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生物安全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07-24 2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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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转基因作物从研究到商业化释放一般需要经历较长时间。获准进入商业化释放的转基因作物品种需要经过较为严格的申报和风险评估过程。但大多数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及相应开展的小规模生产性试验(如温室或田间小试)，往往取决于研究人员或者研究团队的兴趣和条件，并不必须通过申报和相应的风险评估程序，从而出现生物风险管理的空白，并可能由此产生一系列生物风险。
以“转基因AND作物”为检索表达式，在中国全文期刊数据库(CNKI)中进行文献检索分析发现，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论文起步于1988年，至2009年共收录相关文献4289篇，2001年后进入较快增长时期，近年来年均数近600篇(图1)。进一步分析的研究单位发现，数量前60位的研究单位共2665篇，占总数的62．1%，其中发文数量超过50篇的研究单位有17家(图2)。在这60家研究单位中，发文数量最多的是华中农业大学，为200篇;最少的是厦门大学，为13篇。其余1600余篇论文涉及发文数量不超过10篇的几百家研究机构。由此可见，我国开展农业转基因相关研究工作的单位涉及面广，分布广泛，研究的转基因作物对象多样，研究水平和条件能力参差不齐。随着国家转基因专项的逐步启动和深入，相信将有更多的研究机构参与进来，这种局面将进一步复杂化。
由于我国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采取的是前审后批的原则，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6条)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第11条)的规定，审批前的安全管理应由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单位负责。通过文献调研和网络查询，到目前为止虽然各地各级农业管理部门都有制定相应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方法，但具体到研究单位，目前仅有中国农业大学等少数研究机构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措施。2009年10月，中国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领导小组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并起草了《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法》，就学校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组织管理、安全评价的申报、安全管理、违规处理和处罚等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安全委员会还将定期对学校内开展的转基因中间试验、生产试验进行校内安全评价审核。
一方面，转基因作物研究方兴未艾，而另一方面，关于转基因作物试验研究阶段中的风险问题却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相关研究还很缺乏。通过分别以“实验室AND生物安全”“转基因AND生物安全”和“实验室AND实验室安全”为检索表达式，在中国全文期刊数据库(CNKI)中进行文献检索分析发现(图3)，我国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起步于1999年，晚于转基因作物研究近10年的时间，在2002年达到高峰，之后回落至年均70篇论文左右水平。1999～2001年是国际上提出转基因作物安全性问题并爆发争议最为突出的一年，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的发展趋势符合这一时期的特殊性。通过关键词分析也发现，现阶段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尚以宏观背景研究为主(图4)，对病原微生物和疾病防控略有侧重(图5)。
此外，我国的实验室生物安全研究在2003年之后逐渐受到重视(图3)，这与2003年以来，我国以SARS病毒感染为代表的生物实验室获得性感染事件的时有发生有关。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关于转基因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研究仍十分缺乏。由于现阶段国家在对转基因作物的风险调控中，研究阶段的风险控制是处于“自检自查”水平，相关研究的缺乏及研究机构的监管缺位，都可能使农业转基因研究在实验室阶段就因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有效的监管与约束，而产生一系列生物风险。
图4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的关键词分析
Fig．4KeywordsanalysisonGMbio-safetyresearch
2转基因作物实验室的风险问题转基因生物实验室的生物风险既包含生物学实验室的一般风险，又因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而存在其特有的风险。总体来说，转基因生物实验室的潜在风险源包括以下4个方面:生物学试验材料与对象;生物学试验操作;生物学实验室废弃物;生产性试验。
2．1生物材料、试剂风险在转基因作物研究中，涉及的试验材料与试剂包括: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操作所必需的生物活性材料，包括组织、细胞和微生物菌种、质粒、载体以及病毒等;各种化学试剂，其中包括有毒、有腐蚀性的生化试剂，如氯仿等有机溶剂、溴化乙锭(EB)、丙烯酰氨及其结合物、各种酸碱溶液、染料、抗生素、细胞培养基(液)、洗脱液、抗体、放射性同位素等。转基因作物的试验对象主要包括烟草、拟南芥等模式植物以及玉米、大豆、棉花等经济作物。
2．2试验操作风险转基因生物试验中涉及的试验操作风险来自研究人员的操作失误和器材设备风险2个方面。其中，试验器械与耗材主要包括塑料制品，如各种吸头、吸管、离心管、注射器、手套、培养皿等一次性耗材;玻璃制品，如各种培养皿、试管、吸管、玻片、盖片、常用容器、过滤器皿等易损易碎材料;金属物品，如注射针头、刀片等器具;以及常用设备，如离心机、水浴锅、烘箱、灭菌锅、超净台、电转仪、电泳仪、扩增仪等，及其所涉及用电、用水及设备使用风险。
2．3废弃物风险由转基因生物试验产生的废弃物主要包括:①生物活性材料类，如组织、细胞和微生物(细菌、真菌和病毒等)及其培养物(如含有筛选药物、抗生素、有毒代谢物、外源基因残留物等)。②试验对象类，如转基因植物植株、花粉、果实、种子等。③生化试剂类，如有毒物品及其他试验废弃物，如重金属、氰化物、溴化乙锭(EB)、丙烯酰氨、甲酰氨及其结合物、酸碱溶液、有机溶剂、染料、抗生素、同位素、凝胶电泳、培养基(液)、洗脱液等;以及转基因操作中的残液、缓冲液等。④试验耗材类，如各种吸头、吸管、离心管、注射器、手套、培养皿等塑料用品;各种培养皿、试管、吸管、载玻片、盖玻片、常用容器、过滤器皿玻璃制品;注射针头及刀片等金属物品等。
2．4生产性试验意外释放风险在转基因植物研究过程中，处于目的基因克隆与功能研究、表达载体建立与功能鉴定、突变体构建等目标所进行小规模种植，及由此而产生的潜在释放风险，如实验室盆栽、温室种植，或田间小试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基因逃逸、水平基因转移、以及种子散落或遗失等。例如，2005～2008年在我国湖北、湖南发生的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事件［3－4］，据估算约有950～1200t未经国家商业化种植批准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和大米流入市场，而非法流入农田的转基因种子源头则来自转基因作物实验室。
3农业转基因实验室安全管理建议
转基因作物的实验室研究阶段，在多个环节上可能产生生物风险。其中，生物试剂风险和试验操作风险属于生物技术操作的一般风险;而转基因研究的生物材料、废弃物和生产性试验的意外释放风险则是转基因作物实验室研究阶段的特殊风险，需特别关注。根据农业转基因实验室的生物风险因素，提出以下管理建议:
篇（2）
植物转基因技术将为农业生产带来一场新的革命，它将为农作物的持续增产和解决全球人炸所造成的粮食危机做出巨大贡献。但也有人对这一技术持怀疑态度，认为目前人类还不能对它的潜在危险性做出正确的评价。因此，在大规模应用前有必要对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1 植物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意义
转基因植物是指利用重组DNA技术将克隆的优良目的基因导入植物细胞或组织，并在其中进行表达，从而使植物获得新的性状。这一技术克服了植物有性杂交的限制，基因交流的范围无限扩大，可将从细菌、病毒、动物、人类、远缘植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导入植物。转基因作物可提高农作物产量，减少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的使用量，并节省大量劳动力，因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根据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的年度报告，200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猛增了1200万公顷，首次突破了1亿公顷大关。转基因植物产生至今仅20年时间，但其研究和应用得到了非常迅猛的发展。
2 对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必要性
从理论上说，转基因技术和常规杂交育种都是通过优良基因重组获得新品种的，但常规育种的安全性并未受到人们的质疑。其主要理由是常规育种是模拟自然现象进行的，基因重组和交流的范围很有限，仅限于种内或近缘种间。并且，在长期的育种实践中并未发现什么灾难性的结果。而转基因技术则不同，它可以把任何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转入植物。因为这种事件在自然界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人们无法预测将基因转入一个新的遗传背景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故而对其后果存在着疑虑。而消除这一疑虑的有效途径就是进行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评价。也就是说要经过合理的试验设计和严密科学的试验程序，积累足够的数据。人们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判断转基因植物的田间释放或大规模商品化生产是否安全。对试验证明安全的转基因植物可以正式用于农业生产，而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则要加以限制，避免危及人类生存以及破坏生态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转基因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巨大应用潜力。
3 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主要内容
目前，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按照要求必须进行了严格审查，证明它们对人类健康无副作用。检验不仅在生产国进行，而且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委员会负责监管。对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环境安全性，另一个是食品安全性。
3.1转基因植物的环境安全性
环境安全性评价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转基因植物释放到田间去是否会将基因转移到野生植物中，或是否会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打破原有生物种群的动态平衡。
⑴对野生生物的影响：转基因植物种植推广后，释放到自然环境中的机会多。因其具有野生植物缺少的多种抗性，将会迅速成为新的优势种群，从而影响生态平衡。虽然利用"终止因子技术"，以及"化学催化"技术可以限制转基因植物的扩散，但因此项技术对农业的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影响而受到多方面的关注。
⑵对自然生物类群的影响：出现高抗药性有害生物。"病毒重组"或"异源包装"是否会产生新的农作物病原物，自然界存在着植物病毒的重组现象，包括DNA 病毒和RNA 病毒。转外壳蛋白(CP)基因的抗病毒植物，当有其它病毒侵染时，入侵病毒的核酸有可能被转基因植物表达的外壳蛋白质包装，从而改变病毒的寄主范围，使病毒病防治更加困难。担心作物中转入抗虫或抗病基因后，会加大对某一种害虫或病原体的选择压，使害虫或病原体加速突变产生抗性，给防治增加麻烦。
3.2转基因植物的食品安全性
食品安全性也是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转基因植物生产的产品与传统产品具有实质等同性，则可以认为是安全的。若转基因植物生产的产品与传统产品不存在实质等同性，则应进行严格的安全性评价。在进行实质等同性评价时，一般需要考虑以下一些主要方面。
⑴有毒物质：必须确保转入外源基因或基因产物对人畜无毒。如转Bt杀虫基因玉米除含有Bt杀虫蛋白外，与传统玉米在营养物质含量等方面具有实质等同性。要评价它作为饲料或食品的安全性，则应集中研究Bt蛋白对人畜的安全性。
⑵过敏源：在自然条件下存在着许多过敏源。在基因工程中如果将控制过敏源形成的基因转入新的植物中，则会对过敏人群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转入过敏源基因的植物不能批准商品化。另外还要考虑营养物质和抗营养因子的含量等。
4 总结
植物基因工程食品在解决全球饥饿问题和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可通过转基因能源植物为缓解世界能源危机作出巨大贡献，尽管与之相伴的转基因植物安全性问题与公众态度、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及伦理、宗教等复杂因素交织为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政治、经济问题，成为了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但转基因植物辉煌的发展前景是不容置疑的。在研究与开发转基因产品的同时，理智、客观、安全地运用转基因技术，加强其安全性防范的长期应用研究。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既符合国际标准又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检测体系，确保转基因产品进出口的安全性，让植物转基因生物技术成为21 世纪解决健康、环境、资源等重大社会与经济问题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 陈君石主译，转基因食品:基础知认及安全性，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8
[2] 闫新甫，转基因植物(生命科学专论)，科学出版社，2006.3
篇（3）
