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综述

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罗常培所著《语言与文化》一书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80年代，陈建民开设“文化语言学”的课程以及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次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和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从此之后，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文化语言学得到了持续广泛的发展。

二、总论

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理论建设意识，即对其对象、任务、性质以及方法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但在近五年间，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笔者查到的资料仅有《文化语言学初探》（《时代文学》，2014）、《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青年文学家・语言研究》，2011）、《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商业文化》，2015）等，这些论文所论述的要点大多在之前学者论述的观点范围之内。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先后建立了众多较为完整的体系，现如今再想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困难；第二，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但五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创新。

由于文化语言学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其理论建设已经非常之多，所以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总结性的认识。游汝杰、周振鹤的《耦耕集（文化语言学存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为论文集，这一系列文章的结集出版进一步梳理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文化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邱智晶、任雪莲、窦晶主编的《回顾与展望：语言与文化问题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赵明发表的《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一文回顾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旨在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所以这五年中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向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体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语，金荣晃的《文化语言学》（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鲜语等。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之前就已经提到很多，但在这五年中不断得到更新。随着国外对比分析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对比的研究方法，并且这一方法几乎涉及了文化语言学的各个具体领域，比如《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男女性别语言差异研究》（《语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也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和民俗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结合，如《“真实的力量，民间的智慧”――方言节目的文化语言学思考》（《新闻知识》，2011）等。

三、分论

在近五年中，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下文分为8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词汇与词义

词汇与词义研究历来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同以往该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时期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学者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对词语文化意义的探求，开始关注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汇系统的影响，比如《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盂兰盆”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时代文学》，2012）等；其次，S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到一些新词与借词，例如赵惠霞、周憬编著的《语言与文化阐释》（西安出版社，2011）一书中将当代新词语产生的基本途径作为研究的对象之一；最后，这一时期对成语的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涉及文学作品、其他语言、动物等各种类型的成语，比如《分析来源于文学作品的俄语成语》（《北方文学旬刊》，2013）、《汉泰动物成语对比分析及其文化差异》（李智文，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二）专名

对专名的研究，伴随着文化语言学发展的整个历程。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将专名划分为人名、地名、店名和数字。这一时期对地名的研究尤为丰富，涉及各个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乡村，如海南州藏语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山东省临沂村名的语言文化研究》（颜廷花，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族姓名》（《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涉及数字的有《“二”字文化语言学考辩》（《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专名研究：研究电视节目名称的《电视栏目名称的文化语言学分析》（梁艳，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研究粉丝团名称的《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粉丝团名称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代文学》，2014），研究音乐专辑名称的《音乐专辑命名特点的文化语言学透视》（《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研究饮食名称的《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图拉，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等。

（三）语法

这一时期的关于语法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见，仅有《语法差异文化阐释》（《南方论丛》，2011）、《现代汉语对称结构的深度研究》（刘晓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和《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这几篇文章都遵从了申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从文化语言学研究语法的具体观点，从一个具体的语法角度将汉语语法研究同汉人的思维和文化心理特点联系起来，主要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汉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记载汉语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近几年学界对文字与文化的结合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它是山东省宣传文化专项基金项目，历时5年打造，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在中国文化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该丛书重新确认了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丛书中包括申小龙著的《汉字思维》和《中国网络言说的新语文》、孟华著的《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等。除了丛书，还有王宝珍的《汉字与中国文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李运富的《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等。这些著作都科学地构建了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汉字文化的论文，但总体上看，研究成果相当零散而不成系统。

（五）交际用语

在交际用语方面，称谓语仍旧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对一类的称谓语进行了系统论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汉语称谓研究》（中华书局，2011）。关于称谓语的文章非常多，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即2倾向于跨语言的称谓语的文化对比以及称谓语在不同语言中翻译的文化差异，比如《浅谈中英称谓语的文化差异》（《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中日称谓语对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等。

除了称谓语之外，在问候语、双关语、禁忌语、委婉语、惯用语、谚语、俗语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合肥谚语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初探》（《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等。

在交际用语中，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新出现的诸如对网络语和广告语的研究，比如《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泰广告语对比研究》（《中国报业》，2011）、《网络语言的谐音现象》（任莎莎，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六）语言接触与融合

语言接触与融合，顾名思义，就是文化语言学跳出汉语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比如修刚主编的《外来词汇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别从日语、英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层面，对现代汉语中存在的外来词进行了整体梳理。不过通过对近五年的资料进行梳理，本文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翻译方面。

在翻译方面，许多专著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与翻译。比如李珊、莫兴伟著的《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致力于研究语言、文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对文化以及两种语言间翻译的影响。类似的还有杨怀恩著的《文化与翻译》（新华出版社，2012）、杨蔚君著的《翻译的文化回归》（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译方面的论文则主要是论述一个具体的角度，比如《文化语言学视点的汉语词汇日译文化信息缺失解读――以井波律子日译本为文本》（《凯里学院学报》，2011）、《多角度探讨古诗英译的策略》（《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等。

（七）方言与民俗

从游汝杰、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开始，学界对于方言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由邢福义主编的《方言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该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内容纲领性地分为总论和分论，论及了方言与语言、文字、艺术、民俗等各方面的关系。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研究某一地区的方言与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与文化丛书”，该丛书涉及多个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与文化》（2015）、王世凯及杨立英著的《东北方言与文化》等。

由于文化语言学跨学科性的特点日益突出，而民俗学又是与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所以对民俗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编写的《民俗文化综论》（长春出版社，2014），全书共分八卷，内容既包含理论，也有具体民俗与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样，这一时期对该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地域民俗或某一种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编的《藏羌文化与民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维吾尔语、蒙古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民俗语义对比研究》（闹尔吉，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研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教学实质上是汉语文化语言学在汉语二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该领域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注意、从被热烈关注到趋于平稳的过程。随着国家与学界对二语教学的不断提倡，该领域发展到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文化语言学的热点及重点。

该领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文化教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根本原则的探讨，比如王鸣主编的《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姜萍编著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对文化教学方法论的研究，比如《英语为母语的中高级留学生汉语熟语的学习现状及相应教学法》（陈滢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再有就是对文化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认识，如赵明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误区和目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一文中评述了国内外对第二文化教学目标的研究现状，认为第二文化教学的目标不应该过于宽泛，而应该在梳理文化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点与难点。此外，在唐智芳编著的《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和覃俏丽发表的《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语文建设》，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认识。除了以上三个主要方面，还包括诸如对课程教材、大纲、课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认识，但都不成系统，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结语

总之，近五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原有研究领域上不断扩展与深入，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辞、翻译、语言对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文化语言学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从该学科内部来看，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研究相对深入，但对另外几个领域基本理论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对他们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谓的“研究得比较多”的方面也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从学科外部来看，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相比，文化语言学学科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仍不够丰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够。在总论中也提到过，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理论建设热潮，近几年关于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较少，这说明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理论在这几年没有创新，所以如何构建文化语言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问题。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一些论文虽然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没有充足的语料来支撑其所得出的结论。另外，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没有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那样发展迅猛，但在某一具体领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注重对比与应用研究。文化语言学若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建设，只有充足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够支撑文化语言学各具体方面的正确发展；其次，在学界应形成文化语言学风向标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较少的领域找到突破口，进而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平衡发展；最后，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换代，虽然近几年对对比研究方法的运用很频繁，但对比研究的层面亟待拓展，对比研究的视野也需扩大。同时应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综合运用，提升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高度。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篇（2）

不少成语是语言中的活化石，它们大都来源于古代，贯用于古今，承载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汉语成语数量大、内容丰富、使用普遍，反映了汉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成语的产生与使用也是汉族人民修辞活动的一部分。本文试图从文化背景角度对成语与修辞作些探讨。

1成语与修辞密切相关

成语与修辞密切相关，有三层含义:

1.1成语是修辞活动的产物

《周易》说:“修辞立其诚”。修辞立其诚，主要体现在语言交际双方要有“合作精神”。语言交际双方都有双向沟通情感和信息的良好愿望，组织或调整自己的话语，把交际活动进行下去。这就要求语言表达要有表现力和说服力。于是人们常常采用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即修辞技巧的运用。这些修辞技巧有的十分精妙准确，为后代人们一再模仿沿用，久而久之，就出现一批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词组或句子。成语就是其中沿用至今、具有特殊含义的固定词组。

1.2运用成语本身就是一种修辞现象

人们在进行语言交际时，为达到良好的交际效果，常常选用一些富于表现力的句式或语言材料。成语是一种既富于表现力又简洁通用的“语言材料”，所以被人们普遍使用。因此，从广义上说，“运用成语”也是一种修辞方式。

1.3成语是多种修辞方式运用的成果

成语的生成、构造或使用牵涉到许多修辞方式，系统研究成语，可以发现许多修辞方式的影子。例如，如鱼得水(比喻)，移风易俗(对偶)，国破家亡(互文)，磨刀霍霍(摹状)，白山黑水(借代)，而立之年(割裂)，千钧一发(夸张)，阮囊羞涩(用典)，老死沟壑(委婉)，瓜字初分(隐语)，逃(桃)之夭夭(双关)，关门大吉(反语)。

研究修辞方式在成语中的运用，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2成语修辞的文化机制

2.1务实精神与具象思维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发达，铸定了中国文化具体务实的传统。章太炎所说的“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较准确地刻画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重实际而默玄想”的民族性格}z}。这也影到了中国人的说话方式，简洁具体，有理有据。这个“理据”往往指的是生活事实的验证和古圣先贤的经典论述。

