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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3-087-01
一、金融危机的描述
2008年爆发并蔓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以几乎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正如格林斯潘提出的这是一次百年未遇的经济危机。本次危机的爆发源于次级债务危机,而后引发了金融市场的金融危机,最后转向实体经济,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本次危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深受影响,全球经济陷入了重重困难,部分国家甚至出现经济发展的停滞,大批国际大公司如房地美、房利美和大批的银行破产,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日本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日本实施金融自由政策,导致金融信贷规模的大幅扩张,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了大量的泡沫。同时,“广场协议”助推了日元的升值,日本政府为防止日元大幅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先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后推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利率水平直线上升,股票市场崩盘,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破裂,危机爆发。
亚洲金融危机。在1997年之前,亚洲四小龙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典型,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追逐的焦点。但在1997年7月2日,泰国央行承受不住金融压力,放弃维持泰铢币值,随即拉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接着,菲律宾比索和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深陷金融危机行列。本次危机根本原因在于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监管的滞后、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外汇储备过低。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其爆发的根源在于美国高度自由的市场制度和低利率。国家长期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之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资金的大量流入,营造了低利率环境,导致房地产市场的火暴。同时,由于监管缺位,金融创新产品的复杂程度使得监管机构和评级机构对风险估计超出了一定的范围。政府对于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后不恰当的政府行为,助长了危机的爆发。
纵观上次20世纪的几次金融危机不难发现一定的规律。金融危机多是从金融市场出现危机,而后蔓延到房地产市场,引起股票市场、金融市场、资产市场的崩盘。在地域范围内,也是从一个国家向临近国家蔓延,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最后造成一定区域的危机联合体。
二、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透过金融危机的表象,需要我们深思的是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导致危机爆发多是源于货币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不健全。其深层原因可以从三个角度分析:
1.人性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起社会制度的不同,其思想和意识形态多样。人们崇尚过度消费,超前消费,没有储蓄意识和风险意识,没有良好的消费意识。另外,出于人性的贪婪,投机的意识较强,同时增大了风险的可能性,导致社会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的破坏使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大增。
2.货币体系的不健全,货币政策的不适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金融体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美元作为国际单一货币主导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虽然欧元的出现对这一格局有所冲击,但是,没有引起质的变化。单一货币主导的弊端是经济的发展,导致货币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变化。在大量贸易逆差面前,美国增大货币供给,以维持经济的发展。货币供给的增多,低利率水平,导致货币大量流入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出现大量泡沫,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增大。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必然引起泡沫的破裂,金融危机成为必然。
3.金融监管不利,金融衍生品泛滥。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最大教训是金融监管的不利。金融危机爆发多是有虚拟经济爆发,而后在实体经济中蔓延。政府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抑或是法律不健全,导致各种虚拟经济体借助法律盲区进行操作,牟取暴利。同时,由于金融监管的不利,金融衍生品花样百出,日益复杂,同时各种衍生品由金融市场慢慢渗透到实体经济市场,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连为一体,为危机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4.外因论。国际货币的流动是上述原因综合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收益不同导致了货币的大量流动,流入国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机制,导致货币大量流入,助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是这一原因的典型写照。
综上所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虚离实合、泡沫经济的出现和膨胀及国际金融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多种因素的结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金融危机防范的政策性建议
为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应从一下角度加以改革,减少经济危机爆发的应从一下几方面加以引导。
1.培养民众合理健康的消费模式,杜绝过度消费等的不合理消费模式。同时,加强民众的适当储蓄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进一步减少投机行为,降低危机的助推力量。
2.从国家角度,应该建立健全稳健的金融体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施行不同层次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货币的供应与需求,借助市场的力量,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
3.加强金融监管,增加政府的参与程度。任何市场都存在各自的缺陷,需要政府适度的参与,维持市场的正常运行。加强金融监管,从立法的角度进行规范,建立良好的监管机制,一方面加强金融机构建立监管;另一方面,加强金融创新的监管,避免出现金融衍生品泛滥现象,同时,建立良好的信用等级评价制度,避免信用制度的膨胀,保证信用评价的可参考性;第三,从立法的角度调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适时适度的调整不同市场的结合,关注相关市场的变化,积极采取预警机制,避免危机的爆发和大范围蔓延。
4.从国际角度,各个国家应积极建立新的货币体系,改变原有的美元作为单一货币的体制,应建立多元的货币体制,避免单一货币存在的弊端。同时,各国建立联合预警机制,积极参与,共同监督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强合作交流,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的爆发。③
参考文献:
[1] 顾华详. 论国际金融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警示[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3).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时提出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中也出现了各种困难,我国经济所发生的危机是否属于类似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过剩性经济危机,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困难,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之区别
(一)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也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依靠开拓国际市场来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不惜发动世界战争,历史证明这一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转向寻找、开拓国内市场,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危机的困扰。但是却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找到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
(二)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The Financial Crisis)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例如短期利率,证劵,房地产,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经济危机直接造成生产者、劳动者的贫困,社会消费能力太低,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资金无法周转。金融危机则是因为金融资本没有找到正确的投资方向,造成大量资金、资本的浪费,以至于资本、资金无法周转,社会经济崩溃。
解决的办法:首先,要弄清楚社会较高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是从哪来的,表现在哪些人群中;其次,投资高科技领域,把高科技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领域,为社会加速发展铺平道路;最后,把资本应用在提高生产力的研究上,生产服务于普通民众。[1]
二、我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可能性的原因
(一)我国不存在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济危机不同于金融危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的产物。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属于过剩性危机。从根本上说,我国不存在爆发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过剩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首先,从制度上讲,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存在根本的区别。宏观调控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使我国的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生产,使经济活动符合人民的利益。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企业所得的利润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虽然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福利待遇有所提高,但是却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利润通过税收的方式最后归属于人民。
(二)我国存在发生金融危机可能性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时期,但这不能代表中国经济运行中不存在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过金融风险,但由于当时中国整体环境相对闭塞加上四大国有银行的绝对控制地位,并没有演变成金融危机。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际国内环境的改变,一些潜在的问题有可能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
1.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逐渐融人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因金融经济危机而陷入衰退,这将会通过降低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而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金融经济危机的发生也会减少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力度与规模。
2. 我国经济发展中内部存在的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首先,银行体系脆弱。银行是金融系统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现阶段,中国银行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其次,汇率制度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汇率形成机制非市场化、汇率制度缺乏弹性。再次,外债结构不合理。外债是支持一国经济发展一项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我国外债结构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短期外债不断攀升、商业贷款比例偏大等方面[3]。
三、总结
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不同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即不是过剩性的经济危机。我国存在爆发金融性危机的可能性,这是内外两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我们应从国内外两个方面来防御我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从我国内部着手。对于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中国需要在可控的范围内稳步推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仅仅靠加息、升值等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深层次的经济矛盾。中国现阶段需要从增加内需,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等多个方面,改变目前的经济不平衡状况。
参考文献:
[1]郭书江.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与遏制[J].经济评论,2004(1):80-81.
