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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IMF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和“共同”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
【前言】
经济学家对于以下观点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即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人和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于债务国是有益的,对于世界经济也是有益的。资本流动的两个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资本流动创造了较好的保险机遇,并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配置。资本流动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对本国的(流动性)冲击进行保险,消费者因而得以平滑他们的消费,而企业则可以更好地管理它们的风险。商业周期受到抑制,完善的流动性管理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二,除保险作用外,资本流动允许储蓄从低回报国家流向高回报国家,这种资本转移提高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
【序言】
我非常高兴看到《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在中国出版。2002年12月,应邹恒甫教授之邀,我有幸在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做访问,期间与EMBA学员和博士研究生讨论了本书的基本观点。对于所面临的国外借贷及其与世界金融体系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中国也许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有所不同,因而本书的某些观点必须加以修正以适合中国的现实。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并且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对本书的基本观点感兴趣。
让?梯若尔1953年出生在法国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197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素有法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摇篮之称的法国理工学院。1978年,在他获得巴黎第九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不久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8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梯若尔继承了法国学者重视人文科学的传统,再加上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很快就显示出了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卓越的天赋和才华。他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以1982年和1985年发表在最权威的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上的两篇经典论文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此后,梯若尔转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产业组织理论,出于研究的需要,他同时师从于著名的博弈论大家马斯金(EricMaskin)研究博弈论。梯若尔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开始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并用其分析并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1988年,他的代表作之一——《产业组织理论》出版,标志着产业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的完成。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这本书一直作为世界著名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权威教程而广为流传,至今无人超越。
1991年,梯若尔和弗登博格(Fudenburg)合著的《博弈论》正式出版。这本著作立即成为博弈论领域最为权威的高级教程,十几年来一直无人超越。80年代中期,梯若尔和拉丰教授共同开创了激励理论的一个最新的应用领域——新规制经济学,并以两本经典著作《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1993)和《电信竞争》(2000)完成了这一理论大厦的构建,同时确立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地位。
一、货币市场基金概述
货币市场基金创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MoneyMarketFund,简称MMF)是一种以银行存款、短期债券(含央行票据)、回购协议和商业票据等安全性极高的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对象的投资基金。经过30年发展,就已占据世界共同基金市场近三成的份额,在美国,其规模更是远超储蓄存款。货币基金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其投资对象不同于股权或债券基金,具有与众不同的比较优势,表现在:
1.货币市场基金收益率一般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货币市场基金汇集众多投资者的小额资金,进行金融“批发”业务,能争取到银行较高利率,还可以投资于收益率较高的短期证券,收益稳定。通常货币市场基金不收取赎回费,管理费用也较低,约为基金资产净值的0.25%~1%,远低于一般基金1%~2.5%的年管理费率,从而降低了费用,保证了收益。
2.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很低。货币市场基金并没有把收益率放在第—位,安全稳健才是其运作的主要目标,其投资工具到期时间很短、一般持有剩余期限小于一年的债券,基本不会亏本,通常只受市场利率的影响,极少发生发行主体不能履约的情况。
3.货币市场基金的流动性很高。几乎所有货币基金都采取开放式基金形式,投资者通过银行网点进行申购,赎回的便利性与银行存款十分相近,3天就能到账的流动性让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现金管理工具”。
中国的货币市场基金起步较晚,2003年底第一只货币市场基金才正式发行,但随着短期证券市场的兴起与基金制度的完善,货币基金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2006年初其发行数量已接近30只,总规模超过2000亿元,占据了中国开放式基金的半壁江山。此外,由于受到股市持续低迷的影响,股票型、配置型基金平均收益水平一直不能让人满意,而货币市场基金却是一枝独秀。在2004年和2005年股票基金与债券基金整体亏损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赚的盆满钵盈,平均收益水平达到了2.30%。这虽然是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短期现象,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货币市场基金的市场竞争优势。
二、货币市场基金发展的路径选择——普遍经验与中国特色
由于世界各国经济金融发展程度的差异,造成了各国货币市场基金发展的不均衡,其发展路径与模式也互有差别。从各国货币基金发展历史来看,在本质上货币市场基金遵循的是与证券投资基金相同的发行运作方式,其发展路径与共同基金如出一辙。纵观世界各国基金市场,不难发现最典型的差异集中在基金发行主体性质的不同上。
第一种模式:银行主导型基金产业。这种模式流行于欧洲大陆及亚洲各国,其主要特征是银行在一国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共同基金产业基本上是传统的商业银行和保险行业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新业务。货币市场基金一般作为银行业或保险行业的新业务来加以发展,而基金管理机构通常依附于银行或者保险公司,成为其一个业务部门或者下属的控股公司。
第二种模式:基金管理公司主导型。以美国为代表的共同基金产业是在独立于传统的银行业、保险业的基础上,由一些独立的投资顾问和资产管理公司重新组成新的产业链。在这种模式下,基金基本上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来进行发展的。传统的商业银行在其中只占有很小的比例,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是由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掌控。
通常来讲,一国货币市场基金发展路径的选择是由其国内金融体系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传统的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和新型的以市场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对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存在着本质上不同的要求。这种制度环境的差异制约着货币市场基金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在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在动员储蓄、分配资本、监管公司经理投资决策和提供风险管理工具中发挥主导作用,如德国和日本。而在以资本市场为基础(market-based)的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在动员储蓄、实施公司控制和进行风险控制中处于中心作用,如美国和英国。可以看出,货币市场基金业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特别是不同的金融体系决定了各国货币市场基金行业特有的生存路径和发展模式。
