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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家的要求,市场对设备共享的呼声日益强烈,我国各省市、各高校都根据自身特点出台了各自的共享管理办法,这些管理办法主要集中于对大型科学仪器的共享管理办法。但是,我国在这方面还没有统一的、一致的标准,各地的管理办法零散、不一致,且分布不均匀。以上管理办法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共享制度的空白,然而由于其制度还不够成熟,处于试行期,是否能够真正促进仪器的共享,满足社会的共享需求,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我国科学仪器管理与共享现状分析
我国一般性通用仪器设备较多,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相对较少,且高校、科研院所和大企业的仪器设备均有闲置现象,但中小企业仪器设备资源严重匮乏。
目前,在科学仪器共享方面,我国已经探索建立相关的资源数据库和管理系统。从1997年开始,科技部联合有关部门、地方开始了北京、上海、广东、四川、陕西、湖北、吉林、沈阳等8个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试点,在试点带动下,已经发展到了目前包含7大区域、31个省市的全国性网络,基本形成一个三级共享体系,仪器利用效率大幅度提升。从1998年开始,科技部联合中科院、教育部、总后卫生部、地方科技厅(委)等有关部门、单位和地方,以共同投资、专管共用、按出资比例分配机时的共建共享模式开展了大型科学仪器中心的建设,目前已建成15个大型科学仪器中心。主要分布在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物质科学和材料科学等领域,主要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西安、武汉等几个经济、社会和科技活动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经过10余年的建设,大型仪器中心对科技支撑和服务能力显著提高,支撑了国家一流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为进一步掌握我国科技资源的状况,促进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综合利用,科技部、财政部又启动了中央、地方科研院所和高校重点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工作,通过调查掌握了3.5万余台单台原值在50万元以上科研仪器设备的运行和共享情况。
但长期以来,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科学仪器等固定资产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闲置现象,虽然部门及地方仪器拥有单位都采用了一定的方式来加强共享,然而总的来讲,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共享观念淡薄,缺少制约激励机制,设备维护经费不足,缺乏稳定的实验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国外科学仪器共享现状
1国外科学仪器共享政策环境
科学仪器设备是重要的科技资源,提高其使用效率、促进开放共享是各国普遍重视的问题,各国均不断加强对国有科学仪器资源的共享管理,通过签订项目合同、法律约束、履行服务承诺等方式,从源头设计,实现国有科学仪器资源在一定范围内的开放共享。如美国依据国家资产管理的法规对科研仪器设备进行管理,规定项目承担方的共享服务义务;英国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科研仪器设施开放共享管理规定,对申请条件、方式、收费等内容有详细的规定;印度按项目资助方式进行筹划和管理大型科研仪器共享设施;日本规定大型科研仪器只要向社会开放,基本都是免费的,但根据使用目的,在特定情况下也进行收费,如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健康营养研究所对其3套大型设备(HUMANCALORI-EMETER,骨密度测定装置,运动设备安装研究设备)制定了“研究设施/设备相互利用等推进办法”,规定属于国、公、私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因研究需要,可以申请使用这些仪器,使用前需要提交“共同利用申请书”,并收取一定的电热费、数据分析人工费、专门指导费等。
2国外科学仪器资源管理机构
国外科学仪器的管理机构也不尽相同,本文分别总结了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家的科学仪器管理机构。英国的国家实验室研究理事会(CCLRC,theCouncilfortheCentralLaboratoryoftheResearchCouncil)是英国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施中心,负责向英国政府建议建设科学仪器,或购买重大科研仪器设施,以及建设或购买所需要的费用额度。
经政府批准,科技办公室(OST,OfficeofScienceandTechonlogy)将向CCLRC下拨相应的经费,CCLRC具体负责建设、维护和运行管理英国所有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施。CCLRC通过为英国各相关研究机构提供大型科研设施来支持其科研工作。美国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施通常都设在国家实验室和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国家实验室和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一般归联邦政府的一个或几个部门拥有,以合同的方式为联邦政府部门进行项目研究,项目所需的大型科研仪器设施的购置计划及审批管理是由负责项目管理的联邦政府部门负责。印度国家大型科研仪器设施有两个主要的管理体系,一是政府科技部门所属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的大型科研仪器设施中心,简称科技部体系(DST体系);另外一个是高校体系,即大学拨款委员会下设的校际中心(UGC体系)。
3国外科学仪器产权归属
国际上普遍重视科学仪器,尤其是大型科学仪器的产权归属,通过研究发现,国际上对于科学仪器的产权归属基本分为两类,一种为视不同情况产权归属分类进行处理,另一种为所有产权均归国家所有。美国的产权归属基本属于分类处理,日本、韩国、英国的相关仪器产权均归国家所有,日、韩、英在产权归属的具体规定和操作层面也不尽相同(见表1)。
促进我国科学仪器管理与共享的政策建议
我国科学仪器,尤其是大型科学仪器资源极为短缺,受体制机制制约较多,管理人才结构不合理。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有偿定点地开展中国特色的仪器设备共享与管理,建立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仪器设备公共管理与服务体系。
1进一步利用网络化优势,打破地域限制