这种具象思维，使人们在言语活动中，遇到稍微抽象的东西，就把它具体化。汉语成语多用比喻、摹状，就是这种具体化的反映。“危如累卵”(比喻)让人头脑中浮现出“许多鸡蛋垒在一块儿，随时可能崩塌”的画面。“磨刀霍霍”(摹状)使人仿佛看到奋力磨刀的样子，听到磨刀的声音。

这种具象思维，也使人们想把自己的论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中国人素来“崇古”，古圣先贤的语言、古人的事迹，都被时间赋予了经典的地位。于是人们说话作文，总喜欢引经据典。许多成语既是人们引经据典的成果，也是后人经常引用的“经典”。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阮囊羞涩”(古人事迹)。

2.2喜新求异、含蓄委婉的文化心理

古人在具体务实的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又有追求遣词造句的新颖奇特的心理。韩愈在《答李诩书》中提出“惟陈言之务去”，主张语言运用力求独创、新颖。可见，喜新求异是汉语修辞活动的一个传统文化心理。另一方面，中国人以含而不露为美，喜欢含蓄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两方面都要求语言交际时“换一种说法”。古代的文人雅士，说话作文时追求“雅言”、“美辞”，创造出许多打破常规的表达方式，促使一些修辞方式的产生和推广。我们可以在许多成语中看到这些修辞方式的运用。

例如，说“贫困、没钱”平淡无奇，就用典故“阮囊羞涩”(用典);用“白山黑水”代“东北”，用“苍山洱海”代“云南”(借代);截取孔子的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中的“而立”、“不惑”造出成语“而立之年”、“年届不惑”等(割裂);“瓜字初分”旧指女子十六岁，就是拆“瓜”为“二”“八”、蕴“二八一十六”之意(隐语)。儒家文化讲“礼”，“尊人抑己”，许多成语都有这种色彩。如“客人来了”，说“大驾光临”，自家因此“蓬草增辉”。“自己死了”谦称“老死沟壑，’(委婉)。另外中国人也不乏幽默的细胞，“逃跑”说成“逃(桃)之夭夭”;“不得不关门停业”说成“关门大吉”(反语)。夸张修辞格直接创造了非现实的诡异画面，如“气吞山河”、“天翻地覆”。

2.3均衡对称的审美情趣

均衡是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汉族人民修辞活动中的一种审美情趣。中国传统思维有一种朴素的辩证观，即以二元对待的观点来看待、分析事物，重视事物的关联、对立及其变化。故在语言表达时，常用字数相等、结构相似的语词表达相同、相反或相关的意思。成语中运用对偶、互文、双关、借代，就是这种均衡对称的审美情趣的体现。成语内部语素对偶、互文，前后对照，互相补充，相辅相成。成语字面意思与实际意思，通过双关、借代巧妙联系，有虚实映衬之美。

汉语成语多采用“四字格”，就是因为“四字格”四个字两两相对，完全符合均衡对称的审美要求。

2.4汉语与汉字的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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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7）06-0131-05

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并将其介绍到欧洲的文化活动，对当时欧洲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传播中国文化时，造成欧洲国家对中国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拟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及其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以期对这次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传教士向欧洲介绍汉字

1.制定罗马字母拼音方案，编纂词典

明清时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儒家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 ① ，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传教，语言就成为双方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因此，传教士迫切地感受到学习汉语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掌握中文是征服中国、改造中国人信仰体系的唯一途径。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使用罗马字母来标注汉字的读音，并以此为启发编纂中西字典，为欧洲人认读汉字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最早采用了这一拼音方案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3至1588年间合编的《葡汉辞典》。由于早期的罗马字母体系不完善，如：声调和送气音的缺失，造成了许多汉字读出来的音不准确，从而引起交流过程中听者理解上的偏差。尽管有这些缺点，《葡汉辞典》载有近代葡汉两种语言文字，是世界上第一部欧汉双语词典，为中国的音韵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如果说《葡汉辞典》是西方研究汉语语音的发端，那么《西子奇迹》标志着汉语语音的形成。《西子奇迹》源于1605年利玛窦赠给友人的三篇文章，后由教会编成小册子，通过字符、字母和声调符号的不同组合，传教士可以拼读出汉字的读音，这实际上是罗马拼音方案的第一次实际应用。1626年，《西儒耳目资》的出版，意味着汉语拼音方案的完善。该书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所编著，是一部供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工具书。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译引首谱》，通过图例对汉语音韵进行概述；第二部分《列音韵谱》拼音切字；第三部分《列边正谱》按笔画音查。《西儒耳目资》的发行，启示了传教士们，他们借用西方文字帮助，研究更完善的汉字记音系统，不仅帮助来华传教士更加快速准确地认读汉字，而且“首次将中国传统的字书与韵书的体制特点结合在一起， 融会了二者的长处，从而使其在三百多年前就具有了现代词典的雏形” ② 。

2.研究并传播汉字字形和字义

耶稣会士加戈神甫最早把汉字介绍到了欧洲。他在1555年9月23日写回欧洲的信中，列举了“魂”“畜生”“日”“月”“天”“人”这六个汉字，并用日文解释。后来，这封信连同其他信笺于1565年在可因布拉（Coimbra，葡萄牙中部的一个城市）结集出版。 ③ 汉字传入欧洲后，引起了欧洲语言学家的关注。“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直接表达事物和思想的字符。”“欧洲本土学者的汉语研究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解释性的介绍”，而来华传教士结合自身学习的体验和感受，“更加注重汉语口语的学习，以及对汉语实用技巧的探讨和研究。” ④

葡萄牙人耶d会士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国志》以中国研究为主体，首次对汉字的笔画和结构特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描述，具有了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为西方人进一步理解和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罗明坚受中文老师的启发，采用看图识字的方法，将图片、字形和字义联系到一起，仅三年时间内就掌握了一万五千个汉字。利玛窦学习汉字有一套独特的记忆法，他撰写的《西国记法》介绍了如何快速识记中国文字，通过观察、分析汉字的字形、结构，形成联想，赋予汉字独特的解释来帮助记忆。例如：“闻”字被解释为“大耳正悬门中”；“焉”字被理解为“以一马正面向外而立”。也有取其谐音来帮助记忆的，如“醇”字以“鹑”，“描”字以“猫”等。 ⑤ 这种将字形和意思联系起来的方法，有助于汉字的牢固记忆。

3.研究传播汉语语法

早期的传教士偏重于汉字的认读以及字形和字义的研究，而对语法的研究鲜有涉及。从16世纪末开始，汉语语法的研究得到重视，相关的论著陆续出现。卫匡国、瓦罗、马若瑟等人的汉语语法专著促进了西方世界对汉语的认知，对中国文字的传播和中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后人研究近代汉语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于1652年编写的《中国文法》是第一部在欧洲出版的汉语语法著作。该书引用中文实例解释了汉语词性和种类，罗列了相关的语法要点。总体来说，卫匡国参照拉丁语系的研究方法，对汉语语法结构加以扼要介绍，但个别举例牵强生硬，且缺乏专门的句法内容，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尽管有诸多欠缺，卫匡国开启了传教士研究中国文法的先河。《华语官话语法》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汉语语法书，由瓦罗于1682年完成。该书依据明末清初“南京官话”的语音、语法、词汇为研究蓝本，参照拉丁语法框架，阐述汉语语法的规则和诫律。他不仅系统介绍了汉语词类的划分及其形态和范畴，还特别强调汉语研究重要的三个方面，即词汇、声调和词序。总之，瓦罗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准确。耶稣会传教士、法国著名汉学家马若瑟于1728年完成的《汉语札记》分别就汉语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进行了讨论。该书引例翔实，大都出自中国的小说、戏剧等经典作品。他基本摆脱了拉丁语语法的束缚，区分了汉语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提出了汉语虚词和实词的术语，使汉语语法研究更加符合汉语本身特性。

1814年，马礼逊编著的《通用汉言之法》、艾约瑟撰写的《上海方言口语语法》和《汉语官话口语语法》等语法专著相继出版，使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了创新性发展。汉语语法研究的巨大成就，掀起了欧洲人学习汉语的热潮。

4.向欧洲介绍汉语的学习方法

随着来华传教士对于汉语语言的认知与理解，汉语逐渐在欧洲传播与扩散，在欧洲掀起了对中国语言学习和研究的热潮。传教士们纷纷通过来往书信、出版著作、写回忆录等方式向欧洲介绍汉字。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晃俊秀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汉语的认识。他介绍了汉语与西洋语的差异，感叹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门语言。《利玛窦中国札记》谈到了汉字的五种声调，读音不同，意思也不相同。对于语言中没有声调的西方人来说，要想准确掌握汉语的声调实在是困难。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中还指出，把语音、声调、字形、字义结合起来是记忆汉字的最好方法。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则对汉字的起源、结构、象征意义、笔画特点和形声字的特点这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传教士们的汉语研究成果大部分传回到欧洲，这一方面使欧洲人在对汉字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能够迅速地学会和掌握中文，另一方面奠定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基础，对欧洲整个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产生重大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文字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对当时欧洲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

随著汉语研习成就的不断扩大，传教士从中发现了中国的文明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他们钻研中国的文化典籍，通过翻译、出版、邮寄、携带等方式把大量的中国古籍介绍到欧洲，对欧洲的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译介儒家经典

