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模式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营模式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电视节目的生产可以被视为一个工业化的流程，从整个流程来看，如何使其平稳、高效运转，是保证电视媒介经营的关键。随着媒介生产质和量的提高，电视节目便具有了文化和商品的双重属性。

《百家讲坛》是央视科学-教育频道推出的一档学术性文化节目。去年5月，著名清史学者阎崇年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使本来并不被看好的《百家讲坛》收视率一路飙升，最高收视率竟达0.57%，一跃成为科教频道收视率最高的栏目。可以说是市场规律引导《百家讲坛》走上了这一步，使其能够迅速跨越市场导入期，成为一档热播节目。其运营模式值得重视。

一、低成本制作精品栏目

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主创人员不过十几人，看上去是一个画面单调，类似于课堂授课，只让专家学者讲讲文史知识，用低成本制作的电视节目而已。然而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节目从去年5月到今年5月，收视率从0.05提高到0.32，是10套节目进步最快、收视率提高幅度最大的栏目。一个在“睡眠时间”创造高收视率奇迹、中午播出的讲座节目，能有这么大影响，到底为什么？是什么力量成就了这样一档低成本运作的精品栏目呢？

媒介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①这就使得媒介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必须考虑成本投入与最后收益。《百家讲坛》的节目形态是一种实用的，以功能传播为主导的节目形态。其视听读语汇形成的织体构成了故事传播与节目思想传播的基础与依托，这种功能性节目形态是媒介产业化大背景下模式化节目运营不可缺少的基础。它一方面用很少的资金控制住全国的热播资源进行简单的后期合成，避免了制作复杂的自拍节目质量因题材含金量变化、因主创人员的变更等原因而产生波动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消耗性用品用量下降，采购成本资金降低，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对自有资金的支出，体现了一个媒体对资金的利用能力，而分析支出回报的结构可以看出一个媒介的核心竞争力，可以判断其对市场的控制力和驾驭力，因为资金的支出总是按照收入预期--支出资金--运作调整--获取收益等环节来完成的。

毋庸质疑，随着栏目末位淘汰制的实施，收视率已经成为各电视栏目的“生命线”，电视栏目间的收视率竞争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合理调配资源、充分发挥主创人员的潜质，制作出电视精品，最大程度地提高节目收视率，成为摆在各栏目面前的当务之急。为应对收视率对节目的挑战，《百家讲坛》编辑三组曾提出“收视率是根本，节目质量和进度是保障”的口号和目标。围绕收视率是电视节目整合营销的具体体现，以节目质量为保障也是媒介竞争中精品策略的独特做法，其以策划和编辑为工作重点的工作方式，其依托热播通俗剧和讲故事向文化层面升腾的传播能力，对全国的主流人群的较强吸引力以及低成本精品策略值得我们重视和尊敬。做一个大众喜欢的教学栏目正是低成本强化管理运营模式的典范之作。

二、利用悬疑制造卖点

媒介经营理论认为电视节目在媒介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是一种特定阶段的产品样式，因而在传媒市场运作的过程中，首先以能否吸引受众为衡量优劣的重要标准。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传媒系主任于丹曾说过，“悬疑永远都是电视的基础卖点，我们看电视剧，最大的吸引就是命运的未卜，悬念链的生成。”

《百家讲坛》的编导魏学来也深知观众手中的遥控器有多残酷，“电视不像课堂，如果不能吸引观众的眼睛和耳朵，观众手里的遥控器会毫不客气地把你换掉。”②《百家讲坛》恰恰是找准了这一吸引受众的关键性卖点，正如其制片人万卫的制作理念：“在节目的编排上，我们加入了‘悬念’。以悬念隔断、牵引，使《百家讲坛》不再平铺直叙。”《百家讲坛》基本上每一期讲座都设置悬念，讲究故事性，话题由头来自电视剧这些流行元素，看似单调的讲述中有电视剧式的铺陈叠述，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广播电台播送的评书连播是它暗自模仿的母体形式，评书连播培养了急于了解故事和人物命运全部的接受习惯，把这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评书式的中断方式加以利用，让人们在情节的期待状态中欲罢不能，为整档节目的不断延续开拓了市场。

“信息化时代的短缺资源并非是信息，短缺的是我们加工、编制这些信息的技能，以及能否确保信息的独特性，从而夺人眼球。”③《百家讲坛》独有的信息加工能力最终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受众。

三、传统文化资源的增值

二十世纪，商品化、技术化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类社会的两个最后堡垒——大自然与文化生活，也不例外。文化产品是否可以批量生产，成功地加以销售，在这个问题上，显而易见，现代社会炙手可热的电视媒体恰恰起着重大作用，占据着关键地位。既然媒体的受众同时就是文化教育的消费者，那么，利用媒体所提供的这一机遇去诱导大众的消费，促使原本“窄众传播”的传统文化扩大覆盖面得到资源增值，岂非顺理成章。

人们以自己的文化习惯消费着文化产品，在此，我们不妨把观众的文化消费习惯看做是一种资源，资源性的文化消费习惯与电视节目在一定时期的形式特征显然有着某种同构关系。现实人文资源的现代化转型，对于推进传统人文学科与新媒介技术的结合，必将起到重要作用。文化讲座的成功使《百家讲坛》认识到，观众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古典名著较为热衷，尤其在社会转型期，人们对自己历史文化中的精华将会越来越感兴趣。看来，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文化，成就了《百家讲坛》今日的火爆。这些深厚的积淀使其在传媒市场的竞争中取得了占有特殊资源的优势。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做学术大师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桥梁——这是《百家讲坛》所追求的。这里的史学家们不再让人感到居高临下、高深莫测了，他们口中的人物也还原成了普通人，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伟大也可耻的人，这在以前的历史课堂和教材中，都是很少见到的。曾在《百家讲坛》多次“露脸”的作家刘心武这样评价道：“《百家讲坛》不仅往‘百家’去想，更往‘百姓’方面想，在‘百家’与‘百姓’之间寻找衔接点，一旦找到，便认真焊接，使这档节目有了让偶然点到的观众滞留的吸引力，并逐渐培养了一批‘回头客’，使他们从‘偶然邂逅’，变成了‘长期相伴’的热心观众。”

专家们不摆学者身价，主动让大众与传统精英文化知识体系“对接”。这种学术与民间的对接意识是组织内部的集体智慧，它并不是一种通常的理性知识形态，而是一种超越知识之上的温情和真诚的理解。传播学讲求传播的最高目标是传通，传而不通是传播效率低下的表现，电视文化栏目的这种传播形式充满了人文化、人本化的新型观念在里面，同时包括了热情和思想。这种非理性形态的智慧，构成了传媒产业的基石，是一个组织的根本储备资源。

四、节目品牌的打造

成熟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品牌经济。我们如今已告别了媒体短缺的时代，面对众多的媒体，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媒体需要培育地域基础、受众基础、品牌的知名度，培养受众阅读、收视的习惯和忠诚度，而同时还要面对已有一定受众基础和品牌知名度的媒体的竞争。只有那些长期坚持重视节目质量，关心群众，关注社会热点，提供满足人们共同需要、共同兴趣的信息的媒体才能长久地生存，才能成为成功的媒体。而成功媒体的外在标识就是品牌，品牌是媒体过去节目质量的成果展现，又是未来节目呈现给受众的第一印象。“品牌就是信誉，就是市场，就是人才，就是财富，就是难以估量的无形资产。媒体产品必须确立自己的品牌形象。”④《百家讲坛》直言不讳地提出“打造学术演讲明星”的口号。整档节目播出的过程是造星的过程，其通过语言表达的节目形式使人成为学术明星。所以进入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不但学养深厚、平易近人且又善于表达，一位演讲明星本身就是一期栏目的标识，这种学术明星的培养对于节目品牌的打造是大有裨益的。

媒介的品牌往往是资本实力、产品赢利能力、可信度与号召力的代表。央视十套已树立了其文化教育媒介的品牌，《百家讲坛》成为央视的品牌之一，这样的节目往往更加注重媒介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更着力于自身企业文化的塑造，更谨慎地履行社会责任和承诺。节目当中那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负责的媒介代言人，又往往成为舆论的引导者、时尚潮流的推动者。

五、带动相关文化产业发展

广告是传媒业最重要的增值性产业，也是直接能从媒体规模经济之中获得巨大收益的部分。具备规模的媒体拥有巨大的受众群体，媒体的知名度和信誉度高，能极大地提升广告的覆盖面和公信力。电视节目以收视率占领市场份额，依托广告经营获取利润，《百家讲坛》也不例外，其节目的成功吸引了与之相呼应的贴片广告，央视又对这档精品栏目的广告进行了选择，尽量在赢利的同时使广告也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

