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经验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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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谚语；思想；精神

[中图分类号]：K8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8-0169-01

文化是一个立体的系统，它是人类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类活动所创造的，并经社会认知的全部产物的系统，这个系统从外观形态及内在本质上来看，有着一定的结构层次，表层是物质文化，中层是制度文化，深层是精神文化。而这三个层次永远处于三位一体化的格局中，形成了既相区别又相渗透的多层面的整体结构系统(1)。谚语作为民间审美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是民间创作在口头上广为流传、且较为定型的艺术炼话，是民众智慧与经验的结晶，其多层次的文化结构彰显出民族的个性、生活方式、处世哲学、生态意识等内涵，并发挥出独特的文化功能与审美特质。

文化的精神层面是人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诸如思想体系、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谚语作为记录 “一个特定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一切行为、观念和态度”的文化载体（2），是在某一民族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被创造出来的，因而也带上了该民族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色彩，是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

首先，谚语对民族精神的反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环境通过文化创造满足人的欲求，影响文化形貌和文化性格的形成，使不同地域的民族生成各有迥异的经济文化类型和相应的精神文化特征。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是在不同背景环境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两种文化，两者的差异是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农耕民族生活在河湖密布、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的理想地带，优越的生存环境形成他们内倾型的文化性格。大量谚语反映了农耕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哲学、家园意识等。如“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宁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善人流芳千古,恶人遗臭万年”等，表明农耕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人们常常以“德”和“义”作为品评人的标准，同时，汉民族传统文化和道德观也要求通过内省、净化达到“德”的彼岸。如“能忍者自安,知足者常乐”、“三思有益,一忍为高”、“没事常思有事时，让人三分不算痴”、“静坐常思已过，闲谈莫论人非”等表现了汉民族重礼仪、重平和、重仁义、重内省的处世哲学，以及“克己、知足、安份”的心态及“忍耐、内向”的性格特征。农耕文化也非常重视“和谐”的价值观：如 家庭生活中“家和万事兴”、“夫妻相合好，琴瑟与笙簧”、“邻居好，赛金宝”，商业活动中 “和气能招万里财”、“和气买卖赚人钱”，集体活动中 “人心齐、泰山移”、“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等谚语鲜明体现了和谐的价值观。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生产方式，很容易使人产生满足感，渴望安定的生活环境，反感战争，眷恋生于斯、养于斯的土地，产生出执著的乡土意识和爱国意识等。与尚农、务实的农耕民族文化心态不同，长期的游牧生活养成了游牧民族流动而不僵滞、变化而不呆板的思维特点和尚武、豪放的民族性格。蒙古、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谚语对他们强健刚猛的人生风范、宽阔壮美的内心世界以及充满活力的主宰世界的气质都有所表现，使人们感受到了游牧民族生命的博大与坚强，具有金戈铁马式的阳刚之美。

其次，谚语所表述的宇宙观。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在汉语谚语这一民间智慧的宝库中也得到了充分反映。谚语中，无论是记录天文时令、节气寒暑、阴阳五行的气象谚，还是描写名山胜水、自然风光、习俗风情的风土谚，或是反映农业生产、种植饲养、收获贮藏的农事谚等，都企图通过阐释自然来观照社会、启迪人生。“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谚语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然规律与人事规律相比较而存在。如“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顺天则存,逆天则亡”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等，天与人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天上有的，自然界有的，人间必然有其对应的东西。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天时进行农业生产，才能达到天遂人愿的结果，以自然规律喻人事规律是社会谚、气象谚和农事谚语取材上的一大特点。赞美祖国佳山秀水、人文风情的风土谚中同样渗透着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思想意识，杰出的人物、精灵的山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二是天事主宰人事。孔子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念已根植于下层民众的文化心理深处，并演化出众多的谚语，反映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人活着只有“守命安分，顺时应天”的天命观，这是下层民众遭遇灾难和挫折后的无奈及悲叹。如“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三是天成为正义的化身。这些谚语中的天，寄托了下层人民对公理、对正义的坚定信念及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如“人算不如天算”、“人有善心，天必从之”、“皇天不负好心人”、“天道酬勤”、“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等。谚语体现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看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相互参透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最后，谚语和宗教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精神世界的领域里，宗教信仰对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影响。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道教、佛教和儒教。儒教和道教是本土宗教，佛教是外来宗教，它们尽管教义不同，但却在中国长期并存，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并表现出三教合一的历史趋势，对谚语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宗教对谚语的影响表现在：对经卷的翻译和宗教词语的引入，提高了汉语的表现力，有些谚语采用了与本民族的信仰有关的宗教词语充当素材表达出新的思想内容；宗教教义和故事传说为谚语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成为新谚语创作源泉之一；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教思想直接成为谚语表现的内容。另一方面，谚语对宗教也有一定的影响，表现宗教思想的谚语和借用宗教词汇的谚语广泛流传，促进了宗教的播布，加深了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和接受。例如在中国文化史上，从外国输入的佛教对谚语的影响颇大。汉语谚语表达有关行善、造福等观念，不少是选用“佛”“菩萨”充当素材。佛教把主宰地狱死亡的神叫做阎罗王、阎王、阎王爷，汉语谚语用它作为表示凶恶、厉害、狠毒意思的素材。藏族信奉的是喇嘛教，喇嘛是喇嘛教的僧人，藏语则习惯用喇嘛一词充当谚语素材等。

综上所述，谚语是广大民众对生产和生活经验的一种实践性的总结，一种创造性的智慧和一种科学性的结晶，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标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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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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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关于循环经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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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语言文学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是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提出的需求

在教育“普教化”传统思维下，所有的教育模式趋同化，注重理论知识传授，实践教学相对是薄弱环节。在今天，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后，大学教育模式也开始注重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大学是研究和发展学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场所，理应走出‘象牙之塔’，建立起一种主动适应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树立一种与时展息息相关，同呼吸、共命运的责任感，既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也为大学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教育不能仅仅在教育内部，要放在整个经济发展的大局里考虑”，汉语言文学作为高等教育核心专业，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中，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已经是时代的共识。汉语言文学教育要实现从研究向服务社会生活、解决社会人文矛盾的转向，就必须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猛，企业产业转型加速，个人需要不断发展，只有不断更新知识技能，才能保证个人专业岗位能力跟上时代的发展，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二）加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是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在当今的教育中，学生的生存状态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自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学生有着不同于任何一代学生的情感体验、生活磨砺和职业经验，学习目标和学习动机呈多样化，有不满足于生活现状的，有的在大学甚至中学就开始创业的，有需要提升自己综合职业能力的，有重新与社会化职业对接的；有的本身就从事着繁忙的工作，渴望更好地发展自己、完善自己。总之，社会的要求已经内化为他们自觉自愿的学习需要，因此他们渴望学习目标具体化、职业化，注重相应岗位的实用性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在实践教学环节中，比前代学生有更明确的目标，更高的期望和要求。近年来，社会用人单位一般都要测试应聘者的综合素质能力和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不加强汉语言文学的实践教学环节，学生就业后会难以适应岗位职业能力的要求，不得不另谋出路或待业。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必须通过加强实践教学来提高学生的创业、就业能力。

