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行政的功能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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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政的功能

篇(1)

[中图分类号] R74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5-0515(2010)-11-206-02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病情稳定后,尽管精神药物能有效控制精神症状,但对受损的社会功能及精神残疾却无能为力,会有明显的社会功能下降,主要表现为行为退缩、兴趣缺乏、孤独、情感反应平淡,学习、生活、工作及社会能力下降,很难适应家庭生活,近年来,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逐步由单一药物治疗向药物治疗与心理社会干预的综合治疗康复措施方面发展。我院于2007年1月~2009年6月对150例住院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实行整体护理,并与145例采用常规护理的患者进行对比,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07年1月~2009年6月我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入组标准:①符合CCMD-3中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1];②病情控制;③SSPI评定精神残疾三级以上;并排除其他严重躯体疾病及智能障碍者,共295例,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组150例,年龄22~71岁,平均46.7岁;病程10~42年,平均21.6年,服药折合氯丙嗪为380 mg/d。对照组145例,年龄19~69岁,平均45.2岁;病程12~39年,平均19.8年,服药折合氯丙嗪为320 mg/d。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服药剂量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方法干预组150例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基础上予以整体护理,对照组145例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基础上予以常规护理。

整体护理主要是以患者为中心,以现代护理理论为指导,把患者看作一个整体,从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精神等方面全方位考虑患者的问题,根据不同问题予以相应的护理措施。精神分裂症患者整体护理的具体内容[2]: (1)健康教育:①精神疾病的基本知识,如疾病诱发因素,临床表现及如何防治复发的知识。②用药的注意事项: 按医嘱用药,常见的药物副作用。③心理卫生知识。(2) 行为技能训练方面,其方式采用引导、示范、评估、矫正指导等,训练目标可与患者协商制定。主要包括:①加强日常生活能力的训练:由护士督促患者按时起床,洗漱卫生,衣着整洁,同时整理好个人床铺,管好自己的物品等等,目的是矫正患者生活懒散,卧床少动及不良的卫生习惯,及时纠正各种不良行为,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可以采用代币疗法,物质奖励,矫正行为。②加强社交能力提高的训练:护士应该主动与患者进行交流沟通,增进护患感情,改善护患关系,鼓励患者积极与别人沟通,主动与他人交流,逐步提高患者的社会交往的能力。③加强行为技能的训练:根据患者的个人特点、爱好及精神状态,由护士积极组织患者参加一些简单的劳动或手工制作等等。如制作工艺品、绘画、做玩具或者其他。可以采用奖励制度,按劳取酬,以增进患者的自信与自强,并激发患者的劳动创造性及积极性,增强行为技能,适应现实生活。④鼓励患者积极参加工娱疗活动:根据病人的爱好、兴趣及需要,制定不同的文体娱乐活动,尽量调动患者的积极性。如打扑克、下棋、唱歌等,以分散其注意力,减轻不良情绪,鼓励定期写心得体会,并给予正确的心理疏导,帮助他们掌握处理突发事件的技能,提高其心理安全感,调动主观能动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增强其自信心及自我护理的能力。⑤定期每周与家属见面,家属的探视人员可以不固定,提倡亲戚朋友轮流探视,在探视后要求患者相互谈论心得,以改善情感平淡的现象,并要求患者提出合理性的建议和意见。⑥采用奖励制度,要求患者每周进行互相评比,尽量做到让每一位患者发言,对表现突出的予以奖励,对于表现差的予以精神上的鼓励。

1.3评定工具 用住院患者护士观察量表[3](NOSIE)在入院时、入院后1月、3月、6月、12月对两组患者分别进行评定。此量表主要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行为进行评定,用于观察患者的表现治疗后变化,可评定治疗及护理后的效果。

1.4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1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 检验,x±s表示。

2 结果

NOSIE 测评,在干预后的1月、3月两组在改善患者的症状、生活自理能力、适应等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6月、12月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两组患者NOSIE评分总分比较,见表1。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类以思维、情感及行为的分裂,精神活动与周围环境不协调为主要特征的常见精神病[4]。本病病程快慢不一,约有25%的患者可临床痊愈,约有16%的患者衰退。本病的特点是慢性迁延、反复发作,严重损害患者的社会功能,从而影响其生活质量。精神分裂症的恢复过程实际上是患者社会再适应的过程[5]。长期住院精神病人社会功能缺损的严重程度与其住院时间有一定关系。本人用社会功能缺陷量表对住院8个月以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连续6个月的社会功能测评,结果患者社会功能缺陷发生率为100%,PANSS总分、病情严重程度、病程和住院时间及住院次数相关[6]。目前我国大部分精神病医院为封闭式管理,患者活动于病房与工娱室之间,生活单调而刻板,再加上住院时间长,不能感受外界生活事件的应激,患者的社会功能和生活技能出现严重退化。临床实践证明,恢复期只停留在单纯药物治疗加常规性护理不能解决疾病的康复问题[7]。本资料研究发现,整体护理的实施有助于社会能力、社会兴趣,保持卫生整洁及稳定的情绪,而在初期与常规护理无明显差异。随着时间延长,干预组疗效明显增加,同时社会功能缺陷程度也明显降低。整体护理是以现代护理观为指导,以护理程序为核心,将临床业务与管理的各个环节系统化的工作模式,以患者为中心,发现和解决患者在生理、心理、社会文化诸方面存在的健康问题。整体护理的开展提高了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降低了复发率,对恢复期和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显著疗效。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75-78.

[2] 郝伟.精神病学.第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3.

[3] 张明园.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81-92.

[4] 蔡红霞,王晓慧.现代精神疾病护理学.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4,3.

篇(2)

法制资源,意指法律制度的总和,是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活动生成的、调整社会关系的所有法律制度的综合。从根源来看,法制资源来源于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决定于一定物质条件的经济基础。从表现形式来看,法制资源体现为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规章等器物法律制度,直接或间接调整社会关系的各种成文法律制度。法制资源,是实现“有法可依”的前提。

工商行政管理以法律赋予的职责对市场经营主体和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是一个法制资源运用的动态过程。从管理者一方而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赋权,掌握了一定量的法制资源,然后以其职能,监督管理市场经营主体和市场行为,当发现市场经营主体和市场行为中的某一行为与法制资源中的某种模式相符时,管理者以法制资源所设定的模式对该行为进行调整,如果该行为违背法制预设模式,则对该行为进行矫正、摈弃。管理者通过这一动态过程,将法制资源从上层建筑范畴传输到经济基础的范畴,形成一种作用,推进法制资源的运用、完善与发展。从被管理者一方来说,他们通过行为组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成了法律所要调整的对象。被管理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某些行为,当其行为僭越了法律所允范围,被管理者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被管理者的这一动态过程,产生了问题:由于被管理对象是广泛且变化的,行为模式不断发生变化,而能被归入法律调整的行为却是相对固定不变的,出现了某些实际行为无法可调、无法可依。

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的动态变化中看出,法制资源应该是不断丰富的,且必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发展壮大的。正是这一客观需求,法制资源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开展市场经营主体和市场行为监督管理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能量。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经济结构的推进调整,工商行政管理实践也便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从市场经营主体方面来说,随着网络的建设发展,网络经济兴起并不断发展,出现了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对网络经营主体行为的规范调整成为工商行政管理的新课题;在市场竞争主体聚散离合发展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垄断现象,产生了对垄断经营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等等。从市场行为方面来说,近几年,食品安全、新式广告经营、商标国际拓展等等领域产生了许多新法律问题,这些新问题大多面临着难有法律规制的困境。因此,法制发展与时俱进成为推进工商行政管理的应然要求。