面对信息产业多元化的时代，各大媒介都在寻找协作媒体，结成战略联盟拓宽经营渠道，媒介产品的成功一定会为媒体产业的多角化经营助一臂之力。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出版行业与中央电视台合作，隆重推出《百家讲坛》系列音像制品，合力打造人文精神家园。另外电视媒体还互动纸质出版，《百家讲坛》联动图书的巨大价值被挖掘出来，“保护品牌，多方共赢”的口号被明确提出。再加上节目精选系列VCD光盘制品，《百家讲坛》一个小小的电视栏目对当前出版界的拉动效应令人瞩目。以阎崇年的一系列讲座为基础扩写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于2004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后，两个月内重印五次，累计印数达到七万册。目前在北京地区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居第五位。可以说，《百家讲坛》这个栏目直接影响了文化市场。阎崇年和刘心武的书在图书销量排行榜上都名列前茅，易中天的书《帝国的惆怅》是《新京报》学术图书排行榜的第一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长杨瑞雪说她们社“面临专业图书的高水平竞争，动脑筋、想办法就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要“借助媒体，因为在媒体上过的雏形图书已经受过一次市场和读者的考验。”⑤

新时期的媒介经营者们需要不断探索文化产品的质量、文化产品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以及文化产品在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意义之类的问题。“东方文化的复兴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是人类走向新世纪的两大重要事件。”⑥《百家讲坛》的经营模式恰恰找到了文化复兴与发展媒介经济这两者最佳的契合点，这也正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②《百家讲坛》如何酿造“好酒”央视国际

③程士安，电视节目的影响力探源[J]上海，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

篇（2）

科技银行主要是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在美国，科技银行又被称为风险银行，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往往伴随高风险，同时科技银行主要为风险投资和它的投资对象-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较之一般的商业银行，科技银行具有下列较为明显的特点：（1）专业性。通常科技银行贷款的主要客户为当地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科研单位及科技型中小企业等，旨在为技术引进或者研发、新产品试验以及推广等与科技创新有关的活动提供服务；（2）政策性。因为科技银行具有特殊的地位和目的，它往往享有一定的政策特权，例如科技银行可以放宽贷款条件，创新利率收益方式等等。在规定业务范围内，科技银行可以专门针对成长性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创新抵押担保模式；（3）商业性。尽管科技银行具有政策银行的相关特性，但由于其商业化经营模式使其更接近于普通意义的商业银行，仍然是把盈利目标摆在很高位置。科技银行一般有着和高风险相匹配的高收益经营模式，并且力图使这种收益稳定而可控。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这种兼具专业性、政策性以及商业性的科技银行，将成为破解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困境的密钥。[1]

一、科技银行是商业银行对其传统经营模式进行重大创新的结果

美国高科技发展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要归功于其独有的融资体系。1993年，就在硅谷高科技产业兴起之际，当时在硅谷开设的商业银行虽有350家之多，其中就有美洲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等的分支机构。但这些大商业银行主要服务对象多为大企业，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则无暇顾及。因此大部分科技型中小企业不得不依赖风险投资获得融资。而对于风险投资的核心业务主要为投资而非金融，因此其作用受到很大的局限，通常表现在创业企业贷款融资的困难，也表现为风险投资机构本身再融资面临的困难，特别是那种以公司制注册的风险投资机构。硅谷银行当时的决策者正是认识到风险投资的局限，同时又洞悉科技型中小企业相关融资市场的空白，决定区别于大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把目标客户定在那些新创的、同时发展速度较快、但被其它商业银行认为风险太大而不愿贷款的中小企业身上。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创新，终于成功创建以支持创业创新为业务主体的新型金融产品-科技金融，并据此产生全球首家商业化运作的科技银行。因此，硅谷银行创立的科技银行经营模式是对其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一次重大创新。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一举冲破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之间的限制

对于债权投资，科技银行主要通过客户的企业基金提取部分资金。虽然创业企业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债券或者股票的销售，但科技银行会从客户的企业基金中提取部分资金作为未来的创业资本，从而减少募集资金金额及募集所需费用。而后科技银行将资金以借贷的形式重新投入创业企业。如果采用股权投资，科技银行与创业企业签订相关协议，收取股权或认股权证的方式以便在退出中获利。美国的科技银行在投资中通常混合使用两种方法：一方面将资金借入创业企业，获得高于市场借贷的利率，另一方面与创业企业达成协议，得到企业部分股权或认股权证，从而提高收益，同时减少风险。

（二）进一步模糊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之间的界限

“直接”投资是指科技银行将资金直接投资到创业企业，途中不经过风险投资基金；在产生回报以后，由创业企业直接交给科技银行。“间接”投资是指科技银行将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基金，由风险投资基金进行投资，同时由风险投资基金回报给科技银行，其中创业企业不会和科技银行有投资方面的联系（不包括科技银行对投资的创业企业开展投资以外的银行业务）。和风险投资基金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始终是科技银行最重要的策略之一。科技银行同时为风险投资基金所投资的企业和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直接的金融服务，通常它会将营业网点设在风险投资基金附近。[2]

二、科技银行经营模式解析

从运营特征以及服务领域而言，风险银行能够全面体现科技银行的特点：不同于普通的商业银行，一是贷款对象不同；二是贷款原则不同：商业银行主要按照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这几个原则发放贷款，而一般科技银行通过风险投资构建自身的风险管理架构。科技银行又与风险投资不同，风险投资通常以股权方式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参与企业的经营以及管理，并通过企业上市等途径退出。科技银行主要通过债权的方式参与企业经营，从企业利用风险投资再融资和第三方机构的投资获得偿还。最后，在监管方面，科技银行需要接受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需要满足《巴塞尔协议Ⅱ》中关于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监管机构对风险投资的监管相对不多。总的来说，科技银行的经营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一）主要为创业阶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科技银行通常给与的金融支持方式主要包括贷款融资或者直接投资方式。其中的贷款融资，科技银行明确将其市场定位为处于创业阶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贷款。一般只考虑对处于成长阶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融资，一旦企业发展到成熟期，科技银行就决定退出。科技银行通常是在风险投资进入之后才会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当风险投资完成首轮或第二轮投资，然后科技银行开始跟进，对那些需要融资的中小企业进行贷款，科技型中小企业一旦获得风险投资以及第三方机构的股权再融资，意味着科技银行的贷款终于能够得到偿还。科技银行贷款利率通常比市场利率要高出2-3%，有的甚至高达5%。对于直接投资来说，科技银行进行直接投资涉及两种方式：第一种为直接参与方式，通过参与风险投资参与投资的创业企业，成为企业参股股东或合伙人，但其持股比例一般低于风险投资持有比例；第二种为间接参与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基金中的基金，科技银行通过风险投资基金，再由风险投资基金投资于企业。

（二）具有较为独特的风险管理制度

因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研发过程中的创新有着不确定性，在研发产品还未商业成功之前，通常商业银行难以评估企业科技成果的相关价值以及企业潜在的经营风险，银企间这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始终是困扰高科技融资的症结所在。在这方面，科技银行通常有其独特的风险管理方法：（1）通过风险投资对企业进行持续风险监控。通常科技银行只向已经获得风险投资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贷款。科技银行利用风险投资筛选客户，从而避免了授信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另外，由于风险投资通常会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科技银行间接地利用风险投资对贷款进行例行管理，从而有效地减少了风险；（2）仅参与熟悉的相关领域。科技银行的绝大部分员工都有高科技领域的背景或工作经验，同时在该行业拥有广泛的人脉，从而使得科技银行专业化优势更加突出；（3）重点关注贷款企业当前的现金流。处于初创阶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通常盈利不多甚至亏损，同时缺少可以抵押的物品。科技银行通常不太关注企业的盈利水平，但十分关注企业当前的现金流状况，通常要求贷款企业以及投资的风险投资基金必须在科技银行开户，以此加强对风险投资和中小企业现金流的监控。同时也会要求企业在银行账户中必须留有规定数量的现金，以防范风险；（4）签订债务第一受偿顺序条款。通常科技银行要求企业在贷款合同中需要签订债务第一受偿顺序条款。这样即使企业破产清算也可以将信贷损失减少到最低，从而在最大程度上维护科技银行的自身利益。[3]