[中图分类号]F832.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2-0036-03
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以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带来的投资者对金融行业的信心危机就开始席卷全球,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中,贝尔斯登和美林证券相继被银行收购,雷曼兄弟破产倒闭,而剩下的高盛、摩根斯坦利也因形势所迫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这场祸起金融衍生品的金融行业危机现在开始逐渐传导到更加广泛的金融领域,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也因为大量涉足次级按揭贷款领域而面临破产,最终被美国政府变相接管。更为严重的是,这场危机目前已经扩展到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如冰岛等甚至陷入国家破产的边缘。次贷危机发展到今天无疑已经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难免疑惑,世界经济体系为何如此脆弱,从繁荣到衰退怎么如此迅速?本文拟从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影响及应对策略展开论述,为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参考。
一、原因分析
当前这场发端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美国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的集中反映。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大量实体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比如拉美、东南亚等国家,而把美国本土打造成贸易、航运和金融等服务业中心。同时,在里根及其后续继任者的极力推动下,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目标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西方国家迅速推行。然而,在政府监管放松的条件下,市场过度自由的结果就是经济局部泡沫问题严重,比如2000年美国高科技泡沫,以及最近由于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具体来看,这场金融危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金融创新过分强调利润和收益,而对风险的控制认识不足。以投资银行为例,近十年来,传统上以经纪业务为主、对资本金要求很低的投资银行,在高利润的诱惑下,大量从事次级按揭贷款市场和复杂金融衍生品的投资,导致投资银行的业务风险不断放大。在对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和交易中,投行赚取了大量利润,例如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两家投行在过去十几年中每年的平均净资产回报率高达20%左右,远远高出商业银行12%~13%的回报率。但是,在运营模式上,这些投行通过拆借大量资金来进行杠杆操作,导致杠杆比率一再提高,从而积累了巨大的风险。雷曼兄弟宣布进入破产保护时,其负债高达6130亿美元,负债权益比是6130∶260,美林被收购前负债权益比率也超过20倍。过高的杠杆比率,使得投资银行的经营风险不断上升,而投资银行在积极参与的同时,却没有对风险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旦投资出现失误,其亏损也将大大超出本金。
高杠杆操作要求相应较高的流动性水平,在市场资金比较宽松时,投资银行比较容易从货币市场筹集资金,而一旦其自身财务状况恶化,尤其是在货币紧缩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就很可能造成投资银行无法满足资金的流动性要求,从而导致经营风险。此外,华尔街金融机构过度强调短期回报的激励机制,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薪酬和激励机制没有与其风险管理、长期业绩相挂钩,形成了较高的“道德风险”,促使从业人员整体短期行为倾向较重,为迎合追求利润的需要,投资银行不断推出更加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以至于其自身都难以对这些产品的风险加以判断,也就难以进行风险控制了。
2.金融监管相对滞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采取的是“双重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双重是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多头是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如美联储(FRS)、货币监理署(OCC)、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近10个机构。随着金融活动的全球化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不断推进,“双重多头”的监管体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真空”,从而使得对于一些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出现监管漏洞。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各部门、各产品的监管标准不统一,监管机构太多,权限重叠。同时,多头监管导致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从而导致金融衍生品的价值链条愈拉愈长,市场风险不断叠加,终于在房地产按揭贷款环节发生断裂,引发了次贷危机。
3.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助长了美国金融危机。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和主要投资货币,因此,美国的华尔街形成了全球最重要的资本市场中心。当各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后,为了确保这些外汇储备安全和保值,又不得不去购买美国国债。这样资金又流入了美国,降低了美国利率和美国人的消费信贷成本。美国是全世界储蓄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据国内有关学者测算,近年来美国的储蓄率大约维持在10%左右,而中国的储蓄率则保持在45%以上的高位,这里的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过去几十年,美国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过程有加快的趋势,负债消费经营日益成为全面的社会经济现象。美国的巨额负债消费,是通过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和资本市场的价值传导支撑的,其实已超出了本国生产力的承受能力。当美国经济仍然表现出活力的时候,资本当然会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但是,当美国经济一旦出现问题,资本流入的速度一定会放缓甚至逆转,而这无异于釜底抽薪,美国经济目前的情况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才会有美国财长呼吁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东亚和中东国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的要求。
4.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上世纪末,美国经历了以高新科技为主导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经济周期,同时也滋生了美国股市较长时期的非理性繁荣。2000年,因高科技泡沫破灭,美国股市的繁荣走向终结,再加上“9・11”事件的影响,美国经济进入衰退阴影之中。然而,为阻止经济下滑,美国采取了激进的经济政策。2001-2003年美联储连续十多次降息,将联邦基金的目标利率由6.5%降至1%,贴现利率由6.0%降至2%的历史性低水平,并维持了近一年时间,2004年中起才逐步加息,恢复到正常水平。长期的低利率,刺激了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市场上涨抵补了股市下跌的负财富效应,继续支撑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复苏。然而,低利率环境虽然保住了经济增长,但也造成美元持续走弱、通胀压力增大以及流动性泛滥带来的资产泡沫。自2004年6月起,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1%的低点一路加到2006年7月的5.25%。利率的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还不起贷款的购房者陆续浮出水面,房屋贷款公司也因此受到了沉重打击。最先出事的是全美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该公司2007年3月宣布无力偿还所有债务而宣布破产。此后,一批同类型公司相继关门,随后次贷危机的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最终导致这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的爆发。
二、影响分析
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无疑是1929年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目前这场金融危机正在侵入以制造业和矿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心脏。金融机构几乎停止向企业发放贷款,矿业和能源公司股价跌幅甚至超过了基础大宗商品价格。随着民众资产的急剧缩水,民众的消费意愿也在急剧下降。而这种消费意愿的下降,不仅带来了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的大幅下挫,也带来了其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暴跌。而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民众消费意愿的降低,又反过来影响着上市公司的业绩,并推动着股指进一步走低,带来民众股票资产的进一步缩水。如此恶性循环,无疑极大地挫伤了民众对未来的信心。而统计数据也表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实体经济正在恶化。美国制造业活动指数2008年9月只有43.5,创下2001年10月以来最低纪录,汽车销量也以两位数的比例下滑。至于实体经济一向稳健的欧洲,部分行业也开始备受煎熬。例如,占据全球汽车产量27%的欧洲汽车业,从雷诺、标致、雪铁龙到戴姆勒、大众乃至宝马,无一例外都在减少轮班工作,闲置产能并开始裁员。
这场金融危机影响广泛,中国经济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受到影响:
1.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行风险加大。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上升。在危机不断扩散的过程中,美国不断采取降息、注资、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防止经济衰退,这些政策客观上又加剧了全球的流动性问题。再加上中、美利率倒挂,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国际热钱极有可能再次大量流入中国,从而给中国的货币体系的稳定造成困难。由于中国接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中,目前大约有一半以上投资于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券。从目前披露的情况来看,中资的金融机构也持有为数不少的美国机构债券,其中大部分是两房债券。美国金融市场出现的动荡,必然会导致资产抵押品价格大幅缩水,更重要的是这类债券出现流动性困难,从而使得资产难以兑现,这时支付危机就转变成为流动性的危机,从而给中国金融体系健康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
