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地理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中国文化地理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进入90年代以来，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1].由于全球变化研究领域更为侧重对地球系统的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变化的研究，因而对森林（特别是热带雨林）和湿地等类型的土地覆被变化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其实，另一种土地覆被变化可能对地球生命支撑系统的威胁更为直接，这就是有限的耕地资源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丧失。就这种变化来讲，中国大陆在近20年来成为全球最为突出的地区。

考虑到下个世纪初人口高峰到来时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压力，耕地资源的变化无疑是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1耕地数量变化的总体趋势

与淡水资源一样，土地资源属于典型的多功能性自然资源，随着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来自各方面需求的压力不断增大。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在这种需求的压力下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利用方式和质量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耕地资源变化总体趋势表现为向其他利用方式的转变，总面积持续减少。在“谁来养活中国”

的论争和全球食物安全危机之背景下，耕地损失的问题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2、3].我国政府为了遏制耕地持续减少的势头，提出了以行政区“耕地总量平衡”为目标的耕地保护政策。

对于我国耕地总量，一直缺乏权威的数据。比较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4].根据统计局的资料，我国耕地面积在1957年达到高峰，其后经历了一次大幅度的减少。第二次大的滑坡发生在1965～1977年；第三次1980～1988年；第四次从1992年持续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耕地减少的速度是60年代至今最快的一段时间。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5]，1978～1997年累计增加耕地1140万hm2，累计减少1605万hm2，两者相抵，净减少465万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5%，相当于整个江苏省的耕地面积。这段时间平均每年净减少耕地25万hm2，而在此前的10年（1968～1978）间，平均每年净减少16万hm2，速度明显加快。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耕地总量平衡中只有1979、1990、1995和1996年新增耕地面积超过了减少的耕地面积。但净增面积有限，不超过10万hm2.净减少最快的是1984～1988年，年均减少55万hm2，其中1985年是减少最多的一年，达100万hm2.1993～1995三年也很突出，每年净减少近40万hm2.

如果仅从全国尺度考察耕地总量变化，会忽视一些重要的现象。从耕地面积变化的空间分布上看，净减少最快的一是广东、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天津及辽宁等沿海省份；二是陕西、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中部省份。尽管从全国的趋势看个别年份耕地面积是净增加的，但这些自然条件较好的省份自1978年以来一直维持着净减少的趋势。

那些自然条件较差的边远省份，如内蒙古、黑龙江、新疆、云南、广西、贵州、甘肃、宁夏等省，1988年以后耕地却基本上是净增加的。个别省份，如内蒙古和黑龙江等，增加的幅度还比较大。耕地面积变化的这种区域差异，说明在我国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中，生产力较低的耕地面积的增加，在数量上部分地抵消了优质良田的减少，因而掩盖了问题的实质。

2耕地数量变化的构成和分布

1988年以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每年公布耕地增减的统计资料，被认为是这方面比较权威的数据。根据该局1988～1995年的数据分析，8年中增加的耕地主要来源于荒地开垦，占76%；农业结构调整和复垦所占的比例较小，分别为13%和11%.在损失耕地的构成中，农业结构调整，包括转变为果园、鱼塘、林地及草地的耕地，占有最大的份额，为62%.其次为非农建设占地，占20%.自然灾害损毁（风蚀、水蚀、沙压、洪涝）的耕地面积占18%.

新开垦的耕地主要来于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新疆、云南、黑龙江、内蒙古及广西等省8年间荒地开垦面积最大，占全国开荒总面积的60%.有趣的是，这几个省份也正是灾害毁损耕地最为严重的地区。从结构调整占地的情况看，果园和鱼塘占地问题较为严重的省份包括广东、江苏、辽，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宁、湖北及陕西等，主要是东部和中部地区；而退耕还林还草的耕地占总耕地面积最大的省份有内蒙古、陕西、新疆、和云南，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非农建设占地比较严重的地区明显地分布在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此外，湖北、河南及安徽等中部省份也比较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在1988～1991年期间，沿海12个省份非农建设占地在全国此类占地中的比重维持在40%左右，而在此后的4年，比重上升到50%～55%.

中国近20年来耕地面积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来自:免费

3增减耕地的质量差异

如果只从数量上比较耕地面积的增减，不能充分说明目前发生在我国的耕地问题的实质。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而且人多地少的国度，尚存的可开垦宜农荒地资源已十分有限。因此，近年来新增加的耕地主要是生产力较低的边际土地。这些耕地产量低而不稳，退耕的危险很大。此外，由于人口与耕地在空间分布上高度相关，损失的耕地，尤其是非农建设占用的耕地，主要是优质的农田。这些耕地往往含有很高的物化资本。从以上所述耕地面积变化的地理分布上，也可以看出这些问题。

为了说明近年来我国耕地变化造成的农业生产力的损失，我们按增、减耕地所在地区的粮食单位面积平均产量进行了大致的估算[6].1988～1995年间，我国新增加的耕地面积为39万hm2/a，减少60万hm2/a，比例为1∶1.54.按增减耕地所在省份和所发生的年份粮食平均产量水平估算，新增加耕地贡献的粮食为143万t/a，减少的耕地造成的粮食损失为236万t/a，比例为1∶1.65.假如将空间尺度缩小到县，这种估算就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1980～1994年间，我国耕地净增加县份增加的耕地总计为10万hm2/a，净减少的县份减少共44万hm2/a，比例为1∶4.4.按增减耕地所在县份1990年粮食平均产量水平估算，耕地净增加县份贡献的粮食约424万t/a，耕地净减少县份的粮食损失为3216万t/a，比例为1∶7.6.实际上，采用所在地区平均产量水平来计算，多数情况下是过高地估计了新增耕地而过低地估计了损失的耕地的生产水平。但无论如何，这一估算说明，假如只是从总量增减平衡上来衡量我国的耕地问题，可能会舍本求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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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耕地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我国耕地面积的变化与经济波动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图1）。

首先，从全国耕地总量的变化曲线上看，以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提高为特征的经济鼓动期都伴随着新一轮的耕地总量滑坡，而经济调整期则出现耕地损失减缓的势头。与固定资产投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情况。以这个时期中耕地减少幅度较大的1992～1995年为例，以省级数据计算的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5.非农建设占地对固定资产投资较为敏感，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城乡的建设用地效率低，不够集约。如果把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用耕地的面积作为评价用地效率的指标，我们发现，用地效率较高的省份大都分布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如京、津、沪、吉、粤、鲁、闽等；城市化水平低的省份往往用地效率也低，如藏、皖、豫、黔、滇、桂、陕等（表1）。乡镇企业在空间布局上的分散是造成非农建设占地多的一个主要方面。全国乡镇企业集聚在城镇的只占8%，其余分散在农村[7].以省级资料做比较，发现乡镇企业分散程度高的省份用地效率就低（表1）。

*资料来源：建设占地为1992～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5；固定资产投资为1992～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4；工业企业数和城市化程度为1995年数据，来源于文献4.

在1988～1995年间，农业结构调整造成的耕地损失占总耕地损失的一半以上。这部分占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退耕还林还草，二是开辟果园或开挖鱼塘。前者主要是在政府有关环境和生态保护政策和十大防护林工程的指导和带动下进行的；后者主要是农民在比较经济效益的驱使下发生的①。1979～1996年，我国的果园面积增加了近4倍。从增长曲线上来看，与粮食产量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果园面积的两个快速扩大期（1985～1988年和1993～1996年）都是在粮食总产上了一个台阶之后。1985～1988年是果园面积扩大最快的时期，它是在1983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农民人均占有粮食得到了迅速提高，人们开始寻找提高收入的新的土地经营方式。同时，我国3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是在1984年前后达到历史新高，为农业的多种经营提供了可能。

土地退化构成我国耕地损失的另一个重要的驱动因子。我国每年因灾害毁损的耕地面积平均为4.5万hm2左右，主要发生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各省。灾损耕地严重的省份也是开荒面积最多的地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5.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均较恶劣，环境十分脆弱。一般来讲，受沙漠化威胁大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因灾损而弃耕的面积较大；受水土流失威胁较大的西南地区，因灾损而弃耕的面积相对较小，但造成的耕地生产力损失也是不可忽视的。

5政策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作者认为在我国目前耕地保护的政策和管理上，应强调以下几点：

中国近20年来耕地面积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1）在耕地的保护上，数量和质量应并重。政府在有关政策的宣传和掌握上，应尽快从行政区“耕地总量平衡”向“基本农田的有效保护”和“用途管制”转移。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片面强调总量平衡，不仅造成该保护的良田没有保护好，还间接地鼓励地方开垦那些不适宜耕种的土地，造成环境和生态的恶化；