目前,我国科学仪器共享方面结合信息化等网络条件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共享,建立了资源数据库和共享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并且已经先后在陕西及西北区域、广东及泛珠三角区域等多个省或地区进行了试运行,系统应用状况良好。应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工作,进一步打破地域限制,实现更大范围的共享管理。根据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实际状况,可考虑分层次共享开放大型仪器设备,先从单一的院校(或科研院所)内部共享扩展到对本省市共享,再扩展到本区域乃至全国,最终建立国家大型仪器设备中心,促进产生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2试点建设科学仪器共享模式
根据行业和共享方式的不同,试点探索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形式的科学仪器共享模式,引导各地根据自身特点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科学仪器共享模式。本文通过调研与文献研究认为,可试点尝试以下几种不同的科学仪器共享模式。
(1)大学资源开放模式。依托高等院校重要科学仪器,大力促进科研院所科技资源与相关产业相结合,促进跨院校间及院校对企业的资源共享,实现优势互补,促进科研的创新和发展。
(2)行业资源集聚模式。由政府主导采用市场化模式运作,主要是针对产业领域的共性问题,对需求比较大的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凝集效应。
(3)孵化器模式。为创业企业提供公共支撑和专业服务、扶持创业企业顺利成长,主要功能是成为仪器资源的整合器、成果转化的加速器。
(4)中介机构整合资源模式。由政府扶持成立的,专门针对某一类科学仪器的整合,而不是仅仅针对某行业的科技资源进行整合。因此,此种整合模式将对特定区域所有需要此类科技资源的单位提供支持,适用范围较广。
3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运行管理机制
设立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基金,主要用于补贴承担开放共享任务的大型仪器设备运行维护费用,鼓励或支持院校或科研院所的教师、科研人员充分利用纳入开放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去完成所承担的科研课题。用基金资助部分和自己交纳的部分经费,支付相关仪器设备的测试费用,使大型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得到提高,大型仪器设备所在机构则通过收取设备维护基金和劳务酬金得到补偿,这样可以实现多赢的局面:使用者利用该基金的资助完成科研课题,大型仪器设备机构通过开放共享,实现多开机多得经费,而院校或科研院所则可避免重复建设,提高了大型仪器设备的利用率。约束方面主要明确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责任。
管理部门对各单位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情况做不定期的检查,同时结合资源调查数据加强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申购评议工作,对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使用和运行情况不佳的单位,管理部门可视情况予以警告或通报批评,取消相关单位新购仪器设备资格,情节严重的,会同其他相关部门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4探索建立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管理权转移机制
探索由财政性资金投入形成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产权统一归国家所有制度,国家成立专职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机构评估设备申购单位资格条件,评估通过后由国家统一购买,设备申报单位负责该设备的管理及开放运行服务,并享有优先使用权,国家专职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机构制定专门的评价指标对大型仪器设备的运行和共享情况定期进行考核评估,考核结果不达标的,取消对该仪器设备的管理权限并移送至其他有资质单位,且在以后时间段内限制该单位对其他科学仪器设备的申购资格。
一、国内外大学科技园发展情况
(一)发达国家大学科技园的特色与经验
1.美国著名的大学科技园
吴小玉的研究(2006)指出,大学科技园是在国际高技术竞争、各国相继出台大型高科技计划、创新计划及地区发展计划的背景下,加强大学与工业联系的一种空间形式。美国是这一形式的创始者和主要推动者。在美国科技园成功的激励下,世界各国纷纷建立科技园区。20世纪70年代末期,科技园区开始在全世界迅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期达到顶峰。据统计,到1990年,美、英、日、德、法等九个最发达国家已建立了220个科技园,其中有189个是在大学直接参与下发展起来的,占86%。
美国是大学科技园的诞生地。1951年在副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的推动下,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创办了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ResearchPark),研究园由于顺应高科技产业化发展规律,最终外延和演化为今天举世瞩目的“硅谷”。斯坦福大学创办园区起始动因,是以土地租金补贴学校经费,但客观上达到了如下效果:(1)孕育了相当数量的高科技企业,如惠普公司、思科公司、硅谷图文和生阳公司等。(2)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企业家,推动了硅谷高科技产业的创新。(3)开创了产学研三位一体的新模式,将高校的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企业产品与直接生产力。(4)探索出适应当代科技发展的新途径,开创了大学科学园建设的先河。
庄宁、杨小鹏研究(2005)的案例分析论述,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认为,大学不应只是进行学习和科研的“象牙塔”,更应该是学以致用的研发中心。因此,特曼积极投身于把研发成果向产业扩散、加强大学与工业界的合作当中。他认为,(1)斯坦福大学必须强大起来,在研发实力方面显著提高,成为一所真正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全国研究型大学,发挥地区科技中心的辐射作用。因此,斯坦福积极吸引富有潜力的工程学教职工,同时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以使斯坦福的工学院跻身全美的最佳行列。(2)大学与当地公司必须进行实质性合作,建立起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相互依赖关系。斯坦福大学向当地公司开放大学课堂,鼓励电子公司的工程师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研究生课程学习,同时也鼓励教工和学生到企业界实践,了解市场需求。(3)也是最重要的创举,特曼协助并大力推进了斯坦福研究园的创立与发展。
