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3 22: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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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1、组织结构。颍州区农机局下属三个事业单位:农机校、农机推广站、农机监理站,主要职能是教育培训、农机职业技能鉴定,承担全区农机新机具、新技术引进推广示范,对本辖区内的农业机械核发牌、证和驾驶、操作证以及农业机械的事故处理。2、人员结构。现有在职人员53人,其中高级职称2人,中级职称19人,初级职称28人,直接从事公共服务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比例93%。3、资金投入。经费来源渠道是全额财政供给,凡属于农机化公共服务资金,专款专用,全部投入,决不截留挪用。
二、工作成效与经验
1、认真搞好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支持农机化发展、推进公共服务的重大举措。今年颍州区获得1554万元补贴资金,带动各方投入资金近3000万元。经过宣传、申报、审核等程序,用于补贴大型农机具(包括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等)。2、多渠道开展农机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新形势下农机培训内涵发生了变化,由学历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专才教育转向通才教育。农机校加大经费投入,完善教学设备。采取联合办学、合作办学、其他行业短训班等不同形式,丰富教育培训内容。与其他涉农工作相结合、与农民群众的需求相结合、与安全生产工作相结合,与阳光工程和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针对基层农民的培训形式,也做到长班与短班结合,农闲与农忙结合,校内与校外结合。3、致力开展农机化技术推广工作。农机推广站解决好农机推广经费、人员技术培训问题,做好技术指导示范、引导工作。根据区情,重点突出推广先进适用的“两深一精”机械,配合禁烧工作,做好秸秆粉碎还田综合利用。通过争取农机项目,实施拉动效应,增强推广能力,积极开展示范。4、落实农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监理站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把履行监督职责和为基层、为机手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使农机安全监管规范化。工作人员实行考核上岗、持证上岗制,并定期进行轮岗,提供机手入户考试、办证和二保、检测年检年审“一条龙”服务。公开办事依据、指南、流程、收费标准、监督电话,推行政务公开和服务承诺制,简化办事程序,做到简化不违规,提高办事效率和行政效能。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育培训方面。(1)教师再教育程度低目前学校大多数教师知识老化问题突出,缺少专业性培训以及对新式农具知识的了解,满足不了新时期农机培训工作的要求。(2)农机培训领域小主要是以培训拖拉机驾驶员为主,培训较为单一,在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社会化的今天,如果不拓宽办学范围,多层次、多专业进行培训工作,将会制约农机校的生存与发展。2、推广方面。主要是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及办公条件都比较落后,仅能维持最基本的工作需求,无法进一步向深度及广度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撤销农机站,大批工作人员分流下岗转岗,缺少专业农机工作人员,导致基层农机公共服务不能很好全面覆盖、延伸。3、监理方面。农机监理执法力度不够,执法手段受到限制。部分农机手素质不高,有待加强思想上、技术上的培训教育。各部门协调工作不够一致,导致对部分农机车辆常规化管理脱节。
四、发展思路
农机培训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培训机构教学人员技术素质的提高。农机培训工作是农机化事业的基础,是推动农机服务产业化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所以必须大力培育复合型、适用型、一岗多能、能教能用的教学人员。此外,农机培训机构还要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主动与各相关部门合作。建立机手培训档案,依托农机大户,带动更多的农民朋友学农机用农机。针对本地区的人口及土地面积都小的特点,农机推广工作以后以推广特色农机具为主,比如:秸秆打捆还田机械、园林机械等,起到高端带头作用。
近几年来,国家对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农民购买和使用农业机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型农业机械保有量不断增加,农机结构得到优化,综合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一些新型农机具和农机化新技术得到推广应用。如何加强基层农机维修服务体系建设,解决农业机械三包维修期后维修难,是值得各级农机管理部门研究的问题。
一、基层农机维修服务体系建设现状
以山东省曹县为例,农业机械管理局是该县农机维修行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县农机维修服务体系建设,管理全县农机维修销售网点。县级设立农机管理站和农机职业技能鉴定学校,在编人数12人,其中工程师2人,助理工程师2人,农机维修技师3人,由县财政供养。全县共有农机维修、销售服务网点31个,各种较大型设备350台套,其它维修设备650台套,从事维修人员160人,全县农机维修固定资产1200万元,农机维修服务网点年维修农机具12000台套,纯收入310万元,主要从事农机动力机械、配套机具的维修保养,维修方式以换件维修为主,维修设备以手工维修工具为主,设备简陋,如小型电焊机、小型吊车、气泵、台钻、电钻、扒胎机、油压机、简易量具、小型电动设备、简易工作台、小型铰刀等。从业人员中,文化水平以初中文化水平为多,技术等级以初、中级为主。维修网点以专项维修和三级维修为主,初步形成了农机维修服务网络。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机维修服务体系建设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还没有摆在应有的地位,县、乡两级农机维修管理部门基础设施差,办公简陋,办公经费难以保障,有的地方甚至没有电脑和交通工具,开展农机维修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有一定难度。
2、农机维修行业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文化素质低、知识陈旧,经营管理水平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机维修行业的发展。
3、农机维修行业还没有形成规模,数量少,农机维修服务网点、维修服务能力还跟不上农机装备迅速增加的需要,尤其在农忙季节根本不能满足农田作业机具维修的需要。
4、农机维修服务网点设备简陋、规模小、维修厂点急需升级改造,不能从事大型农业机械的大修保养,只能以换件维修为主,浪费巨大。
5、《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明确了农机维修主管部门对农机维修企业的行政许可,但不允许收取管理费、证照费等费用。据我们估算,行政许可一个维修网点从申报到批准开业,要多次到维修企业认证,检查是否符合开业条件,组织维修人员培训上岗、考试、职业技能鉴定等工作,各种费用包括工作人员出差补助费、培训费、油料费、交通费、资料费等合计约400元左右,每年要承担办公等各种业务经费在10-20万元,地方财政没有这部分专项经费,农机管理部门难以承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6、三包期内的维修由农机生产厂家负责,但由于生产企业很多,三包维修站一般设在市一级农机销售单位,而县乡两级一般没有三包维修站,每逢春耕生产、三夏、三秋农忙季节,农机维修难尤为突出。由于时间紧,作业期短,维修站距离三包维修位置一般距离较远,企业三包服务人员大多数没有专用的交通工具,不能及时维修,农民需等待很长时间,特别是大型动力机械的三包维修只有一两个三包维修人员是根本解决不了的,必须借助于先进的农机维修设备进行检测。为修理农机,有时农民不得不付出很大的精力、财力,把机械拖到三包维修站去修理。不仅浪费巨大,而且往往会激化与生产厂家、经销商之间的矛盾,诱发社会不安定因素,三包期以后的农机维修问题表现更为突出。由于农机具品牌和配件品种多,更新换代速度快,而现有农机维修网点规模小,设备简陋,专业维修设备少,大多数农机维修以换件维修、手工维修、露天维修为主,维修浪费严重,维修质量得不到保证,修理时间较长,农机大修更是无力承担,使购机者的作业时间缩短,减少了作业收入。
三、加强农机维修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保持作业中的农业机械技术状态的完好是提高农机作业质量的首要条件和重要保证,农业机械只有在技术状态完好的条件下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才能够保证作业质量达到农艺要求。保持农业机械技术状态完好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作业前按要求对投入作业的拖拉机及配套农机具要进行彻底检修,做到需修的必修,该换的必换,不留任何故障隐患,保证拖拉机及农具技术状态完好。二是按要求对农机具进行技术保养,其目的是清除隐患,避免故障,保证机具经常处于完好的技术状态以提高作业质量。三是按要求操作。无论是拖拉机还是配套农机具,在使用时都必须按照所要求的技术操作规程进行操作,这是保证农机具技术状态完好和延长使用寿命的最基本常识。
如何使这些机械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发挥正常的作用,解决农机修理难,是值得各级农机管理部门研究的问题。因此建议:
1、加快发展农机维修服务体系建设步伐,按着"重点扶持县级、逐步健全乡级、积极扩大发展农机维修网点、大力扶持不同形式、不同级别的农机维修网点,按区域优化发展建设一批功能齐全、设备先进、有一定维修能力的高新农机具维修区域中心"的要求,以推进农机维修服务体系社会化、专业化、产业化为目标,使农机维修服务成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
2、呼吁各级政府、各级有关部门充分认识农机维修服务体系建设在农机化事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真正从思想上重视、行动上关心和支持农机维修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3、加强基层农机维修服务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农机维修服务人员素质和技术水平,现代化设备和技术,只有具有现代知识的人使用、管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和提高效率。同样,农机维修服务水平的提高,亦有一支高素质的服务队伍。因此,按着"科教兴农"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农机维修服务人员的教育培训,努力提高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造就一支技术精通又善于经营管理的农机维修服务队伍,使农机维修服务工作步入健康和持续发展的道路。
4、制订具体的政策性规定,确保县级农机维修主管部门的管理和办公经费,确保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稳定,适应农机维修行业日益壮大的需要,满足县级对农机维修行业管理的日常工作需求。
