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遗址考察报告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历史遗址考察报告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朝阳区主要做法

1.积极开展医师多点执业工作：积极开展医师多点执业工作，并于2014年出台《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主要亮点一是医师申请多点执业的地址不受数量限制；二是医师申请多点执业无须现执业医疗机构同意，可直接申请医师多点执业注册。

2.积极建设区域医疗联合体：建立区域化医疗服务分工协作机制，出台《关于建立朝阳区医疗机构区域化医疗服务分工协作机制的工作意见》，并按照“服务优先、片区布局、组团协作、分级医疗、信息共享”的工作原则，在朝阳区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各建立以1-2家三级公立医院为核心单位，其他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协作单位的区域医疗联合体。从而形成以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为基础，合理布局、服务能力相对均衡的新型医疗服务网络。

3.鼓励社会资本举办符合政府支持方向的医疗机构。一是鼓励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二是鼓励社会资本在郊区新城、重点镇和新的大型人口聚居区举办医疗机构；三是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康复、护理、中医、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医院；四是鼓励社会资本举办拥有高新技术和专科优势的医疗机构；五是鼓励社会资本捐资举办医疗机构或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进行捐赠。

二、今后工作建议

篇（2）

这里背靠峰峦起伏的太行山脉，面临着广阔的华北平原，山前一条小河潺潺流过，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宜人。在这里，科学家们陆续发现了“北京猿人”、“新洞人”、“田园洞人”和“山顶洞人”等不同时期的古人类遗存，这些人类遗存跨越了几十万年的时间，涵盖了人类演化史中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是集地质变迁、生物演变、人类进化三位一体的珍贵遗存，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是闻名中外的史前人类遗存宝库。

周口店镇的龙骨山和太平山等处，从1929年发现震惊世界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后，经几次发掘先后出土了距今50万年至1万年前的古人类的遗骨、遗物、遗迹和古动物化石，其中包括近200件人类骨骼（代表40个男女幼个体）、上万件石器、数层灰烬和200种动物化石。遗址有龙骨山50万年前的“北京人”、10-20万年前的“新洞人”、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遗址点共计27个，总面积约4km?。这是迄今世界同时代遗址中出土材料最丰富、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也是世界人类祖先头盖骨化石发现地。在科学研究、人类远古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88年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考察团在考察报告中称其“具有世界意义”，表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它是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如今，猿人洞、山顶洞、田园洞等古人类生活过的洞穴仍保存完好。科学家们发掘出的各类化石展出在猿人展览馆中。探访周口店，看到这些古人类生活留下的痕迹，就能帮助我们勾勒出人类祖先的生存场景。

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于2011年7月开工，历经三年多的建设，已于2014年5月18日对外开放。新馆建筑面积8093平方米，限高9米，是老馆的8倍。建筑层次分为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其中，地上面积4813平方米，地下面积3280 平方米。新馆创意源于“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劳动工具――石器。建筑线条简约、粗砺、刚毅，多折面的面与面之间形成锋利的石器“刃口”结构。建筑由南向北逐渐降低，与周边山脉天际线及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新馆是集科学研究、藏品保护、科普教育、文化交流、展览展示于一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是收藏、保护和研究周口店遗址历年来考古发掘实物，宣传、弘扬中国古人类悠久历史的遗址博物馆。新馆采取基本陈列、临时陈列和遗址展示相结合的展陈体系，使用“实物展陈与互动体验相结合、文物展示与场景再现相结合、传统展陈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表现手段，从“发现、研究、保护”三个层面对周口店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的展示。新馆设有序厅、临时展厅、4个常规展厅和4D影院，涵盖了基本陈列、临时展览、互动展项、模拟场景、纪念品销售、公共服务等内容。

篇（3）

位于那曲尼玛县文部村向南15公里处，当惹雍错湖的东沿，海拔4790米，城堡遗址主要在琼宗山南边的琼拉山山顶上。该遗迹主要是残存的房屋建筑，最大的一间面积为10X5平方米，最小的为5X3平方米。最高残墙为1.5米，残墙厚度为35-70厘米。墙体用石头砌成。

在主建筑群的东边有17米长的类似围墙的残墙，残高20-45厘米。主遗迹的西面靠湖，东面和北面有两座小山坡，上面均有建筑遗迹、尤其是北面山坡上的建筑遗迹仅次于主遗迹。所以，东北两座山坡上的遗迹很可能是主体城堡的组成部分，并且是用来放哨和观望的。

根据苯教文献记载，当惹穷宗城堡是象雄王国李弥夏国王的东部城堡，在苯教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据当地民间传说，象雄王国曾经在其国土的四方建过四大城堡，当惹穷宗城堡就是其中的东边城堡。

到了7世纪，象雄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李弥嘉被吐蕃军队灭于当惹雍错湖畔。

巴玛沟遗址

该遗址位于尼玛县当惹穷宗以北5公里的巴玛沟上部靠北山腰上，海拔4850米。遗址共分上下两排，下面一排总长22米，宽9米，共有7座房屋遗址，房屋残留两层，残高2.6米，墙体均用片石砌成，其中一个完整的门高1.5米，宽1米，这些残留两层的屋面均用片石盖成，没有发现用过木材的任何迹象。再往上走10多米有另一排建筑遗址，这一排总长28米，宽9米，建筑残高45厘米至1米不等。从残留的遗迹看，可以断定共有5座房屋遗址，但是很难看出当初是否有两层建筑，墙体均用片石砌制而成。

在巴玛沟的阳面，即北面山腰上可清晰地看出修建水渠的痕迹，好几处残墙高达3-4米，在巴玛沟下部有很多荒废了的田地废墟，可以明显的看出在山腰上残留的水渠遗址原来就是灌溉山谷下面的田野用的。

在巴玛沟建筑遗址周围没有发现任何佛教遗留的东西，如嘛呢石堆或残留佛塔，等等。当地牧民传说，该遗址是一座古寺庙废墟，但是他们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样的寺庙，是什么原因变成废墟。

巴玛废墟

该遗迹位于巴玛沟下部荒废的田地废墟以西靠当惹雍错湖边的土丘上。从外面看很难看出有建筑遗迹，只有一大堆乱石土丘。据当地的居民讲，几年前有人听说该废墟为城堡宫殿遗址，所以试图挖掘该废墟，发现下面有房屋式的建筑物。

阿叶色达残塔

从巴玛沟出来沿着当惹雍错湖往北2公里处，山脚与湖水间有一块大约2-3平方公里大的平地叫阿叶色达。在这个平地上有一个残塔遗迹，塔身残高1.2米，用片石砌成。从残存的塔形看，很难辨别这座塔最初的形状。在塔的南侧，有一条长长的，用片石砌成的残墙，这条残墙总长22米，厚度为50厘米，残墙最高处有60厘米。