（三）加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是实现教育目的合理化的需要

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理论知识、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较高人文素养的高级适用人才。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它不仅是终身教育的主渠道，也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基石，但是无论是为了满足提升自己能力的求学，还是为了满足就业的需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部分学生只能走向一线工作岗位，而不是进行专业研究。如果在教学中倚重理论教学，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很难养成，同时慵懒、浪漫、拖拉的名士气会带到工作中。因此，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紧贴教育培养对象的基础和条件，从实际出发，把教育培养目标的重点始终定位于融理论于实践之中的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和职业能力教育的坐标系中，它一方面培养了汉语言专业学生严谨、务实、求真的工作作风；一方面促使教育目标“实践一理论一实践”最终实现。社会策略性知识的实践教学是基于一定生活场景的精神实践活动，它可以组织学生接触具体社会事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对这些社会事实进行处理或提出合理化的建议，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在专业知识和具体社会问题之间，建立起一种关联，从而产生激情、意志、超越、合作、团结等心理正能量，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策略和对人生意义的感悟。（四）加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在实践教学环境下，学生已经不再是接受知识的容器，因为他们已经完全实现了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模式；加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可以让老师和学生之间增加面对面情景交流的机会，老师也有更多的视角来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自我意识、自我调整能力、自我监控能力，老师也能根据每个学生在职业选择中面临的困境，提供最合适的教学内容、方式和途径，真正做到在“以人为本”的视域下，完成教育任务。在实践中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建构施展自己能力的舞台，每个人都有自己发展的空间就能实现社会全面和谐的发展。

二、网络环境下汉语言文学实践教育模式的特征

借助网络共享教育资源的学习运动，经历了一个非常艰复杂的发展过程，从2002年的开放课程（OCW）运动开始，后来又出现了开放教育资源（OER）运动，2012年，“从Udacity、Coursera到edX、Udemy，它们以免费、高质量的课程内容为卖点，对学习者提供广泛的在线支持，包括课程任务布置、学习评估、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甚至为顺利完成课程的学生提供学习证书。这类服务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人们将这一类新兴的大规模开放在线教育模式称为MOOC（MassiveOnlineOpenCourse）”目前，世界各地已经掀起MOOC课程学习的风暴，我国高校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已经推出本校的MOOC课程，上海高校课程联盟也初步实现了上海高校间优质资源共享，并可获得学校认可学分。因此，MOOC下的教学模式呈现出两个非常明显的发展趋势：一是开放性，由于课程教学在线学习，开放式获取知识，只要注册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参与网络课程学习；二是透明性，以往的精品课程、公开课挂在网上可以供参观学习，但是由于无法检测课程学习者学习效果，因此导致许多课程徒有虚名，实际利用率非常低。MOOC学习环境下，学习过程成为可以随意检测学习者任何一个学习环节的透明过程。由于网络教学环境的变化，因此，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也必须追随它的变化，与时俱进，从而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的特点。针对MOOC教学模式开放性的特点，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呈现出学习参与者规模的可伸缩性（scalability）。

汉语言文学的课程多以讲授理论知识为主，实践教学模式必须通过大量研读作家作品，不同评论家的学术争鸣，以讨论的方式，来培养学习者鉴赏、评析的实际动手能力，从而开发他们的无限认知能力，提升他们健全的人格。因此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话题的设置尽可能地贴近学位教育的结构化课程体系，因为教师提供的话题资源是学习者知识探究的出发点，如果偏离了学位教育的知识结构，太过于个性化，学习者产生的内容在群体学习路径模式下，就无法成为学习和互动的中心，这种境况下，参与实践教学的学习者的规模和课程活动的覆盖面，就无法实现规模的超越性。美国高等教育记事（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在对开展MOOC的103名教授的调查中显示，如果话题设计的贴近学位课程体系，每门课程平均有3300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注册，相当于传统课程授课人数的几百倍。针对MOOC教学模式透明性的特点，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呈现出学习效果的可检测性（testability）。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模式中，学习者的实践过程指导教师根本无法全程跟踪指导和监督，学习效果的评价只能靠学生的自述或课堂的考核来完成，但是在MOOC教学环境下，汉语言文学的阅读材料可以周为单位向前推进，指导教师可以根据实践内容设置测试内容、讨论版等环节，如果达不到老师设置的分值，学习过程将无法完成纵向推进，指导教师甚至可以随时获悉实践者在线学习的时间，这大大地改变了汉语言文学实践课程考核的随意性和人情化倾向。

三、网络环境下发展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的有效途径

（一）建立实践教学体系，推进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内容的完善和改革

实践教学是以提高学习者能力为目标，因此在办学理念、专业设置、能力培养、人才规格等方面，必须根据职业岗位的需求和学生的就业需要，制定以岗位需求为本位的实践教学体系，设置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专业课程，编写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教材，整合并逐步优化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课程内容，确保它与社会职业岗位能相互衔接和贯通。在传统的理论教学中，以某种符号形式存在的理论知识通常是老师和学生重点讲述、掌握的内容，在网络环境下，熟悉符号系统，并解读符号的意义，都可以由师生通过视频课程、网络互动等方式，轻松完成，因此建立一套以培养学生岗位职业能力的课程体系，让学生深入了解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力的需求和发展趋势，是顺利开展实践教学的前提。

（二）逐步建立健全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的考核、监督和反馈机制

在目前注重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式中，学生职业能力滞后社会不断变化的岗位需求，已经使很多成人教育学校面临生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建立实践教学考核、监督和反馈模块三级体系，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实践教学目标的重要保证。把课程考核与教学过程、学生的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学生、老师、实践单位以及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完善的考核、监督和反馈机制，既能调动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又能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企事业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比如，通过网络可以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课堂实践教学环节进行监控，课程作业、实验和课程设计等都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远程考核，监督它们进行的全过程；对于课堂外社会策略知识的实践，也可通过视频聊天或QQ群留言、微信和MOOC方式，与学生实践单位、工作单位建立长期的沟通渠道，形成良好的、灵活的互动式信息反馈机制，对于反馈回来的信息，一方面可以当做学生形成性考核的参考指标，另一方面对于实践教学偏离社会岗位需求的情况能迅捷提供解决方案，从而优化实践教学计划。

