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制度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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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是行政机关依据一定的制度标准和价值取向进行行为选择的一个过程。由于税务行政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而且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税收制度处于不断变化中，国家赋予税务机关较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具体包括：

1．权力行使方式的自由裁量。税收法律法规对权力的行使未作规定，或虽有规定，但比较笼统和原则，需要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行使这一权力或如何行使这一权力，它包括作为及如何作为与不作为。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中“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科学的检查制度，统筹安排检查工作，严格控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检查次数。”至于如何“统筹安排”、具体多少“检查次数”没有明确规定，给税务检查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决定。

2．权力行使方法的自由选择。权力行使方法的自由裁量是指税法对税收执法权行使的方法未作规定或未作详细规定或规定了多种方法，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行为的方法。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方便、快捷、安全的原则，积极推广使用支票、银行卡、电子结算方式缴纳税款。在税款征收过程中，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方法。

3．权力适用标准的自由决定。税法对税务机关运用权力处理具体事件的标准未作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使用一些语义模糊的词，缺乏认定标准的法定条件，由税务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判断运用权力的标准。如《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纳税人严重的违法行为可给予2000元至10000元的从重处罚，但什么样的情节为“严重”的标准并不具体明确，而由税务机关裁量决定。

4．权力适用幅度的自由确定。税法在税收执法权的行使上规定了一定的幅度，税务机关可以在法定的幅度内对特定的事项做出适当的处理。如上例中的“2000元以下”以及“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均系罚款的幅度，在这个幅度内，税务机关可以酌情决定罚款的具体数额。

5．权力行使时限的选择。税收法律、法规对具体行政行为未规定具体的时限，税务机关在何时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上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仍以《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为例，其中“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税法对“限期”没有具体的规定，此时税务机关享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

(二)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体系的构成

综观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的执法体系可以发现，我国税收法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创设，主要体现在《征管法》中集中于执法程序中的自由裁量，而非事实要件阶段的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在我国税收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依法治税要求的情况下，提出事实要件裁量，可能破坏税收法治的统一性和公平性；其二，在税收行政救济手段和渠道存在阻滞的情况下，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可能会受到更多的侵害，很难保证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其三，对税收法律中的“不确定概念”和税收行政执法实践中发现的新问题可以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来解决，而不能由税收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其四，按照行政执法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事实要件的自由裁量会增加税收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加大税务机关的工作量。因此，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体系也主要是针对税收行政程序中的制度创设，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立法程序的制度保证。在立法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参与意见的机会，并将该程序引申至包括税收行政法规等各类税收制度的制定过程中，从源头上确保纳税人制约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2)执法程序的制度控制。将与纳税人合法权益直接相关的税收执法程序，如税收征收程序、税收检查程序、税收处罚程序、税收行政强制程序等，纳入法律规范的控管范围，实现税收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控制。(3)行政行为的事后救济。通过税务机关的自身监督、内部的税务行政复议、外部(主要是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审查对税务机关因自由裁量失当对纳税人权益造成的损害进行事后救济，通过责任追查对非法裁量行为进行警示和控制。

二、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的目标

税收管理实践充分说明：税收自由裁量权既有存在的绝对必要，同时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越界行使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必须建立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体系。该体系的构建应着眼于实现对税收自由裁量权以下两个方面的控制：

(一)合法性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有效行使的形式要求

税务行政的起点是依法治税，这一目标既是对纳税人管理的要求，也是税务机关行政的方向。税收自由裁量权是税务行政的重要内容和方式之一，也应该以法治为准绳，所以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起点和基本要求即遵守法律规定。合法性控制是对税收自由裁量行为最基本的要求。对税收自由裁量权而言，合法性控制主要是审查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形式要件，它要求税务机关行使行政管理不仅要遵循实体法，还要遵循程序法，同时税收行政裁量必须在税收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进行，按照法律规定的适用对象、条件范围、行为期限，依法律规定的程序选择行政方式。

(二)合理性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有效行使的实质要求

2004年3月，国务院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在依法行政中提到了“合理行政”的要求，指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这些要求概括起来就是“合理行政”原则。

随着行政活动日益复杂，自由裁量权日益得以扩张，形式上的合法不能完全消除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但实质上不合理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对自由裁量权的更高层次的规范就是税收行政合理性的保证。它要求执法行为，尤其是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不仅在形式上要合法，而且在实质上要合理，这是对行政执法活动的最终要求。因此，“合理行政”原则相对于“合法行政”原则，是对行政机关更高级的要求。“合理行政”原则，要求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遵循比例适当原则。该原则要求税务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税收行政行为应当与相对人的行为事实、性质定位、情节轻重、社会影响相配比。

三、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运行控制的制度缺失

从我国当前的税收执法来看，税收自由裁量权存在被滥用的情形，其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在税收立法、执法还是司法上都对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的法律控制。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恣意、专断和无常行使动摇了税收法治的根基：一方面，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成为权力寻租和行败的工具；另一方面，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税收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制度控制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一)税收法律体系中缺少税收自由裁量权控制的法律原则和总体理念

目前世界各国赋予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方式或是直接明确其基本范围，或是分散在相关条文中，我国属后一种情况。就整个税法体系而言，缺乏一个对整体税收制度进行规范的基本法律，同时，由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以及税收征管制度的长期影响，税收自由裁量权缺少个人本位理念的文化积淀和对个人权利的充分尊重，总体表现为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体系缺少基本的、公理性的法律原则。法律原则是法律规范的基础，具有综合性、本原性、稳定性的特征。法律原则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体现，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内容和价值取向，构成了整个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其二，法律原则是法律制度内部协调统一的重要保障；其三，法律原则对法制改革具有导向作用，是后继立法的出发点；其四，从法律实施上看，法律原则指导着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可以弥补法律漏洞，限定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在西方国家，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法律原则十分发达，并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英国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的“非专断、反复无常或滥用权力”原则、德国的“比例原则”都是保证自由裁量权公正运行的基本原则。

(二)税务系统内部缺乏自由裁量的行政准则

由于税收行政活动的变化性、复杂性、专业性、技术性以及探索性等因素，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但是现代行政法规出现了两个主要变化：法律本身的实体性标准日趋抽象公设化和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内容日渐细则化和明细化。由于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充分了解本领域的行政实践经验，从而具有“提炼”本系统内部富有实际操作性和明确统一标准的能力，“为了对行政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限制，应当鼓励行政机关通过连续的行政立法，将行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理性和智慧规则化”，例如税务机关为了行使税收自由裁量权对税收法律、法规的细化和量化就是在本系统内部不同层级上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和限制。裁量基准一经建立，在税收科层制管理体系下有利于提高税收自由裁量的层次，抑制税收行政裁量行为的恣意和专横；有利于加强对税收行政裁量行为的层级监督，制约裁量领域的权力寻租和腐败。但是，目前我国税收机关内部自由裁量的行政标准统一层级较低，难以保证税收行政执法的统一性、公平性和稳定性，也不利于税务部门内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和裁决。

(三)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程序控制制度不尽完善，理由说明制度缺失

由于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膨胀和扩张，客观上提出了加强对行政权的制约、防止行政权力滥用的要求，但是事后的司法审查制度往往难以对滥用自由裁量权进行预防性控制，程序控制成为制约、规范税收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举措。税收法律程序是税务机关在行使权力或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法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步骤和方式。诚如马克思所言，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内在生命的表现”。程序控制要求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各项程序规则，认真履行告知、听证、回避、不单方面接触等制度，通过程序限制税务行政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其中，对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起核心作用的程序制度就是行政行为合理性说明制度，该制度能够敦促行政机关认真考虑问题，制止自由裁量权恣意行使。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71年的一个判决中声称的“非正式程序不需要正式的事实裁定，但需要解释和说明”。对于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影响较大的自由裁量行为，行政人员有义务说明法律根据和裁量理由，然而在我国在税收自由裁量的程序制度中并未明示这一制度。

(四)税收自由裁量失当的事后救济制度不利于对自由裁量行为的实际控制

因税收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而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时，可以实行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两种救济方式。税务行政复议制度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一种层级监督机制，是一种内部纠错机制。与外部的司法审查制度相比，行政复议具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缺点：其一，垂直管理体制存在弊端，复议机构缺乏中性。税务行政复议实行条条管辖模式，由于部门间联系密切、职责相关，甚至利益与共，因此复议监督往往难以保持中立。其二，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税务行政复议一般采取书面审理形式，因此复议过程中没有言辞辩论、相互质证，不利于通过观点碰撞认定事实。其三，作为一种内部的纠错机制和科层制的控制机制，如果外部控制机制不健全，控制力度不够，税务行政复议就会存在“激励”不足的问题，导致规避法律、躲避司法审查现象的出现。其四，税务行政复议的前提条件提高了事后救济的门槛。《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不仅规定了复议前置程序，而且对复议前置附加了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条件，这一规定实际上是限制了相对人的救济权利，部分自由裁量行为因相对人资格受限而免于审查，不利于实现公正的裁量和从根本解决税务行政纠纷。

与此同时，税收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也存在履行障碍：一是税务行政执法专业性强，部分涉税案件案情复杂，在没有专业的税务法院或税务法庭的情况下，对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救济，显得力不从心。二是对税收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容易引发司法自由裁量取代行政自由裁量，司法部门因审慎对待而谨慎为之。三是从法律经济的角度看，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相关主体购买“救济产品”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救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如果通过救济来“复原”权力的费用过高，以至于把除富人之外的大多数主体都拒之于救济之外，那么救济就不能实现。四是司法审查的范围不利于全面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个规定也就决定了我国司法审查的对象集中于具体行政行为，标准是合法性审查。