残塔和残墙上堆放着63片刻有文字和图案的石片。石刻文字内容均属苯教咒语，而图案部分除了苯教式雍仲符号外，还有其他一些图案，如海螺，宝瓶和吉祥结等，苯教咒语内容为（藏语）。

达青废墟

位于阿叶色达残塔遗址往北沿着当惹雍错湖大约5公里处的达青山谷下部平地上。该平地面积大约有1-2平方公里，平地大部分为荒废的田地废墟。在这些田地废墟的西部靠湖的地方有很多建筑遗迹，从这些建筑遗迹看，这里可能是一座村落的遗址。

岗隆宫达遗址

位于达青废墟以北大约2公里处的岗隆沟上部靠南面山腰上，海拔4900米。分上下两排建筑遗址，其中下面一排的总长63米，最宽处12米，有8座类似房屋遗址，上面一排只有3座类似房屋的遗址，建筑残高20-50厘米，残墙厚度为20-35厘米，整个建筑均用石头砌成，由于建筑被火面积破坏，所以从外观很难确定是房屋遗址还是墓葬遗址。根据当地居民传说，该建筑遗址是一座古寺废墟。

这个山谷比起前两个沟，水源要丰富一些，在山谷下部还有一座村落，山谷的北面还有几处类似古代遗址的地方，那些遗址没有前几处那样清晰，所以很难明确地判断为古建筑遗迹。

篇（4）

2006年8月，国家文物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在新疆吐鲁番召开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商会议，签署了《丝绸之路跨国申报世界遗产吐鲁番初步行动计划》，标志着丝绸之路跨国（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联合申遗工作正式启动。

丝绸之路申遗工作启动以来，甘肃省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时任省长徐守盛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做了安排部署，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做好丝绸之路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并将之列入甘肃省2007年重点工作。

由此，甘肃省丝绸之路申遗工作拉开序幕。

2007年

1月，省文物局召开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协调会议。

8月，国家文物局委派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对丝绸之路甘肃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备选点进行实地考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水帘洞石窟群、榆林窟、马蹄寺石窟群、锁阳城遗址、骆驼城遗址、悬泉置遗址、玉门关遗址、果园―新城墓群、张掖大佛寺11处遗产点被列入申遗预备名单。

9月，省政府成立甘肃省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副省长咸辉任组长。

10月，省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了丝绸之路甘肃段申遗工作总体方案。

12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丝绸之路甘肃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通知》（甘政办发〔2007〕168号）。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省文物局承办的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协调会议在兰州召开。

2008年

3月，省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召开协调会，听取相关市州和文博单位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4月，副省长咸辉在全省文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就做好丝绸之路申遗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丝绸之路甘肃段11处申遗备选点申报文本正式上报国家文物局。

10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麦积山石窟保护管理办法》、《炳灵寺石窟保护管理办法》和《榆林窟保护管理办法》。

11 月，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印发《嘉峪关市新城魏晋墓群保护管理办法》。

12月，省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张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张掖大佛寺保护管理办法》、《马蹄寺石窟群保护管理办法》和《骆驼城遗址保护管理办法》。

2009年

2月，副省长咸辉在全省文化局长会议上要求加大丝绸之路申遗工作力度，突出抓好文物本体保护维修、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工作，确保申遗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酒泉市人民政府印发《果园墓群保护管理办法》、《锁阳城遗址保护管理办法》、《玉门关遗址保护管理办法》和《悬泉置遗址保护管理办法》。

4月，张掖市人民政府第 29 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丝绸之路申遗工作。

8月，高台县人民政府召开骆驼城遗址申遗工作推进会议。

11 月，国家文物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在西安召开丝绸之路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2010年

4 月，文化遗产地麦积山石窟保护建设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

11月，国家文物局和省政府在兰州签署《关于合作加强甘肃文化遗产工作框架协议》，双方提出重点合作加强丝绸之路甘肃段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推动丝绸之路申遗。

2011年

7 月，炳灵寺石窟第 171 窟大佛维修工程开工。

12月，国家文物局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商会，确定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以“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名称先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12年

2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丝绸之路申遗工作推进会，初步确定了丝绸之路申遗首批名单，甘肃省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玉门关遗址、张掖大佛寺六处入选。

3 月，省文物局召开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国家文物局相关会议精神，分析各申遗备选点存在的主要问题，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甘肃星宇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启动实施各申遗备选点测绘工作。

8月，省委常委、副省长咸辉在全省文物工作会议上要求全力推进丝绸之路申遗工作，切实加强我省各申遗备选点的文物本体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等工作。

10月，国家文物局对甘肃省六处申遗备选点进行实地考察。

2013年

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我国22处首批丝绸之路申遗名单，甘肃省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玉门关遗址入选。省政府办公厅公布《麦积山石窟管理规划》和《炳灵寺石窟管理规划》，酒泉市人民政府公布《锁阳城遗址管理规划》、《玉门关遗址管理规划》和《悬泉置遗址管理规划》。

3月，国家文物局与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六省区政府在北京签署《关于保护丝绸之路遗产的联合协定》。省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在兰州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

5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对甘肃省申遗备选点进行实地考察并就申遗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副省长张广智带队专题调研麦积山石窟、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和玉门关遗址申遗工作。

2014年

篇（5）

中图分类号：G26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8—0001—03

福建省三明市与漳州市境内各包含有前六批由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公布日期依次是：1961年，1982年，1988年，1996年，2001年和2006年）简称“国保”单位6处和14处（见[1]，[2]），漳州还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见[3]222页）。笔者一行3人，老中青结合，于2012年11月6日至12日对其中的5处和11处进行了实地考察。本文就这次考察所见到的现状，着重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4处“国保”单位作如下报告。

一、 三明市的万寿岩遗址（5批）得到整体保护，令人欢欣

万寿岩遗址位于三明市岩前镇岩前村前村西北的那座石炭岩孤峰。1999年以前，人们并不知道那里有文物，更不知道那里的文物会把古人类在福建生活的历史提前了十几万年，填补了福建省考古学年代上的一段空白。由于石灰石是炼钢需要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辅料，好多年前三明钢铁厂就已购买这座孤峰，作为生产石灰石的基地，成年累月的挖掘，山已掏空过半。1999年，有人发现其中混杂着一些似乎像化石之类的物品，引起当地文物部门的重视，经逐级上报和考古人员的抢救性发掘，初步判断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文化遗址。当年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贾兰坡院士等专家学者对万寿岩遗址的出土文物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该遗址是我国华东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洞穴类型的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原来福建省只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比这要晚十多万年，贾院士还亲笔题词：“这个遗址很重要，必须保护”。