篇（2）

在生态脆弱的乌昌经济区内保护耕地势必制约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则又要占用大量耕地,在这里,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便成了一对“冤家对头”。然而,通过对乌昌经济区内的农户进行合理有效补偿,一方面,既有利于增强农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有利于提高耕地保护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促使该地区非农产业向土地节约型和集约型方向发展。

一、乌昌经济区耕地保护中农户利益补偿问题的重要性

对农户利益进行补偿的实际意义主要有:

第一,乌昌经济区是天山北坡经济带的中心区域,在乌鲁木齐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带动下,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远远高于全疆其他地区,因而需要占用大量耕地。而且,目前实施的乌昌经济一体化战略势必会对乌昌经济区产生更大的生态影响,使人地矛盾日益严重,水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生态安全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同时又由于比较利益的差异等原因,导致耕地用途的转移和耕地的不可持续利用,对新疆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也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第二,对乌昌经济区内的农户进行合理有效补偿,一方面将有利于增强当地农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耕地保护的经济能力。它是乌昌经济区实现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性措施。

第三,对农户保护耕地进行补偿,既有益于保护耕地,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新疆和乌昌经济区乃至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政府和农户都成为耕地保护的主体,将促进农业生态环境,乃至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在公共管理领域,合理的政策导向、执行和监督是保护好该区域的耕地,确保新疆生态健康与粮食安全的关键。在此前提下,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更加有效地保护好新疆现有的耕地,使社会目标和个体目标相一致,追求经济目标的有效性和生态安全性。

对农户利益进行补偿的理论意义主要有:

首先,对农户利益进行补偿是新疆和西部地区甚至全国保护耕地的新观念,通过补偿体系构建,为我国耕地保护研究提供一个有效的思路。

其次,改变以客体为主线的研究思路为以主体利益为研究主线进行补偿问题的研究,将丰富补偿理论,完善我国的补偿制度。

二、乌昌经济区耕地保护中农户利益补偿的基本构架

(一)补偿的原则

对乌昌经济区的农户利益进行补偿,是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激励手段,应该遵循以下几个主要的原则。第一,公平与效率相结合。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关系乌昌经济区内的公共利益,关系着区域的公平、工农间的公平,因此补偿机制必须要体现公平的原则。同时,制定的补偿措施必须能够对激励的客体起明显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产生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第二,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相结合。由于意识滞后带来的“非理性”、土地供给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存在,市场在耕地资源配置中存在失灵的现象。这为政府的介入提供了必要性。政府应在对耕地保护、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三,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应该结合耕地保护政策制度、农业政策制度和城乡统筹政策等方面建立对农户的利益补偿的规范性体系,使得农户的利益补偿有制度规范,从制度层面得到承认和保护。同时,要考虑乌昌经济区内的地区差异性,补偿的标准、补偿的方式应该有所差异。第四,可操作性。对农户利益的补偿机制要严密,能被激励客体接受,有操作性。

(二)补偿的标准

耕地保护中乌昌经济区内农户利益补偿的数额或程度,对农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公平的暗示。补偿的标准包括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于不同的补偿方式、补偿情况和补偿地区,补偿的标准会有所不同。补偿标准的关键在于补偿依据的选取和农户的利益损益程度的确定。不同的补偿模式,采取的标准不尽相同。对于征地补偿模式,其补偿多以被征土地和相关资产的市场价格为主要参考标准,不同的只是市场价格的计算时间。应该在全面评估耕地的价值的前提下,适当提高耕地占用的补偿标准。对于结构调整补偿模式,其补偿标准的确定需要综合参照国内外农业保护价格。对于生态退耕补偿,其标准应随着退耕的类型、当地的生活水平和需退耕的耕地情况而定。对于自然灾毁补偿模式,其补偿的标准应按照耕地灾毁的面积、原耕地的生产情况和当地的生活水平而确定。

(三)补偿的方式

补偿主要分为政策制度补偿、实物补偿、资金补偿和精神补偿等四种方式。第一是制度政策补偿方式。制度政策补偿是对农户的权益和机会的补偿。制度补偿中,土地制度是基础,耕地资源的产权制度是关键。政策补偿,即依据针对农户利益的各项优惠政策的补偿,包括补贴政策、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等。第二是实物补偿方式。补偿者运用物质、劳力和土地等进行补偿,解决受偿者部分的生产和生活要素,改善受偿者的生活状况,增强受偿者的生产能力。实物补偿有利于提高物质使用效率。对于征地补偿方式采取的物资补偿方式有,土地入股补偿、留地安置补偿、土地债券补偿、替代地补偿等。第三是资金补偿方式。资金补偿是最常见的补偿方式,也是最迫切急、需的补偿方式。资金补偿常见的方式有:补偿金、减免税收、信用担保的贷款、补贴等。通过资金的补偿的直接影响到农户的收入。

三、农户利益补偿的模式构建

对乌昌经济区耕地保护的农户进行的利益补偿分为四种模式,即征地(耕地)补偿模式、结构调整补偿模式、生态退耕补偿模式、自然灾害补偿模式。这四种模式互为一体,体现农户耕地的面积变化可能面临的四种驱动力。耕地保护包括数量和质量的保护。其中,数量保护是基础,质量保障是关键。就大部分农户来说,一定的耕地数量是其生存和基本权利的保障,一定生产能力的耕地是其生活水平提高的保障。四种补偿模式下成本形态及补偿流向分析见表1。

四、 “乌昌一体化”过程中对农户利益进行补偿所采取的措施

(一)经济措施

乌昌经济区内对农户利益进行补偿的经济措施,关键是要使补偿活动市场化,使补偿成为市场性的经济活动。建立补偿活动的市场、补偿市场体系、补偿市场机制,让补偿活动在市场中顺利运行。使补偿与补偿相关者的“权、责、利”相结合,与其长期稳定利益结合,迫使补偿相关者自始至终关注补偿的效率和用途,使其不断创新,运用合理的补偿方式来提高补偿效率。第一是积极培育地产市场,加强地价评估,尤其是农用地损益评估。第二是要设立农地发展权,完善我国土地产权制度,保障失地(耕地)农民的利益。第三是要补偿资金筹集的多渠道化。针对不同的补偿的模式,要采用不同的资金筹集方式。在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双重作用下,资金的筹建需要采用委托性和直接性两种渠道。

(二)法律措施

要在乌昌经济区内加强耕地保护,必须要加强相关的法律建设。有关农户利益补偿的法律性规定,有利于耕地保护法的细化和具体化,也有利于促进耕地保护过程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和谐。其法律性规定包括规范的补偿程序、明确的补偿主体、补偿的义务和权利等方面。

(三)行政组织措施

必须要完善耕地保护中的各项行政工作,特别要加强国土资源部门的各项行政工作。针对耕地保护中的利益补偿,要有严格规范的信息反馈程序,确保农户的利益补偿意愿得到畅通表达和损失利益的有效补偿。耕地保护是一项历史性的巨大系统工程,涉及到各个行业、各类众多的利益主体,而且事关吃饭和发展的问题,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而且擅长业务的专门的组织机构来把握耕地变化规律,协调耕地保护的利益主体,开展政策研究和各项行政工作。

参考文献:

[1] 高明.耕地可持续利用动力与政府激励[M].北京:经济与管理出版社,2005:60.

[2] 钱文荣.城市化过程中的耕地保护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8-9.

[3] 康慕谊,等.西部现代建设与生态补偿――目标、行动、问题、对策[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102-122.

[4] 蒲春玲,等.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K].2002:74,75,91.