论文摘要 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行了讨论，阐述了其对人类的直接影响和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并提出对转基因风险的预防措施。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但是，转基因食品领域的安全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居世界第4位，排在美国、阿根廷、加拿大之后，虽然我国已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进口安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但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常有法律法规较为先进而执行不力的现象，更何况在这方面的制度还做得远远不够。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有其特殊性，因为它较少引起急性中毒而带来轰动效应，而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局限于知识、财力、时间，不可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只能依靠现行漏洞百出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捉襟见肘地应对出现的情况与问题。前些年关于转基因水稻的那场讨论，已暴露出某些学者和官员已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因此，加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研究和控制，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对人类的直接影响
转基因食物对人类本身将带来一系列直接或潜在的安全影响。
1.1没有经过长期的安全性研究
转基因食物从1993年出现到现在仅10多年，改变了人类食品的自然属性，未经过长期的安全性试验，没有人知道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我们知道许多认为安全的药物可能数年后才显示出隐患，食物的效应应更为长期。
1.2减少食物的营养价值或降低食物中重要成分
转基因食物的主要动机是满足某种商品价值，如更高的产量、更好看的外表，而食物的某种成分的改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如美国有报道，在具有抗除草剂基因的大豆中，异黄酮类激素等防癌成分减少了。
1.3引起人类过敏反应
转基因技术会在生物中产生不能预见的变态反应源。如把巴西胡桃的基因移植到黄豆上去，结果却使一些对胡桃过敏的人在吃黄豆时产生过敏反应。
1.4产生对人类不利的毒素副产品
转基因作物产生不可预见的生物突变，使原来的毒素水平提高，产生新的毒素或副产品。1999年Losey等试验发现，在一种植物马利筋叶片上撒有转基因Bt玉米花粉后，普罗克西普斑蝶食用叶片减少，长得慢，4d的幼虫的死亡率变为44%，而对照组（饲喂不撒Bt玉米花粉的叶片）死亡率为0%。转基因作物产生的杀虫剂毒素可由根部渗入周围，但尚不清楚会产生何种影响。
1.5产生抗菌素耐药性细菌
基因技术采用耐抗菌素（如抗卡那霉素、链霉素等）基因来标识转基因化的农作物，这就意味着农作物带有耐抗菌素的基因。英国的研究显示，转基因作物中的突变基因可能会进入到生物有机体，突变的基因如跨越种群和转移至细菌，其结果可能会导致新的疾病；如出现无法治疗并广泛传播的、对生物造成严重威胁的疾病，其后果不堪设想。
1.6 直接引起人类急性中毒
有些基因在治病同时可能引起某些人急性中毒效应。如《南方周末》2006年10月19日报道，美国一名病人在接受生物药品临床试验的过程中死亡，导致当时正在进行的12个基因治疗项目全面遭禁。后来其他的一些病人也因为新增的基因而患上癌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下令中止此类试验。
2对生态系统（包括环境）的影响
生态系统是各种动物、植物与环境的一种动态平衡系统，而转基因食品是人为对特定物种进行干预，改变其性状，因而也改变了该物种在食物链和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引起一系列不可预料和复杂的变化。
2.1转基因技术本身的不足
虽然基因技术发展可以将DNA进行切割，将一异源基因引入另一生物，但不能完全准确地预见作用后产生的新的蛋白质的性状是否完全吻合我们的要求。
2.2物种多样性的破坏
基因技术加上商业营销将使某类作物如超级水稻为某一公司垄断供应种子，使原来多个品种减少为同一基因的单一品种，当真菌、病毒、虫害侵袭这种植物时，会发生严重的产量减产，也引起生态平衡的变化。
2.3基因的污染
转基因技术可能使某些基因流入自然界，引起难以预料的影响；基因化的生物、细菌、病毒等进入环境，保存或恢复是不可能的，其较化学或核污染严重，危害是不可逆转的。
2.4引进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物种
转基因技术可能使自然界不存在的新物种出现，如超级杂草、超级昆虫等，可能对地壤、野生近缘种、普通作物、相邻的植物及环境造成破坏。
2.5环保的影响
有资料证明，基因化的农作物对除草剂具有抵抗力，实际耐用药量高于正常的3倍，农民知道其对除草剂有抵抗力，会直接或不直接地提高除草剂等化学药物的使用量。
2.6生态系统的破坏
转基因技术使某种物种的性状改变，如A昆虫以B植物为食物，我们认为改变B植物为转基因抗虫植物，提高了B植物产量，但A昆虫因缺乏食物使虫的密度大幅下降，引起以A昆虫为食物的天敌C生物的生存危机，进而引起整个生态平衡的破坏，将来可能暴发某种虫害大面积流行等。
3对转基因风险的预防
3.1严格控制境外转基因食品进入
对国外转基因食品进入我国必须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审批，可以在WTO框架下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进行限制，这方面检验检疫系统应有较大作为空间。
3.2加强国内市场控制
虽然我国农业部已一系列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措施，但是我国国内市场的管理是较为混乱，如转基因水稻还未批准上市，但有众多报道转基因水稻已流入市场。因此，必须完善这方面的法规，严格执法，重罚甚至采用刑法严惩不法商人，当然这也依赖于整体执法环境的改善。
3.3加强转基因生物的检测技术研究
目前国内有众多机构对转基因生物的检测技术进行研究，但食物加工从原料到成品经过多个加工环节，要严格区分转基因成分存在较大困难，可采用以下检测方法：①检测转基因成分所独有的DNA序列。采用人工检测或仪器检测对碱基对进行测定，可精确确定转基因成分。②采用PCR技术进行检测。《国门时报》曾报道，检验检疫科学院采用“亲合吸附-PCE Hyb-ELISA”检测方法，能特异的检测35S启动子和Nos终止子核酸系列，这2种核酸系列存在目前已知的绝大部分转基因成分中。③基因ID法进行检测。由John B. Fugan于2000年提出的新方法，或采用异酸胍盐抽提法以避免DNA的降解和污染。④农作物身份识别系统。美国ADM公司称他们建立了一套农作物身份识别系统，可以保证向国外供应农产品时，不含转基因作物。
篇（4）
首先便是毒性问题，有质疑认为，转基因生物除能对害虫和病菌产生对抗作用外，有可能与侵染该植物的其他病菌重组，产生新病菌。法国科学家还声称发现食用转基因玉米的实验鼠会出现肝脏和肾脏的损害。但是，欧盟食品安全局却认为该研究的统计方法缺乏科学性。有学者认为，转基因作物替代传统作物品种可能打破已有的生态平衡，破坏生物多样性。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转基因作物有利于减少农药使用，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质疑者还担心转基因水稻在我国大面积种植后，由于我国的耕作模式具有分散化特点，可能出现管理和监控困难，导致转基因水稻“出现在不适合种植的地方，污染当地农作物”。支持者则认为，转基因作物能够明显减轻病虫害危害，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
这些关注与辩论的背后，孰是孰非，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16年间尚未发现有科学实证的转基因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
记者：在转基因农作物发展历史上，有没有一些失败的案例？这些失败的例子有没有造成一些不良影响，那么采取了哪些举措？
万建民（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迄今为止，全球有29个国家种植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等作物，种植面积、作物种类、加工食物种类和食用人群逐年扩大。全世界每年有上亿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2011年种植面积达到1.6亿公顷，每年数亿人群食用转基因食品，其中美国市场70%的食品都含有转基因成分。由于各国实施了规范管理和科学评价，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首次实现商品化种植以来，16年间尚未发现有科学实证的转基因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
记者：有质疑的声音说，在水稻中引入抗虫基因，分泌出Bt毒蛋白，虫子食用后会被毒死，人类长期食用也会有危害。这种质疑是否科学，抗虫基因是否对人体有害？
万建民：转基因水稻中的Bt杀虫晶体蛋白具有高效专一性，仅与鳞翅目害虫肠壁上皮细胞的专门受体结合，引起害虫肠道细胞麻痹，使害虫无法进食而饿死。
由于鳞翅目害虫的肠道细胞上含有这种蛋白质的结合位点，而哺乳动物，包括人类肠道上皮细胞没有这种蛋白质的结合位点，因此这种蛋白对于哺乳动物是安全的，人类长期食用是没有危害的，大量的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记者：在农药方面，转基因农作物能减少多少用量？会不会造成其他昆虫的猖獗？
万建民：据ISAAA研究表明，种植抗虫转基因作物可以使农药用量减少50%以上，大大减轻环境污染。例如，2011年，印度Bt棉花种植面积创历史新高，达到1060万公顷，占1210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的88%。主要的受益人是700万农民，人均种植了1.5公顷的Bt棉。2002年至2010年间，印度农民种植Bt棉花增收94亿美元，2010年一年就增加了25亿美元收入。
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的种植经验表明，将抗虫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原作物按适当比例进行分区域种植，以非转基因作物充当“避难所”，可以有效减少昆虫耐受性的产生。同时使用Bt杀虫基因和其他类型的抗虫基因，可以使作物具有更广的抗虫谱和更强的抗虫效力，能有效地延缓昆虫抗性的产生。
“关于转基因农作物对人体的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的报道是不科学的”
记者：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世界最大的种子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出产的转基因玉米，对人体的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转基因玉米用在小白鼠身上，发现它的免疫系统会受到伤害。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这些报道和推测是否属实？转基因的玉米、大豆是否会破坏人体免疫系统？有人说转基因玉米毒性太强破坏人类的解毒系统，如肝脏与肾脏，这是否科学？
万建民：上述报道、推测和说法都是不科学的，没有科学研究根据。
2007年，法国分子内分泌研究者Seralini及其同事在没有开展独立试验研究的情况下，仅仅根据对孟山都公司转抗虫基因玉米的原始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实验鼠在食用转基因玉米后免疫系统受到了一定程度不良影响的结果。当时，一些科学家和监管机构就指出该分析结果存在着大量的错误和缺陷。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6位毒理学及统计学专家组成同行评议组，对Seralini等人的研究展开复审和评价，认为Seralini等人对孟山都公司原始实验数据的重新分析，并没有产生有意义的新数据来表明转基因玉米在三个月的实验鼠喂食研究中导致了不良副作用。
2009年，Seralini及其同事再次把欧盟转引的美国孟山都公司的实验数据重新做了一个粗浅的统计分析，指出饲喂转基因玉米，对实验鼠肝肾生化指标产生了影响。文章发表后，再次受到了监管机构及同行科学家的批评。法国生物技术高级咨询委员会指出，Seralini及其同事发表的论文中仅列出了数据的差异，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调查分析也指出，Seralini等人论文数据的统计结果与组织病理学、组织化学等方面的相关数据之间缺乏一致性，且没能给予合理解释。该机构认为，喂食转基因玉米后实验鼠表现出的差异性是符合常态的。质疑Seralini等人的实验结果仍然和2007年的文章一样，不是建立在亲自对老鼠进行独立实验的基础之上，文中进行统计分析的数据，仍然是借用来源自孟山都公司之前的实验，仅仅是对数据选择了不合适的、不被同行使用的统计方法作了重新分析。因此结果和结论都是不科学的。
篇（5）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0（b）-0183-03
1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概述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斯坦福大学的Paul Berg教授首次成功将外源基因导入真核细胞，获得首例重组DNA，自此拉开了转基因技术在人类史上的发展序幕[1]。20世纪90年代，第一例利用重组DNA基因工程菌生产的凝乳酶在奶酪工业中的使用，标志着转基因技术在食品工业中得以应用[1]。1993年，美国批准Calgene公司转反义Pg基因的延熟番茄Flavr-Savr上市，这使得转基因食品正式进入了民众的消费生活中，成为传统生物技术食品的延续和丰富 [2]。此后，转基因植物源食品原料的种植面积迅速增加，被寄予厚望的转基因食品被誉为未来“粮食咽喉”，但是随之其安全性也开始备受关注[3]。纵观我国近几年的转基因食品研究发展状况，2008年，我国启动了计划投入资金约200亿元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根据该计划我国将于2020年就转基因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功能基因克隆验证与规模化转基因操作技术、转基因生物安全技术、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推广及产业化和条件能力建设等五大优先领域这些重点问题及动植物转基因研发和产业化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实现突破[4]。引人注目的是，2013年美国转基因巨头孟山都首席技术官Robert T. Fraley和另两名在作物中插入外来基因技术的科学家获得了国际农业领域的最高荣誉“世界粮食奖”，这是拥有27年历史的“世界粮食奖”首次颁奖给研究转基因的科学家[5]。多年以来，转基因食品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其安全性的关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家，同时也款款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就我国情况而言，社会各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了解程度不一[6]。高层次的学术界和科研人员对其安全性的信息掌握较多，而普通民众的知晓程度较差，很多人只是听说有转基因食品的存在，谈不上科学理性的认知，更没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而是人云亦云，甚至是盲目的谈“转”色变，可见转基因食品安全知识的推广势在必行。而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教学与转基因安全知识的推广是相辅相成的，作为经由高等教育的食品专业人才，更加需要扎实的掌握转基因食品的基本原理和安全性评价常识，做到能够客观、理性的认识转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进而拥有认知新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才能让科学之风吹开发展之路。