2.对外贸易增幅放缓。由于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增长模式,进出口总值超过GDP的60%,在美国国民借钱消费模式终结的情况下,“中国制造”随之受到影响。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非常重要,去年经济的增长,有2.5个百分点是进出口拉动的,而今年1-8月份出口的实际增长率只在3%左右。海关总署的进出口数据显示,我国外贸出口额的增幅下行放缓的趋势明显,由于欧洲和美国分列中国商品出口市场的前两位,外需下降意味着外国消费者对高附加值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需求的同时下降。在这种环境下,出口商很可能没有动力革新技术,而是被迫通过压低产品价格去维持市场份额,这可能导致中国出口企业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与美元汇率密切相关,目前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几乎都以美元定价,美元走势的强弱决定了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高低,然而美国金融市场反复动荡,无疑将严重影响到美元汇率的走势和持有者的信心,短期内弱势美元的政策似乎已被市场所认可。如此一来,原油、铁矿石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将被再度推高,我国进口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付出的成本也大为增加。
3.资本市场发展受到限制。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已经基本成为事实,因此近期国内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均出现大幅调整,尤其是上证指数已经从最高点的6124点跌去60%以上,绝大多数中小投资者被深度套牢。当然这其中也有前期货币政策紧缩效果开始显现的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讲,无疑是经济增长放缓,上市公司利润大幅下滑导致投资者信心严重不足而引起的。相对股市而言,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整幅度不大,尤其是北京、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仍然基本保持平稳,但是可以预计,在经济转入衰退的时期,房地产商的融资环境将会更加严峻,消费者由于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严重受损而持续观望,再加上目前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泡沫问题,相信房地产市场价格回调为时不远。但是目前许多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房地产“救市”措施,寄望于通过补贴购房者等方式促使房地产市场交易重新活跃起来,笔者以为,目前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房屋价格大大超出了居民的承受能力,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适当调低房屋价格,挤出泡沫。更何况,鉴于2001年以来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对经济的巨大破坏,中国更应该注意防范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问题,促使房地产市场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然而目前地方政府这种托市行为,无异于拔苗助长,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有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非理的进一步叠加,不利于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1.政府应该实行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应该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改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融资环境。由于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当前政府应该更加倚重财政政策,而降低税率,加快推进增值税转型无疑是最有力的政策措施。近些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长期保持30%以上的增长速度,是同期GDP增长速度的3倍多。而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却不升反降,这与中国逐步提升内部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不相协调,应尽快实现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并在全国加以推广。我们知道,消费性增值税有利于企业加快更新生产设备,有利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因此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消费性增值税。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利润大幅下滑的今天,实施税负改革,降低企业和居民的实际负担对于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意义重大。
2.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扩大内需。要增加居民收入,逐步提升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增加消费、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鉴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事实上存在的对劳动者利益保护的缺位,应该在一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大力增加“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方面的支出,完善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抓紧建立健全全民社会保障制度,适度增加财政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尤其是要加紧农民工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制建设,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建设。增加消费、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是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继续落实各项惠农措施,加大对农村和农业发展支持力度,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消除不利于城市化发展的制度,推动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步伐。
3.进一步扶持出口型企业发展,解决就业难题。在外部需求锐减、成本持续上升、融资困难、人民币升值的多重影响下,中国的出口型企业大量倒闭,而由于出口型企业实际上解决了中国大量的就业问题,因此未来中国的就业问题极有可能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及时出手相救,一方面要适当提高出口退税率,优化出口型企业融资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途径帮助企业拓展新兴消费市场,实现生产技术转型等方式加大对出口型企业的扶持力度,保持出口市场的平稳有序发展。
4.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由于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再加上中国经济目前较高的对外依存度,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中国需要通过参与国际社会拯救此次金融危机行动,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一方面,联合国际社会迫使美国政府放弃人民币升值的要求,维护人民币和美元之间汇率的稳定,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暂时得到延续,同时也使得中国所拥有的巨额美元资产不会遭受巨大损失。另一方面,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积极推动与周边经济体的贸易投资,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步伐,加快港澳人民币业务的发展,鼓励内地与港澳的贸易以人民币结算,适当扩大香港的人民币资产业务,促进内地与港澳的经济融合。积极稳妥地推进亚洲货币金融合作,与更多国家签订货币互换特别是以人民币为基础的互换协定。当然最重要的是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开放步伐,完善金融市场,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四、警示与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经济虽然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有失灵的时候,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正市场失灵。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这一次华尔街带来的危机不仅给美国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同时也给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警示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市场无法发挥效率的领域,一定要有政府的及时补位,弥补市场的缺陷。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本质上还是由金融衍生品泛滥使风险无限扩大造成的,这说明在此过程中金融监管部门没有充分负起监管的责任。因此,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必须对金融创新实施有效的监管,强化监管部门对创新产品的主观判断和裁量的权利,保证这种裁量的科学性及防范风险的有效性,建立一个适应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风险状况的有效金融监管制度环境。
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要坚持独立的风险判断,确保对风险的识别、控制能力,不要投资于“不懂”的产品和领域。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越来越大,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复杂。次贷危机就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国内银行必须加快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改革势在必行。正是由于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元资产,导致我国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进退两难。因此,在我国外汇储备改革方向上,应该积极探索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投资渠道,将外汇资源更好地利用起来,支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进一步满足有实力的企业、金融机构合理地持有、使用和投资外汇需求,支持、鼓励和引导我国民间对外投资。
参考文献:
[1]麦金农(Ronald McKinnon).中国与美国:联手应对全球经济危机?[N].上海证券报,2008-9-24.