篇（3）

 

上世纪末，教育部将“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列为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计划。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大部分高校以必修或选修的方式为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开设了这门课程。作为一门跨专业的基础课程，“中国文化概论”正在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现途径。学界就“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性质、体系、内容、教学手段和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索，推动了课程建设。然而，针对现代性危机下的大学生价值困惑，如何在一定学术和教育理念的支撑下，甄选课程内容，运用有效教学方法切实达成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彰显“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其理论方法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中的应用。

一、人类学理论方法及其课程观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性及文化的学科，在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管理的应用研究中发展起来，衍生出众多的理论流派。人类学秉承的独特理念和方法为文化和社会结构研究树立了新的范式，并为诸多相关学科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借鉴。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论、主客位描写、田野调查、民族志方法和跨文化比较法等是人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核心。

（一）文化相对论

文化相对论又称文化相对性人文历史论文，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独有和充分的价值，对不同文化价值的评估应该是相对和平等的，没有衡量文化高低的一致标准。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宽容和理解，将文化放置到具体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和社会形态中进行价值评判。文化相对论打破了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局限，“挑战了既有文明的正统性。”[1]（p16）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坚持一直是人类学的宗旨，通过对异文化和他者的探究，寻求人类文化规律，并以此在跨文化比较中反观和审视自身。引发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文化多元主义浪潮，持续讨论以美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的一体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冲突问题。

（二）文化整体论

文化整体论是指人类学对人类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认识，不同理论流派均秉持这一理念，都把其作为观察人类社会文化的手段。文化整体论有三层含义：一是对文化做历时性分析，关注文化的起源、演化、发展历史和延续性，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产物。二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对文化做共时性分析，注重文化局部和整体的关联，通过对社会制度、经济、宗教、神话、巫术等的综合研究，理解文化的整体系统。三是对人类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及其衍生现象的综合研究，即生物-文化整体论（bio-cultural holism）。文化整体论为解释文化的生成和变迁，以及文化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模式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三）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

自从早期人类学者走出书斋，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田野调查便成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学科标志，规范而严谨的田野调查是一个人类学者的成年礼。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指出田野工作的三个原则：“首先，学者必须怀有真正的科学目标，并且知道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和标准。第二，他应当将自己置于良好的工作条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和其他白人居住在一起，而直接居住在土著人之间。最后，他还得使用若干特殊方法以搜集、操作、确定他的证据。”[2](p5)田野调查的具体方法有参与观察、学习语言、结构访谈、口述史收集等。民族志是通过田野调查所得的独特书写方式，是对某种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的过程和产品。它是一种文化解释文本，通常采用“深描”和阐释方法，有对话民族志、实验民族志等多种撰写模式。

（四）主客位视角及描写

人类学是关于“他者”的学问人文历史论文，致力于对不同人群及文化的理解。马文.哈里斯借用语言学家派克取自phonetic和phonemic的两个词，用词根etic表示客位，emic表示主位，创造了客位文化、客位视角及主位文化、主位视角的观点和描写理论。主位指文化承担者的认知和描述，客位代表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主位与客位视角的结合有利于研究者做出科学的判断和解释。因此在田野调查中强调人类学者要“进得去，出得来”，既能切身体验“他者”文化，又能以冷静的姿态不囿于其中。

上述理论方法以最初用于异文化的研究扩展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课程研究也不例外。人类学有独特的课程观，认为学校“课程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 以人类学的视角定位课程，课程便是人类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教育之文化功能的具体化，是人们在学校场域中获得全部知识经验的实现途径。开展课程的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探讨课程内容的设计、多元文化课程、课程中的师生关系等问题。上世纪晚期，课程研究范式发生根本转换，“从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量化研究转向以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方法论为基础的立足于解释学分析的质性研究，以个别科学为基础的‘范式话语’转向了以叙事为基础的叙述性话语。”[4]从中可见人类学课程观对课程研究的影响。

二、“中国文化概论?笨纬倘谌肴死嘌Ю砺鄯椒ǖ耐揪?

“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文化研究、展示和教育的课程，在本质上更符合人类学者对课程的内涵和功能的定义，因为其根本目的在于向大学生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特征及价值，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认同感，从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在教学实践中融入人类学理念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教学内容的筛选、教学方法的运用、课堂的构建与学生的参与和接受行为等均可在人类学视野中获得新的启示和发展。

（一）课程内容和知识选择的多元化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无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各类教材也层出不穷，以张岱年、方克立编和金元浦编《中国文化概论》等为代表。面对博大精深、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内容的选择成了难题，高校和学界对这门课程的体系和结构尚未达成共识。各类教材大致将中国文化分为三大版块进行阐述，第一块是中国文化的发生机制和根植土壤；第二块是中国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如典籍、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宗教和传统伦理道德等专题；第三块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分析，包括中国文化的类型、特征、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系统等。教材之间的差异性基本上体现在对第二块中国文化表现形式的取舍上人文历史论文，无本质区别。这三大版块按照文化的发生、表现和内涵的逻辑，描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概貌。然而不难发现，这些内容反映的是古代精英文化层面，民族、民间和地域性的鲜活文化被忽略了。

大学课程应如何选择内容和知识？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布迪厄认为课程应该是一种反思性实践，课程实践者应警惕和批判课程中隐藏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指代表统治阶级或主流社会的意志在课程内容选择和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文化专断，以强硬、武断的方式使学生接受强势文化。[5](p132-137)如布迪厄所言，我国“中国文化概论”的课程内容设置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专断性，课程知识的一元化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特征相违背。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多样性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次，中国地域辽阔，区域文化异彩纷呈。再次，中国文化是由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在全球趋于一体化的今天，对不可复制的文化多样性的坚守显得尤为弥足珍贵，“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应担负起在高校传递和传承我国多元文化的功能，增加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民俗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内容，践行教育人类学者倡导的实现多民族国家民族间文化交流和共同繁荣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6]模式。

（二）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跨文化比较视野

人类学整体论强调将文化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全面把握某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内部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中，也需要教师首先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文化系统，不仅构建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要关注中国文化的线性发展。我们在了解古代遗留的优秀文化传统时，也要关注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热点问题，如传统文化的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设置专题进行讨论。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代际传承的途径，其重要前提即在于激发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促使其树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从而进行了解和探究其内涵的活动。而众所周知，根据族群认同理论人文历史论文，认同感的激发很大程度上是在族群互动和族群边界的场景中得以凸显的。由此，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也应放置到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和背景中践行，在与他者文化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在课程中设置中外文化对比研究专题，以促学生从更为宽广的视域理解和反思中国文化的特征，清醒地认知其精华与糟粕。如在关于中国人民族精神和性格专题的教学中，笔者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讨论：“在你的感性认识中，中西方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有什么区别，原因是什么？”引导学生从感性层面到理性层面思考中西方人性格之差异。很多学生认为西方人的独立意识犹强，自然而然引申到中国人重集体、西方人重个体的文化差异。笔者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寻找原因，结合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等中国国民性研究著作，解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对中国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在中西文化对话的视野中，使学生领悟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7]的真谛。

（三）参与观察中国文化

在西方国家，田野作业和民族志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教育实践和研究领域。课程和课堂就是一个田野作业点，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民族志的书写，一门成功的课程是行动和对话民族志的典型蓝本。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参与观察和教师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参与观察都至关重要。

首先，教师兼有教学者和课程研究者身份，可通过参与观察、结构访谈等方式融入学生的学习过程，?髡教学方法，还可撰写微型研究报告与学生共享。如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不同专业学生对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期待值差异，文学专业学生希望其是一个研究型课程，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则希望其是一个偏重知识性和实用性的课程，在教学中便根据专业需求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其次，有效课堂的创造需要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创造，对中国文化的把握更需要切身体验与感悟。因此笔者在教学中设置了田野环节，将学生分组，每组≡褚桓鑫幕专题，≡裉镆暗愕鞑榛蛲ü网络、文献和访谈等方式搜集材料，最后以PPT的形式在课堂上展示，其他同学参与评价和讨论。学生们分别选择了刺绣、生肖、饮食、对联文化等小专题人文历史论文，用图片、视频等丰富的形式展示出生动的文化内容。学生们一致认为通过田野调查的文化体验活动，真正掌握了活态的传统文化，内化于心。相比纯理论的课程，参与观察法的运用使学生领悟到，体验文化不仅是知识汲取，更是一种能力的获得。在课堂营建中，教师还应注重主客位视角的转换，丰富教学手段。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倾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体悟，并以局外人的眼光进行价值中立的判断。

三、结语

在人类学者看来，学校课程肩负着人类文化传承的使命。在全球一体化、网络文化发达和现代性危机不断涌现的现代社会，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何使其充分发挥在大学生中传播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是一个长期的反思性实践。运用人类学理论方法，转变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和手段，仅仅是一个开端。

参考文献

[1]赫屈.文化与道德：人类学价值观的相对性[M].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

[2]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滕星.族群、文化差异与学校课程多样化[J].江苏社会科学，2003（4）.

[4]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5]张意.文化与符号暴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滕星.民族教育概念新析[J].民族研究，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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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不会忘记，在北京奥运会上，“金镶玉”奖牌的设计让人眼前一亮。金和玉的完美结合不仅凸显了奖牌的价值，更是将中国文化很好地与奥林匹克精神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玉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中最值得传承和重视的部分。

关于玉文化的研究层出不穷，可金玉文化的概念还很少见。国内对玉文化的研究还停留在玉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上。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金玉文化的差异做了对比研究，并探究其差异的深层原因。

1.中西方金玉文化差异

1.1 中西方金文化差异

在韦氏词典中，关于 “gold” 的表达有超过370种，这些表达通常含有褒义色彩，象征着财富，幸福以及成就。比如我们经常所说的goldenages/years/days.