自200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中开设了《转基因食品安全》相关的6门课程，其他各大高校的食品学院也开设了食品生物技术、转基因食品等课程，其教学都不可避免会涉及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这些课程的开设，旨在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和对待新技术、新问题和新生产力的能力，希望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为日后从事食品安全、转基因生物、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等工作打下基础。而《转基因食品安全》作为一门快速发展的学科，其课程内容不断发展变化、原理概念相对晦涩难懂，教学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进行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案例法应用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中的必要性
哈佛大学于20世纪初创造了案例教学法，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场景进行典型化处理之后，有步骤地组织学生进行针对性的研究与讨论，引导学生进入具体实际的分析中，而不是学习晦涩的抽象理论，进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7]。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基础理论比较抽象难懂，转基因食品相关的经典故事也不胜枚举，非常适合案例法教学。因此，将教学计划内的知识点融合到案例中，引导学生开展讨论和辩论，进一步向学生传授正确、客观地看待科学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案例法应用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中是贯彻启发式教学的需要。通过案例引发讨论，让学生踊跃参与其中，不仅可以加强师生互动，形成活跃的课堂氛围，避免教学课程枯燥无味；还可以逐步使学生转换为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引导学生由被动的学习过程变为主动的学习过程，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启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创造力[8]。
案例法应用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中是激发高科技兴趣的需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用案例引导学生了解转基因科学技术中的深刻学说，体会蕴藏其中的科学思想，进而激发更深层次的思考。学生可以学在其中、乐在其中，老师也避免了填塞式的教学方法，以及就原理概念而讲原理概念的老调重弹，更能激发学生对于高新科技的兴趣[9]。
案例法应用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中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需要。科学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在批判、继承、发展之中曲折前行[10]。能够对案例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让学生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凭借逻辑和证据进行辩论及反思，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提升学生独立的判断能力，从而科学、客观地看待转基因食品，并推动这一先进技术的发展。
3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案例法教学改革的主要措施
3.1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案例法教学的教学内容
本课程根据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案例设计教学内容，首先以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抗虫转基因棉花、抗虫转基因水稻、抗病毒转基因番木瓜和抗病毒转基因甜椒”为例来认识具有特定抗性的转基因食品；以“耐储藏转基因番茄和耐储存转基因河套蜜瓜”为例来认识延长果实储藏期的转基因食品；以“富含β-胡萝卜素的金大米、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转基因亚麻和降低过敏原的转基因花生”为例来认识改良品质的转基因食品；以“抗乙肝转基因番茄”为例来认识药用功能的转基因食品；以“吸收有毒重金属硒的转基因印度芥属”来认识可以改良环境的转基因植物。让学生更好地了解目前转基因食品在世界范围内研发和产业情况，更清晰地认识为什么要进行转基因研究，以及我国在转基因研究领域所处的位置。
另外，针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围绕历史上引发转基因食品物安全争论的典型案例，如“巴西坚果与转基因大豆事件”、“普斯泰事件”、“孟山都转基因玉米事件”、“俄罗斯之声转基因食品事件”、“中国广西迪卡007/008玉米事件”、“黄金大米事件”、“帝王蝶事件”以及“墨西哥玉米事件”等展开转基因食品食用安全与生态安全的教学，使学生掌握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原则和内容，以及获准进入市场的程序。进而，将转基因技术以及转基因生物安全方面的最新研究新进展及时反馈到课堂教学中，使课程内容不断丰富和更新。
3.2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案例法教学的教学过程
课堂上，结合教学内容，选择最合适的时机导入案例，教学过程可分为“案例呈现-问题提炼-角色模拟-教学实施”四个步骤，下面以迄今唯一因过敏而未被商业化的转基因食品案例―― “巴西坚果与转基因大豆”事件为例进行解读。
首先通过“案例呈现”将发生在1994年的“巴西坚果与转基因大豆”事件娓娓道来，然后向学习抛出“为什么要向大豆中转乳巴西坚果中编码蛋白质2S albumin的基因”、“如何确定转基因大豆的安全性”以及“如何处理不安全的转基因食品”等问题，积极引导学生针对问题掌握知识、搜集资料、查阅文献。然后把课堂的部分时间交给学生，通过“角色模拟”环节请学生分饰大豆种植者、科学家、政府官员、消费者、媒体等角色，进行激烈的讨论或者辩论，其间由教师把转基因大豆的背景、转基因食品涉及的主要安全问题、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内容和原则以及管理策略等知识点融入此案例教学中，并对学生在分析讨论中存在分歧和疑问的内容进行详细地讲解，完成“教学实施”的过程。继而引导学生认识到转基因植物的安全管理和生物技术育种技术体系具有自我检查和自我调控的能力，能有效地保障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再让学生进一步提出完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技术、标准体系及管理制度的一些建议，从而更易切中预设的教学目标。
此案例法教学将学生放到不同的角色饰演之中，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使学生真正获得自主学习的乐趣，顺利地实现由“学会”向“会学”的转化，有助于引导食品专业人才用科学的态度参与到社会热点话题和公众事务的讨论之中。
3.3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教师队伍
转基因食品安全作为一门新兴课程，教师资源相对比较紧张，针对这一问题采取“本校教师+客座教师”的模式开展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以本校的师资力量为主，尤其是中青年骨干教师，经常开展的教研活动，坚持轮流听课，分析研究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探讨适应时展的教学方法与手段，着力提高本课程教师队伍整体的教学水平[11]。另外，分析发生在我国或者涉及到我国的重要转基因安全案例可以从社会引入教师资源，以曾经参与处理过转基因重要安全事件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专家、学者或公职人员为客座教授，有请他们参照国家标准程序来解读如何处理的相关事件，形成生动的课程教学典型案例，如“湖南黄金大米事件”、“湖北非法种植Bt转基因水稻事件”、“广西大学生异常事件”和“山西老鼠绝迹事件”等。本校教师与客座教师的结合，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碰撞。
3.4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教材建设
目前在整个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教学中尚无一本合适的教材，本课程的案例法教学尤其需要一本精编的案例集锦教材，因此需自主编纂首册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案例集锦。该教材围绕五个原则进行编写，一是“秉承事实”的原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还原案例的来龙去脉，没有任何感彩的倾斜和结论性引导，保持科学严谨的纯粹态度；二是“百家争鸣”的原则，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的分析历来存在许多争议，从客观的角度描述不一样的声音，让学生拥有全方位信息的知情权；三是“科学规范”的原则，以科学原理为基础，用理性、客观、辩证的科学思想分析案例，让学生掌握用科学思考问题、用科学分析案例以及用科学处理问题的能力；四是“深入浅出”的原则，全书使用科普性的语言和生活化的描述，继深入挖掘案例之后，注重强调转基因食品与我们的生活，从而让学生更容易的掌握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相关知识；四是“网络同步”的原则，在这个网络越来越重要的年代，青年人更愿意利用网络获取知识，因此将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电子教材、教案、大纲、课件和参考资料等教学资源全部实现网上同步开放，便于学生随时随地进行资料查阅和自主学习。
3.5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考核机制
在传统的考核方式中，仅仅从一张期末试卷来判断学生对该课程的掌握程度是存在很大缺陷的，因此对于考核机制的改革是教学实践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结合本课程的实际情况和教学宗旨，将考核机制加以改革后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随堂考核”，涉及出勤率、课堂表现等内容，主要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课程参与度，此部分占总成绩的10%；第二部分“讨论及辩论”，理不辨不明，由学生分饰食品生产者、科学家、政府官员、消费者、媒体等不同的角色，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其中乾坤，让学生针对典型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事件进行不同角度的讨论和辩论，主要考核学生综合分析的能力、辩证思考问题的能力以及学以致用的能力，此部分占总成绩的45%；第三部分“期末考试”，从教师传授的知识和案例集锦教材上涉及的内容中选择3～5个典型案例，由学生进行独立的案例分析并形成小论文，综合考核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搜集和处理科学信息的能力，同时老师也可以通过学生的论文更加直观的得到教学质量的反馈，此部分占总成绩的45%。通过考核机制的改革，充分体现出“传道、授业、解惑”的思想，更加注重于辩证思考问题的能力、综合实践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培养，使考核机制更好的服务于塑造学生的科学观。
4 结语
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科学观念，同时掌握并熟练运用新生产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技能，进一步使得学生了解我国食品安全的发展状况，并且为学习其他的相关课程及从事食品安全领域相关工作打下基础。近几年，转基因食品的快速发展要求我们对传统单一教学模式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完善，以适应转基因食品安全领域发展的模式，力求为培养具有辩证思维和科学理念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一个理想的教学环境和成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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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40年代起，人们开始研究性状的控制基础。1944年，美国科学家艾弗里和他的同事一起证实了DNA是遗传物质。1953年，沃森一克里克提出DNA双螺旋模型，由此开创了生命科学的新纪元。通常情况下，高等植物的世代交替途经花粉双受精过程，实现雄雌配子的融合和子代种子的形成。随着人们对基因结构和功能的了解，基因工程操作逐渐成熟。在此基础上，利用超脱常规授粉技术的手段实现遗传物质整合、培育转基因植物应运而生。在自然界中，根瘤农杆菌可以将其Ti质粒上的T－DNA转移并整合到寄主植物中，该原理被广泛应用于转基因植物的创建。此外，许多直接转化方法也被用于转基因操作。
转基因操作是一项可以造福人类而不是祸害人类的技术，可以利用它让作物具有抗病虫害的特性，提高食物的营养价值，去除食物中的有害成分，增加作物产量等等，因此合理、有效地利用它，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可以使食品更安全、更营养、更便宜，对消费者、对环境也都是大有好处的。当然，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如果使用不当，也会造成问题，比如转入的新成分可能会导致过敏，可能会对生态造成不利影响，所以转基因产品在推广、上市之前都会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测，排除这些可能的不良因素。从总体上来说，转基因技术仍是传统的育种方法的延伸，只不过比传统育种技术更为精确，更有目的性，更容易控制而已。
1993年，美国第一例转基因晚熟西红柿上市，自此，全球转基因食品蓬勃发展起来。所谓转基因食品，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它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方面向人类所需要的目标转变，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到目前为止，转基因食品遍及世界各地，其中，发达国家的转基因产品占世界总量的85％，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据统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确定的转基因品种已有43种。美国是转基因食品最多的国家，60％以上的加工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90％以上的大豆、50％以上的玉米是转基因的。除转基因食品还有转基因植物，如：西红柿、土豆、玉米等，还有转基因动物，如：鱼、牛、羊等。虽然转基因食品与普通食品在口感上没有多大差别，但转基因的植物、动物有明显的优势：优质高产、抗虫、抗病毒、抗除草剂、改良品质、抗逆境生存等。
掀开“转基因”面纱的一角，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它的全貌，它究竟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吗?