四、完善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体系的建议

(一)税务行政机关应致力于建立规定裁量基准的内部行政规则

自由裁量权部分归因于立法者认知能力的局限、语义的模糊特性、固定规则与流动现实的矛盾及执行人的个人原因，然而由于行政机关有大量的行政实践经验，有可能进一步“提炼”出具有实际操作性、更细致深入、更明确的裁量标准。因此，税务机关要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税收征管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税务机关依法律、法规规定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进行梳理、分类，制定具体、细化、量化的实施办法，缩小自由裁量空间，从源头上降低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风险：一是要细化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缩小税务执法人员自由裁量的空间。二是依托信息平台，固化自由裁量权。对税收管理中的自由裁量行为，通过相应的管理模块创设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刻度表”，变主观裁量为客观裁量。三是遵循惯例和先例原则，保持内部行政标准的相对稳定和连续，对同一类税务行政行为的认定和处理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力求相同情况平等对待，同类情况符合比例原则，责罚相当，前后事件处理一致。税务行政内部准则一方面可以确保裁量行为的统一性平等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税务行政裁量行为的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提供参照。

(二)建立以税务行政行为理由说明制度为核心的理性程序制度

程序理性即程序的合理性。法的合理性分为价值(实质)合理性和工具(形式)合理性，程序理性即二者的统一：一方面，程序的合理性是指通过法律程序所产生的结果从实体角度看是合理的、符合实体正义的；另一方面程序理性是指一个法律程序产生结果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事实、证据以及程序参与者之间平等对话与理性说服的过程。也就是说，程序在过程上应当遵循通过理性说服和论证做出决定的要求，不是恣意、专断地做出决定。程序理性是正确行使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前提和保证，税务执法实践也充分证明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往往与程序不合法相伴随。理性程序制度不仅要求税收行政自由裁量符合法律的形式要件，而且应满足执法合理性的实质要求。

行政行为理由说明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做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诸多因素。对于理性程序的运作来说，理由说明制度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对程序操作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一种理性的控制：(1)理由说明制度促使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尽量避免恣意、专断、偏私等因素，因为只有客观、公正的理由才能够经得起公开的推敲，才能够有说服力和合法性。因此，说明制度是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的一个有效环节和机制。(2)理由说明制度有助于对决定不满而准备提起申诉的当事人认真考虑是否要申诉，以何种理由申诉，避免无谓和无效诉讼。(3)理由说明是程序公开的体现，意味着对当事人在法律程序中的人格与尊严的对等和尊重，当事人知悉税务机关自由裁量的动机和原因，有助于其日后行为的调整。(4)理由说明制度在形式上表明行政行为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因此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决定合理性的信心，避免当事人双方对立。(5)说明制度可以形成惯例和先例，有利于平等保护，有助于行政救济和司法审查。可见，理由说明制度是程序理性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是税收自由裁量权程序控制的关键一环，要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就必须要求行政主体在其决定中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

(三)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为降低纳税人的权利救济成本提供制度保障

在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实际行使过程中，由于税务人员千差万别，个人素质和价值取向不同，将会导致对法律、规章的理解不同从而也就会产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所以保障自由裁量的公正行使就必须建立和完善行政自由裁量的监督和救济制度。与税务行政诉讼相比，行政内救济“以其符合专业性、效率性和尊重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优势，为现代行政救济制度所广泛采用”。但如前所述，我国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尚不完善，制约了税收相对人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作用。今后可以考虑：(1)进一步完善税务行政复议机构的设置，严格实行复议机构的职责独立、机构独立；(2)放宽条件限制，实行选择性复议前置制度，提高救济方式的灵活性；(3)扩大税务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减少列举式立法制造的受案范围“盲区”；(4)将税务行政复议资格扩大到间接行政相对人，以更好地保护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5)改革审理方式，试行辩论、质证等开庭审理方式，引入陪审制，提高纳税人对税务行政复议结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

(四)创新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审查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审查不是对“行政自治”的总体否定，其目标不是代行行政自由裁量权，而是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不是因为法院可以代替行政机关做最理想的事，而是因为法院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尽可能不做不理想的事[6]。”司法审查一方面可以通过纠错实行权利救济，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外部强制压力，规范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为了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制度的控制作用，首先要在立法上扩大司法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审查范围，突破审查范围的限制，避免审查标准的含混不清。其次要提高税收司法审查人员的业务能力，保证司法监督的有效性。税务行政诉讼本身的专业性要求我国的行政庭法官必须是通晓税收、会计、法律的复合型法官，因此，要充分发挥司法审查的监督功能，必须是专职的税务法官才能胜任。再次，在税收行政诉讼程序中，要提高管辖级别，防止地方政府对税收司法审查的干预。最后，应逐步引入行政判例制度，用行政判例的方式确立司法审查的参照标准，弥合成文法的不足。

(五)推行税务行政责任制度

行政责任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必须对自己所实施的行政活动全部承担责任，整个行政活动应处于一种负责任的状态，不允许行政机关只实施行为，而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责任。“离开了责任行政的原则，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将失去存在的基础，也失去了判断合法、合理的意义”。建立并落实行政责任制，可以敦促税务行政主体及其税务人员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行政责任，提高税务执法质量，通过责任追究确保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

篇（2）

一、财务、会计、税收：处理企业、国家以及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切合点

要说明财务制度、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以及税法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对财务、会计和税收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对财务、会计和税收之间的关系作出回答。

财务、会计和税务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出发，他们可视为处理企业、国家和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三个切合点。改革开放之前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乃至于将来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后，这个结论也同样是成立的。区别只在于，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三是也就有不同的结合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基本经济成份是国有企业，经济运行方式是通过指令性实现资源的配置和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以集体企业为主体的非国有企业也采取和类似于国有企业的经济运行方式。就分配制来说，国家作为社会总产品分配主体，按照经典作者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实行对社会总产品的统一分配，形成补偿基金、消费基金和发基金，从而实现社会再生。其中，财务制度通过规定资金投入、资产计价、成本补偿、收益确定、利润分配、基金形成等标准，成为三大基金分割的直接依据。财务制度也是国家税收的基础，财务制度所划定的补偿标准和收益确认标准，是确定税基的依据。而会计制度则是按照复式记账要求，根据财务制度和税法所规定的分配标准规范企业的会计科目、报告格式以及反映和核算内容。这时的会计制度本质上是薄记制度。

实践证明，以上分配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财务制度、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的定位，弊病甚多。主要表现在：第一，分配权力高度集中。补偿基金和消费基金以及发展基金的分配比例都集中在国家手中。企业没有自，大到基建项目，小到更新改造，乃至职工福利设施，都是政府部门决定的。第二，分配过程缺乏制约。社会总产品有多少用于补偿基金，有多少用于消费基金，又有多少用于发展基金，服务于国家计划和预算，而没有考虑经济生活自身的规律。根据国家计划和平衡预算的需要，可以调整成本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可以推迟确认损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计划决定财政，财政决定财务，财务决定会计”的运行机制。在这种体制中，只有纵向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看不到相互制衡。

由于分配权力集中，又缺乏内部制衡，导致分配比例失调，突出表现是补偿和消费大量欠账，如，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欠账职工福利欠账，环境治理欠账，等等。这些隐患现在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成为当前改革和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社会总产品补偿基金、消费基金和发展基金之间进行分配。这一结论适应于各种社会和各种体制。问题在于如何进行分配，由哪个主体进行分配，在哪些层次进行分配，根据什么进行分配。计划经济体制的突出问题在于，社会总产品是在国家层次进行分配的，企业并不是分配主体。换句话说，社会资金实行的是宏观循五，补偿基金和消费基金是根据国家计划进而通过财务制度进行分配的。改革的方面是，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承认企业是商品经济的细胞，在企业层次上进行分配，按照资本运动规律组织企业的财务活动和会计核算。

企业资本运动，首先表现为资本的投入，形成资本存量，然后经过生产经营过程实现资本的增值，对资本僧值进行分配，形成新的存量，进而实现新的循环。从资本的运动过程中，我们就很容易地找到界定财务、会计和税收的各自作用空间，并且能够找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问题的症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是投资本运行规律组织社会再生产，社会部产品价值和新增价值界定取决于财务制度，服务于国家计划和年度预算，最终表现为存量与增量界限的混淆，导致分配关系和分配比例的扭曲，这是我国国有企业当前普遍面临生存危机的深刻背景。

一般认为，会计通过价值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这个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会计的深刻意义还在于，通过资产、负债、权益和收入、费用、利润的确认和计量，它划定了资本存量和增值量的界限，其中资产、负债和权益三个要素划定了资本存量的界限，而收入、费用和利润三个要素划定了资本增量的界限，这六个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贯串于会计循环的全过程，是会计职业的崇高追求所在，也是企业的得以持续经营的基础。包括国家在内的投资者所执行的财务活动，实际上是基于存量和增量的分割所进行的资源的配置，包括资本（即存量）的投放和利润（即增量）的分配。税收也是在合理划分存量和增量的基础上对增值的分配，尽管参与分配的法量依据完全不同于财务活动。