2.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缺乏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的业务一方面,地区科技金融服务的类型单一,担保机构少、机制不完善、制度配套措施不全面,政府担保或商业担保均无法满足区域内区域进行科技创新活动的贷款担保需求。另一方面,专门针对科技创新融资的金融保险产品较少,缺乏产品技术研发责任保险和针对科技创新企业的年金保险等。特别是地区农业科技型企业较多,农业科技创新方面的保险产品更是鲜见,导致地区科技型企业担保难、贷款难。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缺乏目前地区企业技术研发融资渠道单一、银行贷款难的直接原因在于缺乏专业服务于科技创新企业的信用评估机构和中介服务平台。银行现行的信贷评估标准往往会低估科技型企业这一类成长型企业的信用等级,导致其融资受阻。地区尚未形成统一的科技金融管理中心,科技与金融融合度不高,导致整个地区的科技金融服务水平较为落后。同时,目前金融中介服务型人才相对缺乏,难以满足区域内日益发展的科技金融服务需求。
二、地区公共科技服务模式构建
1.服务模式的界定及比较科技服务集成模式是指集中区域内各种优势研发资源,并统一调配于总管理中心进行管理和运作的服务模式。集成模式的服务面相对较广,虽然多了许多中间环节,但作为一个完整的服务系统,服务效率更高,保障机制更为完善。例如上海市科技委员会下设的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即为该种服务模式,其集成了科学数据共享、科技文献服务、专业技术服务、行业检测服务、创业孵化服务和管理决策支持十个子系统。科技服务离散模式是指重点建设区域内某一类或几类优质科技资源的基础服务平台,将平台建设分为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行业专业创新平台和区域创新平台三块。离散模式属于点对点服务方式,服务面较窄,一般只为某一行业或领域提供服务,服务的宣传费用相对较高,但时效性较强。其典型代表是浙江省的平台建设模式,建设和完善科技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大型仪器设备协作共用平台、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标准化技术服务平台等
2.地区科技服务模式的选择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应全面考虑区域内技术资源现状,深入探析其特点、缺陷及存在的问题,趋利避害,将平台建设规划的完整性与功能性模式相结合。不管是国家、省级层面的大型公共科技服务平台,还是地级市和县区、乡镇层面的小型公共科技服务平台,都应充分发挥本地区内的可整合公共科技资源优势,明确细化服务主体和服务对象,重视平台规划的科学性和完整性,有效提升科技服务平台的运行效率。相比湖南省其他地区,地区的科技发展基础较差,科技资源较为贫乏,科技发展水平较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较弱,技术资源禀赋不强,结合集成模式和离散模式的优缺点,应在本区域范围内根据不同地区或行业构建离散型的科技服务模式,并充分利用其农业技术资源丰富的优势,在全区域范围内统一调配农业技术资源,建立集成型的农业科技服务模式。
3.构建以离散模式为基础的区域科技服务平台运行机制一是构建市级科技服务平台。地区应以市级为单位构建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市州科技管理部门统筹规划、协调与引导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平台建设要打破条块分割,实现资源整合,杜绝重复建设。二是完善平台运行管理机制。必须构建资源共享、高效灵活、持续发展的平台良性运行机制,提高平台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必须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建立有效的平台运行监督机制,提升运行效率和效果。三是完善平台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属于准公共产品,其经费来源主要为政府的财政拨款。为保证平台建设与运营拥有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撑,地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科技创新主体主动参与科技服务平台的基础建设,构建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社会资本投入为辅的多元化平台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四是建立科技资源共享管理机制。遵循“谁共享、谁受益”的原则,明确区域内科技资源共享的范围、主体、程序、费用分担、权责划分、拒绝共享的制约措施等,使科技资源共享行为规范化、普遍化;政府部门应构建统一的科技资源共享网络服务中心,为实现区域内科技资源共享提供便利,并对提供共享服务的企业、高校和科技机构给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引导其主动进行科技资源共享。
4.重点建设全区范围内的集成型农业科技服务模式地区农业资源丰富,较好地推动了农业科技水平和农业科技服务的发展,出现了大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但各地区农业技术开发各自为政,服务平台具有较强区域局限性,难以形成规模化的片区科技服务平台,极大地弱化了农业科技服务效率和效果,加大了农业科技服务平台的运行成本和科技交流、推广难度,不利于地区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可以充分集成地区整体农业科技资源,构建统一的农业科技信息管理平台,并结合专家决策系统分块建立研发基础条件子平台、公共技术服务子平台、成果转化服务子平台、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和培训中心五个子平台,对地区的农业科技资源进行集中调配和管理,扩大服务面,促进本地区农业技术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区域农业资源配置效率。
村环境和农民行为方式的新型农村科技信息服务体系,提供全程、立体的农村科技信息服务。
三、加大科技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
1.完善创新人才培训体系一是加大地区市县两级高新技术企业教育培训基地建设投入,改善教育培训环境,建立专业技能培训制度,提高师资水平,实现创新人才培训机制化、常态化。二是鼓励支持地区高校、专业培训机构开展科技人员培训。三是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自主培训,或者与高校、科研机构构建产学研合作机制,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加大创新人才引进力度一是针对地区高层次科技人才严重缺乏的现状,激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面向国内外公开引进各类学科带头人、技术带头人,地方政府对引进高层次、关键人才给予政策支持,做大、做强科技创新平台。二是地区各市州县区政府应当拓展与兄弟省市、友好城市政府的交流与合作,广泛参与国内相关专业团体、行业协会的人才交流与合作会议,在各一二线城市常设人才招聘平台、高层次人才需求信息,提高引进人才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和规模。三是各市州县区政府应当设立专项基金,有计划、有主次地支持企事业单位、高校及科研机构高薪聘用科技人才,并重点设立农村科技人才开发基金,大力支持农村科技人才的引进、培训和继续教育,稳定和不断壮大农村科技人才队伍,四是健全科技人才权益保障制度。解禁引进高层次人才、企业家及其家属的户籍限制,解除高层次人才、企业家的“后顾之忧”,促使高层次人才、企业家全心全意服务于地区科技创新事业。
2.促进创新人才的交流与合作一是支持企事业单位、高校及科研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人才进修、培育、交流活动,鼓励应用型、开发型技术研发人才积极参与国内外高端科技项目研发,支持基础型科研人才前往国际知名学府或研究机构研修或留学。二是鼓励地区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积极创造条件,或集中区域科技资源,吸引区域外高层次科技人才前往本地区进行课题研发、项目攻关或专题研讨,借外力助推区域内的科技研发升级。完善创新人才的利益分配导向政策地区各市州县区政府应当根据利益分配的付出与回报一致性原则,支持辖区内企事业单位、高校及科研机构制定适合本单位(企业)发展的创新人才利益分配导向政策,层次上重点向高层次、智力型创新人才倾斜,类别上重点向高端专业技术人才与经营管理人才等倾斜,使各类人才获得的收入与其付出的劳动和所作的贡献保持一致。建立完善的政府科技服务经费保障制度公共科技服务平台作为一项公益性基础设施,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其开发与建设应以政府作为主导力量。特别是地区这一科技创新能力较低、科技服务业发展不完善的地区,地方政府应将科技服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在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和运行的初期,作必要前期投入和管理引导。一是制定相关科技激励政策,优先资助通过科技检测、咨询服务平台立项的创新项目,以引导企业充分运用公共科技服务平台资源。二是改变政府部门只管建设、不管运行的现状,在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初期通过各种投融资方式统筹平台运行所需经费,持续支持平台运行,强化政府的协调和“造血”功能。
四、创新地区科技与金融结合模式
1.促进地区科技与金融的有机结合一是鼓励企业直接融资。对科技创新能力强的自主研发型企业,政府部门应通过政策倾斜和技术服务支持其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或债券,通过直接融资获取资金,支撑企业的技术研发活动持续进行。二是充分发挥间接融资银行信贷的作用。通过财政补息、贴息、财政担保等政策降低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门槛和成本,并引导增加信贷品种和担保方式,规范专利权质押贷款制度,拓宽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渠道。三是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建立与风险投资配套的中介服务机构,规范风险投资的组织形式、运行模式和监管机制,形成弹性可控的风险投资管理模式,不断规范风险投资主体的市场行为。
公共产品(publiegoods)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基本概念之一,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公共产品是这样一种产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它们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而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都要花费巨大成本(它们是非排他性的)。
在现实中,真正的纯公共产品是很少的,大多数产品因为兼有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特征,被称之为准公共产品。因此,按照产品特征,可以将公共产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公共产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第二类是俱乐部型准公共产品,其特点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可以较轻易地做到排他。即对这类产品的使用可以通过收费而将不愿付费者排除在对该产品的消费之外,同时,在该产品的使用者范围之内,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多增加一个使用者的边际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一些自然垄断行业的产品就具有这种性质;第三类是拥挤型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与俱乐部产品刚好相反,即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但当消费者的数目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产生消费上的竞争性,也就是说这类产品是拥挤的。