斯坦福研究园创建后,1959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创建了以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为“地域顶点”的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园。
2.英国著名的大学科学园
自1997—2006年间,牛津大学发出专利许可约160项,以大学的专利成果为基础,成立了五十多家高科技公司。仅2005年就有4家新公司进入科技园,其资金支持大多在100万英镑~1000万英镑之间。近几年,尽管在全球经济不十分景气的情况下,牛津科技园仍保持着没有一个公司失败的记录,远高于全英科技园平均不足50%的成功率。
到2006年底,牛津大学周边区域已形成了三个不同层次的高科技产业园区,分别是:大型的“MiltonPark”,中型的“MagdalenSciencePark”和小型的“BegbrokeSciencePark”(即牛津科技园)。这些园区和附近大学科技产业紧密结合、相互补充,形成了生机勃勃的产业带。其中,牛津科技园作为新的经济簇群,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同时,牛津科技园的建立不但为牛津大学提供了教学和科研的实践基地,还把部分收益返回投资到学校的各项建设上,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牛津大学产学研结合,形成了互动多赢,综合发展的新格局。
牛津科技园的定位和管理运作模式有四个特点:(1)促进大学专利成果转化为生产力;(2)具有规范、高效的风险投资运作模式;(3)强化孵化器功能,提供宽松的环境和政策支持,以及优质化的配套服务;(4)创立“高校创业基金”,首创“工业和商业研究员”职位。
牛津科技园有不少成功之处,有三点比较关键:一是国家支持力度大;二是具有通晓高科技产业化的领军人才;三是依托大学资源和人才优势。
3.德国的大学科技园
德国经济总能力位居世界第四位,其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重视高新技术应用,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大学科技园在其中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德国大学科技园的迅速发展,主要起因于美国和英国的挑战。与美英两国相比,德国虽然起步较晚,1983年才建立第一个科学园区——西柏林革新与创新中心,但后期发展速度很快,是西欧科学工业园发展最快的国家。到2007年,全德国共有三百多个科技园区和孵化器,其中参加德国科技园和孵化器联合会ADT的有181家。根据ADT对其成员的统计材料,现在园内企业共有7500多家,工作人员总计56万多人,入园企业平均规模是75人,入园企业孵化成功率超过90%(李洪伟,2006)。其中,1984年创建的慕尼黑高科技工业园区是德国最为重要的鼓励高科技创业发展的科技园区。
世界名校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慕尼黑理工大学等都为慕尼黑高科技工业园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科研成果和科技人才。这些学校的教学研究机构与科技工业园企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帮助企业进行研发,又推动了科研成果的转化。
德国大学科技园有五方面的特点:(1)政府直接参与大学科技园建设。德国政府为促进科技园区的迅速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为高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高度重视高科技产业开发,特别是在机械、电子和家用电器以及电子产业化方面,德国政府不断加强机构建设,提高科技园区的管理水平。(2)以孵化创新企业和提高就业率为目的。科技园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孵化企业。据统计,德国入园企业孵化平均成功率超过90%;而一些尖端、有市场前景的研究成果则最受入园企业的关注,成功率更高些。(3)依托一流大学。张婕的研究(2001)认为,世界上的著名大学科技园都依托于著名大学,拥有一流科技园也成为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德国300多所高等院校大多参与了各类科技园、孵化器或成果推广中心的工作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教师和科研人员同时也是高科技公司的骨干力量。(4)科技园服务体系完善。德国大学科技园为高新技术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为企业和科研机构牵线搭桥,推动了企业创新,也为企业创新解除了后顾之忧。如海德堡科技园作为地区性孵化平台,为企业提供办公房屋、会议室、财务、管理、营销、网络、实验设备、法律甚至幼儿园等方面的服务。(5)风险投资增长迅猛,风险基金退出多元化。德国政府采取了优惠的投融资政策、优惠的资本市场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及吸引外来风险投资的优惠政策,由此,德国的风险投资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二)新兴工业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实践和借鉴
1.印度的班加罗尔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虽然现在和中国、巴西和俄罗斯一同被称为世界“金砖四国”;但它的信息产业基础设施薄弱,人均GDP低于中国,综合国力也不强。
由于抓住了启动时机,高度重视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致使软件产业发展突飞猛进,自1993年以来,软件业年均增长速度为50%左右,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软件生产和出口国。
如今的班加罗尔科技园被称为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1991—1992年该园软件出口仅为150万美元,2000—2001年出口猛增至16.3亿美元,十年内飙升了108倍;占印度全国软件出口总额62亿美元的26.3%。
班加罗尔科技园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周围有印度理工大学、班加罗尔大学、农业科学大学、航空学院等12所综合大学和70家技术学院的输血滋养,每年培养出1.8万名电脑工程师,使班加罗尔的软件业发展有了技术和人才的依托与支撑。另外,政府的全力支持,更使科技园如虎添翼,企业趋之若骛。