三、科技银行是破解我国当前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密钥

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融资需求，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科技型中小企业从出生到成熟，每个发展阶段都存在不同特点的资金需求。尤其是进入创业后期和成长期阶段的企业，资金需求快速增长，资金压力空前加大。创业者们虽然真实地看到未来的发展前景，需要依靠大量的外源性资金支持。虽然有风险投资基金可以进入，但是有些企业的创业者们却产生顾虑，由于引入外来投资使股权稀释，从而失去企业控制权，造成企业发展背离创业者的初衷，因此不愿意希望过多权益资本介入，更希望引入商业银行提供的信贷资金。但在这些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很多企业的研发成果还处于刚投放市场阶段，企业当前的市场占有率、利润率及资产方面都很小，难以达到商业银行的贷款要求。科技型中小企业这种高增长、高盈利以及高风险的突出特点与商业银行的经营准则之间有着结构性矛盾，造成债权性资金不能大量进入处在这一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由于技术发展迅猛，产品更新换代快，缺乏资金，从而使一些处于创业后期或者成长期阶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样面临成长瓶颈问题。科技银行的经营模式，与目前在各地高新技术开发区内设立的那些科技支行不同，是专门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的、机制创新的，具有专业化业务的区域性商业银行，它利用创新金融工具和国家的政策支持，通过债权与股权相结合的运行模式等在内的机制创新，从而使科技银行创立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相应资产结构，形成适应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特点和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原则的新管理制度。我国科技银行选择经营模式，既不能参照政策性银行的老路，应该以市场机制来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也不能局限于现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和业务模式，要进行制度创新：（1）应该以民间投资为主，结合市场主体进行股权设计，当地政府投入要以引导为主；（2）进行机制创新，对成长期阶段的企业进行贷款的同时允许部分实行债转股，使科技银行在承担风险的同时可以分享企业快速成长产生的价值增长机会。政府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给与科技银行财政支持、税收优惠或者风险补偿，引导科技银行开展一些高风险项目；（3）进行制度设计，从经营体制、业务内容、担保方式以及盈利模式的设计上都应该保证专业性、盈利性以及风险可控性，包括聘请行业科技和经济专家为企业把握方向、与风险投资、担保机构进行紧密合作等。（4）应该主要集中于高科技园区内进行运作，因为这样科技银行能充分了解当地高科技园区内的企业，减少信息不对称。（5）建立一支既懂科技又懂银行业务的专业化科技金融人才队伍。目前科技银行相关经营理念已经得到我国很多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投资机构的认同。[4]

四、我国促进科技银行经营模式的主要障碍

针对我国目前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困境，许多专家希望成立科技银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支持，通过在部分有条件的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进行试点，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引进、研发以及新产品推广等与科技创新紧密相关的业务提供服务。那么，科技银行经营模式能否得到复制？目前我国推行科技银行经营模式还面临许多障碍：

（一）我国的风险投资还欠发达

科技银行实际上是建立在风险投资高度发达这一基础上的，依托风险投资形成独特的风险管理体系。科技银行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社区银行转变而来，科技银行最初的贷款对象是已经完成首轮或第二轮风险投资融资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也就是说，拥有风险投资基金是获得科技银行贷款的条件之一。除了传统信贷业务以外，科技银行还投资其他项目。可见，与风险投资相伴相生恰恰是科技银行的一大特色。科技银行可充分利用风险投资基金对项目的判断能力以及投资能力。如果企业经营状况较好，还可与贷款企业商讨债转股，甚至有可能获取超额回报。[5]而我国风险投资还欠发达，在目前的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制度下，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很难解决，科技银行已经承担的高风险难以得到充分的风险补偿，导致科技银行持续经营的能力难以得到保障。

（二）我国诚信机制存在缺失

我国诚信机制存在缺失，成为科技银行经营模式在中国复制的最主要障碍。在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尽管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之一。但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往往抱怨商业银行程序多、贷款审批慢、抵押条件高、时间长，往往贷款通过批准却错过了科技创新和企业发展的良机；而商业银行却觉得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存在财务状况不清晰、贷款额度难掌握、担保措施难落实等难题。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再加上科技创新成功率普遍不高，决定了对其贷款时面临风险大、成本高以及利差小三大主要障碍。在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缺乏抵押担保的情况下，企业诚信机制的缺失显得极为显眼，这也是近年来科技型中小企业产生经营危机时，商业银行往往对其惜贷的主要原因。[6]

（三）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还未实施

全能银行制，尤其是银行控股公司能够提供非常全面的金融服务，实行全能银行制是确保科技银行业务得到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混业经营使得科技银行能够利用好项目的超额利润弥补差项目的损失，从而实现总体的平衡和盈利，达到既发展自身业务，又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目的。如果提供贷款，不进行投资，科技银行就难以能保证盈利，很难持续经营。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系，使得科技银行无法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按照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资金需求提供合适的融资渠道，与科技型中小企业间的密切联系无法建立。要使科技银行能够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就应借鉴国外经验实行混业经营。

五、大力推进科技银行经营模式，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支持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一项长期的国家战略。我国应该借鉴美国科技银行的发展经验，为科技型重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融资服务。目前我国各地的高新技术园区普遍成立了科技支行。科技支行普遍引入贷款风险定价机制，按照企业的风险水平、筹资成本、项目管理成本以及贷款目标收益等条件，同时考虑当地市场利率水平等相关因素自行决定贷款利率，对不同企业实行差别利率。我国现行的商业银行经营体制很难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因此大力推行科技银行经营模式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一）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

我国科技银行经营模式可以说是建立在风险投资不发达这一基础上的。因此很难完全照搬美国科技银行发展经验。必须通过现有的商业银行模式，实行专门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科技金融业务新模式，使更多科技型中小企业依靠自主知识产权获取银行贷款。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重要无形资产之一的知识产权，如果能够用于质押贷款，或利用自有知识产权质押或者业主信用当作反担保，将在相当程度上解决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困境。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相关产品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企业知识产权作为贷款的核心质物，而且担保方式需要灵活处理；二是政府提供专项贴息以便降低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三是科技贷款期限与额度设计要最大程度符合企业融资需要；四是能够提供专业化、个性化以及全方位金融组合产品。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部门协调、政策扶持和服务功能，进一步整合政府、银行、第三方机构等服务资源，尽力为科技银行的业务开展和金融服务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对科技银行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提供一定比例的贴息支持。未来科技银行应该致力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市场定位，创新科技金融产品，进一步完善服务手段，通过发展科技贷款业务，从而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今后，我国政府要建立科技融资金融体系、引入贴息机制，同时启动科技融资培训工程和相关机构展开合作。[7]

（二）加快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由于我国法律法规不健全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不得不承担比大企业高得多的资金成本。信用担保体系能够解决科技银行对部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管理问题。第三方担保机构利用专业化经营信息资源以及专门技术的研发，从而降低信息搜集以及处理成本，减少信用风险，使其可对以前回避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信用担保体系，从而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给与更大的资金支持。此外，我国目前企业征信系统存在统计信息较窄的问题，征信系统对企业的评价结果很难得到银行的认同，因此商业银行在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时通常并不采用征信系统的评价信息，而是单独对企业信用进行评估。这既降低中小企业信贷可获性，又提高银行和企业的额外成本。因此，加快社会征信体系的建设对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也有很重要的意义。[8]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才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先天的缺陷在一段时间内难以克服，应从三个方面加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一是进一步完善与征信体系有关的法律法规。二是推动信用信息的共建共享。统一信息标准，同时加强信息管理，保证社会信用信息准确性。三是努力规范征信市场。通过政府推动，从而使征信机构由政府主导转为半官方半民间机构，同时逐步允许外资征信机构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最终使国内征信市场实现规范的市场化运作模式。

（三）我国科技银行业务模式可借鉴桥隧模式

美国科技银行的成功关键在于银行与风险投资的紧密关系。为降低信用风险，其客户必须是得到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此外，科技银行会与客户签订相关协议，要求以专利权益作抵押担保。如果无法还贷，公司的专利权益将归科技银行所有；如果公司破产清算，在技术专利被拍卖后，所得资金要先归还科技银行贷款。我国银行业因为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相关限制，直接借鉴美国科技银行经营模式并不现实。但是实际上美国科技银行经营模式与我国金融行业的桥隧模式十分接近。所谓桥隧模式是在担保机构、银行和中小企业三方中引进第四方机构，包括风险投资基金或上下游企业；第四方机构事前以某种方式承诺，如果企业发生财务困难而无法按时偿付贷款本息时，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由第四方机构购买企业股权，通过为企业注入现金流，从而偿付银行贷款，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的贷款风险，同时规避了企业破产清算，最大可能地维持企业的潜在价值。例如当时处于初创期的杭州动漫企业－丰泽科技，因为无抵押物和现金流，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中新力合通过引入第四方机构－红鼎创投，同时约定通过中新力合与红鼎创投进行共同担保，使丰泽科技能够向商业银行融资100万；此外，红鼎创投按照合同获得丰泽科技10%的期权份额，丰泽科技的股权质押给另一方中新力合。可见，我国科技银行经营可以参照桥隧模式。[9]

作者:陈游 单位: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磊．科技银行：破解科企融资坚冰的密钥[J]．时代金融，2012，（10）．

[2]乐隐．硅谷银行模式渐行渐近[J]．中国科技财富，2009，（3）．

[3]徐苏江．美国科技银行的经营模式[N]．上海金融报，2013-05-15．

[4]王婷．张朝晖等，建设科技银行，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N]．中国证券报，2012-03-04．

[5]赵策．放开信贷，科技银行路漫漫[J]．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4-04-11．

[6]裘伟廷．试论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J]．证券市场导报，2014，（12）．

