关注点侧重于增设校园硬件设施、扩大招生规模、争取办学经费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边缘化的风险”[1]。4.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主要有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安全检查表法、问卷调查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其中，德尔菲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专家意见的反馈匿名函询法。该方法能够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风险点和风险源。安全检查表法则是辨识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风险排查的全面性、广泛性。问卷调查法和Citespace数据计量法则属于定量分析法。其中，问卷调查法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常用方式，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时段学科体系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以Citespace为代表的大数据识别方法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不仅可以直观、准确地识别风险点和风险源，还可以构建科学的知识图谱。

二、风险分析：寻找风险点与追溯风险源

风险分析是评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核心环节。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第二个子过程，对治理风险的致因分析着力于寻找风险点和追溯风险源的成因，侧重于从环境和主体风险源出发，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发展阶段、运行机理以及内在张力。1.治理风险的分析理路。首先，风险要素包括风险源、触发行为、风险点、传导路径等。其中，风险源包括确定性风险事件、引起损失的不确定因素、潜在导致风险的事物或现象等。触发行为则是风险引爆的“助燃器”，它能激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潜在的风险因素，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风险事件。风险点是连接潜在风险源和外部环境的媒介。传导路径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中的线索。通过这一线索，风险点、风险源、触发行为得以串联。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主要由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引发。前者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严峻，后者指高校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再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产生，实际上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风险要素的动态互动过程，即在特定危险行为的触发下，导致风险点、风险源产生集群风险，进而通过传导路径不断延伸和扩散。2.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既受自身发展规律的约束，又面临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因而，我们大体可从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切入，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一是对环境风险源的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环境风险源可归结为国际风险源和国内风险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生活方式极易受到青年学生群体的追捧。隐藏在西式生活表象下的西方价值观念是冲击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市场经济中滋生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倾向，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漠视。此外，部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知偏差以及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一些新情况也会产生环境风险源。二是对主体风险源的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受教者和施教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其意识的多变性势必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高校治理结构中各权力主体失调引发的学术权力地位边缘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性质异化，增强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财务管理和人事任命等各类权力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2]3.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事件树分析法、因果分析法、根原因分析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智能算法等。其中事件树分析法属于事故概率分析范畴。只有确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才能确认该事故能否构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风险。因果分析法主要结合“‘是/否’逻辑”来识别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有相关的原因和潜在结果”[3]（P53）。因而，它能帮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病因。根原因分析又称损失分析，是一项结构化的问题处理方法，旨在逐步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加以解决。[4]（P43）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和智能算法则可以帮助人们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隐性风险明晰化。这两种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三、危机评价：划分风险等级和确立优先次序

作为风险评估的第三个子过程，危机评价主要是将风险分析的结果与风险准则进行比对，以此决定风险等级或其大小是否在主体容忍的范围之内，并依据损害程度确立防控的优先次序。1.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对象是指风险后果或损害程度。一般可将风险带、风险等位线、风险等级等因子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其中风险带确定风险评价的范围。按照风险的容受程度，可将风险带划分为风险上带、风险中带、风险下带。如我们可以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过程中的环境作为风险带，其中国际环于风险上代，国内环体处于风险中带。风险等位线是风险评价的中介。我们可以通过不同风险等级数值，规定风险评价的指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价中，风险等位线一般指风险的阈值点。风险等级是风险评价的关键，它确认风险评价的结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级中，可以通过评分的方式来确定风险等级数量以及风险等级的范围。2.治理风险的评价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本质上是对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的概括与总结。它侧重于关注治理风险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乃至社会运行带来的消极影响。因而，可以从政工队伍、师资力量、教育客体、教育环体、社会效益等方面综合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产生的后果。一是对政工队伍的评价。高校政工队伍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重要力量。对政工队伍的评价要围绕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展开，既要充分肯定高校党委领导班子过往取得的成绩，也要立足现实，客观陈述各院校、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对师资力量的评价。师资队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资源，对师资队伍的评价应当包括理论知识水平和价值倾向。三是对教育客体的评价。当代大学生思想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高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成效最直观的反映。要善于根据上课出勤率、志愿活动参与次数等具体指标来对大学生进行评价。四是对教育环体的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环体从范围来看可分为国际大环体和国内小环体，其中国内小环体又可分为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体的评价不仅要全面，而且要精准。因此，有必要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深入认识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关联。五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社会效益的评价。通过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成果，能正确引导社会舆情的发展，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的社会认可度。3.治理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价，就必须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我们要推动风险评价的定性指标朝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协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引入可量化的指标，如可以将评价指标与监控指标、预测指标相协调，确保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4.治理风险的评价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后果的评价方法，主要有模糊目标检验法、比较法、效益评定法、接受程度评定法等，此外还有定期评估和不定期评估等。以比较法和效益评定法为例，运用比较法来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驻地环境之间，教育过程、目标、内容、形式和效果之间，甚至教育单位之间”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比较。[5]效益评定法则是一种量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大小、高低，可以通过确切、直观的社会效益进行评定。换言之，如果投入远大于产出，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将面临较大的风险；如果产出远大于投入，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等级较低，质量较高。

参考文献：

[1]魏明禄，丁烈云.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及其规避[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9，（31）.

[2]许迈进，章瑚纬.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结构性探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