二、会计准则与财务制度

前面已经说到，传统分配制下，财务制度直接地执行统收统支的职能。是国家实现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工具。由于分配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制衡，导致分配结构失调，弊病甚多。为此，我们建议全合认训并重新界定会计准则的性质和功能，将财务制度执行的资本存量和增量分割职能转交由会计准则来执行，建立起体现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原则、约束机制健全的社会总产品分配体制。

问题是，为什么会计准则能够执行这些职能，并且能够避免传统财务制度的弊端呢。这是由会计准则的内在机理决定的。

第一，会计准则是市场经济实践和人类智慧的结晶。经过近百年市场经济催化，会计准则已经成为有一套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支撑的规范系统。象真实与公允、权责发生制、可比性、谨慎等概念和原则，已经成为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因有观念，规范着会计实务，不仅支撑着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在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样也使资本存量与增量的分分割建立在合理基础之上。

第二，在由投资者、债权人、管理者、政府部门、企业职工和会计职业等所级成的多角关系中，会计准则已经成为处理和协调经济利益关系在内的稳定器。企业是各种经济利益关系的联络点。这里所讲的经济利益，既可能表现为直接经济利益，也可能表来为经经济信息形式存在的间接利益，因为谁拥有更多的信息，谁就有更多的决策能力和影响能力，并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其中，对我们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有意义的，是其直接经济利益方面。会计除了其固有信息功能外，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资本存量与增量这间的分割功能。对于股权投资者来说，存量是其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保证，一般情况下，会倾向于多确认存量（当然，例外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对于短线投资者来说，只在意企业的短期价值，可能会倾向于多确认增量。而这本身就说明了多元利益的存在）；对于债权人来说，他们一般也倾向于多确认认存量，因为，存量充分意味着债权的安全系数更大一些；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其直接利益是税收利益，多确认增量，意味着更大税基；对于企业职工来说，其报酬往往是与企业的当期利润相联系的，他们也会倾向于多确认增量（当然，基于长期雇用、追求长期利益的情形也是有的）。类似于这样的利益主体及其利益倾向，还可以举出一些。为了协调各种利益矛盾，会计职业最早以中间人的面貌出现，主持会计准则的制定。

后来的实践证明，会计职业也是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的，即，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收益。其中，收益表现为市场份额、审计取费，风险则表现为可能的审计失误以及由此引起各种利益主体的诉求。所以它在行使其职能时，就会考虑特定利益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并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政策选择和设计。这正是为什么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权限先后从会计职业转移到独立的会计准则制定团体手中的真实背景。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有理由将现行财务制度执行的制定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标准的职能分解出来，使其成为会计准则的职能，建立比较完善的会计准则体系和会计准则形成机制，有效地负担起资本存量与增量的分割职能。将财务分配和税收分配以及其他分配形式建立在合理划定资本存量和增量的基础上。

将财务制度执行的资本存量和增量分割取能改造为会计准则的职能以后，相应的问题是，是否取消国家对企业财务的管理。笔者认为，将财务制度执行的资本存量和增量分割职能改造为会计准则职能，并不意味着取消国家对企业财务的管理。相反，应当按照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原则，改善和加强国家作为所有者对企业财务的管理。

所谓财务活动、财务管理，都是围绕资源的配置和分配进行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和分配基本上是由所有者在国家法律约束和计划指导下实现的。资金投资到哪里，投资多少，从哪里筹资，怎样安排资金结构，利润应当怎样进行分配，多少分配给投资者，多少用于后备和发展，基本上是所有者决定的，或者由管理部门在投资者的指导下进行。国家对企业财务的管理至多是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证小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作出必要的制度规范。可能的领域有，利润分配顺序，社会保障基金的提取，后备基金的建立，等等。现行公司法律对这类问题已经作出规定。

而国有企业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国家是国有企业所有者，或者通过法人行使所有者职能。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财务进行管理。理由是：

第一，所有者对其资本的管理和控制，是市场经济赖以正常运行的保证。而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对于国有资本的投放和国有资产收益的分配以对经营者的考核，必须由国家来执行。

第二，国有企业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目的的重要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经济成份。国有企业固然要以盈利为目的，但其所担负的经济社会目标也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的职能，平抑物价的职能、解决就业的职能等等。这都要通过国家对国有企业财务的管理来实现。

第三，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国有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要弱得多，随的经营失败风险比非国有企业也要大得多。在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中，都表现为一系列的授权过程。于对非国有企业来说，有的是由所有者本人直接经营，自己授权自己，其责任心和风险意识都是很强的。有的则是由私人投资的股份公司，也具有极强的风险意识。当然，由于掌握企业命运的大股东，对小股东潜在的损害，保留必要的后备。公司法律有关条款起的就是这样的作用。而在国有企业，授权层次大大增加，有时甚至不能直接确指是谁授权的。这就大大增加了授权风险。注重眼前利润而忽视长期利润，剥夺性经营而不注意资本维护和技术开发，冒险而不顾忌后果，等等。这就是产权经济学一再提醒的道德风险现象。可以说，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比非国有企业要大得多。这就有必要改善和加强国家对国有企业财务的管理和监督，比如规定和监控负债比率、流动性比率指标等等。

三、会计准则与税法

在传统体制下，税法和会计制度都是以财务制度为依据的。会计制度根据财务制度规定的计价和收益确定标准规范账务处理方法和程序，而税法则根据财务制度确定税基。随着会计制度改革和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职能将由会计准则来承担。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关系，是将税基完全建立在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还是另行制定一套扣税办法。或者将税法与会计准则统一起来。最近几年，不少同志倡导建立一门独立的税收会计学，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总的来说，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是，税收会计学是财务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它集中研究和处理企业与税收有关的会计业务，比如，增值税的会计处理，以及纳税申报。还有一种观点是，鉴于财务会计与税收的目标不同以及会计准则与现实分配，即所得税会计。更有人建议，不但要确认所得税的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并进行跨期分推，在此基础上建立税收会计学。

关于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从会计的角度看，企业的纳税业务，与企业其他各类经营活动并没有什么两样，交纳各种税收，所导致的企业纳税久务形成的负债以及多交税收而应当退回税款所形成的资产，与企业对存货、固定资产、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经济业务的核算原则是一样的，都要遵循有关会计准则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标准。单独建立一门纳税会计学，就象要建立应收账款会计学、存货会计学、固定资产会计学一样说不过去。

关于第二种观点，涉及到要不要保持财务会计与税法在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上的一致。就成本和效益方面考虑，会计准则与税法如果能够协调好乃至统一起来，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那样既有助于简化企业会计核算，又便于税收征管。然而，会计准则与税法在立法宗旨、服务对象和约束因素诸方面都是有区别的。就当前实务来说，税法与会计准则在诸多项目的处理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差异。绝对地讲会计准则与税法保持一致，已经行不通了。但是，赞成会计准则与税法分离，并不意味着不顾成本与效益原则，盲目地追求两者的差异，甚至人为地夸大两者的差异，而不应当尽量保持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协调一致，不要夸大纳税扣除政策的作用。实际上，某些税收政策的奖励或抑制作用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经营环境和企业机制下，更是这样。对于会计准则与税法在某些项目的确认标准上的差异的处理，笔者赞同我国现任会计制度有关所得税核算的规定，即，企业可以选择采用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

有同志建议，不但要跨期分配所得税，还要确认增值税时间性差异，并进行跨期分配，进而建立起税收会计学。笔者认为，借鉴所得税跨期分配原理进行流转税的跨期分期，不失为一种尝试，但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任何一种会计方法的采用，都要符合中国现实和特定环境，符合成本与效益原则，不能为会计而会计，为研究而研究；第二，流转税跨期分配与所得税跨期分配一样，都是会计原理和会计原则的具体运用，属于某一类会计业务，指望因此形成一门税收会计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四、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

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所要解决的实际上是会计规范本身的结构问题。广义上讲，会计准则是会计制度的一种形式，就象会计制度以外，还有会计规章、会计规则、会计规定、会计处理办法等多种法规体例一样。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搞会计改革，乃至于系统研究会计制度改革，开始用会计准则这个称谓，很大程序上受到西方会计实务的影响。因为美国、英国、加

拿大以及国际会计准则都称accountingstandards或accountingprinciples，分别译为会计准则（或会计标准）和会计原则，当时国内大量介绍和译述西方国家会计文献，使得会计准则这个词成为市场经济制度下会计规范的象征。记得当时还曾就会计准则、会计标准或会计原则的区别或联系以及我们该选用哪一个名称进行过多次讨论和论证，后来在1988年义召开的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准则研究组的的研究会主达成一致意见，今天统一用“会计准则”一词，不再在名词上争论了。