一、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
美国学者诺姆 乔姆斯基在其著作《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金融自由化以及私有化等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1944年,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创立的标志,也奠定了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理论先驱的地位。
二、新自由主义的推行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一)贫富分化加剧导致生产相对过剩
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主导下,美国政府通过减税、放松了对劳动市场的管制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等措施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率并加剧了贫富分化。利润率的上升必然会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和生产规模,然而贫富分化的加剧却导致了消费需求不足,从而为生产过剩危机埋下伏笔。瓦迪・哈拉比认为:“截止2003年底,美国有36%的生产能力仍然闲置着。事实上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一直无法把闲置生产能力降到低于30%。在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时,闲置的生产能力估计有34%。”
(二)放松金融管制导致泡沫经济和金融衍生品的泛滥
1980年代里根总统执政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政府不断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大力推进金融自由化政策。1999年颁布实施金融混业经营为核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彻底废除了已执行了60多年的《美国银行法》中关于分业经营的限制。金融管制的放松和2001年来美国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大量的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导致了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生成,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通过财富效应极大的促进了美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长期非理性繁荣下.美国的金融机构可向收入水平较低和还款能力较差的借款者发放住房抵押贷款,导致次级贷款规模不断扩大。为增加流动性以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美国的金融机构在次级贷款基础上设计出资产证券化和结构化金融产品,通过次贷资产证券化使信用风险由信贷市场向资本市场转移。1990年代以来,次贷证券化产品迅猛发展,然而金融衍生品的膨胀并未与信息披露制度相配合,以降低信用风险,而是通过在基础证券,甚至是在已经衍生后的金融衍生品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衍生,导致风险被无限放大,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资金链断裂,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三、金融信机爆发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调整
(一)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的“两房”改革
2008年9月7日,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宣布政府将接管两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并更换了两家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由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负责两家公司的管理。另外,财政部获得授权可以以购买股票的形式分别向房利美和房地美注资1000亿美元。然而美国政府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接管并不意味若美国国有化进程的重新开始,也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衰落和国家管制资本主义的复兴。美国接管“两房”有其深层考虑,首先在接管前美国的12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中,“两房”持有或担保大约5万亿美元,约占全部住房抵押贷款的42%,更重要的是“两房”事实上是美国政府提供隐性担保的机构,如果任由“两房”倒闭,会导致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信心大减。此外,“两房”购买各贷款机构的住房抵押贷款,加快了各贷款机构的资金流动,并降低了贷款机构的风险,购入住房抵押贷款后,“两房”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它们打包成债券,创造了大量的流动性,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房利美和房地美是连接美国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纽带,对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政府不得不接管“两房”,当然这只是个应急方案。
在美国政府接管“两房”之后,关于“两房”改革的声音此起彼伏,2011年2月11日,美国财政部在向国会提交的美国住房金融市场改革报告中提出籽大幅削减美国政府对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支持,并提出了逐步关闭“两房”的诸多措施,并承诺继续为“两房”提供支持,以确保其能还清所有债务。报告还提出三项改革住房金融系统的长期方案。由此可见,美国政府接管“两房”只是个临时方案,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衰落和国家管制资本主义的复兴,一旦经济形势好转,美国政府就会逐步退出。
(二)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经济刺激政策
2008年10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小布什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随后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这标志着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救市计划启动了。本次救市计划主要在金融领域发挥作用,通过制定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政府通过注资的形式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维护了金融市场的稳定;籽联邦存款保险金额的上限由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既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有利于恢复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防止出现挤兑风潮。大规模的政府干预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这说明了美国政府对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暂时调整。
2009年2月17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总规模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35%的资金用于减税,65%的资金用于公共开支和投资。与小布什政府的救市计划主要针对金融领域不同,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作用于实体经济领域。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方案的重点主要包括减税、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投资以及增加社会福利方面。该方案动用了1900多亿美元用于失业救济、医疗补助和向低收入人群发放食品券等社会福利项目,这提高了失业人员的谈判地位,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201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奥巴马总统的减税法案,本次减税法案涉及总金额高达8580亿美元。该法案保留了小布什总统时期的税率,将全民减税政策延长两年。奥巴马的减税法案对绝大部分工人都实施新的所得税减免,将长期失业人员领取失业救济的时间延长了13个月,降低了富裕阶层的遗产税负担,规定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税率为35%,美国的中产阶级由于所得税减免成为减税法案受益最多的群体。奥巴马的减税法案既保护了高收入阶层的利益,也照顾到了中低收入人群的利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对该减税法案十分赞赏,认为这是在现有条件下各方
最好的妥协结果,但这只是国际垄断资本对工人阶级的暂时让步,并不能改变美国贫寓分化不断加剧的趋势。
(三)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
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在次贷危机爆发中的重要作用,次贷危机爆发后,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美国政府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从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政府公布的《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开始,美国展开了19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监管改革,到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新的金融监管法案。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由于美国采用双线多头的金融监管模式,导致监管机构的职能交叉重叠,监管效率低下还容易导致监管缺失的现象发生,新的金融监管法案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以实现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调监管,从而有效提高了监管机构的监管效率。新的金融监管法案还将美联储的权力进一步扩大,美联储将对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管。次贷危机爆发前,金融衍生品泛滥成灾,而场外衍生品的监管却几乎是空白,这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新的监管法案将对自营交易及场外衍生品市场进行怖管,要求大部分衍生品进行场内交易。此外,新的临管法案还设立专门机构来保护消费者利益。
新的金融监管法案彻底改变了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新法案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扩大了金融监管的范围并强化了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和监管协调。
2011年1月18日,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采取重要措施以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和金融机构的规模。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了旨在限制银行自营交易的“沃尔克法则”,该法则建议大型银行关闭其自营交易部门,限制银行的自营交易有助于降低风险,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沃尔克法则”公布后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等华尔街银行纷纷剥离或削减自营交易业务,以达到沃克尔法则的要求。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建议任一银行的规模都不得超过美国金融体系规模10%,防止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有利于系统性风险的降低。此外,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还对从事衍生品交易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了警告。这标志着美国的金融业发展和金融监管进人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沉重打击。
(四)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间差距扩大