（三）挖掘地方资源，构建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的实训平台

汉语言文学实践教学基地可以分为校内和校外两部分。校内基地要学校根据发展规划和专业设置，建立单项实验室、综合模拟实验室等，可以在实验室建立模拟实训场景。但各级学校面临着实际困难：资金投入不足，可利用的实训基地不足，且无法提供“全真化”实践场景。为此，应认真分析、挖掘当地社会的资源，开发具有开放性、丰富性校外实训基地，比如各地的报社、电台、杂志社、各单位的宣传部门等均可提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平台。它们可以提供真实的职业环境，使汉语言文学实践性教学更接近于从业实际，教师可引导学生亲历岗位业务操作过程，了解各环节之间的联系，并在流程操作过程中，对于岗位所需的协作意识、创新精神等人文素养，产生切身情绪体验，从而避免了专业技能和社会策略技能训练的形式化。校外实训平台的搭建应建立在紧扣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上，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当地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社会各界的联系和沟通，建立教育资源共享，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建立校外稳定的实训基地。尽力拓展“课程、实习、就业”加校企联合培“3+1”的养模式，缔结校企联盟，让企业参与制定学生的培养方案，开展协同式培养，共同参与课程开发和教学管理，逐步打造“产学研”合作平台。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从封闭走向了开发，发展的重点从数量的扩张转向了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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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制结构的纵向梳理:世界各国的演变历程1．发达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历程。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政府政策目标等皆为影响税制结构的重要因素，因而税制结构在适应客观环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直接税与间接税财政地位的更迭可将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演变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工业革命之前以原始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时代，由于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主要通过对土地和人身课征原始直接税，如土地税、农业税以取得财政收入。［7］第二阶段:工业革命之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工业革命促进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新的税源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而逐渐涌现。由于国内商品税、关税税源丰富且便于征收，因此，以商品税为主的间接税逐步取代了原始直接税的主体地位。在该时期，随着所得形式日趋多元，各国也逐步开征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现代直接税。尽管当时所得税在财政中的地位较弱，但正是该类税种的开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改革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20世纪70年代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间接税因其税负可以转嫁，对商品价格会产生一定的“添加效应”。［8］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由间接税的大量征收带来的物价水平的上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效率的损失，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出于增强经济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考虑，各国开始采取措施削弱间接税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在直接税中，一方面，随着私人部门收入的不断增加，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的税源日益丰富，其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得到了大幅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发达国家在政策目标上由效率转向公平，为满足巨额的社会福利开支需要，各国也不断加强对社会保障税的征收。因此，在该时期以所得税、社会保障税为主的直接税占比逐步提高，并最终取代了间接税的主体地位。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以直接税为主并逐步提高间接税比重的税制结构。20世纪80年代，为克服滞胀、刺激经济，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发达国家政策目标的侧重点由公平回到效率，并相应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税制改革。为避免直接税比重过高对经济的损害，各国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基础上，通过采取降低所得税税率、开征增值税等措施，逐步降低直接税比重、提高间接税比重。2．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历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税收征管条件较为落后，因此，兼具税源充足、分布普遍、征收简便等特点的间接税在税制结构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财政地位普遍较弱。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对社会公平问题的愈发关注，为强化所得税和财产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各国纷纷在以间接税为主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以使直接税、间接税的比重更为合理。

(二)税制结构的横向比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是税制结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为考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世界各国税制结构的差异，本文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FS数据库中获取数据较全的103个国家和地区2012年的税制结构数据①，并按照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GDP水平的高低，将经过筛选后的93个国家/地区分为以下7组②:5000美元以下(36个)、5000～10000美元(16个)、10000～20000美元(16个)、20000～30000美元(5个)、30000～40000美元(4个)、40000～50000美元(8个)、50000美元以上(8个)，分别测算7组国家/地区的直接税、间接税占比的平均值。将7组国家和地区的税制结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知，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视角，直接税占比呈上升趋势，而间接税占比呈下降趋势。对于人均GDP在5000美元以下的国家，其间接税占比的平均值高达66．59%，而直接税占比仅有33．41%;随着人均GDP从5000美元逐步提高至30000美元，直接税占比缓慢增长，且始终低于间接税占比;而当人均GDP从30000美元步入40000美元时，直接税占比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且首次超过了间接税占比;对于人均GDP在4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而言，其直接税占比远高于间接税占比。③无论是通过纵向的梳理还是基于横向的比较都不难看出，尽管除经济发展水平以外的政治、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一国税制结构产生影响，并使个别国家的税制结构与世界整体趋势相悖，但总体来说，直接税收入占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上升不失为税制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这对我国税制结构转型改革具有极大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结构的演变历程及转型的必要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收制度经历了三次重大改革，在此过程中税制结构也相应地得到了不断调整。然而，相较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现阶段的税制结构仍处于失衡状态。与此同时，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需求、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政府政策目标侧重点的转变，以及国际税收竞争的日益加剧，均对我国税制结构转型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结构的演变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税收制度共经历了三次重大改革:1984年的“利改税”及工商税制改革，标志着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工商税制体系;1994年的税制改革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全面、深刻的一次，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指导思想，初步建立起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税制体系，形成了现行税收制度的基本框架;进入21世纪，尤其是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为进一步完善税制，我国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继续对税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税制改革意味着税制结构的变化，现对1985年、1994年、2008年以及2012年这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时间点上的直接税和间接税状况进行分析，以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结构的演变历程(具体见表1)。(1)1985年我国共设置29个税种，其中直接税13个，间接税16个，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为34．78:65．22;(2)1994年我国共设置23个税种，其中直接税9个，间接税14个，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为17．12:82．88。相较于1985年的税制结构，直接税占比由34．78%下降至17．12%;(3)2008年我国共设置了20个税种，其中，直接税8个，间接税12个，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为34．74:65．26。相较于1994年的税制结构，2008年我国的直接税占比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4)截至2012年底，我国共设置了18个税种，其中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这7个税种，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关税、资源税、印花税、船舶吨税、烟叶税这11个税种，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为33．68:66．32。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处于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各项建设支出压力巨大，因而高度重视税收的筹集收入职能，而间接税在对征管水平的要求以及筹集收入能力方面相对于直接税具有优势，因此，其收入占比远远高于直接税。这一态势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甚至得到了强化，直到进入新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之后才发生转变。具体来看，随着企业利润的快速增长及居民收入的逐步增加，所得税占比增长迅速;同时，随着政府对公平问题愈发重视，更为强调直接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因此，直接税收入占比在此期间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然而，自2008年以来，这一上升趋势不再延续，直接税收入占比踯躅不前，2008～2012年直接税收入占比依次为34．74%、34．10%、32．89%、33．72%和33．68%，始终在32%～34%的区间内波动。这意味着我国税制结构失衡的状况近年来没有明显的改善迹象。显然，从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考量，我国税制结构转型改革在当前形势下势在必行。