众所周知，文化交流离不开翻译活动。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活动可大致分为：19世纪前的来华传教士把拉丁语、法语、西班牙、意大利语等转译为英语以及19世纪起至20世纪初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将汉语直接译为英语两个时期。

来华传教士在掌握汉语的同时，深深意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和民众心理中的重要地位。要想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壁垒，使士大夫和文人们皈依基督教，就必须把基督教教义转换成中国文人士大夫容易接受的内容。基于此，传教士们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进行比附、杂糅，一方面将改造过后的基督教教义传播到中国，一方面又通过翻译、注释等方式把代表中国儒家思想的“四书五经”传播到欧洲，以便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明心宝鉴》融合儒教、佛家、道教三教学说，论述了儒家圣贤的道德观念和修身养性等思想，是明朝最为流行的劝善书和启蒙书之一。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将其翻译成西文，传播到欧洲，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古籍。“《明心宝鉴》为沙勿略所倡导的‘适应’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东方传教事业影响深远。” ⑥ 之后，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把“四书”中的《大学》部分内容翻译成了拉丁文，其原稿现仍收藏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利玛窦提出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策略，主张将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天主教教义相结合，他翻译的拉丁文《四书》虽然译本至今下落不明，但对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出了重要贡献。卫匡国在欧洲出版的拉丁文《中国上古史》介绍了孔子和儒家思想。该书还谈到《四书》，翻译了《大学》的片段，并且首次将孟子及其著作介绍到欧洲。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中华大地国志》介绍了儒家思想及其经典著作，并且表达了对孔子人格的高度崇拜。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的著作《中国新志》颂扬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智慧，同时还翻译了《四书》和《五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等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被认为是16―18世纪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过程中最有影响的西文书籍，该书第一次全面深刻地向西方世界解读儒家思想，同时把孔子描绘成中西学术融合的新形象。虽然编者借用基督教思想诠释儒家思想，其中比附、汇通的思想倾向较为严重，但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

1812年马礼逊发表了《三字经》《大学》英文版。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歇曼于1809年用英文翻译、出版了《论语》。1891年英国出版了传教士詹宁斯译著的《诗经》。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首次系统、完整地把中国的儒家经典《四书》和《五经》翻译成了英文。从1861年到1886年的20多年里，他共计翻译了28卷中国主要经典著作，为使欧美国家了解东方文化和中国伦理道德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国传教士顾赛芬采用直译方法，使用法语和拉丁语双语对汉语译释，先后完成了《四书》《诗经》《书经》《礼记》的翻译。德国礼贤会传教士花之安推崇“孔子加耶稣”传教思想，使用德文翻译了《论语》和《孟子》。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不仅是一位新教传教士，也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他先后将《论语》《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儒家典籍译成德文，其中《易经》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荷兰等多种文字。

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大都使用拉丁语对中国的儒家思想进行介绍或注释，其中由于受到“合儒、补儒、超儒”思想的限制，许多译文带有一定的偏颇。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不仅在语言种类上更加多样化，除拉丁文外，还有英文、法文、德文等版本，而且对儒家文化的研究也更加系统和深入，语言表达更加优美。另外，翻译策略开始采用逐字对译的方法，这对尊重原文、保存《四书》《五经》的原有精髓大有禅益。

新教传教士打破了西方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的藩篱，不再把翻译与诠释混为一谈，对中国的儒家思想的阐释更为客观，从而使西方人能够真实地了解中国的儒家文化，继而找出中西文化的异同及其可能沟通的途径。

2.翻译其他古籍

来华传教士除了译介儒家经典外，还关注中国文学、科技、医药、地理、农业等其他典籍，通过翻译把中国典籍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等传到西方，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借鉴、吸收与融合。

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用法文翻译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最先出现在了解中国最权威的书《全志》第3卷中。由于该剧讴歌高贵的英雄，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有切合之处，一经出版便在欧洲广为流传，并被译成了英、意、德、俄等多种文字。

在科技典籍方面，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对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数学科学札记》比较了中西数学之间的差别，首次对当时的中国数学做出了相对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为西方研究中国数学奠定了基础。他在创办的《六合丛谈》刊物上曾多次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天文仪器，使西方学者更加了解中国天文学的起源与发展。18世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宋君荣著有《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古代中国对黄赤交角的观测》《1735年的七星表》《公元前206年以前的中国王朝天文史》等。此外，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有《北京志》《和林的地理位置》等。宋君荣的所有论著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天文和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医学方面，据统计，“从1700年到1840年，西方人翻译并出版的有关中国医药的书籍多达60余种” ⑦ 。卜弥格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医药概说》《中国植物志》《中国诊脉秘法》等，引起欧洲医学界对中国医学的关注和了解。来华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和嘉约翰分别翻译了清代早期民间流传的价值颇高的中医产科专著《达生编》。该书强调对孕妇分娩和用药知识的宣教，反对迷信活动，译作有利于近代中西医产科方面的交流与借鉴。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把中国人工种痘的方法介绍到了欧洲，肯定了中国古代种痘技术的先进性，高度评价了中医的优势。殷弘绪还把他在中国观察、了解的各种植物的医用和保健的疗效通过大量信件介绍给欧洲朋友。这些信件被编入了《通志》。

明清之际，中国农业技术和农学也借助于传教士的力量传播到了欧洲。中国传统农业著作《授时通考》的“蚕桑篇”和《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的部分内容由传教士翻译出版，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传教士还出版专著如门多萨的《大史》、基歇尔的《中国图志》等书籍介绍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和农学。中国重视农业的思想以及中国农产品对欧洲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语言转换中中西语言文化的碰撞与错位

明清时期的欧洲正处于启蒙运动时期，基督教在欧洲占据着统治地位。为了达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开展贸易和殖民中国的目的，两种文明和两种思想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引起碰撞、冲突和融合，使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失去了客观性。一些译著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失去了其原有的特色，充满了歪曲和误读。

1.以基督教附会儒教，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差异

明朝来华传教士为了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壁垒，使基督教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采取“合儒”“补儒”“超儒”的理论，以使中国人认同其教义。他们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差异，以耶儒互释，尝试用中国人所能理解的思维方式或理论框架来阐释基督教，从而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

《天主实义》是利玛窦所著的一部把基督教与儒家思想进行调和的杰作。书中利玛窦引证中国古代经典，将“上帝”和“天主”进行会通，同时把儒家的忠孝与基督教奉主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奠定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进行互释和沟通的基础。但利玛窦的附会策略是基于天主教原理之上进行的，不管编译还是释译，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基督教中国化，所以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歪曲现象。理雅各诠释《论语》时表现出强烈的宗教立场，认为儒学即是中国古代的宗教，儒学所倡导的道德教诲和基督教教义如出一辙。通过《论语》中的孔子与《圣经》里的耶稣之间的类比，他肯定了基督教的优越性，认为中国只有转而信仰西方上帝，方能推动宗教进步。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在英译《论语》时也彰显了许多基督教成分，如：他把儒教的天命观等同于基督徒的救赎观等。

传教士常常以翻译为工具，运用基督教经院哲学思想肆意诠释中国典籍，极力寻求孔子伦理和基督教义的共同点，导致了中国文化西传中的附会、曲解、利用和误读。

2.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局限

传教士由于身份和本国固有文化的前见，其译著受翻译目的和动机的驱使，在东学西传中就难免会染上译者的主观色彩，从而影响翻译的质量。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局限，加上译者中文水平参差不齐，一些译本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曲解和误读。如“圣人”是儒家做人的最高典范。圣人集“仁德”为一身，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人格魅力，而且智勇超常，是常人所敬仰的楷模。由于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早期传教士未能准确把握儒家“圣人”一词的内涵。利玛窦在《天主实义》第八篇里对儒家的“圣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大西法称人以圣，较中国尤严焉。” ⑧ 他认为西方人对圣人的界定更为严格。被冠名为天主教“圣人”（Saints）的人，信仰坚定，可以是犯过错误的人，须通过罗马教廷的严格考察方能成为与上帝直接沟通的人。而儒家的“圣人”，只是遵守基本的做人的道德标准，不能与天主教所认定的圣徒相提并论。通过儒家的孔子与基督教里《圣经・新约》中约翰（John the Baptist）之间的类比，利玛窦把基督教里“圣徒”嫁接到了儒家的“圣人”的身上，最终实现了圣人身份的重构。

清代以来的传教士逐渐脱离基督教思想体系，不再把基督教思想生搬硬套在儒家思想上。他们通过寻找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差异，以便找出传教的突破口。理雅各对《诗经》的译介避免加入译者的任何观点，更多地从思想上挖掘中国学者对待《诗经》的态度，因此译著内容更加客观、真实。但由于语言理解偏差等原因，有些译文存在明显的误译，如《诗经》第1首《关雎》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英译为“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将中文的“君子”对英文里的“prince（王子）”，这无疑存在明显的用词错误。他还从儒家经典中找出大量实例证明儒教中所谓的“帝”或“上帝”和基督教里的“God”是同一概念，潜意识仍未脱离基督教的窠臼。除了术语表达问题外，理雅各对内容的译介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和局限。在翻译《论语・卫灵公》中“子曰：其恕乎”的“恕”字时，只是借用朱熹的注解，而抛弃了其他众家的观点，造成了中国文化传递中的失衡。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附会和误读。尽管如此，传教士对中文典籍的传播活动，还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①梁工：《基督教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3期。

②宋洪民：《〈西儒耳目资〉在辞书编纂史上的贡献》，《德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③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656-657.