“转基因”在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诸多争议，矛头大都指向其安全性。1998年起发生的“英国普斯塔事件”、 “美洲斑蝶死亡”、 “加拿大超级杂草事件”、 “欧洲转基因玉米对哺乳动物健康影响”、 “中国抗虫棉破坏生态”等事件，让国际上对“转基因”的安全倍加关注。但这些事件最终被各国政府和权威研究机构一一否定。例如1998年，英国科学家普斯塔个人在电视台(并不是通过学术论文或者通过权威机构)了他的实验结果，称用转基因的马铃薯喂大鼠可以破坏免疫系统。英国皇家学会针对普斯塔的报告，专门组织专家进行了认真评估，最后的结论是，实验结果不能证明转基因土豆对大鼠有这样的一些危害。这是第一个与转基因生物安全有关的事件，它引发了一场持久的全球性的而且到现在依然没有平息还愈演愈烈的转基因生物安全之争。2009年的所谓转基因玉米品种对大鼠的肾脏、肝脏的实验，指法国卡昂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国际生物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三种转基因玉米品种对哺乳动物健康影响的报告。为什么说是所谓的事件?一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做了实验，而只是把孟山都公司用3个转基因玉米进行90天大鼠喂养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学重新分析；二是他们的工作受一些极端环境保护组织的资助，其报告发表的动机和结果的可信性也受到质疑。欧洲食品安全局转基因小组对这些作了分析，并于2009年对这个问题形成了一个决议：论文提供的数据不能支持作者关于转基因玉米对大鼠肾脏、肝脏造成伤害的结论。关于“Mon863喂养对老鼠造成免疫系统影响”的有关报道问题，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的主管机构、第三方研究机构的科学数据均已表明，转基因玉米与传统非转基因玉米具有实质等同性，未发现额外的安垒问题，以科学事实否定了其不实传言。国际上数十个国家，长达10余年的安全食用历史，进一步证明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全球转基因作物规模化应用已逾14年，种植面积、作物种类、加工食物种类和食用人群逐年扩大，但由于各国实施了规范管理和科学评价，全世界每年上亿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每年数化人群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尚未发生具有科学实证的转基因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200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粮食和农业状况的报告提到一个共识，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可以放心用，并不是像某些人渲染的那么可怕。检测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安全性所采用的方法也是科学恰当的，包括中国，包括全世界。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地尚未发现可验证的、因食用由转基因作物加工的食品而导致有毒或有损营养的情况。数以百万计的人食用了转基因作物加工食品未发现任何不利影响。
2009年，25个国家种植了1.34亿公顷的转基因作物，比2008年增长了7％。美国仍然是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国，种植面积为6400万公顷。抗虫和除草剂转基因玉米占据了美国玉米种植面积85％，抗虫转基因棉花占据了美国棉花种植面积90％。美国人的膳食结构与中国人不尽相同，其主食中不仅有水稻，还有小麦、玉米和马铃薯等。除转基因小麦产业化滞后外，玉米、水稻、马铃薯均有转基因品种被美国政府批准种植和食用。2000年以来，美国先后批准了6个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伊朗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商业化种植。加拿大、墨西哥等四国批准了转基因农产品进口允许食用。同时，美国批准了孟山都公司培育的耐草甘膦除草剂小麦品种。美国国家科学院于2010年4月13日在网络媒体上发表的最新报告《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最具说服力。该报告从农户视角对美国发展转基因作物14年来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作了全面和客观的分析，指出从总体情况来看，与不使用转基因技术的传统农业相比，转基因技术为美国农民创造了巨大的环境收益和经济收益。
为确保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防止具有潜在风险的转基因食品进入消费市场，我国依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 《转基因植物安全评价指南》，参考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等制定的转基
因生物安全评价指南，制定了科学规范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转基因食品上市前对转基因生物的食用安全进行全面的评估。食用安全性评价主要包括营养学评价、抗营养因子评价、毒理学评价和过敏性评价等内容。
转基因食品的营养学呼价。人们对食品的需求就在于它为人类提供生存所必须的能量和各类营养物质，因此，对营养成分的评价是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的营养物质主要包括蛋白质、淀粉、纤维素、脂肪、脂肪酸、氨基酸、矿质元素、维生素、灰分等与人类健康营养密切相关的物质。评价时，将不同年份或不同生长地点的转基因食品的主要营养成分和对照的非转基因食品进行比较，评估转基因食品在营养上是否与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具有等效的营养价值。除需要与对照非转基因食品进行比较，还需要参考OECD、ILSI及本国已有的同类非转基因作物营养成分，确定转基因食品的营养成分是否在这些范围内，如果在范围内，则可以认定转基因食品具有与非转基因食品同等的营养功效。
转基因食品的抗营养因子评价。食品不仅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也含有广泛的非营养物质，有些物质当超过一定量时则是有害的，称为抗营养因子或者抗营养素。通常，抗营养素被理解为抑制或阻止代谢(特别是消化)的重要通路的物质，抗营养因子降低了营养物质(特别是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最大利用，以及食物的营养价值。几乎所有的植物性食品中都含有抗营养因子，这是植物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自我防御的物质。目前，已知的抗营养因子主要有蛋白酶抑制剂、植酸、凝集素、芥酸、棉酚、单宁、硫甙等。然而大多数抗营养因子的有害作用是由未加工的食物引起的，经过简单的处理都会消失，如加热、浸泡和发芽处理等。如我们经常食用的豇豆中由于含有豇豆蛋白酶抑制剂不能生食，需要烹调熟制后，才能食用。对转基因食品的抗营养因子的安全评价，是将转基因品种中的抗营养因子含量与其对照非转基因食品进行比较，其评估方法与营养成分的评估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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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教育--学生心目中的社会问题“转基因”
二、方案背景：
教育根本任务“立德树人”的具体化是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2017年新版《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即将下发和执行,生物课程与核心素养的关系,成为了近期研究的热点。结合目前高中生对待中国近期出现了一系列涉及到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案件和纠纷，如雀巢转基因食品标识纠纷 ，美国转基因大豆进口许可证**等，还有如今沸沸扬扬的转基因稻米市场化争议等转基因社会问题的态度不稳定,归其原因在于学生对转基因的认知不够,因此以转基因知识为载体的教学研究一方面可以提升高中生对转基因的认知,另一方面可优化课堂教学,以便在生物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达到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目的。
三、方案目标：
1、通过本活动的开展，普及了转基因科学知识，宣传了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相关政策法规，科学解答了当前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提高了广大青年学生对农业转基因技术的认知水平。提升了专业知识，更加了解了转基因技术，也会用科学的眼光更加理性地看待转基因技术。
2、提高学生的科技素养，发展学生的科普知识特长，培养合格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
3、借助青年学生这个活跃群体，向社会发出并传递科学、权威的声音，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四、方案所涉及的对象、人数
本方案所涉及的对象主要为我校教师与学生，并邀请县教育、科技条线的相关领导专家进行指导，共计1000人左右。
五、方案的主体部分
1.活动内容：
a.活动主要以转基因科普知识手抄报作品展示和了解转基因十大问题的海报展示的形式进行，并在现场发放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知识的宣传单。展示的手抄报作品和海报以学生的视角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图文并茂的版面，将转基因科普知识跃然纸上。活动中，同学们互相谈论对转基因各方面的见解.