二、法治价值:工商行政管理的力量之核

法治,它所确立起的社会秩序是以法律为至上准则,人们的普遍行为都活动在法律所设置的范围内,从器物层面到精神层面,人们不是以“人治”中的那套规则来遵守,而是树立起崇尚宪法、崇尚法律、以善法为最高权威的意识,自觉遵守法,并以法自律。当法治让人们的行为走上一条规范且有秩序的轨道时,法治的价值将凸显。

工商行政管理机關作为国家一个执法主体,力求实现法治所具有的各种价值,并且以这些价值为核心,构建、推行各种管理制度,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安全发展。

工商行政管理监管的阵营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与法治紧密关联。市场经济是法治化的经济,崇尚自由竞争、公平交易、理性消费、守法经营、诚实守信等信条理念,因此,工商行政管理所承担的职能中,创建、推行的制度皆应体现这些理念,促进市场经济内含法治价值的实现。从市场主体准入方面看,推行行政许可制度,是为了让各进入市场的经营主体平等地接受竞争;设立注册登记制度,将各市场经营主体置于管理部门的监管下,益于秩序价值的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承担公平交易管理,运用执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涉及公平交易的法律法规,着力追求自由、平等、秩序价值;承担商标广告的监管职责,运用《商标法》《广告法》等法律对商标、广告进行监管,体现对利益分配的制衡,倡导有限制的自由;对消费者实施保护,体现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具有以人为本的人权保护价值。在执法监管方面,以《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开展执法活动,体现程序正义、权力制约、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融合法治要求,充分体现法治价值。

三、尚法而为:工商行政管理的固本之基

推进法治化建设,最终目的是让法律凌驾于一切之上,让法成为一切可调整行为的规范准则;同时,在行为主体意识中形成遵法而行、尚法而为的理念。工商行政管理,说到底,就是以行政手段运用法制资源开展管理的一种动态社会管理活动,离不开的还是法。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被称为“经济卫士”,监管着市场经营主体从准入到退出的全过程,监管着流通领域里的市场行为,在职能上,首先就要求其依法行政。工商行政管机关应用法武装自己,严格按照“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求开展执法监管活动,在管理行为实施的过程中树立起崇尚法律、尚法而为的意识,无论是在实体问题,还是程序问题,都严格依照法律办事。从另一方面讲,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并执行着法学部门法中经济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等部分或全部的规定,而这些部门法又与市场经济息息相关,深刻左右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自觉在法的规则作用下行政,才能正确运用法律,准确监管市场经济,准确传递法治理念,实现法的治理。

参考文献:

[1]莫于川.法治视野中的行政指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11.

[2]陈季修.工商行政管理职能论析.中国行政管理,2009(1).

篇(3)

一、认识要再深化

通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我县的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在推进职能转变、改进工作作风、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取得了明显好转,但离上级要求和群众的期盼还有很大差距。省委省政府在2月13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再次作出了安排部署。因此,全县各级各部门认识必须再深化、再提高。

一要在把握主题中强化效能建设的重要性认识。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管是省委提出的“两个加快”的总要求,市委确定的“提速加快、又好又快”的工作主基调,还是县委确立的“立足川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特色资源转化强县”战略定位和未来三年奋斗目标,其核心和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一门心思抓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发展。抓发展,人是最关键的因素。效能建设是调动人积极因素的有效手段,是改善党群、政群关系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加快发展的催化剂。我们要大力开展机关行政效能建设,推动工作作风明显改进、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办事效率明显提高、发展环境明显优化。

二要在认清形势中强化效能建设的紧迫性认识。发展不足是我们最大的县情。虽然,近年来我县纵比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成为苍溪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但我们在工业产值等衡量富民强县的主要经济指标排位上,还明显处于全省、全市下游水平。同时,全县10多亿的债务、1万多工程移民、1万多破产企业下岗失业职工、6万多返乡农民工等突出问题需要破解。可以说,我们发展道路上的挑战前所未有,任务异常艰巨。但同时也应看到,我们除拥有国家扩大内需、提速加快灾后恢复重建等共同拥有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有被列为全省第二批扩权强县财政直管县、重大政策出台前秘密征求基层意见县、以工代赈山区现代农业园区示范样板等政策优势和水电天然气、特色农产品以及生态旅游等三大优势资源的加快转化,兰渝铁路、广南高速公路建成后苍溪将彻底改变“不三不四”的区位劣势,融入成渝经济圈辐射带。这些美好的前景需要我们用双手去开创,政策和机遇不只是给苍溪的,我们已经等不起、耗不起、折腾不起了,必须增强服务发展的紧迫感,抓住机遇,振奋精神,爬坡奋进。

三要在优化环境中强化效能建设的必要性认识。良好的政务环境已成为决定资金、人才、项目、技术流向的主要因素。各地发展之争,更多地是比环境、比服务,核心是以政务环境为重点的软环境之争。刚才,大家都看了录像片,一些干部上班时间进茶馆打牌、喝茶,把单位当旅馆、把工作当消遣,目中无纪,这些虽然是极个别现象,但是极大地影响了苍溪发展,影响了苍溪的环境,给苍溪人民抹了黑,既对不起自己的岗位、家庭,更对不起生养自己的苍山溪水;一些干部不办实事、作风飘浮,只想家事、不想公事、更不想群众的事,九点钟来,十点钟走,这样的工作作风能为群众办成事吗?一些乡镇干部下村不留言,群众好不容易利用赶场天办回事,就是找不上人。管理这样的干部,我们的局长、党委书记、乡镇长们要切切实实地拿出管用的办法来。还有一些部门领导和干部履职不到位,遇事层层打批发,不亲自研究,不亲自布置,造成群众就同一个问题老是重复上访;清洁城乡行动是省委奇葆书记抓的工程,县上三令五申,个别单位就是无动于衷,到处脏乱差,群众意见很大。所以,优化发展环境,效能建设必须长期抓下去,县级新闻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曝光一批典型的人和事,推动效能建设。

四要在凝神聚力中强化效能建设的主动性认识。我们的发展能不能够持续推进,我们能否以开放、合作的良好姿态吸引四方创业者,最终根源还是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对待工作,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要爬坡、要破难、要攻坚,就要在思想上敢于突破,在精神上突出重围,始终保持一种“等不起”的责任感,“慢不起”的危机感、“坐不住”的紧迫感,“欠不得”的使命感,以攻坚破难的闯劲、勇攀新高的冲劲和奋力爬坡的韧劲,逆势而上,强势而进,顺势而为。

二、重点要再强化

行政效能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改进党风政风行风的重要途径。要以深入开展“效能建设落实年”活动为主线,突出重点,狠抓落实。

一要持续推进行政审批改革。要在精简事项、减少环节、整合职能、创新形式等方面下功夫,既要大幅度减少审批事项,又要着力加以规范,统一行政审批项目和流程。同时,要建立行政审批定期清理、公示机制,实现对行政审批项目动态监督和对行政审批流程的动态优化;建立健全行政审批事项审核论证机制和评估机制,严把审核关,从源头上控制行政审批项目;加强行政审批实施的动态监督、评估和调整等措施,不断深化行政审批改革,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的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二要深入推进“两集中、两到位”。要通过部门行政审批职能向一个内设机构集中、该内设机构向政务服务中心集中的“两集中”和向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授权到位、审批事项在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办理到位的“两到位”,理顺部门之间和机关内部的职能关系,加强协调配合,推进并联审批改革。要根据不同行政审批事项的办理难易程度,科学设定整体办理时限和各环节标准办理时限,不断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效率。

三要配套完善政务服务体系。要扩大服务范围、拓展服务领域,尽可能地把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事项纳入政务服务中心,尽可能地将服务范围向基层延伸。在服务领域拓展上,要积极开展便民服务,要主动与相关部门协调,创造条件逐步将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纳入政务服务中心。在服务范围延伸上,要探索在乡镇建立便民服务中心、在社区建立全程代办站,不断完善服务功能,为群众办事提供方便。