班加罗尔科技园是典型的“大学科技园”,发展特点主要有五方面:(1)合理的园区选址。首先,这里是印度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集中地。有7所以理工科特别是计算机专业为主的班加罗尔大学、印度管理学院、拉吉夫·甘地医科大学等,有292所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有28所印度国家和邦一级的科研机构。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大量的人才聚集使班加罗尔具备发展以信息产业为核心、以出口为导向的高科技城市条件。(2)完善的内部规范体系。在班加罗尔科技园内部,除了各项硬性的和强制性的规范制度外,诚信守约是各个软件企业间相互合作、共同开发软件项目所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游戏规则,“追求卓越”的职业精神也成为一个基本的工作原则。(3)政府的大力扶持政策。印度政府开始重视对科技园的投入和扶持,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6年印度政府颁布《计算机软件出口、发展和培训政策》,广泛鼓励各种形式的合作与软件职业培训,直接促进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合资、合作与各种联盟,尤其是在知识密集的班加罗尔,更是不惜大力投入高新技术人才和资金。(4)产学研合作紧密。印度的高校都设有董事会,董事会里有很多大公司的成员反映企业要求,教师队伍中也有不少来自第一线的专家,教学内容与企业的需求和实践联系十分密切。与此同时,班加罗尔地区的大学也积极鼓励和支持高校师生到该科技园中从事创新、创业活动。(5)注重交流与合作。首先,这体现在班加罗尔科技园与“IT金三角”中其他两个科技园的合作,这对印度软件业的发展起到了滚雪球的效应,不仅带动了周边经济园区和其他科技园的发展,也对整个印度经济的发展起到拉动作用。其次,是与全球知名企业或软件强国合作。
2.爱尔兰国家软件园
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2006)资料显示,爱尔兰国土面积仅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370万,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爱尔兰还是一个农牧业占相当比重的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属于“欧洲第三世界”。近二十多年来,爱尔兰高度重视发展教育和科技,尤其在软件设计与开发等领域形成了突出优势。自1996年以来,软件产业中的“黑马”——爱尔兰接连创造世界IT业的“神话”。根据2000年3月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数据,1998年,爱尔兰的软件出口额即超过了美国和印度,居世界第一位。
爱尔兰国家科技园始建于1984年,它使教育及科研机构和企业建立起密切联系的纽带,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必要的中介、孵化服务。目前,该园已有九十多家科研开发和生产的高技术企业。爱尔兰国家科技园一直把软件产业作为重要的经济支柱看待。通过对专业应用人才的培训、为欲设立企业的软件人才提供支持、协助软件公司进行技术研发工作、爱尔兰驻海外机构积极为软件公司开拓国外市场,四个方面体现出对软件一贯支持的政策。
爱尔兰软件产业的最大特点是软件本地化。其国家科技园基础设施非常发达,电讯四通八达,加上爱尔兰以英语为母语及爱尔兰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受过良好教育的软件专门人才,这就吸引了大量公司来爱尔兰寻求发展,同时促成了爱尔兰软件本地化的发展。概括地讲就是,国家科技园吸引跨国公司入驻爱尔兰,利用本地人才进行本地化,促成爱尔兰本土公司的建立和发展。
3.台湾地区的新竹科学工业园
裴硕秋博士综合中国学者王缉慈、钟坚、吴林海、彭纪生等的研究,得出新竹科工园是在政府支持下发展起来的科技园区成功案例。
新竹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方面:(1)政府的支持。政府为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机构设置、发展规划制定和融资体系建立等方面都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2)知识资源的动力。新竹科技园区附近有台湾地区的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等高校院所,这些校所科研力量雄厚,其研究领域与园区产业方向有很强的联系,为园区的创新提供知识源泉。(3)制度保障。新竹科技园区内支持创新活动的制度不仅包括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支持措施,还包括企业内部的一些激励制度,如员工持股制度等,同时也包括有关知识转移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4)良好的社会资本。新竹科技园区有良好的创业精神,有很好的创新观念和风气,同时浓厚的业会文化也促进创新单元之间的沟通交流。(5)与硅谷地区的紧密联系。新竹科技园区的很多员工来自硅谷,他们不仅带来了硅谷的技术和信息,还带来了硅谷地区创新创业的精神,这是新竹地区发展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关于中国典型的大学科技园情况
1.中国第一个大学科技园——东大科学园
1989年由东北大学创建的东大科学园,是中国最早大学科技园园区建设的实践。当时东北大学校领导顶住校内外认为是“不务正业”的舆论压力,抓住沈阳市兴建高新开发区的有利时机,创造性地设立了东大科学园建设委员会和办公室,认真制定了园区三年发展规划。将计算机软件等科研成果作为东大科学园的四个起步项目,在校园东部划出80亩地进行孵化。二十多年过去了,经园区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企业100多家。这些企业的龙头——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和遭遇四川汶川大地震其成都软件园严重受损的情况下,2010年3月2009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公司业绩稳步增长,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1.66亿元,增长12.3%,净利润6.41亿元,增长30.5%。现在东软集团市值已达200亿元人民币,员工总数超过1.7万人。
2.中国其他大学科技园
在东北大学进行了最早的创建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争相兴办大学科技园,其中许多园区是大学和各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联手设立的。比如武汉东湖高新区划出建设用地及投入相应资金,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共建东湖大学科技园。至今中国建有82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并且还没有将全国省市创办的地方大学科技园统计在内;这些园区的作用意义逐渐被社会认同并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国外农业科技服务推广与服务体系的发展模式
据统计,2016年,我国学者发表的期刊论文数已经接近100万篇,SCI期刊论文也达到30万篇,论文总量稳居世界第一,SCI论文数居世界第二。
于是,在学术界就流传了一种说法,论文还是发国外的好。科研人员在SCI期刊等国外期刊一方面可以使我国科研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通过SCI索引对现有论文和科技成果进行查询和搜索,有利于提升科研水平。
可小编想在这里问一句,国内的期刊真的不如国外的好甚至是权威吗?