b.活动还安排了专家专题讲座，从科学层面回答公众关注的相关转基因热点问题，向社会传递科学、权威、客观的信息。
c.填写调查问卷、现场答疑释惑、自愿支持签名等内容。
2.难点、重点、创新点
a、活动资源的寻求和充分利用。
b、活动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性的设计与实施。
c、交流的开放程度空前巨大，引发的社会效应比较突出，立竿见影。对于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教育意义
3.利用的各类科普教育资源（场所、资料、器材等）
a.构建科普教育交流平台。
实行“统一领导，条块结合，形成合力”的原则。由校长挂帅，分管领导负责牵头，各处室互相支持、协调，成立“转基因”科普教育领导小组，构建科普教育交流平台，制定校园“转基因”科普文化宣传规划，保障“转基因”科普教育项目、岗位、阵地、教师和物资的落实，保证“转基因”科普教育活动的扎实开展。
b.组建“转基因”科普教育领导队伍
加强师生的“转基因”科普知识宣传，聘请学有特长、热爱科普的老师，担任学校的“转基因”科普教育辅导员，以点带面，提高教师科普教育的整体素质；并聘请校外“转基因”科普界的专家担任学校科技顾问和辅导员。
c.制定执行“转基因”科普教育方案
通过“转基因”科普教育领导小组的共同研究和协商，制定学校“转基因”科普教育的活动方案：每天一则科普新闻、每周一期科普博览、每月一份科普信息、每学期各班一期科普黑板报、每学年一次全校性科普知识竞赛和每学年一届科技节。每学期的科普周、科技教育月活动中我们均要开展科普专题讲座、参观访谈、实地考察等教育活动；学校、班级开展以“转基因”科普教育为主题的板报评比，进行“转基因”科普教育系列活动，隆重举行“科普节”，展示师生、学校在“转基因”方面取得的科普教育成果。
4.活动过程和步骤：
a、准备阶段（2018年9月——2018年12月）：制定“转基因”科普教育活动方案，开展基础性工作。
b、实施阶段（2019年1月——2019年6月）：组织开展各类“转基因”科普教育活动，加强“转基因”科普教育活动与校园文化建设整合的研究。
c、总结阶段（2019年7月——2019年10月）：汇总成果，邀请相关专家鉴定总结。
5.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预案
主观上的青少年“转基因”科普教育专业知识不足和客观上学校研究重点的变化是本活动开展过程中主要会出现的问题；解决的策略是不断加强自身的专业学习，提高驾驭青少年科普活动的能力，并多与学校领导沟通，提供好的意见建议，把构建“转基因”科普特色校园文化作为年度学校科研工作的重点，予以大力支持。
6.预期效果与呈现方式
a、活动报告，“转基因”科普特色校园文化研究专辑；
b、学生科技人文素质展示及参加各类科技竞赛成绩，形成科技小论文、小研究成果集锦。
7.效果评价标准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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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e characters of promotional， preventive， permissive and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ies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Basing on this and integrating the risk and income assessment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ationality of policies of various patterns. Through the analysis， w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promotional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has some risk， which only considers the incom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while ignores their environmental risks; preventive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s “going too far is as bad as not going far enough”， for it abandons all income while keeping away the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permissive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doesn’t recognize the specialties of environment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so remediation afterwards is impossible;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can give attentions to risks and income， because when it deals with the risk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it can catch hold of their income. Therefore， promotional， preventive and permissive safety policies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are irrational， while precautionary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s rational.
Key words：National safety policy of agricultur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Pattern; Risk; Income; Rationality
Robert L.Paarlberg对美国、欧盟、中国等1999年-2000年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可分为四种政策模式：鼓励式的（promotional）、禁止式的(preventive)、允许式的(permissive)、预警式的（precautionary）。[1]p9-10这四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合理性如何，本文对此进行探讨，目的是为国家制定恰当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鼓励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潜存较大的风险
这种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为了加速转基因生物技术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它建立了比较低的生物安全标准，甚至没有生物安全标准，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不进行生物安全检查或者仅仅采取象征性的检查。所谓象征性的检查就是对那些已在其它国家得到认可的作物都给予生物安全认可。
这种模式的政策合理性关键在于：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不产生风险或只产生少量的、微弱的风险，如果在其它国家得到安全性检验而被认可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能得到保证，则该政策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
事实上，转基因作物的田间释放是可能存在一定环境风险的：“转基因逃逸”（花粉的传播）引起的“基因污染”，会诱发害虫和野草的抗性问题，诱发基因转移跨越物种屏障而造成自然生物种群的改变以及食物链的破坏；转基因作物作为外来品种进入自然生态系统，往往具有较强的“选择优势”，其本身可能会演化为“超级杂草”，淘汰原来栖息地上的物种，影响植物基因库的遗传结构，致使物种呈现单一化趋势，造成生物物种数量剧减， 甚至会使原有一些物种灭绝，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对此，中科院院士朱作言指出：“缺乏生物多样性的话，单一的品种抵御病害和恶劣环境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病害一旦发作起来往往是全军覆没。”[2]
不仅如此，转基因食品对人体也可能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导入的基因并非原来亲本动植物所有，该外源基因及其表达产物是否具有毒性？如果有，则可能使转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毒素，对人体产生毒害作用；导入基因的来源及其表达的蛋白氨基酸序列与已知的致敏原是否具有同源性甚至是否产生新的致敏原？如果具有，则可能使转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过敏原，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目前在基因工程中选用的载体大多数为抗生素抗性标记。抗生素抗性通过转移或遗留转入食品而进入食物链，是否可能使进入人和动物体内外的微生物，产生耐药性的细菌或病毒？如果可能，则使人体产生对抗生素的抗性。转基因食品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微量营养素及抗营养因子的变化，是否会降低食品的营养价值，使其营养结构失衡？转基因生物所引入的外源基因往往可以表达出蛋白质，是否可能会引起生物的代谢发生变化，造成该生物营养成分的改变？如果这些是可能的，则会导致食物的营养价值下降或造成体内营养素紊乱。
不可否认，以上概括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只是理论上的论述，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当前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足够的和充分的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是否会产生这样的风险，但是已有迹象表明，这些风险存在着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比如，在转基因作物杂草化问题上，国外已有相关的报道：“近几年，在美国中北部地区，随着转基因抗性作物的大面积种植，自生的转基因抗性向日葵、玉米和油菜已成为后茬作物大豆田的主要杂草；在加拿大西部，自生的转基因抗性油菜发生率已达11%，转基因抗性春小麦种子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活5年，在后茬作物田平均密度可达5.2株/m2，这是始料未及的问题。”[3]。在转基因作物影响生物多样性上，“墨西哥是玉米的起源国和品种资源的中心，2001年9月18日墨西哥政府公布了墨西哥玉米已受基因污染的研究报告，2002年1月23日墨西哥政府提供了新的信息，完善了2001年9月的研究数据，确认墨西哥玉米受转基因污染的事实，2003年4月23日墨西哥政府再次确认了本土玉米品种受转基因污染这一事实。其国家生态研究所所长Ezcurra指出，污染率平均是8％，有的地方甚至超过10％。”[4]在我国，也有一些转基因抗虫棉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相关报道。同样地，转基因作物的健康风险也存在着现实化的可能性。比如有报道称，美国孟三都公司生产的抗除草剂大豆含有一种类似雌激素的化学物质，人食用后会对人体荷尔蒙有一定影响，导致生殖器官异常和免疫系统障碍；菲律宾的儿童食品中含有转基因大豆成分，部分婴儿对其中的一些蛋白质产生了不良反应[5]。
至于对那些已在其它国家得到认可的作物都给予生物安全认可，作象征性的检查，也是不可行的。主要原因在于：
（1）科学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存在局限性
从目前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主题看，涉及基因工程，“毕竟基因工程研究是新领域，对于转基因生物出现的新组合、新性状及潜在的危险性缺乏足够的预见性。”[6]而且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很复杂，存在知识差异和数据缺乏，“知识差异和缺失的数据（质化和量化）就像是硬币的两个方面。一些缺失的数据可以通过研究产生，其他的可能会因为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出现潜在负面影响的时间框架或者这些影响的间接特性等而很难获得。”[7]
从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的评价方法看，有关评价的原则和一般模式在生物安全领域内已经取得一致，而有关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的具体方法尚处于初级阶段，评估手段多为定性描述，很难进行定量衡量。“由于缺少适当的方法学、基本的知识及关于效果的清晰的基本资料，环境的研究通常很难进行。”[8]
从评价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的水平看，“21世纪之初，世界科学的水平还不可能完全精确地预测一个基因在一定的新遗传背景中会发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而且转基因生物是过去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和遇到过的新鲜事物，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转基因作物在环境中的行为、边界条件、影响过程和机制、各种因果关系等都是很不清楚或难以界定的。”[9]p.128，148“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对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性还没有一致的结论，特别是缺乏田间试验结果，尚不能作出精确的评价。”[10]
从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结果看，学者们已经对第一代转基因生物的一些未知风险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是，还有更多的风险没有讨论，其中包括基因水平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 [11]。而且，当前使用的抽样和探测方法可能无法探测食品和饲料中的转基因材料[12]，这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公共卫生后果，如能及时地被探测到，便于采取有意义的预防行动。[13]
所有这些表明，对于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有很多领域的研究被遗漏，并且还缺乏足够的资料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进行准确评价，有些潜在的影响还无法预测。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既不是直接可感知的风险，也不是能够被科学完全认识到的风险，而是科学不知道的或科学不能完全知道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确定和达成一致认识的风险。也就是说，科学在认识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上具有不确定性。那些在目前还没有鉴定为产生环境风险的转基因生物，可能在今后的商业化应用过程中产生环境风险。鉴此，被他国经过转基因生物安全鉴定而被认可的转基因作物，其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证，仍然应该保持警惕，而不应该像鼓励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样，对此失去警惕，加以认定，仅作象征性的检查。
（2）别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并非完全可靠
现在对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检验普遍采用的是“实质等同性原则”，即“如果一种新的食品或成分与一种传统的食品或成分‘实质等同’，即它们的分子、成分与营养等数据经过比照而认为实质相等的，则该种食品或成分就可以视为与传统品种同样安全。”[14]而现实的情况是“由于现有科学研究和知识的限制以及时间的限制，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是否有危害呢？一时还难以断定，需要充分的科学依据和长时间的实践检验，需要时间来检验。”[15]
就拿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来说，一是很难收集、建立适用于所有可能的基因改造作物的数据库，因此也就很难把需要检测的作物的基因成分检测出来；二是还未能给出精确的检测手段，这就使得这一检测原则实际上成为一种模糊性原则，对不断出现的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的检测是无能为力的；三是没有大量的经费来建立作物安全认证和安全追踪体系，不能进行全面、深入、长期、复杂的检测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所谓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并无不同’，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实际上它比常规作物经过更加全面的科学测试，因此应当更加安全，”只是在有限的经费支撑下和一种局部的、短期的、表面的、不确定的操作下认定的，是有很多漏洞的，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其目的一是利用这种貌似正确实则错误的原则，避免进行昂贵、耗时的长期检验，节约成本；二是为在短时间内取信于人，推销他们的转基因作物以获取利益。
从逻辑上看，只有当一种转基因食品与另外一种传统的食品所含有的所有分子、成分与营养等数据都实质等同时，才能将该种食品或成分视为与传统品种同样安全。目前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或生物技术公司都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因此，对别的国家或生物技术公司根据这样的安全检测原则而给予生物安全认可的转基因作物，是不能不加怀疑地给予相应的生物安全认可的。