④董海眩骸16―17世纪中期西方汉语研究的历史分析》，《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

⑤利玛窦著；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1―152页。

篇（4）

汉字又是平面设计的图形语言。汉字起源于图形，逐步发展为图符、图画汉字、象形汉字、抽象汉字符号，它不仅在平面设计中传达文字内容信息，凸显其“通今及传后”之功用,实际上很多汉字本身亦传递出图像的信息。不同于拉丁文字的是很多汉字仍保留着其象形的因素，人们在阅读单个汉字的同时，其造型构成中所蕴含的意义已经通过文字的形态传达出来。如汉字“凹”、“凸”即是一例，无须通过读音识别，其结构形态已经简洁明了地传递出此文字所代表的涵义。同时，设计中汉字与图形、图像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增强了对文字内涵的传达，并拥有了对更多层次的内涵信息表达的可能性和丰富性，推动汉字在以图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设计中起到图文并茂的作用。

汉字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有着极大的拓展空间。汉字的发展一直随着历史与时代的发展而存在、适应与变化。汉字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的使用、应用及表现，自古至今从未间断且形式丰富，如古代帝王的祭天祷文、文人士者的诗稿信札、商家老店的招牌字号、寓意吉祥的器物装饰等，无不留存着汉字的不同意义：或庄重，或随意，或与神魂相沟通，或为家常添福寿，或为逸品佳作，或为诚信表记。在当代设计领域，因现代社会对设计需求的广泛化、规范化和精细化，使得对汉字的应用更加多样而丰富，对其表现力、信息传达力与视觉效果也有更高的标准和更复杂的要求。汉字在设计中的应用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表意的传达上，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汉字表现方式和范围的拓展，传达出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文化精神，应是传统文化研究与当代个人精神观念的碰撞与契合。而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活方式、地域文化、价值观念等也出现了相应的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在当代社会发展状况下，如何与本土文化、如何与中国文化精神真正融合也是当代中国设计师面临与思考的首要问题。

汉字作为信息交流传递的符号，其研究和探索自古以来从未间断，研究的角度和目的也大不相同。当今人们研究汉字，从文字学角度来考察汉字较多，并在全球背景下研究汉字文化的起源、发展、变化等。而当前针对于汉字的设计应用，其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

其一为汉字的形变与装饰(美术字或图案字)方面。相关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汉字历史、汉字结构、汉字印刷字体、汉字的形变以及装饰方面。更多关注的是汉字在设计应用中的基本文字信息功能及审美趣味的传达。在计算机应用到中国设计领域之前，此种设计方式应用较多，主要表现在手写宣传、板报设计、报头设计等媒介方面。而现电脑设计的发展，使汉字在此方面的设计应用有了更多表现效果的可能性，各种材质和媒介的介入也推动了其表现力的拓展。手绘效果回归到汉字的设计应用之中。

其二根据现代视觉传达设计中不同设计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汉字的设计与表现研究，结合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广泛使用以及现代设计理念的影响。此类汉字的研究更多涉及的是汉字在现代设计实践中的应用特征。近十年，虽然此方面的研究和成果逐渐增多，但单独根据汉字的独特性进行的具体研究仍居极少数。一方面，由于拉丁文字为主要文字语言的西方设计发展较早，所以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且可供分析探讨的成熟设计案例较多；另一方面，汉字和拉丁文字具有诸多不同特性，从结构造型到外在形态、从文字关系到内涵表达，汉字拥有着有别于拉丁文字的个性特征，故而其研究需要更多“系统”之外的“专题”深入。随着对现代设计发展与本土文化意识的思考与觉醒，汉字的现代设计和研究尚有更多的探索与研究空间。

篇（5）

一

汉字“表意文字说”的最早经典表述来自索绪尔。

世界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

索绪尔提出的世界文字体系的两大分类，尤其是指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典范例子”，至今被许多人所阐发和张扬。但其阐发与张扬的角度并不相同，因而其内涵也不完全一致。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从汉字记录汉语的语言单位角度，认为汉字是表示词或语素的，所以是表意文字。此观点在《辞海》、叶楚强的《精简汉字字数的根据和方法》、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中均有论述。

第二类，从汉字记录汉语的方式出发，认为汉字表示的是语素的意义，所以汉字是表意文字。此观点在孙均锡的《中国汉字学史》、何士达主编的《现代汉语》等著作中有论述。

第三类，从汉字的构形依据角度，认为汉字是因义构形的，所以汉字是表意文字。王宁在《论汉字简化的必然趋势及其优化的原则》以及《汉字构形学》等文章中作过论述。

第四类，从汉字表示概念的角度，认为汉字可以不通过语言而与概念直接联系，所以是表意文字。申小龙在《汉字的文化形态及其演变》以及《汉语与中国文化》、潘文国在《字本位与汉语研究》、袁晓园在《汉字的优缺点与语言文字理论的发展》等论文或论著中，对此都进行了解读和阐发。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切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接受并承认世界文字只有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两大类；汉字是表意文字并与表音文字相对立。

二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给汉字定性为表意文字，都揭示出了一些汉字不同于表音文字的鲜明特征。同时也都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表意文字”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容易把文字混同于图画，容易误会为文字直接表示概念。最早提出这种担忧的是美国语言学家列・布龙菲尔德，他说：“从表面上看，词显然是首先用符号表现在文字里的语言单位。用一个符号代表口语里的每个词，这样的文字体系就是所谓表意文字，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聂鸿音进一步指出：“‘表意字’这个术语很容易引起一个误会，即认为这种文字的符号并不代表写字人的语言的特征，而是代表实际世界的特征（概念），这显然是在某种程度上把文字和图画混淆起来了……”、苏培成也指出：“说汉字‘以形直接表义’，随便给你一个不认识的汉字，你能说出它的意义来吗？不要说去古已远的楷书，就是保留图画意味较多的古文字也办不到。古文字里占有很高比例的假借字，怎么以形表义？”

第二，“表意文字”只是理论上推导出来的类别，在实际中只有意符而没有音符的文字是不存在的。

从理论上说，由于词是个音义结合体，相应地，文字标记语言的方式就有三种：一是从意义入手，用意符记录语言，全部字符是意符的文字是表意文字。二是从语音入手，用音符记录语言，全部字符是音符的文字是表音文字。三是从音义同时入手，兼用音符和意符记录语言，字符既有意符，又有音符的文字是意音文字。

从实际情况看，字符全部是意符的表意文字并不存在。首先，语言中的词既有意义实在的实词，也有意义空灵的虚词，从意义角度记词就会出现有形可象和无形可象乃至无法象形的问题，而文字要完整地记录语言，就必然会通过假借的方式以济其穷，没有假借，就无法启动文字对语言的完全式记录的进程。而假借就是借音表意。所以，裘锡圭说：“汉字的字符里也有很多音符。假借字就是使用音符的。”而“表意的造字方法和假借方法应该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凡是独立形成的文字体系……都是兼有意符和音符的文字。”其次，现存古老的自源文字的实际情况表明，音符已经与意符平分秋色。据研究，东巴文记录的文献中，假借比例一般在70%―80%，最高的达96%；甲骨文中，假借字比例至少也在40%以上。“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这一类型的文字都包含大量表音的成分，把它们简单地称为表意文字，显然是不妥当的。”

第三，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是对语言构成要素――音义简单机械二分后所产生的与之相对应的文字学概念，它忽视了语言的不同层级单位具有不同的属性，也忽略了不同文字对书写语言不同层级单位的选择，因而得出的文字类型是粗疏的，不准确的。词是音义的结合体，但同时也是一个分层结构，文字在记录语言中的词的时候，可以实施分层记录，从而实现对整个词的记录。

从实际情况看，表音文字是从词结构的最下层音素入手，通过拼合词音来实现对整个词的记录，因为表音文字的基本单位字母表示的是纯粹的语音单位，所以是表音文字；而汉字则不然，它所选择记录的是汉语词结构的最上层，即整个的词，而词又是一个音义结合体，所以，汉字记录的既不是纯粹的语音单位，也不是纯粹的语义单位。对此，王伯熙说：“和‘表音文字’并称的‘表意文字’，是不妥当的说法。因为表音文字所记写的音节、音素，是脱离了意义的、独立的纯语音；而所谓‘表意文字’所记录的并非脱离了语音的、独立的纯语义，它所记写的永远是粘着语音的语义。”因此，在实际中，只有表音文字，而不存在表意文字。

三

综上所述，与表音文字相对的表意文字，是依据音义二分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追求术语对应平衡而产生的似是而非的不准确的说法，是简单的理论推导的结果，在实际中是不存在的，因而，汉字不是表意文字。

参考文献：

〔1〕〔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1。

〔2〕叶楚强：《精简汉字字数的根据和方法》，《光明日报》1965.5.12。

〔3〕王宁：《论汉字简化的必然趋势及其优化的原则》，《语文建设》1991.2.24。

〔4〕王宁：《汉字构形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3。

〔5〕申小龙：《汉字的文化形态及其演变》，《语文建设通讯》，1993.12.42.88。

〔6〕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7〕袁晓园：《汉字的优缺点与语言文字理论的发展》（《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8。

〔8〕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0。

〔9〕聂鸿音：《中国文字概略》，语文出版社，1998。

〔10〕苏培成：《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

〔1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 1988。

〔12〕喻遂生：《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语言文字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6。