目前中国货币市场基金的重要特征是基金基本上都是由独立基金管理公司发起成立并充当管理人,是一种基金管理公司主导的货币基金发展路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金融分业经营,严格的政策壁垒限制了资金雄厚的商业银行的进入,基金管理公司得以迅速发展成为货币市场基金的主导。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现行的金融体系中,一个毋庸置疑的现实是商业银行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将发挥着资本市场的主导作用。根据世界各国的一般经验,银行主导型发展模式将更加适合中国现在的金融结构态式,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由于中国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单一及对低风险资产格外偏好、居民储蓄余额居高不下,因此低风险的货币市场基金需求巨大,银行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基金无疑前景广阔。2005年《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办法》的颁布是中国金融制度的重大创新,它在政策上为银行进入基金行业铺平了道路。
三、大力发展银行货币市场基金的效应分析——三大优势
1.从影响银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各国的经验是:货币市场基金业务与银行业务的匹配性最高,银行拥有的强大的分销网络以及多年来在客户中建立起来的信誉关系,使其迅速接触到巨大的客户群体,实现了业务快速发展。(1)改变中国商业银行较为单一的资产结构,优化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积极进行中国银行混业经营的探索,提高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目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利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均超过了60%,与西方商业银行形成强烈反差,银行整体资产结构单一、盈利能力差。发行货币市场基金能够很好地改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期限结构矛盾,拓宽银行的中间业务的盈利能力,同时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促使银行开展多元化经营,提高非利息收入的比重,优化收入结构,提高竞争力。(2)加快“储蓄分流”,激发银行活力,进一步分散金融体系风险。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市场间接融资占绝对地位,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一方面,由于缺乏合适的投资渠
道,居民储蓄余额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比率不断升高,这样全社会的融资风险都集中到银行,放大了银行的资产经营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基金,以自身的信用基础做保证在居民储蓄账户和货币基金账户之间打开通道,进行大规模运作。一方面具有极高信誉度的国有商业银行更符合中国投资大众的“求稳”心态,另一方面与现有的基金公司较小的规模运作相比,银行大规模运作货币基金能够带来更大的投资收益,提高货币基金对广大居民的投资吸引力,从而实现储蓄向货币资金规模化的转移,取得分散银行体系金融风险的实质性效果。
2.从货币基金市场发展的角度来讲,银行主导货币市场基金可有效地改变目前国内基金公司普遍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不足的现状,有利于提高整个基金业的竞争力和运行效率,加速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1)目前国内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只有500多亿元,个别基金公司管理的规模甚至不足10亿元,其股东主要是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通常资产规模小、抗风险能力较低。而商业银行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可以改变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规模,大大提高基金公司的竞争力,提高其抗风险的能力,从而在整体上促进基金业的完善。(2)商业银行在货币基金市场上具有成本收益的比较优势,能够有效地提高货币基金运作效率。商业银行是中国货币市场的主要交易成员,是货币资金最大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在管理货币资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银行自身还拥有强大的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和现代化的实时清算系统,拥有丰富基金交易经验的管理人员。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可以大大节省经营成本,最大限度地发挥货币市场基金的功能与优势,提高基金的运行效率。
3.从整个宏观经济金融体系的角度来看,银行货币基金公司的成立能够加快中国资本市场融资结构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化、单一银行体系向多元化市场体系过渡,可以有效地化解货币市场基金对宏观货币政策的不利冲击,减少基金的负面效应。(1)银行在基金销售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银行货币市场基金的发行量会相对较大,从而刺激中国货币和短期债券市场,企业短期债券、融资券将会出现大发展的局面。按照金融理论,企业外源融资的层次依次为银行贷款、企业债券和股权融资。从银行贷款发展到债券市场融资,可以推动中国企业融资方式的转变,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减轻银行信贷风险,加快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化速度。(2)货币市场基金对银行储蓄具有较高的替代性,因此高速发展的货币市场基金不可避免地对宏观货币政策产生了影响。一般地,货币基金能够放大央行的政策影响范围和力度,给货币政策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货币基金可以改变货币供应量的定义和计量,给央行货币政策数据的准确测量带来难度,同时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能力,甚至使商业银行面临“脱媒”的危险。而银行介入货币基金市场则可以使资金始终流动在央行可监控的范围内,更好地控制资金的流动速度和方向,最大限度地化解基金对宏观经济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
四、政策建议
1.努力发展以银行为主导的货币市场基金模式,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自身资源优势,激发银行的竞争活力,要努力把握货币市场基金的特性,在“准储蓄”到“真储蓄”的过渡中,遵循循序渐进的发展原则,充分发挥其流动性和可转换功能。同时还要注意确保银行货币基金和其他货币基金的协调发展,使宏观金融基金产业平衡发展。在产品创新上,依据中国国情,加快货币市场基金产品的本土化。目前中国机构投资者与居民的大量资金缺乏合理投资渠道,而家庭又是持有货币市场基金的中坚力量,基金的产品设计和管理应围绕着家庭投资者来进行。应尽快推出适合居民购买的基金品种,为投资者提供专业和创新的基金增值服务。
2.加快完善货币市场交易品种的步伐。制约货币市场基金发展的一个重要市场因素就是可供投资的货币市场金融产品较少,规模较小。因此,中国金融当局如何发展完善货币市场将直接影响到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空间。中国票据债券市场整体规模有限,公司债券的发展更是严重滞后,导致货币基金之间投资结构相似,市场风险增大。而与之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庞大货币市场基金是以其金融市场上丰富的货币市场产品为支撑,如一年期的商业本票、回购交易、可转让定期存单、短期金融债券等。下一步中国金融当局应当大力发展这类交易量大、价格波动性不大的投资品种,为货币市场基金提供丰富的组合选择机会。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转贴于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关键词:IMF金融监督;治理机制;国际金融;秩序
1944年7月,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了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会议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据此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以下简称IMF)。IMF设立之初的主要职能有:制定成员国间的汇率政策和经常项目的支付以及货币兑换方面的规则,并进行监督;对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在必要时提供紧急资金融通;维护国际间的汇率秩序;协助成员国之间建立经常性多边支付等。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实力渐渐削弱;而在二战中遭到极大破坏的欧洲国家,成立欧盟后实力日益壮大;中国和日本迅速发展;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也日益发展壮大。2007年起源于自美国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然而,作为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和安全的IMF不仅对于发达国家成员国的金融体系缺乏有效监管,而且在危机成员国向其寻求帮助时也少有作为。IMF在应对危机和自身发展上的表现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对于IMF的缺陷及其改革甚嚣尘上。