四要加快政务中心标准化建设。政务服务中心是开展机关行政效能建设的重要载体和依托,也是党委政府窗口形象的缩影。省上提出了争创全国一流政务服务中心,我们是否也提一个“争创全市一流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目标,这方面要向旺苍县学习。今年,要按照争创一流的标准和要求,加快推进行政审批项目和流程标准化、政务服务类型和模式标准化、政务服务中心场地标准化等标准化体系的建设,把政务服务中心建设提高到新水平。

三、措施要再落实

效能建设是手段,归根到底是为加快发展服务。要不断创新效能建设的运行方式,积极开辟新途径、探索新办法、创造新经验,增强新实效。

一要完善考核体系。要结合实际,明确绩效考核内容,制定针对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绩效评估标准,出台可量化、能操作的绩效考评办法,建立既科学合理又简便易行的评估指标体系。要注重考核结果的运用,把绩效考核结果与行政问责以及干部选拨任用、奖励惩戒等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导向和激励约束作用,切实解决“干与不干、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要进一步拓宽投诉渠道,强化对服务窗口、审批事项、审批单位和责任岗位的监督,及时受理、处理群众投诉,做到投诉有门、办理有效、有诉必查、查明必处。

二要开展效能活动。要围绕全面提速加快灾后重建、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民维护安全稳定和谐“三全”目标,开展“一个核心、三个深入”活动,一个核心,既以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思想作风转变为核心;三个深入,既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三心一弘扬”活动、“三爱(爱祖国、爱家乡、爱岗位、)活动”,每个党员要重温入党誓词,要过思想政治道德关,做人要实在,要真诚待人、真心做事、真情为民,顾全大局,推动发展。

篇(4)

自今年2月全县集中开展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活动以来,全县各镇、各单位根据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作风效能办的具体指导下,我县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刚才卢家有主任总结了动员部署阶段的情况,并就如何更扎实、更有效、更深入地推进下阶段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活动作了具体部署,我很赞成,希望大家会后认真贯彻落实。

总的说来,前阶段,全县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工作抓得比较紧,抓得比较实,抓得比较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一是领导重视,工作扎实。各镇各单位认真落实全县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动员大会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和钦州市党委、政府及县委、县政府的总体要求,切实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精心筹划,周密安排,扎扎实实地开展了工作;二是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各镇各单位通过深入广泛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学习,提高了认识,明确了基本要求。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查找存在问题,充分结合本单位的职责、任务、目标要求,认真制订了本单位的作风效能建设工作方案;三是加强监督,敢动真格。各镇各单位加强对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工作的监督检查,敢于碰硬,敢动真格,切实解决了一些群众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不少单位做到边学边查边改边干。四是务实创新,富有特色。从前阶段县作风效能办组织的督查来看,许多单位勇于探索创新,创出了不少各具特色的好经验、好做法,为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这项工作的进展还不够平衡,一些单位在认识上、措施上、工作力度上还有一些差距。一是个别单位对开展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工作的目标任务和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二是少数单位制订工作方案时没有很好地与本单位工作实际结合起来;三是少数单位在学习与查摆问题阶段只停留表面上,学习不够深入,查摆问题不够具体。

目前,我县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工作正处于查摆问题阶段,这一阶段是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关系到整个活动是否取得实效。下面,我就如何扎实推进查摆阶段的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把学习和提高认识贯穿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活动的始终

开展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工作是自治区党委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自治区加快推进富裕文明和谐新广西建设过程中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我县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要加快发展,就要以优质的服务态度和快捷的办事效率,创造让人民群众和投资者看好的发展软环境,特别是创造良好的时效环境,让人民群众和投资者感受到我们的机关单位和公务员都是热情的、周到的,办事效率是雷厉风行的。让人民群众和投资者满意,我们灵山的发展就大有希望。要做到这些,除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以外,关键在干部、在机关。机关之所以是关键,是因为机关特别是党政机关“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组织者、管理者,是改革和社会经济各方面工作的指挥部、参谋部”,负有特殊历史责任。干部之所以是关键,是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广大机关干部的素质高低、工作优劣、作风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工作面貌。机关以效能为本,干部以作风为先,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工作的重大意义。开展作风效能建设,就是要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办事效率、能力和水平。各单位要把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工作与当前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认真贯彻县委、县政府3月2日召开的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工作动员大会精神,认真加强学习,深入学习上级作风效能机关规定的学习文章,学习刘奇葆书记关于《群众向你投诉是对你有信心》的精辟论述。通过学习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重要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搞好作风效能建设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按照县作风效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具体指导,把作风效能建设各阶段的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二、要进一步强化责任,确保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一是要加强领导。作风效能建设的责任主体是各镇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党政领导班子。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思想观念、转变服务态度、转变工作作风;要带头深化学习、查摆问题、剖析原因、解决问题;要带头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凡要求下级做到的,上级首先要做到,要求一般干部做到的,领导干部首先要做到。机关的工作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如果机关干部作风不正,执行决策不力,工作效率低下,就可能引发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甚至影响到改革发展进程和社会政治稳定,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因此作风效能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简单转变干部作风、提高工作

效率、优化服务质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加强机关的执行力的问题,所以必须充分发挥党政领导班子的核心作用,站在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的高度上,进一步坚定信心、狠下决心、步步为营、扎实推进,把作风效能建设作为机构改革、转变职能的深化和延伸,作为“万人评议机关”活动的延伸,作为推进廉政建设和强化行政监察的治本之策,作为贯彻落实发展县城经济和落实县委“2188”工程的有力抓手,切实加强领导。二是要强化督查。对作风效能建设的督查要“严”字当头。实践证明,严是“爱”、宽是“害”,严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也是对广大机关干部负责。只有切实加强作风效能建设督查,强调严肃的工作态度、严明的工作纪律、严谨的工作作风,强调建立在明确责任制基础上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才能确保整个作风效能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进而促进全县良好的党风、政风的形成。所以,对查摆工作敷衍塞责、落实不到位的部门、单位,要责令“补课”,并进行责任追究。对搞得好的要给予表扬,对于工作开展不力的要进行通报批评,特别不力的要进行问责。

篇(5)

中国图分类号:R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15(2010)08-019-03

Sorted Rehabilitation and its Use in Social Function of In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sorted rehabilitation`s use in improving the social function of in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MethodBased on the patients′characters and the scores of Function Independence Measuring(FIM),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ll the patients had received systemic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basic car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life ability occupational function et al. Then compared the efficacy of study group and that of control group. ResultsAfter 4-week、12-week、、24-week′s training, the scores of Function Independence Measuring(FIM)and Scale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gative Symptoms(SANS) were all improved, moreover,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m. Conclusion The sorted rehabilitation can improv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in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and enhance their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ies.