根据这个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对我国电视产品进行分析:原来。无线电视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两个基本特征,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但是,随着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出现,电视台通过光缆介质和加密技术可以向观众收取费用,拒绝为有线电视付费的人将不能收看其节目,使电视产品产生了排他性。因此,电视产品经历了从纯公共产品向俱乐部型准公共产品的过渡。
二、农村电视公共服务作为俱乐部型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选择
与上面所论述的分类方式大体一致,詹姆斯·布坎南曾经把物品按照“公共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对公共产品进行分类。他认为,公共产品既包括“纯公共产品”,“也可以包括‘公共性’从0到100%其他的一些商品和服务”,即准公共产品。而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一般认为,“公共性接近100%(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显著)的准公共物品适合由政府供给,公共性接近0的适合由市场供给。”
俱乐部型准公共产品恰是一种公共性介于0到100%之间的公共产品。那么它采用哪种供给方式更合适?
首先,各级政府作为理性人,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重视有形的公共产品供给,而轻视无形的公共产品的供给;重视短期的能直接利于绩效评估的公共产品,而不重视投资期限长的公共产品。在这种导向下,电视公共服务的供给就会出现短缺现象。
其次,因为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作为市场中的经济主体,其自身运行同样存在交易成本问题。因此,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某种程度是一个政治过程,其交易成本甚至比市场制度昂贵,这表现为现实中政府的种种“政策失败”。
因此。准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不能依靠某种单一的政府供给模式。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考察,政府供给重在公平,市场供给则重在效率。如果新的市场主体进入公共产品提供加强市场竞争,势必能提高政府的效率和资源的充分利用。政府和市场既分工又合作,便可将二者的有效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通过这种有机结合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准公共产品能否由市场有效提供。要看一个排他成本问题。对于排他成本高的准公共物品。私人资本一般不愿生产。因为“搭便车”现象严重,会使收费比较困难。排他成本低的准公共物品,私人生产就比较容易。电视公共服务这一类的俱乐部型准公共产品是具有非竞争性但有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一般属于排他成本比较低的准公共物品,所以,引入市场机制是非常合适的。
三、正在构筑的我国农村电视公共服务供给体制
当前,我国农村电视公共服务仍旧表现出供给不足的问题。
1998年以来,为解决部分农村地区收听不到广播、收看不到电视的突出问题,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广电总局共同组织实施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截止到2005年底,中国共投入建设资金34.4亿元,运行维护费0.4亿元。完成了11.7万个行政村、10万个50户以上自然村“村村通”建设任务,并修复了1.5万个行政村“村村通”工程,解决了近1亿农民群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问题。2005年。广电总局又启动了“村村通”卫星直播(DTH)试验系统。2007年,中央政府再次投资107.5亿元支持“十一五”计划期间村村通项目的建设和改造。
现在,农村电视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从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转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
在财政方面,各级政府筹款的方式也在发生改变。如自2007年开始实施的“村村通”工程,根据《“十一五”全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规划》,除中央政府安排的补助资金外,省市两级政府负责解决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工程建设资金,并切实落实修复“返盲”设施资金;省、市(地)、县(市)级政府分别负责解决转播本级广播电视节目无线发射转播台站的机房和设备的更新改造资金。国家给予建设、经营县(含)以下农村有线电视网络的单位给予一定期限的税收政策扶持。对用于覆盖农村地区的广播电视节目发射台、转播台和监测台的用电,执行国家规定的非普工业类电价标准,不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在国家广播电视机构控股51%以上的前提下。鼓励国有、非公有资本投资参股县级以下(不含县级)新建有线电视分配网和有线电视接收端数字化改造。在自愿的前提下,可以向农民筹集部分资金用于本村的广播电视设施建设。
尽管政府为农村电视公共服务供给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我国农村电视建设还处在较低水平,一些偏远农村还存在电视覆盖“盲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新通电行政村和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中还有广播电视覆盖“盲村”70多万个。早期建设的“村村通”工程,由于受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限制,投入少,起点低,通过无线方式覆盖的广大农村地区实际覆盖效果滑坡严重。无线覆盖是农村广播电视覆盖的主要方式。但承担中央和省节目对农村地区无线覆盖任务的发射台、转播台资金投入不足、设备老化、日常运行维护经费缺乏。导致广大农村地区中央和省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成为薄弱环节。农民接收电视套数少,质量差,满足不了农民群众的迫切需求。
“村村通”工程的投资力度很大,但这还是政府行为。政府作为目前我国农村电视公共服务惟一的供给主体已经表现出了某些弊端。
首先,政府作为农村电视公共服务的唯一供给主体,供给效率相对较低。针对“村村通”的发展,作者在2007年10月和2008年4月两次在山东莱芜一些村庄进行调研,“村村通”开展以前,这里由于这里长期没有有线电视,农民一直是靠普通天线接收电视节目,但能收看的节目套数并不多,天线质量好点的农户能收到中央一套、山东卫视、莱芜电视台等六七个频道,差一些的只能收到三四个频道。而且接收质量也不稳定。“村村通”开展以后,花260元初装费安装了有线电视的农户说。现在接收到的36个频道里,单单山东台和莱芜台的频道就占了10个之多,虽然比以前有所进步,但离自己期望的还有距离。可见,有线电视作为俱乐部型准公共产品,虽然通过技术实现了排他,但是政府作为供给主体,提供的服务内容还有待丰富。
当然,由于是个案研究,这个调查的内容不能做推论,但这反映出政府在提供农村电视公共服务过程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而政府要提高农村电视公共服务的效率。关键在于把农民的消费需求集合为社会的需求,即政府只有按照农民的意愿进行资源配置才是有效率的。
其次,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在信息的购买和使用上会遵循收益最大、成本最小的市场原则。虽然农民不能影响“村村通”工程中提供的电视频道,但他们可以选择安装或不安装有线电视。还以莱芜的农村为例,目前农村里很多农民自行添置了卫星接收器,能接收到的电视频道远远超过有线电视提供的频道数量。一般都在40个频道以上。在价格上也不同,卫星接收器的价格在160元至300元不等,而且是一次性投资;有线电视的初装费是260元,另外每月要交纳10元的收视维护费。相比之下。卫星接收器大受欢迎。
四、中国农村电视公共服务供给改革路径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自上而下”的供给和决策机制与需求表达机制的缺失造成了农村电视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性不足。应当对这种状况加以改革:
1改革农村电视服务供给的体制,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多元化的农村电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可以包括政府供给主体、农村社会供给主体、私人供给主体等。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可以采取“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来进行供给。
就电视公共服务而言,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出现,特别是数字加密技术的运用,使得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节目能够变为排它性的,用户必须付费之后才能收看的到。这样,就能够消除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特征,使电视产品可以具有排他性,因而具有了一定的私人产品的性质。如果预期收入大于排他性的成本,利用技术设备进行电视产品排它的行为将会有利可图,价格机制就会发生作用。付费频道和付费节目就具有这种特点。所以,电视产品是可以消除非排他性特征的公共产品。
另外,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俱乐部型准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提供还是由私人提供除了考虑该项产品收费管理的难易程度还应考虑它的需求弹性,难度越大。弹性越大就越适合于采用政府提供的方式,相反则应采用市场提供的方式。对于电视公共服务,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和电视机在农村社会中的普及。电视产品提供难度正在减小,电视节目的需求弹性也有减小的趋势。这也给电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2建立农村电视公共服务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
当前。在“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决策机制下。由来自于外部和农民不具有同等切身利益的政府进行公共产品的决策,就很难和农民做出同等精细的计算来保证公共资源利用的有效性。目前农村电视公共服务的供给主要不是由农村内部需求决定,而是由农村外部决定,由于公共产品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有待建立健全,农民难以在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中体现自己的意志。由此造成农村电视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能反映农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现状。如果能建立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则公共财政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才能更有效率。
3发展直播卫星系统,促进农村电视公共服务供给