(一)组织职能有所迷失
IMF的主要职能是维持国际汇率稳定,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但近年来IMF的职能重心似乎开始转移,主要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IMF向拉美国家提供了大量贷款并进行了广泛的债务重组安排;为了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IMF还创设了一种新的贷款形式,为遭遇异常支付困难的国家提供超出通常贷款限额的融资。这些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IMF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做法,但IMF最近在发展领域的“指手画脚”,就不太好定义了。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1974年IMF推出“中期贷款”,用以解决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国际收支问题;随即IMF又先后推出“结构调整贷款”和“扩充结构调整贷款”,以优惠利率向低收入国家提供资金,用于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尽管IMF的促进货币和金融稳定的职责和发展经济存在密切联系,但并不代表要通过上述行为来显示。IMF需要关注的是自身擅长的宏观经济领域,在贸易、劳工、卫生、环境等其他政策领域有其他的国际组织来负责,比如同样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的世界银行(WorldBank,简称WB)。WB的职能在于通过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增加投资来减轻贫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IMF如果在其中过多的干涉会导致他们之间的职能交叉,而且由于IMF在这些领域的专业性并不如世界银行强,一些关于农业、劳工、卫生、环境等领域内的行动还需要来自研究和实践的专门知识,而IMF在这些方面没有明显优势。最后,由于IMF是具有特定职能的国际组织,如果它在这些领域干涉过多可能会消耗掉其自身有限的资源,进而影响到它通过发挥自身职能来促进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的作用。
(二)监督功能尚需完善
IMF有三种形式的监督,即双边监督、多边监督以及地区监督。双边监督,也可称为国别监督,是通过持续监测和成员国主动披露的方式来了解成员国的实时经济状况,IMF还通过组织代表团定期访问成员国的做法进行监督,对成员国实施的经济或金融政策进行评价并给出建议,如果有影响国内和外部稳定的风险,及时调整相应政策。多边监督就是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监督,保证体系的正常运转,时刻监测和评估世界经济发展动态。对于金融市场监测和评估的结果是定期《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和《财政检测报告》。地区监督,其实就是对于区域货币联盟的监督,通过对世界主要地区的监督了解其经济运行态势并提出相关建议,定期在《地区经济展望》上。IMF的监督功能会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发展,通过三种不同类型的监督,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分析和预测。然而,这种看似全面有重点的监督并没有及时预测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尽管在的报告中曾提到过有关美国的房地产政策,但却错误地认为这样的风险可以控制,乃至于最终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极大的破坏性不由得让我们深思,IMF的监督功能是否需要重新定义,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三)治理机制的失衡IMF的组织机制
由三个部分组成:理事会、执行董事会和管理层。IMF在金融监督方面的缺陷,很大程度上跟其治理机制中的力量失衡有关。它不仅表现在执行董事会和管理层的人员组成上,也体现在成员国所持份额和投票权的问题上。IMF实行加权表决制,具体来说投票权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每个成员国都拥有相同的250票的基本投票权,接着由成员国按各自所持的以特别提款权计算的IMF份额,每10万特别提款权折算一个投票权,基本投票权和按份额换算的投票权之和就是该国的总投票权。在理事会和执行董事会的投票表决中,按这样的方法来行使投票权。从中不难看出,IMF的在投票权上的做法类似于股份有限公司中的“资本多数决”,成员国在IMF中的份额是其行使发言权的基础。这样看来的发言结果则可能使发言内容不具代表性,最终影响IMF的代表性和其作用的发挥。在组织机构的构成上,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仅在执行董事的人数上,而且在投票权数上占的优势远比发展中国家有利得多。尽管IMF成立之初确实是发达国家推动得多,但如今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大大提升,再盲目按照以前的模式来,会造成很多不公的出现。
(四)不合理的风险预警和救助机制
IMF的监督功能是其风险预警机制的基础,通过三种形式的监督和的定期报告,IMF可以及时掌握了解全球经济运行的状况,并做出预测和建议。但IMF却并未能及时预测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来势汹汹,而IMF却只能在其职能范围内进行救助。即使是危机后的救助,IMF也设置了很多门槛,附加了一些不合理政策条件,以至于有的国家不愿意接受其救助;需要救助的国家不仅要面对困难的国内金经济环境,还要就政策条件与IMF进行谈判,导致贻误危机救助的时机,最终使得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发展。因此,IMF的危机预警和救助机制亟待改进。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向
(一)摆正自身位置,重塑核心
职能如果IMF想继续发挥其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首先需要改革的就是对于自身职能的偏移。从目前来说,IMF应当暂停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贷款和相关技术援助,停止扶贫项目等发展领域的干涉,将这部分职能还给WB及其他区域发展银行。但IMF还可以发挥其本身职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短期融资,来帮助陷入国际支付危机的成员国摆脱危机。其次,IMF必须重塑自身在维持汇率稳定方面的核心职能,在现行的浮动汇率体系中,采取积极措施维持成员国之间有序的外汇安排,促进国际间的金融合作,协助成员国之间建立经常性多边支付等。
(二)加强双边监督
尽管IMF在金融危机中的监督职能发挥得不尽如人意,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其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方面的作用。在三种形式的监督中,需要重点加强的是双边监督。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与IMF没有进行切实有效的双边监督有关。尽管IMF在金融危机发生后,针对之前存在的缺陷进行了一定的改进,但从其实质看,IMF双边监督执行力不强,约束性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依旧存在。首先,需要更为合理的监督体系,可以将IMF的双边监督同多边监督结合起来,扩大监督视角。其次,成立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区分监督区域,对于那些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具体研究分析,分析的结果通过报告的形式定期,以此加强各国对于风险机制的预防管控能力。
(三)改进治理结构
针对组织机制的问题,在意识到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之后,IMF已经在2008年通过的相关决议中做出了改革,如:确定了新的份额计算公式;把基本投票权数从原来的250票增加到现在的750票;在G20匹兹堡峰会上决定将5%的份额从发达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等。总裁拉加德提名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朱民出任新增设的第四副总裁之后,IMF的高级管理层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执行董事会的改革也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尽管这些改革都有利于IMF发挥其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作用,但毕竟没能解决目前治理结构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在份额制度上和组织机制上还需要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来及时调整。
(四)危机预警机制和救助机制的完善
近年来,通过对成员国经济金融政策和统计数据的分析,IMF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功能渐渐成为其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如果可以增进和强化IMF的技术援助功能,并将其与贷款功能结合起来,则可以增强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以更为合理的方式度过危机。另外,目前IMF依旧在发达国家的控制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无法完全表达其诉求,他们的利益的得不到切实的保护,改革IMF的危机预警机制和救助机制必须顾及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机制的作用,增强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帮助危机国解决困境。
三、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中国