(二)我国税制结构转型改革的必要性1．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要求适当降低间接税比重，减轻企业税负。税制结构既无法超越现实的经济环境而存在，同时也不能滞后于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否则都将对经济造成危害。目前，我国间接税占比过高的问题客观存在。2012年间接税在税收总额中的占比为66．32%，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近8个百分点，高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近3个百分点;同时，我国企业的负担，尤其是由企业直接缴纳的间接税的税收负担过重。在我国，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90%以上［9］①，企业直接缴纳的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占全国税收总额的60%以上。就我国当下这样一种税制结构的效应而言，一方面间接税因其税负可以转嫁，对物价具有“添加效应”，因此带来的物价水平的上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效率的损失;同时，在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宏观背景下，过高的企业税负相对削弱了中小企业的竞争力，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这迫切要求我国适当降低间接税比重、减轻企业税负，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2．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要求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构建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的直接税体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居民收入水平也随之得到了大幅提高，然而收入分配差距却日益加剧。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03倍;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虽然较2012年的0．474有小幅下降②，但收入分配差距仍处在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之上。与此同时，具有收入调节作用的直接税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在所得税中，个人所得税因其制度设计得不完善，未能发挥“调高”的作用，反而沦为“工薪税”;在财产税中，房地产税的全面开征仍面临较大阻力，遗产与赠与税的开征也远未提上日程。因此，我国需要通过所得税、财产税改革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构建起有利于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税体系。3．政府政策目标侧重点的转变要求推进税制结构转型改革。公平和效率是一对矛盾体，两者往往不可兼得。政府在公平与效率上的侧重点不同，将直接影响其对税收公平和效率原则的选择，从而对应不同的税制结构。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宏观背景下，近年来，政府逐渐将政策目标侧重点由“效率优先”转向对公平的重视，十报告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改革方向。政府政策目标的转变无疑对税制结构转型改革提出了要求，即通过对具有收入调节作用的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税种进行改革，以促进税收在收入分配领域中的相关职能的实现。4．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要求我国适当降低间接税比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税收竞争也随之日益加剧，在设计本国的税制结构时，需要充分考虑来自其他国家的影响。就世界各国税制结构的现状而言，近年来，发达国家逐步提高其间接税比重，发展中国家逐步提高其直接税比重，世界各国正朝着直接税与间接税大致平衡的方向演进。而在我国，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失衡的问题仍较为严峻，间接税占比过高不仅会推动物价水平上涨，削弱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容易在进出口退税环节对进出口商品的价格产生差别影响，激化国际贸易摩擦。因此，国际税收环境的改变迫切要求我国推进税制结构转型改革，即逐步降低间接税比重，与世界各国税制结构演变的基本方向趋同。

三、我国税制结构转型的目标设计与改革建议

在推进税制结构转型改革的过程中，要坚持既不急于求成亦不走极端的基本原则，并在改革的总体目标、阶段性目标框架下，对具体税种、具体税收要素的改革进行统筹安排，以实现通过税制改革推动税制结构转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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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务英语经济学属性

语言的价值属性是语言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商务英语的经济价值属性驱使人们做出相应经济付出行为，此行为由于满足了投资者预期经济效益而导致商务英语在我国经历了持久不断的对之学习热潮和高校及社会教育体系的各种人力物力不断投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务英语在我国的语言经济价值日渐重要，利用语言经济学来分析研究商务英语经济价值的表现形式及其如何有效地利用这种语言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是非常必要的了，本文将从以下4点对商务英语的经济学属性进行分析与研究。

1.商务英语的人力资本属性。

语言经济学理论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劳动者自身所具有的知识、技能和由此所展现出来的能力，语言投资与其他投资一样具有资本价值，可以增加个人经济收益。根据语言经济学观点，商务英语本身是一种人力资本，为学习商务英语而投入的财力、人力、时间等综合投资是对人力资本生产的一种经济投资，是包含了商务技能和英语知识的语言人力资本产品的组合。商务英语人力资本的效用可以体现为使用者使用商务语言与技能知识后提高生存能力和取得更好生活质量的可能性。由于人们通过不同程度的商务英语知识和技能服务于社会，社会会根据不同的人力资本价值提供相应的报酬，所以商务英语水平程度对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在此方面，相对于单纯的英语专业学习者，商务英语学习者不仅拥有语言的知识和技能也同时获得了相应的商务经济知识和技能，因此在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估方面，获得多技能的人力资本的价值必然要高于单一技能的人力资本价值。

2.商务英语具有经济投资效用。

Grin(1994)认为语言和其他资源一样属于通过投资而获得收益的经济资源。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决定学习第二种语言(或外语)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其所带来的未来经济投资效益的考量，即考虑到学习这种语言(或外语)的投资费用和投资预期效益的正相关，这就是语言具有经济投资效用。商务英语是一种世界性语言，作为一种经济投资，使用者在选择学习这种世界语言时要权衡使用的成本与收益。学习商务英语的成本就是为学习其而花去的时间和投入的直接费用，而其收益就是由于掌握这种语言使用能力所获得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收益及使用商务英语进行商务交际时语言交际效用的最大化。其经济投资效用的大小则取决于学习者学成后对商务英语使用机会的多寡和使用范围的广度，所以商务英语学习本身就是对商务人才资本生产的一种经济投资。商务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通过长期学习积累的商务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等会对经济生产产生促进作用，受经济因素影响的驱使人们会做出更多相应的经济付出行为，保证了商务英语的经济投资效用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3.商务英语体现使用经济价值。