曾有一位科研人员认为文章有较好的创新点,写成英文投到国外一家期刊,结果被拒。于是立即改写成中文在国内期刊发表。但在不久,该论文作者在国外一家杂志看到了类似观点的文章。
其实,这样的情况发生不在少数,幸亏这位作者及时改投国内期刊,如果其坚持投国外期刊的话,很可能因审稿时间较长而耽误其创新思想的首发权,而被同行抢得先机,得不偿失。
其实早在20年前,国内科技期刊还是颇具吸引力的。
科研单位的考核项目也没有论文这一项,很多科研人员写论文多数凭兴趣和爱好,如果想在专业领域有进一步提升,有时候会投稿给一些英文期刊,但多数科研人员阅读和发表还是以国内期刊为主。
但后市场越来越现实,一些中文期刊开始以企业的方式运行,把利益放在了第一位。曾有过急于发论文的学生把不太成熟的成果寄给某国内期刊,很快接受,但收费不低。这类情况屡次发生之后,也就影响了国内科技期刊的质量与信誉。
好在目前国家已开始重视国内科技期刊的建设工作,正大力打造高水平的中国科技期刊。
发展现状也显示,虽然我国国际体育科研从论文总量和被引总量来看与欧美主要国家还存有较大差距,但国际合作比例则一直处于该学科领域较高水平,16年来国际合作论文的比例始终保持在40%以上,说明国际合作一直是我国国际体育科研重要的组成部分。除此以外,我国的国际合作覆盖面不断扩大,从最初的6个国家扩展到54个国家。而我国国际体育科研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际合作范围虽广,但布局过于集中,与美、英、澳、加4国的合作论文量占到了72%。另外一个问题是表现出单向合作倾向,与主要合作国的合作深度不够,合作论文量占被合作国论文总量的比例过低。面对这一合作局面,我国应继续加大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扩增合作国家的同时,加强与现有主要合作国的合作深度,开拓更多的合作机会和合作项目,并且努力提升同一科研项目下的科研产出,丰富国际合作的实际成果。
2 以国际合作推动我国体育科研的国际影响力
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统计分析和绩效评价均发现,在许多学科领域,国际合作论文比非国际合作论文具有更高的平均被引率。其主要原因是国际合作促进了资源和技术的优化组合,充分发挥了各国学者的自身优势,科研成果水平的优越性自然引起国际同行更多的关注。其次,相关研究也发现,国际合作论文的篇均作者数量明显多于非国际合作论文,出现10人以上大群体作者的概率高,借助于这些作者群体的科研影响力也导致科研成果影响面大于非国际合作论文。
本研究中,与大多数国家合作的期刊影响因子高于非国际合作的期刊影响因子,说明国际合作更多地瞄准高水平体育期刊平台,这些发表在国际期刊的论文对提高我国体育科研成果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产生的实际影响力方面,我国国际合作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高于无国际合作论文1.7次,且大部分国际合作论文得到了高于发表期刊平均水平的被引率,表明我国国际合作论文确实引起了更多同行的关注,而且是超平均水平的表现。此外,国际合作论文的作者群体更加庞大,3一7位作者成为主流,而无国际合作论文的作者数量大多低于4位。国际合作为更多国内学者提供了国际同行交流的机会,也为未来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打下了基础。
3 以国际合作带动我国国内体育科研实力的提升
国际合作的目的除了增加对外交流外,更重要的作用是改善国内科研环境和氛围,培养国内科研人才,提升自身科研实力通过国际合作我国学者可以学习到国外先进的科研方法和理论知识,接触到先进的科研资源,包括科研设备、数据资源等。尤其是可以借鉴国外开展科研的思路和合作的方式等经验,用于改善国内科研现状,提升我国科研软实力。有学者对开展国际科研合作的作用、做法和问题进行过总结,其中建设良好的国内科研环境和科研机制,培养一批高水平科研人才是国际合作的最终目的。除科研能力外,国际合作还培养了我国学者熟练使用英语学术语言的能力,为交流和展示更多的国内优秀体育科研成果提供了便利。
本研究分析了国际合作带动我国国内科研实力的现状。我国国际体育科研论文中无国际合作论文的比例近几年在小幅增加,2015年接近60%的论文属于国内学者独立完成,而高被引论文中这一比例的增加幅度更加明显。国际合作论文中我国学者的通信作者比例也已经超过了40%。国际合作的带动效应已经体现出来,我国体育学者的自主科研成果正逐步被国际期刊平台接受,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增。国内科研成果虽然没有国际学者的实际参与,但知识点不应局限在国内领域,通过增加与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分析讨论也可以拓展实际影响力。尤其在引用行为方面,我国学者需要增加对国际学术规则的熟悉和运用,加大对自身科研成果的肯定,以及与国际学术核心成果的链接,这些都是提升领域内影响力的合理途径。
本报讯(记者任荃)若以科学论文的影响力来“论英雄”,中国大学的最好成绩是世界第210名。在昨天开幕的第六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中科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杨卫乐观预测,按照目前的影响力提升加速度,位于“金字塔尖”的国内高校发表的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有望在几年内跻身世界前100名。
科学论文的影响力通常以文章的累计引用次数来衡量。10年前,国内高校的论文影响力排在全球1000名之外;如今,已有3所大学跃升至全球前200名,4所大学挤进全球前300名。
杨卫是一名物理学家,他以清华、北大、复旦等中国9所重点大学(以下简称“C9”)的情况为例,用“动力学”的方式研究并展望了国内科学论文的发展路径及走向。据统计,过去10年,平均每所“C9”大学发表的论文数量约为美国重点大学的1/2,但引用次数只有美国的1/5-1/6;几乎每所“C9”大学的论文累计引用次数都在10年内增长了10倍有余,但高影响力论文的数量仍不及美国重点高校的1/6。
目前,“中国制造”的论文约占全球研究出版物总量的8%。据汤森路透科技集团预测,2012到2013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论文产出国。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市政协副主席高小玫出席开幕式。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主办单位: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实用医学杂志社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辽宁省沈阳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5-2194
国内刊号:21-1330/R
邮发代号:8-126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1
期刊收录:
CA 化学文摘(美)(2009)
CBST 科学技术文献速报(日)(2009)