时任福建省省长的同志，于2000年1月1日对省文化厅关于万寿岩遗址的保护建议，果断地作出批示，批文中的第一点是：“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文化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现的珍贵文物资源，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爆破，保证配合省文化厅做好洞穴遗址的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

2001年万寿岩遗址成为第5批“国保”。在国家、省、市三级政府部门调拨资金，大力支持下，使得该遗址得到了整体保护，并且建成设施完善，馆藏丰富的“万寿岩遗址博物馆”。

经三明学院友人朱同志与遗址博物馆的事先沟通，博物馆吴馆长亲切接待了来自远方近八旬的同宗长者，热情介绍了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砍砸器与刮削器等石制品及巨貘与中国犀等动物化石，他还亲自引领我们前往参观通常并不开放的万寿岩遗址的主要洞穴船帆洞，在该洞内有距今约两万年的人工石铺地面，露出来的面积约120平方米，属国内首次发现，世界罕见，大开眼界！各级政府和领导如此重视万寿岩遗址的整体保护，令人欢欣！

二、三明市的博物馆迁出正顺庙（6批），令人鼓舞

正顺庙地处沙溪河畔西岸，三明市列东大桥北侧的鲤园中，坐北朝南，始建于700多年前的南宋绍定6年，即公元1233年，是为祭祀谢佑将军而建。元明期间屡次重建，清代以来也几经修葺，它是三明地区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结构建筑，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主殿7米开间，宽约21米，进深约25米。1984年三明市设正顺庙文物保管所，负责保护管理，1996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4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成为“国保”。长期以来，正顺庙作为三明市博物馆供市民参观游览，当我们在博物馆开放时间到达时，大门紧闭，询问门卫，方知博物馆正在搬迁中，现在不开放了，等以后搬到新馆才能开放。又经三明学院小朱入内，向博物馆某负责人说明来意，该负责人当即表示欢迎，并招呼旁边一位工作人员去打开庙门，请我们进去察看，此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主殿已空无一物。该工作人员则称：“博物馆展品已全部迁出，庙宇原貌将逐步恢复”。

三明市文化部门采取“庙”、“馆”分离的措施无疑是对重点文物单位的一种更深层次的保护。国内不少地方，常将古庙宇、古民居作为博物馆或展览馆，实现对它的管理与保护。这固然不失为一种有效或暂时的方式，但古庙宇与古民居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古庙宇有其独特不可替代的功能，它与博物馆或展览馆有本质差异。因之，三明市将博物馆迁出正顺庙的举措十分正确，大有助于实现文化上的和谐，令人鼓舞！

三明市前六批“国保”除顺昌“宝山寺大殿”（6批），此行还去过的其余3处：“泰守尚书第建筑群”（3批），“建宁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旧址” （6批）和永安“安贞堡”（5批）都保护得很好，足见三明市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

三、漳浦文庙大成殿（6批）现状令人担忧

漳浦文庙大成殿位于漳州市漳浦县绥安镇文庙内，文庙建于明洪武2年（1369年）。现仅存大成殿，建筑面积约460平方米（见[2]382页）。从网上得知，该文庙在绥安镇的后沟巷。

我们沿后沟巷往返数次，并未发现任何疑似文庙的房屋，迟疑间，一路过老妇称：“汝身后，即孔庙也”。细察刻，见身后侧旁有一对紧闭红门，门内似隐约可见古建筑之屋顶，却无足够的门缝可窥及之，敲门又无人回应。这时看到门右侧前方有一间尚未完工的小平房，很可能与院子相通，它有一扇朝向院外的窗户还没有玻璃，只有一根稍粗的横杆将窗户分成上下两部分，杆离下面窗杠约半米，探头往里看，仍瞧不见院内。遂决定从窗户下半部分钻人一探究竟，自然年青者先行，中老年者再鱼贯而入，果不其然，室内有门通向院中，大成殿尚在，还算完整，与[2] 382页的照片相比无明显变化，殿内是什么都没有了，殿外只有漳浦县人民政府1979年8月12日立的漳浦县文物保护单位“漳浦文庙”的石碑。离开时，一位女子突然来为我们开启那紧闭的红门，看来还是有人为“国保”看堆的。

漳浦文庙大成殿是2006年批准为“国保”的，6、7年又过去了，现状依然如此，甚至连一块漳州“市保”的碑都不曾立过，这怎么能不令人担忧呢？

四、漳州林氏宗祠位于漳州市芗城区振成巷

漳州林氏宗祠系漳州县林姓氏宗族合建的大宗祠，亦是接待本宗赴考来往生员之所，因供奉林氏始祖比干，又称比干庙。始建年代不详，现存为明代建筑，清末曾有修葺。原建长为三进院，规模宏大，现仅存二进院的四方殿（大殿）和东侧的回廊（见[2] 381页），据其他记载可知，前仍高挂多块明清状地、探花（如林士章等）的牌匾。林士章系明嘉靖探花，任南京礼部尚书，万历33年赐三间五楼十二柱式石牌坊一座，石牌匾两面分别刻楷体字“尚书”与“探花”，矗立在宗祠附近。解放前宗祠还曾作为华南小学。

尽管漳州市地图没有标出振成巷，询问一番就找到了，而林氏宗祠则无人知晓。环绕振成巷两侧小巷及与之平行的洋老巷一周，也未见任何与宗祠有关的标志物，只见一座挂有巨锁的顶天铁木栅栏门洞之二层楼房。从栅栏缝隙可看到其内杂乱的院落和移动破旧的古建筑。虽无法攀越，也拍不到建筑物的全貌，但仍可拍到有漳州市人民政府于1988年6月10日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林氏宗祠的石碑的清晰照片。此时隔壁一间小店的女店主好奇地出来看着我们这一行人，她说：“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所在，主人是谁，似乎有人在养狗。”昔日曾经辉煌过的林氏宗祠竟沦落到这般田地，实在令人忧虑！

然而，漳州市对“国保”并非不重视，其前六批“国保”，除平和“南胜窑址”（6批），华安“南山宫”（6批）和南靖“德远堂”（6批）外，所去过的另外9处：“东山关帝庙”（4批），“漳州石碑坊”（4批），漳州“江东桥”（5批），漳浦“赵家堡—华安堡”（5批），“漳州府文庙大成殿”（5批），“福建土楼”（5批），龙海“林氏义庄”（6批），龙海“天一总局归址”（6批）与漳州“中国工农东路军领导机关旧址”（6批）都保护得不错。存在某些问题，特别是“林氏宗祠”，应该只是个案，它可能具有诸如“产权”之类的复杂背景。相信依靠国家文物保护法等予以因应，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妥善处理和解决的。