根据美国劳工统汁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分别增长1.6%和2.4%,2008年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的增长率分别为1.0%和2.2%,2007年和2008年每小时补偿金分别增长4.0%和3.3%,远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说明金融危机的爆发暂时削弱了新自由主义的力量,为克服危机,国际垄断资本需要对工人阶级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2009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3.7%,单位劳动成本却下降了1.6%,同时2009年美国的失业人口达到1426.5万,比2008年多出534.1万,失业率高达9.3%,国际垄断资本一站稳脚跟就开始向工人阶级反扑,通过提高失业率、增加失业人口来削弱工人的谈判地位、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来提高利润率。2010年工人阶级的境况更加糟糕,2010年美国初步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劳动生产率增长3.9%,而每小时实际补偿金仅增长0.7%,比2009年的增长率还要低1.7%,国际垄断资本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力量,削弱了工人的地位。
四、结论
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受到削弱,美国对其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了调整。首先,美国政府对其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加强了对金融体系的控制,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并支持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其次,政府加强了对基础设施和新能源的投资,这有利于美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在后危机时代抢占新的制高点。美国政府通过对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调整缓和了矛盾,维护了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
参考文献
一、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背景比较
(一)世界经济基本格局
两次危机来临之时,美国均处于全球经济体系的核心,均成为危机的发源地。但两次危机中美国所处的支配地位不同。一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并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二战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欧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其霸主地位受到了挑战。
(二)金融体系
两次危机金融体系的差别还体现在金融衍生品、影子银行和融资方式等方面。大萧条之前金融机构基本没有动力开发金融衍生品,随着金融监管的日益加强,为了开拓业务,各金融机构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危机来临之前,金融衍生品充斥市场;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还出现了影子银行,存在着游离于传统银行体系之外、从事类似于传统银行业务的非银行机构;分业经营减少了银行的投资机会,低存款利率促使银行的存款资金转入其他投资渠道,20世纪60年代伊始还出现了金融脱媒现象。
(三)国际货币体系
两次危机期间的汇率弹性是不同的,经历了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的转变。在大萧条期间,世界各国普遍奉行金本位制度,黄金输送点决定了各国汇率波动的幅度相当有限,固定汇率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固定汇率制使一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本轮经济危机之前大多数国家选择了浮动汇率制,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有所增强,以邻为壑的做法比比皆是。
相对于大萧条而言,二战后“中心-”国家权利义务的非对等性。在大萧条期间,受金本位制的影响,各国货币的泛滥程度是受到控制的。但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储备货币不再仰仗于黄金;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心-”国家之间的义务权利不对等导致美元泛滥,2007年的剧烈调整是国际收支失衡的一个必然结果。
(四)国际协调机制
大萧条期间,国际协调机制比较脆弱,各国纷纷推行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首先是贸易保护主义。1930年6月,美国将平均关税税率由38%提高至52%。作为回应,各国随后开始了报复性贸易战,主要经济体平均关税高于50%。其次是金融保护主义。在大萧条导致大量银行倒闭的背景下,民众极力追逐现钞和黄金,各国黄金储备不断告急,世界各国穷尽手段来争夺黄金。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国际协调机制大大增强,主要国家采取了同向的救市措施,政府间提供紧急贷款援助,IMF推行了备用信贷安排、短期贷款安排等举措,2008年G20决定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二、两次金融危机演变过程比较
(一)传导范围
大萧条波及世界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美日欧均深陷其中,但社会主义国家并未受其影响,苏联在西方国家深陷大萧条期间仍然保持经济增长的态势。相比较而言,随着世界上各国经济金融往来越来越密切,国际金融危机范围包括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传导过程
两次危机均经历了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蔓延这一过程,首先是资产泡沫破灭,股市、楼市中的投资者纷纷破产,虚拟经济风光不再虚拟经济的不景气进一步拖累了实体经济,随着投资者持有的流动性不断削弱,实体经济不得不面临通货紧缩,各宏观经济变量不断下滑,各国陷入经济衰退。
国际金融危机由次贷危机而起,美国房利美、房地美和“雷曼兄弟”破产,美国注资850亿美元拯救AIG公司,全美最大的储蓄及贷款银行华盛顿互惠公司倒闭,并引发全球股市下行。事实上,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通过国债与公司证券化衍生品将次贷危机的风险扩散到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各个角落。2007年8月,法德日等国开始向处界披露次贷所造成的损失,次贷危机从美国传播至其他国家,并以迅雷之势席卷全球。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经历了股市下挫、汇率下跌,冰岛克朗一路狂贬,流动性危机迅速席卷其他国家。
(三)演变过程的对比分析
1.相同之处
两次危机均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虚假繁荣造就了资产市场的巨大泡沫,泡沫被刺破之后,投资者纷纷破产,宏观经济数据下滑。两次危机的发源地均在美国,并且通过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这两个途径波及到世界各国。两次危机均影响了国际货币体系,但影响的程度和方向有轻微区别,大萧条导致金本位制终结,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在IMF中话语权有所增加,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2.不同之处
当然,两次危机演变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同之处,主要差异有二。
危机演变过程对监管准则改革存在不同影响。大萧条充分暴露了分业经营、分业监控模式的弊端,“格拉斯-斯蒂尔法案”确立了美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新模式,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成为各国的主要模式。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各国政府认识到监管不力的问题,美国金融体系有重拾混业经营的可能性,监管结构也可能会从伞形监管转变为功能监管。
一、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后危机时代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以深刻教训。短短时间内,这个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的波及全球,给全球金融行业乃至实体经济的发展笼罩了一层厚厚的阴霾。大量金融行业巨头的破产倒闭引起了金融恐慌;由金融危机导致的实体经济的疲软牵制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危机发生以来,各国开始审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对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缺失,着手对现有金融体系监管进行改革。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 Taylo就提出了“双峰”理论(Twin Peaks),他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二是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目标,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和减少消费者受到欺诈和其他不公平待遇。“双峰理论”明确的提出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一样,都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系统的稳定,依赖于金融消费者权利的良好维护。长期以来,各国均只关注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而忽视了对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最终导致了实践中对消费者的资产受到侵吞、滥用和欺诈。破坏了金融市场的平衡,引发了金融危机。
二、世界各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改革趋势介绍
(一)完善法律法规制度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于2010年7月21日由总统奥巴马签署的《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正式公布实施,法案共有1279页,突出了金融审慎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两大目标。法案提出新成立独立的消费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CFPB),并赋予该机构规章制定权和监管权。
危机爆发之后,英国公布了《2009银行法案》,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服务局在保护消费者方面的职权;在《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中阐述了消费者保护的具体措施和加强消费者保护的全球合作。其他国家如加拿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法案》,日本的《消费者合同法》、《金融商品交易法》和《金融商品销售法》都体现了危机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视。
(二)设立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
英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就设有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监管各个领域的消费者保护,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英国首先通过《2010金融服务法》增强了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监管职能,并提出赋予FSA强制信息披露和惩罚权;到2010年7月26日,英国通过了《金融监管新举措》,撤消了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分别设立了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设在英格兰银行,主要负责宏观经济动态的监管;审慎监管局(PRA),负责对具体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管;消费者保护局(CPMA),负责具体的消费者投诉和教育;经济犯罪局,负责对经济犯罪进行监控。通过将FSA的职能分割为四个具体的机构来执行,加强了具体的监管力度。
美国2010年新设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行政长官直接对总统负责,其作出的运作和决议不受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干涉,其运作资金来自美联邦体系的转移支付。消费者保护局被授予广泛的职权来制止一切在金融消费者领域内的不公平、欺诈和滥用。这些领域包括存款贷款、信用卡报告、抵押经纪和服务及其他领域。以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职权和人员将转移到该机构。
除了专门独立的监管机构,美国、欧盟和英国都提出要设立跨部门委员会。美国成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FSOC),成员包括美国财政部、美联储、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等,欧盟成立系统性风险理事会(ESRC),由欧洲央行行长以及各成员国央行行长等组成,英国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CFS),由英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英国金融服务局的人员组成。跨部门的监管机构主要负责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监控,风险预警提示等。
(三)投诉处理和投诉信息披露机制