同样的，在汉语词典中，也有很多关于金的表达。许多表达与英文中的 “gold” 类似，但是金在汉语中的意思要远远多于“gold”，尤其是在古代，金泛指所有的金属。在《辞源》中，有超过250条关于金作为财富象征的表达。比如说金夫，金甲，金沙等等。而带有金的中国的四字成语更是数不胜数。例如金枝玉叶，金科玉篆，金石良言等等。

此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金一直与宗教密切相关，在圣经中，gold 出现了大约500次。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达“Now Abram had great wealthof cattle and silver and gold”。金在圣经中象征着权势。在中国，金也广泛应用于宗教中。比如说，在佛教盛行的265-589年，大量的金子用于建造雕像，寺庙，在佛教经文中也有很多关于金的描述。

尽管有关金的文化在中国和西方大致相同，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差异。在英文中，金都与财富直接相关，可是在中文中并不是，比如说金风是指秋天的风，金戈铁马是战争的标志，鸣金收兵是指打锣并召回部队。金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并不仅仅因为它的提取和冶炼需要很大功夫，还因为它拥有可切割性，耐腐蚀性，持久性以及携带方便等等其他金属无法比拟的优势。金能够使用在很多地方，如经济，装饰，电子，航空，天文等等。此外，金在调节经济方面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视。

1.2 中西方玉文化差异

黄金所扮演的角色在西方以及中国历史上几乎相等。但是玉石在中西方文化中占有不同的地位。事实上，玉在中国蓬勃发展，可在西方文化中却很少有玉文化的踪影，因此在韦氏词典中，只有12种关于玉的解释，而其中9种都与它的物理性质有关。

在中国文化中，玉文化是独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文化。中国自西周以来，儒家就提出了“君子比德于玉”，用玉蕴含的道德来规范人的言行。在中国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玉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中融物质与精神甚至多种品格的特殊文化。中国玉文化不仅有上万年的悠久历史，重要的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玉文化之“象”和“脉”均在。虽然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人的“玉之情结”仍在，中国文化的“玉之品格”仍在，它仍然是中国文化最值得传承和重视的部分。

2. 中西方金玉文化差异的原因

虽然玉文化在西方的缺失和在中国的繁荣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但从根本上来讲，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所致。免费论文。也就是说，这是由中西方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特定的思维方式的不同所决定的。

2.1 伦理思维与认知思维

中国伦理思想，是君主和大臣之间，父亲和儿子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保持伦理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制度。中国的先哲思想，尤其是在中国半封建的地理条件和小农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儒学思想，使大部分中国人热切地关心道德素养以及政治生活，而不是探索大自然的无穷奥秘。玉石光彩的外表，滑而坚硬的质地，令人愉悦的声音使它成为中国伦理思想的代表，它不仅仅是一块华丽的石头，它被赋予更加深刻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玉石与政治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西方的思维方式往往是趋向认知型的，古希腊开放的海洋地理条件以及它的周边区域，尤其是其手工业，商业，海洋业的发展，使古希腊的哲学家对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当时，哲学家及科学家都争先恐后对神秘的自然界展开探索，他们以此为兴趣和任务，因此在那个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如亚里斯多德，培根和皮亚杰。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人在试验的基础上发展了他们的认知思维模式。人们平静对待自然现象，并且尝试通过深入研究来解释其产生的原因和内在属性。他们也会像中国人一样研究玉石，但仅仅是客观地研究它的物理属性，比如说玉石的物理性质以及它与其他物质之间的化学反应。总之，认知型思维的人仅仅是把玉石看作一种客观存在物质，而非其他任何与社会文化相关的产物。

2.2综合思维与分析思维

通常，善于综合思维方式的人认为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社会秩序和普遍的秩序都处于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更加注重一个整体与各个成分之间的协调能力，而并非单独的个体。在古代，中国人会从自己的直接经验中发现所有的事物都是对称的，所有的事情都具有双面性，它们之间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对立。一个人只有充分考虑到事物的双面性，兼顾到任何一面，让他们之间成为对称的整体，他才能对事物保持一颗愉悦的心情，从而获取平衡感。这源自于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譬如说孔子视黄金如粪土，崇尚中庸和和谐，反对冲突等等。视黄金为粪土的观点恰恰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也是道教的主旨所在。伟大的道学家庄子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非独立的个体。庄周梦蝶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庄子之所以选择蝴蝶，是因为他认为万事万物都以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力存在，这种强大的内力能够使它们相互竞争，得以繁荣。大的生物如此，而细微的生物更是如此。把自己和蝴蝶联系起来，庄子阐明了自己天人合一的思想。免费论文。

玉石富有光泽但并不耀眼，表面光滑柔软，富有棱角但并不锋利。小小的瑕疵使玉石愈发动人，可谓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而这正与一个人高尚的品德交相辉映。玉石的柔和光滑象征着一个人富有仁爱之心。玉石光滑的棱角象征着一个人拥有足够的个性，但同时能够做到温和谦逊，而并非炫耀武断。它的瑕不掩瑜象征着一个诚实的人毫不掩饰自己的长处与不足之处。总之，再也没有比玉石更能够代表中国传统美德的东西了。

与综合性思维不同，西方人更加注重分析性思维。也就是说，他们要了解一个事物，必须要从构成这个事物的若干要素着手，了解每个要素的性质，功能，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所有的要素都是独立的个体，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区分，相互对立。因此，西方人始终认为自然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它能够被人类社会所征服。在人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更加强调人类在社会中的主观能动性。这与传统中国思想中强调的人类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的思想有很大的区别。免费论文。

由此可见，对于西方人来说，玉石只是一个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美观的石头。它可以供物理学家在实验室中研究，也可以供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在特殊的地点展开考究，更可以供喜好收藏的人在市场上购买并且欣赏。除了是块美观的石头外，玉石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文化意味而言。

2.3 求同性与求异性

两千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由集中的氏族制度来主导，也就是社会规范以及个人信仰的统一性。从统治阶级到被统治阶级，人们按照大致相同的思想模式思考。他们应该按照同样体裁的文章，表述同样性质的观点（连,2002）.任何反对的声音都被认作是异端，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式求同性思维。它注重求同，拒绝求异。求同性和我们之前所说的伦理性，整体性一起构成了中国集体思维的特点。它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谐观。玉石诸多独一无二的良好品质恰好吻合了人们对于和谐概念的追求，并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玉也就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逐渐发展成为蔚为大观的玉文化。

与中国的传统思维不同，西方人认为，对待一个问题应该从不同角度出发，并找出不同的解决方案(连, 2002)。自古以来，西方思维模式一直随着时代和科学与民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因此多种多样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产生了。不同的思想之间可能会充满冲突。例如，经验主义的代表者培根和洛克主张归纳法，贬低亚里士多德的推论法;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赞成推论法，贬低归纳法(连,2002)。 在很大程度上，个人主义源自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发展而来的科学。那些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人，很少对自己的观点产生过犹豫，相反，他们会提出不同的论调并对权威持怀疑态度。在玉的自然属性中，似乎很难找到玉所代表的和善与西方人个性中的侵略性相似的特点。

3.金玉结缘—中西文化的融合

在北京奥运会上，金和玉的完美结合让人眼前一亮。奖牌正面为插上翅膀站立的希腊胜利女神和希腊潘纳辛纳科竞技场，奖牌背面的边缘为金属，中心镶嵌着取自中国古代龙纹玉臂造型的玉臂。玉器是中国玉礼器之首，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地四方”。中国自古传承着一句“化干戈为玉帛”的名言，“干戈” 指古代战争和兵器。玉帛是指玉器和纺织品，是会好友的礼物，隐喻和平。将和田玉镶进奥运金牌，表明着中国人民希望和平的美好愿望。它为奖牌加入了中华民族的体温，加入了情感联络，是中西方文化合璧中最灿烂的一朵奇葩。

参考文献：

[1]郭洁敏.当今国际关系中文化融合的新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05,(10).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李静.借奥运之风，弘扬中华玉文化.艺术市场,2007,(6).