现在我们讨论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名词本身的讨论。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现在都以其现实存在，直接影响着会计实务和会计理论。当然，由于已经的会计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国际会计经验，会计准则几乎成为新的会计规范的代名词，因而影响更大一些。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会计准则，基本上是指已经或即将的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而会计制度所涵盖的内容要广泛得多，且复杂得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两则两制”中的13个行业会计制度和后来陆续的其他行业会计制度，象公路经营企业制度，还有股份公司会计制度、外商投资企业制度两个会计制度。从现行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看，表现形式、体例结构、详略程度、政策选择方面存在一定区别，但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确定需要理顺，从而形成有分工又有协调、结构严密的中国会计规范体系。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财政部着手研究和草拟会计改革发展规划时，就提出了会计准则体系这一动议。1991年的《会计改革纲要（试行）》以及先后提出的《关于拟定我国会计准则的初步设想》等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包括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在内的会计准则体系的设想。当时，按行为和所有制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国营商业企业会计制度等基本上是以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格式为框架的，这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执行的是薄记职能。也有一些例外，1985年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会计制度以及1992年年初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除了传统的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方面的内容处，也独立地规定了一些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政策。实施“两则两制”时，由于当时《企业会计准则》只有一个基本准则，尚不能满足具体指导企业会计实务的需要，所以根据基本准则按行业制定了13种会计制度。这些行业会计制度也相应地充实一些会计政策的内容，即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方面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随着具体准则制定工作取得进展，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重叠之处越来越多、我们越来越关注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关系问题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会计准则时，还主要是直观地借鉴西方国家会计准则这名称和形式，那么经过10年来制定会计准则的长期实践，我们切实感到，分要素、分经济事项制定会计准则这个形式，有显著的优越性。一是分会计要素、分经济业务制定会计准则，有可能将某个要素或业务所涉及的定义、特征、确认、计量和披露要求阐述得比较全面且清楚，逻辑严密；而会计制度是按会计科目组织其逻辑结构的，其核心是账户设置、记录内容和借贷规则，不可能象会计准则那样根据特定要素或业务的需要灵活组织其结构和内容。二是会计准则这种形式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规范形式，已经为国际社会所认同，象法国、德国等国家也开始采用会计准则这种形式。

曾经普遍认为，会计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应当用会计准则取代会计制度。现在看来，评价会计制度，应当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辩证地看。就内容来说，通过会计制度规定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等会计政策，并不是绝对不可行。有人说会计制度规定过死，不利于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会计政策。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并不是会计制度规定过死，而是财务制度规定过死，不能把财务制度的问题算到会计的头上；就现行会计制度来说，除了仍然过多受到财务制度制约之外，很难说会计制度所规定的会计政策过死。再说，就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而言，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余地将越来越小。会计制度的问题出在它的形式上，即如前面提到的，由于会计制度是按会计科目组织其逻辑结构的，因此，无法对特定会计要素和会计业务的确认、计量作充分交代，也就限制了它的作用范围，这也是形式决定内容的一个例子。

会计活动包括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四个环节，因此，会计规范也就有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这四个可能的要素。无论是国际会计准则，还是其他国家的会计准则，都只包括确认、计量和报告三个环节，而基本上没有涉及记录这个环节，就我国的会计准则来说，必要时也有一些有关账的规定，比如，单设账户还是合并反映，直接转销还是备抵方法，就属于记录的规定，因为不影响计量的最终结果。有关记录环节，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账户的设置、账务处理程序、账户对应关系，账户与报表项目的协调和配合等等。现行会计制度的形式特别适合于记录制度。所以，要不要用会计准则代替会计制度，实际上就变成了还要不要对会计记录环节作出规定？有关记账方面的事，是不是交给企业自己来做？

笔者认为，会计制度有关记录环节的规定，主要是帮助企业设置会计科目和建立会计核算体系，并不象会计准则那样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所以，要不要对会计记录环节作出规定，取决于企业会计实务有没有这个需求。离开特定环境，绝对地说取消会计制度或保留会计制度，都是片面的。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建议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对包括会计记录在内的账务处理作出规定或提供指南，日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新设的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换国家会计指导委员会（即steeringcommittee；我国会计文献大都将其译为“筹划委员会”。笔者认为，译为“指导委员会”更为贴切），其研究课题之一是，就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要不要就会计程序提供指南提出决策建议。另外，法国的通过会计制度（即plangeneralcomptibles；国内大多将其译为“会计总计划”或“会计总方案”，这实际上是对法文的直译。法律注册会计师协会最近出版的英文文献，将其译为generalaccountingsystem.笔者以为，为正确表达这份制度所包含的内容，应当译为“通用会计制度”）作为法国会计特色的体现，在西非国家及世界一些地区有很大影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提出的命题也是，要不要提供象法国通用会计制度那样的会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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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对绝大多数的朋友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让朋友们都能顺利的编写出所需的论文，论文频道小编专门编辑了“生态补偿财税政策”，希望可以助朋友们一臂之力!

生态补偿最早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后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补偿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经济手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核心内容是生态保护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整相关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

财税视角下的生态补偿涵义更加广泛，其政策涵义是一种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财税政策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财税视角下考察生态补偿路径，有助于拓宽生态补偿的理论思路和操作渠道。

一、生态补偿与生态税收政策

生态补偿资金筹措渠道是多方面的，但生态税收收入是其中重要的来源。借鉴国外先进的生态税收建设经验，完善生态税收政策，建立与生态补偿机制相适应的生态税收体系，是税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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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税收；中国财税史；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6-0127-02

我国国家财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变革、发展深刻影响着数千年来社会制度的演进，反映着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因此，对大学生而言，财税专业史学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是一体两翼、相辅相成的关系，可以说，了解、掌握中国财税史的基本演变轨迹、特点及其规律，有助于财税专业学生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理解。因此，如何改革《中国财税史》的课程教学，提高教育质量，值得深入地研究与探索。

一、教学内容

1.教学内容必须符合教学目的。当前高等学校所提倡的素质教育之目的，是试图使学生在全面了解课程基本观点或基本理论基础上，可以自主地运用这些观点或理论来解释或解决现实问题。就《中国财税史》课程而言，就要使学生掌握中国财税制度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轨迹、特点及其规律，还需使其进一步了解我国财税制度在数千年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得失，以史为鉴，使其将来能够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税体制。

2.教学内容必须满足学生需求。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必须要注意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财税史》课程在教学内容设计上更应从学生的需求出发，必须要做到鲜活生动、翔实有趣，最大限度、最大深度地去激励学生的求知欲，同时，教学内容也要尽量做到深入浅出、明白易懂，不能超出学生的理解能力范围。

3.教学内容必须结合相关课程知识。财税专业有其自身的知识体系，其中各门课程也都有其各自特点。《中国财税史》与其他专业主干课程又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因此要积极扩展相关知识，使《中国财税史》课程能够在服从专业整体结构的安排下达成教学内容、结构的不断优化，建立相对稳定与动态更新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并且可以使相关各门课程间形成知识上的内在联系，形成完整的认识体系，从而整体推进财税专业的建设。

4.教学内容必须适时更新。在专业史学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融通。因此，教师要注意将本学科以及相关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时引入课堂教学，不断更新和完善教学内容，并且引导学生把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使专业史学真正成为结合历史与现实的一门学问。

二、师资队伍建设

1.培养机制。优秀的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必须要求有良好的培养机制。培养的方式多种多样，最为常见和有效的方式就是“以老带新”，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现有资源优势，另方面还能增进教师间的感情。当然，也可以采取推送青年教师往国内外相关院校进修，或者聘请校内外专家进行专门培训等方式。

2.竞争机制。有效的竞争机制可以激发潜力，这对教师队伍建设同样非常重要。目前专业史学教育中经常存在的问题是，教师讲课的风格甚至讲课的内容经常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不加以更新，缺乏意识上的更新和方法上的创新。而竞争机制的采用，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思进取的情况。

3.外聘机制。结合本学科课程实际情况，外聘机制需要有长期的规划，以形成对自有教学资源的必要补充，以接近或达成课程建设的目标。教学的主体是教师，因此必须足够重视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建设起一支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队伍，才能保证教学的质量。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

1.采取适宜的教学方法。首先，专业史学的基本教法依然是教师讲授。但在《中国财税史》的授课过程中，授课教师要善于将丰富的历史事实条理、生动、形象地展现给学生，注意避免罗列史料、平铺直叙，力求简练化、通俗化、大众化地讲授，并可以设计将部分历史事件情节化，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做到论从史出，将历史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使其乐于接受。其次，专业史学的教育也要注意课堂互动。教学的过程，应该被视作师生积极交流、共同提高的过程，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提升学生的参与度，教师可以围绕所讲授的历史事实，提出学术界存在争议的某些问题、某些观点，让学生来分组讨论、交流意见，如此，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能力，更有利于其深入理解所学知识。先生有句名言：“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无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其目的都不外是为激发兴趣、活跃思想，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分析问题的能力。

2.使用丰富的教学手段。首先，随着学生对课堂教学形式要求的多样化，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积极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而《中国财税史》课程本身包含了大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相对于财税学科中其他课程来说，更适于用多媒体展示相关历史图片及视频资料，充分调动学生感官，使“死”的历史知识“活”起来，从抽象变为具体。在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上面，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历史能够再现，增强课堂授课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而目前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诸如中华文明网、中华文史网、华夏文明网、中国文物网、各地博物馆等网站，都纷纷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字书影、历史文物、历史遗迹等图片，同时，目前发行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国史话》等相关科教纪录片资料，都是丰富的教学资源，使中国古代的财税发展史生动地再现于课堂。其次，要加强网络课程建设。网络能够提供规范、直观、便捷的教学学习资源，一般来讲，课程教学平台的内容要准备齐全，要能提供便于下载的教学计划、大纲和适用于多媒体环境的电子教案，便于学生进行自学；也要能提供教师授课用例题库和例题题解，便于学生自测；而且，由于《中国财税史》课程的特点，即其存在着大量直观的历史素材，网络课程便可以直接提供教师授课选用的图片、视频等素材或者相关网站的有效链接，同时，还可以设置在线交流的栏目，方便师生及时沟通。