直播卫星的强大传输能力,带来了潜在的收视和商业革命想象空间。迄今,全球卫星直播产业的总产值,已经达到了近500亿美元。可见,市场在提供电视公共服务方面是非常有潜力的。在直播卫星发展的新领域中,高清电视服务、本地频道服务、国际频道服务、交互电视服务,都是重要的市场。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作为俱乐部型准公共物品。我国农村电视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是可行的。
关键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服务理念 长效机制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十七大再次强调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要求生产发展,同时更应重视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水平不仅关系到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而且也事关农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实现,因此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是由社会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共同提供的,为满足社会公众基本文化需求,实现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所必需的文化环境与条件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它具有公平性、公益性的特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受益对象是全体农民,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娱乐、科技知识、文化信息。农民公共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农民文化素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程度是衡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效益的根本尺度。随着党和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提高,及由经济发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但由于长期以来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农村文化建设投入不足造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严重缺乏,农村公共服务效益低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先经济后文化,造成当今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边缘化
目前,经济发展是各级政府首先追求的工作目标,认为在农村发展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由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时间长且见效慢,理应优先发展经济。同时由于各级政府政绩考核也存在重视经济效益,轻视社会效益,重视GDP的增长,轻视文化成果建设的倾向,以至于公共文化建设缺乏动力、对思想文化发展缺少引导,造成农村公共文化投入严重不足,公共文化产品严重缺乏,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二)重“送文化”轻“种文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非所需
随着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各级政府纷纷开展了“文化进基层”、“文化下乡”等活动,建立了流动文化车、文化小分队,电影放映队,提供各种形式的文化服务。这些活动丰富了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缓解了农村文化服务及产品不足的矛盾,但这种自上而下单向度灌输性的文化供给方式,缺少农民的参与,忽视农民的情感表达,往往表现为城市精英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改造,远离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和乡风民俗,没有了纯朴的农村气息,导致适合农民欣赏风格和消费水平的文化服务和反映农民现实生活的文化产品寥寥无几,且缺乏多样性,难以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造成农村公共文化供给和农民文化需求的严重错位。
(三)农村文化生活匮乏,腐朽文化死灰复燃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闲暇时间逐渐多起来了,私性文化迅速发展,农民对文化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但目前农民的主要活动还是看电视、上网、打牌、打麻将、聊天,活动内容少,形式单调,一些偏远山区农民几乎没有文化生活。由于对农村文化缺乏积极引导和管理,一些腐朽没落文化出现畸形的发展,比如农民热衷于兴建庙宇,烧香拜佛,修建祖谱等活动,由于文化生活缺乏,一些人精神空虚、信仰迷茫、价值观缺位,造成赌博成风、封建迷信盛行、地下猖獗等不良现象出现,引起了农村社会治安的混乱,违法犯罪活动的增加,直接影响新农村和谐社会的实现。
(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条件差,不能满足文化发展的需要
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乡镇虽然建立了文化服务站,但有的连基本活动场所都没有,有的房屋破旧急需修建,且活动设施陈旧短缺。一些村建立了图书室,但提供的书籍少,且农民看得懂用得着对农民致富有所帮助的科技类图书少之又少。图书室开放时间短,有的甚至只是在应付检查时开放,图书室成了摆设。同时农村文化工作人员也面临短缺的局面,由于工资少待遇差难以吸引具有高素质的文化工作者到农村来,然而一些有专业水平、懂管理的乡镇骨干人才却纷纷跳槽,留下的专兼职人员年龄普遍偏大,知识老化,专业水平低,这些影响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乡村民间文化艺人是活跃于农村中的一支重要队伍,他们扎根农村,有着深刻的农村生活体验和浓厚的乡土气息,有些甚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们为农民所熟悉和喜爱,但由于缺乏专业艺术指导和资金支持,活动随意性大,缺乏文化艺术创新,没有充发挥地方文化生力军的作用。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创新
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要改变文化发展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不均衡的现状,必须首先树立与人为本科学发展、经济与文化统筹发展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理念,用先进的理念指导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一) 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
以人为本是人本观在当今社会的继承和发展。以人为本就是党和政府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立足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也就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要贴近农村、贴近生活、贴近农民,以服务广大农民为宗旨,以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文化的渴求越来越强烈,因此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理念首先必须明确以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也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文化利益,切实解决农民文化需求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应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切实保证让农民享受到文化发展的成果。
其次,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根本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不仅要着眼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而且也要着眼于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技文化水平。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通过文化宣传摆脱封建迷信思想和小农意识束缚,通过普法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通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提高农民农田科技水平,增强发家致富能力,从而实现文化服务的双重目标,不断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最后,要坚持尊重农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重视农民的创造性。应鼓励农民积极投身于农村文化建设中,支持农民开展各种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引导农民在公共文化建设中自我创造、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同时虚心听取农民的意见建议,以农民满意不满意,喜欢不喜欢作为评判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坚持经济与文化统筹发展的理念
就是要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文化事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求,把加快经济发展与促进文化进步结合起来。在过去很长时间我国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目标,忽视文化事业的发展,造成文化事业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对经济建设的影响作用越来越显现出来,文化既是生产力,又是竞争力,现如今文化发展已深深融入经济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而且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因而,政府应把发展文化事业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统筹安排,大力推进经济文化互动融合,把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有机统一起来,走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由于文化事业发展具有周期长、见效慢,不能立竿见影的特点,因此在文化建设中不能急功近利,而需长抓不懈,不断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我国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中,一方面要通过发展经济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和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逐步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不断创造出更多面向农村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同时大力推进文化内容和服务的创新,增强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实现乡风文明,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应把经济和文化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统筹经济文化发展,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尊重农民的文化权利且坚持均等化理念