[5]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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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差异问题导致的景区公示语翻译障碍

第一类是由文化空缺、文化冲突和文化缺省引发的词汇层面上的空缺冲突现象而带来的翻译障碍。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演变、、价值观念和社会习俗等等使得两种语言的词汇多以文化负载词的形式显现出来非对应、非重合等现象。此外，汉语中的某些词汇即便能在英语中找到指称意义相同的词，但其联想意义或隐含意义也不同。第二类是由语篇层面上的行文和修辞的差异引起的翻译障碍。不同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反映在语言中，形成了汉英民族在谋篇布局、修辞方法等行文习惯上的差异。汉民族主张天人合一，喜欢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书画、建筑、诗歌等文艺作品讲究意合，注重神似，风格趋向简隽空灵，反映在语言上体现为汉语行文辞藻华丽，情感横溢，声律对仗，音韵和美。此外，受中庸哲学思想的影响，从美学角度讲，汉族观念别强调平衡美，频繁地使用对仗、成语等修辞格，尤其在旅游资料介绍中大量使用四字句。然而，西方哲学强调的是分析型的抽象理性思维，反映在语言上体现出英语重逻辑、重形和、重写实的特点，其句式结构严整，思维缜密，用词强调简洁自然，描述突出直观可感。

三、目的论与景区公示语翻译的文化差异问题处理

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的对等或者趋于完美，而是强调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的处理方法从文本类型和功能方面来讲，旅游资料属于信息文本、表情文本和祈使文本的综合体，同时具备信息功能、美感功能和祈使功能。景区公示语的翻译，目的就是要向国际游客介绍景点，传递信息，让他们读懂、看懂，并且喜闻乐见，从而顺利地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景区公示语翻译中文化差异问题的处理应该遵循如下原则：以传播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以国际游客为导向，在处理文化差异问题时应以中国文化为取向，以译文为重点，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特色，既要忠实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让国际游客容易读懂、理解并接受。

篇（6）

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与文化日益进步，青年们更应有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豪迈情怀与深刻思想性，可是基础应试教育的威压、落后的教育观念给我们培养出了无数唯唯诺诺的“考试机器”，有着独立见解、思想深刻的高中生实在为数不多。更为可叹的是，那为数不多的有思想、有才情的学生也不敢放弃高考的诱惑。他们在高考作文中根本不敢畅所欲言，也不敢表达一点点不同的见解，原因是一辈子只有一次，输不起。

新课程标准提出高中阶段的作文教学应指导学生“考虑不同的要求，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表达真情实感，培养科学理性精神”。可见，作文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教会学生写框架式的议论文，更要加厚学生的知识积淀，教会学生如何独立思考、深入分析，引导他们走向更开阔、宽广的天地，让学生写出真实而富有灵性的好文章。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更应注重学生的思考性、思辨性的培养，如何能让学生带着应试教育的镣铐跳起洋溢思想性的舞蹈则更是我们一线教育者的必修课。为了上好这一课，笔者认为应从时评阅读中汲取思想的火花，从而使学生的作文灵动闪耀。

一、时评阅读之路归正

叶圣陶说过：“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韩愈的一句话则揭示得更为形象，他说：“学以为耕，文以为获。”也就是说，“耕”是“获”的前提，“学”（阅读）是“文”（写作）的基础。基于先贤的认知――阅读，是写作的根基。因此，许多学校还开设了阅读课，以扩充学生的阅读储备，更有教师印发大量时文，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质量。但是时评阅读之路的尴尬无可避免：对时评阅读足够重视，却没有带来相应的回报。时事阅读之路，是否应坚持走下去？时事阅读之路，路在何方？

正如章熊所指出的：“研究剖析作者的思考，揣摩体味作者的语言运用，培养语感，这种‘揣摩谋篇’的教学能够有机地把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结合起来，成为我国语文教学的特色，独步于世界教坛。”潘新和先生也大力呼吁语文教学应由“阅读本位”过渡到“作文本位”。这都启示我们：时事阅读，应以作文为基点和归宿，揣摩时文作者的语言与思想，从而有效提升作文能力和语文素养。如何引导学生进入一种高效率、高素质的阅读状态，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冲击学生的思想，引发学生的思考，带来议论文写作的高效益，则是时评阅读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线教育教学的工作的笔者做了初步探索，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由简易到复杂，由单一到多样，逐渐展开。

1.课堂内外，互为补充，使时评阅读有系统性

首先，以课文为基点，纵向挖深度。

课堂教学时间有限，但舞台却很宽阔，时文阅读能为教材学习做好铺垫和延伸工作，如，配合《我与地坛》的教学，可以补充史铁生《合欢树》《秋天的怀念》，让学生更好地体味史铁生与母亲之间细腻、感人的亲情，同时课外补充史铁生《命若琴弦》《史铁生的坦荡辞世是一个示范》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对生命、对人生的态度。

其次，以时文为线，横向拓广度。

当学生通过课文基点积累了若干个作家点后，笔者认为还需要为他们架构起一张时文之网，在横面上进一步延伸，并形成系统。如，配合《将栏杆拍遍》这个知识点，可以补充《读柳永》《乱世中的美神――李清照》；看到梁衡对于宋词大家的评论，补充《跨越百年的美丽》，让学生领略梁衡对“美丽”的全新解读，体悟永恒的生命哲学；在功利化之风愈加浓厚的当代，补充龙应台《给河马刷牙》、鲁枢元《从陶渊明看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帮助学生构建起个人的精神家园。

2.读写并举，互为促进，使时评阅读有内容性

首先，引导学生撰写摘要和读后感。

其次，借助时评阅读，提高学生议论文语言的驾驭能力。

最后，撰写时事评论文字，形成“百家争鸣”的氛围。

现阶段的时文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几乎各种媒体中都活跃着它的身影。为学生撰写时事评论文字提供了有效范本。笔者尝试：在每学期初布置任务，将全班45人划分为6个时事阅读小组。每周由时事阅读小组组长确定时事主题，并选派一位学生在周一课前五分钟讲述时事新闻或热点事件，并对此概括感悟或评论，这些感悟评论或是自己有感而发或摘录借鉴时文，再由该学习小组选派两名学生就该事件继续提出看法，也可由其他组成员来评议驳论、争议商榷，形成“百家争鸣”的研讨氛围，使得学生懂得许多社会知识，看清纷繁世相背后的实质，学会科学、理性的分析、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3.师生对话，互为提高，使时评阅读有愉悦性

巴赫金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了阅读的根本在于多种声音对于文本的相互沟通、相互对话、相互交流与融合，如此才能形成一种建设性解读，同时也可以放大学生的阅读愉悦性与积极性。

二、时评阅读助写作走向深刻

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入木三分的分析力是议论文走向深刻的必要条件。而时文阅读将让学生从芜杂的信息中筛选有效信息，去伪存真，揭示问题产生原因的能力逐步提高，更在对话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高度立论、深刻透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让学生领略了议论文语言的鲜活灵动、素材的时代气息。如此看来，时文阅读将学生的议论文写作能力大幅提高。而如何引导他们在具体写作时带着高考的镣铐展现精当独到的议论分析能力，则是教师值得思考的问题。

笔者经过初步尝试，发现一条可操作之路。

第一步：引述时事材料。在议论文开头，抓住时事关键，简洁概括至80字以内。如《底气》开头：“天安门广场边，一个新造的孔子塑像被竖起。”同时在引的同时要扣住论题，提出论点。如，上文《底气》中有：“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打造中国的文化底气，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当下的迫切的需求。”

第二步：分析材料，400字左右。如上文《底气》，首先分析先秦文化因为开化了世界文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底气，接着质疑当今中国文化向先秦文化寻求底气的原因，再次分析先秦文化成为当今中国文化底气带来的弊端。这样层层剥离分析、评论，纵向论证，深入挖掘，使议论文有了论述力度。

第三步：联系现实，200字左右。如，上文《底气》承上过渡，自然联系到西方文化底气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而非单独的文化名人。搜集典型论据，扣题论证，并提出怎样真正铸就当今中国文化底气的措施。

第四步：总结全文，100字左右。回扣材料，升华总结，收尾要求形象有意蕴。如上文《底气》结尾：“回首悠悠五千年，孔子老先生孤独地站在历史的起点，他瘦弱的肩膀撑不起一个民族的脊梁。重塑中华文化底气，你我需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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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性格、思维方式等的总模式，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它为一个语言社会的全体成员所共有，也为这个语言社会所独有。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虽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及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正变得越来越像个“地球村”，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但是中美文化差异依然存在。

一、中美文化差异现象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和历史的沉淀，而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却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巨大的，它是两国人民交流和理解的障碍和鸿沟。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复杂而多面的。

(一)文化观念的差异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历来主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也就是说，凡事都要遵循一定的规矩，并受到等级观念的制约。例如，晚辈见到长辈为表尊重要主动打招呼；学生要尊敬老师。而美国文化主要承袭了基督教中的新教思想，等级观念淡薄。美国人更注重个人权益，追求人人平等，没有辈份间过多的礼节。子女对父母、学生对教师都直呼其名，子女可以与父母争论问题．或提出自己个性主张。