四、实践内容

实践内容建设的重要性不亚于教学内容。《中国财税史》课程的教学，同样也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设计专业史学课的实践内容，先要把握住课程中可与实践结合的知识点，可以针对某些有借鉴价值的重要财税历史问题，要求学生去资料室、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如讲授中西封建财税制度差异时，可以“中西封建社会财税思想比较”为题，要求学生撰写论文或报告。同时，论文报告之外，还可采取学生学术沙龙的形式探讨专业历史问题，为使探讨的问题更有针对性，教师可预先较宏观地确立所讨论内容的基点、立论的基础或大致脉络，再让学生自由发挥、讨论，这样，既可以使所探讨的问题集中有序，同时又可以激励学生畅所欲言。

针对目前财税专业学生史学知识较为贫乏的状况，可以有目的地加强该方面的训练。具体可以采取如下措施：（1）结合专业史课程的内容，要求学生阅读历史著作、相关史料等，并做好读书笔记。（2）在讲授每一章知识前，介绍本章重点内容研究现状及有关资料，并列出参考书目。（3）结合每章重点难点，每学期指导学生完成1-2篇小论文或报告。（4）每学期抽出2-3课时的时间用于课堂讨论或组织学术沙龙。（5）利用网络系统，开辟财税史教学、讨论专栏，鼓励学生发问，教师答疑，为师生交流讨论搭建平台。

总之，课程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是一个需要长期持续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尤其是考虑到目前经济类专业学生对专业史学普遍较为漠视的态度，以及专业史学课程的特点，必须从实际出发、构建合理机制，做出详细可行的计划，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专业史教师自身只有勤加探索、不断充实，努力扩展知识构成、理论深度和信息量，才能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增强教学效果，适应现代教育的新需要，逐步完善真正具有实际价值的课程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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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实施税费改革，增加财政收入。在我国现行财政收入体制中，规范性政府收入与非规范性政府收入同时并存。据统计，我国非规范性政府收入与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比例约为3∶2.按照这一比例推算，我国1999年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约为17000亿元，这一巨大的数字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冲击税基，减少财政收入，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收费收入缺乏约束，导致腐败行为的滋生和蔓延，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我国政府应及时清理整顿各部门、各级政府名目繁多的基金和预算外收费项目，统一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坚决取缔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纳入税收管理，归入现行税种或重新设计税种。

增加政府对科研开发的投入。目前，我国R&D费用严重不足，迫切需要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力度。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需从两方面着手：增加预算内投入。在财政预算上，打破基数法，采取一年一定的办法，增加预算内投入；压缩一般性行政开支，把节约的资金用于科技开发，在不影响国家正常运转的条件下，使预算内科技投入增长速度超过GNP增长速度；合理利用预算外资金。把财政部门管理的小型技改贷款、文教卫行政周转金、工交商贸企业周转金、支农周转金等各项周转金，向科技开发倾斜，保证技术改造资金需要。

建立政府补贴基金。美、英、法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均建立了政府补贴基金，其用途主要有两个：对风险投资企业提供无偿补助，分担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风险；对风险投资企业亏损提供亏损补贴。在这里，政府补贴不是指物价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而是对风险投资基金进行补贴，以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应从财政支出中单独划出一项政府补贴基金，专门用于风险投资补助，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建立国家采购政策。利用国内市场，扶持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是美、英、法等国惯用的做法。其原因在于政府公共采购规模是巨大的，其需求量足以刺激新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技术开发。为了保护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政府采购的名单和办法。目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把国家采购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制度化、经常化的政策。同时，还需要规定对违反国家采购政策责任人的处罚条例。

2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制度创新

国外企业界认为，R&D经费占销售收入1%以下的企业难以生存，达到5%以上才有竞争力。鉴于我国企业投入R&D经费比例较小，并呈下降趋势，我国政府应积极制定有关财税政策，

鼓励企业论文关键词：财政收支体系；财税制度；税收体系；网络贸易税收

论文摘要：我国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加大财政对科研开发及人力资本的投入，实行税收政策倾斜，对新经济给予税收支持，以适应和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

1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实施税费改革，增加财政收入。在我国现行财政收入体制中，规范性政府收入与非规范性政府收入同时并存。据统计，我国非规范性政府收入与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比例约为3∶2.按照这一比例推算，我国1999年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约为17000亿元，这一巨大的数字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冲击税基，减少财政收入，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收费收入缺乏约束，导致腐败行为的滋生和蔓延，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我国政府应及时清理整顿各部门、各级政府名目繁多的基金和预算外收费项目，统一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坚决取缔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纳入税收管理，归入现行税种或重新设计税种。

增加政府对科研开发的投入。目前，我国R&D费用严重不足，迫切需要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力度。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需从两方面着手：增加预算内投入。在财政预算上，打破基数法，采取一年一定的办法，增加预算内投入；压缩一般性行政开支，把节约的资金用于科技开发，在不影响国家正常运转的条件下，使预算内科技投入增长速度超过GNP增长速度；合理利用预算外资金。把财政部门管理的小型技改贷款、文教卫行政周转金、工交商贸企业周转金、支农周转金等各项周转金，向科技开发倾斜，保证技术改造资金需要。

建立政府补贴基金。美、英、法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均建立了政府补贴基金，其用途主要有两个：对风险投资企业提供无偿补助，分担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风险；对风险投资企业亏损提供亏损补贴。在这里，政府补贴不是指物价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而是对风险投资基金进行补贴，以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应从财政支出中单独划出一项政府补贴基金，专门用于风险投资补助，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建立国家采购政策。利用国内市场，扶持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是美、英、法等国惯用的做法。其原因在于政府公共采购规模是巨大的，其需求量足以刺激新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技术开发。为了保护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政府采购的名单和办法。目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把国家采购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制度化、经常化的政策。同时，还需要规定对违反国家采购政策责任人的处罚条例。

2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制度创新

国外企业界认为，R&D经费占销售收入1%以下的企业难以生存，达到5%以上才有竞争力。鉴于我国企业投入R&D经费比例较小，并呈下降趋势，我国政府应积极制定有关财税政策，鼓励企业放、遗弃污染物或制造其他社会公害的企业和个人列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在税率设计上，根据污染物的排放量和浓度及污染物对环境的破坏度来确定差别税率。如果排放量不易确定，则按照企业的产量或者某种关键生产要素的消耗量来确定。在设计税率时要体现效率与公平，鼓励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对排污水平低于国家排放标准的企业可实施环保退税。在税收征管上，由中央和地方共享，提高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同时保证中央政府对全国环保治理的需要。（2）扩大现有资源税的征税范围。我国现行资源税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征税范围过窄，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低、浪费现象严重的现实极不相称。可将矿产资源补偿费、水资源费、渔业资源增值保护费、林业保护管理费、林地补偿费等并入资源税，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3）在税收优惠上向环保型的企业倾斜，特别是要对生产环境保护产品的环保工业及提供环境保护技术服务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

5制定网络贸易税收政策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电子商务在全球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有企业或迟或早终究会主动融入或被动卷入其中，我国政府应该根据形势的发展，站在战略的高度，引导企业将目光投向电子商务。我们不妨借鉴美国的做法--对网上交易实行零税率，通过一系列的网络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向电子商务方向发展，并适时制定与电子商务有关的税收政策，保护和促进我国企业的发展，以免将来处于被动调整的尴尬境地。

参考文献

[1]刘华.《关于促进企业科技进步的财税政策研究》（载《科技进步与对策》1999年第3期）.

[2]王冰.《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载《经济问题》1999年第5期）.

[3]文英.《发展知识经济的税收政策思考》（载《财金贸易》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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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1．理论基础

对于低碳经济的解释有众多说法，总结起来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采取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以及新能源开发等多种形式，尽量减少煤炭及石油等高碳产品能源消耗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2．财税与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框架

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支持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协调，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需要明晰其职责。政府与市场应该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依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政府的职责范围体现在运用财政补贴、税收、转移支付等方式支持与约束低碳经济的发展；作为金融部门应该加大对低碳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建立相应的低碳信用交易平台，促进低碳交易等方面的工作。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的两者协调配合，产生的合力才能扩大政策的功效，从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三、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对策

1．财税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对策

（1）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财政政策。政府调节经济走势的重要工具之一就是财政补贴政策。政府可以开展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政策补贴低碳经济企业，对于调动企业开展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财力支持，有利于社会资源倾向投资于低碳经济项目。因此，为了鼓励支持企业积极研发低碳技术，对于能够独立实现研发和创新或者能够采用先进的低碳环保设备投入生产和运营的，应该给予相关财政补贴。具体分为：企业价格方面补贴、亏损方面补贴、折扣方面等政策。对于购置了低碳环保设备设施的企业可以采取加速折旧方法，以尽快提完折旧，加快企业设备的更新进程。（2）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中税收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当前税收政策的功效主要集中体现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提供有力支持。用税收的形式优化配置有限资源，使其资源达到合理有效配置。通过征税来处理企业污染外部性的问题，解决外部负效应的问题。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在低碳技术领域进行科研创新。①健全资源税的税收政策。允许地方政府有权限适当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依据税负公平的原则，应将不可再生性的资源与再生性周期较长，以及生产难度较大的资源都应扩大到征税范围之内；对于资源供给较为匮乏的，不宜大量开采的绿色资源产品也应扩充到征税范围之列。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不仅要包括矿产性资源，还要包括土地、森林、海洋等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只有把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均纳入征税范围，扩大资源税的税基，合理征收资源税，才能真正实现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实现低碳经济。资源税制中建立奖惩机制。对于节能环保型的企业给予适度的鼓励，例如能够采用先进技术设备或低耗低排放行为的企业给予相应税收优惠与采取补偿的措施。同时对于高耗能、高排放以及高污染的企业，不仅要课以重税，还要对其进行停业整顿、改进技术，达到经济发展的要求。②完善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应该在现有的企业所得税制中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的所得税给予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研发低碳技术、环保技术以及新能源开发技术的低碳企业，实施免税政策。对于能够积极主动投资于低碳项目的企业可以采取减税政策。由于低碳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投资，并且具有周期较长、收益较低的特性，低碳经济的发展与企业投资的力度密不可分。因此，应该对于低碳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的企业给予相关税收政策。对于能够改善设备，使用低碳设备、回收利用再生资源，有效利用资源的企业，根据企业购买的环境保护设备设施，允许多抵扣，实现减税。对于污染较为严重、生产效率低的企业鼓励更新设备设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实现由“高碳”向“低碳”的过度。虽然目前相当大一部分中小企业在低碳经济领域的投入和研发达不到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但要看到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力度，可以采取税后补贴或延迟纳税的措施。