根据实地考察，可以判定“林氏宗祠”有关介绍那一段中所提到万历赐给林士章的石碑坊恰好就是位于芗域区香港路双门顶的“国保”；漳州石碑坊（4批）包括的两座石碑坊中主要的一座与另一座之相距28.5米，则是14年后万历赐予另一位官员——石碑坊与其临近修文西路2号的“国保”；漳州府文庙大成殿（5批）共设一个文物管理所并与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均在文庙内且大门朝向马路，十分醒目。这里也可看到由芗域区人民政府和漳州市旅游局监制的“唐宋古城历史街区”的中英文介绍，内容中只指出街区内有“国保”2处（明代石碑坊两座，漳州文庙）。因此，一旦2006年新增的“国保”临时宗祠得以整修开放，必将更加凸显这个历史街区以及漳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原貌与风采，其社会效益及对旅游业的推动不言自明。

[参考文献]

篇（6）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四川文物考古部门、大专院校的两代专家学者唐昌朴、魏达议、罗明遥、吴时敏、黄承宗五位先生，曾分别多次到今西昌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在西昌有唐宋陶瓷窑址遗存，会理有宋、元、明、清陶瓷窑址遗存，冕宁有元、明、清的陶瓷窑址遗存，在上述遗存地层中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土青花“瓷碗。近年来攀枝花大学讲师何霞女士亦多次去会理调查或考察，并在古窑址试掘。

上述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事后都分别在文博书刊上发表了论文。笔者研读了他们的论文，发现其有三个共同的观点：

1.会理古窑址始烧于宋代，最迟在元代就开始烧制青花瓷器。

2.会理元明青花瓷器无论是原材料的采用、工艺技术特点，还是产品最终的形态，都与云南体系（玉溪窑、建水窑等）的元明青花瓷器具有突出的共性，可视为一个窑系。

3.会理青花瓷器的工艺技术来源于邛窑的釉下彩，是邛窑工匠被掳南迁的直接结果。

例如：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唐昌朴先生在1982年6月对会理瓷窑（鹿厂窑）遗址进行考察后认为：“……其窑的建造时代是在宋末元初。”

四川文博考古界老专家魏达议、罗明遥、吴时敏在考察后撰写的《论会理元代青花瓷窑》一文中论述道：

“我国陶瓷发展史釉下三彩的运用，1983年在四川成都青羊宫隋、唐窑址内已有发现，唐代长沙窑和四川邛崃县的十方堂窑以及其他邛窑系都已广泛运用，这种釉下三彩的技术已为大家所公认是青花釉下彩瓷的技术基础。宋代尤其是南宋，成都琉璃厂窑就发展为划花填彩和绘三彩的所谓‘宋三彩’的釉上彩技术。因而釉下彩技术，可能由成都地区南传到会理为鹿厂窑所继承发展为釉下青花。如若此推论可靠，则鹿厂窑宋、元青花就是运用当地原料并继承发展成都青羊宫窑隋、唐釉下三彩技术而创烧出来的新产品。”

“湖田窑不是青花瓷的创烧者，而玉溪窑又晚于（会理）鹿厂窑，故鹿厂窑在青花瓷的创烧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位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在其考察报告中指出：“1973年云南禄丰元代晚期火葬墓出土的一件青釉青花玉壶春瓶，是玉溪窑的产品，其所绘鱼藻纹图案的绘法粗放自由，与鹿厂窑元代灰白釉下青花的绘法完全相同，因此他们之间可能有继承关系。”

无独有偶，最近笔者在收集、整理有关四川古代陶瓷研究论文的过程中，有幸读到攀枝花大学讲师何霞女士的论文《四川会理古陶瓷窑口归属的分析》一文，何女士曾多次去会理地区实地考察，她认为会理铁厂的抱母鸡坡古瓷窑的年代应比鹿厂古瓷窑更早。在那里，她发现了“原始青花的陶瓷残片”……其色泽与玉溪窑青花中使用“珠明料”的瓷器相似。

何女士在论文中引用了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著名陶瓷老专家耿宝昌先生的话：“云南的青花瓷在着色上色彩比较暗，灰，釉色泛黄，花纹多呈现青黑色。”她认为：“会理原始青花就具以上特点且颜色更深，应早于玉溪窑青花。”

她解释道：会理窑青花碗内底的支钉痕迹，是运用耐火材料做成的蚕豆大小的颗粒状支钉垫烧形成的，“与玉溪窑青花的烧制方法完全一样”。

她感慨地说：”通过对上述窑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人们直接感受到了邛窑工艺对上述地区的影响。”

会理元明青花瓷器的胎体呈浅灰色，胎质较细腻；釉面呈豆青色或灰白色或黄土色；普遍开“小块冰裂纹”，青花发色呈“灰蓝色”、“灰黑色”、“青蓝色”、“青黑色”等，深黑为早期产品，淡蓝者为晚期产品。绘画手法分涂划和雕皮印刷两种：涂划线条粗放随意潇洒，雕皮印刷则图案整齐划一。雕皮印刷为主要的装饰手法。图案多为树叶或朵花，或无花卉，只有青花的圈记。厚沿外卷，弧腹或折腹，厚底，无匣钵，只有少量垫饼，用于烧制大件器物，盘、钵、碟皆为涩圈叠烧。所用青花颜料则是当地土产青料。装烧方法多为涩圈重叠和支钉垫烧，故多数瓷碗内底有一圈无釉涩圈或五至六个支钉痕迹。

多年来，按照专家的指引，笔者出于学习、研究的需要，也陆续收藏了一些会理的青花瓷器，在此发图与方家交流、探讨。

朵花纹碗（图1-1），元代，支钉垫烧，土黄色釉，青花色深，发黑，简笔弯钩状花瓣。这只碗的花瓣画法与南海出水元代青花碗（图1-2，图1-3）雷同。

青花盖罐（图2-1），豆青釉，有细冰裂纹片，灰蓝色青花，彩绘“福”字、“春”字。这只青花盖罐带八思巴文草书“福”字的写法，与传统汉字草书“福”字的写法绝然不同；变形花草形的“春”字，与邛窑酒罐上的“春”（图2-2）字一脉相传。

篇（7）

黄土高原历史上是森林和森林草原地区，这是科学家在黄土高原上进行过大量考察后得到的共识。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于1929年到晋西陕北考察时，根据大量考证和调查材料断定当地原为森林地带。1955年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在考察报告中明确指出：“从残存的原生植被来看，可以肯定，本区在农耕以前原始植被是属于森林和森林草原。”这一结论近年来为大量科学研究所证实。