语言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语言的价值是人们在使用某种语言时根据所获得的直接或间接效益而赋予它的。Grin(1994)指出语言不但是具有潜在价值的技能，而且植根于个人的语言属性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产生影响。不同语言的经济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增加收益的效果也不相同。商务英语的使用经济价值表现为:第一，使用者可利用所习得的英语语言和商务知识、技能从事与商务或英语相关的工作而直接获得经济效益；第二，商务英语专业知识及其实践能力可帮助商务英语从业者获得更多国际商务高级职位及晋升机会，从而取得长远经济效益回报；第三，商务英语作为一种专门用途英语，在中国和国际劳务市场上有较强的市场需求。凭借商务英语专业语言和商务知识优势，商务英语从业者可在劳务市场中满足这种社会需求从而取得经济效益。

4.商务英语具有经济效用。

莫再树等(2006)认为某一语言的经济效用取决于该语言在不同市场上的使用程度，包括在劳务市场上是否急需，在私人和公共消费市场上的应用多寡，在人际交往中是否常用等。在某一特定地区内，使用某一特定语言的个人和机构的数量(即使用该语言的密度)是决定该语言经济效用的首要因素。商务英语的经济效用取决于商务英语在市场上的使用程度及需求程度，需求越大，在经济活动中的使用程度越高，商务英语的经济效用就越高。从业者的商务英语熟练程度越高，工作经验越丰富，从事商务英语活动的人群越大，商务英语的经济效用发挥得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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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光辉灿烂、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结晶和精神风貌的体现，包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内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它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影响甚深，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现实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文化教育在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严重缺失了。参酌学界既有成果，本文拟就缺失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试作论述。

一、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主要表现。

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今天，平心而论，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已经沦为“岗前培训机构”,学生人文教育尤其传统文化教育工作力度不大，已是严重缺失。详而论之，主要表现如下：

（一）传统文化知识欠缺。

在一所职业学校的调查中，中国传统文化竟然被爱玩的学生误以为点燃鞭炮，被有经济头脑的学生误以为能卖高价钱的老古董等。有了这样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冷漠症，在许多学生眼里，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简化为“帝王戏”、“辫子戏”、“戏说风”等等。所以，不知道周杰伦、“超女”在同龄人面前就无地自容；对中华民族自己的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相当冷漠，遑论该节日的来源、意义。有人曾在北大做过一项问卷调查。结果令人深感遗憾：如今的大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不深，知之不多。大多数大学生表示他不太了解孟子（52.2%）、荀子（69.2%）、墨子（68.6%）、王充（78.1%）、董仲舒（71.6%）、朱熹（70.3%）、王阳明（95.9%）、黄宗羲（71.4%）、魏源（61.9%）等古人的生平事迹和主要思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对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表示比较了解的仅40.1%,而不了解的达59.9%。有93.2%的大学生未看过《说文解字》，77.2%的大学生未看过《孙子兵法》，未读过老子的《道德经》的达86.8%,未读过《资治通鉴》的占72.4%,未读过《史记》的占58.9%,就连《三字经》未读过的也达69.4%。而且，我们在与大学生的交谈中发现，即使表示自己了解某些古人和古典著作的，深入了解后发现，也有不少水分在其中。大多数大学生写不出几个自己所熟悉的中国传统曲目或古典曲目。在调查问卷中，填的最多的三个曲目如《窦娥冤》、《高山流水》、《牡丹亭》分别仅占34.1%、31%、23%。[1]错误地认识传统文化，国学底蕴深厚的北大尚且如此，遑论以职业技术教育为己任的高职院校。

（二）传统美德观念淡薄。

《论语·先进》中所列的孔门四科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儒家将列于德行首位，深深寄寓有德行是人之为人的首要问题。相反，高职学生在美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恰恰十分严重。他们不是不懂得道德，而是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严重脱节。在公共道德方面，一些大学生在公共场所，如乱涂胡画于教室的墙壁，大声喧哗于安静的自修室，乱扔垃圾于美丽的校园等等。在人际关系道德方面，高职学生交往的对象主要包括同学、朋友、老师、父母等。他们在学校和以同学为主的他人关系淡漠，表现为同学关系尤其是寝室关系紧张，彼此之间互相猜忌，以至发生殴打等校园暴力事件。对老师的态度也不端正。古代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换句话说，学生对待老师，应该像父母一样尊重。现在的孩子从上幼儿园直到高校毕业，有几十甚至上百的老师教过课，让学生们把每一位教师都牵挂如父母，似为苛责。但对老师不应失去最基本的礼貌，当代的一些大学生上课迟到、说话、睡觉之现象，不绝如缕；在外面见到老师不打招呼，也成家常便饭。就此，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曾指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虽然拥有优秀的学业成绩，但缺乏合作精神，待人接物缺少文明礼貌”[2]。对父母态度不端正。儒家文化提倡“孝道”,子曰：“唯父母之疾是忧”。对待父母的态度是考察一个人的品行的基本准则。而现在一些高职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却连基本的孝道都不能保证。其所接受的新鲜事物当然比他们的父辈要多，但部分学生却视父辈为老腐朽，对父母的好言相劝，轻则沉默抵抗，重则大声呵斥；更有甚者，经不起形形的物欲诱惑，将父母当成了印钱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无视父母挣钱之艰辛与生活之俭朴。[3]另外，一些学生缺乏诚信，考试作弊、骗取助学金等不良现象时有耳闻。

（三）传统生存理念扭曲。

《周易》言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一语中的，道出了人之为人应有的人生态度、生存理念。君子应该胜不骄、败不馁，直面人生中的挫折与逆境，依靠自身的智慧、能力和意志不断克服困难、超越自我，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与价值。而一些高职学生入学以前，往往都是当地的成绩不错的孩子，一来到高手如云的大学，由于压力过大，便产生自卑心理。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现象十分令人震惊，每年都有学生因受不了或生活或学习或情感的压力而自杀，甚至还出现了残杀同学的发指事件。人本群体动物，固有群体意识。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古代士人对民族和国家有一种庄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譬如，屈原为楚国大夫，本可衣食无忧，而他却偏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国忧愁投水而死；大诗人杜甫贫困潦倒，却“每饭不忘君”,“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些都是将自身与天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典型。大学生受教育的目的小则为己为家，大则为民为国。而当前大学生学习的目的则过于指向“为小”。据调查，有25.7%,也就是1/4还多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一个舒适、称心的工作，这失去了国家每年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培养大学生的根本意义[3]。

二、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主要原因。

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院校的缺失，不是一时一地的原因，而是有着多方面因素。究其要，盖如下：（一）高等教育的失误。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传统文化教育逐渐被专业技术教育所取代，“人”的培养逐渐被“才”的训练所取代。18世纪中叶，美国开始出现专业教育，最初出现的是神学、法学和医学讲座。