2．金融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对策

（1）形成政策性金融制度。现在是一个发展低碳经济的大好时机，目前已有国家开发银行制订了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金融规定，除此之外还应该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专门的银行机构，致力于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实际上，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建立类似的特殊服务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政策倾向金融机构、金融政策，支持特别项目及相关领域，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用金融基金和金融债券筹集的资金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并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黑龙江省应该成立低碳发展银行，属于地方性政策性银行，银行的资本来源于省市政府、有关企业以及民间资本金，广泛筹集资金支持发展低碳经济，尤其重点支持新能源、节能减排等低碳环保项目。逐步健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机构体系，如哈尔滨银行、龙江银行、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对黑龙江省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撑作用。（2）增强信贷资金的支持力度。通过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政策，完善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发展的资金需求。实施绿色信贷资金政策，着重商业性银行对信贷业务进行相关环境风险审查、评估和监测，完善绿色信贷管理系统建设。借此扩大商业性银行的绿色信贷规模效应，新能源、节能减排项目的贷款采取绿色通道快速办理；提供以排污许可证作为绿色信贷额度的界定标准，降低新能源、节能减排项目的信贷风险；加强低碳产业和下游产业的项目和增值。根据实际需要做好黑龙江省发展低碳经济的绿色信贷的规模额度，并且有效规定绿色信贷的贷款期限和银行利率。（3）加强资本市场推动作用。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发挥优势资本市场的初始投资和融资。目前，大量的低碳经济相关行业和企业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产业数量和行业的市场价值低于其他省份。根据实际情况，证监会应该相关政策，对于财务指标正常，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可以优先考虑建设项目。以促进上市公司的发展模式转型，将其资本和技术更多的投放低碳经济领域。（4）提升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模式。根据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的特性，金融机构应该采取相关措施，不断创新金融产品研发。第一，让低碳项目有大额、稳定、长期的资金来源，直接设置专属低碳企业的投资基金。第二，为了促进低碳交易，建议建立低碳信用交易平台。第三，采用低碳品牌，促进企业使用低碳经济信用卡。第四，加快低碳金融服务的进程，如金融产品和碳排放交易数量组合，形成与资源相挂钩的金融产品，结合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的金融服务产品。第五，创新的金融中介服务，金融机构应积极参与并提供低碳项目信用登记、托管和基金为低碳项目结算和清算服务，促进企业发展新能源、节能减排。第六，继续开发新的保险产品满足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比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强制责任保险的环保、碳交易信用保险以及绿色汽车保险等等，减少碳排量、减少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秦川．山东省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金融支持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邢继俊．发展低碳经济的公共政策研究［D］．湖北：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3］白洋．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4．

［4］李蒙．论低碳经济下我国资源税的改革［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1，（2）：127～128．

［5］杨忠海．构建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政策体系［N］黑龙江日报，2013－06－03．

［6］高特．发展低碳经济的公共政策研究［D］．吉林：吉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7］魏可．基于金融支持视角的低碳经济发展研究［D］．四川：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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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税务学会在全区税务系统的广泛发动，仅仅在2012年度税收科研论文研讨会上，就收到论文49篇，评出特等奖6篇、一等奖2篇、二等奖4篇、三等奖6篇。

开展优秀课题申报。为打牢税收科研基础，区税务学会大力开展优秀课题申报。各会员小组按照学会下达的参考课题，结合本单位实际及科研力量选定自己的研究课题，定时报学会立项。根据区税务学会秘书处统一安排，各会员小组可申报立项课题1-2篇。课题论文要求观点、方法新颖，立论清晰，论据充分，逻辑性强，结论准确，具有较强的税收科研转化价值，论文字数不少于3000字。同时，学会公开奖励标准，对税收科研论文的立项课题费、用稿稿费、获奖奖励标准等进行公开，增大吸引力，调动写作积极性，使重点税收科研项目出彩。

篇（8）

（一）居民收入比重偏低，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比重偏高。

就我国现状而言，我国的居民收入比重偏低，而政府收入比重和企业收入比重偏高。居民收入比重偏低的原因是劳动者的报酬比重偏低。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们国家居民劳动报酬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值在不断变化，其中在1983年的时候达到最高点是56%，然后一直处于下降的形式，并在2005年的时候降到36%，通过对这22年的统计对比，期间累计下降了20个百分点，同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期间，我们国家的资本报酬率上升了20个点。

（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社会矛盾比较突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急速扩大，基尼系数在2000年时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保守估计，近几年一直保持在0.45左右。而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3左右，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的基尼系数也都为0.3左右，远低于我国。从整体上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在众多国家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三）分配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制度性分配不公仍然存在。

一是不同企业、行业中存在着制度性的分配不公。一些垄断企业，工资分配上过于平均，造成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分配不公；且普通职工的工资收入远高于劳动市场价位，因而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比较严重的分配不公。二是保险福利等制度改革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较大。

二、解决我国现存收入分配问题的建议

(一)适时的逐步的调整税制结构。

当前我国的税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的。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不利于调节居民收入和财产差距。从理论上讲，流转税的纳税人是法人企业，其税基落在经济流转额上，如增值额、销售额等，与经济主体的所得没有关联，因此，流转税带来的税收收入相当稳定，而且征收简便，征收成本很低。正是这个意义上，流转税的筹集收入功能很强，超出了所得税等直接税类的税种。但由于税基不在所得和财产上，故而流转税对收入差距、财产差距难以直接产生调节作用。顺着这个逻辑，要实现税收来调节收入差距的目标，首先要逐步实现税收收入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

（二）用税收手段激励慈善捐赠事业，弥补二次分配的不足。

要完善并理顺税法中有关捐赠的各项税收政策，切实维护捐赠人权益。第一，针对个人所得税，可以继续实行对薪资所得和个体工商业户经营所得中的慈善捐助进行扣税或免税，同时可进一步扩大捐赠比例，由30%到50%或更高。在制定具体的措施过程中，捐赠人在捐赠发生的纳税期内多缴纳的税费可以在次月的纳税期应当以会计年份内所要缴纳的纳税额为基础进行抵消，在年终的时候统一进行清算；如果某一次的捐赠金额或折价金额大于当年应缴纳所得税要求的比例可以在今年的年份里进行递延抵免。第二，在捐赠实物方面的相关政策。在实际的捐赠过程中，劳务捐赠和实物捐赠也占据了整个个人慈善捐赠中很大一部分比例。通过对2009年的数据统计发现，该年的慈善捐赠过程中，实物捐赠金额为105亿元，货币捐赠额为227亿元。所以要尽快制定实物捐赠的税收扣除办法，并相应制定实物作价的实施细则等具体规定。

（三）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

1、对个人所得进行分类计量和综合计税。考虑到征管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目前可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所得税制，它是对纳税人的所得进行细分并分别按不同的标准计税。比如把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列入综合征收项目，采用累进税率计征。同时对于某些收入，如稿费、特许权使用费、股息红利和财产转让所得分别制定不同比例的税率也是必要的！所以，这种措施可以通过对不同性质的收入区别对待来调节收入差距。

2、适当调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制定合理的边际税率。由于我们国家的快速发展，随之带来的是我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物价的上涨，基于此因素的影响，可以考虑提高减除费用标准。对于当前的规定，该标准显得过低，造成缴纳税费的群体逐渐庞大，使得原本低收入阶层也要开始纳税，一方面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另一方面也造成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管理层在进行税率时要兼顾各方面因素，既要确保财政收入的金额，又要切实考虑到纳税人的赋税能力，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3、适时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申报纳税的模式。根据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案例，可以根据单身、已婚或家庭成员数来判定其负担能力，不同的群体所能负担的金额多少不一，充分照顾到大家，这样通过对各个群体进行相应的征税，达到兼顾公平的效果。不过在对待家庭征税时，可要考虑到对抚养支出、赡养支出、医疗费、房贷等等因素，从多个项目进行税前扣费，不降低家庭的生活质量。

（四）开征社会保障税

将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并确立全国统一的征收标准。比如，凡是在我国工作的就业人员（含非中国籍人员和居住地在国外的人员），都要在我国缴纳社会保障税。纳税形式可以采用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形式：自主申报和代扣代缴相结合。社会保障税税率的确定应遵循税收负担与收入相一致的原则，收入越高的承担的社会保障税纳税负担相对越高。