地球上历史痕迹的变化或多或少可以通过地质现象来保存。古植物的孢子和花粉大量散布在黄土高原的黄土中。由于植物的孢粉外壁坚固，能够在地层中长期埋藏而不腐烂，因此它飘落到哪里，就保存在哪里。为了解黄土高原的“变脸”过程，专家们特意到黄土高原西部甘肃静宁县、秦安县、定西县等地采集黄土高原6个典型地质剖面的黄土标本，从中获得了近千份孢粉样本。这些孢粉样本记录了公元前4.6万年至今黄土高原植被变迁过程。 从孢粉的分析来看，发现了松、云杉、冷杉、铁杉、栎、菊科等数十种植物孢粉的记录，专家们认为黄土高原在最初的时候并不姓“黄”。在4.6万年的历史中，有一多半的时间，黄土高原是森林和草原的成分相互消长，在这段时间里，黄土高原经历过多次快速的“变脸”――历经过草原、森林草原、针叶林以及荒漠化草原和荒漠等多次转换。

考古发现与古藉中的证据

大地湾遗迹被认为是黄土高原上的奇迹。在距今7800年前的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层中，不仅房屋建筑遗址有使用木的痕迹，特别是大地湾晚期文化层中，房屋建筑大量使用木料。此外，还有鹿、羚羊等食草动物骨骼和一些啮齿动物、河蚌类软体动物遗骸发现。犀牛是现代热带、亚热带动物，适应暖湿的森林、草地及河湖沼泽环境。以上信息表明，在距今7800前大地湾一带，有茂密的森林，并有丰美的草地，河流湖沼交错，植被条件极为优越，气温和降水均高于现代。

《诗经》中有许多重要篇章描写了周朝天子和诸侯在陕北和陇东地区的广大黄土塬上狩猎的情景。如《小雅・吉日》篇，生动地描写了周天子和群臣一起在漆、沮河流域的广阔草地上驾车围猎野鹿和各种动物的情景。该诗表明，在漆、沮河流域，野鹿等多种食草动物数量很多，进而表明这里有较广阔的草地。在关中地区的西周遗址中，发现大量兽骨、鹿角等遗存，表明狩猎活动对于西周时期生活在黄土高原地区的先民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与《诗经》等古代文献所记载的狩猎活动互相印证，为古代文献所描写的黄土高原野生动物及狩猎活动提供了有力证据。

古代的黄土高原上许多河流被称为清河，这说明古代黄土高原河流的含沙量要小得多。《诗经・大雅・凫鹭》篇描写了西周时期泾河之中水鸟很多，还描写了当时泾河岸边为沙质河滩，河中为沙洲。这表明当时泾河水质较好。另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直至春秋时期，泾河之水可以直接饮用。这也说明当时泾河含沙量较小。先秦时期，泾河、渭河、汾河和黄河，都可以较通畅地通航，这些都说明，在当时人类活动对黄土高原天然植被破坏轻微的情况下，土壤侵蚀相对是较轻的。

黄土高原是如何形成的？

历史上的夏、周、秦、汉和唐代，都把都城建在黄土高原上，在这片土地上发展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由于长期以来的人为破坏，使大面积的森林逐渐消失而成为今日的荒山秃岭。大规模破坏森林的方式包括战争破坏、营造宫殿、樵采、毁林开荒等。其中以毁林开荒对森林的破坏最为严重和彻底。 自秦汉以来黄土高原经历了三次滥伐滥垦。第一次是秦汉时期的大规模“屯垦”(边防军有组织大垦荒)和“移民实边”开垦。这次大“屯垦”使晋北陕北的森林遭到大规模破坏。第二次是明王朝推行的大规模“屯垦”，使黄土高原北部的生态环境遭到空前浩劫。据考证，明初在黄土高原北部陕北(延安、绥德、榆林地区)和晋北大力推行“屯田”制，竟强行规定每位边防战士毁林开荒任务。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明代推行“屯田”制对环境破坏之严重。第三次大垦荒是清代，清代曾推行奖励垦荒制度，垦荒范畴自陕北、晋北而北移至内蒙古南部，黄土高原北部和鄂尔多斯高原数以百万亩计的草原被开垦为农田，使大面积的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加剧。

篇（8）

课程改革的大潮中，不断涌现出新颖的体系架构和灵活的课程实施形式。我们学校经过调研，决定在“齐鲁文化课程”上另辟蹊径。既然突出地方文化，为什么不可以走出书本，走进富有文化气息的山水名胜呢？古人尚且重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何不也让学生去亲近故乡的山水田园、名胜古迹、文化场馆，去身临其境地感受、体验呢？据调查，学生甚至家长，对家乡的政治经济了解不全，对于历史文化更是一知半解，只有不到50%的家长到过全市所辖的五区三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才做出了走出校园，走遍淄博的社会实践课程的设想，并在实施中逐步完善。

根据课程方案的设置要求，校本课程一般都是每周安排一节课，一学年为36～40课时，我们创造性地打破了这一限制，集中一周时间参与课程实践活动，既保证了课程课时总量，同时又能极好地协调各种教育教学资源，保证课程效果。这种集中的活动，便于组织，教师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家长也因为学生能四处走走看看，增长见识而十分满意。在确定了以“走遍淄博，探寻齐鲁文化”为内容，以“实践活动周”为形式的活动模式之后，我们着手制订具体的实施方案。

一、初步感知阶段

我们以班级为单位，提前一周布置自主探究学习任务，作为实践活动的开端，让学生通过各种形式对家乡各区县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名胜古迹、民风民俗等内容进行收集整理。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民间采风、倾听家长或村居长者的讲述等形式，以小组为单位，对各自收集的资料进行整合，制作成诸如粘贴报、报告集等文字书面材料，更鼓励制作成PPT等形式进行直观地展示。与此同时，任课教师也要进行积极准备，每人详细地梳理一个区县的资料，制作成图文并茂的PPT课件。周一的课程表按照区县名称命名，分别安排张店区、临淄区、淄川区、博山区、周村区、沂源县和高青县、文昌湖度假区和高新区等七个板块，教师这时俨然成为各区县的“代言人”。课堂分三步完成，首先集中学习学校整理印发的材料；其次是由教师集中展示自己负责的某一区县的相关资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学生展示自己搜集并制作的相关素材，并进行开放式的交流。在我们的实践中，教师都对学生收集的相关资料感到吃惊，因为很多甚至连教师也未曾听说，同时也为学生那种探究的热情、资料整理的细致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二、实践体察阶段