篇（3）

20世纪，英国农业经营方式的显著改变是自营农场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营方式。英国家庭农场起源很早，在圈地运动扩展的过程中，富农以购买或租赁的方式从农民手中占有土地，进而合并形成较大规模的农场；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土地产权形式由敞田制转变为土地私有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量的家庭农场或竭尽所能地扩大规模，或被挤压破产，农场发展突破家庭农场的规模局限，大规模租赁土地，大量雇工，大型租赁农场逐渐取代家庭农场；20世纪以来，因为英国地租下降、地产税逐渐提高、政府加大对租赁土地的干预力度等多种措施，抑制了大土地所有者的收益，纷纷出售土地。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土地又逐渐流转到农民手中。以英格兰和威尔士为例，20世纪20～60年代，贵族地主手中的耕地有40％移交给了农民，随着家庭农场数量的快速增加，英国政府不仅颁布了一系列农业法，维护农场经营者的利益，同时从财政上给予优惠政策扶持，在高度机械化的条件下，英国家庭农场逐渐实现了自营化。根据1970年左右的一项官方统计，农场总数中租佃农场约占36％，自营农场占64％。英国以自营农场为主的农业发展速度很快，20世纪30年代大麦小麦每年的进口量是600万t，1986年这一需求已经基本能由国内农业满足；20世纪30年代本土仅能提供30％的食物需求，1986年国内市场食物供给达到80％，食物的进口依赖程度逐渐降低，甚至某些农产品已经实现净出口。

（二）美国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美国人少地多，农业生产以大面积耕种为特色，规模庞大的农业生产需要相互合作。美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可以归纳为3类：一是工商企业直接对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管理协调，涵盖生产资料的生产供应、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以及销售等若干环节，各环节流水作业，从农产品生产到加工销售均由企业内部实行统一核算。二是工商企业与农场保持独立的生产经营权，双方签订合约，进行合作，农场主负责农产品生产，工商企业负责农产品加工销售，各司其职，合作关系相对稳定，这一组织形式是目前的主导方式。三是农场主联合投资兴办的供应生产资料和销售农产品的合作社。成员之间互助合作，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等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提供服务。这一组织形式突破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个农场主产销的局限，促进美国农业经济增长，提高了农场主收入水平。20世纪初期以来，美国农业发展逐渐实现了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以及社会化服务的产业化发展目标，形成较为稳定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目前，农产品加工企业是美国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美国的食品加工业在制造业中也是规模最大的。

（三）荷兰的家庭农场模式

荷兰的农业用地约为200多万hm2，仅占整个陆地国土面积的1／170，农业人口60多万，约占总人口的1／27。农用土地不足使荷兰的家庭农场规模较小，然而，荷兰农产品出口量很大，在国际市场占有较高的份额。目前荷兰农业有60％的最终产品销往国外，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9％，农业出口总额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荷兰家庭农场模式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荷兰政府在现代农业发展中致力于完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完善交通网络，增强物流服务功能；引导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增强了农业的竞争力。此外，荷兰的农业合作社以其非营利性保障了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利益，也为合作社的长期运转提供了动力。例如，成员55％以上的化肥以及精饲料均由合作社提供，农民90％的生产资金支持也来自在信用合作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拉博银行。

二、发达国家农业经营模式的经验

（一）英国自营农场模式的“专”

英国自营农场的“专”主要表现为不同区域的农场充分利用区域优势，及时调整农业结构，加速了地区专业化发展。英国东南部是平原地区，土壤肥沃，适宜发展种植业，是粮食主产区；北部是山区和丘陵地带，雨水较多，草木茂盛，重点发展畜牧业。在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下，英国进行了重大的农业结构调整，扩大畜牧业比例，进一步缩小种植业比重，农业结构调整使得英国农业从混合经营转向专业化发展。如农民进行大规模的水果和蔬菜的种植，伦敦等大城市附近有了专门的蔬菜、鲜花以及鲜奶供应基地，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区域特色以及专业化发展趋势。此外，英国自营农场专业化发展也离不开政府实施的高效率的科技推广政策。英国全国有数十所大学和地方性农业学院为农业培养各种人才，在各地设立农业技术培训中心以及其他专门机构，对自营农场提供服务和咨询。英国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支出逐年增加，进一步推动农业专业化发展。

（二）美国产业化经营模式的“稳”

美国产业经营模式的“稳”表现为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稳定。在长期的农业经营实践中，美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业合作社组织形式，实现了跨区域合作。区域内合作社一般由同类农产品生产者组成，它们需求相似，接受合作社的产供销服务；跨区域合作社在区域内合作社基础上，服务范围更广，覆盖面达十几个州，形成合作社联盟，专业化程度较高，进行商业运作，因此合作社成员能够突破区域市场限制，在全国市场以及世界市场获利。这种合作社联盟大多独立于联邦或州行政权力之上，能够跟政府部门交涉，尽可能多地为其成员争取更多的政策优惠，保护成员利益。此外，美国产业化经营模式的稳定还在于美国政府用高补贴的方式增加农场经营收入，从而在农产品价格降低的情况下，能稳定农场主家庭收入。

（三）荷兰家庭农场模式的“精”

荷兰家庭农场模式的“精”表现为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发展。荷兰人口稠密，人均占有农业用地极少，必须精耕细作，提高耕地的单位产出效益。这种集约化离不开高素质的农民、高收益的特色农业项目以及高效率的机械化生产。首先，荷兰的农民大多数英语交流能力较强，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营销能力，农民思维开阔，紧跟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才能和国际开拓创新眼光。这些特点使得荷兰农民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荷兰竭力推广特色农业项目，如花卉蔬菜园艺业，故被称为“欧洲花园”，成为最大的花卉出口国。特色农业在市场竞争力以及提高收益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最后，高程度的机械化生产提高了农业集约化程度。荷兰蔬菜花卉种植以及牧场养殖均有较高的机械化水平，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为集约化生产提供了可能。

三、发达国家农业经营模式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一）建立健全农业政策与制度支持体系，强化政府的导向作用

发挥政府在农业发展中的导向作用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通常表现为农业补贴政策和农业信贷支持政策的实施。农业补贴一般包括价格支持、直接补贴和农业综合补贴。如英国1947年实施的价格保证制度，对农产品施行价格支持，当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低于保证价格时，两者之间的差价则由政府补贴给农户；又如农场建设补贴，提出政府承担1／3的农场修建房屋、道路或供电网络等费用。以2008年为例，英国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总量高达37．19亿英镑（1英镑约合10．19元人民币，2014）。中国对农业的补贴力度也逐年增加，但是鉴于财政压力，目前应该还是以价格支持为基础，逐渐建立以直接补贴为主体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大农业综合补贴支持力度。就农业信贷支持政策而言，美国构建了一整套的信贷系统，各级信贷银行面对特定的对象，分工明确，包括为农场主提供购买土地、农机设备等需要货款的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间信贷银行不直接面向农场主，通过信贷协会向农场主提供贷款；合作社银行面向的主要是由农场主组成的合作社，而非个人。相比较而言，中国目前的农业信贷支持力度较弱，水平较低。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创新能力提高的基础上，调整信贷结构，增强信贷服务功能，能够提高农民积极性，稳定农业收益，促进农业发展。

（二）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合作社是一种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的生产组织形式，英国、美国、荷兰的农业合作社各具特色。英国合作社的特色在于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以某一种农产品为主，如小麦合作社，朝专业化方向发展，注重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竞争力强；美国合作社的特色则在于覆盖面广，实现了区际合作，采取现代企业管理方式；荷兰合作社的特色则是它的非营利性，一般扣除30％的收益作为组织运行和风险资金，其他均由成员分享，合作社负责成员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以及产后的一切事务，沟通农户和市场。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借鉴发达国家合作社模式，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还要顾及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异。合作社经营要充分兼顾专业化和综合性，控制合作社适度规模经营。具体实施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合作社发展模式，实现区域内合作，如东部地区农业发展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可以借鉴英国专业型的合作社模式；而中西部农业发展更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合作社模式应倾向于非营利性。第二步，在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渐缩小的前提下，不同区域之间进行跨区域合作，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进而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

（三）推进农业职业教育体系化，加强农业技术推广

荷兰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较为完备，从预备农业教育到中等农业教育，再到高等农业教育，种类很多，课程级别层次分明，荷兰多数农民至少接受过中等农业学校的专业教育，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结合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农民还要不定期地接受多种形式的培训；其他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也重视农业人才素质的提高以及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如1963年英国设立农业经营管理部负责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难题以及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技术培训和咨询；美国则在长期的产业化经营实践中形成了以联邦一级的农业部、州一级的农学院，以及县一级的农业推广站相结合的农业教育、科研以及技术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产业化体系。2012年中国十报告中提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目标，新型农业人才除了具有专业技能，还要懂得农产品营销。为此，一方面要培育有知识、懂技能的新型农民，另一方面还要将农学专业毕业生吸引到农业生产中来。在对这些人才的培养上，农业生产技能和农产品营销手段要并重，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长效的人才管理制度，如建立农业专业人才储备制度、完善农业专业人才激励机制等，农业人才的培养能够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技术推广。