参考文献：

[1]刘尚希、孙刚《税收与消费》2012年12月第一版。

[2]孟景伟《财政数据分析与研究》2008年8月第一版。

[3]王泽彩《财政均富论》2008年1月第一版。

[4]廖晓军《财税改革纵论-财税改革论文及调研报告文集》2009年9月第一版。

[5]赵文海、古建芹《和谐社会、和谐财税》2008年4月第一版。

[6]曲顺兰《国外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经验与启示》

[7]王陆进《论增强我国税收调节收入公平分配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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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时间与财务会计大致相同，甚至早于财务会计，其在企业税收筹划、反映企业纳税义务履行情况、监督企业正确处理分配关系、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各国对于税务会计有了较长时间的理论研究，税务会计模式不断发展完善，在全球范围内大致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财税分离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财税统一模式及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型模式。同时，我国对于税务会计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发展还不成熟，且一般将税务会计视为财务会计的一部分，重视程度不高。建立适当的税务会计制度，不仅是会计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完善我国税制的迫切要求。本论文以我国当前的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为基础，从分析税务会计模式发展完善的必要性出发，运用分析对比的方法，与国内外发展较为成熟的税务会计模式进行比较，直观对比出发展背景、历程、成效差异等，以期找出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探索出符合我国税务会计发展的模式。

一、我国税务会计模式建立的必要性

1．设立企业税务会计是合理把控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差异的必然要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税制改革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从1994年税制改革开始，税收制度与企业财务制度之间的差异逐步扩大。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均是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一种会计核算管理活动，但税务会计因与税法有特定联系，相对于财务会计更加复杂。税务会计是在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的双重约束下，进行税务筹划、税金核算和纳税申报的一种会计系统。二者的处理方法、计算目的、核算程序和结果等有很大差异性，这就要求税务会计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尤其是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使得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的差异日趋明显。因此，只有完善我国税务会计制度的建立，才能充分发挥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各自的职能，规范我国会计制度。2．设立企业税务会计是完善税收制度并保证税收征管的重要措施首先，设立企业税务会计有利于完善税收制度，它的建立有利于优化当前我国的税收制度结构，是对税制基层结构的补充。其次，设立税务会计有助于保证国家税款的征收工作。企业配备既精通会计业务，又熟知税收法律相关规定的人员，不仅能保证国家税款及时、公平、足额征收，还能保证企业在合理、合法纳税的基础上充分使用税收优惠，为企业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再次，设立企业税务会计，建立完善的税务体系，明晰税企权责，让税务人员从繁杂的财务报表检查中解脱出来，从而大大提高税务工作的效率。3．设立企业税务会计是企业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必然选择税收筹划，即合理避税，是指纳税人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及税收相关法规的前提下，按照国家税收政策及法规的导向，事前选择对企业自身税收利益最大化的纳税方案来处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投资及理财等活动。税收筹划可以在合法的前提下扩大企业的利润，是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的必经之路。然而，企业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税务会计制度，认识到税收筹划的重要性，把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的一项正式的工作来处理，才能充分利用税收筹划给企业带来利益，才能不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美、法、日三种税务会计模式比较分析

1．美国：财税分离的税务会计模式从法律制度看，美国采用的是海洋法系，即普通法系。其形成并且在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法律体系并不是如中国的宪法般具体的法律条文，而是主要依据经美国法院判例给予解释，成文法再进行补充。税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其使用状况也不例外。各州分散独立的法律体制，国家没有系统地、完整地对企业的会计行为进行统一规范。从经济体制看，美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只在宏观上施加一定的影响，并不直接干预经济，经济具有高度的自由和开放性，市场决定供求，遵循公认会计原则，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从会计规范的形式来看，美国由于其会计核算规范为民间管理方式，因此，会计核算规范均以公认的会计原则为核心，其立法对会计核算规范并无直接影响。美国强调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这种“投资者导向型会计模式”极大程度的保护了企业经济利益，使企业的财务会计能够自觉遵循会计原则，同时其完全不受税法的约束，所以会计核算、提供的相关信息相对客观、公允和真实。从企业组织形式看，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企业等企业形式在美国非常丰富多样，以股份制企业为主。美国作为全球证券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企业资本的构成与法国、日本相比，自有资本占比高达55％，法国占比为36．8％，而日本只占19．8％。从融资渠道看，美国企业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投资人与基金管理人通常依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企业未来的前景作为是否持股或持股多少的重要参考。由于美国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在融资渠道的选择上优先选择证券市场，而银行只是辅助渠道。由于美国财务会计过于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不受税法约束，这种投资者导向型会计模式推动企业财务会计发展日臻完善，但需要统筹相关税务和计算、核算应缴税款时，就须根据美国复杂的税法同步进行复杂的纳税调整。即使涉税会计比较复杂，但美国这种税务会计模式能够较好地发挥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的应有作用，因此还是能被诸多国家广泛采用。2．法国：财税统一的税务会计模式法国的会计准则与税法的要求基本统一，采用的税务会计模式也是财税统一型的模式，政府和税法占据主导地位，会计服从税法。法国这种财税统一的会计模式明确要求：企业会计准则要与税法的要求一致，强调缴纳税款与股东的财务报表要一致，决不允许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存在差异，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来处理会计相关事项。这种“政府税收导向型”的会计模式，会计职业团体的力量较弱，过分强调按税法规定编制财务报表，虽然可以保证税款及时、足额征收，满足税务需要，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的实际状况，反映不够真实、公允，满足不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从法律制度看，法国采用大陆法系，适用于成文法，法律既系统完整，又清晰具体，逻辑缜密。法国政府通常在一定的时候借助法律使用行政等手段来干预经济活动，会计服从于税法，企业的财务会计往往受到公司法典、税法典和证券法典等诸多法典的影响，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由于税法优先会计规则，税务部门不仅可以确定企业纳税申报的财务报表的格式和内容，而且还可规定企业的实际财务会计和报告实务。从经济体制看，法国是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很强的计划性，政府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全方位立体地干预调控经济，在经济调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府认为企业对未来市场短期的预测应由市场来解决，而国家对整个市场中长期的预测则由国家计划解决。因此，政府干预经济既有宏观层面，也有微观层面，由此可见，计划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企业组织形式看，法国有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等企业组织形式。国有化占比较大，在国民经济生活中担负着重要作用。从融资渠道看，由于证券市场不够发达，投资者普遍乐于购买国债而不愿意购买或持有股票，企业所需资金通常来源于政府或银行。由于法国要求企业的会计准则要与税法的要求保持一致，因此，法国的税务会计模式有其明显特征，即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互统一。3．日本：财税混合型的税务会计模式相较美、法两国，日本的税务会计模式既不像美国强调经济自由，会计要保持独立而采用的财税分离模式，也不像法国强调税法优先会计法则而采用的财税合一模式，日本采用的是一种协调特征下混合型的税务会计模式，中和二者特征，更灵活。从法律制度看，日本采用大陆法系，使用具体而详细的法律条文。日本在会计规范方面，除了企业会计准则，商法、税法和证券交易法都是重要依照。日本的商法适用于所有产业活动单位法人和个体工商户，是处理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民事法律的总规范，旨在全力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充分保障国家的税收。商法、证券交易法既是法律，同时也是会计规范具体的条文。会计准则虽然原则条例数量多且内容细致，但其实际上是对商法、税法以及证券交易法的补充。日本的证券交易法，用来规范股票发行和流通，税法对企业会计有直接影响，日本公司的财务报表所列示的费用扣减以及收益递延等项目必须是税法允许的。从经济体制看，日本是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市场，同时不排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市场经济活动，以让市场自由有序、充满活力。但是日本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会采取计划调控、宏观调控、对企业施加影响等方式参与经济调控。从会计规范方式看，日本的会计准则与商法、税法和证券交易法三套法系互为补充，前者在会计处理方面规定较为系统，后者则更为详细具体，会计与税法相互协调。相比美国和法国，日本的会计准则没有形成完善的系统，也没有形成国家层面的总计划，所以日本的税务会计是一种宏观统筹欠缺，没有完整系统理论支撑的会计体系。从企业组织形式看，日本企业绝大多数是股份公司，中小企业众多，虽然大企业数量较少，但在经济活动中却占有主导性地位，大企业之间相互持股组建起企业集团，便于维护企业长期稳定。从融资渠道看，日本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是企业集团和有影响力的商业银行，所以政府和投资人都对财务会计有所要求。前文说到的日本的商法、税法和证券交易法三套法律与企业会计关系密切，对会计具有直接影响。同时，日本的会计模式以企业为导向，重视为企业管理服务，会计准则的制定就是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以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进而实现纳税及时、公平，形成了日本会计与税法相互协调的税务会计模式。