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是学生真正的体验活动时间。根据周边区县的地理方位分布，我们设计了三条不同的路线：A线向南以淄川、博山、沂源为一线，分别选定蒲松龄纪念馆、淄川博物馆，博山的赵执信纪念馆、文姜祠广场、沂源博物馆、江北第一溶洞、齐长城遗址等景点，并在沂源县进行采摘活动；B线向东北历经临淄的中国足球博物馆、齐国历史博物馆、齐都古国遗址、桓台的王渔洋纪念馆、高青的引黄工程、黄河浮桥等景点；C线向西经过文昌湖度假区，到周村的古商城大街、淄博体育中心、高新区、山东理工大学、中国陶瓷馆、淄博博物馆等主要站点。在参观学习的过程中，沿途经过的大型企业、重点国道省道、重要的地理地标性建筑、以及相关的地理历史背景等都由随车教师及时讲解。周五上午集中安排学生参观代表了齐鲁文化精髓的山东省博物馆。

整个活动过程，从中国最古老的头盖骨化石，到淄博现代的繁荣发展，从悠久的陶瓷文化到享誉世界的足球文化，从王渔洋到蒲松龄，从黄河岸边到齐鲁国界，走遍淄博，历经古今。这样的活动，对学生是全新的课程，丰富了阅历，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感受了家乡的秀美，领略了地域文化的魅力，那种以故乡为荣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三、总结提升评价阶段

外出探究活动于周五上午结束，周五下午返校后，学生进行总结交流，填写实践活动记录表。利用周末把活动中的感悟整理成考察报告的形式，在自己的空间、博客上。接下来的一两周时间，学生在网络上交流心得，把自己拍摄的照片起上一个靓丽的标题，在班级宣传栏办起了小小的摄影展。总结中，学生有太多的感慨：终于见到“母亲河”了；我们家乡原来有这么多的历史名人；这么多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原来就在我们身边……有的家长这样说：我们四十多岁了，都没有机会走遍淄博各地，感谢学校和老师们给了孩子这次机会，孩子们归来的讲述让我们都知道了很多，学会了很多……在学校层面，组织了“探寻齐鲁文化”的图片展，优秀实践活动报告展等活动。同时，我们对每个学生在活动过程的表现进行评价，对表现出色的学生进行表彰。有效的评价不仅激发了学生的成就感，让他们认识到这项活动作为“课程”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提高了课程实施的力度和效度，落实了课程的育人效果。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这样的实践类课程是课程体系建设中的有益探索，丰富了课程内涵、创新了课程实施模式。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善于创新的教育才是最有效的教育。这种“另类”校本课程，是符合教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的，在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上做出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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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赫定没有想到，这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传入和的洗礼，中国学术界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具有现代意识与民族精神，此时的中国已非彼时的中国。赫定的考查活动遭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强烈抵制。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中国学者与斯文赫定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这个协定曾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戏称为“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它是现代中国学者公认的、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背 景

19世纪中期，西方探险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欧洲、北美洲的考察，南美洲、非洲、澳洲以及西伯利亚等广大地区的地理概况也逐渐为学者们所熟知。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东亚及欧亚大陆腹地作为仅有的几个未知领域，引起了世界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地理考察的进展，西方学者逐渐把目光集中到亚洲腹地，尤其是中国的西部地区。

中国在东亚、中亚占有辽阔的疆域。这里不但有独特的自然环境，而且有丰富的文化景观。中国人对西北边疆地理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自汉代张骞开通西域后，国内介绍中国西北地理概况的著作不断问世。到了清代，西北藩乱不断，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建设，有关西北地区的地理研究更加丰富。

经过清代几百年的经营，中国人对于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现象已经有了概括性的了解，并出现了大量的西北边疆地理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徐松的《新疆识略》和《西域水道记》、椿园氏的《西域闻见录》、祁韵士的《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张穆的《蒙古游记》等。但是中国传统的西北边疆地理研究多以地方官员、僧人及流寓边疆的文人学者的著述为主，直到19世纪末期，还没有科学意义上的探险和考察。

从19世纪的最后10至20年开始到20世纪初期，中国西北边疆地理的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形的外国人云集这一地区，其中既有带着侵略目的的政客，也有当时世界一流的地理学者和地质学者。俄国军人普热瓦尔斯基（H.M.Przewalski）和他的学生科兹洛夫（P.K.Kozlov）曾在中国西部地区考察，并掘走了大量的珍稀动植物标本和西夏文书；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法国人伯希和（P.Pelliot）、德国人李谷克（A.von Le Coq）等人，也都曾劫掠过中国西部地区的文物和古生物化石。这一时期，有数百名来自英国、法国、瑞典、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学者来中国考察。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的广大疆域，考察报告和相关论文、论著数以千计。这些成果有些在中国发表，更多的则发表在世界各国的科学杂志和著作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在众多的科学探险考察中，最著名的有美国地质学家庞培烈（R・Pumpelly，1837~1923年）于1862年至1865年的横穿欧亚大陆之旅，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i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于1868年至1872年对中国的广泛考察。他们掀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考察的序幕。尤其是李希霍芬提出的“震旦纪”、“黄土高原风成说”、“丝绸之路”等概念和学说，曾在中外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几十年以后，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再次来到中国，计划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活动。

赫定签署的协定及中国学者的反应

当斯文赫定于1926年再次来到中国时，中国的科学事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时不但出现了像中国科学社这样的综合性学术团体，而且已经成立了大大小小各种专业性的学术团体十几个。中国学者“历观前事，痛国权之丧失，恐学术材料之散失”，早就希望组织学术团体协会，以便联络各学术团体，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赫定的到来，成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成立的催化剂。

赫定来到北京后，首先寻求瑞典、德国驻华大使和北京政府的支持。他的计划似乎进展得十分顺利。不但西方的驻华大使表示全力相助，赫定的考察计划还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支持。赫定为了考察事宜曾拜访了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顾认为中国政府肯定会同意考察计划中的驼队探险，但计划中的航空探险，却要得到中国军方的同意。为此，赫定又拜访了航空署长刘光克。刘对开辟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航线很感兴趣，但他提醒赫定在驼队探险结束之前不要提出飞行的请求，否则捅到报界，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为了避免麻烦，赫定决定先进行驼队探险，并取消了在中亚建立无线电台的计划。