19世纪以后，技术教育（technicaleducation）也开始出现。一些技术学院开始建立。传统的文科学院也开始建立工程学院或系科。1847年哈佛建立了劳伦斯理学院。同年，耶鲁也建立了一个新的科学技术系[4]。中国19世纪后期开始学习西方，发展专业技术教育。20世纪专业技术教育得到蓬勃发展。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工程技术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忽视人自身素质培养的专业技术教育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如核扩散、环境污染、精神危机，出现了所谓的“发展综合症”这些问题，是专业技术人员无法解决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改进。哈佛大学1945年发表了题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报告，将教育分为通识教育和专门教育。通识教育要关注学生作为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和公民的人生生活需要。专门教育则给予生活某种职业能力训练。根据这个报告，哈佛提出了核心课程计划。其他大学也纷纷模仿，以必修或者选修等各种形式提出了自己的一般教育课程。由此可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是人类教育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我国高等教育从1952年院系调整和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以后，急于摆脱落后面貌培养大批人才，工程技术专业教育过度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忽视。这虽为时代使然，但却给整个高等教育包括高职教育带来了人文教育，自然含有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5]

（二）深层文化的冲突。

传统文化与职业技术文化存有诸多龃龉之处，造成其在高职院校的冷落。譬如，教育价值取向不同。

传统文化忽视个人在职业活动中的价值，学习主要为求得功名，以改变其社会地位，而现代的职业技术文化则重在赋予读书人某种生存技术。故而，我国历来没有培养劳动者的教育观念。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皆以科举取士作为目的，视技术、技能为“奇技巧”,职业技能的继承发展仅存在于民间，以师带徒、口传手授。这种较强的轻视技术的倾向，至少从隋唐开设科举考试之后就已经十分明显了，使得中国人对技术有一种道不清、说不明的鄙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一语道破天机。或因实用知识、职业技术教育代表着被压迫阶级的生活，意味着低下的社会地位，导致人们一段时间对实用知识、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这种轻视。再如，思维方式不同。传统文化中，教育多以传授知识为主，比较看重“顿悟”

和“体悟”,不甚讲究严密的逻辑推理，一切都无须作具体分析，只要体会领悟即可。职业技术文化却不同，其所面临的生产现象纷扰变化、不可预测，而且生产过程不尽相同，静态的领悟大多劳而无助。即使要想体察也只能是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进行，而不是在课堂上纸上谈兵。[6]如前所述，在高扬职教大旗、技术教育在高等教育位置如此之高的今天，由于传统文化这种固有的缺陷不能与时俱进，受到高职院校的冷落，个中原因也就不言而喻。甚至因噎废食，索性敬而远之。超级秘书网

（三）民族心理的伤痛。

之后1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大转变的时代。外强侵略使中国遭受空前屈辱。有识之士奋勇急起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经过到，然后发起了和“五四”爱国运动，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文化斗争。这期间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将其与西方近代文化作了比较后，发现中国确实落后了，必须改弦更张、急起直追，于是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作为前进的目标。这对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五四”则集中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其影响虽遍及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但以教育界为甚。当时一些比较激进的人士要求全面抛弃旧传统，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于是提出“全盘西化”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无庸赘述，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过诸多误区。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传统文化也基本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封建糟粕一面，而对其批判有余继承不足，“”期间更是予以了彻底的否定和扫除。这种民族心理的伤痛，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教育的巨大断裂，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特别是高校学生，尤为高职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了解和认识上的空白；间接的也是更重要的后果，是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普遍忽视传统文化的意识。“”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逐步形成，这种错误的思想意识虽已得到了根本纠正。然因历史惯性，社会上仍缺乏对青年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的充分认识，使得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传统文化教育严重缺失。[5]P25-26总而言之，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是博物馆里德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7]。它的缺失已经造成高职学生文化素质的总体较差，现状堪忧。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凭借综合国力的强大、文化传播方式的发达，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而在强调职业技术文化的高职院校，更是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至于如何开展这项教育，那当是另文讨论的话题，此处不赘。

参考文献：

[1]陈占安，等。当代大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53-58.

[2]范绪锋。著名史学家张岂之谈入世后传统文化教育：立足本土拥抱世界[N].中国教育报，2002-01-05（2）。

[3]王培军。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10）:129-131.

[4]陈学飞。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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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类号：G451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避免“满堂灌”。单纯的语文知识难免单调，而生活化的学习课堂对学生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材内容和学生的年龄特征，将语文活动置于真实的生活背景中，营造一个现实的学习背景，在学生充分思考后，鼓励学生充分发表意见，教师要耐心听取学生的真实想法，哪怕是一点点苗头，不管正确与否都要适时抓住，若学生实在没有没有想出，教师可以适时点拨或直接说出来，把题目进行加工，引申发展，提问问题的背景，增加发散的成分，一般可通过隐去结论、增加限制、改变陈述方式、减少问题条件、逆向改编、引申发展等手段，特别是难题，学生束手无策时，他最关心的是老师怎么想，老师要勇于暴露自己的思路，要多讲自己怎么想的，要引导学生，启迪学生的思维。特别是要有目的地暴露挫折失败甚至成功的思维过程，让学生从中汲取营养，受到启发和教训。将生活中的语文问题用于教学过程，让学生经历“生活――语文――生活”的语文学习过程，建立一种开放的、生动的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学习。语文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的生活背景和生活体验出发，把生活问题语文化，语文问题生活化，把社会生活这个广阔的天地作为学习的大课堂，使学生从中发现语文，学习语文，应用语文，感受到语文的趣味和作用，体验到语文的魅力。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语文的同时，相应的提高思想素质。增加问题变化不定的因素，让学生在好奇、趣味中探索问题，使学生经过联想、探索，达到启发学生思维的目的，提高学生良好的解题感觉。因此，所创设的问题情境处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的范围内，才能激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唤起他们的求知欲和探索欲。用素质教育的要求审视传统的语文课堂教学，就会发现其存在着诸多弊端。首先从培养的目标看，它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其他素质，尤其是创新思维的培养。学生掌握了课本知识，教学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谈不上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个性的塑造。课堂的导入，必须基于深入分析。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兴趣一但产生就会有积极性，有了积极性就会主动学习。课程改革使课程结构、学习目标、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尤其值得瞩目的是，新课程教材始终注重培养学生素质提高健全人格和良好个性品质形成。因此教师要时刻保持饱满的精神和乐观的态度，让学生感受你饱满的精神和激情，使他们充满信心，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学习。在语文教学中要使学生获得一定的语文基础知识。