【Key Words】chronic schizophrenia inpatient sorted rehabilitation trainingsocial function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迁延性疾病,常遗留社会功能缺陷,是患病率和致残率最高的一种精神病,尤其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行为退缩,情感淡漠,活动减少,生活懒散,不知清洁,仪表不整,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工作、学习[1]。运用香港分类康复方法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干预,,探讨其对促进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的作用。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自2007年10月至2009年5月在我院精神一科住院治疗的慢性精神分裂症男性患者160例, 总病程在5年以上,无严重躯体疾病,连续住院在半年以上,SANS量表评分≥50分,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中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患者。

1.2..方法

将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按住院号的单双数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为对照组,一组为训练组。训练组又根据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FIM)得分高低分为两组,得分≥80分者为轻度组(40例),得分≤79分者为重度组(40例)。训练组:男80例,平均年龄38.7±7.2岁,平均文化程度7.6±2.4年,平均病程11.6±3.12年;对照组:男80例,平均年龄38.4±7.6 岁,平均文化程7.2±2.6 年,平均病程11.2±3.4年。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病程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对照组接受原来的药物维持治疗和一般的日常管理,训练组除接受原来的药物维持治疗和一般的日常管理外,还接受分类(轻重度)进行系统康复训练。由经培训的专职康复训练治疗师实施康复训练,总时间为24周,每周5次,康复训练的内容包括:(1)生活自理能力训练,在专职人员指导和督促下叠被、刷牙、洗脸、换洗衣服、修剪指甲、服药习惯、药物自我管理等。(2)劳动职业能力训练:根据病人个人特点给予分类,在专职人员指导和督促下参与医院周围环境打扫、花草施肥浇水锄草修剪、为病区送饭分饭、出黑板报、财物管理等。(3)人际交往能力训练:有组织地让病人上街购物,鼓励病人与病员之间交流思想,与医务人员交流思想、交朋友等。(4)健康教育:讲授精神分裂症有关知识,抗精神病药物的作用和副作用,维持治疗作用,如何识别自身病情复发的先兆,如何与医务人员取得联系等。为了鼓励和调动病人的积极性,每周总结1次并给予精神鼓励和适当的物质奖励。

1.3..疗效评定

由经培训的3名精神科医师进行各量表的测查,对评定工具一致性检验的Kappa值为0.80~0.93。分别在入组时、训练的第4周末、第12周末、第24周末各测评1次,选用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FIM)[2]和阴性症状量表(SANS)评定[3]。

1.4..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处理,进行t检验。

2结果

2.1..对照组和训练组在训练前后FIM量表的评分比较 见表1。

由表1可见,对照组在训练前后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FIM)评分无明显改善,P均>0.05, 无统计学意义。训练组中轻度组与对照组在入组前FIM量表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1月后,轻度组FIM分值有改善,虽然内部比较P>0.05,无统计学意义,但与对照组比较出现显著性差异( P

2.2..对照组和训练组在训练前后SANS量表的评分比较 见表2。

由表2可见,对照组在训练前后阴性症状量表(SANS)评分无明显改善,P均>0.05, 无统计学意义。训练组中轻度组与对照组在入组前SANS量表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1月后,轻度组SANS分值有改善,虽然内部比较P>0.05,无统计学意义,但与对照组比较出现显著性差异( P

3..讨论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随着病程的延长,阴性症状增多,表情淡漠、生活懒散、社会功能低下和兴趣缺乏,单纯通过药物治疗,很难使精神分裂症患者受损的社会功能得到恢复[4,5]。缓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帮助他们早日回归社会,是现阶段精神卫生工作者的首要任务,走药物治疗与社会心理干预相结合的道路,是目前精神康复的主要原则[6]。所以采取康复训练治疗,对减轻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尤其是阴性症状,延缓衰退,改善其社会功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7,8]。

本研究通过对160例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在原来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根据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个人特点和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FIM)得分高低进行分类康复训练。实施24周的康复训练,并应用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FIM)和阴性症状量表(SANS)进行疗效观察表明:训练组病人改善其孤僻、懒散、衰退症状,起到心情舒畅,活跃了病人的情绪,使病人积极配合治疗,增强了病人的体质与动手能力,增加了情感交流,改善了工作人员与病人之间关系,促进了病人之间的交往,功能独立性增加了。训练中的奖励有一定的吸引力,能唤起病人心理上的愉和满足感,对正常行为的反复强化。通过健康教育使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病情,使患者消除对疾病的恐惧心理,改善心境,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正视现实,消除负性认知,强调患者在疾病和治疗过程中的积极因素,提高了其心理应激能力应能力和承受能力,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促进患者大部分精神症状恢复,有利于自知力恢复。总之,通过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分类康复训练,使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的自理、社会的适应、药物自我管理和服药依丛性明显提高,延缓其衰退,调整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与人生观,提高了病人的自信心,增强精神分裂症患者回归社会的欲望。

根据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个人特点进行分类康复训练,对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改善社会功能缺陷,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9],体现了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新的康复服务理念,遵循个体化原则,使群体康复向个体康复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M].北京:华厦出版社,1991.

[2] 高霞,王斌.介绍FIM一种残疾评测测方法[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1995,10(3):142.

[3] 张明园.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4]J.R.Bustillo,J.Lauriello,W.P.Horan,et al The psychosocial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anupdate.Am J Psychiatry,2001,158(2):163-175.

[5] R.K.Heinssen,R.P.Liberman,A.Kopetowicz.Psychosocial sills training for schizophrenia:lessons from the laboratory.schizophrenia bulletin,2000,26(1):21-46.

[6]项玉涛,李文咏,翁永振,等,“重返社区”技能训练#对精神分裂症康复的作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16(10):707-710.

篇(6)

Abstract:Time-series data of 268 MFIs show that,for MFIs,while the breadth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increasing,the depth is declining. Further,using data of 1027 MFIs in 2009 to analysi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function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conclusions are:formal legal form of organization will inhibit the pro-poor MFIs breadth,and if taking the form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in a larger scale and targeting in the low-end customers,the MFIs will have a larger breadth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Formal legal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strict supervision will inhibit the depth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while in the mature stage of the MFIs,the depth of its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decline. However,more profitability and bigger outreach will make the MFIs a greater depth.

Key Words:microfinance,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outreach,target market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10-0008-05

一、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综述

随着微型金融机构(以下简称“MFIs”)的不断成长,以及微型金融产业的不断成熟,MFIs赖以生存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而引发学者广泛关注的是,经营环境的变化会否导致MFIs偏离其社会扶贫的初衷?莫斯利和休姆(Mosley和Hulme,1998)、默多克(Morduch,2000)、马丁(Martin,2003)等学者通过理论逻辑演绎得到的结论是,在商业化引致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以利润为首要目标的MFIs必然会减少对穷人的服务。而Tchakoute-Tchuigoua(2010)利用202家MFIs2001—2006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的法律组织形式对MFIs绩效(包括社会绩效)的影响。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当选取的绩效指标不同时所得结果并不一致。卡尔和德米尔居奇(Cull和Demirguc-Kunt,2009)研究了政府监管对MFIs社会扶贫的影响后给出的结论是,监管将抑制以利润为目标的MFIs向穷人和妇女提供服务,但对不以盈利为目标的MFIs没有显著影响。此外,Hishigsuren(2007)指出,规模扩张也有可能导致MFIs偏离其社会扶贫的宗旨。因为,当MFIs努力扩大规模时,其将倾向于向更富裕的客户提供更大额度的贷款,并采用更为严格的贷款筛查程序将风险较大的穷人排除在外。

显见的是,以上文献都强调了经营环境某一方面的改变对MFIs社会扶贫深度的影响,而没有将这些经营环境纳入一个整体分析框架,也没有分析其对MFIs社会扶贫广度的影响。那么,随着经营环境整体的改变,MFIs的社会扶贫功能是否改变以及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哪些环境因素诱发了这样的改变?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二、MFIs社会扶贫功能的演变

本文利用268家MFIs2004—2009年间的数据,对MFIs社会扶贫功能的演变,从扶贫广度和扶贫深度两个维度进行刻画,结果见表1。值得说明的是,根据统计数据,目标市场为小商业企业的MFIs平均贷款额度最大,因此在下面的研究中,本文都将其相关数据汇总到目标市场为“高端”的MFIs。

表1数据中,覆盖力表现的是社会扶贫广度,而目标市场反映的是社会扶贫深度。从该表数据可以发现,在2004—2009年的6年间,覆盖力为大和中等的MFIs越来越多,覆盖力为小的MFIs越来越少;但与此相对应的是,除2008年略有不同外,其他年份都呈现出目标市场为“高端”和“广泛”的MFIs越来越多,而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越来越少的趋势。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虽然整体而言,MFIs的社会扶贫广度在增加,但其社会扶贫的深度却在下降。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及数据