文化权利是民主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包括选择和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以及文化成果应受保护的权利四个方面内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必须满足这些要求。尊重公民文化权利既是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任务。公民文化权利的核心是公平性,因此在强调公民文化权利时应坚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原则。所谓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等,同时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目前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还处于初级阶段,强调的是“底线均等”,即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应当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定位在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文化均等化上,同时加快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兼及居民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长期以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性,城乡差异大,因而在公共文化服务上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一体的、统一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工作中应重点突出农村,国家政策资金应向农村倾斜,公共文化服务更多地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同时充分利用有限的文化资源建立城乡文化互动机制,比如通过流动图书馆、流动文化小分队、流动放映队等形式,实现城乡资源的共享,确保广大农民群众享受和城市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除此之外,还要重视流走于城乡之间的广大农民工的文化权利,由于他们长期离乡背井来到城市,但又不能真正的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流走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他们即不能享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又不能和城里人享受同样的公共文化服务,造成农民工长期以来文化生活缺乏、枯燥、精神空虚,呈现“文化孤岛”现象。因此政府应尽快将农民工纳入公共文化管理范围,通过社区、工会等组织向农民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让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长效机制的构建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加快发展农村公共文化事业,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不仅要求政府要创新服务理念,还要求政府多方入手全面规划,系统管理,不断创新,建立完善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长效机制,从而保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顺利开展。
(一) 加大农村公共文化投入并拓展投资渠道,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开展需要充足的资金投入,当前政府的财政投入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公共文化服务上的投入逐年增加,但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需求相比还存在资金短缺结构不合理的现象,随着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乡财县管的分权财政体制是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一大进步,但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造成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资金不足,因此应进一步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增加文化建设资金,均衡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同时乡镇也应不断开拓地方特色文化项目,从而更多地获得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专项资金投入和扶持。
政府的财政投入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资金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因此,在发挥政府财政投入的主导力量的同时应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积极拓展资金渠道,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投入机制,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群众受益”的发展格局。鼓励、支持、引导社会各界、民间团体、公民个人参与公共文化事业,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市场化,为此应消除非政府组织投入的体制,放宽对农村文化市场投入的准入条件,完善文化市场法律制度,并在政策、税收、征地等方面给予优惠,吸引社会资本通过投资、集资、捐资、赞助等形式兴办农村公共文化事业。此外乡镇也应积极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地方特色文化产业,通过特色演出和特色文化旅游等项目增加财政收入,自行解决一部分公共文化服务所需的资金,缓解农村公共文化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
(二)创新服务主体和服务方式,形成“一主多元”的供给新模式
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核心主体,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和管理者。目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主要由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负责,企业和民间力量较少参与,因此必须突破这种政府包办文化的模式,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转变服务方式,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农民参与公共文化,通过多方合作相互影响相互配合,形成互动机制,进行优势互补。政府主导下,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相结合的“一主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要求一方面继续发挥政府的核心主导地位,在资金投入,配置农村公共文化资源,确立农村文化服务的内容,制定文化服务法律政策、确保农村文化服务均衡性、安排重大活动等方面加强监督管理,积极组织实施。
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入企业和民间资本办文化。企业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积极参与主体,企业除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承担经济责任外还承担着社会公共责任,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福利事业和公共文化事业,因此,应鼓励企业通过捐资、捐助、扶持等形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的生产。对由于政府文化服务缺位,市场调控失灵,造成政府干不好或市场不愿干的文化服务,可引入非营利性质的社会组织,它们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主体,由于这些社团、基金组织具有志愿性、公益性、非营利性,对于一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真空地带,如在教育科技、信息传播、文化娱乐、法律援助等方面能为农村居民提供大量公共文化服务,有效弥补政府供给和农村社区内生性供给的不足。再者,大力支持、鼓励农民自办文化,农民既是文化服务的受益者,同时又是文化活动的主体,要鼓励农民创建各种文化组织,比如“农家书屋”、“农民文化大院”、“业余表演队”、“业余剧团”等,支持农民自办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农民自己参与组织的文化活动能贴近农村的生活,反映农民的心声,获得农民欢迎,同时农民自编自演、自娱自乐、自我教育,一方面能吸引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同时还能挖掘优秀地方文化,形成当地特色精品文化,也有利于形成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促进新农村建设。
(三)重视培育人才,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建设
素质好、专业技术水平高、管理能力强的文化人才队伍是农村文化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条件,但长期以来由于部门重视不够,农村公共文化管理和服务人才紧缺,且整体素质不高。同时基层文化服务站工资少、待遇低,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这些直接影响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益和水平。