在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中，人情占很重要的地位。人情在中国社会中有其一定的社会结构性，人情与面子是相互联系的，讲情面的人会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地回报别人的情谊。因此，在中国文化中．自我评价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及互相交往的情谊中建立和实现的。中国人强调家族及阶级层次。中华文化崇尚集体主义。人们之间相互信赖，团结合作，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矛盾时，集体利益总被放在首位。在衡量个人行为时，往往是以道德为准则，注重和谐、群体利益的维护，这与美国文化截然不同。美国人崇尚个人自由，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及个人利益的追求，信奉法律至上。在美国，人与人之间多为互利关系，表现出人情较为淡漠，但却十分重视个人利益和自由，个人自我意识较强。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方式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受到生产方式、历史传统、哲学思想及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受不同文化背景制约的中美两国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偏向综合性思维．强调整体优先，采用从整体到部分的思维方式，如表达顺序时，要由大地方到小地方，即国家一省一市一区一街一号；表达时间是按年一月一日的顺序。美国人则偏好分析性思维，强调部分的优先，在表达空间顺序时与中国相反，由小地方到大地方，时间的表达也由小到大。

(三)风俗习惯的差异

在社会风俗习惯方面，中美双方也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以中美文化对待不同动物的态度为例，在大多数的中国习惯语中，“狗”这个字都是贬义的，例如“狗仗人势”、“狐朋狗党”、“狼心狗肺”等等；然而在美国文化中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种态度也体现在习惯语中，例如“Youarealuckydog”意思就是你真幸运。同样地，在谈及“猫头鹰”时也是如此，英语习惯语中有这样一句话“aswiseasanowl”(像猫头鹰一样聪明)表明在美国文化中把其当成智慧的象征：然而，中国文化对待它的态度却截然相反，由于猫头鹰长得十分奇怪，叫声又很难听，因而古时迷信的人称其为“恶呜”，说听见夜猫子叫不吉利，至今还留下了“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等迷信传说。

(四)宗教信仰的差异

宗教信仰也是中美文化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教传人中国的这2000多个春夏秋冬里，其思想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人。更深深地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对中国的语言词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成语都是与佛教有关的，例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五蕴皆空”，“半路出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等等，这些词语如果单单从字面上来译成英语的话。会让美国人无法理解。同样的，作为美国的主流宗教，基督教也深刻地植入到了美国文化之中，“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所共有的上帝”，“1991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美国人相信上帝大约在一万年前创造了人。”因此，在美国文化中，“上帝”(God)这个字代替了“佛”在中国的意义，一些习语和谚语也与这个上帝有关．如“Godsendsfortunetofools”(傻人有傻福)，“Godblessyou”(愿上帝保佑你)!

(五)非言语交际的差异

中美非言语交际也有很大差异。首先，在中国，我们不善于用肢体动作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与亲近，例如拥抱、亲吻。而在美国文化里，父母和儿女之问、兄弟姐妹之间、好友之间，从小到大都没有问断过拥抱和亲吻。其次，在美国，当人们相互交流时，互相注视着对方的眼腈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有句话说：“Nevertrustapersonwhocan’tlookyouintheeyes”(永远不要相信一个不敢看着你跟睛的人)。但是在中国却不需如此，甚至一些中国人为了表达他们的谦虚或尊敬而故意避免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再次，中关两国人民对于各自的空间距离都有着不同的要求。多数美国人在交谈时都不愿意离得太近，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在电梯、公交车或火车上，中国人可以容忍互不相识的人拥挤在一起，而美国人却无法忍受这样的身体接触．因此在对个人空间的要求上面．中国人要比美国人小得多。不仅如此。文化差异也体现在学校里．中国学生通常必须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以示尊重．而美国学生一般都坐着。

二、中美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

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现象，其原因也是各自不同，纷繁复杂的。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影响

中华民族生活在广阔的内陆土地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内陆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使得古代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农业经济条件下人的生活规律基本上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方式劳动，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万物有限．有限寓于无限的哲学思辨观念，强调了群体问的和谐。美国人的祖先源自欧洲沿海国家和地区，航海业的发展使他们相信人的力量，崇尚发挥个性，勇于探险，富于挑战。他们讲究速度与效率，精于计算，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抵达北美大陆后，成为了第一批开拓者。

自然条件的恶劣、气候的多变和印地安人的骚扰使他们随时应付各种挑战，于是人和环境常处于一种相峙、对抗状态，也需要他们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培养了他们征服自然和改造世界的信念，是一种“海洋文化”的转型。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美国不完全依赖于农业，他们对工商业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此相适应，美国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

(二)传统思想的影响

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的内陆文化，主张简约、和谐、中庸、对称与平衡。孔子主张“允执其中”“过犹不及”。朱熹称：“中者，不偏不倚也，庸者，平常也。”“中庸之道”是孔子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成了后人的一个道德准则，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鲁迅曾举过一个例子，若一个人嫌房子太暗，要开天窗，其他人是一定要反对的，但他若要把屋顶掀掉，其他人便会劝他开个天窗了，这便是所谓的“中庸之道”。中国人所崇尚的中庸之道在于人际关系中要适当地调节与折衷，务求在不损害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使自己和别人都过得去，不至于造成群体内部的激烈对抗以致破裂，而无论是进取还是退缩，要有节度。合乎中庸，不走极端。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国人的这种中庸与平和又在一定程度养成了一种惰性，过度沉溺于“和稀泥”，缺乏创新意识与进取精神。由于受儒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以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具有经验综合性特点，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主张建立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美国文化是建立在古希腊传统之上的海洋文化，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和分析思维为特征，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美国人不太接受中间调和，是则是，非则非，喜欢标新立异。美国传统中则贯穿了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信念，他们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永远愿意进行创新，渴望寻求解决老问题的新办法，也愿意迁移，接受新的工作，进行冒险，而这也正是很多中国人所缺乏的，很可能是因为这一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缓慢而美国则经历一个又一个经济飞跃。

(三)认知系统的影响

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中美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美国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美国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美国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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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180-03

一、英语专业教学的现状与反思

（一）英语专业学生的“去中国文化”化

从专业性质来说，英语专业学生首要的学习任务就是学好英语语言和文化，因此他们往往将之视为自己唯一的学习目标，认为中文及中国文化的学习无关紧要，甚至还会影响英语学习。久而久之，他们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全盘接受英语文化，却与中国文化渐行渐远，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这种中英文化教育的严重失衡，已经导致了英语专业学生“去中国文化”化的问题，即英语专业学生对中文及中国文化越来越漠视甚至反感，这不能不引起英语教育者的反思和重视。

从课程设置角度来说，由于对中国文化教学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很多高校未曾开设英文讲授的中国文化课。已经开设的中国文化课也大多是选修课，不仅课时偏少，采用大班授课，而且多是外聘教师采用汉语教材和汉语授课，因此不受学生重视，结果形同虚设。

从教材配置来说，英语专业的教材和阅读材料大都以英美文化为内容或背景。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接触英语文化当然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教材中对中国文化的英文介绍少得可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导致了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忽视和陌生。

从师资力量上来说，用英语教授中国文化的教师不仅要精通英语，还要精通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要系统深入把握殊为不易，加之中国文化中有很多独特的概念，用英语准确表述和讲授难度较高，导致了高素质的中国文化教师的缺乏和课堂教学效果的不尽如人意。

从测试导向来说，英语专业学生主要面对的英语专业四级和八级考试，侧重对英语基本技能方面的测试，八级考试虽有综合知识测试，但只侧重于英语国家方面，没有任何测试中国文化知识的部分。在测试的导向作用下，师生自然就会轻视中国文化的教学和学习。

从对中国文化本身的误解来说，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中国文化是中国学生的母文化，因此对他们来说就是与生俱来的知识，无需系统讲授和学习。然而从实践来看，并不尽然。不知孔孟者都大有人在，实在让人瞠目结舌。很多英语专业的学生对中国文化掌握之少、之浅，常让人痛心疾首。