本文分别以覆盖力和目标市场作为MFIs扶贫广度和扶贫深度的指标,以法律状态、是否盈利、是否监管、发展阶段、是否金融中介、发展规模以及是否可持续作为MFIs经营环境的指标,利用1027家MFIs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见表2)。

(二)实证结果及解释

1.影响社会扶贫广度的因素。本文使用SPSS18.0统计软件的多分类Logist回归模型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在回归分析过程中,本文采用了逐步筛选法。篇幅所限,下文都只列出全部变量显著的结果。模型拟合信息、模型估计结果及参数估计结果分别见表3、4和5。

表3对模型中所有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进行似然比检验,结果P

表4的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法律状态、是否金融中介、是否监管、发展规模和目标市场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而是否盈利、发展阶段以及是否可持续对扶贫广度没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当P

(1)正式的法律状态会抑制MFIs的扶贫广度。结果表明,相对于覆盖力为“大”和“中”的MFIs,覆盖力为“小”的MFIs,其法律状态为“正式”,即以银行、乡村银行、信用社/信贷联盟及非银行金融中介组织等形式存在的概率更大,而以非政府组织形式存在的概率较小。表明法律状态越正式,覆盖力越小,而扶贫广度相应也小。

(2)采取金融中介组织形式的MFIs,扶贫广度更大。相对于覆盖力为“小”的MFIs,覆盖力为“大”和“中”的MFIs,其采取金融中介组织形式的概率都更大。但覆盖力为“大”的MFIs,其采取高度金融中介的形式更多,而覆盖力为“中”的MFIs,其采取低度金融中介的形式更多。

(3)发展规模越大的MFIs,其扶贫广度也更大。结果表明,覆盖力为“大”和“中”的MFIs,其规模为“大”和“中”的概率都更大。并且,发展规模大的B系数值较大,说明发展规模越大,对覆盖力的影响越大,对社会扶贫广度的影响也相应更大。

(4)定位于“低端”客户的MFIs,其扶贫广度更大。目标市场的参数回归结果都为负数,表明相对覆盖力为“大”和“中”的MFIs,覆盖力为“小”的MFIs其目标客户定位于“高端”和“广泛”的概率都更大。

2. 影响社会扶贫深度的因素。采用同样方法,本文对影响社会扶贫深度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拟合信息、模型估计结果及参数估计结果分别见表6、7和8。

表7的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法律状态、是否监管、发展规模和覆盖力对扶贫深度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而是否金融中介、发展阶段以及是否可持续对扶贫深度没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分析表8的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正式的法律组织形式会抑制MFIs的扶贫深度。相对于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目标市场为“高端”的MFIs,其以银行、信用社/信贷联盟及非银行金融中介组织等形式存在的概率更大,以农村银行和非政府组织形式存在的概率较小。而目标市场为“广泛”的MFIs,其以银行、农村银行、信用社/信贷联盟及非银行金融中介组织的形式存在的概率更大。

(2)是否盈利对社会扶贫深度的影响。参数结果为负数表明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相对于目标市场为“高端”和“广泛”的MFIs,其盈利的概率更大。这一结果意味着,对于MFIs而言,服务于低端客户,可能比服务于高端客户更能获得利润。

(3)严格的监管会阻碍扶贫深度的扩大。结果表明,是否监管对目标市场为“高端”和“广泛”的MFIs有显著影响。并且,相对于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前两者受监管的概率更大。这一结果说明,监管概率越大的MFIs,其定位于高端客户或广泛的概率越大,定位于低端客户的概率越小,其扶贫深度也越小。

(4)MFIs的规模越大,其社会扶贫深度越小。参数结果为正数表明,相对于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目标市场为“高端”和“广泛”的MFIs,其发展规模为“大”和“中”的概率也更大。

(5)扶贫广度的扩大有助于扶贫深度的扩大。结果表明,覆盖力对扶贫深度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而且,由于系数为负值,说明相对于目标市场为“高端”和“广泛”的MFIs,目标市场为“低端”的MFIs获得较大覆盖力的概率更高。由此证明,覆盖力越大的MFIs,其扶贫广度越大,扶贫深度也越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68家MFIs在2004—2009年间的数据,对MFIs社会扶贫功能的演变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在过去6年间,整体而言,MFIs的社会扶贫广度在增加,但其社会扶贫的深度却在下降。进一步地,利用1027家MFIs2009年的数据对可能影响MFIs社会扶贫功能的内、外部环境因素进行量化,并纳入整体分析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法律组织形式、是否金融中介、发展规模、目标市场都会影响到MFIs的扶贫广度。并且,正式的法律组织形式会抑制MFIs的扶贫广度,而采取金融中介组织形式的MFIs、发展规模越大的MFIs,其扶贫广度也更大。此外,本文发现,越是定位于低端客户的MFIs,其扶贫广度也越大。

第二,法律组织形式、是否盈利、是否监管、发展阶段以及覆盖力都会影响到扶贫深度。并且,正式的法律组织形式和严格的监管都会抑制MFIs的社会扶贫深度,同时,随着MFIs自身的发展成熟,其确实出现了使命漂移,偏离服务于穷人的社会扶贫初衷。不过,盈利能力越好的MFIs,以及覆盖力越大的MFIs,也更愿意服务于低端客户,其扶贫深度也越大。

第三,是否可持续对MFIs的扶贫广度和扶贫深度都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似乎难以解释,因为,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保障MFIs社会扶贫功能的前提条件。不过,如果考虑到对MFIs的无偿捐赠和各种政策扶持仍然大量存在,这一结论就具有合理性。这一结论从侧面说明,在MFIs尚未实现可持续发展之前,各种捐赠和政策扶持对于保障MFIs社会扶贫功能确实具有积极作用。

以上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借鉴意义。首先,扶贫广度和扶贫深度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由此,是优先服务于更穷的人,还是优先服务于更多相对富裕的穷人,就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其次,金融中介组织形式和更大的规模都有助于扩大社会扶贫的广度,这给我国MFIs今后的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第三,正式的法律组织形式、严格的监管都有助于MFIs安全有序的发展,但正式的法律组织形式和严格的监管都会抑制MFIs的社会扶贫深度。因此,如何在MFIs安全有序发展的前提下,以及如何在促进MFIs的发展成熟中,保障MFIs的社会扶贫功能,将是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Cull,Demirguc-Kunt.2011.Does Regulatory Superv-

ision Curtail Microfinance Profitability and Outreach?World Development,2011,Vol. 39(6):949–965.

[2]Cull,Spreng.2011.Pursuing efficiency while mainta-

ining outreach:Bank privatization in Tanzania,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1,Vol. 94 (1):254-261.