（3）作物安全与否是相对于具体的生态环境而言的
即使不考虑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局限性，而认定某些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对某种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认定是确定的，即某种转基因生物是安全的，我们仍然不能就认定它是安全的。因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与否是相对于具体的生态环境而言的，“一些植物物种在一个环境中（特殊的生活环境、气候带或者地理区域）可能被看作是严重的杂草，而在另一个环境中则被认为是一个几乎没有生态学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物种、一种令人喜欢的‘野花’或者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鉴于此，一种作物在某个国家获得了生物安全认可，这只是表明它们在这个国家的生态环境中是安全的，而这样的作物在别的国家的生态环境中也许就成了富有侵略性的和破坏性的外来物种，是不安全的。就此而言，对别国所给予的生物安全认可的作物也给予同样的生物安全认可，是不可行的。
总之，转基因作物风险存在着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而一旦这样的风险成为现实，那么将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性影响。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无视这些方面，盲目地引进并种植转基因作物，其结果很可能招致巨大的环境代价，使其所获得的收益失去意义。因此，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只关注收益不关注风险，潜存着较大的风险，是不合理的。
二、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过犹不及
这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导向是，政府可能完全阻塞和禁止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在这种政策下，要么是由于可证实的风险，要么是由于尚待证实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对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不进行生物安全检查，而仅仅基于转基因作物的新颖性，就简单地拒绝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进入市场。[1]p.24这种政策是另一种极端，仅仅为了保障生物安全而完全放弃发展转基因作物技术的应用。
这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存在欠缺的。表现之一是它没有区分各种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水平，虽然从目前科学研究领域对转基因作物认识水平来看，还很难定量地评估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但是，在评估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时，可以依据评估程序，在遵循科学性（Science-based）原则、熟悉性（Familiarity）原则、逐步评估（Step by Step）原则和个案评估（Case- by -Case）原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确保风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识别风险的种类，推断风险发生的概率、所产生的潜在危害程度和风险水平（限于篇幅，具体内容不再详述）。各种转基因作物释放所引致的风险情况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在进行坚实的风险评估基础上，确定相应的对策，决定是否禁止某种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或使用，而不应该像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样，仅仅基于转基因农作物的新颖性就简单地拒绝所有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和进入市场。因为，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是有一定收益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较大的经济效益
由于通过转基因技术把优良的基因转入到了转基因作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品性，提高了其产量，减少了生产成本，所以转基因作物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据ISAAA的统计，2005年全球共种植转基因作物9000万公顷，直接的农业收益大约是5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阿根廷种植的第二熟大豆所产生的收益，那么收益将增加到56亿美元。
（2）具有一定的环境效益
在过去，种植传统的作物，需要喷洒大量的化学农药，这就给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压力，严重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而抗虫、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降低了环境影响指数 ，从而减轻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据ISAAA的统计，从1996年开始，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那些耕地用于农作物的农药总量减少了7％，环境影响净减少了15.3％。自1996年开始，由于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的种植，相比于种植传统的栽培植物，除草剂的使用量减少了4.1％，环境影响减少了20％。从1996年开始，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相比于种植传统的棉花，杀虫剂的使用量减少了19％，环境影响减少了24％。[18]p.xi-xii
因此，转基因作物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是很明显的，如果一国放弃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及其产生的效益，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3）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健康
以改善作物的营养成分、消除过敏原和抗营养因子的转基因作物为代表的第二代转基因作物将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使消费者直接受益。比如，人体无法自己合成色氨酸，而植物性食品中的色氨酸含量少，人们只能从动物性食品中获得，而美国培育的转基因玉米，其色氨酸——人体必须的营养素之一的含量比普通玉米多20%。这种转基因玉米可以大大提高现代人的饮食质量，而且也给素食主义者带来福音。 [19]再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每年全球大约有50万儿童因为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英国科学家新开发出的一种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转基因稻米有助于改善儿童维生素A缺乏和因此导致的失明等情况。因为人体能够将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A，所以长期食用这种新型转基因稻米可以使儿童避免维生素A缺乏和因此导致的失明。[20]
转基因作物不仅对消费者的健康有益，而且也可以维护生产者的健康。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可以减少农药的喷洒量，这就可以减少农民在喷药过程中的中毒现象。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博士在1999年至2001年对中国华北和长江流域棉区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其中1999年对283户棉农的调查表明，种植Bt转基因棉花的棉农农药中毒现象比例为5％，而种植常规棉花的农户农药中毒比例高达22％，2000年所调查的407户棉农中，种植Bt转基因棉花农户农药中毒比例仅7％，而种植常规棉花的农户农药中毒比例达29％。[21]
（4）为保障粮食安全作贡献
要解决粮食问题，就必须提高粮食产量。而提高粮食产量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扩大耕地，二是提高单产。对于第一条途径，是行不通的，因为各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减少了大量耕地，这使得各国未来耕地面积不可能增加，最多和现在持平（通过努力开垦更多新的耕地）。对于第二条途径，即通过使用大量的肥料、农药和运用传统的植物培育技术（比如通过杂交来培育新的优良品种）提高单产，这在“绿色革命”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功效，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但发展到现在，出现了很大的“瓶颈”，很难再有大的突破。[22]
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问题的解决需要诉诸新的现代科技力量。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缕曙光，因为它在提高粮食单产上很有潜力。
综合上面的论述，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实际上抹杀了各种转基因作物风险的多样性和差别，而将之统一认定为具有高风险水平的、高发生概率的和严重危害程度的，这是不科学的。而且，如果一旦实行了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就会仅仅因为转基因作物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不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推广应用，虽然这可以将风险系数降到了零，但同时其各种收益也被完全放弃了，显然这是不恰当的。因此，实行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顾此失彼的，过犹不及的，不合理的。
三、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事后补救不可行
这种应对转基因技术的生物安全政策的取向是中立的，既不打算加速也不打算放慢其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这种模式的政策，第一，建立了比较高的生物安全标准，运用标准化的试验进行个案分析(case-by-case)、检测新的品种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第二，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检测只是基于产品本身（product-based）或产品的预期用处，而没有考虑到产品的生产过程，即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新颖性。所以不会认为转基因作物由于其独特的特性而比传统农作物具有更多的、固有的、新类型的风险；第三，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认定采取“可靠科学”(sound science)原则[23]，即认为在当前的科学水平下，没有发现风险就是不存在风险，而不会考虑那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第四，没有专门针对转基因作物的法规和管理机构，而是把转基因作物同传统作物一样看待，用传统的方法加以管制。采取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国家，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因此，有些学者也把这种政策模式称为美国模式。
根据允许式的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内涵，这种模式的政策依据有三点：一是转基因技术无新颖性；二是转基因作物没有特殊的风险；三是没有发现风险就是不存在风险。
深入考察，以上三点依据都是不牢靠的。
（1）转基因技术具有新颖性
转基因技术是“在分子水平上，提取（或合成）不同生物的遗传物质，在体外切割，再和一定的载体拼接重组，然后把重组的DNA分子引入细胞或生物体内，使这种外源DNA（基因）在受体细胞中进行复制与表达，按人们的需要繁殖扩增基因或生产不同的产物或定向地创造生物的新性状，并能稳定地遗传给下代。”[24]据此，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是不同的，虽然它们都是进行基因重组或转基因，但是，后者所进行的基因重组一般在自然界中也可以发生，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不能自然发生，但这样的基因转移仍局限于近缘种属。“而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基因可以在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跨界相互转移，甚至可以将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导入植物体中实现表达。”[9]p.128如此打破了物种界限，扩大了作物基因的来源，产生了在自然状态下完全不可能产生出来的转基因作物。正是由于转基因技术的这种新颖性，可能致使转基因作物产生不同于传统农作物的特殊性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于传统农作物的风险检测技术、方法以及相关法规和管制机构都已经不适合转基因作物的风险评价和管理了。
（2）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具有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典型地体现在其环境风险的级联性、扩张增殖性上。
转基因作物具有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能够在生态环境中定居、建群和繁衍，这就致使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不断地积累，从而发生级联效应，即前一次影响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反应，而后者又将前者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转基因作物能够侵入非农作物栖息地上的物种，最终可能会导致区域植物组成的改变，生物多样性的降低，甚至使原来的物种遭到灭绝，这种现象产生的结果是一些物种种群数目下降，继而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链式反应，还会影响到原先以植物为食物的昆虫，以这些昆虫为食物的鸟类或其它食物，以及那些依赖于被取代植物的微生物分布。[25] 也就是说，“转基因作物除了本身直接的生态学效应外，还会引起间接生态学效应，即它们进入自然界（如农业生态系统）后可能会导致‘小环境’的变化（田间管理，如除草剂和杀虫剂使用措施的改变），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会影响到生态系统内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他生物的种群动态。”[26]
而且，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影响还具有扩张增殖性。“生物繁殖的本质就是基因复制。天然生物种中被强制掺入的人工重组的基因，可随被污染生物的繁殖而得到增殖，再随被污染生物的传播而发生扩散。因此，基因污染是一种非常特殊又非常危险的环境污染。”[27]正是由于转基因作物的这种扩张增殖性，使之产生的危险性不易控制。Paul Lycett在《生活在地狱的边缘》一文中比较了核裂变和基因工程的危险性，指出“人类可以直接控制核裂变副产品（放射性废物）的产生，甚至一些所谓的核事故也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中。拆掉核设施，不再使用核材料就会使核污染的影响逐渐消失。但基因工程不同于核裂变，因为一旦基因被导入生物体内就会自我复制，我们又无法对其加以控制，而且这个基因还会从 ‘工程’生物体自由地转移到亲缘关系相近的物种中（比如有机的非基因工程农作物）。”[28]
（3）没有发现的风险仍然可能存在
如前所述，从目前科学发展的水平看，即使存在某些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科学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是有限的和不确定的，这给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的增大和扩张创造了条件。而且从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本身的表现看，它又具有时滞性。所谓时滞性，就是转基因作物一开始往往没有任何迹象，也没有任何预兆表明其对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所以在短期内很难监测到转基因作物所引起的生态系统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基因作物潜在的安全性问题就会逐渐暴露出来。“转基因作物的要害就是，它会引起生态环境的蠕变，即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人为干扰和胁迫之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缓慢的悄悄变化；当人们察觉和认知之时，自然生态环境已在组成、结构、机制和功能上变得无法或很难修复，已成为不可逆的演化和变异。”[9]p.113