英语专业学生“去中国文化”化的现象的出现，不仅完全背离了我国培养英语专业人才的方针和目的，也给他们的英语学习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二） 英语专业学生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中国文化失语”的概念由从丛教授在2000年首次提出，指的是许多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包括英语水平较高者，在跨文化交流中不能用英语正确、流利地表达中国文化，显示不出应有的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独立的文化人格，这几乎已成为很多英语专业学生的通病。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中国文化知识的匮乏导致了跨文化交际的障碍。跨文化交际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互动过程，交际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是否对交际对象有清晰的理解，还取决于能否与其进行文化共享和影响。如果交际的一方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内涵，就必然会影响到交际的必要性和交际过程的互动性。英语专业学生如果不能保持自我的文化身份，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到位，当然也就无法向交际对象介绍、解释或者传播中国文化，而没有了这些，交际就会流于形式而失去真正的内容，所谓的交际过程自然也就举步维艰了。

二是英语专业学生由于主观上不注重学习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或者由于客观上接触不到英语表达的中国文化，导致不知如何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结果即使他们对中国文化本身内容略知一二，也不能用英语将之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尤其在用英语表达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如宗教思想、中医中药、武术兵器、风俗习惯、传统节日、名胜古迹、佳肴菜系等话题时，就会更加力不从心，常常是不知所措或者词不达意，严重阻碍了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二、英语专业开设中国文化为必修课的必要性

（一）弘扬民族文化的需要

学习英语语言和文化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英语文化而放弃中国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和精神支撑。一个民族如果丢掉了传统文化这个民族的黏合剂，就丢掉了民族之魂，终将沦为外国文化的附庸。英语专业学生每天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如不具备一定的民族文化底蕴，不能对中西文化进行客观理性地比较，就很容易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抵制中国文化。《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应该更加注重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政策水平和组织纪律性，注重训练学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和传承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能力。”因此，必须在英语专业开设中国文化课，让他们充分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其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树立其振兴中华文化的使命感。

真正的跨文化交际是双向的，我们不仅要积极地输入异域文化，也要积极地输出本土文化。如今，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入，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持续升温。短短几年间，“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显示了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也使我们急需大量能够对外输出中国文化的人才。英语专业学生是中英文化相互推介的纽带，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然而在国外中国文化热方兴未艾时，国内英语专业的学生却日渐冷落中国文化，出现了中国文化“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局面。中国文化基础薄弱的英语专业学生很难胜任文化传播的任务，培养兼具中西文化修养，能够传承和传播民族文化的优秀人才，已经刻不容缓。

（二）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

人才是文化传承和传播的基础，《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提出了培养具备良好中英文化素养的英语专业人才的要求：“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 英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课可以帮助他们学习中国文化知识，提高他们用英语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的能力，能弥补其知识结构的缺陷，补长其语言表达的短板，从而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大纲》指出，“英语专业学生要熟悉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能力，提高对外介绍能力。”“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中国文化课可以引导学生提高文化差异的感悟能力和文化思辨能力，使他们在吸取异域文化精髓的同时，也能继承和发扬本土文化的精髓，并且能够取长补短，融会贯通。中国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如林雨堂、、梁实秋、钱钟书、萧乾、王佐良、杨宪益、许渊冲等，不仅是熟稔英文及英语文化的大师，更是精通中文及中国文化的巨擘，他们在推介、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英语专业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大纲》还指出，“这些人才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也就是要在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牢固掌握英语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拓宽人文学科知识和科技知识，掌握与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的专业基础知识，注重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中国文化课能够让学生感受中国文化魅力的同时，帮助他们丰富知识结构，扩展文化视野，增强文化底蕴，陶冶道德情操，提升人文素养，增加人格魅力，使他们成为兼具精深的学术知识和迷人的人格魅力的国家建设人才和中外交流使者。

（三）优化课程体系，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的需要

根据木桶理论，由许多块木板箍成的木桶的盛水量是由这些木板共同决定的。若其中一块木板很短，则木桶的盛水量就被短板所限。若要木桶盛水量增加，就必须换掉短板或加长短板。对我国很多的英语专业学生来说，中国文化知识匮乏已成为他们知识结构中的一块短板，日益妨碍了他们更好地学习和运用英语的能力。中国文化课可以通过优化英语专业的课程体系，提高教学效果，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针对性地补偿这一短板。

首先，中国文化课有助于英语专业学生解决翻译和跨文化交际等专业课中避不开的文化冲突问题。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语言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因此译者对语言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能力至为关键，译者不但要有扎实的中英文基本功，还要对中西文化因素有一定的了解，缺乏相应的中国文化知识就会成为翻译水平提高的瓶颈，使翻译教学和学习事倍功半，而中国文化教学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其次，中国文化课可以为英语文化学习提供对比参照体系。有比较才有鉴别，在英语国家概况、英美社会与文化等课中的英语文化教学中，需要引导学生对中英文化进行对比，分析两者之间的共性和差异，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英语文化的本质特征。但比较的前提是学生要对中英文化都要有一定的了解，对中国文化这个参照物一无所知，就谈不上有效的中英文化对比。

再次，中国文化课还可为科研和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更为丰富的研究选项。中国文化课可以帮助学生拓展研究领域，开阔思维空间，形成较宽的学术研究视野。比如对中国文化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就可以将中英语言、文学、文化等交叉研究，丰富研究空间和研究思路。

三、结论

英语专业教学中对中国文化教学的忽视已引起学生在文化认同、表达能力、人文素质、知识结构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在高校英语专业中开设中国文化必修课，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在中国文化课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资源、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1]陈建平，杜军.英语专业教学不可忽视的一课：中国文化[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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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95

一、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教学问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步上升，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政府对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也愈加看重。然而，汉语国际教育毕竟不是传统专业，作为一个仍处在初始阶段的专业，它在多方面仍不尽如人意。

（一）培养体制的不科学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为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其学习的课程数繁多，且包含大量实践训练与论文，学习年限却仅仅为两年，其中课程学习一年，实习及毕业论文一年。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该专业学生所能学习到的知识都是表面知识，而对外汉语需要的是拥有高素质，知识储备量丰富的综合性人才，两年学习后的他们对汉语国际的推广与发展恐怕难以胜任。

其次，该专业招生对象是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人员。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广与发展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推广，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传扬。然而，大量数据显示，其中多数学生并非语言专业，这代表大部分人的汉语功底可能并不那么优秀，甚至对本国的历史文化底蕴了解甚少，只是简单懂得双语言，那么，他们对国际教育的学习也成了事倍功半的行为了。

（二）师资力量的不足

除了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上投入较大的几所国内高校，极大多数在此专业的任课教师只会纸上谈兵，而缺少应有的海外授课实践经验，甚至有些任课教师为其他专业拥有外语交流能力的教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若为师者自己都缺乏该门课程的专业性和基础理论，如何让学生在汉语国际中变得专业变得能承担让中国走向世界的重任？从更高层次看，作为汉语国际教育教师，在平时对学生论文的知道以及自身学术论文的发表中，理应集思广益，海纳百川，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对古代以及近代汉语，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代文化，国内语言以及国外语言有清晰明了的认识，从而融会贯通，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引领汉语国际教育走向更远。

那么，该如何解决类似问题？有学者提出一些合适的建议。首先，对课程进行合理安排，增加学习年限，在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后才能更有效的进行实践训练。其次，因材施教，对不同本科专业的学生进行不同课程的练习，以发挥学术本科所学专业与国际交接处的最大优势。最后，提高任课教师的专业素养，关注拥有丰富经验的教师或专家，给予他们优秀资源，赋以重任来调动其积极性。

二、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差异

语言和文化息息相关，面对全球愈发流行的“汉语热”，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好奇心逐渐强烈，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在汉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必然需要介绍中国文化，可是在面对各国文化差异之时，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随之产生的问题呢？

（一） 准确定位汉语国际教育的文化交流

对外文化分为交际和知识，汉语国际教育作为我国潜在的对外文化推广方式，毫无疑问着重点在交际文化，其次才是知识文化。而交际文化指的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能将信息准确的传递，那么在进行教学研究的时候，应该将所需教导的社会文化与语言学相结合，进行文化对比，介绍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人生观等，切不可空谈文化艺术，忽略民族精神。

（二） 对不同国家语言思维方式的转换

不同的国家，由于地理位置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其文化传承也是迥异，人民的思维方式也将大不相同。而语言交流的顺利进行与思维的同步不可分割，这就要求我们做到思维的顺利转换。

我国长期以儒家文化为主，讲究仁义博爱，说话谦虚委婉，更有迂回婉转，从道理入手的俗规，其中的逻辑思维一般包含述说者的主观成分。而西方文化注重事实，讲究结果，这致使他们的语言先阐明主题后详细讲解，在讲述上相对客观直接。

纯粹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两者的叙述方式也大不相同。汉语多语句结构，整体叙述上多样化，而西方国家，比如法国，词汇多式多样，不同意境不同时态具有不同词义，导致使用的不同。