对于IMF的改革,中国应当顺应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潮流,积极参与国际新机制的组织构建,承担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应的责任。不仅要提升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也要积极参与IMF的监督机制、风险预警机制等的改革,为发展中国家赢得更多的话语权,推动国际金融新秩序朝着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IMF作为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在稳定国际金融秩序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在其组织机制和其他某些领域,至今还有许多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但我们相信,随着国际金融合作和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前进势头,在国际社会和IMF的共同努力下,IMF自身将不断完善,在以后的国际金融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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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金融危机折射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迫切性
2007年,随着房地产行业经济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9月,先后经历了雷曼兄弟倒闭,华盛顿互助银行告急,美国国际集团(AIG)国有化,危机急剧恶化,并进一步演变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然而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面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监管机构发挥的作用却显得不尽如人意。一方面IMF未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成员国的国内金融体系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管,致使欧美等发达国家过度发展金融衍生产品、过度使用杠杆,以谋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这最终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道德失控。另一方面,IMF在救助危机国家方面也少有作为,这主要源于IMF贷款资源的匮乏、贷款条件的僵硬以及对国家经济的入侵,都阻碍了成员国向其寻求救助。此外,由于IMF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权利结构的失衡从而导致的IMF治理结构的失衡,也制约了其防范危机发生、遏制危机蔓延的能力。IMF在全球危机下的无能为力更多地折射出IMF改革的迫切性。要彻底改革IMF,必须在重新审视各国基金份额的配比、废止少数发达国家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反应迅速、卓有成效的国际金融救援机制,担负起危机救助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不公平的份额制及投票表决制
IMF的决策采用加权表决方式,每一成员国的投票权都是由250票的基本投票权与各国按照出资比例及份额计算公式得到的加权投票权所构成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承担战后经济重建重任的IMF,采用加权表决方式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各个成员国在经济实力、贡献大小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牙买加体系的更替,新兴市场国家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早期发达国家出资较多,拥有了超半数的投票权,进而对IMF实施了绝对的控制,这种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份额计算公式的不合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与之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份额。IMF决策机制的不公平还体现在投票表决方式上。目前IMF的表决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多数表决方式,另一种是特别表决权表决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后简称《协定》)规定:“IMF的重大政策决定(如份额的调整、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通过方可实施”。然而根据IMF2009年的资料显示,欧美这些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投票表决权比重超过60%,这就意味着无论是采用哪一种表决方式,发达国家能够实质性地决定IMF的重大决策。而美国则更为特殊,其对于特别投票表决事项享有一票否决权。这种决策机制导致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对IMF各事项的态度表达变得无足轻重,一项决议的命运实质上掌控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
(二)危机救助机制存在缺陷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IMF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贷款方式的资金援助帮助受灾成员国控制危机。然而随着其运用贷款条件次数的增加,该危机救助机制越来越受到成员国的诟病。首先,贷款条件僵化。IMF在对成员国进行救助时缺乏对成员国国内经济状况与经济结构的具体分析,也未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审视其援助方案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在以往的救助中,IMF为了达到国际收支好转以及维持对外偿付的目的,都倾向于迫使受援国接受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减少财政赤字、抑制需求增长。这些措施将会带来短期内的经济萧条、失业上升甚至社会动荡。同时,IMF在经济危机中的政策指令也未能充分考虑各国金融危机的新特点。其次,贷款条件干预成员国经济。《协定》对使用基金普通资金的条件做出了规定,政府必须承诺在政策上做出某些改变以换取IMF的财政援助。但在实践中,发生危机的成员国往往只能被迫地接受IMF附加的一系列结构性政策条件。近年来,贷款条件不仅涉及一国宏观经济的改革与调整,甚至还涉及到一国的社会及文化政治领域。最后,贷款额度有限,不能有效发挥救助功能。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陷入危机的国家越来越多,IMF的资金短缺问题日益凸显。IMF的救济贷款主要来源于成员国缴纳的配额,而该配额与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重成正比,与资本流动量却远远不配比。
(三)监管机制不足
IMF在监管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危机预警能力较差,目前IMF的援助主要在危机发生以后,只是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并不能做到事前避免损失。其次是在政策监督职能上的两难,《协定》中赋予了IMF政策监督的职能,但协定并未对监督的程序及法律效力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政策监督职能往往是通过IMF与成员国之间进行协商完成的。这样的“软机制”也就导致了IMF的监督通常是以贷款条件的方式进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IMF也只有通过对成员国提供救助资金,才能实现其监督职能,因而对于非救助国则不具有强制力。
(四)监管机制、调节国际收支平衡能力不足
美国国际收支巨额逆差,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巨额顺差,全球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而IMF不但对逆差国国际收支的调节没有任何约束力,还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归咎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指出造成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采取本币低估等政策。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法律建议
(一)改革治理结构,完善决策机制
如前所述,IMF在决策机制上的改革应从份额分配和表决方式两方面入手。在份额分配方面,IMF应当按照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其份额与投票权。美国当前的份额与其经济比重基本相当,大幅让渡份额的可能性不大。而欧洲一些中小国家所持有的份额与其经济实力并不相当。但当前改革IMF决策机制的一个悖论是:改革决策机制也必须由现行的决策机制来决定。要让利益既得体出让其既得利益,可能性并不大。所以针对这种状况,可以通过让欧洲国家将自己分散的份额合并成欧元区国家与非欧元区欧洲国家两个大的份额,这样欧元区国家就可以获得与美国同样的一票否决权。合并之后欧洲国家还可以适度的让渡多余的份额。在表决方式方面,降低特别多数投票的门槛。可以通过采取双重多数的表决方式,即在某些重大决议的表决上,采用两种方式结合的共同表决。一种是传统的投票表决,另一种是每个国家只用基本投票权进行表决,然后将两种表决结果赋予一定的权重,加权平均后决定是否通过决议。这种改革方案可以兼顾基本投票权和各国认缴基金组织份额比例两方面的因素,从而有效地把决策权从持有大额投票权成员国手中转移到持有较少投票权成员国手中。2010年11月12日,二十国集团通过了首尔峰会宣言,确认了IMF的份额改革方案。该方案在数值上有三个大的变化:一是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基金份额;二是新兴市场化国家中的金砖四国全部进入前十名;三是中国持有的份额从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至此,中国的基金拥有份额跃居全球第三,将揭开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新篇章。