正是由于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时滞性、级联性、扩张增殖性，以及科学研究领域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有限性，需要我们将转基因作物及其风险与传统作物及其风险加以区别对待，制定相应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防止严重的甚至是不可逆的环境风险的发生。但是，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制定没有考虑到这些，坚持在科学证明转基因作物及其释放有害物之前，其就是安全的，从而不采取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而要等到有害的事件发生了，或有了确定性的证据表明有害事件即将发生之后，才会采取保护行动，予以干预、调整。这是事后补救式的，有可能导致剧烈、广大、不可逆的环境风险的发生。而一旦这样的风险现实化了，就当前的科学水平来说，是很难寻找到有效措施来应对的，要想减弱、消除这些风险就会困难重重，甚至不能实现。因此，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处理上，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是不合理的。
四、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兼顾风险与收益
考虑到转基因的生物安全，该模式政策的制定是打算放慢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发展，但并没有完全禁止这种技术的应用。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问题上，都持谨慎态度，采取了这种预警式的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欧盟，因此也有学者把这种政策模式称为欧盟模式。从这种政策的内涵看，是合理的。
1、该模式的政策能有效应对转基因作物风险
（1）突破了传统风险评估的局限性
传统的风险评估主要依靠科学方法来分析风险问题，对风险问题进行量化。它主要关注的是这些问题：多大的危害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怎样的安全算是足够的安全？[29]p.9传统的风险评估是存在欠缺的，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彻底解决风险问题。首先，在“可接受的风险”掩盖下允许危险的行动继续进行，风险评价在安全或可以接受的假定之下，允许引起更多污染和危害健康的行为继续进行；其次，以不确定和不充足的证据为理由，风险评价事实上延迟了采取约束的措施和行为。[30]而预警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对转基因生物进行评价时不是这样，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将其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传统的风险评估仅将其当作可怀疑的理由。“传统的风险评估范例常常把证据的缺失看作是缺失（伤害）的证据，而预警式的风险评估把证据的缺失看作是不存在缺失（伤害）的证据。”[31]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它主要关注以下问题：基因工程使我们失去了什么？转基因农作物是否在农业中扮演着一个独一无二以及必须的角色？基因工程声称将解决什么趋势或问题，基因工程将可能使得什么问题永远存在？[29]p.9由此，该模式的政策一改传统的风险评估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常常不作为、不采取针对性措施，而主张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应对不确定性。与其说它考查的是环境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安全或最经济，还不如说它是为了减少或彻底地消除风险，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寻找各种可能的方法，包括放弃原先计划进行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行为。
同时，在面对复杂的或难处理的不确定性形式的情况下，预警式的风险评估程序不只是允许科学家和管理专家的观点影响环境风险（与一项具体技术的使用有关）的鉴定和评估，它还允许公众广泛地参与。这种开放性的决策程序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与转基因生物释放的决策制定有关的许多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复杂的或难处理的，所以一个更加‘开放’(open)的风险评估程序，对于确保这样的不确定性能被‘充分地’和‘有意义地’考虑，是至关重要的。”[32]
（2）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风险
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考虑到了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和转基因作物及其风险的特殊性，把转基因作物同传统作物区别对待，认为由于转基因过程的新颖性，转基因作物风险是不同寻常的，传统的检查程序可能会捕捉不到转基因作物的所有风险，所以不仅建立了较高的生物安全标准，对新的种类的转基因作物要进行个案检查，而且建立了特别的管理机构和评价机构，制定了一整套专门针对转基因作物的法规、安全评价标准、方法以及规则，基于转基因过程(process-based) 而非转基因产品本身，来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价，目的是通过转基因作物风险的检测对转基因作物进行针对性的管制，所以，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够有效应对转基因作物的特殊性风险。
（3）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不确定的潜在的风险
风险可分为确定性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确定性风险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能认识到某件有害事件发生的概率、范围和严重程度。不确定性风险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并不知道某些有害事件发生的概率、范围和严重程度，但通过种种迹象已经知道存在这样种类的风险以及知道可能会发生如此的风险。转基因生物风险就是这类风险。为了应对这类风险，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遵循的是预警原则：①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这是预警原则的首要目标。②鉴定潜在的风险。③承认科学的不确定性。④尽管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但要采取预防性的行动，这是预警原则的核心准则。⑤转移举证责任，即要求有着潜在危险的技术的开发者去证明要采取的这项活动是必须的以及不存在更加安全的替代性技术。[29]p.1-2由此，该模式的政策既考查确定的、具体可证明的风险，更要考查推测性的、潜在的风险，能够应对转基因作物不确定的、潜在的环境风险。
（4）能够“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处理上，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安全防后患”的理念为基础，改变了过去那种未被证明不安全就是安全或相对安全的，未被证明有害就是无害或相对无害的思维观点。[33]强调的是，当存在严重的威胁和不可逆的伤害的情况，以及确定性的缺失，即对所可能产生的潜在不利影响的程度未掌握充分的相关科学资料和知识，因而缺乏科学定论，不能成为拒绝采取预防性行动的理由。因此，在某项行为做出之前，就要对其可能的影响做出评价，并制定应对策略，采取预防性的行动，对有关的问题要有所防范。这不是为了解决那些可识别的、已为人所知的风险，而是为了应对那些推测性的、还未被科学证实的风险。它的决策程序是这样的：①识别可能的威胁和描述问题的特征；②关于威胁的确定，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不可知的；③对问题进行再组织从而描述出需要做什么；④评估替代性方案；⑤决定策略；⑥监控和采取进一步的行动。[34]而采取的进一步预防性行动包括：有条件的批准（要监控）、暂停（Moratoria）、逐步停止和禁止使用某项技术[29]p.17-19。可以说，预警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获得确凿的证据之前就充分评价，制定预警方案，处理突发性的环境问题，以避免重大的或不可逆转的环境灾难，它避免了鼓励式的、允许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局限性。
2、该模式的政策能够获得转基因作物收益
在处理转基因作物风险与收益方面，预警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具有一定张力的。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前，它要求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特殊的安全评价，并要求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性措施来应对那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当安全评价或者这些预防性的措施没有完全落实之前，它会要求暂停或有限度地进行该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但一旦其通过了安全评价并对可能的风险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性措施后，它又会批准其商业化种植。因此，这种模式的政策不会由于一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而完全禁止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而只是考虑到其风险的新颖性、特殊性以及风险评价、防范上的一些技术性问题，适当地放慢转基因作物的发展。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能够有效应对和防范转基因作物风险，但与此同时，它并没有完全放弃转基因作物收益，相反，而是在风险的防范中积极地抓住收益。
由此可见，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不是基于可靠科学（sound science），而是为了有效地应对科学认识的不确定性，克服科学的局限性和缺陷，减少乃至杜绝难以修复的、不可逆转的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出现。同时，这种模式的政策能够抓住转基因作物的收益，比较恰当地处理了转基因作物不确定性的风险与确定性的收益之间的关系，在保证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保障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避免了另外三种模式政策的局限性，因而是合理的。
五、简短的结论及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鼓励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虽然可以加快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在短期内能产生明显的效益，能解决一些燃眉之急，比如饥饿问题、贫困问题，但这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它忽略了环境风险、不顾生物安全、不采取防范措施，一旦发生了环境问题，就会造成严重的代际不平等，这不是一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模式；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虽然可以保障生物安全，但同时也丧失了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机会，这是一种顾此失彼的政策，对建立现代农业，保障粮食安全是不利的；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没有考虑到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忽视了转基因作物风险的不确定性、潜在性、级联性、扩张增殖性等，显然很难保障生物安全；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对风险有科学的认识，既认识到了确定性的风险，又认识到了潜在的、不确定的风险，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了应对准备，能协调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种植、生物安全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能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应该是最合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上面仅仅是一般性的论述，没有就某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一旦涉及到这一点，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如在政策实践中，一些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采取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可能是由于它们受技术水平的限制，自身没有能力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生物安全检查，而且一旦发生转基因作物风险事件，它们也没有能力去应对；也可能由于这些国家对转基因技术有一种先天性的恐惧，认为转基因技术是魔鬼，它会破坏历经千载岁月发展起来的可持续农业系统，所以，为了确保国家的生物安全，它们排斥转基因技术，宁愿完全放弃发展转基因技术的机会及其产生的收益；还可能由于它们是以农作物出口为主的国家，为了使得农产品能顺利出口到一些反对转基因产品的国家，所以就拒绝转基因作物，以便保持国家的无转基因化(non-GM)……这告诉我们，某一主权国家在选择并制定什么模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这一问题上的考量是异常复杂的，涉及到技术力量、粮食安全、政治稳定、国际贸易等多个方面，需要我们深入细致地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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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记者：能不能生产出既高产又抗病虫害的农作物新品种？能不能吃上口味好、品质更加优良的黄瓜、西红柿？随着转基因食品的出现，这些昔日的幻想正在变成现实。转基因食品摆上西方人餐桌已经五年了，一直平安无事，可是近来我们发现有关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争论多了起来。争论是从英国科学家发现“实验鼠”吃了转基因土豆以后，免疫功能受到损害开始的，那么转基因食品到底能不能吃？请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转基因食品。
凡：转基因食品又叫做基因改良食品或基因食品，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一种微生物、动物或植物的基因植入另一种微生物、动物或植物中，接受的一方由此而获得了一种它所不能自然拥有的品质。
记者：三位专家对英国科学家的实验结论有什么看法？
凡：以前，媒体把转基因食品当做一个高科技的产品来正面宣传，对它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很少提及。其实科技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总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汽车，它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但同时也造成了污染。基因工程技术，一方面能解决困扰人类的不少重大问题，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效益衰减等，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存在潜在的威胁。英国科学家的实验到底是否准确暂且不论，它至少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要重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我听说过英国的这个实验。但转基因食品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是代表目前出现的一个新的生物技术领域。英国的实验只是无数试验中的一个，不能以偏概全。目前对转基因食品我们是个案分析，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在美国，目前对转基因食品研究搞得比较多，还没有发现类似的问题。
记者：不知你们吃过转基因食品没有？
凡： 我没有吃过，但如果有，我会吃。实际上，也只有通过国家严格检测的转基因食品才允许上市，所以肯定是安全的。
宁：我见过耐储藏番茄，也就是西红柿，颜色很绿，很好看。我觉得跟原来比只是改变了属性，其他没有改变，是安全的，如果放到我面前，我想我是敢吃的。
记者：从1983年起，在一些发达国家，陆续开始出现转基因食品，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转基因食品的商品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不知现在已经扩大到了什么范围？