林林总总多角度，都需要我们先对汉语语言与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后再对他国文化了熟于心。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以自己的文化为主体，在适应他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才能进行跨文化交流，达到传扬中国文化的基本目的，使汉语国际教育获得优良的推广及发展。

总结：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广与发展是利用教学的指导，通过语言的传播，向世界展示与宣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应当获得国家以及国家人民的支持。在进行一代代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及时解决产生的问题，逐步完善汉语国际教育制度，将语言与文化有机结合，推动汉语国际教育的稳步发展，为我国增强国际影响力献上一份力量。

篇（10）

网

一、《Mulan》跨文化传播背景

1、《Mulan》故事梗概

迪士尼描绘的花木兰虽然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替父从军”的女孩儿，但是很多情节是编剧重新构造的，该片故事梗概如下：

在古老的中国，皇帝所统治的中原地区受到北方匈奴的攻打，国难当前，每个家庭必须出一位壮丁为国家效力，当征召令传递至花家时，木兰的父亲——已经为国家出战过一次的老翁接下诏令，不得不再次出征战场。

主角木兰——虽然背诵不出“妇有哪四德”，但是她却试图让自己看起来贤淑可人，为的是嫁一个好人家，成为父母、花家祖先的骄傲。直到有一天，她坐在湖边，看着湖中倒影，她意识到“木兰有一颗心需要自由飞翔，她不想一生都去扮演一个角色”。诏令发来的当夜，木兰毅然决然地穿起战袍，偷出父亲的长剑，跨上骏马，奔赴训练场。

木须和蟋蟀是编剧为丰富故事、增加喜剧色彩而设计的角色。在这两个小家伙的陪伴与帮助下，木兰在训练场表现非凡，并在与匈奴的激战中立了大功，连将军李翔也对她感激不尽。

木兰因伤暴露了性别，全军哗然，虽然木兰没有因“欺君大罪”受到惩治，但是她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当皇帝和满城人民准备为胜利庆祝时，事态的发展再一次紧张起来——木兰得知匈奴首领单于并没有死，在紧急关头，木兰再次发挥她的才智，来到皇宫前从单于手中救出皇帝，这时紧张的氛围才烟消云散，天下方才得以太平。

故事的最后，木兰带着皇上赐给的金牌回到家乡，父亲终于肯定了她的功绩，木兰终于找到了自己，同时也为花家带来了至上的荣誉。

2、《Mulan》的全球影响力

《Mulan》于1998年6月向全世界公映、发行，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创下了3亿4百万美元的票房成绩。

虽然《Mulan》在中国内地没有公映，但是DVD的发行和网络的兴起使得大批的中国影迷领略到了这部影片的风采，其中我国内地在2004年引进了《Mulan》特别版DVD，内含影片光碟、幕后制作过程、互动游戏、MV、动画片段集锦。

二、《Mulan》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Mulan》的制作、发行显然不止针对国内市场，它能够顺利走出国门，在国外创下近2亿美元的票房，与其跨文化传播策略的正确使用息息相关。在影片中，迪士尼运用了大量的中国符号、中国元素，以水墨画的风格构建了一个个古香古色的场景，吸引了大批热爱中国文化的影迷。笔者采用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来对片中中国元素的使用进行分析，探究《Mulan》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1、首次编码——展现中国

由于影片的制作者（导演、编剧）与观众之间存在着时间、空间上的距离，作者所传递的信息如何让观众准确无误地接受是一个莫大的挑战。《Mulan》这部影片的体裁选取于中国古代故事，编剧和导演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还原事情的原貌——他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元素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了解，所以观众在观影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都能够看到不同的中国符号：龙、灯笼、小桥流水人家等，通过这些元素，他们更好地理解整个电影。

（1）霍尔的编码理论。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是当代文化研究之父。他同时是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文化研究批评家、思想家。

霍尔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他建立了“编码、解码理论”，其理论基础就来源于政治经济学价值生产理论，霍尔将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即编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电视专业工作者对采集到的原材料进行加工，为电视的影像和声音符号赋予一定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往往带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会受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制约，所以电视专业工作者会选择特定的声音或者影像符号来进行意义的表达。

第二阶段是电视话语“意义”的生成——也就是成品阶段。霍尔认为，电视作品一旦完成，被赋予一定的意义之后，电视作品便成一个开放的、多义的话语系统，然后接受受众的解读。

第三阶段是编码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霍尔从人们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解读电视的传播效果，分析受众的解码效果，在这个过程中，霍尔研究了观众对电视话语意义的态度分析，是否与电视专业工作者赋予的意义相一致或者持有其它不同意见。①

（2）人物形象编码。为了拍摄《Mulan》，迪斯尼的制作团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影片中人物形象的绘制都建立在对古中国的了解之上。

首先是对人物和故事的选择，选取“花木兰替父从军”作为本部影片的题材是因为花木兰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代表性的巾帼英雄，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拉近了作者与受众的距离。

其次是对人物形象的绘制上，影片涉及到四个主要人物：木兰、将军李翔、皇上、匈奴头领单于。影片作者在人物的创作上，对每个人的造型进行了编码，在其中注入了大量的中国符号——木兰的形象特征为：长发、瓜子脸、凤眼、身材纤细，这是西方人心中典型的东方人形象；皇帝的形象特点是：长胡子、白眉、龙袍；整个部队为将军李翔是瞻，李翔的特征为粗犷、强壮、硬朗、冷峻；匈奴头子单于则凶猛、狰狞、残暴，其反面人物形象一目了然。  （3）场景的编码。好的环境和场景不仅能够提供审美功能，而且能够很好地突出人物特色，在场景的创作上，《Mulan》独具匠心的选择了中国水墨画风格，除此之外，也特别注重对中国元素的使用：长城、龙、红色的宫殿、灯笼、风筝、竹丛、中国功夫、钟楼、唢呐、舞狮、水稻、小桥流水人家，这些元素贯穿了影片的整个过程。

影片导演对这些中国符号进行编码，无疑是想向观众传达出“这部电影讲的是发生在古中国的故事”，便于观众解码。中国符号场景的频频出现加强了这部电影中国文化的气息，为影片增添了美感的同时也拉进了作者与观众的心。

2、二次编码——展现美国

虽然《Mulan》在选材、人物的形象和场景的布置上极富中国特色，但是观众依旧能够感受出这是一部“好莱坞式”的中国电影：导演利用诸多中国符号的同时也不忘体现美国人的价值观——个人英雄主义，体现好莱坞式的叙事风格——情节再紧张也不乏小幽默。提到《Mulan》对美国文化的展现，就不得不提到文化变异理论。

（1）二次编码催生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首次编码是将原始信息转换为可被一般受众接受的信息，二次编码则是将可被一般受众接受的信息，转变为可被他国受众或全球受众接受的信息。简而言之，二次编码就是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对接。②

所谓的文化变异是指某种文化在异质文化环境中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情况下吸收异质文化要素而变成一种既具有该文化原先某些特征，又具有异质文化的部分特征的新文化产物的现象。③

（2）美国文化的编码。在影片《Mulan》中，导演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二次编码，形成了一个变异的文化符号，这个变异的文化符号是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相交织在一起形成的。

导演在影片中注入最多的美国文化莫过于“个人主义”，影片开始的前半段，花木兰的人生一直由父母操纵，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洗染，一些台词诸如“男人出征战场，孩子女人养”；“要成为男子汉，绝不认输”将当时的封建思想还原的淋漓尽致。直到有一天，木兰在河水的倒影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传统的封建思想自此被打破，木兰要做回自己，不再服从于任何人的安排。

于是木兰替父上战场，在与匈奴的对抗中，凭借她“个人”的智慧，匈奴惨败，之后匈奴卷土重来时，又是木兰的“个人”智慧拯救了皇帝，自始至终导演都在像观众传递着一个观点——封建思想需打破，个人英雄主义要体现。

另外，《Mulan》中也不乏一些赋有哲理的句子和一些让人励志的闪光点，比如木兰在被众人所抛弃时，她的小伙伴木须对她说：“things will work out，we started this thing together，and that is how we will finish it（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该勇往直前）。

《Mulan》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源于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开发和利用，在首次编码中，中国文化大量蕴含于人物形象、场景环境和人物动作中，这一系列做法使得《Mulan》中国特色鲜明，便于观众理解；二次编码中，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极具魅力的火花，传统的中国元素与自由精神的组合迎合了全球观众的口味。

中国电影若想加快步伐走向国际，可以对《Mulan》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多加学习借鉴，在电影选材上，立足本国特色，发掘有吸引力的内容，巧编码，以扩大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