为此,必须强化几方面的工作,首先建立一套能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良好制度。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解决工资待遇低等问题,通过人事制度改革打破身份、资历限制,激励文化人才脱颖而出,给予发展平台,充分发挥他们在农村基层文化服务中的组织协调管理能力。同时,积极创新基层文化人才的引进模式,制定人才引进计划,鼓励有专业水平和管理能力的人才担任专兼职工作,发挥农村文艺骨干和离退休文化工作者的作用。其次,重视人才培养,加大农村基层文化服务人员的培训、教育。政府应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定期组织基层人员到艺术院校、文化团体系统学习,或邀请文艺工作者,专家学者深入农村,举办短期培训或现场指导,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基础文化服务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再次,高度重视民间艺人的发现和培养工作。农村民间艺人扎根农村,能农能艺,他们的演出源于生活,贴近实际,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因此农村民间艺人是农村文化事业的一支重要队伍,他们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宣传社会新风尚和党的方针政策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他们被排除在公共文化政策以外,成为边缘文化群体,因此政府应对民间艺人给予一定的物质保障,解决他们基本生活问题,让他们有更多精力用于文化创作上,同时为他们提供更多演出机会,鼓励、帮助民间艺人组织开展文化活动,引导他们互相学习,加强交流,促进乡村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为他们提供一定的学习深造机会,为民间艺人搭建发展平台。
(四)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价体系,保障农民的文化权益
农村公共文化绩效评估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政府提供文化服务,改进服务质量的重要依据,也是农民表达社情民意,反映心声的重要途径,它直接影响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因此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评价中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公开、民主、透明的原则。首先,要建立相对独立的评价监督机构,这些机构既不隶属于政府,也不能与被评价单位有经济关系,它应该是一个经济独立的评价监督机构,正式成员应是一些专家学者,并且要制定专业化的评价指标。除此以外,还应注重农民的评价,开拓农民参与渠道,重视农民的话语权,以农民满意不满意,农民喜欢不喜欢为评价标准。其次在评价内容上除了文化设施的使用率、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人才保障、文化活动开展情况等硬指标外,还应增加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效益的评价和群众的参与度、公平度、公民满意度的评价。在评价形式,积极开拓评估渠道,通过问卷调查、网上评价、个人调查等形式,保证评估的真实性、客观性。最后,还应建立健全评价结果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评价监督报告,让农民了解公共服务的情况,并对评价机构进行评判,确保评价的公开透明。
参考文献:
发达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载体,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加强,传统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广大农民对科技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磐石市三大主导产业中,农业产业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农村科技体系发展创新的要求更加迫切。
一、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多年来,磐石市一直秉承着传统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主要由政府的各基层涉农站所组成,在历史上对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农村综合改革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管理体制不顺,科技服务事业滑坡。由于乡镇机构的多次改革,多数原农业科技服务单位“三权”由乡镇回归到主管局,造成乡镇政府对乡镇农业科技服务机构指挥失灵。同时,上级主管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创收上,造成农业新技术、新成果、新品种推广等科技服务工作缺人干,科技服务在乡镇出现断层,导致科技服务事业滑坡。
(二)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服务功能下降。目前全市农业科技服务机构普遍存在着经费短缺问题,有的乡镇没有专项的科技服务经费。经费投入不足导致农村科技服务部门的科研和培训条件落后,工作正常开展没有物质保障,农业科技到位率下降,难以为农户提供有效的服务。
(三)科技服务方式陈旧,服务效益不高。一些农业科技服务单位工作方法单调,手段陈旧,环节单一。仅限产前、产中技术指导服务,产后流通、贮藏、加工服务缺少;只靠行政推动,信息引导、示范带动缺少;主动服务、现场指导缺少。导致农业科技服务机构不能真正发挥引导农民调(调整产业结构)、指导农民干、帮助农民销的作用。
(四)农技人员知识老化,技术创新能力不强。长期以来,由于基层农村科技服务部门条件艰苦,经费缺乏,绝大多数从业人员没有机会参加必要的学习、培训、进修、考察,造成知识老化、技术过时、观念陈旧,创新能力较差。在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农村科技服务队伍现有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很难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广大农民对“专、精、特、新”的技术需求不能满足。
二、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创新的对策分析
(一)政府引导与市场需求相结合,促进农村科技服务主体的多元化
1.强化政府科技服务的主导作用。主要是加强和完善市、乡镇科技服务中心等推广机构的建设,努力构筑农村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近年来,磐石市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农资服务实体,组建了40余家乡镇科技推广服务站、962个村级服务组,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市、深入到户的市、乡镇、村组三级科技服务网络。服务站和服务组的组建,不仅进一步畅通了农村科技信息渠道,满足了农民对科技服务的新需求,而且还净化了乡村农资市场环境,为广大农民培养了一批科技服务队伍。但在政府主导科技服务方面,还应该注重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环节:
一是作为全市公益性科技服务的龙头,市科技服务中心要构建“媒体宣传、热线咨询、网络传播、实地指导、教育培训、示范开发”六位一体的农村科技服务模式。如与电台、电视台等传统新闻媒体联办科技专栏,构建行之有效的科普平台。
二是要设立开通科技服务热线,构建了实时、高效的农业生产领域智能化科技信息服务平台。
三是要发挥互联网在科普方面的优势。创办科技服务专业网站,构建现代网络传播平台。
四是组织农业科技专家成立顾问团,组织科普志愿者成立科技支家下乡服务队,构建了立体互动的专家服务平台,发挥培训基地作用,借助田间指导、媒体讲座等形式,构建较为完备的科技培训平台。同时,发挥示范基点和中介组织优势,推广、转化先进农业技术成果,构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示范开发平台。
五是结合磐石市的实际,围绕畜牧、食用菌、中药材和果品四个主导产业,重新调整科普协会成员,重点针对基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聘请省市专家、磐石市涉农部门的科技工作者、农村致富能人成立磐石市科普工作队,开展科技培训、科技咨询、实地指导,深入乡村一线帮助农民群众解决生产和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和技术难题,推行农技人员包村联户责任制,实现科技服务的“零距离对接”。
2.适应市场需求,着力培育多元化的科技服务主体。
一是积极建立健全农村科技信息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专业协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各类服务主体,并以政府角度进行扶持,使他们成为全市市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关键环节。
二是实施科技信息“村村通”工程,将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相对接,构建“政府引导、项目扶持、协会运作、多方参与”的科技信息进村入户传播模式。另一方面,还依托一些科技含量高、社会与经济影响强、对大众科技服务热忱的涉农龙头企业、专业种养大户和营销大户,建立科技信息产业联合体。通过对这些联合体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把先进实用的技术出去,辐射、传播给周边农村,带动了农民致富。
(二)发挥优势与创新模式相结合,实现农村科技服务形式的多样化
一是在做好“科技之冬”等传统科技服务及“科技信息村村通”、“户户通”等科技服务信息化的同时,继续强化“公司+园区+农户”、“龙头企业+科技示范户”等科技服务新模式,实现农村科技服务形式的多样化。
二是以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与高度市场化的现代农业之间矛盾为重要载体,探索出了“公司+基地+农户+销售”的育、繁、推一体化的科技服务新模式。
(三)传统服务方式与现代传媒相结合,实现农村科技服务手段的现代化
1.充分发挥传统新闻媒体在农村科技服务中的作用,逐步形成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的科技服务新手段。
2.利用现代传媒技术,构建快捷、实用的现代化信息服务平台,推进农村科技服务手段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
(四)体系建设与能力建设相结合,提升农村科技服务水平
1、不断完善乡镇、社区科普组织建设。
结合磐石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进一步完善乡镇、社区科普组织,充分发挥科普志愿者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在乡镇、社区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科学素质,推动乡镇及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组织乡镇、社区每名党员分别于村、社区结对,并要求结合结对村、社(下转218页)(上接217页)区的实际至少为结对村和社区做一件实事、好事。
2、继续推进“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实施。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扶持农村专业协会、科普基地、科技能人。经过多方积极努力,目前我市石咀蛋鸡协会已通过省级审核,并被省科协推荐参加全国评审。
在本文中,病患在住院医疗服务中的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是一个二分选择变量,对此,本文选择Probit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医疗卫生服务市场供给者的行为、消费者疾病特征、医疗保险介入都是影响医疗利用的重要因素[8],因此,本文将病床密度、医生密度、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信息不对称以及新农合住院给付结构等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从而考察新农合制度下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以及高科技医疗服务市场是否存在供给诱导需求现象。Xi包括了医疗服务市场竞争度(如病床密度和医生密度)、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医患信息不对称、新农合的给付结构(包括补偿比例与封顶线)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由于二元响应模型的回归系数的经济解释比较困难,因此,估计各自变量的边际变化对选择概率的边际影响的偏效应对回归系数的解释更为合理[9]。