（四）建立健全多主体、专业化、社会化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社会化服务随之出现。目前美国和荷兰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规模都比较大，但各具特色。美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市场为导向，具有较高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在农业生产产前、产中和产后都有专业的服务机构参与，降低了农业生产的风险，使得农业收益具有稳定性；荷兰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则围绕花卉等主导产业形成，花卉的保鲜则依赖发达的物流技术和网络，尤其是航空运输方式，从而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满足各地的市场需求。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农业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撑。中国作为农业大国，需要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建立健全多主体、专业化、社会化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如对于资金投入需求较大、收益回报较慢的服务，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及枝术推广等，由政府负责；农户联合形成的合作社则负责为具体的生产和销售环节服务，如供给肥料、种子等；私人服务机构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出发，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灵活地参与更多的回报率较高的服务项目。多主体的培育和发展需要更高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与之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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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验方案

1.种、养方案在100亩池塘养殖的水产品品种有鳖、鳙鱼、鲢鱼和锦鲤，种植的水生植物有10亩喜旱莲子草、15亩凤眼莲和30亩莲藕（见表1），通过种、养的实际产量和产值评价经营效果。2.旅游方案在接待个人和团体游的基础上举行鳖养生文化节、美丽乡村游等主题活动，并通过实际经营情况评价综合经营效果。

三、试验情况

1.种养情况

①池塘整改。从2013年3月初开始对池塘进行规范性改建，改建的主要设施有池塘注排水系统、池坡和防逃设施。池塘清整主要是清除池塘中与种、养无关的所有杂物，然后用市售的二氧化氯消毒剂按产品说明消毒，两天后注水到标准水位等待种、养。

②鱼、鳖放养。从2013年4月15日开始按设计方案与数量要求进行鳖和鱼类的放养，鳖和鱼类在放养前用食盐溶液消毒。放养的鳖为本公司自行培育的外塘幼鳖，鱼类购自宁波市鄞州区的苗种场。

③种植水生植物。从2013年5月开始在附近湿地和河道里捞挖喜旱莲子草和凤眼莲种植到设定的区域，并用网栏围住。2014年春引进15个品种的莲藕，用水底盆栽法种植。

④养殖管理。鳖每天投喂1次，按有机产品生产要求进行管理，不用任何药物；鱼类不喂任何饲料，任其自行采食池塘中的天然饵料。2013年10月5日天气转冷，鳖和鱼类进入越冬期，停止投喂，此时水生植物露天叶逐渐枯萎。2014年春季水生植物又开始萌芽，2014年5月后进入正常的养殖管理。

⑤捕捞。养殖到2014年10月10日，鱼、鳖基本停食，即开始捕捞。

四、试验结果

1. 养殖水产品收获情况

举行两次鳖养生文化节和美丽乡村游活动，使游客在养殖基地能读到鳖文化，看到始捕捞，收获鳖23660千克、成活率91%、增重17660千克，鳙鱼23250千克、成活率93%、增重21050千克，鲢鱼23184千克、成活率92%、增重20784千克，锦鲤14962.5千克、成活率95%、增重13462.5千克。

2.水生植物生长情况

种植的水草只起到了调节水体和营造景观的作用，虽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但为项目旅游提升人气和增加水产品产量起到了间接作用，喜旱莲子草种植后逐渐被鳖吃光，凤眼莲在第二年萌芽后也被鳖和鱼类吃光，莲藕生长良好。水产品收获与水生植物生长情况鳖实物，品到鳖美味，体验鳖养殖和捕捞的趣味，最后购买鳖。

②进行渔家旅游宣传。为了办好渔家乐旅游活动，通过报纸、网络和微信等方法进行宣传，为都市居民积极参与做好准备。

③实施渔家旅游活动。活动于2013年9月和2014年9月举行，活动内容有抓鳖比赛、鳖美味烹饪大赛、鳖宝宝爬行比赛等。活动不但拉动了当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公司养殖水产品的销售，增加了经营效益。四、试验结果1.养殖水产品收获情况通过一年多的养殖，于2014年10月鱼类停食后开始捕捞，收获鳖23660千克、成活率91%、增重17660千克，鳙鱼23250千克、成活率93%、增重21050千克，鲢鱼23184千克、成活率92%、增重20784千克，锦鲤14962.5千克、成活率95%、增重13462.5千克。

2.水生植物生长情况

种植的水草只起到了调节水体和营造景观的作用，虽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但为项目旅游提升人气和增加水产品产量起到了间接作用，喜旱莲子草种植后逐渐被鳖吃光，凤眼莲在第二年萌芽后也被鳖和鱼类吃光，莲藕生长良好。3.旅游收入通过举办各项主题活动，两年中旅游人数达到3.2万人次，综合旅游产值达到304万元。

五、分析与讨论

1.分析试验结果可见：在华东地区气候条件和水源水质都能保证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种高效的渔业经营模式。随着旅游项目知名度的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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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面媒体当前经营模式创新的中观评析

虽然平面媒体的发展前景堪忧，但其在舆论引导功能和内容生产方面的集中优势，短期内尚无法被完全取代。基于对这一现实的把握，平面媒体开始在经营模式上发力创新，积极探索。这些经营创新模式主要包括：1.以南方都市报系为代表的全媒体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依托强大的自身存量，借助与新媒体的融合增量，整合报刊、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资源，形成渠道集群优势，达到全覆盖式聚合营销目的。2.以重庆报业集团为代表的付费墙模式。通过变免费阅读为收费阅读，打破信息原创者无利可图、新媒体通过免费转发从中渔利的现实困境。这一趋向正在全行业得到显著性增强，越来越多的平面媒体已开始或正在酝酿采取这一方式。3.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为代表的报商模式。即平面媒体通过承包等形式帮助客户实现销售增长，分享增长利润。其主要方式有包销代卖产品，直接分成；借助版面宣传，提升产品销售量，从客户处获得返利；通过扩大宣传，实现产品销售增长，客户据此上调广告投放额度。4.以大众报业集团为代表的区域垄断模式。通过多种手段，对区域内主要平面媒体进行并购整合，从而达到垄断目的，形成区域性广告经营定价权和话语权。5.以《华商报》为代表的跨地域报系模式。通过报系内部“组合拳”，增强市场定价能力。6.以《武汉晚报》为代表的版面资产化模式。所谓版面资产化，就是通过提供策划、报道和服务，与商家合作共同生产商品。媒体将所投入的宣传版面，换算成虚拟的资本付出，换取合作对象对应的有偿资源。这种资源可以是实物、现金，也可以是对应的股份或相关权益。7.以《华夏时报》为代表的战略投资者进驻模式。近年来，文化传媒产业吸引了一批社会资本的兴趣。万达集团入主《华夏时报》、卓尔集团入主《投资时报》，成为平面媒体寒冬中的一抹亮色。8.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运作模式。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宽幅资产整合，拓宽收入来源，改变经营结构。上述经营模式探索，为平面媒体改革注入了生机，但整体上讲，收效尚不明显。主要原因是：第一，现有创新探索模式（资本市场运作模式除外）建立在平面媒体辉煌如昨的逻辑起点上，行为落脚点归根于如何抵挡平面媒体经营当下的颓势而非根本性逆转。所以，相当部分媒体，抱着闯试的勇气，迈着走走看的步子，缺乏顶层设计的整体路线图和时间表。第二，现有创新探索模式的核心仍然在依附平面媒体展开，更多表现为小打小闹式延伸品开拓。随着平面媒体市场影响力消减，其延伸品的市场认可度也会水退船低。更何况其延伸品多数是市场竞争业已充分的产品。在与移动互联媒体融合进程中也缺乏有效的接口，结果陷入大把烧钱办新媒体却始终闹得水声响不见银子来的“囚徒困境”。第三，现有创新探索模式，在体制和机制层面依然未能摆脱平面媒体原有经营窠臼。在决策机制、分配机制、激励机制、用人机制等方面，仍然在旧有框架内运行，发展要素无法通过市场化途径有效聚集。第四，现有创新探索模式中，部分模式以牺牲平面媒体公信力为代价，不仅不能持续甚至会衍生附加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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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面坡上铺设红椎纯林、红椎×马尾松、红椎×西南桦(Betulaalnoides)试验林，3次重复，共9个小区，随机排列，小区面积约0．3hm2，试验区总面积3hm2。为便于叙述，用模式中各树种第一个拉丁字母为代号，依次为C、CM、CB，造林密度2m×3m，穴状整地，穴规格:60cm(长)×60cm(宽)×35cm(深)，每穴施基肥250g(m(桐麸)∶m(磷肥)=1∶1混合沤制)。CM、CB的数量混交比例为1∶2，株间混交。2002年3月用营养苗造林，造林成活率90%，造林当年7—8月份进行第1次抚育，第2年和第3年，每年的3—4月份和7—8月份各抚育1次，2010年卫生清理一次，清除枯枝、死木和严重被压木。林分现状:林分郁闭度、平均植株数量、平均胸径和树高林分C分别为0．9、1500株·hm－2、13．93cm、12．78m，林分CM分别为0．85、1430株·hm－2(马尾松枯死木5%左右)、9．86cm、10．16m;林分CB分别为0．85、1480株·hm－2、16．31cm、16．12m。因林分郁闭度较高，故林下植被稀少，仅偶见风尾蕨(Pterismultifida)、铁线蕨(Adiantumcapillus-veneris)等较耐荫植物。