美国在新设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设立消费者投诉部门,开设免费800投诉电话,设立统一的服务网站,建立数据库以完成消费者投诉的信息收集和跟踪,协调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其他联邦机构进行投诉的处理。在一定情况下,投诉处理部门可将投诉情况向各州传达。局长每年要向国会做关于消费者信息处理的汇报作为监督。日本金融监管厅专门设立银行、保险证券行业协会的“投资咨询窗口”,并要求各金融机构对于投诉要提交处理报告。
(四)独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
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金融消费者纠纷解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二者都选择成立专门的金融督查服务机构(FOS),负责处理金融消费者的纠纷。这是一种独立于金融服务机构和司法机构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又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当消费者与金融服务机构发生纠纷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时,消费者可以向FOS投诉,由FOS组织金融机构和消费者进行调解,并作出裁判。FOS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不收取任何费用,有利于纠纷的顺利解决,也省去了消费者去司法机关诉讼的时间和精力,维护了金融机构的良好信誉。
四、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启示及建议
(一)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
首先,目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并未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混为一体。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了生活需要,办理银行存贷款、购买保险合同、申请购买信用卡、购买个人理财产品的消费者。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上述的消费行为已经是当代人必不可少的金融生活需求,与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不同,在资本市场的个人投资者,由于不具备专业的信息分析能力,在金融产品日益复杂化的时代,实质上处于信息获取的弱势地位,因此也应当将其划入金融消费者的行列。
其次,目前我国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只有《消费者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而这两部法律的设立均为保护实体领域的消费者,由于金融产品的特殊性,金融消费的概念和权利尚未明确,在保护效果上更是收效甚微了。而金融领域的《保险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对涉及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大多是一些概念和原则性的条文,例如银行领域只有“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仅仅限于对存款人的保护;在保险领域的“保护保险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限于规定保险机构的从信息披露角度保护消费者利益。法律保护手段严重不足。
鉴于此种情形,我国应当尽快建立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层级相对较高的法律,并将在法律条文中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做到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有法可依”。
(二)建立消费者保护的具体职权机构
纵观世界各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无论实施混业经营还是分业经营的国家,均建立具体的职权明确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职权分散于消费者协会,银监会、证监会等机构,在保监会设立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职能表述为具有规章制定权,接受消费者投诉和咨询,调查处理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项,但自2003年以来,并未见保险领域内关于消费者保护的规章出台,投诉和处理机制不明确。在证监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局的职能表述为“督导促进派出机构、交易所、协会以及市场各经营主体在风险揭示、教育服务、咨询建议、投诉举报等方面,提高服务投资者的水平;推动投资者受侵害权益的依法救济”投资者保护局并不直接接受和处理消费者的投诉。消费者保护职权不明确,缺乏专业性,容易造成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空白区。在改革过程中,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银行、证券、保险、非银行性金融机构等领域建立具体的职权明确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并赋予该机构一定的规章制定权和处罚权,建立完善的工作和监督流程,保证消费者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三)设置便利的消费者投诉和纠纷解决机制
一、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后危机时代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以深刻教训。短短时间内,这个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的波及全球,给全球金融行业乃至实体经济的发展笼罩了一层厚厚的阴霾。大量金融行业巨头的破产倒闭引起了金融恐慌;由金融危机导致的实体经济的疲软牵制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危机发生以来,各国开始审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对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缺失,着手对现有金融体系监管进行改革。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 Taylo就提出了“双峰”理论(Twin Peaks),他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二是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目标,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和减少消费者受到欺诈和其他不公平待遇。“双峰理论”明确的提出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一样,都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系统的稳定,依赖于金融消费者权利的良好维护。长期以来,各国均只关注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而忽视了对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最终导致了实践中对消费者的资产受到侵吞、滥用和欺诈。破坏了金融市场的平衡,引发了金融危机。
二、世界各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改革趋势介绍
(一)完善法律法规制度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于2010年7月21日由总统奥巴马签署的《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正式公布实施,法案共有1279页,突出了金融审慎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两大目标。法案提出新成立独立的消费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CFPB),并赋予该机构规章制定权和监管权。
危机爆发之后,英国公布了《2009银行法案》,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服务局在保护消费者方面的职权;在《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中阐述了消费者保护的具体措施和加强消费者保护的全球合作。其他国家如加拿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法案》,日本的《消费者合同法》、《金融商品交易法》和《金融商品销售法》都体现了危机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视。
(二)设立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
英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就设有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监管各个领域的消费者保护,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英国首先通过《2010金融服务法》增强了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监管职能,并提出赋予FSA强制信息披露和惩罚权;到2010年7月26日,英国通过了《金融监管新举措》,撤消了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分别设立了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设在英格兰银行,主要负责宏观经济动态的监管;审慎监管局(PRA),负责对具体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管;消费者保护局(CPMA),负责具体的消费者投诉和教育;经济犯罪局,负责对经济犯罪进行监控。通过将FSA的职能分割为四个具体的机构来执行,加强了具体的监管力度。
美国2010年新设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行政长官直接对总统负责,其作出的运作和决议不受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干涉,其运作资金来自美联邦体系的转移支付。消费者保护局被授予广泛的职权来制止一切在金融消费者领域内的不公平、欺诈和滥用。这些领域包括存款贷款、信用卡报告、抵押经纪和服务及其他领域。以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职权和人员将转移到该机构。
除了专门独立的监管机构,美国、欧盟和英国都提出要设立跨部门委员会。美国成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FSOC),成员包括美国财政部、美联储、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等,欧盟成立系统性风险理事会(ESRC),由欧洲央行行长以及各成员国央行行长等组成,英国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CFS),由英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英国金融服务局的人员组成。跨部门的监管机构主要负责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监控,风险预警提示等。
(三)投诉处理和投诉信息披露机制
美国在新设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设立消费者投诉部门,开设免费800投诉电话,设立统一的服务网站,建立数据库以完成消费者投诉的信息收集和跟踪,协调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其他联邦机构进行投诉的处理。在一定情况下,投诉处理部门可将投诉情况向各州传达。局长每年要向国会做关于消费者信息处理的汇报作为监督。日本金融监管厅专门设立银行、保险证券行业协会的“投资咨询窗口”,并要求各金融机构对于投诉要提交处理报告。
(四)独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
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金融消费者纠纷解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二者都选择成立专门的金融督查服务机构(FOS),负责处理金融消费者的纠纷。这是一种独立于金融服务机构和司法机构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又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当消费者与金融服务机构发生纠纷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时,消费者可以向FOS投诉,由FOS组织金融机构和消费者进行调解,并作出裁判。FOS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不收取任何费用,有利于纠纷的顺利解决,也省去了消费者去司法机关诉讼的时间和精力,维护了金融机构的良好信誉。
四、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启示及建议
(一)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
首先,目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并未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混为一体。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了生活需要,办理银行存贷款、购买保险合同、申请购买信用卡、购买个人理财产品的消费者。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上述的消费行为已经是当代人必不可少的金融生活需求,与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不同,在资本市场的个人投资者,由于不具备专业的信息分析能力,在金融产品日益复杂化的时代,实质上处于信息获取的弱势地位,因此也应当将其划入金融消费者的行列。