(二)变量选择
为了更加全面地考察新农合制度对农户高科技医疗服务设备利用行为的影响,在控制起付线、报销比例、封顶线等需求层面的制度因素的同时,本文还将供给者层面的因素纳入到实证分析框架中,以此讨论我国新农合制度下农户病患高科技医疗服务的利用是来自病患的道德风险还是来自医生的道德风险,从而为新农合政策的选择提供比较科学的实证依据。因此,本文选取了医生密度与病床密度、医患信息不对称、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新农合制度给付结构、农民个人特征以及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等几个方面的变量。
1.医生密度与病床密度医生密度、病床密度测度了医疗市场的竞争程度,一般而言,随着市场竞争度的提高,造成每位医生所面对的病患减少,医生需通过诱导需求来维持其所得[10]。医生为了自身利益,可能会利用信息上的优势来给病患提供不适当的医疗服务且造成医疗市场失灵。
2.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理论假说认为,不同的偿付方式会对医疗服务供给者的行为产生不同的约束和激励作用,从而改变医生的治疗方式。一般而言,偿付方式主要分为按服务项目付费制和按病种付费制,按病种付费偿付制度相对于按服务项目付费方式而言能够形成对医务人员的内部激励机制,使得医院从诱导需求的激励转变为降低医疗成本的激励。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也已经有关于支付方式改革的试点,比如福建已经实行对新农合制度的支付方式按病种付费、总额预付等方式的试点。
3.医患信息不对称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诱导需求的程度。医生对于患者的诱导需求受到患者所掌握的病情以及相关的医疗知识的影响,两者呈现反向变动关系,即患者掌握的信息越多,医生的诱导需求量就越小;患者掌握的信息越少,医生就越能够实施诱导需求。本文参考Kenkel[11]的做法,选取了中国农村常见疾病高血压、尿毒症、心脏病等主要症状及其常规治疗作为农民医疗信息的掌握程度的了解,共计8大项29小项。如果农民答对则给+1分,若答错则0分,然后加权平均法得出综合得分。分值越大说明农民掌握的信息越多,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小,其高科技医疗利用量也越少。
4.新农合给付结构医疗保险补偿水平越高,供给方更有动机和空间去诱导病患使用更多的高科技医疗服务。假说认为,补偿水平越高,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的概率就会越高。给付结构包括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封顶线三个变量,其中起付线、报销比例均分为乡级、县级以及县外三个等级。但由于起付线与报销比例之间存在着共线性①,故只选择报销比例与封顶线。显然,报销比例越高,农民通过新农合报销得到的金额就越多,越能减轻农民的自付医疗费用,从而,农民对医疗价格的变动反应比较不敏感。因此,病患越容易受到医生的诱导,从而增加高科技医疗利用。同理,住院封顶线越高,则对于高额住院医疗费报销的比例也就更多,即农民获益越多,其越能接受更多的高科技医疗设备检查服务。
5.交通距离是指患者家到就诊医院的距离,衡量了病患的就医时间成本,反映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6.农民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年收入、农民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疾病严重程度和文化程度等。其中,疾病严重程度由通过询问病人在日常生活、工作以及身体三方面的疼痛程度所表示,分为“无”“轻度”“中度”“重度”“极度”五个等级,分别赋值0、1、2、3、4,然后加总(取值范围为0~12)。也就是,分值越大,疾病越严重。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2012年7~8月对福建省13个样本县、25个乡镇(街道)、50个行政村(居委会)进行的实地调查,重点收集2011年患病农户的数据。本次调查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抽取样本农户。共发放问卷400份,剔除“2011年未患病”的农户样本69份后,回收有效患病农户问卷331份,其中,有110个患病农户仅发生了门诊治疗,其余221个则发生了住院医疗消费。由于目前新农合制度仍以“保大病”为主,故本文只分析农户病患住院期间高科技医疗服务的利用行为与影响因素。农户调查问卷包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户就医行为以及常见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肾结石)医疗知识三部分内容,其中对农户家庭基本情况的调查包括:家庭人口结构、交通和医疗机构可及性、收入和支出情况。在对农户就医行为的考察中,询问了农户2011年的实际患病及就诊状况、疾病严重程度、就医过程中是否发生CT、X光或MRI等高科技检查等情况。同时,还询问了农户对高血压、心脏病及肾结石等常见疾病相关医疗知识的了解程度。主要变量描述如表1所示②。
二、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汇报了高科技医疗检查服务利用选择决策方程的回归结果。实证结果表明,伪拟合优度R2为0.1291,似然比统计量为100.7301,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该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最后一列反应了各变量对高科技医疗利用决策的边际效应大小。回归结果表明,“是否已婚”这一变量对患病农户高科技医疗利用选择行为的影响具有正向作用,且在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平均而言,已婚人群比未婚人群发生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的概率高11.56%。除此以外,年龄较大者、疾病严重者更容易发生高科技医疗利用,这说明,人们对健康风险具有很强的规避意愿。家庭年收入对生病农户选择高科技医疗利用消费的影响为正,这说明家庭收入状况较好的人在生病后更有可能选择高科技医疗服务治疗。回归结果表明,新农合住院补偿比例与封顶线对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决策的影响为正,其中,住院封顶线对高科技医疗利用在1%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这体现,报销水平越高,农户在就医时更倾向于利用高科技医疗设备检查。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来自病患和医生双方的道德风险:一方面,当新农合住院补偿水平越高时,农户获得的预期收益越高,缓解了农户健康需求的预算约束,从而使其对医疗服务价格变动的敏感性降低,因此提高了使用高科技医疗服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病患本身医疗知识的缺乏,农户在就医时更多地信任医生为他们做出治疗选择,但在医患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医生有能力诱导病人的医疗需求,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高科技医疗设备检查,从而导致参合农户利用高科技医疗服务的倾向性提高。边际效应结果表明,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平均而言,住院封顶线每提高1万元,生病农户的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概率将增加13.9%。本文最关心的是供给者诱导需求因素对参合农户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选择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病床密度、医生密度以及新农合支付方式是否变革等变量对高科技医疗检查决策(如CT、MRI或X光等)利用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影响。首先,作为市场竞争度的变量,病床密度和医生密度对生病农户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的决策分别在10%与5%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正的显著性作用。这表明,医疗卫生服务市场上病床密度和医生密度越高,市场竞争越激烈,生病农户会增加对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的可能性。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在患者自由选择医院和医生的环境下,当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时,医院为了提升医疗质量、吸引医生和病人,从而倾向于多提供可以提高医院品牌的各项设备,而且高科技医疗设备的使用与医疗质量的提升具有密切的关系[12],因此,在医疗卫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医院之间的竞争常以非价格方式为主,其中最突出的形式就是医武竞争(medicalarmsrace),最终导致高科技医疗服务量的扩张。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全国医疗卫生领域“放权让利”的改革造成农村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的薄弱,加上医患双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医疗服务供给方为了减少医患纠纷,会进行“防御性治疗”,从而增加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更为重要的是,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的竞争程度增加,致使单一医院或医生面临的病人数量减少,而医生具有医疗服务供给者和病人的人的双重角色,有能力因自身利益而诱导病人增加医疗需求,最终获得或维持其理想收入。而且,我国公立医院的偿付机制和医生的收入分配机制长期扭曲,让公立医院在医疗市场上自我盈利,鼓励医生从药品回扣、医疗检查等方面获取收益,于是,医生有动力诱发病人增加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量。其次,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这一变量对高科技利用的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了相较于按项目付费的支付方式,按病种付费或总额预算制降低了医生提供高科技医疗利用的可能性,可能的原因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通过按病种付费或总额预算制将合作医疗基金的部分风险转移给医疗服务供给者,从而建立起一种风险共担机制,在这一机制下,医疗服务供给方会主动减少过度医疗服务成本以降低成本,从而建立起医疗机构的自我约束机制,最终达到控制费用的目的[13]。这体现了实施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的必要性。此外,医疗信息得分变量对病患就医时高科技医疗利用决策的影响为负,这说明病患掌握的医疗健康知识越多,其就医时利用高科技医疗服务的概率会降低,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产生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在医疗领域中,医疗服务具有信息不对称、垄断等特殊性,而医生具有医疗服务供给者和病人人的双重角色,可以凭借其在医疗专业信息上的相对优势,影响病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即使患者能获取各种健康信息,但是由于治疗效果的不确定,其仍然无法拥有完全的信息,也很难自行评估医疗质量的好坏。也就是说,在医疗服务利用决策上,患者的选择权其实是幻觉的甚至是没有选择权的,从这一角度而言,患者对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决策的影响作用是有限的,边际效应结果也显示,农户医疗信息得分每增加1分,其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率仅降低0.01%。交通距离反映的是农户就医的时间成本和获得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回归结果表明,交通距离对生病农户的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决策在10%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原因可能是农村交通与交通工具的改善使农户外出就医的便利性增加,从而提高了农户的医疗服务利用概率。