在赫定的努力下，北京政府同意了他的考察计划。当时驻扎在北京的奉系军阀亲自接见赫定，为赫定出具介绍信，并打电报给新疆军阀杨增新，通知他探险队的抵达时间和目的。

在争取得到北京政府应允的同时，赫定也在积极准备具体的考察事宜。他派随行的西方学者前往包头筹建考察团总部，并准备购置考察用品。

正当赫定认为万事俱备的时候，事态却发生了突然的转变。

事情起因于1926年底赫定与北京政府农商部下属的地质调查所签订的协议。为了能够更好地推进考察工作，赫定在当时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的建议下，与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达成了合作协议，并草拟了探险大纲。协定的原始文本现已无从考证，但关于协定的具体内容，目前中国学术界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协定要求赫定的考察队吸收中国学者参加古生物考察，考察的结果将发表在中国的古生物学杂志上，考察团所有的采集品均留在中国。考察团定名为“中瑞联合考察团”；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协议规定，考察团采集的所有地质、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一俟中国有相当研究机构，再送还中国一套副本”。中国派地质工作者两人伴行，负责与当地各级官厅接洽，到新疆后即返北京，由瑞典人前去接替。而考察队的名称是“斯文赫定中亚远征队”。尽管目前无法断定上述两种说法哪一个更符合事实，但毫无疑问，1927年3月中国各界听到的是后一种声音，于是“全国舆论大哗”。一时间，北京的大小报纸纷纷刊登消息，报道了赫定带来数架飞机，当局无法阻止赫定偷运文物的消息。

不但中国报界反应强烈，中国学术界更是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反对赫定的考察活动。

1927年3月5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召集各学会代表二十多人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第一次联席会议有两个主题：一方面是促进筹备建立永久的机构，进行学术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筹划发掘采集国内各种学术材料；另一方面就是反对外国人私入中国境内收集资料。在第一次联席会议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反对瑞典远征队来华。

在3月19日召开的第三次联席会议上，决定将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改称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将其确定为永久机构。与会代表拟定了14条《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章程》，并于5月2日呈报教育部。章程规定，协会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中央观象台、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清华学校研究院、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图书馆、中国画学研究会、中华图书馆协会、地质调查所等14个学术团体及学术机构组成。

学术团体协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与赫定谈判考察事宜。

谈判的经过及协议的签署

自1927年3月5日，第一次学术团体联席会决议公开反对赫定的考察计划后，又于3月10日在北京各大报纸上公开发表《宣言》，反对斯文赫定的中亚远征计划，并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停发斯文赫定等人的护照；11日，又致函甘肃、新疆等地的相关机构，要求阻止斯文赫定前往。

赫定不希望与中国学术界发生冲突，另外当他得知北京政府可能因为中国学术界的反对而收回曾经承诺过的支持时，赫定为了解释情况和平息事态，于3月9日致函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表示这次考察并未打算携带古物出国，并愿意与中国学者合作。10日赫定与安特生到北京大学面见沈兼士等中国学者，解释这次考察的目的，并商谈合作的可能性。

为此，学术团体联谊会于3月13日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赫定的来信，并于14日复函斯文赫定。信中认为，赫定信中提出的合作办法，与第一次联席会议中提出的由中国人主办的方法相违背，因此不能接受。但信中仍向赫定表示，愿意与他“作友谊的晤谈”。

3月17日赫定再次致函联席会议，进一步解释考察的目的及与中国学术团体合作的办法。赫定还就中国学者反对中亚远征队的名称问题，提出可将考察队定名为“北京学术团体联合组织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或者其它中国学者认可的名字。

在3月19日的第三次联席会议上，中国学者详细讨论了赫定的来信，决定推举周肇祥、刘复、袁复礼和李济四人与赫定接洽，并建议赫定于3月20日下午到北京大学第三院研究所考古室面商此事。

3月20日下午四时，赫定偕同当时担任农商部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到北京大学邀请四位代表到六国饭店举行了第一次面对面的谈判。

这次谈判，中国学者主要关心的是赫定此行的目的、是否涉及军事内容、西方考察团的成员是学者还是军人、考察路线、时间、经费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赫定一一作了说明。他尤其介绍了考察的目的主要是地理、气象、天文及地磁学，而考古及地质学是附带目的，如果中国学者反对，可以取消相关的考察内容。谈判结束后，赫定向学术团体协会提交了他整理的14条会谈纪要。

就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考虑如何与赫定合作的问题时，《顺天时报》以“瑞典考古队已首途赴新”为题，突然报道了赫定的考察队已经出发的消息。中国学者大为惊异，于是再次致函赫定，请他“诚意答复”，并同时致函绥远都统，请他们在协会与赫定谈判没有成功之前，监视考察队的行动。3月22日赫定回复中国学者，称报上的消息不准确。强调只是部分人员先到包头做准备，他本人将留在北京商谈此事。赫定还专门请安特生向中国学者解释此事。

3月24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四次会议，讨论赫定整理的第一次会谈的14条内容。经过仔细商议，与会代表向赫定提出11条合作办法。办法的内容包括：考察团的名称应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察团的具体事务由协会组织理事会负责；所得物品应全部交与理事会保管；不得毁坏沿途古物建筑；不得以私人名义向当地居民购买古物；不能够绘制比例尺超过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等等。会议还决定由周肇祥等六名学者继续与赫定商谈。

3月25日，六名代表与赫定进行了第二次谈判。

这次商谈的内容涉及中西方团员的具体人数、薪金，经费的来源及使用办法，气象台的设置，团长的人选，出版考察报告的方法等具体的合作内容。会谈结束后，赫定要求中国代表将所提条件以西文形式送给他，并于29日复函，大体同意中国学者的要求。但赫定提出，在中方的要求中，理事会的权力太大，并希望在采集的古物和考察报告的形式上，中方能够有所退让。

就此，4月1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五次会议进行讨论。会议提出八点决议，表示，名义上可以商量，但在权益上不退让。

4月2日，中国学者与赫定举行了第三次谈判，逐条讨论中方的意见。会谈中讨论了双方团长的权限、理事会的作用等问题。

就在中国代表与赫定商谈合作办法的过程中，各大小报纸不断有关于赫定组织的考察团已经出发的报道。一时间消息混杂，难辨真伪。为了更好地交流与合作，第三次谈判结束后，中国代表仍以电话或书信等方式与赫定交换意见，并又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讨论各项内容。最后，赫定基本上接受了中方的要求。

在与赫定基本上达成共识之后，中方推举徐炳昶、马衡、刘复三人负责起草合作办法，李四光、袁复礼、李济三人负责合作办法的翻译。

4月20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十次会议，讨论新起草的合作办法。23日周肇祥与刘半农带协议征求赫定的意见。赫定提出考察团的名称应由“学术团体协会组织考查团”改为“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博士共同组织考查团”、外方团员应该由赫定任命而不由协会任命等意见。在24日的第十一次会议上，中国学者同意了赫定提出的要求。

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4月26日下午七时，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周肇祥和瑞典学者斯文赫定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至此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谈判终于以中外合作、并以中方为主的形式圆满结束。

篇（10）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22-0044-02

青城又名一条城，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北部崇兰山下，，地形呈狭长地带，黄河流经北部，属典型的黄河谷地。青城历史悠久，历代文人墨客荟萃，商贾云集，会馆林立，是西北商贸集散地和黄河上游边防军事重镇。