(二)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
IMF的贷款条件虽然受到了很多批评,但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应当进行改革。相比较言,事后的贷款条件比事前贷款条件更合理。尽管某些受援国面临的危机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其初始条件及经济结构千差万别,因此经济调整政策也要根据受援国国内状况量身制定,不能一成不变。另外,在一些涉及到国家范畴的调整政策方面,IMF应当充分尊重受援国的国家,加强沟通与协调,不能贸然强制执行。此外,在考察贷款发放的依据时,要多方面考量受援国的经济条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贷款条件不应该由IMF和成员国的非正式协商来决定,而应该由受援国自己设定贷款条件,IMF执行董事会则履行审查这些条件的特定权力。除其他一些程序上的要求,条件应符合合理性的标准。若受援国提出的贷款条件达到合理性标准,IMF执行董事会则可以按照其条件对其发放贷款。但这仅仅是单方面的陈述,IMF要想做出全面、公平的判断,必须建立在更加客观、公证、科学的分析基础之上。因此,给各成员国建立详细的经济金融档案非常有必要的,这使得基金组织可以亲自掌握第一手详尽的资料,更加有利于IMF考察借款国的真实状况、评估调整计划,也更加有助于该贷款条件的有效执行。针对贷款额度有限的问题,首先,可以向新兴市场国家增发特别提款权,这种方式不但可以将新兴市场国家闲置的外汇储备聚集起来,而且可以增加新的经济增长体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这既符合现有的国际经济状况,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IMF现有结构的缺陷。其次,作为一个超国家的机构,IMF的融资能力不应仅局限于对于动员和催化官方机构,还需要催化其他私人资本参与到危机的救援中来。私人资本参与危机救援可能有双重效应,这就要求IMF一方面发挥国际金融市场中介和人的功能,尽可能地将债权人与债务人聚集到一起,对受援国原有债务进行重组;另一方面,提供更加合理可行的经济改革方案,进而让私人投资者重拾信心。2009年3月,IMF批准了对基金组织的贷款框架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使基金组织针对所有借款人的贷款条件现代化,通过推出一个新的灵活信贷额度,实现既能保证拨付贷款的条件有所侧重,又能增强向低收入成员国提供短期融资和紧急融资的需要,从而保证救助效率,帮助发展中成员国更迅速地走出危机。
(三)强化监督机制,提高透明度
为保证基金组织与各成员国的有效合作,IMF有权对国际货币制度进行监督,主要是对成员国汇兑安排和储备资产政策合作义务的监督。与此同时,IMF的监督职能不能仅限于成员国的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当前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国际社会需要一套权威、高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准则。因此IMF在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监测时,应加强与相关国际机构的合作,制定一套有约束力的最低要求的金融监管规则。IMF在发表监测结果方面也应当保持更大的独立性,使得监测结果对发达国家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同时,在《协定》中专设一条详细地列举出IMF的职能,并增加兜底条款,以适应发展国际金融活动对IMF的职能的需求。此外,IMF应当建立一个宏观审慎的监督框架,将其宏观监督职能扩展到对成员国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使得衡量金融风险的范围涵盖系统性金融风险,并进一步加强了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多边监督。
作者:李昱臻 单位: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探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关键词:
国际经济治理;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
一、引言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经济面临诸多问题,国际金融体系日益失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如何去规避主要汇率波动给中国带来的风险,如何去更好的参与世界货币体系的重新构建是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了解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并且参与到多边金融体系治理中。
二、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
1.资本跨境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国际负债证券、国际股权在内的所有表内金融工具,都得到了迅猛发展。1971年美元停止兑换黄金终于使其摆脱束缚,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获得了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世界经济随即完全被美元化,各国不得不接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世界中央银行”的地位。美元汇率稳定的支柱由黄金转变为债券和金融资产,这种虚拟化的信用体系为美国大规模对外提供流动性打开了大门。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目标,美国在保持了较低的实际利率水平的情况下不断降低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流动性。
2.国际间资本流动加速。当今世界各国对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因此对资本流动的管制逐渐减少,而各国的金融资产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替代,因此,资本的流动对各国利率的差异极为敏感,细小的差异会使得资本在短期内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大规模的流动,这也是美国常年保持较低利率的原因。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利差交易就是一个标志性的结果。
3.国际金融自由化浪潮高涨。当今世界金融自由化被世界各国广泛的倡导,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加强银行的独立自主性,加强国际资本流动,允许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交叉,逐步取消对信贷的控制。近些年来整个世界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它是更近一步的全球金融化的前提,也为其提供了合理的规则。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所扮演的角色是不相同的。例如作为金融强国的欧盟和美国,主导并维持着世界金融运行规则和秩序,因此成为推动金融自由化的强大力量。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金融发展较为缓慢,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往往成为秩序和规则的被动接受着,受制于发达国家,因此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
三、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
1.作为货币的美元充当世界本位货币。(1)市场过度依赖美元,国际金融体系不对称。美元在摆脱了黄金兑换的束缚之后居于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统治地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就确立了美元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必然会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收支失衡现象,并且长期存在。以美元本位制为中心的国家及其相关体系国家的交易范围不断扩大加速了资本及资源的流动,使得这些国家从中获利,而其他国家受损,因此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2)美国通过国内货币、财政政策影响外汇市场,导致全球范围货币战争。美国当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强大使得美国可以在必要的时间来操控美元的利率水平和汇率水平,而使得结果朝着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对其他国家汇率调整的要求成为美国特有的一种政策。一方面,美国自2010年年初以来就不断给中国政府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升值,以期扭转美中之间巨额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国内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国际经济走向,比如增加货币发行购买金融资产,能够间接帮助金融机构及企业。但是这一政策会导致过度流动性,流向包括中国、巴西等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冲击其国内经济的稳定并导致其货币升值,反过来间接对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产生正面影响。美国的这种做法招致世界各国的严重不满,将会导致全球范围的货币战争。