网络与多媒体技术本身就构成了对学生莫大的吸引，增加了学生参与课堂的驱动力。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课堂上的资源限制，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大大提高课堂参与的有效性。。这弥补了传统语文教学模式中的弊端，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同时，学生通过自测反馈信息能随时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从而调控自己的学习进程，以确定下一步的努力方向与目标。学习习惯的养成，关键要让学生多实践，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机会和时间保证。在这一方面，开展专题性学习为学生自主探索和实践提供了机会。在专题性学习中，教师要坚持把提出问题的权力让给学生，把自主实践的时间和空间交给学生，让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互相探讨过程中质疑问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水平、需求和目标决定语文学习进度，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材料和内容进行学习叶圣陶先生说：“吟诵的时候，对于讨究所得的不仅理智的理解，如果一位学生因受到某位老师的斥责而产生畏惧感，那么，他对该老师所教的学科是不会感兴趣的，反之，若一位学生因事受到有关老师的表扬和赞赏，那么他会喜欢这位老师而喜欢该老师所教的学科，而积极主动的学习。而且亲切的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朗读就像一位出色的导游，引领着学生欣赏课文中每一处风光秀美的地方。在这样的语文学习环境中，学生要学会自我管理，自我调整，并学会独立使用网络资源、对语文题目进行取舍、加工、组织和调整。因此有助于学生在自主发现、自主探究的学习过程中发展元认知能力，并逐步形成有效的自主学习策略。

篇（9）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质量，与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域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和资源依赖型特征，使其发展受到局限。特别是随着资源稀缺度的增加和环保要求的提高，传统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挑战。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对县域经济转型提出了紧迫要求，也为县域经济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科学发展观要求实施新的县域经济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以GDP及人均GDP、财政收入及人均财政收入、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速等主要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受这样一种评价体系的主导，党委、政府在领导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到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由此形成五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政府履职单一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于过多地强调经济总量增长，必然导致其他职能的弱化，形成全体干部去招商的格局，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得不到发挥。其二，社会发展边缘化。以完成经济指标为最高追求和单边追求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县域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被党委政府边缘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三，资源消耗升级化。为了招商引资，县级党委、政府以廉价出售、出租、转让土地、矿藏、森林等自然资源作为手段，加快发展资源型企业，由于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导致资源浪费严重，县域经济指标伴随资源的高消耗而增长。其四，环境破坏严重化。县域拥有河流、矿藏、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比较好，由于过度开采资源而又缺少有效的补给措施，加之工业项目造成的废物排放，使县域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环境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其五，县域矛盾扩大化。在县域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为了争项目、争进度、争形象，往往对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采取强制性措施，导致农民与企业、政府之间的矛盾突出，影响县域稳定与和谐。

上述诸多问题的存在和演化，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县域发展理念及评价标准，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适应，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存在差距。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县域发展的基本理念进行调整，确立新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的确立，应体现五个方面的要求：其一，体现统筹发展的要求。评价县域经济发展，不能单纯以经济指标进行核算和比照，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既要看城区，也要看乡镇，既要关注经济发展速度，更要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及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注重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潜力及社会基础。其二，体现协调发展的要求。协调是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转型的一个基本要求，县域虽小，内容体系却非常完备，发展县域经济，不能孤立地搞经济项目建设，应该促进经济项目和社会项目的协调发展。即使在经济领域中，也应使工业项目、农业项目、商业项目等结合起来，注重项目建设间的联动效应，使项目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其三，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在新型县域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评估应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对GDP、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形成，要对其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状况进行科学评估，防止过度消耗能源和破坏环境，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其四，体现和谐发展的要求。县域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发展县域经济，应该考虑县域干部群众如何更好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并充分考虑县域干部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承受能力，在关注经济指标增长的同时，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生质量提高的幅度。其五，体现民生发展的要求。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县域贫困人口比较集中，必须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重点解决城乡困难群体脱贫和社会救济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科学发展观由传统“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转变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理念、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目标、评价体系等的变化及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策取向，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1．缓解了县域经济指标增长压力，提供了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机遇期。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过度重视经济指标增长，指标论英雄，数字出政绩。在这种发展理念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全部精力抓经济，抓经济最主要的就是抓GDP增长。为了完成经济增长指标任务，县级党委、政府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人人抓招商，人人抓项目，不仅政府职能被扭曲，而且在经济指标增长的背后，形成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资源浪费。提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级党委、政府能够从单纯抓指标增长的思维定势和压力下解放出来，进而从县域发展全局出发，进行县域发展战略布局的调整，为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和新的跨越，提供了有利机遇。

2．扭转了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薄弱状况，提供了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社会基础。县域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项目建设为重点，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一个根本方向。然而，以项目为载体的县域经济建设，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和共性的原因，就是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既缺少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又使县域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缺少强有力的软实力支撑，特别是人才匮乏，管理落后，使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摆上重要位置，推动县域党政工作机构开始关注县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从而改变县域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失衡状态，进而为县域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奠定社会基础和人才保障。

3．国家逐步调整产业政策和相关政策，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党和国家所确立的重大发展理念、指导思想，必将围绕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进行产业政策调整，在财政、金融、税收等各个方面向县域倾斜，着重解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加大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力度，着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这一切，都使县域经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农业、农村、农民在县域发展中占有较大比例，也县域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和最为薄弱的环节，依靠县域自身的力量难以得到解决，从而成为影响县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在政策层面进行调整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为县域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有利机遇。县域可以抓住“三农”政策调整的契机，在推动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乡村城镇化、管理社区化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4．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增强了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与评估，被纳入到法制轨道，有利于加强环境保护，这对县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资源丰富是县域发展的基础，资源型企业是县域发展的依托，但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必要的环保措施，不仅造成县域生态破坏严重，影响县域气候和环境状况，而且形成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县域持续发展能力受到削弱，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状况将得到改善，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力度，这不仅对于恢复和改善县域生态环境有利，而且促进企业更新设备、提高技术，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企业竞争力，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三、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压力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而且挑战大于机遇。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挑战，主要是传统县域经济发展理念、发展道路、运行管理到人才保障等，都面临转型压力，县域经济如何从传统发展观相适应转型到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需要系统性创新和变革。