Pж(AJ) 文摘杂志(俄)(2009)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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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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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4-0114-02
学术期刊是科研人员进行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虽然当今自媒体高度发展,但它依然是科研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我国是世界科研大国之一,每年的科研论文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位,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也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1-2]。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已成为科研论文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参考。我国科技期刊数量众多[3-6],但其中能够成为精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数量不多,我国科技期刊的整体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科研的发展。优秀科研论文稿源的严重流失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因,但问题深层次的根源是国内对科技期刊评价主要依赖于CSCI、EI、 SCI等评价体系。为了摆脱国内学术期刊评价的这种窘境,国家于2012年立项,由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与清华大学图书馆联合成立的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承担和建立“中国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以下简称“评价体系”)[7-8],对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进行客观公正评价,以解决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瓶颈问题。然而,对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而言,这仅是万里的第一步,这个评价体系的成功还取决于其评价方法的完善程度、推介力度和相关政策的支持[9-12]。
一、“评价体系”尚需完善
(一)评价方法有待改进
“评价体系”的建立为我国科技期刊学术水平的客观公正评价及实现“走出去”战略提供一个很好平台,但在科技期刊评价以SCI等为主体的今天,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要获得普遍认可,必须尽快自我完善。目前,“评价体系”的指标只有一个,即国际影响力指数,它是基于“科技期刊办刊又大又好”这一思路,对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两个指标归一化后进行向量平权计算。这种方法虽然简便,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例如,影响因子只能说明期刊近两年的影响力,反映不了其他年份的影响;总被引频次与办刊年限、刊文数量等密切相关,办刊年限和/或刊文数量少的期刊不占优势,即使用期刊量效指数对遴选结果进行修正,这些因素的影响依然没有摆脱,毕竟归一化所用的最大和最小值是组内数据的最大和最小值,这两个值与特定期刊的办刊年限、刊文数量无关。因此,“评价体系”至少在方法上还需改善。此外,对于学术期刊质量的优劣,最有发言权的是广大的读作者,因为他们是最了解当前科研发展动态及相关期刊与之的契合度;而数字化的评价只能说明期刊刊发的文章被引用的情况,不能反映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因此期刊学术影响的评价应该有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参与,毕竟学术期刊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最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期刊。
(二)TOP期刊遴选比例的调整
“评价体系”建设的核心是从国际角度全面评价中国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与中国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根据2016年《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13],依据CI值排名,我国学术期刊中选取前TOP5%和TOP5%~10%分别作为最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虽然从2012年到2015年,TOP期刊都有调整,但数量基本保持稳定。根据“二八定律”,20%的学术期刊将占80%的影响。我国学术期刊目前有6000多种,其中科技期刊数量以及学术论文的产量已排到世界第2位。相对于学术期刊和论文的数量,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提升空间很大。虽然我国学术期刊的影响力还比较弱,但这是文种、国内评价导向、高质量论文流失等因素长期综合影响的结果。“评价体系”应该在对内对外同步宣传推介的同时,根据我国期刊和科研发展状况,适当增加TOP期刊遴选的比例,扩大具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的规模,以推动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力整体提高。从2016年《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统计结果[13]看,分学科遴选的TOP期刊结果存在很大出入,这至少说明划分学科与否对TOP期刊遴选影响很大,可能为了照顾某些学科,而将其他影响力好的期刊挤出TOP。虽然分学科遴选是为了各学科期刊均衡发展,但不利于期刊的市场化经营和管理。此外,2011~2015年的统计表明[13-14],我国学术期刊总被引频次呈非常明显增长态势,与2011年相比,2015年科技期刊和社科期刊的他引总被引频次分别增加了52.47%和167.16%,累计总被引频次50%所需的最少期刊比例,分别从2011年的3.42%和7.64%上升到2015年的4.77%和10.24%,因此未来TOP期刊比例可随这种变化趋势做出相应的调整。
二、“评价体系”需要大力推介