1．2研究方法

2013年5月，在在各小区中设置1个20m×30m调查样地，测定幼林树高、胸径，计算平均树高和胸径。并在3种树种中各选3株平均木(即3次重复)，然后伐倒并挖根，分别取其树干、树皮、树枝、树叶、树根样，在80℃恒温下烘干至恒质量，计算含水率，然后，把器官鲜质量换算成干质量。

1．2．1生物量

西南桦、马尾松、红椎单木器官生物量分别用何友均等［18］、明安刚等［30］、覃林等［31］生物量估测模型计算，以上建模数据均来自与本研究同地点的伏波实验场，所选建模样木胸径范围7．2～28．0cm，涵盖了本研究红椎、西南桦、马尾松的径级范围。根据生物量模型计算器官生物量、单株平均生物量及乔木层各器官生物量、乔木层总生物量。

1．2．2碳储量

树木器官碳素密度用有机碳测定仪(日本岛津，型号:TOC－L－ssm5000A)测定。器官碳素密度乘以对应树种、器官的生物量，得到各器官的碳储量，各器官的碳储量相加得到乔木层总碳储量。

1．3数据分析

采用Excel2007及SPSS17．0进行数据处理，单因素方差分析法进行显著性比较。

二、结果与分析

2．1经营模式对红椎生长的影响

模式间红椎的胸径、树高生长量达到极显著差异(P＜0．01)。其中以CB红椎胸径、树高生长量最高，分别达17．87cm、16．27m，与C、CM比较都达到极显著差异;其次是C，椎胸径、树高生长量分别为13．93cm、12．78m，达CB的77．95%、78．55%;最差为CM，椎胸径、树高生长量分别为11．57cm、12．03m，达CB的64．75%、73．94%。这表明，红椎与西南桦混交能促进红椎生长，而红椎与马尾松混交却对红椎生长不利。这是因为，红椎、西南桦和马尾松虽都为阳性、深根树种，但红椎较耐荫，尤其在幼林期，适度遮荫对其生长有利。另外，它们根系的差异较大，根系生物量占其总生物量的比例依次为17．16%［31］、17．72%［31］、9．3%［18］，而总生物量差异不大，故红椎和马尾松的根系比西南桦发达。而林木根系分布与发育状况关系到能否充分利用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和混交林的成功与否［32］。红椎与西南桦混交林，因西南桦根系欠发达，它们根系相互穿插交织的机率小，对地下营养空间的争夺不剧烈，故能充分利用土壤中的营养物质。此外，在地上空间利用上，在林分郁闭初期(4～8年生)，西南桦生长快于红椎，为红椎提供了遮荫条件，红椎处于下层，使西南桦获得了充足光照，故它们此时的种间关系表现为互利关系，能促进彼此的生长。但随着林龄的增加(8年生后)，红椎喜光程度逐渐增强，混交林也处于高度郁闭状态，红椎开始与西南桦竞争空间资源，此时的种间关系变成了竞争关系。而西南桦对光照比红椎敏感，在高度郁闭的林分中，西南桦因光照的不足而生长明显受抑，为红椎获得生长空间提供条件，使红椎生长逐渐加快。11年生红椎的树高已超过西南桦0．3m，如果不及时进行人工干预(间伐)，将因种群内剧烈营养空间的竞争而致西南桦出现自然稀疏，并最终被淘汰。红椎则在整个过程处于有利地位，故其生长良好，明显优于纯林。而红椎与马尾松混交林，因它们根系都较发达，林分郁闭后，根系处于同一营养空间的机率大，对地下营养物质的争夺较为激烈。同时，上层空间的竞争也同样激烈，因红椎的生长快于强阳树种马尾松，红椎的遮挡严重影响马尾松生长，马尾松为改变被动必须与红椎进行空间资源的激烈竞争，但其树种特点决定了它在竞争中的必然劣势。对11年生林分的调查，马尾松已呈现严重被压状态，林木个体参差不齐，且有5%左右的枯死率，这与火力楠和马尾松混交的结果较一致［33］。由于林分从地上到地下都存在激烈竞争，故对彼此的生长都不利，致使红椎的生长不如其纯林。

2．2树种对器官碳素密度的影响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同树种不同器官或同器官不同树种的碳素密度都达到极显著差异(P＜0．01)。同树种不同器官碳素密度，红椎以树干最高，与树枝、树叶、树皮、树根比较均达极显著差异;西南桦和马尾松则以树叶最高，与树干、树枝、树皮、树根比较达极显著差异。不同树种相同器官的碳素密度都以马尾松为最高，与红椎、西南桦对应器官比较都达到极显著差异;而红椎与西南桦比较，仅树叶、树皮达到极显著差异，树根达到显著差异，其它器官的差异不显著。同树种不同器官碳素密度从大到小排序，马尾松:叶、皮、枝、干、根;红椎:干、枝、叶、皮、根;西南桦:叶、干、根、枝、皮。树叶、树干这两个器官的碳素密度较高，可能与树叶为树木的主要同化器官，通过光合作用吸收CO2，并转化为稳定的碳水化合物［34］，树干中含有较高的纤维素和木质素［35］有关。马尾松碳素密度高于红椎、西南桦，这与针叶树种碳素密度高于阔叶树种的结论一致［36－37］。

2．3经营模式对乔木层生物量、碳储量及分配特征的影响

总生物量、总碳储量及它们在干、皮、枝、叶的分配量均以CB最高，分别达127．52、86．11、10．44、12．88、2．91t·hm－2和57．84、39．89、4．42、5．78、1．38t·hm－2，与C、CM比较都达到了极显著差异。由于BC能明显提高林木生长量及林分的产量，故其总生物量、总碳储量及它们在干、皮、枝、叶中的分配量也会随之提高。可见，科学配置人工林经营模式，能提高人工林的产量、生物量及其碳汇能力。而根则以C为最高，分别达22．23、9．27t·hm－2，与CM、CB比较都达到了显著差异，这与红椎为根系发达树种有关。不同模式乔木层生物量、碳储量在各器官分配量排序，C和CB从大到小都为干、根、枝、皮、叶;而CM为干、根、皮、枝、叶;这主要由树种特性所决定。

三、结论与讨论

配置科学的经营是提高人工林生产力、生物量和碳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模式配置不当，则会产生反效果。研究显示，红椎与西南桦混交林，因其空间分布格局合理，能充分利用营养空间，故能提高林分的产量和质量，尤其对红椎生长的促进效果明显，胸径、树高生长量与红椎纯林比分别提高了28．28%、27．31%，乔木层生物量、碳储量比红椎纯林分别增加了17．35%、17．73%。这表明红椎与西南桦混交是科学的。而红椎与马尾松混交林，因其空间分布格局不合理，导致了树种之间对营养空间的激烈竞争，致使红椎和马尾松的生长都不佳，尤其是马尾松，因严重被压已出现了自然稀疏，红椎的胸径、树高生长量也比红椎纯林分别下降了20．40%、6．23%，乔木层生物量、碳储量比红椎纯林分别下低了54．32%、52．48%，表明红椎与马尾松混交不是很科学。判断混交模式是否科学，关键为种间关系是否协调［38］。只有种间关系协调的混交林才有可能取得理想效果。但混交林的种间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林分的发育阶段而变化，因此，在混交林的经营过程中，必须根据不同阶段林分的状况对林分进行适当调控，以确保种间关系的协调、林分的稳定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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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方法

2．1样地的选择与调查

实验地位于铁力林业局茂林河林场92林班，作业面积10hm2，试验区基本概况见表1。

2．2数据收集

以铁力林业局的茂林河林场硬阔叶混交林为研究对象，2008年采用弱度、中度和强度三种抚育强度(弱度采伐只是对林分的霸王树、枯死木和濒死木进行了清理;中度采伐是在弱度采伐的基础上对一些杂木、干形不好的林木进行抚育伐;强度采伐是在中度采伐的基础上对影响目的树种生长的林木进行抚育伐，使公顷株数保持在600株左右)对林分进行干预，部分进行林下更新。本研究共设置固定标准地7块，均匀分布在不同经营措施的林分，并设置对照，2013年对林地土壤的化学性质进行测定，分析不同的采伐强度和采伐后是否更新对林地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从而为水、胡、黄硬阔叶林可持续经营模式的提出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2．3土壤化学性质的测定方法

在不同采伐强度的样地内设置5个取样点(样地的四角与中心点)，每个取样点按照0～10cm、10～20cm和20～40cm取样。土壤化学性质包括全N、全P、全K、水解N、有效P、速效K，其中，全N用自动凯氏法测定(LY/T1228－1999)，仪器为VS－KT－P型全自动定氮仪;水解N用扩散法测定(LY/T1231－1999);全P用酸溶—钼锑抗比色法测定(LY/T1232－1999);有效P用0．05mol/L盐酸－0．025mol/L硫酸浸提，钼锑抗比色法测定(LY/T1233－1999);全K用火焰光度法测定(LY/T1234－1999)，仪器为火焰光度计;速效K用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LY/T1236－1999)，仪器为火焰光度计。