[3]Hermes,N.,Lensink,R.Microfinance:Its Impact,Ou-

篇(7)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influencing effect by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ombined with drug therapy on social functi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anxiety disorder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 were divided by their intentions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ombined with drug therapy for clinical treatment,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drug therapy for clinical treatment. Comparison was made on clinical effect after 12-week treatment, global assessment of function (GAF), 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GQOLI74) and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LSR)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 both groups had effectively relieved symptom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27 cured cases, 7 excellent cases, 4 effective cases and 2 ineffective cases, with total effective rate as 95.0%. The control group had 19 cured cases, 9 excellent cases, 4 effective cases and 8 ineffective cases, with total effective rate as 80.0%.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obviously higher total effective rat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χ2=4.114, P

【Key words】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Drug therapy; Anxiety disorder; Social function; Life satisfaction

焦虑症属于常见的临床精神障碍疾病之一, 其主要症状, 体现在精神焦虑、社交焦虑障碍以及精神恐惧障碍等症状[1-3]。以往药物治疗的目的是要致力精神障碍症状都得以缓解, 而忽略了在治疗一种精神障碍的同时造成另一种精神障碍病情恶化, 这也是目前临床治疗上的一个挑战, 因此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需要接受相应的心理治疗, 避免因自身心理疾病导致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一些人文问题。同时也可避免因行为失常导致的严重后果和并发症[4, 5]。本院在针对这些精神疾病的临床治疗进行总结中, 发现采用认知行为疗法联合药物治疗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3年10月~2014年10月接诊临床焦虑症患者80例, 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病障碍疾病对焦虑症患者的临床评定标准, 排除了其他精神病障碍患者[3]。患者与家属签署了病情知情通知书, 按患者意愿将其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 各40例。实验组男26例, 女14例, 平均年龄(32.6±6.8)岁;对照组男27例, 女13例, 平均年龄(34.5±6.9)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对照组单独使用药物治疗方法, 而实验组则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实施认知行为疗法。药物治疗:针对每1例患者在睡前口服盐酸万拉法新胶囊药剂, 前3 d用量25 mg, 以后根据病情进行用药调整, 平均每2天增加25 mg, 最终加至150 mg后停止增加, 若患者药物反应强烈, 则应进行剂量上的减少控制。于12周后, 根据实际病情情况进行用药剂量上的适当调整。认知行为疗法:针对患者进行认知重建, 并为其提供信息思维, 结合实际的思维行为建设一个更好的认知环境。锻炼患者的思维能力, 进行催眠放松训练, 并让其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深呼吸运动[6, 7]。

1. 3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标准 通过GAF评分观察社会功能、GQOLI74评分观察生活质量、LSR评分观察生活满意。本次的临床疗效评定以通用的评定标准进行分级[8, 9], 痊愈:症状基本消失, 无消极思想。显著:症状大部分消失, 无明显消极思想。有效:症状部分消失, 消极思想偶尔有发生。无效:症状无变化, 甚至有加深。总有效率=(痊愈+显著+有效)/总例数×100%。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经治疗12周后, 两组患者基本症状均得到了有效缓解, 实验组痊愈27例, 显著7例, 有效4例, 无效2例, 总有效率95.0%;对照组痊愈19例, 显著9例, 有效4例, 无效8例, 总有效率80.0%;实验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114, P

2. 2 两组患者GAF、GQOLI74以及LSR评分比较 经过治疗后, 对照组GAF、GQOLI74以及LSR评分分别为(63.59±

5.20)、(58.31±2.21)、(76.20±5.20)分, 而实验组三项评分分别为(75.30±5.60)、(62.65±4.23)、(85.60±5.60)分, 实验组各项评分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篇(8)

[中图分类号] R7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7)03(b)-0123-04

Effect of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on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social function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ANG Xiangyang XIONG Yunzhen LONG Jie XIN Jingli

Department of Early Intervention,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Zhong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Zhongshan 5284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on medication compliance, symptoms and social function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Methods from July 2014 to June 2015, in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Zhongshan City, 84 schizophrenic patients in steady phase hospitalized were selecte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42 cases were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received drug therapy and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or 8 weeks, in addition,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received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for 8 weeks. These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for one year after discharging. Medication compliance, relapse rate and social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 medication compliance rating scale,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BPRS) and 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 (SDSS) in every three months. Resul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medication complia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baseline (P > 0.05);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 two groups were improved after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but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 experimenta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after 6, 9, 12 month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BPR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after 6, 9, 12 month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DS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after 6, 9, 12 month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BPRS scores and SDS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were not altered obviously after discharge (P > 0.05). The BPRS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higher after discharge (P< 0.05), and the SDSS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6, 9, 12 months were higher after discharge (P < 0.05). Conclusion The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after discharge,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symptoms, reduce the relapse rate and prevent the social function deterioration.

[Key words] Schizophrenia;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Medication compliance; Social function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患病率、复发率、致残率高,疾病负担较重的慢性迁延性疾病。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中,抗精神病药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精神分裂症最常见的复发因素是停用抗精神病药物,尤其是疾病的早期阶段。Emsley等[1]对33例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了研究,维持治疗为24个月,停药1年后复发率为79%,2年后为94%,3年后为97%,提示停药后若追踪足够的时间,大多数患者将复发。因此,让精神分裂症患者较早认识到坚持服药的重要性十分关键。相关研究也认为,坚持服药是预防复发的最重要因素[2]。在精神分裂症病因至今未明的情况下,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是降低其复发的有力措施之一[3]。相关研究[4-5]显示对患者进行药物依从性训练不仅可以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而且可以改善他们的社会功能。朱颖[6]强调药物自我处置程式训练应是精神分裂症全病程治疗的重要环节。本研究对病情稳定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药物自我处置训练并随访1年,探讨其对提高患者药物依从性、预防复发及改善社会功能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7月~2015年6月在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42例。实验组男20例,女22例;年龄19~53岁,平均(31.32±7.21)岁;病程1~5年,平均(2.76±1.45)年;受教育年限9~16年,平均(11.24±2.03)年;已婚15例,未婚27例。对照组患者42例,男23例,女19例,年龄22~54岁,平均(32.12±7.02)岁;病程1~6年,平均(2.35±1.32)年;受教育年限9~16年,平均(11.64±2.13)年;已婚17例,未婚25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受教育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和/或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①符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tenth edition,ICD-10》中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7];②年龄15~60岁;③初中以上文化程度;④至少有1名家属与患者共同居住;⑤经过急性期治疗病情稳定的患者,临床总体印象表(CGI)严重程度评分≤5分;⑥经主管医生初步评估,具备基本的理解力、判断力和模仿力,能够在1 h的训练中集中注意力。

排除标准:①智力障碍;②有严重躯体疾病和脑器质性疾病;③在8周的康复期病情复发而不能继续进行康复者。

1.2 方法

实验组患者接受药物治疗+常规康复训练+药物自我处置程式训练;对照组接受药物治疗+常规康复训练。药物自我处置程式选自翁永振教授编写《精神分裂症的康复操作手册》[8]中的药物自我处置技能训练练程式,包括4部分技能:获得抗精神病药作用的有关知识;学会自我管理和评价药物作用的正_方法;识别和处置药物的副反应;与医务人员商讨药物治疗有关的问题。由2名经培训的护师对实验组患者进行药物自我处置程式训练,训练采用7人一组,每周3次,每次60 min,共8周。两组患者均经过8周的院内康复后出院。出院后每月随访一次,共随访1年。

1.3 评定指标

①服药依从性评定:本研究采用家属及患者的报告作为测量依从性的方法,采用目前国内通用的三级评定法[9]将依从性划分为:完全依从(1分),即自愿按时按量服药、定期复查;部分依从(2分),即2个月内出现3次及以上的不按时服药、或者随意加减药量或需督促、或者劝说服药和复查等;完全不依从(3分),即2个月内出现3次及以上的不愿或拒绝服药、或者拒绝复查。②病情评定:采用简明精神量表(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BPRS)[10]患者的病情进行评定,以BPRS中的精神分裂症核心症状(第4、7、11、12、15项)判定是否复发,其中任何1项评分超过5分和/或任何2项每项评分超过4分,则确诊为病情复发。③社会功能评定:采用社会功能缺陷筛查量表(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SDSS)[11]进行评估,该量表共10个项目,按0~2级评分,得分越低,表明社会功能越好。以上指标分别在入组时,出院时,出院后每3个月进行评估。

1.4 评定方法

采用盲法评定,即评定者不知道评定对象的分组情况,也不能询问患者在住院期间康复的情况。评定人员是由4名经过统一培训的精神科医生组成,其一致性检验Kappa值≥0.82。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6.0对数据进行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依从性比较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服药依从性在入组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在出院时服药依从性均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出院3、6、9、12个月时,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服药依从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实验组6、9、12个月的依从性与出院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照组3、6、9、12个月的依从性与出院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两组复况比较