篇（6）

现代设计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各国发展的道路与特征均有不同。德国长期以来强调设计中的功能主义原则，强调设计的民主特色，反复提倡”好的造型”。因此，理性原则、人体工程原则、功能原则是设计天经地义的宗旨，不能因为商业主义的压力而放弃。这些因素造成德国设计的坚实面貌：理性化、高质量、可靠、功能化、冷漠的特征；与之恰恰相反，美国设计的幽默感与随意性形成了这个自由国度的标识。美国短暂的历史，自由的人性，使得设计师对设计的社会效应，对大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现代设计对于民族传统的继承性和发展性，以及设计本身的社会含义等则考虑不多，这使得美国设计更具轻松、乐观的色彩；法国的现代设计是基于法国设计传统的，即设计为富裕的上层人的活动，设计的内容是豪华、奢侈的产品，设计不应该是民主的、大众的，而应该是权贵的、高尚的。法国的设计除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外，地区主义也非常强烈；丹麦是斯堪的纳维亚五国中最小的一个，国土狭小，经济高度发达，其发展一开始就与大自然作斗争，这种背景使丹麦人长期以来对于设计具有高度的重视，而丹麦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的统一性，使丹麦的现代社会也对其设计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丹麦现代设计中贯穿了一种冷静的，严肃的高度功能化的风格，体现了大企业的精神；日本的现代设计发展得非常迅速和成熟，日本利用了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欧美各国用了70多年才达到的目的。传统与现代双轨并行是日本设计的一个重要特点，日本是一个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最好学生，从传统的日本设计可以看到中国、韩国的影响；从日本的现代设计中，可以看到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的影响。无论是日本的陶瓷、传统工艺美术品、传统服装、传统建筑、传统文化的设计(如茶道、花道、盆景设计)，还是现代设计，如汽车、家用电器、照相机、现代建筑和环境设计，现代平面设计、包装展示设计，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世界上很少国家能够在发展现代设计时完整地保持，甚至发扬了自己的民族传统设计，日本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意义的经验。

中国的现代设计相对欧美等国来说，就不是那么乐观了，设计上抄袭模仿的现象普遍存在，作品的质量不高，能够走出国门、真正展示自己的东西还是太少。完全照搬国际现代主义设计，虽然可能设计水平看似提高了一些，但是毫无中国特色可言。我们分析西方各国的设计，它们都有着自己本土特色的东西，是它们文化的体现。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底蕴，孔孟哲学、诗书礼仪，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是我们唤醒中国本土设计面向世界的重要源泉；并且中国传统艺术丰富多彩、陶器、染织、家具、古建筑、书法、绘画、民间艺术等是我们创作的宝贵资源。

一、图腾、纹饰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

将传统元素衍生后再融合到现代设计中来，香港设计大师靳埭强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的”靳埭强设计有限公司”的司标就是在公司”以人为本”的理念倡导下，采用了”同心相合、彼此相通”的”方胜”这一传统吉祥图形作为基本框架。司标原形虽然取之”方胜”，但靳埭强先生敏锐的视觉感受力以及他对传统图形内涵气韵的深刻感悟力，使他没有对原形的如实照搬，而是经过了形的提取、衍生、再造，使司标更加具有东方民族个性，也更加适用以后的展开运用。又如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台标，借用丁原始社会彩陶上的凤鸟图形，并使用了中国图案特有的”喜相逢”结构形式，反映出一种厚实的文化底蕴，凤鸟两两相对旋转的翅膀极富动感，体现了现代媒体的特色。在其他视觉传达艺术、环境艺术等设计领域也处处可见图腾、纹饰元素的运用。

二、汉字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

汉字是表达思想语言的符号，同时也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它的构成方式和形式美，在世界各国文字中独树一职。从皇帝时期的仓颉造字到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再到秦汉时的小篆、古隶和宋明时的印刷字体，直到我们现在常用的宋体、黑体、仿宋、综艺、琥珀、圆体等，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随着时代的发展，站在信息化、视觉化、艺术化的视角审视，汉字无疑是一种有巨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设计元素，广泛地运用于现代设计之中，铸就出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靳埭强先生在其招贴设计《自在》中，运用了中国水墨画技法，融合了现代技术的特殊肌理效果，现代又不失传统。作品《甲骨文·众生》中”众生”、”方舟”、”日、月、云、水”都是甲骨文字的设计组合。作者通过新设计的甲骨文力求使古老的文字具有时代气息而又不同于传统甲骨文。

三、书法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

书法是我中华文化之精气神的一种独特的表相。汉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创造，其美无比，天上人间独一无二，汉字书写也成了专门的高超艺术，已传承了几千年之久。中国的书体丰富多彩，有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等。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标志”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中，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形式与现代体育运动想结合，印章中的”京”字似”京”似”龙”又似”人”，把”北京”、”中国”、”人文传统”、”现代运动”包蕴其中，印章中经过巧妙的处理形成一个面向前奔跑、欢呼的人形，又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以运动员为主体的健康向的精神，充满了朝气和活力，方寸之间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有机地糅合得非常完美。

四、民间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

篇（7）

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性格、思维方式等的总模式，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它为一个语言社会的全体成员所共有，也为这个语言社会所独有。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虽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及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正变得越来越像个“地球村”，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但是中美文化差异依然存在。

一、中美文化差异现象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和历史的沉淀，而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却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巨大的，它是两国人民交流和理解的障碍和鸿沟。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复杂而多面的。

(一)文化观念的差异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历来主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也就是说，凡事都要遵循一定的规矩，并受到等级观念的制约。例如，晚辈见到长辈为表尊重要主动打招呼；学生要尊敬老师。而美国文化主要承袭了基督教中的新教思想，等级观念淡薄。美国人更注重个人权益，追求人人平等，没有辈份间过多的礼节。子女对父母、学生对教师都直呼其名，子女可以与父母争论问题．或提出自己个性主张。

在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中，人情占很重要的地位。人情在中国社会中有其一定的社会结构性，人情与面子是相互联系的，讲情面的人会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地回报别人的情谊。因此，在中国文化中．自我评价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及互相交往的情谊中建立和实现的。中国人强调家族及阶级层次。中华文化崇尚集体主义。人们之间相互信赖，团结合作，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矛盾时，集体利益总被放在首位。在衡量个人行为时，往往是以道德为准则，注重和谐、群体利益的维护，这与美国文化截然不同。美国人崇尚个人自由，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及个人利益的追求，信奉法律至上。在美国，人与人之间多为互利关系，表现出人情较为淡漠，但却十分重视个人利益和自由，个人自我意识较强。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方式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受到生产方式、历史传统、哲学思想及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受不同文化背景制约的中美两国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偏向综合性思维．强调整体优先，采用从整体到部分的思维方式，如表达顺序时，要由大地方到小地方，即国家一省一市一区一街一号；表达时间是按年一月一日的顺序。美国人则偏好分析性思维，强调部分的优先，在表达空间顺序时与中国相反，由小地方到大地方，时间的表达也由小到大。

(三)风俗习惯的差异

在社会风俗习惯方面，中美双方也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以中美文化对待不同动物的态度为例，在大多数的中国习惯语中，“狗”这个字都是贬义的，例如“狗仗人势”、“狐朋狗党”、“狼心狗肺”等等；然而在美国文化中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种态度也体现在习惯语中，例如“Youarealuckydog”意思就是你真幸运。同样地，在谈及“猫头鹰”时也是如此，英语习惯语中有这样一句话“aswiseasanowl”(像猫头鹰一样聪明)表明在美国文化中把其当成智慧的象征：然而，中国文化对待它的态度却截然相反，由于猫头鹰长得十分奇怪，叫声又很难听，因而古时迷信的人称其为“恶呜”，说听见夜猫子叫不吉利，至今还留下了“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等迷信传说。

(四)宗教信仰的差异

宗教信仰也是中美文化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教传人中国的这2000多个春夏秋冬里，其思想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人。更深深地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对中国的语言词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成语都是与佛教有关的，例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五蕴皆空”，“半路出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等等，这些词语如果单单从字面上来译成英语的话。会让美国人无法理解。同样的，作为美国的主流宗教，基督教也深刻地植入到了美国文化之中，“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的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所共有的上帝”，“1991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美国人相信上帝大约在一万年前创造了人。”因此，在美国文化中，“上帝”(God)这个字代替了“佛”在中国的意义，一些习语和谚语也与这个上帝有关．如“Godsendsfortunetofools”(傻人有傻福)，“Godblessyou”(愿上帝保佑你)!