凡：从农产品来讲可以分为五类：一是转基因植物，如水稻、小麦、大豆、玉米、甜菜等；还有转基因微生物，分为植物用微生物和兽物微生物（就是疫苗）；还有一类转基因动物，例如转基因猪、转基因羊、转基因鸡、转基因鱼等。
记者：据我了解、李健凡研究员正在研究转基因鸡，从鸡蛋里提取宝贵的珍稀药物。听起来，这个过程还真有些奇妙。
凡：在国外，各种转基因动物正陆续问世，像转基因牛、羊、鸡、兔子、老鼠等等，发展很快。一是做药物试验模型。二是提高动物的生长性能。比如，美国推出了一种转基因虹鳟鱼，它比普通虹鳟鱼的生长速度要快十倍。这样的试验我国也正在进行。三是用于器官移植，比如，在猪的身上移植进入的基因，把它变成转基因猪。由于猪的器官与我们人的器官大小相似，所以把转基因猪的器官再移植到人身上不但比较适合，而且可能会最大限度地消除排斥反应。四是做生物反应器，可以从中得到珍贵的动物药物蛋白。
记者：人们吃了转基因食品，短期没有影响，长期又如何呢？再就是公众比较关注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宁：应该说，跟常规方法培育出的食品比较，转基因食品更为安全，因为两者都是对农产品生长发育性状的一些修饰，增加进新的、好的因素，减掉不好的因素。但是也存在一个新食品的长远影响还不清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严格监控它。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评价分几个档次，包括从所需要的DN断的载体开始检测，即从分子层次做出检测；接着对转基因动植物进行检测；然后还要看它们对环境有没有影响，如它们的花粉传播会不会污染其他生物。变成食品以后上市之前，还要进行最后的检验。
记者：有人说，转基因食品的出现违反了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我想问，科学家能不能控制转基因动植物变异的方向呢？
凡：现在的科学研究，正是要筛选出转基因生物中有益的变异性状，把它固定下来；对不好的变异就坚决淘汰掉。
宁：实际上也没有某些人想得那么可怕。在美国则开始做转基因研究的时候，研究人员甚至穿着太空服，戒备森严，后来慢慢觉得并没那么可怕。实际上，转基因食品在发达国家已经研究很长时间了，做过大量的安全实验，而且明确规定：进行商品化生产的转基因动植物，必须建立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必须有科学根据，经过严格的检测才能生产和出售。
记者：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的安全是检查包括哪几方面呢？
宁：举一个转基因抗虫棉做例子。大致说来有三个步骤：一、检查受体棉花的安全性，看它对环境和人是否会产生不利影响；二、检查基因的操作等级，包括棉花花粉会不会转移到其他农作物上，会不会产生对环境有害的物质；三、最后评价成品转基因抗虫棉的安全等级。
记者：您怎样看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徐：前不久，几位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英国专家曾跟我们交流过这个问题。我们问起他们对使用转基因马铃薯饲喂老鼠所得结果的看法，他们的回答是，这个实验到目前为止没有正式发表任何科学论文，所有材料都是一些人私下向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透露的，所以无法确定它的科学性。可见，这个实验的有效性还存在争议，在英国许多严肃的科学家对此大多持怀疑态度。
记者：转基因食品对人来说到底有没有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呢？
徐：这要看转进去的基因对人体有利还是有害。举个例子，如果转进去的基因是一种有毒的蛋白，可能是针对某种昆虫的，如抗虫棉。那种毒对高等动物、哺乳动物都是无害的，只对鳞翅类昆虫有毒，这样对我们人类就是安全的。如果你转进去的基因表达的是一种广谱性的毒素，那可能会对其他生物造成危害。比如转进一种神经毒素，就可能对另一些生物的神经系统造成危害。这个问题涉及的面较广，要特别注意，对具体的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要个案分析。这包括：一、用严格的科学手段来保证它不会对人类产生大的影响；二、对非目标生物不能造成危害。比如转基因抗虫棉，除了对虫子外，它不会对其他生物形成毒性攻击。再比如转基因鱼，如果转进去的生长素基因不是鲤鱼、草鱼基因，而是人类近缘物种的基因，这个生长素就可能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长。短期影响可能看不出来，长期的影响则难以预料。所以当前我们对转进鱼体内的基因，就严格控制在“鱼”的范围，对人则不会有影响。
记者：对生态环境会有什么影响呢？
徐：对环境的影响也可能存在。人们最担心的是转基因微生物，因为微生物通过杂交或别的途径，很容易和其他微生物交换遗传物质，就容易造成一些潜在的、不易察觉的危害。例如，利用抗生素基因和外缘基因连在一起，转到受体生物中，抗生素基因就容易扩散到别的微生物中，使别的微生物产生抵抗抗生素的能力，从而造成病害流行。把耐除草剂的转基因油菜籽和杂草一起培育，结果产生了耐除草剂的杂草，使得杂草疯长，很难除掉，这表明，通过转基因技术产生的基因有可能转移到自然界中去，必须引起重视。
记者：不可否认，任何一项技术都是有利有弊的。人类已经有了滥用原子能的教训，今后不应该再重蹈覆辙。请您介绍一下我国转基因技术研究的现状。
篇（10）
随着基因生物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在农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因而在未来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据有关权威机构统计，2000年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总额达到5600亿美元，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与基因生物工程技术有关。因此，转基因食品逐步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重要焦点。这种现状对作为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出口)大国的我国在该领域保持并扩大份额无疑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积极关注和预测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中的有关问题，制定相应的对策，尤其是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已日显紧迫。
一、转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
基因(gene)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是dna双螺旋结构片段。无数特定的基因相互连结，构成生命遗传的物质基础。转基因(genetransfer)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外源性基因转移至某种特定生物体中，使其生物性状或机能发生部分改变的过程。以转基因生物体直接作为食品或以其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叫做转基因食品。
自从1983年首例转基因烟草问世以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争论甚为激烈，逐步形成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支持方的观点为:(1)转基因技术可增强粮食产量，减少食品生产的投人，有助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粮食间题;(2)转基因农作物具有抗病虫害特性，可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有利于环境保护;(3)可以利用某些基因增加食物品种，使食物更加可口;(4)转基因技术可准确地生产人类想要的动植物品种，克服传统嫁接及杂交技术的不确定性，使癌症等顽症的治疗可望取得突破。反对方的观点为:(1)转基因技术使不同物种的基因相互融合，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引起生物学上的混乱;(2)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毒性问题，疾病可能有很长的潜伏期，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长期影响难以确定;(3)一些人对转基因食品存在过敏反应;(4)转基因食品的营养作用、对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对环境的威胁等问题还未得到证实或解决;(5)一些实验已经表明了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影响。上述两派观点争论至今，双方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尚有待时间来证明。
二、当前国际转基因食品的发展状况
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资料显示，1997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的播种面积约为1100万公顷，1998年上升到近3000万公顷，1999年底达4000万公顷,2000年约为4500万公顷，增长十分迅速。进人21世纪以来，其发展势头更是迅猛。
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是转基因技术采用最多、最先进的国家。目前美国农产品的年产量中ss%的大豆、45%的棉花和40%的玉米已逐步转化为通过基因改制方式生产。目前，大约有20多种转基因农作物的种子已经获准在美国播种，包括玉米、大豆、油菜、土豆和棉花。据估计，从1999年到2004年，美国转基因农产品和食品的市场规模将从40亿美元扩大到200亿美元，到2019年将达到7s0亿美元。专家预计，在本世纪初，很可能美国的每一种食品中都含有一定量基因工程的成分。
1997年初，欧盟以安全为由禁止进口美国的转基因玉米，使美国出口商每年蒙受约2亿美元的损失。美国要求其出口商向欧盟提供他们出口的玉米并非转基因产品的证明，但欧盟只认自己的检验标准。1999年7月，欧盟环境部长们决定无限期延长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禁令。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表明，受欧洲国家和本国市场抵制的影响，2000年全美转基因玉米的种植面积锐减了24 %，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占棉花种植总面积的比例已由1999年的55%下降到2000年的48%转基因大豆则由1999年的57%降至2000年的52%。
近年来，我国转基因方面的研究与开发也有较大进展。中科院植物所提供的资料表明，我国已经开展了棉花、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品种的转基因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在转基因药物、转基因作物、农作物基因图谱与新品种等方面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但目前我国只有抗虫面、矮牵牛花、抗病毒甜椒、抗病毒和延熟番茄等少数品种进入了商业化生产阶段。据国外一家研究机构发表的报告，1999年中国种植了30万公顷转基因作物，较1998年增长了2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主要品种是棉花。该报告表示，目前中国转基因农产品的播种面积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居全球第四位。另外，我国在转基因产品检测技术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据报道，国家出人境检验检疫局日前利用改进的plr结合核酸杂交技术，从一批进口大豆中成功检测出了转基因成分。此外，广东、江苏等省的出人境检验检疫局也具备了对转基因产品的检测能力。
三、各主要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立场
在世贸组织的现有多边贸易协议中，与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有关的协议有二，即《卫生与植物检哭刻昔施协议》( sps)和《技术贸易壁垒协议》(tbt)。前者规定:各成员国为保护境内人类和动物的生命或健康，可以采取必要的检疫措施，并允许各成员国在认定某种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时，自行制定本国的规则并建立相应的贸易壁垒。后者规定: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必须有合理的目的，而且实施的成本必须与目标相称。具体到转基因食品，由于各种观点的科学依据不足，人们的认识不同，现有多边贸易协议的规定过于模糊，解释空间过大，对转基因食品缺乏约束力。
由于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存在疑虑，世贸组织有关协议的规定不甚严密，以及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世界各主要农产品贸易国都对转基因食品的国际贸易采取了不同立场，使得转基因食品的国际贸易争端不可避免。以下为各主要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立场:(1)美国:在生产、流通中不给予任何限制;不人为划分消费食品是否属于转基因种类;基因改造作物毋须用标签注明;反对在国际贸易中对转基因食品施加贸易壁垒。(2)欧盟:对转基因技术在食品中的应用持谨慎态度;要求在其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产品加贴标签，提醒消费者可能存在风险;强调世贸组织成员国应有权采取预防性措施，主张制订有关生物标签的多边规则。(3)英国:支持发展生物科技，但在没有证据显示基因食品是否有害的情况下，对转基因食品持谨慎态度;大型连锁超市和餐厅不得出售经基因改造的玉米、大豆等食物，多数地方禁止学校和老人院的餐厅使用转基因食品;自1999年9月起，饮食行业必须在菜单上标明食品里转基因成分，否则罚款5000英镑。(4)俄罗斯:不明令禁止转基因食品上市销售，但对2000年7月1日前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有在包装上做出提醒性标记的要求;从2000年7月1日起，没有做出提醒性标记的转基因食品将禁止上市。(5)日本:持较为中立的立场，一方面对转基因食品有进口需求，另一方面对其安全性又有所顾虑;规定采用基因技术获得的农作物及食品不能作为绿色食品;2000年4月公布30种转基因食品目录，对目录中列明的品种需要加注标签。
据上可知，对转基因食品所持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将直接决定一国或地区对此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在转基因技术开发领域一直处于国际前列的国家，极力主张对转基因食品采取宽松的管理。美国作为转基因产品商业化生产的积极倡导者，认为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与非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没有实质的区别，转基因食品是一种科技创新，是用现代科技去加快自然选择的过程，只要转基因食品通过新成分、过敏原、营养成分和毒性等常规检验，就可以上市。
二是欧盟内部大多数国家奉行较为严厉的管理制度。基本的认识是，在转基因食品(作物)拥有众多优越性，如遗传性稳定，有利于保护环境，加快光合作用，提高作物抗病害、抗盐碱、抗干旱的能力，增强作物产量等等的前提下，其不安全因素仍然存在，至少存在着潜在的、不清晰的危害性，而对此则需科学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的发展来加以进一步的证明，除非有技术的证据支持，并足以表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否则将不改先前的严厉的管理措施。
三是相对于美国和欧盟，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特别是应用性开发较晚，相应的管理法规和措施尚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这些国家从本国国家利益出发，权衡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利弊，往往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和措施。基本的观点是，转基因食品(作物)是未来农产品发展的必然方向，虽然目前尚存在一些较模糊的、不确定的、不安全的因素，但只要深人研究，趋利避害，就一定能在避免转基因食品的危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发展，同时又满足本国及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对粮食产量的进一步要求。
四、我国的相关对策分析
各国在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之争。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不一致，转基因技术水平的差异，以及产业规模的不同，更加剧了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市场决定观念，欧盟及其他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究其实质，则是对美国在这一领域垄断优势的抵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其经济利益。鉴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的长期影响，世贸组织各成员国在短期内不可能在科学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因此难以形成统一的国际标准，各成员国只能自行制定相应的贸易标准和政策。
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应尽早制定有关转基因食品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法规。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方面作出相应的对策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