其次,目前我国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只有《消费者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而这两部法律的设立均为保护实体领域的消费者,由于金融产品的特殊性,金融消费的概念和权利尚未明确,在保护效果上更是收效甚微了。而金融领域的《保险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对涉及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大多是一些概念和原则性的条文,例如银行领域只有“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仅仅限于对存款人的保护;在保险领域的“保护保险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限于规定保险机构的从信息披露角度保护消费者利益。法律保护手段严重不足。
鉴于此种情形,我国应当尽快建立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层级相对较高的法律,并将在法律条文中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做到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有法可依”。
(二)建立消费者保护的具体职权机构
纵观世界各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无论实施混业经营还是分业经营的国家,均建立具体的职权明确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职权分散于消费者协会,银监会、证监会等机构,在保监会设立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职能表述为具有规章制定权,接受消费者投诉和咨询,调查处理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项,但自2003年以来,并未见保险领域内关于消费者保护的规章出台,投诉和处理机制不明确。在证监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局的职能表述为“督导促进派出机构、交易所、协会以及市场各经营主体在风险揭示、教育服务、咨询建议、投诉举报等方面,提高服务投资者的水平;推动投资者受侵害权益的依法救济”投资者保护局并不直接接受和处理消费者的投诉。消费者保护职权不明确,缺乏专业性,容易造成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空白区。在改革过程中,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银行、证券、保险、非银行性金融机构等领域建立具体的职权明确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并赋予该机构一定的规章制定权和处罚权,建立完善的工作和监督流程,保证消费者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三)设置便利的消费者投诉和纠纷解决机制
从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中小企业的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辽宁省中小企业占辽宁企业总数的99%以上,大连作为辽宁省沿海经济带的中心,中小企业更是占了很大比重。中国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沿海的企业是中国对外出口的关键点。因此,着力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创建中小企业保障体系是当前应当研究的课题。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特点及大连市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使全球陷入了金融危机,世界的实体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抑制了各国经济的增长,金融市场动荡,资产价格缩水,失业率上升,蔓延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对中国中小企业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08年经济整体亏损22%左右,沿海地区中小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于内陆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南部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于北部沿海地区受到的影响。2010年全球经济缓慢恢复,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后金融危机时代具有两个主要的特色,第一个最重要的特色是全球的经济虽然有所好转,但尚未完全恢复,当全球的经济终于从濒临的死亡危机中走出来时,还没有出现完全复苏的迹象,尤其在实体经济方面;后金融危机时代第二个特色是全球的股市和楼市都出现逐渐上涨,全球的资产市场显现了发展生机,股市前景较前阶段乐观。
2010年,各国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全球经济开始稳步回升。在中央启动了内需抵补外需不足的模式后,我国国内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国民经济出现了稳步增长的势头。在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辽宁省遭受的损失相对较小,大连作为辽宁省的经济中心,也没有明显地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但大连市的中小企业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进入“后危机时代”,大连市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调整所有制结构,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中小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大连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机遇。但一直以来,辽宁省的中小企业发展相对落后于南方的一些企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相对落后,思维模式固化,品牌意识淡薄,产业能力弱等,加之中小企业本身发展环境比较脆弱,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小企业发展可能存在或遇到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好转,我国的中小企业也逐渐摆脱亏损的困境,有了很好的发展态势。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在良好的发展态势之下,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后,会出现某些制约我国中小企业的因素。
1、各国经济复苏程度影响对中国产品的接纳度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持续已有两年,目前世界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发达国家经济整体显现缓慢复苏的迹象。美国第三季度gdp环比增长率转正,德国和法国于二季度实现正增长,日本也连续2个季度出现了正增长,主要国家的pmi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反弹,预示着发达国家经济的缓慢复苏。从目前情况来看,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相对平稳,有些国家已经实现了经济的正增长;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全球经济格局中存在的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导致经济复苏将面临一系列的难题,这也导致了我国出口贸易虽然呈现了稳定复苏的态势,但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许多国家为了应对危机,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减少外部冲击,重新采用贸易保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正在不断蔓延。从未来趋势看,由于美欧发达国家抑制过度消费,全球存在较大的消费缺口,而且全球经济并没有完全复苏,贸易保护主义必将会不断蔓延,这将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产生冲击,尤其是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我国中小企业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资源依赖型产业,这些中小企业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而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型企业少,这些企业没有品牌意识,生产的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必然会受到限制。欧美国家的经济状况会影响民众的消费能力,而中国产品的市场拓展,长期以来一直面临一个重要的障碍是产品安全和产品质量形象,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出口的增长就会难上加难,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会面临挑战。
2、资金紧张,企业运转出现困难
我国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常常只重视销售业绩和企业利润的增长,而对于营运资金的使用效率、营运资金的安全性等问题考虑较少,资金周转速度慢,各方面成本压力加大,从而导致企业的利润减少。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为了节约采购成本或为了保证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常常在原料采购环节中一次性采购材料数量过大,占用了企业的营运资金。除此之外,由于之前金融危机的打击,很多企业经济运转困难,导致销售款项难以回笼,增加了企业应收账款的周转周期,还使企业营运资金的循环速度放慢。尤其是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用工数量增加,劳动力成本增加,再加上国内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致使企业的成本压力进一步加大,资金运转更加困难。
3、融资困难
融资难是长期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老问题,而银行借款又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所以金融业的支持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小企业利润下降,使其内部融资能力变弱、财务压力增大,再加之中小企业本身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企业内部资金紧张企业运转出现困难。而从国家政策来看,限制对中小企业开放融资渠道,各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不够。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明确提出了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后, 各商业银行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对信贷更加谨慎,进一步加大了贷款的审核力度,对陷入资金短缺的企业的贷款提出了更高的担保条件,导致这些企业得不到所需资金,使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
4、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相对落后
虽然中小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国中小企业的自身管理体制仍相对落后,导致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如产品质量、品牌意识、信息闭塞以及诚信问题等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偏好于质量好、品牌信誉好的产品。但是大多数中小企业由于规模限制、没有品牌意识以及技术水平低下,而且不追求技术创新,不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生产的产品质量差,售后没有保障,导致消费者对中小企业的产品不放心,引发了中小企业的诚信问题,而诚信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在这种状况下,中小企业产品市场将面临重大挑战。
三、大连市中小企业的保障体系建设
1、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小企业自主创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市场竞争的不断深化,自主创新在科技发展和国家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愈显重要,在我国,中小企业正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技术落后必将被淘汰,所以中小企业想要进一步发展,就应有长远的目光,关注在本行业中产品的发展方向,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发挥中小企业的“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小而新”的优势抵御来自产业中各种竞争类型的压力。大连作为知识经济全球转移的首选地,更要加强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大连市的软件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今软件业的发展成就得益于不断地进行自主创新,软件业务领域发展呈现多元化和高端化趋势———由初级软件开发和业务流程处理,向技术含量高、高附加值的业务扩展已形成了较好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