实验组在出院后6个月内复发1例,9个月内复发4例,12个月内复发7例,复发率为16.67%。对照组在出院后3个月内复发2例,6个月内复发5例,9个月内复发8例,12个月内复发13例,复发率为30.95%。实验组患者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3 两组BPRS评分比较

实验组患者在第6、9、12个月时的BPRS总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实验组出院后的BPRS总分与出院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照组BPRS总分在随访3、6、9、12个月时高于出院时BPR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4 两组SDSS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在入组时SD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实验组患者在6、9、12个月时的SDSS总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实验组在各个时期的SDSS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照组SDSS总分在随访6、9、12个月高于出院时SDS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3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复发率高的疾病,服药依从性为复发率的保护性因素,依从性越高,复发率越低[12]。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治疗依从性方面,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经过8周的康复训练后服药依从性均有提高,但实验组患者经过药物自我处置程式训练后服药依从性优于对照组,这与陈丁玲等[13]对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药物自我处置程式训练的效果一致。樊献丽等[14]对出院后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随访半年,发现采用药物自我处置程式训练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高于药物自我处置程式训练组(P < 0.05),这与本研究的随访结果一致。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方面,药物副反应、服药态度和医患关系是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依从性的重要因家。本研究通过对实验组患者进行药物自我处置程式训练,使患者掌握抗精神病药作用的有关知识,了解正确的自我服药的方法并对其评价,识e药物的副反应,与医务人员商讨治疗问题,这与何夏君等[15]采用的“知、会、能”三步服药训练提高了患者的服药依从性的方法类似。也可能与患者药物副反应的减轻,医患关系的改善及服药态度的改善有关。此外,实验组患者自出院后6个月开始服药依从性较出院时下降,提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药物自我处置程式训练对患者服药依从性改善的效果会逐渐降低。在实验组患者依从性改善的同时,实验组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轻于对照组(P < 0.05),病情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患者的病情与服药依从性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这与既往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16-20]。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致残性疾病,在急性症状控制以后常遗留社会功能缺陷,影响患者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在本研究中实验组患者的社会功能没有明显改变,对照组患者的社会功能较出院时有所下降。这与葛茂宏等[21]的研究显示药物自我处置能够提高患者的社会功能的结果不一致,分析原因可能与他们增加了症状监测这项措施有关。项玉涛等[22]对有关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与其精神症状的相关性研究中发现,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受损程度和其精神Y状密切相关,精神症状越丰富,社会功能受损越严重。在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在出院后病情较出院时有所加重,这可能与其社会功能的下降有关。而实验组患者病情在出院后保持相对稳定,社会功能也无明显变化,同时也提示药物自我处置程式训练并不能改变患者的社会功能,患者社会功能的改善需要进一步行社会技能训练等措施。

综上所述,通过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药物自我处置程式训练可以有效提高患者出院后的服药依从性,有利于病情的稳定,降低疾病复发率,防止患者社会功能的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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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图分类号] R749.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24-0047-03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因未明的严重精神疾病,除具有感知、思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和精神活动不协调等症状外,往往还伴有社会功能损害,并影响患者承担社会角色[1,2]。研究表明,患者症状与功能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改善情况与社会功能恢复程度并非完全吻合[3]。因此尽早对患者进行社会功能评估,引导患者及家属重视社会功能恢复,应成为精神科医生的新职责。奥氮平与齐拉西酮均是目前临床常用抗精神病药,研究证实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症状具有良好改善作用[4],但对于社会功能的影响目前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对比研究奥氮平与齐拉西酮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的影响及其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我院精神科2011年6月~2012年12月收治的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 版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5];首次发病就诊,既往无精神病用药史;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评分≥70 分且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严重度≥4;获得家属、监护人或法定人的书面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年龄60岁;器质性精神障碍及精神活性物质和非成瘾性物质所致的精神障碍;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合并严重躯体性疾病或心、肝、肾功能不全。将符合条件的8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奥氮平组和齐拉西酮组各40例。奥氮平组男 21例,女 19 例,年龄(18~58)岁,平均(34.6 ±7.1)岁,平均PANSS评分(91.8±11.3)分;齐拉西酮组男18 例,女22例,年龄(18~59)岁,平均(34.5±6.7)岁,平均PANSS评分(92.5±11.7)分。两组性别、年龄、PANSS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3 观察指标

由两名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师在治疗前后分别用PANSS和个人与社会功能量表(personal and social performance scale,PSP)评分以评定疗效以及社会功能改善效果,采用副反应量表( 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TESS)评定不良反应。

1.3.1 PANSS[6] 由7条阳性项目、7条阴性项目和16项一般精神病理项目组成。采取七级(无症状1分,极重度7分)评分,最高分210分,分数越高表明精神病症状越严重。而治疗后减分率[(基础PANSS分-治疗后PANSS分)÷(基础PANSS分-30分)×100%]可作为疗效评定指标。通常认为PANSS减分率

1.3.2 PSP[7] 包括社会活动、社会关系、自我照料、干扰及攻击行为四个维度,各项评分累加获得PSP总分,总分100分,总分越高表明社会功能越好。高于70分为社会功能无困难或轻度障碍;31~70分为有不同程度的社会功能缺陷;低于30分为社会功能特别低下。

1.3.3 TESS[8] 分为症状严重程度(0~4分)、症状产生与药物的关系(0~4分)及采取的措施(0~6分)三个方面,总评定包括严重度总评定和个人痛苦程度。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8.0软件,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PANSS评分比较

与治疗前比较,奥氮平组与齐拉西酮组PANSS总分、阳性项目分、阴性项目分和一般精神病理项目分均显著降低(P0.05)。见表1。

2.2 两组治疗前后PSP评分比较

治疗前,奥氮平组与齐拉西酮组PSP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t=0.154,P>0.05),治疗后,两组PSP评分均显著提高(t值分别为-3.716和-5.003,P

2.3 安全性评价

奥氮平组19例(47.5%)患者出现不良反应,主要包括体重增加、嗜睡、静坐不能、月经紊乱、口干等;齐拉西酮组17例(42.5%)患者出现不良反应,主要为锥体外系症状、头痛、头昏、失眠、恶心、便秘等。齐拉西酮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奥氮平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χ2=0.202,P>0.05)。齐拉西酮组TESS评分为(10.4±3.8)分,奥氮平组为(11.2±4.4)分,两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t=1.316,P>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特征为认知功能损害,而认识功能损害尤其是注意力、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方面的损害和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等因素导致患者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下降,使患者被歧视以及面临婚姻、职业、人际危机[9]。同时由于许多家属仅注重患者症状的改善,而忽略了患者社会功能的康复,而患者在长期缺乏家庭和社会支持时,其社会功能将进一步损害[10]。研究表明即使精神分裂症患者经药物治疗后症状、认知以及生活质量能够显著改善,但其学习、工作能力等社会功能不一定随之改善[11]。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对于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情况要求越来越高,因此社会功能已成为评价药物功效的一项重要指标。即在选择抗精神病药物时,除要考虑药物对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疗效,还需要关注抗精神病药物对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效能。

本研究结果表明,奥氮平和齐拉西酮对首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症状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且二者疗效相当。这与既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国内王冬梅[12]观察了68例患者分别应用奥氮平和齐拉西酮治疗8周后,两组患者PANSS总分、阳性症状分、阴性症状分和一般精神病理分均显著降低,且组间治疗前后均无统计学差异。国外研究也显示二者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近期改善作用相当,即使观察期延长至6个月,二者疗效仍无统计学差异[13]。