3结果与分析

3．1更新对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

对采伐后更新、采伐后不更新和对照林分(未采伐)林地土壤的化学性质进行测定，结果见表2。采伐后更新的林分，土壤中水解N、有效P和速效K的含量要比采伐后不更新的林分高，分别高出8．29mg/kg(35．14%)、8．28mg/kg(23．14%)和22．5mg/kg(14．81%)，全N、全P和全K的含量较采伐后不更新的林分低，分别低出0．24g/kg(6．92%)、0．36g/kg(6．20%)和0．39g/kg(14．82%)，对照林分土壤中的全N、水解N和有效P的含量较采伐后的林分要高，全P、全K和速效K的含量相对较低些。

3．2采伐强度对林地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

对弱度、中度和强度采伐林分土壤的化学性质进行测定，结果见表3。采伐强度对小兴安岭水胡黄阔叶混交林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差异显著。中度采伐的林分，土壤的全P、水解N和速效K含量都是最高的，分别为6．07g/kg、32．03mg/kg和165．30mg/kg，全N、全K和有效P的含量均处于弱度采伐和强度采伐之间，分别为3．41g/kg、2．45g/kg和39．79mg/kg，其中，弱度采伐林分土壤中全N和有效P的含量最高(3．69g/kg和40．89mg/kg)，强度采伐林分土壤中全K的含量最高(2．53g/kg)。

3．3土层厚度对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

对不同土层厚度土壤的化学性质进行测定，结果见表4。不同土层厚度土壤的化学性质差异比较显著，土壤中各营养元素含量随着土层厚度的增加而减少。0～10cm土壤中全N、全P、全K、水解N、有效P和速效K的含量均是最高的，分别为5．28g/kg、6．06g/kg、2．50g/kg、47．83mg/kg、63．32mg/kg和186．60mg/kg，较10～20cm土壤中各含量高出63．83%、8．65%、1．08%、94．26%、107．15%和19．65%，较20～40cm土壤中各含量高出135．94%、22．35%、4．01%、195．74%、1．53%和37．81%。

篇（8）

野外样地调查于2008年10月对铁力林业局茂林河林场水胡黄阔叶混交林采用弱度、中度和强度、弱度采伐只是对林分的霸王树、枯死木和濒死木进行了清理；中度采伐是在弱度采伐的基础上对一些杂木、干形不好的树进行抚育伐；强度采伐是在中度采伐的基础上对影响目的树种生长的林木进行抚育伐，使公顷株数保持在600株左右［5］。进行抚育间伐，并进行人工更新，本研究共设置固定标准地22块，对样地内林木的树高、胸径进行测定，连续至今，样地的基本情况见表1。

1．2土壤采集与处理

在7种不同经营方式林分的标准地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5个点（样地的4个边角和中心），在每个样点内，分0～10cm、10～20cm、20～40cm三个层次取样，将5个采样点同一层的土样混合均匀，将混合样风干过0．149mm筛后，用碳／氮分析仪MultiN／C3100分析，计算其各层土壤有机碳（SoilOrganicCarbon，简称为SOC）含量。

1．3数据处理

数据均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采伐强度对硬阔叶混交林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

不同采伐强度硬阔叶混交林土壤有机碳含量如表2所示，中度采伐的林分，0～10cm平均有机碳含量为115．15g／kg，较强度采伐高出8．83％，较弱度采伐高出40．98％，较对照高出62．46％；10～20cm平均有机碳含量为57．3g／kg，较对照高出32．52％，较强度采伐高出38．07％，较弱度采伐高出48．18％；20～40cm平均有机碳含量为36．44g／kg，较强度采伐高出9．53％，较弱度采伐高出18．58％，较对照高出24．20％。方差分析显示不同采伐强度硬阔叶混交林土壤有机碳含量（0～10cm、10～20cm、20～40cm）差异显著（P＞0．05），不同土层厚度土壤有机碳含量差异显著（＞0．05）。

2．2更新对硬阔叶混交林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采伐后更新与否对硬阔叶混交林土壤有机碳含量（0～10cm、20～40cm）差异显著（P＞0．05），更新的林分较未更新高出19．64％（18．04g／kg）和19．63％（6．01g／kg）较对照高出55．00％（38．98g／kg）和24．76％（7．28g／kg），10～20cm土壤有机碳含量差异不显著。进一步对不同土层厚度土壤有机碳含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土层对硬阔叶混交林土壤有机碳含量影响差异显著，0～10cm的表层土壤有机碳含量最高，较20～40cm高出200．11％（73．28g／kg）、200．10％（61．25g／kg）和141．58％（41．54g／kg）（表3）。

篇（9）

试验地设在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谢屋村(116°31'E，25°39'N，海拔406m)，试验区域受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影响，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均气温19．3℃，平均无霜期286d，年均降雨量1660mm。试验地所属区域的土壤类型为粗晶花岗岩风化形成的山地红壤，砂砾含量较高，土质疏松，通透性良好，为Ⅱ类立地条件，地面植被以芒萁骨、类芦为主，试验地前茬为桉树林地。

1．2试验方法

2012年1月，在试验地中选择立地与环境条件基本相似、面积10m×10m的标准地24块，按3块一组分为6组，分别编号为NS1、NS2、NS3……NS6，同一组的标准地标号相同(即每组3个重复)。2012年3月，按照表1中的种苗选择情况选用苗高30cm左右、木质化程度较好且无病虫害的杉木实生苗按株行距2m×2m、穴规格50cm×40cm×30cm在对应的标准地中进行不炼山造林，对各组标准地依照表1中的经营模式进行经营和管理。造林时，每穴均施石灰0．035kg、尿素0．05kg、过磷酸钙0．15kg、沼渣1．5kg作基肥。杉木种苗中的普通苗为长汀本地常规培育生产，2．5代苗为福建省洋口国有林场培育生产。块状抚育为除去苗木周围70cm×70cm的杂草并松土;扩穴连带抚育为带状锄草松土，扩成水平带，带宽70cm，各试验地的抚育统一每年7月进行。化肥为湖南省长沙兴达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生产的N∶P∶K=15∶15∶15的复合肥，每株树追肥0．1kg，与林地抚育同步进行;沼液来自南山镇当地农户家的沼气池，于每年7月和11月采用挖穴浇灌的方式各施1次。2014年1月对每块标准地内的苗木进行每木检测，测量树高和地径(离地面5cm处)。

1．3试验数据的统计与处理

数据采用Excel2003和DPSV7．05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多重比较均为新复极差法检验。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种苗选择下杉木生长情况研究

采用杉木普通苗和2．5代苗的试验地，杉木在树高生长和地径生长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但采用同一种苗的试验组内，树高生长差异不显著，地径生长也未体现出显著性的差异。采用杉木2．5代苗的试验地，平均树高为1．22m，平均地径为1．73cm，较杉木普通苗的试验地分别高出了0．45m和0．59cm。这说明造林种苗的质量是造林成效的关键因素。

2．2不同抚育措施下杉木生长情况研究

对采用不同抚育措施的NS2、NS3、NS4这3个标准地中的杉木生长情况进行统计和调查。结果表明，在种苗选择和追肥措施相同的情况下，造林2a后，采用块状抚育的NS3号标准地中的杉木生长情况较采用扩穴连带抚育的NS4号标准地中的平均树高高出了0．09m，平均地径高出了0．12cm，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差异不显著，而NS3、NS4号标准地中杉木的平均树高均显著高于未采取抚育措施的NS2号标准地，NS3、NS4号标准地中杉木的平均地径则极显著高于NS2号标准地中杉木的平均地径。这说明采用扩穴连带和块状抚育均可促进杉木的生长。

2．3不同追肥方式下杉木生长情况研究

采用2．5代杉木苗造林，块状抚育，对追肥方式不同的NS3、NS5和NS6等3类标准地中的杉木胸径和树高的生长进行统计分析。NS3、NS5、NS6这3类标准地彼此之间，杉木的树高生长和地径生长均存在极显著的差异，但是同类标准地之间，杉木的树高生长和地径生长差异不显著。具体表现为，施用沼液的NS6标准地中的杉木植株长势最好，较未采取追肥措施的NS3号标准地中的杉木，平均树高增长了30．38%，平均地径增长了38．46%;较施用化肥的NS5号标准地，平均树高要高出0．29m，平均地径要高出0．35cm。

3结论与讨论

篇（10）

在2006年上半年，富有经营特色的商贸城市——义乌市的发展模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分析这座城市的前期崛起和短短若干年里的蓬勃发展，可知义乌之所以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是商贸业直接带动了该市的飞速发展。

义乌的发展，首先得归功于义乌人的开放意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刚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义乌人率先办起了小商品市场。当年他们独具的商品意识很富有时代眼光。“华夏第一市”的市场成效额连续12年雄居全国市场榜首。