“评价体系”推介非常重要。长期以来,国际学术期刊影响的评价是以SCI、CSCI等收录为主要依据。要实现我国学术期刊“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评价体系”建立后在不断完善的同时,也要积极地推介它。国外的评价体系已发展很多年了,而且影响程度、范围都很大,国内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也都非常重视SCI、EI、CSCI等收录情况,并将其作为科研水平评价的重要依据。因此要改变这种现状,让国内外都认可“评价体系”非常不容易,也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实现的。这就需要积极、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大力宣传和推广“评价体系”成果,让更多的人和单位了解和支持中国学术期刊,逐渐扩大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认知度,以吸引优质稿源和提高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地位。
三、建 议
(一)建立科学、开放式的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已建立了5年(2012~2016),虽然取得不错的成绩,但评价方法依然主要采用CI排序。什么样的期刊最好,刊载的内容能最充分反映学科发展,最能为科学研究提供有用信息,这些只有它的消费者即广大作者(读者)最清楚,因此评价方法不能局限于简单地数字分析,而应大量吸纳广大作者(读者)的评价。这就需要提高“评价体系”的开放度,这种开放不仅仅要对国内,而且要对国外,只有广泛征求学术人的意见和评价,才能了解科研界对优秀学术期刊的需求情况,才能遴选出“真正”高影响力的期刊。
(二)评价体系推介需要多部门通力协作和政策支持
“评价体系”的建立目的是全面调查分析和公开公正评价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以期引导我国优秀成果回流和吸引国际优秀稿源,强化我国学术期刊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要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国家有关职能部门通力协作和给予政策支持。2012年中国科协联合财政部启动了“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随后几年,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也参与支持。“评价体系”的建立为国家实施学术期刊“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指导依据,但这仅限于国家层面。要引导国内科研成果回流,就必须让科研单位和人员充分认识到“评价体系”的客观、公正公平性及其战略意义,同时通过一些行政措施规定和提升其在国内科学研究评价中的作用和主要地位,鼓励和确保国内大部分优秀科研成果发表在自己的期刊上,否则“评价体系”就会成为无本之木,只能流于形式,无法突破SCI、EI等在国内科研界的影响,也谈不上国内优质稿源回流和吸引国际优秀稿源,更别说提升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固本很重要。
(三)加快期刊市场化步伐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的市场体制改革尚处于试验阶段,期刊经营体制依然是计划经济模式。我国学术期刊借助“评价体系”向外推介国际影响力的同时,还要面对国际同类期刊的市场化竞争,包括优秀稿源和出版发行两个方面。因此,我国学术期刊市场化步伐应该加快,转变期刊管理模式,p少行政管理对期刊经营的过多干预,给予期刊更多的经营自,促进其积极应对国内外期刊发展环境,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参与市场化竞争,逐步拓宽自己的发展空间,这样也才能将“评价体系”的成果落到实处,并实现提升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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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颜帅,张昕.科技期刊如何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国科技期刊的“三步走”[J].科技与出版,2014(1) : 22-25.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0578-1426
国内刊号:11-2138/R
邮发代号:2-58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53
期刊收录:
CA 化学文摘(美)(2009)
CBST 科学技术文献速报(日)(2009)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中科双百期刊
第三届(2005)国家期刊奖获奖期刊
AbstractObjective:TocomparetheChineseresearchonchronicobstructivepulmonarydisease(COPD)tointernationalstatusbymeansofmedicalliteratureretrieving,inanattempttoprovidingbettermethodsforCOPDresearchinChinaanddividingthewholehistoryofinternationalCOPDresearchintoseveralstages.Methods:Comprehensivereviewwastakenamongthe3majornationalmedicaljournals(NationalMedicalJournalofChina,ChineseJournalofInternalMedicine,andChineseJournalofTuberculosisandRespiratoryDisease)andVIPandPubmeddatabasesbyartificialretrieving,databaseretrieving,andarticlecitation.Alldatawasanalyzedafterconverting.Results:Severalcurvesofarticlesbyyearonthe3journals,VIP,andPubmeddatabaseswereobtained.Accordingtothesecurves,thehistoryofCOPDresearchallovertheworldwasdividedinto5stages.Conclusion:SomecharacteristicswerefoundintheChineseCOPDresearchhistory,butobviousshortcomingstillexists.Agreatgapneedstoovercomeforcatchingupinternationalstyle.