三、我国税务会计模式探讨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调节方式上与法国、日本有一定的相似性，政府在一定时候会采取一定的手段干预经济，经济活动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国家不仅是资产的所有者，而且具有管理职能，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双重扮演身份使得我国的产权关系比西方国家更加复杂。同时，我国的资本市场一方面上市公司以国资背景为主导，另一方面民间投资活跃度和理性度不够，市场主体和渠道较为单一，发展不够成熟均衡。因此，我国税务会计模式探讨不能照抄照搬国外已有的成熟的模式。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经济体制处于日本和法国中间，正从法国的经济形式向日本的经济形式转变。从法律制度看，我国属于大陆法系，与法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一样适用于成文法。我国法律不仅体系完整，而且规定明确，具有绝对的权威，对会计模式也具有刚性的影响。因此，税法与会计关系密切。从会计规范方式看，经过长时间的会计改革和税制改革，我国当前是以包括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等的《会计法》为中心，规范着财务会计核算行为。从企业组织形式看，有限责任公司占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较多，能达到上市要求的大企业较少。从融资渠道看，我国银企关系十分紧密，但银行对企业的门槛要求较高，实力较强的大企业能轻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很多资金周转不灵的小企业却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向银行贷款，只好向小型的信贷机构寻求贷款。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会计环境与法国、日本比较接近，尤其是在经济、法规等背景因素上，而与美国等具有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和高度发达的资本融资市场的西方发达国家相距甚远。事实上，我国的税务会计模式也较倾向于日本的财税协调税务会计模式。根据会计发展的国际化潮流，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将逐渐由二者合一的模式发展为二者协调并存再到二者分离的税务会计模式，但就我国的发展现状来看，财税分离的税务会计模式究竟适不适合我国，还需进一步摸索探讨。从改革开放至今，近四十年时间，我国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在改革的进程中，政府不可避免的采用计划和宏观调控的手段干预经济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就我国当前国情而言，实行日本的财税协调的税务会计模式是较为合理的。综上所述，美国财税会计分离的模式应是我国税务会计模式发展的远期目标。就目前而言，应该选择财税适度分离，明确财税不同的目标，制订相应措施保证财税目标的实现，积极完善我国税务会计的理论体系。美国已开了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先河，形成了完整的税务会计理论框架；法国仍然坚持传统处理，同时也在进行改进；日本也形成了具有明显特色的财税会计建设理论。总之，与美、法、日三国财税会计相比较，我国应借鉴吸收并建立适合于我国国情且有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理论体系。有朝一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高度发达、法治化程度明显提高、股份制企业日臻完善、民众法治观念大为改变时，财税完全独立的目标将指日可待。在这种会计模式下，税务会计将赋予以下三方面的职能：

（一）核算反映职能

税务会计的核算反映职能，即对企业的涉税活动进行核算和反映，是税务会计最基本的职能。税务会计依据财务会计信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实施条例以及会计准则和有关规章制度，将会计信息调整为税务信息，从而全面核算企业税款的形成、计算、缴纳、补退等相关内容，并以价值形式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会计纳税活动，为国家组织财税收入提供可靠准确的信息资料和决策依据。与此同时，通过加强对税务会计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研究，一方面可以为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拓展税源、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二）监督管理职能

税务会计的监督管理职能，即以价值形式对纳税人进行全面核算的纳税活动过程，同时也是税务会计进行监督管理的过程。可以说税务会计监督管理职能寓于核算反映职能之中，即通过税务会计系列核算方法，可以有效地监督会计主体的纳税活动是否与国家税收法律条款相一致，进而监督会计主体税款的形成、计算和缴纳状况，以此达到税收宏观调控的目的。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其监督管理职能也因此具有强制性的特点。通过强制性的监督管理，一方面可以保证纳税人自觉申报纳税、正确计算并及时缴纳税款，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国家税收政策和税法的贯彻实施，确保国家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

（三）预测和决策职能

税务会计的预测和决策职能，即税务会计通过核算和反映纳税人纳税活动的全过程，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监督管理，进而帮助纳税人对其税务活动进行科学预测和决策。纳税人通过对税务会计信息进行分析，依据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主动规避较高的税负，进行合理税收筹划，从而达到税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税务会计还应加强企业与税务机关的联系，了解政府的宏观导向，更好地促进整个企业的快速运转，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

参考文献：

［1］张文贤．会计理论创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盖地．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M］．第三版．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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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税收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 

    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是我国政府根据科技强国和自主创新的需要、在特定时间和特定领域内对特定对象所制定的税收附加规定和特别规定。其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1.财税政策对企业的自主创新具有导向作用 

    政府根据当前围绕自主创新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等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配套的财税政策,以体现政府对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强国的发展战略的支持,从而影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过程,促使经济资源向政府合意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方向流动。 

    2.积极的财税政策有利于降低企业自主创新的风险 

    自主创新活动资金需求规模巨大,回收周期长,不确定性强,企业所面临的这种高风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技术积累和财务手段来规避,但是,企业也迫切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降低风险,激励企业创新。政府采取积极的财税政策,可以降低企业占用资金和赢利方面的风险;减少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研发投入方面的风险,增强企业抵御自主创新风险的能力。 

    3.财税政策会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和收益 

    从本质上看,积极的财税政策是政府将一部分应得的税收收入让渡给了企业。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则表现为成本的节省和利润的增加。积极的财税政策在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和收益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高科技领域的中小企业来说,积极的财税政策在降低其自主创新风险的同时,为其积累资本,迅速发展壮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4.积极的财税政策可以有效促进自主创新成果的应用和扩散 

    自主创新成果只有进入了实际的应用阶段,形成了产业化,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积极的财税政策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对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措施,可以有效地促使自主创新成果向企业转移,促进新技术的扩散。 

    二、自主创新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支出政策方面 

    1.财政科技投入总体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 

    近几年,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量增长比较快,但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在4%左右徘徊,尤其是基础研究在整个研究开发中的比重一直徘徊在5-6%的水平,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比重在 20%左右。由于基础研究耗资大、耗时长、见效慢,企业和个人难以或者不愿在这方面过多投入,但基础研究应该是财政科技投入的主要方向,我国现有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公益性和战略性的基础研究和公共技术研发偏少,不利于国家长期科技竞争力的提高。 

    2.科技投入方式过于单一 

    虽然目前我国在科技资金投入方式上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尝试,但大部分资金投入仍以无偿投入为主。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采用无偿补助的单一投入模式已不能满足自主创新投入需求,科技投入方式迫切需要改革和完善,从而发挥财政科技支出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3.财政科技投入的管理不足,效果不明显 

    一是管理缺位。我国的科技项目、经费分别在不同部门分头管理,缺少必要的信息沟通、协调,这样很容易导致部门间的科技开发计划难免有重复,从而导致科技资源重复配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根据科技部和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我国每年省部级以上的科技成果和专利申请中能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在 1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 

    (二)税收政策方面 

    1.支持鼓励企业创新的优惠政策存在薄弱环节 

    我国现行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作用在支持企业创新的生产投入和成果转化应用方面,税收政策主要偏重于对已经形成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已经享有科研成果的技术性收入给予优惠,而对企业创新最需要支持、也是处境最为艰难的研发过程则缺乏有力的税收支持。大部分高科技企业在创业初期基本上都没有利润、享受不到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几年后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实现了经济效益、有了利润时,又大都过了税收优惠期,结果造成一些企业实际上根本没有享受到税收优惠。 

    2.总体税制结构存在制约创新企业发展的因素 

    税收政策优惠主要体现在所得税上面,而目前实行的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从收入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看,流转税还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由于流转税的设计没有充分考虑自主创新产业的一些特点,因而存在一些消极因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所得税优惠对自主创新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使整个自主创新产业税收倾斜政策难以最大限度发挥效率。尤其是增值税,其缺陷表现得更加明显。增值税对自主创新产业发展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现行增值税加重了创新企业的总体税收负担。从理论上分析,现行增值税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会加重企业负担:一是增值税实行凭发票抵扣制度,在目前增值税没有普遍实行的情况下,企业在很多时候难以取得有效发票进行抵扣;三是无形资产开发过程中的智力投入不能享受抵扣,而这些投入往往占创新技术产品成本的绝大部分。 

    (2)现行增值税把产品成本构成的无形资产推销、科研开发投入也作为征税依据,容易挫伤企业的创新投入积极性。 

    (3)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过窄致使相关费用所含税款无法抵扣。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采用,科技产品成本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直接材料成本所占比例不断降低,间接费用的比例大大增加,大量研究开发费用、技术转让费用等无形资产以及科技咨询费用等往往大于有形资产的投入,这些开支目前都不属于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这无异于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挫伤了企业技术投入和研究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影响科技企业的发展。 

    3.税收政策的“特惠制”不利于企业创新发展 

    以往支持、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的优惠政策大都是以“特惠制”为特征的。所谓“特惠制”是指针对某一性质的企业、某一行业或某一区域内的企业等,主要表现为“区域特惠”、“行业特惠”。这种“特惠制”一方面使得这些企业的非科技创新收入也享受了优惠待遇,并很容易引导企业发生避税行为,一些企业为了享受这种“特惠制”不择手段、弄虚作假、想方设法争“头衔”甚至“假注册”,助长了这些企业的“寻租”行为,一些开发区管理者为追求“政绩”,随意增加入驻企业数目,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名不符实,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另一方面还造成了同一性质的产业因所处区域不同而税负不同的扭曲,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身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外的企业、甚至很多也是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新技术的积极性,大大局限和弱化了税收政策手段在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 

    4.激励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存在政策“真空” 

    主要表现为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设计缺乏对从事科研人员的优惠措施。我国现行税法几乎没有针对高科技创新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充分考虑个人教育投资和对科技人员的激励。个人所得税法仅有对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中国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及规定的政府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而对省级以下政府及企业颁发的重大成就奖、科技进步奖仍然征收个人所得税,不利于激发企业科技人员的创新精神。而且个人所得税没有考虑高科技人才教育投资成本大的情况,没有实行税前扣除的优惠,致使居民对高层次的教育投入不足。对高科技人才的创造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征税,削弱了科研工作者投身科技开发的积极性,使得整个科研领域缺乏吸引力,也打击了对科技成果进行转化的热情。 

    三、对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建议 

    我国财税政策在营造激励自主创新的环境,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与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得差距,所以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

    (一)财政支出政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