商贸业的蓬勃发展，直接带动了义乌宾馆酒店业（包括宾馆、饭店业）的迅速发展。近几年，义乌市的宾馆酒店业呈现了国内县级城市少有的经营优势。

一、义乌市酒店经营现状

眼下，义乌已经成功走出一条富有区域特色的发展之路，经济获得了跳跃式持续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信息中心、展示中心，是浙江乃至全国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

小商品市场是义乌经济的最大特色和优势。小商品市场以价格低、品种全、信息灵、守信誉的经济特色，小、多、快、新的特点招来四方客商。义乌已逐步成为中国小商品生产、出口和外商采购的重要基地。义乌的经营模式和发展规模已经得到了国内外众多人士的认可。

在义乌，发达的商贸业也直接带动了会展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在商业气息足够浓厚的义乌市，每年大小会展连续不断，参加会展的客商来了一拨又一拨。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义乌旅游也逐渐成为走向现代化，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酒店业的快速崛起。依托以上优势，该市的酒店业取得了蓬勃的发展。近些年，高档酒店接连拔地而起，到2005年7月为止该市已拥有12家高星级酒店，其中准五星1家，四星级5家，三星级6家。从入住角度看，高档酒店的生意很红火，客户“走了又来，来了又走”，一片繁荣。到了周末高峰期，有的酒店入住率高达100％，这被一些经营者认为是“奇迹”。

分析义乌酒店业的经营，民营资本对义乌酒店业发展的贡献很大。经过前些年的精心创业，不少人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随着商贸经济的发展和旅游投资政策的放宽，有一定积累的民营业主看中了利润颇丰的旅游业。不少人则以酒店业作为主攻方向。

诸多业主选取酒店业作为主业外的又一经济增长点有其原因。其中关键的因素是义乌充足的客源。义乌市民营资本的资本积累主要依托强健的物流业。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张，每年旅游接待量急剧增长。光说2004年，全市的旅游接待量就达309万，其中有外宾18万，旅游总收入达到22.6亿。在本地人口约67万上下时，外地人口就高达75万。

截至2004年为止，义乌市区有各类宾馆近600家。在28家星级饭店中，民营资本投资的22家，占总数的78.6%。全市星级饭店投资总额为16.8亿，民营资本投资11.36亿，占总数67.6%:2004年星级饭店总收入为2.51亿，民营饭店收入1.29亿，占总数51.4%。

民营酒店的经营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业主自建宾馆自主经营，如华丰宾馆等13家；另一类是以租用酒店建筑的方式经营，这一类主业往往主营其他行业，而在装潢、设备、管理等方面采取租赁的形式，如信联大酒店、银龙大酒店等9家。义乌市的酒店主要分布在几条宾馆专业街，如稠州北路、宗泽路、江滨路和城中西路。眼下，义乌市的二星级宾馆和酒店基本已经饱和，有几家高星级宾馆在建。

二、义乌市酒店经营的发展历程与成功经验

1.义乌市酒店经营的发展历程

(1)“一枝独秀”阶段（1994年～1995年）。当时，义乌酒店相当零星，几乎不成气候。那时最典型的酒店属天鹅宾馆。它在当时规模最大，然而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宾馆，但是在这阶段仍能“一枝独秀”。

(2)逐渐兴起阶段（1995年～1998年）。在那几年，出现了“无商不富、无工不强、繁荣经济、义乌领先”的说法。当时义乌的酒店业刚有起色。开业于1992年的商城宾馆在1997年成为三星级旅游涉外饭店；华丰宾馆于1995年开业。从此，义乌开始出现了三星级宾馆，行业开始上规模，管理上逐渐上档次。

(3)蓬勃发展阶段（1998年～2002年）。1998年义乌大酒店开业,2000年凯信大酒店、信联酒店的开业,2000年义乌市第一家四星级宾馆银都大酒店在1998年开业后重新装修开业,是义乌市酒店业上品牌的重要标志。在该阶段，酒店品牌不断扩张并逐步提升,酒店投资业呈现不断扩张的兴旺局面。

2.义乌市酒店经营的成功经验

(1)民营资本投资初显成效。分析义乌的酒店产业，试想假设没有民营资本的投入，多说酒店仍主要由国有模式在经营，很难想像眼下红火的经营状况。目前民营资本是发展义乌酒店产业的重要资金来源，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是酒店业重要的投资主体。

旅游业的发展为民营经济向酒店产业投资开辟了新天地。一些民营业主自然是看中了酒店经营的相对丰厚的利润，部分业主则将酒店经营作为自身在发展主业过程中与客户谈判过程中增加可信度的筹码。不论具体的动机如何，民营业主的酒店经营已经显示出明显的优势。近年来，民营资本在旅游产业的投资势头趋猛，投资规模趋大。在与国有经济的对比中，民营资本投资酒店制度比较灵活，管理高度集中，经营有明显的优势。民营资本的投资无疑扩大了酒店产业的规模，增强了诸多酒店的经济实力，为酒店产业的良性发展注入了活力，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2)特色兴店成为行业共识。诸多酒店的兴起和充裕的客源加剧了酒店间的竞争，不少酒店开始提升酒店特色。现实中，义乌已有一些酒店在经营中显示各自的优势。

例如，义乌大酒店刻意建设精品商务酒店，在打造聚拢高端客流的差异化品牌方面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经营之路。在正确定位后，酒店方着手实施差异化战略。其中，酒店在差异化方面采取设立彰显女性特色的女子特色楼层、配备可免费上网的商务套房、义乌首家现场酿制和供应全麦啤酒的酒吧——天逸酒吧等。在品牌化经营中，酒店赢得了市场的肯定。

再如民营资本投入酒店产业的成功典型信联酒店，每年拨200万元进行分区域的装修，酒店管委会还规定每年从酒店的利润中提取100万建设资金，加强“品牌酒店”的营造。在现实中，不少酒店尤其是一些等级不高的酒店在经营中比较注重短期利益，不会太多考虑品牌，因而不会投入较多的资金进行酒店的包装。然而，信联酒店的努力吸引了众多外国客商，客房入住率达到85％左右。

当然，其他的酒店也是各显神通。第一个开设专业西餐餐饮，第一个引进哈根达斯冰淇淋等等，酒店创新成了义乌酒店业的热门话题。

(3)规范经营乃酒店产业之本。质量是酒店服务的生命线。作为最早与国际接轨的酒店行业，也是最早在社会上推崇“服务质量”的行业。无论是民营资本还是国有经济主导的酒店，规范的经营行为是不可回避的。在义乌，不少酒店在规范经营的基础上强化特色，走出了一条条成功之路。不少酒店业舍得花本钱加强管理队伍的建设和一般员工的经常性培训，员工的素质不断得到强化，酒店的服务意识和整体规范性在不断提高。可以说，主要是注重品牌效应和社会形象的酒店，现在都比较注重规范化经营，那些降低服务质量招揽顾客的行为和乌七八糟的社会服务的“恶习”与这些酒店基本无关。三、义乌市酒店经营的发展前景

义乌市酒店林立，自然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在义乌，酒店业的价格战已经处于白热化。在这样的整体氛围中，墨守成规明显不利于酒店的长远发展。仅仅采用一味降价的方式进行经营终究不是办法，事实上也未必为市场所接纳。所以立足义乌酒店业现状如何站稳脚跟并取得竞争优势则成了业内共同关心和探讨的话题。

持续繁荣的商贸业，已然成为义乌经济的主导产业。这样的发展态势明显预示着酒店业将在很长时间内处于繁荣阶段，同时市场经济也将对义乌酒店业的经营产生新的游戏规则。因而蓬勃发展的义乌酒店业和日益激烈的经营环境无疑也为业主们敲响了警钟。

在义乌，酒店客户从总量上是十分充足的，酒店业的经营无疑也是十分激烈的。其中关键的是酒店自身能否有效地在总量中有效地获取自己的一杯羹。在义乌这样繁荣的商贸经济背后，由于客户总量大，酒店经营方可不能小看这杯羹。而要有效获取这杯羹甚至更大的市场份额，我认为经营管理层最主要的要不断形成自身酒店的经营特色，以现代化的服务理念、超前与完备的服务设施、周到与精细的服务水准立足激烈的竞争市场。尽管民营资本在酒店业的投资已经初显成效，然值得规范的方面还不少。如租赁者和产权所有者的关系要进一步理顺，人员培训要更加系列化和经常化等。

在义乌，高星级的酒店还远远未能满足市场客流的需求，因而义乌高星级酒店的建设还将是近些年义乌酒店业的热门话题。否则，仅靠眼下众多低星级经营的酒店业是无法与商贸市场的发展步伐同步的。自然，这样的整体态势也不符合义乌国际商贸城市的都市形象。目前义乌五星级酒店的建设十分迫切，义乌作为国际性商贸城市，餐饮、旅游业、服务业极为兴旺，故投资五星级酒店前景看好，效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