Keywordschronicobstructivepulmonarydiseasedocumentologycomparativeanalysis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以下简称COPD)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以不完全可逆的气流受限为特点,是临床上最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COPD在当前具有很高的患病率、住院率和死亡率。由于其疾病过程漫长,早期无症状,得到诊断时疾病已经发展到较晚阶段,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COPD居世界死亡原因第4位(2005年数据)和疾病负担第5位(2020年预测)。近4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显著下降,而COPD的死亡率仍在不断上升。我国呼吸疾病死亡率在城市居第4位,在农村居第1位[1]。我国的COPD研究起步晚,与国外研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近年来进步迅速。因此,我们试图分析国内外COPD相关的研究文献,来回顾并对比国内外研究工作的特征。
1资料与方法
1.1杂志统计1980~2008年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内科杂志、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上刊登的有关慢支、肺气肿、COPD(狭义)、肺心病、肺动脉高压、呼吸肌疲劳方面的论文,即广义上的COPD范畴。统计方法包括:手工检索文本刊物(2008年),检索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VIP)加手工鉴别(1989~2007年),引用文献(1980~1988年)。
1.2数据库检索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1989~2008),使用语法检索整个数据库(不仅仅限于三大杂志)中广义COPD相关的各类别文献数量及分类。使用语法检索PUBMED数据库(2008及以前)中广义COPD相关的各类别文献。查询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广义COPD范畴的文章。
1.3方法由于三大杂志论文总数和对COPD的贡献度(占总COPD文献数的百分比)差距很大,因此,按照贡献度采取加权计算得到三大杂志加权文献总数。即:加权文献数=Σ(某杂志文献数×该杂志COPD总文献数)÷三大刊COPD总文献数。
文章发表年代数据库的文献总量不同,因此对所得数据均采取调整。对于三大杂志(加权总数)采用每千篇率调整,对VIP和PUBMED均采用每百万篇率调整。即:原始文献数÷三大刊加权文献数(VIP、PUBMED)×1000(100万)。
2结果
2.1三大刊不同年代各类别论文数在进行加权并调整后得到的数据,以便客观体现发展趋势,此部分内容引用何权瀛教授的部分数据[2],见表1。表1三大杂志不同年代各类别论文数(每千篇调整)
2.2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各年各类别论文数在进行加权总数调整后得到的数据,以便显示趋势,见图1,2。
论文数(每百万篇调整后)趋势图2.4PUBMED数据库中COPD相关文献各类别的变化趋势见表2。
3讨论
本文选取三类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群体进行研究,三大杂志统计数据(加权修正后)代表国内呼吸病学方面的核心刊物。VIP数据库涵盖1989~2008年基本完整的期刊数据,代表国内整体的COPD研究状况。PUBMED数据库则可以反映国际的研究状况。
3.1国内外COPD范畴内各类别的变化趋势比较
国际广义下的COPD研究主要从20世纪50年代起步,30年平台期,在1980年代广义COPD在狭义COPD的支撑下直线上升。但在近20年呈缓慢上升,近年似成平台。狭义COPD只是从1970年代表2PUBMED历年发表的COPD相关文献(每百万篇调整后)
才开始在文献上有所表现,之后几乎呈指数增长,在当前成为绝对主力。近20年也呈直线上升,但趋势有所减慢。慢支、肺气肿基本平稳,略有波动。肺心病直线下降,目前已经到很低的水平。肺动脉高压整体上升,但其中与COPD相关的低氧性肺动脉高压只有20%不到,波动不大,国外对肺动脉高压的关注更多的是非COPD方面的。
而我国主要特征是“1990年代文献潮”,主要由肺心病、COPD、肺动脉高压构成。肺动脉高压本身虽然平直,而其中低氧性肺动脉高压也形成“文献潮”形式,这正是1970年代“慢支”运动及后来的“肺心病热潮”的效应,具有中国特色。除此以外,近20年COPD相关的几个方面与国外走势一致。
PUBMED收录的我国科技人员COPD论文趋势图,受到我国、国际COPD趋势的影响,也受到我国目前“论文出国”政策的鼓励,在稳健上升的基础上2000年后明显上升。
在文献的倾向性方面我国的三大杂志最为极端,基本上是狭义COPD和肺动脉高压的天下。近10年文献集中性(以狭义COPD的比例)以三大杂志(70%)>国内整体(50%)>PUBMED收录(40%)。
3.2我国COPD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COPD在整个世界范围都属于难题,还缺少根本性和逆转性的突破。我国的研究与国际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整体的研究都是对国外指南的诠释,而缺乏突破。循证医学观念也是在2000年后才真正进入中国,当前也还在形成阶段,科研设计的科学性有待加强。对疾病的预防还停留在初级阶段,缺乏有力的手段和行动。
文献学的研究显示,当前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突破:①对COPD发病危险因素进行系统的研究,探讨各因素对发病的作用;②加强流行病学、卫生经济学研究,贯穿整个疾病的过程,做扎实的定量研究;③结合当前慢性病防治,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和综合干预,把工作深入基层;④从病理生理、分子水平系统性研究COPD的疾病过程;⑤加强COPD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检测手段研究,提出危险分层方法;⑥普及指南精神,深化认识,强化循证意识和对诊治规范的控制;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COPD联盟的领导下,制定5~10年的COPD框架路线图并认真贯彻,支持一些风险性、突破性的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