据史料记载，青城建于宋仁宗宝元年间（1038～1040），由宋代大将狄青巡边时所建。据《兰州府志》载：“一条城本名垄沟堡，宋狄青巡边所筑。明万历五年，兵备张栋疏请改名。” 青城《罗氏族谱》载：“宋宝元时，狄武襄公擢秦州刺史。有豫章罗月泉先生者，为宋儒从彦之曾祖，武襄聘为幕客。狄武襄公巡边至定远，筑一条城。月泉襄办屯田事宜，因侨居一条城。后还豫章，至裔孙柄之复迁于条。”此外，《甘肃通志》、《榆中县志》、《皋兰县志》和《金县志》均有“一条城”的记载。由此可见，青城距今已有970余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黄河千年古镇。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从此世界各地文化遗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保护。当时，《公约》对文化遗产作了三方面定义：一是文物，二是建筑群，三是遗址。这三者其实可以用一个“大文物”概念来概括，即“历代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 。①然而，“大文物”的概念只停留在物的方面，文化是多样的，它既包括有形的文化，也包括无形的文化，这样“大文物”概念又升华为如今“文化遗产”概念，即把人类口头和非物质的文化都囊括其中。但这种分类法又不免陷入人为的分割，因为所谓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它们相互依存，共同作用。因此，研究青城文化遗产，我们在对其进行二性分类的同时，还要注意二者的联系。

一、 青城物质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有形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

文物：从历史、艺术和科学的角度来看，具有突出价值的建筑群、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部件和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组合体。

建筑群：从历史、艺术和科学的角度来看，在建筑形式、统一性及其与环境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体。

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自然与人类结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的地区。②

青城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文物类

文物类遗产主要包括砖雕、木雕、传统服饰、明清家具、碑刻、农业生产工具、水烟制作工具、乐器、传统生活用具等。这些遗产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保护现状各不相同。砖木雕保护大都附属于古建筑和民居，对于某些重要的残损砖木雕进行了局部修缮或原址复原。传统服饰除了在罗家大院陈列室里有收藏外，还有很多精品散存于居民家中，有待进一步整合资源。明清家具除了在罗家大院、高家祠堂、青城书院等大型建筑群集中收藏和展示外，有部分散存于居民家中，尤以方桌、条案、钱柜、衣柜、茶几、首饰盒等居多。农业生产工具设有专门的陈列室集中展示，收藏种类比较齐全，但在展示手段上尚缺乏情景配合。在民间，仍然有部分工具在生产中使用。乐器主要是指配合演奏青城小调的各种乐器，包括唢呐、笛子、云锣、扇鼓、大铙、二胡、三弦、板胡、扬琴、梆子、撞铃等。这些乐器很多传承有序，有的使用了两三代人，大都保存在演唱艺人手中。传统生活用具内容较杂，如水烟瓶、烟杆子、鼻烟壶、针线盒、首饰盒、调料罐、黑瓷油瓶、酒瓶、陈设瓷器以及各类工艺品等，从不同侧面反映着青城民间生活文化。这些传统生活用具除少部分陈列收藏之外，大多数散失在民间，缺乏整合。

（二）建筑群类

建筑群类遗产主要包括明清民居、城隍庙及其附属建筑、青城书院及其附属建筑、高家祠堂及其附属建筑、罗家大院及其附属建筑等。明清民居以清代四合院式形制居多，砖木结构，古色古香，大部分民居仍然在居住使用，政府对部分典型民居进行了修缮和保护。青城书院、高家祠堂及其附属建筑保存比较完好，是重点修缮和保护的建筑。罗家大院及其附属建筑，除了进行原貌修缮外，将部分居室改造为陈列室，并专门设置了水烟制作场景和作坊，再现了民国时期罗家水烟作坊的兴盛场景。

（三）遗址类

遗址类遗产主要指尚存争议的闯王李自成墓及其故居，现已有《李氏家谱》进行相关佐证。这部分遗产有待进一步论证和保护。

二、青城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③其范围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以及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青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传统手工技艺

传统手工技艺主要包括水烟制作技艺、陈醋酿制技艺、织布技艺、长面制作技艺、剪纸技艺、刺绣技艺、砖木雕刻技艺等。水烟制作技艺因水烟经济衰落而逐渐消亡，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能够比较详细地描述其制作工艺。陈醋酿制技艺在民间具有深厚的基础，大部分居民都能自己酿制陈醋，世代相传。织布技艺因外部环境的变化已丧失生存的土壤，传统木制织布机因结构复杂、产品过时，现只能进入陈列室进行展示。长面制作技艺和酿醋技艺一样，深植于民间生活，成为青城妇女的必修课。剪纸技艺出现了以康月玲为代表的融入传统山水画特色的地方剪纸艺术，并受到政府的扶持与保护。刺绣技艺在青城民间生活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相对于清代传统刺绣，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差距。砖木雕刻技艺仍然延续着传统，但由于木结构房屋的减少和机器砖雕品的出现，砖木雕工艺受到一定的冲击。

（二）民间游艺

民间游艺主要包括道台狮子、青城高跷、城河抬子、火狮子、英雄舞鼓等表演活动，这些活动属于青城民间社火的表演内容。这些活动通常在重大的节日庆典集中表演，并组成一个庞大的社火队集体演出。这些活动表演难度较大，对表演者的技术要求较高，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的武术功底，否则难以胜任，这应与青城的尚武精神息息相关。

（三）民间音乐

民间音乐主要指青城小调，它是一种集歌唱、表演与器乐演奏为一体演述短小故事的音乐形式。相传清代末年青城人张海润创建，20世纪40年代刘自重搜集整理两册曲本，命名《西厢调》，使青城小调增添了一份雅气，与眉户等乡土气息的地方曲子区别开来。有关青城小调的整理和研究成果，现已有郇芳、铁燕合著的《青城小调》面世。

（四）民俗活动

民俗活动比较典型的是城隍出府。据说青城的城隍爷大有来头，他本是省城兰州的督城隍。雍正年间，因与新修的城隍庙尺寸不匹配被淘汰，最终落到了青城镇。按照惯例，城隍爷每年出府两次，即清明节与农历十月初一，巡视民情，办理案件，消灾去祸。城隍出府阵势庞大，号称“半銮驾”，即皇帝出巡人数的一半，少则100多人，多则300多人，成为青城民间传承已久的地方民俗活动。

[注 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文物”辞条，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②向云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金吉泰.李自成的最后归宿在甘肃青城[J].丝绸之路，2006 ，（8）.

[3]玲.青城古建筑的砖雕装饰艺术[J].甘肃科技纵横，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