2.国际金融治理机构本身存在着缺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组织是目前治理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机构。而这些组织本身存在的局限也是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和出现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缺陷。从建立以来,IMF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改革,但这些都无法掩饰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缺陷。①IMF没有发挥其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减压阀”和“稳定器”作用。这也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IMF的初衷。但是,由于IMF的主导权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中,所以IMF一直受制于发达国家,而它的这种局限性也限制了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发挥有效的作用。②IMF对国际金融体系缺乏有效的监管。首先,IMF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监护人的角色缺失,IMF把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上,而往往忽略了对美国等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相关金融部门的监督,另外,IMF没有预见到国际金融体系本身的缺陷以及信任危机在各国之间的传递效果,往往疏忽了对国际金融中心及金融工具的监管,从而造成金融风险。③IMF协调全球经济发展的能力有待改进。当今社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蓬勃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加大,出现了许多新兴经济体,其中金砖四国尤其显著,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则国际经济话语权如IMF投票权和执行董事代表权也必然会得到提高。目前IMF投票结构和治理结构仍然是依据之前的世界经济力量的分布,因此并不能合理的反映当今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利益代表性。这极大削弱了IMF自身的影响力,也进一步加剧了IMF各成员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协调性。(2)世界银行自身存在缺陷。①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存在不足。首先,世界银行会定期的去制定和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文件,但是在之后的实施上又缺少有效的手段来实践。其次,无论是其单个的执行董事还是作为整体的董事会都无法做到真正的为世界银行的战略发展方向去负责,因此其战略作用大打折扣。再次,世界银行建立了发展委员会,这个机构由24个国家的政府部长组成,它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形成一个具有咨询性质的团体,但是这种“咨询”的性质缺乏相应的工具去监督其公告的执行情况。②世界银行代表性不足,全球经济协调的能力缺失。世界银行从成立至今,一直是由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掌握着世界银行的大多数投票权,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意愿并不能够得到合理的反映,这与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蓬勃发展的趋势相违背。发展中国家不但代表权不足,而且投票权不能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自动与周期性地调整。(3)G20的作用仍有待发挥。诞生于1999的G20作为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论坛之一,G20致力于防范和解决国际金融危机,改善各国经济金融体系透明度,总体而言,G20放映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顺应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需要。但是,G20的局限性限制了其在多边金融治理方面的作用。①G20集团化特点日渐明显。G20的成员是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利益获得者,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成员国家,G20既有来自发达国家的成员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他们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矛盾冲突,因此,在议题的设计上就需要协调所有成员方的意见,而这些议题的范围往往比较广泛,因此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特定议题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②G20仍然被少数发达国家左右。G20在议题的设计方面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主导,这无法从根本上去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议题,但是G20的大部分议题仍然是被特定国家所主导。
3.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机制。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经济在信息技术的进步下加速发展,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使得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联系更为紧密。各国之间紧密的经济金融联系使全球经济产生了连锁效应。在货币政策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各国货币发行必须与一定的经济指标和规模挂钩。也就是说,各国在发放基础货币时,不能只考虑本国的金融目标而采取过禁或者过度的措施,而应该从全球经济合理稳定发展的前提出发。尤其是作为国际货币的国家要合理适度的发行货币,合理地规避系统风险不能任意无度地发行,搅乱国际金融秩序。但是,目前世界各国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平台,协商宏观经济政策。虽然G20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效果现在还不明显。
四、中国参与多边金融体系治理体系的选择
在面对国际金融体系严重失衡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应该如何去面对国际收支失衡,如何尽量降低世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所产生的风险,如何与世界各国去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新秩序的重建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还是应该积极广泛的参与到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中来。
1.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平稳变化。一国的政府当局会根据本国具体的经济发展情况及稳定宏观经济的承诺来选择实行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制。结合中国国情,中国政府认为应该选择固定汇率制。第一,固定汇率总体上可以有效的稳定本国国内经济水平。在本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的条件下能够有效稳定国内经济,特别是物价水平。第二,固定汇率能够增加就业。固定汇率通过调节储备水平改变货币供给,调节一般价格水平。在固定汇率下如果采用本币一次性贬值的政策,可以达到降低出口产品价格,增加国内就业以及扩大产品出口。第三,固定汇率可以稳定国际贸易预期,减少汇率风险。因此中国可行的选择是走一条中间道路,即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改变对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预期。
2.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使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行使其流通手段、价值标准、储藏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最终成为全球普遍接受的可兑换货币。如何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国政府对此提出了两方面的“三步走”的方针战略,即在临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推动人民币的流通,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发展,做到适时适度的发展、逐步有序的渐进式发展。(1)在空间上的扩张上实现“三步走”,即首先实现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广泛流通,其次将人民币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推动,即形成区域化,最终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人民币国际化。(2)在货币职能上也分“三步走”,即实现人民币成为结算、投资、储备货币的三步走。首先在国际贸易的结算中更多的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使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然后促使人民币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的投资货币,逐步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货币,最后随着前两步的发展最终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3.