(五)非言语交际的差异

中美非言语交际也有很大差异。首先，在中国，我们不善于用肢体动作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与亲近，例如拥抱、亲吻。而在美国文化里，父母和儿女之问、兄弟姐妹之间、好友之间，从小到大都没有问断过拥抱和亲吻。其次，在美国，当人们相互交流时，互相注视着对方的眼腈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有句话说：“Nevertrustapersonwhocan’tlookyouintheeyes”(永远不要相信一个不敢看着你跟睛的人)。但是在中国却不需如此，甚至一些中国人为了表达他们的谦虚或尊敬而故意避免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再次，中关两国人民对于各自的空间距离都有着不同的要求。多数美国人在交谈时都不愿意离得太近，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在电梯、公交车或火车上，中国人可以容忍互不相识的人拥挤在一起，而美国人却无法忍受这样的身体接触．因此在对个人空间的要求上面．中国人要比美国人小得多。不仅如此。文化差异也体现在学校里．中国学生通常必须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以示尊重．而美国学生一般都坐着。

二、中美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

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现象，其原因也是各自不同，纷繁复杂的。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影响

中华民族生活在广阔的内陆土地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内陆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使得古代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农业经济条件下人的生活规律基本上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方式劳动，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万物有限．有限寓于无限的哲学思辨观念，强调了群体问的和谐。美国人的祖先源自欧洲沿海国家和地区，航海业的发展使他们相信人的力量，崇尚发挥个性，勇于探险，富于挑战。他们讲究速度与效率，精于计算，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抵达北美大陆后，成为了第一批开拓者。

自然条件的恶劣、气候的多变和印地安人的骚扰使他们随时应付各种挑战，于是人和环境常处于一种相峙、对抗状态，也需要他们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培养了他们征服自然和改造世界的信念，是一种“海洋文化”的转型。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美国不完全依赖于农业，他们对工商业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此相适应，美国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

(二)传统思想的影响

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的内陆文化，主张简约、和谐、中庸、对称与平衡。孔子主张“允执其中”“过犹不及”。朱熹称：“中者，不偏不倚也，庸者，平常也。”“中庸之道”是孔子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成了后人的一个道德准则，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鲁迅曾举过一个例子，若一个人嫌房子太暗，要开天窗，其他人是一定要反对的，但他若要把屋顶掀掉，其他人便会劝他开个天窗了，这便是所谓的“中庸之道”。中国人所崇尚的中庸之道在于人际关系中要适当地调节与折衷，务求在不损害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使自己和别人都过得去，不至于造成群体内部的激烈对抗以致破裂，而无论是进取还是退缩，要有节度。合乎中庸，不走极端。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国人的这种中庸与平和又在一定程度养成了一种惰性，过度沉溺于“和稀泥”，缺乏创新意识与进取精神。由于受儒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以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具有经验综合性特点，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主张建立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美国文化是建立在古希腊传统之上的海洋文化，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和分析思维为特征，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美国人不太接受中间调和，是则是，非则非，喜欢标新立异。美国传统中则贯穿了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信念，他们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永远愿意进行创新，渴望寻求解决老问题的新办法，也愿意迁移，接受新的工作，进行冒险，而这也正是很多中国人所缺乏的，很可能是因为这一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缓慢而美国则经历一个又一个经济飞跃。

(三)认知系统的影响

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中美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美国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美国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美国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篇（8）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3-0212-02

中韩两国一衣带水，汉语教学在韩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近年受“汉语热”的影响，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呈上升趋势。根据中国教育部《2012年全国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报告》的数据表明，2012年韩国留学生人数以63488名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来华留学生人数，占总数的19.34%。在韩国本土，汉语课已作为选修课被纳入课程体系。本论文以现行的韩国高中汉语教材《中国语I》（教学社）为例，分析总结其国别化特点，从而反思其中的不足，思考改进方向。

一、国别化教材编写原则

早在1996年束定芳等学者就提出了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五大原则”――系统原则、交际原则、认知原则、文化原则和情感原则。国别化教材的编写除了遵循教材编写的通用原则以外，最重要的一条在原则就是要具有极强的针对性。首先要针对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其次要针对学习者的学习目的和动机，最后还要针对学习者的心理需求。

二、对韩国现行高中汉语教材《中国语I》（教学社）的考察

该教材遵循了韩国教育部高中汉语课程说明的要求，以学习者为中心，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了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本文从该教材编写体例、词汇和文化三个部分进行考察。

1.教材体例。教材的编写体例包括整体的结构内容和单课的编排次序。就《中国语I》来说，整体分为三个部分：语音部分、课文和附录。其中课文部分包括12个单元。具体分布请见下表。

从教材整个结构来看，该教材是以功能为导向来进行编写的。课文话题选取具有较强的交际性和实用性，遵循了韩国高中课程说明的要求。但语音部分篇幅较小，可能导致学生语音基础不扎实。但该教材的附录极具特色，除了课文译文和参考答案以外，还增加了活动材料（如人民币）和材料出处，让学生有据可查。此外，编写体例还包括单课的编排次序。

听、说、读、写是语言的四项基本技能，课文的编排应以实现训练基本技能为目的。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单课编排的顺序为读―说―听，汉字的书写练习并没有出现在本课中，而是放于课本附录中进行集中练习。对于语言技能训练的顺序问题，克拉申曾经提出过“沉默期”的概念，并认为听力是最先发展的语言技能，因此在训练中应该把听力提到第一位。显然本教材的技能训练的顺序还有待商榷。

从教材的编写体例可以看出，应韩国教育部对外语教学大纲的要求，注重学生语言技能的训练和对中国文化兴趣的培养，五部教材均以语言技能为导向，主要以听力、口语、课文阅读以及汉字练习来完成听、说、读、写语言技能的训练。

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的教学贯穿于教材的始终。以第一课来介绍h语语音知识，从第二课开始虽然没有专门的语音部分，但在听说读写各个技能的练习部分均有涉及到语音的练习，对词汇的处理方式是采用附录在课文及语法注释下以汉字、拼音、韩语意思组合的方式呈现，对词性和用法没有标注。本教材对于语法点的讲解较为合理、及时。

2.对《中国语I》词汇的考察。（1）词汇量和词汇等级。韩语词汇由汉字词、固有词和外来词构成，学习者对汉语词汇的学习很容易受到韩语词汇本身的影响，因此词汇研究成为针对韩国国别化教材研究的重要部分。该教材要求掌握的词汇量是410个，我们按照汉语水平考试词汇等级大纲对其进行统计，整册教材的总词汇量为410个，相当于HSK二级水平，词汇量比较适中；甲级词在初级汉语教材中占很大比例，同时也存在乙、丙、丁级词，但值得注意的是，超纲词数量达到56个，占词汇量的13.66%。（2）超纲词汇。由于词汇大纲所制定的词汇是通用词汇，缺少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针对性词语，如地名、人名、国家名等，然而超纲词汇的选择恰巧能够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国别化教材的编写特点。我们将56个超纲词分为五――类补充词、食品词、时代词、国名地名词和文化词。

超纲词中大部分都是名词，且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实用性。由于超纲词有一定不稳定性，所以没有收为通用的等级词汇大纲。但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适时地植入，才能让学生学习到最新最实用的词汇。此外，这56个超纲词汇较好地体现了国别化特点，比如济州岛、望京、泡菜等词均是针对韩国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和学习需求所录入的词汇。

3.对《中国语I》文化部分的考察。文化是一个及其广泛且难以定义的概念，它包括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方方面面，如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本文对教材文化部分所选取的话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教材文化话题有以下几个特点：（1）涉及面较广，包含中国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2）新颖实用，能够紧跟潮流。（3）注重礼仪及禁忌的说明。如：中国人送礼时不能送的物品有哪些，中国人喜欢的数字和忌讳的数字是什么。只有了解礼仪的禁忌，才能礼貌、得体地和目的国的人们进行礼仪往来。

三、《中国语I》（教学社）主要特色和改进意见

首先，该教材色彩鲜艳，引人入胜，加入许多原创图片并在封皮和课文插图中融入中国元素，如大熊猫、名胜古迹等，吸引学习者注意力，激发兴趣；其次，功能项目全面、适用，涉及生活方方面面，课文主要以对话形式展开，语言简单有趣，易于理解和记忆；再次，该教材与时俱进，收录较多时代性词汇，如：电子邮件、手机、博客、上网等，契合韩国高中生的日常生活，丰富汉语词汇。

不过，该教材也有一定改进空间，如语音部分应加大篇幅和练习；词汇缺乏讲解，且标注不够明确；汉字练习不够。

教材是教学的主线，编写针对性强教材不但能够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效率，还能使学习者事半功倍，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因此，笔者认为国别化汉语教材的编写应该注意以下几点原则：

1.针对性原则。学习者来自不同语言背景，容易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因此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除了要尽量避免语内干扰现象，还应该进行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对比分析。

2.兼顾学习者需求的原则。在教材编写过程中，篇幅、体例、内容都是应该视学习者需求而定的问题。

3.文化导入。文化是语言学习过程中较为敏感的一部分，应该根学习者的文化背景来选取合适的中国文化，做到既尊重了别国文化，也宣传了中国文化。

4.中外合作原则。中外汉语教师合作编写教材能够有效避免语言上的偏误，从而让学生学习到纯正的汉语。

参考文献：

[1]李禄兴，王瑞.国别化对外汉语教材的特征和编写原则[C]//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2008.

[2]朴载雄.面向韩国高中生的汉语教材编写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1.

[3]王帅.三套对外汉语教材中交际文化项目分析[D].北京大学，2013.