2、强化对中小企业国家政策扶持
为了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2009 年9 月19 日,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加大对中小企业财税扶持力度等8个方面29条具体意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要坚持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与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相结合,坚持改善外部环境与企业自身加强管理相结合,努力改进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不断提高企业素质。扶持政策的重点要完善政策法律体系,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公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在财政和信贷资金支持、就业创业政策扶持、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国际国内市场开拓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也要给予一定的扶持和鼓励,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的社会负担。
3、促进企业信息系统的建设, 加强企业间科技创新的战略联合
许多成功企业运用信息化建设, 树立了自己独有的竞争优势,在各自行业中独树一帜。企业内部信息系统的建设直接影响着企业内部的工作运转效率。良好的信息系统,可以使管理者及时掌握企业的运营状况,更加有效地实施内部控制。同时社会的变化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与生存,因此企业要及时感知社会的变化。企业信息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企业要运用高科技手段保证信息的传递速度和准确性,要明确规定各部门的职责和权限,为企业发展所用,全面进行信息的收集,确保沟通渠道畅通,充分利用所掌握的信息资源。近年来,大连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两化融合"战略,积极推进电子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工作中的应用,使全市企业信息化建设进入了全面、快速的发展阶段。
4、强化对中小企业融资政策扶持
资金是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资金短缺一直困扰着中小企业。在解决办法上,首先应理顺政府、银行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创新方式方法,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其次,要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加强自身建设,改进内部资金管理制度,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加大政府的金融支持力度,建立政策性担保机构以及政策性再担保机构,多元化贷款抵质押方式,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最后,中小企业除了积极争取银行贷款外,还需要拓宽思路,多渠道融资,确保资金能正常周转。比如企业可以让渡少部分股权,引进投资者,这样不仅可以化解企业的危机,给企业带来长期、稳定的资金,同时还改善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参考文献:
在集装箱运输市场方面,尽管近期国际几大航运巨头依然宣布整体提价,航运价格指数也有所回调,但是运力闲置仍在扩大。据法国航运咨询网站(Alphaliner)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3月中旬,全球已有302艘集装箱船,合计90万TEU运力被闲置,占到整个集装箱船规模的5.9%,而这个数据在2011年6月份仅为53艘,合计运力8万TEU,只占整个集装箱船队的0.5%。业内专家认为,市场运价经过连续的下跌,目前已下降到跌无可跌的境地,整个海运业处于严重的亏损状态,2012年全行业的洗牌已不可避免。
二、 航运业所处局面分析
2011年以来,全球航运市场整体低迷,市场运力供求的不平衡与经营成本的刚性上升对航商形成双重挤压。中国远洋运输集团董事长魏家福认为,当前国际航运业处于五大失衡的整体格局:
(1)供需关系不均衡。过去几年航运市场的持续繁荣和航运企业的充裕现金导致行业运力过快增长,这是目前航运业总体失衡的根本原因所在。今年,航运需求实现了比较稳定的增长,但由于运力增长过快,持续压低运价,出现行业性亏损,导致一些企业破产。市场运力供大于求局面将贯穿全年,这种局面在明年还将继续。
(2)成本收入不均衡。目前航运企业面临着高成本和低收入的双重夹击,这是当前航运业失衡的困境所在。一方面,全球商品价格高企,燃油价格处于高位,港口使用费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供需严重失衡导致航运价格处于历史低位、持续低迷。与2010年相比,今年班轮运费已经下跌60%以上,航运企业的盈利空间被严重压缩,甚至亏本经营。
(3)市场主体不均衡。市场主体多元化是航运业失衡的严重困扰。目前航运市场开放、透明,传统的货主如矿商、钢厂、电厂、煤矿,以及银行、甚至贸易公司,近几年处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企业同时涌入航运市场、造船市场,造成市场秩序出现混乱。
(4)利益诉求不均衡。利益诉求多元化导致航运市场竞争失衡。一方面,市场主体不同,市场定位与目标不同。尽管目前航运市场低迷,仍有不少船东以投资船舶为目的大规模造船,更加剧了市场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经营策略出现分化。一些船公司不惜以低运价为手段,抢占市场份额,全方位打击竞争对手。
(5)利润分配不均衡。航运在整个产业链上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利润分配不均使得航运业失衡进一步加剧,利润空间被显着挤压。比较而言,资源能源链条利润丰厚。在航运业内,资本型企业利润丰厚,生产型企业则利润微薄。
三、 我国国际航运企业发展策略
要应对好机遇与挑战,实现均衡突破,我国的航运企业关键要立足于“三个发展”:
一是理性发展。大型企业要提高行为自律意识,从大局出发,从维护航运市场整体可持续发展高度,审视和制定经营策略,维护市场秩序,不引发市场恶性竞争;中小企业不能盲目跟风造船,该停止造船就要停止造船,避免过度投资、过度投放运力。企业应该立足本职,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提高核心竞争力是根本。
二是创新发展。当前经济复苏道路漫长,航运需求相对平淡,航运企业只能进行结构调整,从企业实情出发,对业务结构、产品结构、市场结构、客户结构做一些新的适应性变革,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推进航运服务创新,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延伸服务和增值服务,实现“双赢”或“多赢”。
三是合作发展。航运业是一个产业集中度并不高的领域,合作发展既包括航运业内部协调协作,也应包括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合作共赢。航运业要“抱团取暖”,维护共同利益,所有价值链供方、需方、港口、银行等一起合作,共同维护世界航运业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要注意到“中国因素”仍然是引导世界海运业走出低谷的一个重要因素,世界源动力还是中国。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调结构、转方式,把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从投资为主、出口为主转向消费为主的调整,毫无疑问将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做出重大贡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科学果断决策,实施了扩大内需、保证增长、调整结构一揽子计划,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航 运领域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内河航运建设,积极推进港行业节能减排,不断优化港口结构布局,引导航运企业抱团取暖,加强行业自律和理性发展,努力规划市场竞争秩序,采取了鼓励更新淘汰老旧船舶,实施运价备案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四、 我国国际航运企业健康发展所需的政策保障 航运企业要
想平稳“越冬”,仅靠自身的努力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积极施以援手,尽快出台有利于航运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和措施。重点是通过鼓励性的政策,支持有能力、有实力的航运企业加快兼并重组步伐,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过剩运力。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管,加强航运市场宏观调控,防止恶性竞争,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此外,还要规范货主投资航运的行为,引导货主与航运企业发挥各自优势,互补共赢,实现航运市场的健康发展。
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航运业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更要增强信心,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努力把握市场发展变化趋势,努力推进航运业实现新的突破。交通运输部作为中国政府主管行业的部门,有必要从“转变方式、加强监管、深化合作”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转变方式,调整结构。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继续着力推进水域战略性结构调整。中国将立足于发展现代物流,推动集约发展降低物流成本,继续加强船舶运力的宏观调控,积极引导港口货船、集装箱运力的有序投放,千方百计缓解运力过剩的状况。
第二,加强监管,维护安全。作为国际海事组织A类理事国,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海运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将继续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共同承担区域责任原则,开展国际航运船舶温室气体减排合作,还将在联合国授权的范围内,继续采取措施配合中国海运索马里护航行动,保障过往商船海上航行安全和人命安全。
第三,深化合作,共促发展。海运业发展繁荣对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早日走出后危机时代的阴影作用巨大,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单边行动都会给海运业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不利于经济贸易的长远发展。海运业是中国对外开放最早、开放水平最高的产业之一,中国海运业在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国际竞争力不断的提升,有力支撑了国家经济和贸易发展。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和开放,促进贸易投资市场化、便利化,推动区域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与中外各界加强海运合作,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着力加强对水运市场的管理,为国际海运业共同营造和维护公平、透明开放的市场环境。
五、小结
直面经济冲击的不仅仅是航运这一产业本身,更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和旧有的生存规则,只有从压低运价、争抢货源的经营模式中跳出来,重建市场边界,才能最终冲出困境。
参考文献:
有了信心,还要看清我们的比较优势,坚持发展不动摇。全国农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青海农牧民则是“手中有资源,心中不慌。”这就是我们的比较优势。瞄准优势,瞄准资源,团结一心,强力发展,我们就能从应对危机中学到更多东西,妥善处理好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整的关系,就能经得起统领驾驭复杂经济能力的重大考验。
机遇垂青信念坚定和准备充分的人。我们的信心来自三方面:即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领导经济工作经验,形成了具有较强地域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布局,具备了较为坚实的应对风险挑战的物质基础。
目前青海经济没有出现大起大落,正是我们在出现“经济拐点”时,政府及时有力地出台了应对措施,措施比较得力,对企业提倡自救与互救、顺应淘汰等策略,这也为新的一年应对复杂情况,积累了一些经验。
经济危机到来之际,科学发展观里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尤其要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
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加大投资,需要的是又好又快,绝不能“萝卜快了不洗泥”。新的一年,我们要扑下身子、沉下心来,瞄准方向、狠抓机遇,集中于民生、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科技含量高的项目,集中于欠发达地区最薄弱的环节,尽快赶上全国拉动内需的平均投资速度。这就要求我们多做实事,多见实效,不仅要为当前发展做事,更要为长远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