鼓励与监管金融创新并举。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要求中国未雨绸缪,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加强对国内房地产、期货、证券等资产市场的监管监管力度,并且加大对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监督力度。加强金融监管的具体方案有:(1)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构。要求加强功能监管而非传统的分机构监管,不同的监管部门要做到分工明确,都要统一接受银监会监管,并且要求保监会以及证监会加大对从事保险业务和证券业务的机构的监管力度。(2)加强配套性条件及外部环境的整治。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创新需要金融法律体系、宏观经济环境、金融体制微观基础等一系列的外部环境和配套条件的改善。我们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具有透明性、稳定性的特点,政府应该具有调控宏观经济的强大能力,和全局把握能力;还要善于从微观上去改革金融体制,强化分散和转移金融风险的能力,最终实现建立一个稳定健全的金融市场的目标,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3)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金融监管合作。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我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加深会越来越广泛的参与到全球金融市场中来,从而会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我们要通过加强国际间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以防御大规模的系统风险。
4.量力而为,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定位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水平迅速发展,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口和自然资源,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在国际组织中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在人均水平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地区间和产业间的不平衡,各个产业发展层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以上事实说明,我国虽然迈入大国行列,但还不是一个强国,只能属于发展中的大国;第三,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使得中国这个大国与其他资本主义的大国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特点对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国际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面对众多资本主义大国中国如何在国际体系中立足发展便成为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政治合作的核心问题。中国在确定了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定位下,应该合理恰当的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更多的参与到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中来,产生的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谭文君 崔凡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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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世界各国已经渐渐走出了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但是,危机过后我们更加需要冷静思考这次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美元体系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美元体系内部存在着不可逆转的泡沫生产机制,如果不能真正改变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像周小川行长提出的超主权货币,那么下次金融危机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我将解释我这个看似极端的观点背后的道理。
国际美元信用本位体系的建立还要追溯到1944年的夏天,那年夏天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和盟国货币金融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布雷顿森林确定了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美元与黄金之间固定兑换比率标志着该体系的瓦解,但是由于当时美国在政治军事及高科技领域任然具有巨大优势,所以美元任然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大部分国际贸易仍然以美元进行结算。也就是说国际美元信用本位体积还在继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等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在1965年达到28%的高峰值后,便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对于“去工业化”的原因,瑙索恩和纳玛斯旺(Rowthorn and Ramaswamy,1997,1999)指出主要是国内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从制造品转向了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服务业大幅度提高,以及与之相关的制造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五分之一 。在完成了去工业化的过程之后,美国国内的生产行业基本上转移到了亚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于此同时,美国也从一个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在后工业时代的美国,很多人认为服务经济可以很好的取代商品经济,就如同19世纪它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变为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是一样的。
因为两者同样能赚钱,产生巨大的GDP。但是这混淆了钱与财富的区别。
一、汇率及汇率决定理论
汇率是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互折算的比价,有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两种表示方法。汇率可分为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名义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通货交换另一国通货的比率,实际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的物品和劳务与另一国的物品与劳务交易的比率。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国内价格/国外价格。
经济学家采用了很多理论和模型来解释汇率是如何决定的,这里只介绍纸币本位制度下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以预期名义汇率的近似值,为评价和选择汇率制度提供依据。该理论根据的是单一价格规律,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种通货的一单位应该能在所有国家买到等量的物品。一种物品如果不以同样的价格在各地出售,就存在着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由于套利的存在,总有商业行为会从价格低的A国购买该物品到价格高的B国出售,从而使B国该物品价格下降,直至两国价格相同。由此,一种通货必然在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购买力或实际价值。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购买力平价描述了长期中决定汇率的因素。购买力平价理论告诉我们,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如前所述,名义汇率等于外国物价水平与国内物价水平的比率,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反映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差别。当物价水平变动时,名义汇率也变动,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的调整会使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平衡,因此,名义汇率取决于物价水平也就取决于每个国家的货币供给与需求。当一个国家的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并引起物价水平上升时,就会引起该国通货相对于其他通货贬值。理论上,要想测算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的变化趋势,就要对两国的物价水平进行评估。如果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供给增长较快,造成国内物价水平上扬,美国内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则很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而不是升值。而实质上,我国的外汇市场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和柜台结售汇市场组成,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售制度,商业银行和企业结售汇周转头寸以外的外汇收入必须进行平盘,由中央银行进行买入或卖出的交易。