[4]赵金铭.论对外汉语教材评估[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3）.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ry-specific Chinese Materials and Compiling Principles

―Taking Korean High School Current Chinese Text Book "中国语I" as an Example

WANG Yu-qing

篇（9）

随着我国在国际上地位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也逐渐兴起“汉语热”，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总结与经验探索也逐渐加强。社会各界对汉语国际教育的认识也不断加深。汉语国际教育的内容也由最初的语言教学拓展为文化知识传播。但总体而言，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依然属于新兴专业，这门学科在教学方法、考核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多问题。因此，应进一步探究其教育内容和手段。而体验文化教学法近年来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被广泛应用于高校教育中。因此，我们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将这种教学方法引入汉语国际教育中，以提高这门学科的教学效率。

一、体验文化教学法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优势

首先，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合理运用体验文化教学法，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性和体验性。其次，体验文化教学法可以促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留学生自觉接受中国文化熏陶，亲身体会和感受中国文化元素，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和运用中国文化。为学习汉语语言知识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础。最后，在体验文化教学模式下，教师可以构建合理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在相应的情境中亲身体会中国文化的魅力，并鼓励学生主动运用汉语进行交流，或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感受。在不同的体验过程中，学生可以全方位、多层次地感受中国文化，并加深对汉语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体验文化教学法还可以有效增加汉语国际教育的课堂趣味性，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其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体验文化教学法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具体运用

书法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当今社会也深受世界各国人士的喜爱。剪纸则是我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了我国传统的手工艺与美术理念。太极拳渗透了我国道家文化，将文化与体育融于一体，在当今世界的体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这些文化也历来被视为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内容。本文就以这三种文化为切入点，详细探究体验文化教学法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具体运用：

1.体验文化教学法在书法教育中的运用

教师要在讲授书法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在黑板上书写汉字，然后为学生拆开讲解这个汉字的结构和运笔要求，以及用笔墨色的结构、汉字的点画组合，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积极性。进而组织学生运用笔墨纸砚进行实际操作。此外，在训练环节，教师还可以书写一些古诗词，赠送给喜欢诗词的留学生，这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模仿、研究、体验这些示范性作品，还能够联络师生感情。同时，还要积极拓展课外书法教学模式，组织学生参观著名书画展，或到一些名胜古迹欣赏文人歌赋、石碑碑文、书法题词等，也可以安排留学生到博物馆参观汉简碑铭等。让学生在体验中加深对书法文化的理解，提高书法学习动力。

2.体验文化教学法在太极拳教育中的运用

太极拳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安排学生进行演练示范，反复训练，鼓励打拳较好的学生为大家示范，或安排学生相互切磋，让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充分了解太极拳的竞技性。同时，太极拳也包含了丰富的理论文化知识，融合了多种传统文化元素。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为学生讲解太极拳练习中涉及的拳法招式和身体部位，增强学习的计划性和系统性。需要注意的是，太极拳考核虽然以实践性为主，主要通过学生打拳、演练来考查学生的技法掌握情况，但与此同时，太极拳也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因此在考核环节，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撰写小论文，鼓励学生表达自己对太极拳文化内涵的认识。

3.体验文化教学法在剪纸教育中的运用

在剪纸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发挥自身的创新思维，创作出生动有趣、灵活多变的剪纸作品。同时，还可以组织学生在课堂上以问答形式，探究剪纸艺术内涵，让学生在问与答的交流中思考中国剪纸文化的发展渊源和内在审美元素。此外，教师也可以运用多媒体为学生展示剪裁技巧和叠纸方法，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和形象性，可以让学生跟随视频模仿剪裁。当然，教师也可以运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我国传统节日中民众张贴的剪纸，让学生在这些鲜活的民俗场面中充分了解剪纸艺术的魅力。

参考文献：

[1]王红.论对外汉语专业中华才艺研习课程的教学策略[J]. 读与写，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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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6-0048-04

引言：

中韩两国唇齿相依，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同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以及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彼此影响着对方。历史如此，当今也不例外。众所周知，中国掀起了一股猛烈的“韩流”，对此社会各界褒贬不一。也有一部分人开始对韩流提高警惕，深怕冲击本国文化。姑且不论韩流是否会冲击中国文化，但这是古代中韩文化交流的延续，同时文化交流也是双向的，中国掀起猛烈“韩流”的同时，韩国也刮起了强烈的“汉风”，掀起了国人无法想象的“汉语热”。

本人认为，“韩流”与“汉风”都是两国文化交流频繁的标志。韩国从1994年开始以“文化立国”为方针，大量输出文化产品;中国以建设文化强国，提高国家软实力为宗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其中汉语是中国文化输出，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项目之一。与其想方设法抵制“韩流”，不如大力发展“汉风”、“汉语热”。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经贸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韩国“汉风”、“汉语热”不断升温。根据中国新闻网的统计，2014年，全年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总数为377054人，其中韩国名列榜首，学生人数达到62923人，占16.69%;其次为美国，学生人数为24203人，占6.42%;泰国学生人数为21296人，占5.65%;日本从2011年排名第三落至排名第五，学生人数为15057人，占4%，远远少于韩国留学生。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消息，截至2011年年底，韩国共建设17所孔子学院，在亚洲国家中排名第一。韩国四年制大学的近75%，约130所大学开设和中国关联的学科专业，有多达24000名学生就读。韩国各大城市内汉语辅导班纷纷设立，开设速度与规模堪比英语辅导班，汉语已成为韩国学生可供选择的高考第二外语。

要延续韩国学生的“汉语热”，以此实现中华文化输出，就必须对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掌握比较翔实的信息，反馈于汉语教学。这将有助于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在教学中更全面掌握和了解学生信息，更好地帮助韩国留学生的汉语学习，从而改进和提高对韩汉语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更对韩国的“汉语热”、“汉风”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一、调查目的及对象

要实现文化强国，传播中华文化，其文字是主要途径之一，大量孔子学院设立之目的也在于此。韩国是第一个设立孔子学院的国家，韩国留学生已经成为中国外国留学生中最庞大的群体。在这种背景下，对韩国留学生汉语学习与对韩汉语教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中国要实现文化强国，汉语是最好的文化产品之一，充分掌握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情况，不仅有助于提升对外汉语教学质量，更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

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250份，共回收问卷216份，216份为有效问卷。调查对象为韩国祥明大学非中文专业的学生57人，复旦大学69人，华南师范大学30人，中央民族大学30人，南京师范大学30人，其中女生156人，男生60人。学习汉语的时间分别为6个月以内57人，6个月至1年为86人，2～3年为56人，3年以上为16人。选择学习汉语时间不同的学生为对象，更能全面了解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情况以及动机。

问卷共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学生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学习汉语的时间;第二部分为学习情况调查，包括学习态度、投入时间、学习难点等，共10题;第三部分是学习动机及之后将要从事的职业调查，共5题。

二、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情况调查分析

下面依据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研究。汉语学习情况方面的调查研究包括汉语学习态度、难点、学习方式方法等方面。

调查项目1 第一次学汉语是在哪里？（选项：A.韩国;B.中国）

关于汉语背景：155人，占被调查者的71.8%，在来中国之前，在韩国国内学过汉语。在韩国的“汉语热”大背景下，大部分韩国学生已在韩国学习了汉语。

项目调查2 喜欢上汉语课吗？（选项：A.喜欢;B.为完成任务;C.不喜欢）

关于汉语的喜爱程度：174人，占被调查者的81%，觉得“喜欢”;只有3名同学觉得“不喜欢”，而39名因为是“任务而学”，并非喜欢。从调查结果中可以得出，韩国学生对汉语持有好感，普遍喜欢学习汉语。

调查项目3 汉语学习态度如何？（选项：A.认真学习;B.每天上课，但并非认真学习;C.偶尔请假，但认真学习;D.偶尔请假，不认真学习）

关于汉语学习态度：56人，占被调查者的26%“认真学习”;113人占被调查者的52.3%，选择“每天上课，并非认真学习”;41人，占被调查者的19%，选择“偶尔请假，但认真学习”，只有6名同学选择“不认真学习”。说明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态度比较端正，学习比较认真，这与他们喜欢汉语有密切关联。

调查项目4 你认为汉语什么最难学？（选项：A.语音;B.汉字;C.词汇;D.语法）

调查结果显示：103人，占被调查者的47.4%，认为汉语语音最难掌握，其次是语法、汉字、词汇。汉语的美感在于阴阳顿挫的语调，而韩国学生比较难掌握的一个环节就是声调，因为韩语没有声调。同时，汉语普通话中7个辅音是韩语中不存在的，韩国学生往往不能发出标准的音阶。所以，学生要通过朗读掌握发出汉语声调、个别辅音的技巧，并且不断复习，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其次，语法方面，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孤立语，韩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是黏着语，两者语法体系截然不同。从句法结构上看，韩语与汉语的语序不同，从结构、语义上看，韩语与汉语不同的句子成分所指不同;从语用角度分析，韩语与汉语的表达方式不同。因此，对象为刚入门的学生时，教师应该重视语音教育，随着学习时间的推移，教学重点应该转为语法教育，通过汉韩语法对比的方式讲解，有助于学生的理解。

调查项目5 你认为学汉语时最难的是什么？（选项：A.听力;B.口语;C.阅读;D.写作）

调查结果显示：91人，占被调查者的40.2%，选项为“听力”;67人，占被调查者的31%，选项为“写作”;47人，占被调查者的21.8%，选项为“口语”;只有11人认为阅读最难。说明听力、写作、口语是困扰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的重要内容，其中阅读是比较轻松的一项。对此，教师应该加强听、写、说方面技能的培养，更要要求学生在课后通过各种渠道，如交中国朋友、看中国影视剧等来不断提升听说技能。

调查项目6 你认为自己应该加强哪方面的学习？（选项：A.听力;B.口语;C.阅读;D.写作;E.其他）

调查结果显示：97人，占被调查者的44.9%，选项为“口语”;51人，占被调查者的23.6%，选项为“写作”;41人，占被调查者的19%，选项为“听力”。此结果与上一结果相反，学生认为最难的是听力、写作、口语，但最想提高的确是口语、写作、听力。这也是从易到难的顺序，也与大部分学外语的学生所需相类似。说明韩国学生学习汉语是以听说等实用性、应用型为主。