1．科学发展理念要求县域发展思路转型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评价体系等做出了新的回答，与传统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发展由人来推动，同时又要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终体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其二，强调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应该是全面的而不能是局部的某一方面的发展，是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在内的统一体系。其三，强调发展的和谐性。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是协调的、和谐的，不能只注重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单一经济增长并不代表发展的本质和社会进步程度。其四，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应具有全局和战略眼光，既要考虑当前，还要考虑今后和资源、环境的保障能力。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使传统县域经济发展思路面临转型压力，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转到注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共同进步，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转向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如何从“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转向注重节能环保产业开发，等等。这种与科学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发展思路的确立，需要一个较长和痛苦的过程，也是县域经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2．国家宏观政策调整要求县域经济结构转型

为了推进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国家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一方面，加大了对“三农”、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项目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杠杆，对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产业发展进行了限制。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对县域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结构性调整压力增大。其一，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增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增长中，第一产业占较大比例，在县域GDP中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支柱，但产品科技含量低，资源主导型项目为主体，产品关联度弱。第三产业发展薄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三次产业结构进行较大调整，由过去更多地关注第二产业转向提高一产和三产的质量、规模，使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其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压力增大。在县域三次产业总体布局失衡的同时，每一个产业的内部，也都存在失衡状况。如在第一产业中，种植业占主体。在第二产业中，采掘业和加工业占主体。第三产业中，以城市商业为主体。每一产业内部都缺少有带动作用的核心集群，使产业发展壮大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调整产业内部结构以增强产业竞争力成为必然选择。其三，产业项目调整压力增大。县域产业是以县域项目为支撑的，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一些县域传统经济项目，如采矿、冶炼、矿产品加工等，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减弱并增加限制性措施，市场准入和经营门坎提高，在新项目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老项目面临淘汰出局风险，使县域经济发展面临项目调整压力。

3．资源短缺与环保力度加大要求县域增长方式转型

简单、粗放、科技含量低、资源依赖及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是县域经济传统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县域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要求提高，一些传统发展项目因不符合环保要求而将被淘汰出局。由此，使以资源为依托的传统外延式县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压力。其一，项目建设的资源约束增强。不能再以廉价出让、出租土地、矿山等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逐步提高的投资强度，提高了县域项目建设的成本，使县域招商引资的竞争更加激烈。其二，项目建设的环境约束提高。随着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的加大，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更加严格，环保设施投入增加，一些对环境有重大污染和破坏力的项目将禁止上马，这将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三，项目建设的资金约束显现。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国家加大了金融领域的宏观调控力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企业融资面临更多困难，而银行贷款又是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资金来源，由此迫使县域寻找摆脱投资拉动之路。基于上述种种情况，县域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型。

4．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要求县域领导方法转型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构建县域和谐社会。这一本质要求，对县域经济发展和转型具有重大影响。其一，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经济发展的人力成本。除物质资源之外，廉价劳动力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优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国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更加注重保护群众利益和群众诉求，加强了对企业用工行为的监督，并对提高劳动力工资和改进劳动力工资支付方式做出了新的规定，这一切使得劳动力成本提高，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其二，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决策难度和复杂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决策更多关注项目建设的速度，而对百姓诉求关注较少，坚持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县域党委、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必须考虑涉及到的群众利益保护，依法制止项目建设过程中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这将使决策难度增大而且复杂化，传统决策方式与方法需要加以改变。其三，坚持以人为本对县域领导方法提出新挑战。传统县域领导方法具有极强的“霸权”色彩，法治观念比较薄弱，党政领导个人主导型浓厚，由此也为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使这种传统魄力型领导方法面临转型压力。

四、县域经济应对科学发展观的策略选择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对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转型要求。在机遇与压力面前，县域发展应该积极应对，采取以下策略。

1．加快干部培养，推进干部队伍转型。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县乡领导干部起关键作用。应对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县域经济转型，首先需要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转型教育，推动干部队伍转型，由具有科学发展理念的县乡领导干部主导县域经济转型。为实现干部转型目标，其一，应加大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县乡领导干部头脑的教育力度。采取刚性措施，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使其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和意识。其二，应着力提高县乡领导干部综合素质。改变干部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加强县乡领导干部理论修养，提高领导干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其三，应强化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领导干部能不能践行科学发展观，除其能力、素质原因外，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考核评价体系能否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特别是在干部政绩考核过程中，应改变“经济指标定乾坤”等“一票否决”作法，由只重结果转向重视决策、重视过程、重视全局、重视前景，只有考核评价体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才能真正树立科学发展的思维，实现县域经济转型。

2．加强县域发展规划，优化县域发展目标。实现科学发展和县域经济转型，既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更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应加强对县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研究与论证，使县域发展规划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①以体现科学发展观为要求，调整和制订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体现县域发展策略，具有长期指导性，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调整和确立县域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作为县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纲，对于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具有战略意义。②以优化项目布局为重点，调整和制订县域经济发展规划。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然要突出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应在县域发展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对项目建设的总体布局进行规划，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土地调整规划等单项规划，为科学发展观提供规划支撑。③以强化目标激励为手段，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应强化目标激励的作用，从县域实际出发，制定规划实施的具体发展战略，使科学发展的目标与科学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推动县域经济逐步与科学发展的要求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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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主观性的突显。方法的根据来源于客观事物本身和其具有相关联的事物，并非方法本身，而人的思维活动的规则则需要依据实践活动来体现，科学方法的产生需要主观逻辑思维和正确的实践活动来完成。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是相关学者在进行系统化整体而得到的，其较多体现的是主观性东西。

我们都非常清楚，人受到不同环境影响，其人生阅历、生活方式都会产生区别，掌握科学的方法，不仅仅只有积累一条途径，还应该表现在自身有规律的进行改造活动。假设仅仅依靠自身简单认识，是能够获得一些方法，但是要发现一些学术方面存在的问题或者找出理论，简单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方法的获得需要长期在实践中锻炼，在哲学、逻辑学、思维科学等其它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因此，只有构建出属于自身的方法体系，拓展自身思维，才能够根本性提升研究方法水平。

二、方法作为认识工具的存在，同时也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为创造出经济法观念产品的手段或者工具奠定前提条件，全面认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需要充分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人们思维运行方向受方法影响。而这也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不同学科所展现出来研究方法不同。例如：经济学侧重于量化分析，相反法学则侧重于定性分析。使用方法不同是思维运行方向不同的根本原因。经济法学具备的复杂性、多层次性也就导致其研究方法相对于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更为严格。不同的方法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可以重点研究某个方面，从而得出相对应的结论，从而以清晰的思维形式贯穿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