二、汇率制度及其分类
汇率制度是指,各国确定货币的汇率、汇率波动的界限和维持汇率措施的制度。总体上,汇率制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固定汇率制度,一类是浮动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是一种将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的兑换率或汇率稳定在一定水平上,并保持其变动幅度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是指,政府对汇率的确定和变动不加干预,任其在外汇市场上根据其供求状况自行涨落的汇率。1999年1月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各国现实汇率水平来判定其施行的汇率体制,将汇率体制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硬盯住汇率体制,其中又分为3类:(1)无独立货币,如美元化的东帝汶,澳元化的基里巴斯以及欧元区国家。(2)货币联盟,指一种或几种完全可兑换货币形成的固定不变的汇率。其货币政策是基于联盟的水平,不允许联盟中任一国家在货币政策上存在自主性。联盟内实行单一的对外汇率政策。例如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3)货币发行局,货币机构只发行完全基于外汇资产的一种货币。汇率由政策和法律固定,国内货币基于外汇储备。具备国际收支的自纠机制,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则自动收缩货币供给,缩减支出。例如香港等。各国货币对外汇资产依存的种类和比例各不相同。
一类是软盯住汇率体制,分为三类:(1)固定软盯住体制。货币在中心汇率±1的窄范围内盯住锚。IMF认为中国即是实行的此种体制。(2)爬行软盯住体制。对货币进行阶段性调整,调整依据为一个预先宣布的固定比率或是对选定指标的变动作出反应。(3)带状软盯住体制,又分为:地平线带状体制和爬行带状体制。地平线带状体制指币值盯住固定汇率,围绕中心汇率波动的范围大于±1。爬行带状体制指围绕中心汇率进行阶段性调整,依据是预先宣布的固定比率或是对选定指标的变动作出反应。如以色列。
还有一类是浮动汇率体制,分为:(1)有管理的浮动体制。管理当局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影响汇率,不依附于任何其他货币。进行干预主要依据的指标是国际收支头寸、国际储备水平、在平行市场中的发展等。如越南、埃塞俄比亚、印度。(2)完全浮动体制。汇率由市场决定,官方干预只在汇率异常波动时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不锁定任一特定的汇率目标。如美国、冈比亚、南非。
三、固定汇率体制和浮动汇率体制的特点
由于国际价格的可预测性,固定汇率可以鼓励贸易和投资,减少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固定汇率可以通货膨胀作为名义锚,盯住一个低通货国家的货币,有助于防止通货膨胀,降低通货膨胀预期。同时,要实现盯住的目标,对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提出严格要求,这将有利于约束政策制定者的主观因素。固定汇率的另一个好处是减少参与竞争性货币贬值的随意性。固定汇率的缺点是货币政策失去抵御国内外冲击的自主性。一个完成融入世界资本市场的国家,如果执行硬盯住的汇率政策,就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只能通过财政政策来化解冲击,对财政政策提出严格而有弹性的要求。固定汇率容易受到投机冲击,宏观经济秩序锁定在盯住汇率体制会带来较大的经济和政治成本,可能引发汇率风险或短期投资资本的流入。此外,采用固定汇率体制必须维持足够的外汇储备。浮动汇率体制具备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限制了投机冲击的空间,可避免承受过度的汇率风险。但是,浮动汇率失去了货币政策的名义锚,汇率波动风险加大。从国际市场价格不可预测性的角度,是不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浮动汇率更大的自由度还可能使央行产生误解,认为不得不更多干预外汇市场,结果是浮动不仅使汇率不确定,而且没有为宏观经济政策带来更大的自由度。
四、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及实践经验
汇率制度的选择理论有几个流派:
一是最优货币区理论。把经济体所面临的内外冲击的性质和规模,作为选择汇率制度的决定因素。
二是实际冲击与名义冲击的权衡理论。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实际冲击相对于名义冲击的重要性。如果一经济体所面临的危机主要来源于名义冲击(如货币供应量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则应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如果实际冲击(贸易条件、政府消费、投资等)是危机的主要来源,则应选择浮动汇率。由此推论,在贸易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的情况下,采用浮动汇率制度更适合。
三是政策拐杖论。它论断通过盯住汇率制度可获得或加强政策的公信力。如果一国的体制公信力低,盯住汇率可提高公信力,降低通账预期。
四是三元悖论。它认为蒙代尔、弗莱明等经济学家提出的“三元悖论”,揭示了在经济开放国家,保持汇率固定、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和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
经验表明,在国内货币和财政机构信用缺乏的情况下,应采用固定汇率体制。贸易国际化程度高的国家倾向于更多干预外汇市场。当固定汇率能给一国带来更大利益时,该国会应用紧盯的固定汇率政策。如果邻国都选择盯住的汇率体制,这些国家很有可能盯住的是同一货币。关于是盯住单一货币还是盯住篮子货币的判定。如果一国是低通货国家,且在与本国的货易中占主导地位,则可选择盯住该国单一货币。如果不存在在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则应选择盯住篮子。其好处有二:一是篮子中的单一货币波动不会对本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二是对篮子中的货币选择适当权重能保护竞争。理论上,盯住一篮子货币有助于避免交叉汇率的不稳定,但实践中很难选择合适的篮子构成。篮子的权重和构成通常不公开,汇率波动区间及中央银行干预的手法不明确,盯住篮子的制度缺乏透明度和可信度。当所盯住的货币不能反映本国的贸易格局,或者贸易竞争对手已放弃了盯牢的体制,现行的盯住汇率体制就可能会降低本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可从盯住一个固定汇率转向爬行盯住,或从盯住一个固定汇率转而盯住一个汇率篮子。当持续资本流入时,可采用更有弹性的汇率体制。其好处,一是可降低资本流入引起的通货膨胀。二是可降低盯牢和严格管理的汇率体制的暗示作用,抑制短期流入资本的波动。三是鼓励谨慎的风险管理,抑制银行和企业无障地累积外汇头寸。四是由于市场参与者避险的需求,刺激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的发展。
五、固定汇率制度的退出
退出盯住汇率常常是被迫的。大部分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选择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伴随着金融危机,是金融危机迫使这些国家被动退出。当一国经济严重放缓或金融部门出现问题时,很难维持盯牢汇率体制所需保持的高利率。当金融部门出现问题,如果采取提供再贷款的救助措施,将改变本国货币投放量,难以维持盯住的汇率体制。资本大量流入也会冲击盯住的汇率政策。经验表明,汇率稳定、本币升值是退出盯住汇率的时机。退出固定汇率制度需要为货币政策选择一个名义锚。国际金融经验有两个基本的货币政策名义锚可选,一个是货币供应量 ,一个是通货膨胀率。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选择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名义锚,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金融市场的创新使得货币供应量和物价变动的关系高度不稳定。通货膨胀目标不仅使货币政策关注于国内的问题,及时对经济的变动产生反应,保持价格稳定,使央行保持低通胀的承诺具有较大的可信度。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需要与一个更开放、灵活的市场机制来支撑,政府、政策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由市场决定利率和汇率,增加企业、个人结售汇的自主性,进一步放开外汇市场,引进更多的避险工具。退出过程中,还要严密监控跨境资本的流动,防范热钱的冲击。
六、IMF针对成员国汇率问题的4个原则
(一)成员国要避免通过操纵汇率或是国际货币体系来获得国际贸易等方面的不公平竞争优势。(二)成员国在必要时可以干预汇市,但仅限于应对短期内汇率的大幅波动。(三)成员国在干预汇率时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四)成员国在制定本国汇率政策时,要确保汇率政策不会引发“外部不稳定”。
2009年12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风云突变,人民币贬值,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出现异动,引发了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改革提速的猜想。当前汇率波动的状况能否为汇率市场化改革提供实战训练场地乃至机遇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汇率监管,上海证券报,2007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 (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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