调查项目7 除了课本以外，你还通过什么学习汉语？（选项：A.家教;B.看影视剧;C.和中国朋友聊天;D.看中文书;E.其他）

调查结果显示：7人，占被调查者的3.2%，选择“家教”，说明大多数学生在实际的学习中还是以学校教师为主，这也与请家教需要经费支出不无关联;48人，占被调查者的22.2%，选择“看影视剧”，比起学习韩语的中国学生热衷于看韩剧，中国影视剧对韩国学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说明我国的影视产业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终而走出国门;113人，占被调查者的52.3%，选择“和中国朋友聊天”，说明结交当地朋友是韩国学生课后最主要的拓展学习的方式，可以在比较轻松的氛围中提高口语与听力水平;14人，占被调查者的6.5%，选择“看中文书”，说明书籍并不是主要的课外学习材料;34人，占被调查者的15.7%，选择“其他”，说明韩国学生课外学习汉语的途径呈多样性。

调查项目8 课余，学习汉语的时间是？（选项：A.不学习;B.0.5-1小时;C.1-2小时;D.2小时以上）

调查结果显示：36人，占被调查者的16.7%，选项为“不学习”;110人，占被调查者的50.9%，选项为“0.5～1小时”;53人，占被调查者的24.5%，选项为“1～2小时”;17人，占被调查者的7.9%，选项为“2小时以上”。课外学习1小时以内的学生占67.6%，1小时以上占22.4%，说明韩国学生课外投入的时间不多。分析其原因，主要因素在于被调查的韩国学生大多不是学历生，以语言学习、应用型为主，没有获得学位以及升学的压力，因此课后投入时间相对减少。

调查项目9 你认为决定汉语成绩的因素是什么？（选项：A.兴趣;B.教师;C.教学质量;D.教材）

有126人，占被调查者的58.3%，选项为“兴趣”，说明外语学习中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最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45人，占被调查者的19.9%，选项为“教师”;36人，占被调查者的16.7%，选项为“教学质量”，教师相关选项占36.6%，表明教师以及教学质量在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及兴趣中起相当大的作用，教师应该积极改革教学方法，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9人，占被调查者的4.1%，选项为“教材”，相反，学生对教材的依赖程度远远低于对教师的依赖程度。

三、韩国学生汉语学习动机、喜欢从事的职业调查分析

调查项目1 学习汉语的动机是？（选项：A.考取HSK;B.为找一份好工作;C.对中国文化感兴趣;D.为积累知识和自身修养;E.为交中国朋友）

有41人，占被调查者的19%，选项为“考取HSK”;有77人，占被调查者的35.6%，选项为“为找一份好工作”;有40人，占被调查者的18.5%，选项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有26人，占被调查者的12.1%，选项为“为积累知识和自身修养”;有32人，占被调查者的14.8%，选项为“为交中国朋友”。可见，从总体上看，韩国学生学习汉语最强的动机来源于“为找一份好工作”，“考取HSK”也是“为找一份好工作”的途径。我们知道中韩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这将给学习汉语的韩国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与升职的机会与空间，也是越来越多的韩国人留学中国的主要原因。但也不容忽视的是占33.3%的选项不为工作为动机，只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以及结交中国朋友。说明，中华文化深受韩国人的认同与爱戴，他们对中华文化持有好感，愿意学习汉语，结交中国朋友。“为积累知识和自身修养”则体现了韩国留学生普遍具有追求成就的内在心理倾向，这种倾向促使他们在汉语学习上更加认真。这种不以就业为目的动机，也许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成绩，但正因为兴趣动机反而使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汉语，这也说明，韩国学生学习汉语并非都是有强烈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喜欢中华文化、提高自身修养，这几点也不容忽视。

调查项目2 学习汉语的动力是？（选项：A.老师和朋友的鼓励;B.兴趣;C.父母的期盼;D.工作需要）

有45人，占被调查者的20.8%，选项为“老师和朋友的鼓励”;有99人，占被调查者的45.8%，选项为“兴趣”;有15人，占被调查者的6.9%，选项为“父母的期盼”;有57人，占被调查者的26.4%，选项为“工作需要”。可见，韩国学生学汉语的第一动力为对汉语的兴趣，他们想通过学汉语了解中国以及相关事物，而“父母的期盼”这种“被动型动机”则不明显。随着现代观念的发展，现在的韩国留学生似乎已经逐渐脱离了亚洲学生“唯父母之命是从”的传统道德观念，长辈的要求与态度已经无法完全主导他们的学习行为。

调查项目3 家人和朋友对你学汉语持什么态度？（选项：A.一定要学;B.可学可不学;C.没必要学）

有84人，占被调查者的38.9%，选项为“一定要学”;有129人，占被调查者的59.7%，选项为“可学可不学”;有3人，占被调查者的1.4%，选项为“没必要学”。韩国人已经意识到汉语的重要性，但也不乏对其持中立态度的人。随着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中韩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重要性会越来越突显。同时随着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华文化域外传播更快、更广，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将认同、喜欢中华文化。

调查项目4 学习汉语后想做什么？（选项：A.研究中国学;B.中文老师或翻译;C.中国相关公司就业;D.不想做与汉语相关的事情）

有22人，占被调查者的10.2%，选项为“研究中国学”;有40人，占被调查者的18.5%，选项为“中文老师或翻译”;有130人，占被调查者的60.2%，选项为“中国相关公司就业”;有24人，占被调查者的11.1%，选项为“不想做与汉语相关的事情”。调查结果显示，占88.9%的学生想学汉语后从事汉语相关工作，说明汉语是韩国学生就业的另一种重要工具，尽管前面的调查中表明学习汉语的第一动机并不是就业，但汉语的确给就业压力较大的韩国青年提供了较好的就业机会。

调查项目5 如果从事与汉语相关的工作，你最想做什么？（选项：A.进企业;B.翻译;C.导游;D.老师;E.其他）

有94人，占被调查者的43.5%，选项为“进企业”;有41人，占被调查者的19%，选项为“翻译”;有16人，占被调查者的7.4%，选项为“导游”;有27人，占被调查者的12.5%，选项为“老师”;有38人，占被调查者的17.6%，选项为“其他”。大部分韩国学生的首选是企业，这与中韩两国密切的经贸关系相关，其次翻译工作深受学生欢迎，这与翻译的较高薪资不无关联，还有部分学生选择了“其他”，说明学生学习汉语后想从事的职业呈多样性。

调查项目6 你认为韩国学生学汉语有什么优势？（选项：A.经济文化交流频繁;B.地理位置;C.历史文化同源;D.学汉语的韩国人很多可吸取经验）

有115人，占被调查者的53.2%，选项为“经济文化交流频繁”;16人，占被调查者的7.4%，选项为“地理位置”;50人，占被调查者的23.1%，选项为“历史文化同源”;35人，占被调查者的16.2%，选项为“学汉语的韩国人很多可吸取经验”。76.3%的选项选择了“文化因素”，说明中韩文化交流频繁以及文化同源，为韩国学生提供了更容易接近和学习汉语，认同汉文化的历史基础，这也是来华留学生中韩国学生占榜首的主要原因之一。

结论：

本文以韩国祥明大学非中文专业学生，复旦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韩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的方法，调查分析其汉语学习动机情况，主要结论如下：

1.韩国学生对学习汉语持有好感，来中国之前普遍学过汉语，同时韩国学生认为中韩两国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历史文化同源对韩国学生学习汉语有很大的优势，说明韩国学生从情感上对中国、汉语有好感。

2.韩国学生课后学习汉语的时间投入不多，这与升学压力小相关。韩国学生主要通过和中国朋友聊天的方式进行课后学习，看中国影视剧的比例不高，这恰恰与学韩语的中国学生酷爱韩剧相反。

3.韩国学生认为语音、听力、写作、口语是最难掌握的部分，而最想提高的部分是口语、写作。说明韩国学生学习汉语主要以实用性、应用型为主，并非升学为最终目的。

4.韩国学生认为兴趣是决定成绩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教师与教学质量。要想提高韩国学生的学习成绩必须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5.韩国留学生学习汉语，以找工作、获得HSK等级证书为最大的动力，之外自身素养的提高和喜欢中国文化的比例也较高;学习汉语的最大动力是兴趣，说明不以升学为目的的学生中兴趣既是提高成绩的最主要因素，也是汉语学习最大的动力。

6.学习汉语后要从事的职业中大部分人选择与汉语相关的工作，其中企业是首选，其次是老师和翻译。随着韩国“汉语热”持续升温，汉语老师成为了韩国人向往的职业。

根据调查研究所得结论，对韩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提出几点建议。第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不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久而久之，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不断被激发，达到“乐在汉语学习中”的状态。第二，在汉语教学中渗透中国文化要素，或进行中韩文化比较。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韩国学生对中国文化持有好感，他们渴望通过教师了解、认识中国文化，而教师也承担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教学过程中进行中国文化的渗透，进行中韩文化比较，如比较中韩饮食文化的异同、讨论中国的京剧、武术，介绍中国的社会制度、名胜古迹等等。这种文化渗透，不仅可以传播中国文化，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三，注重学生听说写三种技能的培养，提高开口率。汉语教学是语言教学，要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四种技能的全面发展，被调查者则普遍想提高听说写的技能，也认为是最难的部分，因此教师应该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听说写方面的技能。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是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载体。韩国自古以来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文字就是其中之一。韩国创制训民正音之前，官方使用的文字是汉字。时隔几个世纪，在韩国再次兴起“汉语热”，对此现象，应该深入分析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并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同时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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