本研究观察了奥氮平和齐拉西酮对首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的改善作用。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前PSP评分无统计学差异,在疗程结束后,两组PSP评分有明显提高,但齐拉西酮组明显高于奥氮平组。该研究结果表明,奥氮平和齐拉西酮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但齐拉西酮的效果明显优于奥氮平,也进一步显示了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症状和社会功能改善的非同步性。目前文献尚未见奥氮平与齐拉西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影响的对照研究。但相关研究[14]显示,奥氮平能选择性作用与大脑边缘和中脑皮质的多巴胺及 5-羟色胺受体,达到快速缓解精神急性症状,包括阳性症状及阴性症状,而阴性症状、情感症状被认为与社交和社会活动密切相关,阴性症状的改善常带来部分社会功能的恢复,研究也证实了奥氮平可部分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而对齐拉西酮与传统抗精神病药物的对照研究[15]显示,齐拉西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的改善作用更为显著,除与齐拉西酮的多巴胺受体及5-羟色胺受体双重拮抗使其症状改善、尤其是阴性症状改善更好外,还与传统抗精神病药物不良反应明显影响患者社会活动有关。

本研究显示,奥氮平与齐拉西酮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和TESS评分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不良反应经对症处理后均能继续完成疗程,无因严重并发症退出的病例发生,提示两种药物不良反应相当,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有研究显示齐拉西酮的锥体外系不良反应出现率明显高于奥氮平组,且需要抗锥体外系副反应药物比例更高,但奥氮平对体重、糖脂代谢的影响显著高于齐拉西酮,因此两药总体不良反应和耐受性情况比较并无明显差异[16]。

综上,精神分裂症患者除有明显的认知功能损害外,还伴有社会功能受损。本研究显示奥氮平与齐拉西酮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均有良好的改善作用,且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但齐拉西酮对患者的社会功能改善作用优于奥氮平,有利于患者全面功能的康复,更好地回归社会。但目前已有研究指出,药物治疗联合综合性的社会心理干预较单纯药物治疗对患者社会功能的康复更为有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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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只有健全了各种国家行政工作的法律和法规,将科学方法和科学手段在行政管理中的运用给予明确规定,才能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中有足够的依据,从而按法律规定的程序产生、组成并进行活动,提高行政效率,促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法律制定过程中,应该遵循以下几点。首先,法律制定要及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在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法律的制定必须不断地顺应历史发展和时代变化,及时地、适时地根据这种变化,制定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法律,避免行政管理滞后,各个领域、各种活动都无章可循,造成社会混乱。其次,法律制定要具体。各种行政法律规范须内容正确、措施具体、语义明确,而不能含糊其辞或弹性较大,以免造成形式上有法可依,实际上无法可依。再次,法律制定要全面。即要有中央制定的、全国各地、各部门都必须执行的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又需要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在宪法和法律的原则指导下,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制定不同效力、不同适应对象、不同适应范围的各种规范性文件,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层次行政管理的需要。

(二)有法必依是基本环节

有法必依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依法办事,有法不依,不如无法。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一经公布,就应坚决执行,引导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学会并善于依法处理经济社会事务,把依法行政贯穿于政府工作的全过程。各级政府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努力建设法治政府。

(三)执法必严是重要条件

法律、法规的严肃性是行政管理法制化不可缺少的因素,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一旦公布,就应严格实施。近年来,行政执法中出现的执法不严问题,与部分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不高有必然联系。所以要端正党政领导干部、司法行政执法人员对执法必严的重要性、必要性的思想认识。要求各级执法部门和人员要秉公办事、执法如山,不得根据个人或本部门、本地区的利害关系随意曲解、变通法律法规。即使有些法律法规有不合理的地方,需要修改、补充和完善,也必须严格按法定程序进行。新的法律法规未正式公布前,仍必须严格按原有法律、法规办事。

(四)违法必究是有力保障

遵循违法必究的要求,最根本是要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对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提出的基本要求,它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要严格、严肃执法,要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执法权力,尽职尽责地坚决打击和制裁一切违法犯罪行为,要让任何违法的部门和个人(不论单位大小、地位高低)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因此,“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关键。

二、行政管理法制化的措施

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在行政执法上。因此,法制上的问题应当用法治化路径来解决。从世界发达国家经验看,其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大都依靠高度的法治化。因此,应从我国实际出发,充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共享人类的文明成果。

(一)加强行政立法

行政立法是指所有有权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制定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活动。它是为行政管理提供依据的,是规范抽象行政行为的,是解决有法可依问题的。行政立法要注意以下几点。

1.要从全局出发,克服过去立法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倾向,维护法制的统一性。法律、法规具有相对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相互矛盾,否则就不会有权威。行政机关往往借“法”扩权,以“法”争利,不得通过行政立法擅自设定行政审批、许可、收费、处罚和强制措施等内容;不得通过行政立法相互否定,行政立法与高层次立法以及行政立法之间不能相互抵触、冲突,行政立法不能成为驾空人民代表机关的立法。否则,行政立法不仅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航标,反而会成为深化改革的障碍。

2.行政立法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政府职能是行政管理的基本问题,是政府一切活动的逻辑与现实起点。政府职能的法定性是现代行政的基本要求,政府职能转变要坚持“职能法定”原则,依法界定和科学规范政府职能,防止政府职能改革中的随意性。在履行政府职能时,必须把不断创新、勇于探索和严格依法、依规办事结合起来。适应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立法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我们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适时立法。遵循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充分尊重企业的经营自,在立法中规定行政机关的职权时,必须权利和义务对等。

3.行政立法要科学、合理、可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行政立法不能从本本、概念出发,既不能搞土教条,也不能搞洋教条。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既要符合全局的需要,又要考虑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既要符合长远的发展方向,又要切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在立法时要注重调查研究,不仅要有法律依据,还要有实践依据,这样制定出来的法规、规章,才能行得通,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二)积极推进依法行政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政府管理任务的繁重,现代行政权力急剧膨胀,介入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已经越来越多地介入国家刑事、民事问题,可以说行政权力无处不有,无处不在,这就要求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主要是依靠广大公务人员来推动的。因此,广大公务人员培养强烈的法律意识,自觉地依法办事,这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必备条件之一,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更为重要。

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贯穿于我国整个法律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主要锋芒,就是反对任何超越法律之外或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它要求人人都严格依法办事,既充分享有他们应当享有的法定权利,又切实履行他们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应有权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也就是要求行政立法及法律适用对于任何人一视同仁,其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逾越于法律之上,也不能超出法律之外。唯有如此,行政活动才是对法律的正确执行,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才能在行政管理领域得到切实落实,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显现,有利于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树立国家主人翁责任感。

2.服务意识。现代行政的发展趋势是,行政的重点日益向服务功能倾斜,控制和管理功能越来越多地为服务功能所取代或掩盖。一个依法行政的政府必然是一个高效便民的服务型政府。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建立合理的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前提。现代化的服务型政府本质上也是法治政府,其基本要求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能够依法行政。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与建设法治政府并不相悖。建设服务型政府不能忽略法治政府建设。或许从法治政府建设入手,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条有效途径。

3.积极行政的意识。社会的不断发展带动国家行政职能不断地扩张,行政的目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积极行政的观念和意识,正是伴随着国家行政的重点日益向服务功能倾斜这一历史的、国际的潮流演化而形成的。依法行政和积极行政两者既互相联结,又各有特点,依法行政是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同时又是积极行政的前提。积极行政是依法行政的提升和发展,坚持依法行政和积极行政的统一,是解决当前市场执法过程中法律的滞后性、局限性问题及政府部门职能转换需要,以实现执法监管务实高效,廉洁勤政目的,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建立和完善。

(三)加强行政执法监督

加强监督,防止行政执法权的滥用是切实保障人民利益,维护法律权威的有效措施。行政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是行政机关监督的重点,要做好层级监督,必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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