1.1.1市场化、商业化特征显著提升
与传统的基层农技服务不同,社会化的技术服务市场化、商业化特性更为突出。传统农技服务带有明显的计划指令特征,对市场需求反应滞后,缺乏推广工作的内驱力。而当前社会化的一主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更多动力直接源于市场需求,同时技术支出遵循商业化规律,实现附加增值式的有偿服务。以种子门店和大米加工企业为例。种子门店为了实现效益最大化,争相寻求和排它性适合本地区种植推广的新优水稻品种,并组织力量,大力宣传、示范规范化技术,技术推广市场化特征非常明显,力求品种和技术迎合农户需求,最终通过提高销量实现门店效益最大化。大米加工企业则积极开展订单农业,推行“一站式”服务,提供生产农资、资金保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提供农产品回收保障,解决困扰农户无序生产中出现的资金、技术与市场销售问题。类似种子门店与大米加工企业的基层农技推广实体越来越多,这种服务体系市场化、商业化特征是传统体制所不具备的。
1.1.2技术渗透力和转化力明显提增
以商业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社会化的新型基层农技服务体系,是基于生存与发展动力下的有偿推广体系,因此在服务深度和转化力度上更具说明力。对于商业推广实体而言,检验技术渗透力和转化力的直接证明就是实体所获得的效益回报。纵观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从三系杂交水稻到两系杂交水稻,从常规油菜到双低优质杂交油菜,从烦琐的两段育秧到轻简化水直播、旱直播,从全程人力耕种到机械化管理,短短的20多年时间,新型农业技术在我国农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业技术的渗透力与转化率显著提增。而推进这一系列技术的主体不再是农技站,更多系企业、合作社、农资销售商作为。
1.1.3技术来源渠道广,专化性强
社会化的基层技术推广体系细分程度高,技术来源丰富、先进、专化。比如水稻种植,种子、农药、肥料、装备均源自不同的专业服务提供者,每一个服务提供者必需具备足够的服务能力与水平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中标,这种聚合了竞争优势者产品、技术或服务的生产,理论上更符合农户需要,更迎合市场需求。由于服务提供者仅限于在某一细分领域的钻研,因此,技术的专化度高,针对性强,能真正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相关数据表明,上世纪90年代后,传统的乡镇农技站专业技术人员每站平均才1~2人,可断定是无法提供全方位技术服务的,即使能够全而广,至少技术的深度不可能得到保障。
1.1.4时代性强
基于改进的社会化基层农技服务结构,是现代农业发展需求与生产力协调的产物,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当前,人们对物质生活水平的要求,已不仅限于温饱,对生活品质的提升需求拉动农业技术迈上新台阶。高品质优质油菜、优质大米刺激了水稻、油菜的育种变革,全国各地每年审定高品质、高产量的水稻和油菜新品种达几百个之多,而与品种和技术推广配套的服务同样欣欣向荣。由于农村劳动力结构、土地资源、投资主体、生产成本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变化,着眼于集约化、轻简化、机械化、专业化、生态化的生产技术成为时代农业发展的迫切需求。而实事上,比如种业、米业、油业、药业、肥料等多个行业正在全国掀起一股以服务农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庄、种植大户为营销方向的热潮,正体现了现行综合农技服务体系鲜明的时代性。
1.2不足
1.2.1商业化特性导致体系功利化偏重
由商业企业提供的技术服务商业化特征更为明显。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经营目标,企业提供的技术服务是为经营服务的,而企业拥有的品种或技术一般来说具有指向性,个性突出。企业在宣传品种、技术时,由于产品特性、文化理念、营销思想上的区别,导致向市场提供的服务具有片面性、趋利性。这类面对基层的服务有一部分甚至有意回避产品或技术的不足,过分夸大产品或技术的功能。而处于企业下游的基层农技服务实体、部门或个人的效益也与产品销售直接挂钩,所以基层技术服务传达者也会沿袭厂家的宣传。而作为应用者的农户在专业、信息的掌握上与厂家和经销链是不对称的,相对处于弱势,不排除利益受到相应的挤压。社会化的基层技术服务体系的这种商业化特性应通过企业自律和行业监督予以解决。
1.2.2以政府为主体的基层技术服务体系结构失衡,投入严重不足
尽管每年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农业,但是资金的支持结构是否合理有待斟酌。除政策性补贴外的大部分资金投入到农业事业、企业、科研机构硬性环境建设,用于支持、激励基层农技团队或个人开展技术探究或实践的政策性资金投入却严重不足,很多领域甚至缺失。这种结构性失衡,导致基层农技服务人员的积极性受措,不愿尽力投身其中,影响了服务的创新、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服务在传统观念上很难与销售业绩并论,企业也只愿意保留配合产品销售必要的技术服务,且很少将技术服务提升到应有的认识高度,同样忽视了对技术服务实施人员的激励机制。
1.2.3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基层农技服务体系缺乏必需的政策性引导
包括企业、种子农资经营者、养殖业服务、农机具服务单位或个人,也包括部分农业经济人,这些非政府组织基层农技服务群体,从整个农业发展的角度上来看,所提供的服务缺乏长远性、有序性、可持续性,是一种基于自身体系发展需要而自发组织的服务。政府在立足于地区农业产业长远发展的目标保障机制尚未确立,缺乏对地区需求技术体系的策划、引导和组装。比如,轻简化农业是未来农业集约化的依托技术体系,尤其是平原地区,但是许多地区基于轻简化应用技术的研究与推广仍未摆上政策支撑的台面,仍只是作为一种产品促销工具游离在企业推广活动之中。这一方面是由于技术创新作为一种软指标很难成为政绩体现而为地方政府所忽视,另一方面是由于基层农技公共服务体系中缺乏相关的专业领头人,或者即使有专业领头人但并不具决策权力和组织魅力所致。
2我国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发展趋势
2.1社会化的基层综合农技服务体系格局即将形成
纵观农业发达国家的农技推广体系,综合表现为社会化服务程度高、主体多元化特征。日本采用“官民结合”的二元协同农业科技服务推广体系,由政府行政农业服务与地区行业农业服务相结合,也称政府主导的普及指导体系与农协主导的营农指导体系,二者在身份属性、资质、服务内容、经费来源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区别,这种二元协同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对日本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美国自1940年步入以工业化生产为特征的农业高度发达阶段,形成成熟的依托政府、合作社、私人公司三个层次的社会化农技服务网络体系,即公共农业服务系统、合作社农业服务系统和私人农业服务系统,三者之间相互协调、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现阶段我国农业技术服务体系虽然与发达国家之间有相当差距,但从农业发展需求和市场条件来看,农业产业对体系化、社会化、市场化、多元化的综合技术服务体系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2.2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体系中的职能将更为科学而且明晰
从农业发达国家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成功经验来看,无论是何种结构的服务网络体系,莫外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两大主体。两大主体在服务的义务内涵、内容范围、经费来源上有别,应分工协作、相互补充,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作为政府主体,应着重于行业服务宗旨、服务方向的指导,引导、整合、宣传符合时代农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实施。非政府主体应着眼于技术创新,并主动开展技术示范、技术转化和实现工作,在打造产品科技附加值的同时推动农业技术革命。成熟的多元化服务体系最终分工明晰,各司其职,各展其能。
广水市辖17 个乡镇、401 个行政村,共93 万人,农业人口为80.27 万人,其中常住人口76.3 万人,全市现有医疗卫生单位23 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3 家,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乡镇卫生院1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 家;村卫生室389个;从事村级公共卫生服务的乡村医生803 人。
1.1 组织管理逐步加强各级都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了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广泛宣传,组建了4 支全科公共卫生医师健康管理指导团队和65 支全科公共卫生医师健康管理责任团队,开展季度督导和年度绩效考核,每年都通过请进来和送出去等形式开展基本公共卫生培训,组织管理逐步加强。
1.2 资金管理逐步规范5 年来,广水市对乡镇能够按照当年预拨、次年结算的办法,及时拨付和结算补助资金。2014 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由2009 年的15 元提高至35 元;17 个乡镇项目单位基本能够做到专项资金专项管理;部分乡镇对村卫生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经费能达到40%的要求。
1.3 项目工作逐步推进2015 年广水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已由2009 年的9 类36 项增加到11 类43 项。新增的服务内容为卫生监督协管和中医药技术。完成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任务:2015 年截至9 月底,全市居民健康档案累计建档688 500 人,建档率90.41 %;发放健康教育折页188 237 张,举办健康知识讲座41 734 人次,开展公众健康咨询活动114次;预防接种14 226 人次,接种率99.66 %;传染病报告3 516 例,发病率378/10 万;管理0~6 岁儿童55631 人、孕产妇6 584 人;管理高血压患者41 980 人、糖尿病患者7 572 人、65 岁以上老年人50 349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4 722 人;卫生监督协管项目全面开展,中医药技术服务已逐步启动。
2 问题
2.1 项目资金拨付不规范,不及时市级对乡镇级、乡镇级对村卫生室的项目拨款相对滞后,不能及时发挥项目资金使用效益;部分乡镇对村卫生室的拨款打了折扣,达不到40%标准,有的乡镇甚至不到20%,影响了乡村医生的工作积极性;院村两级项目拨款未能严格体现量化绩效考核原则,不能发挥项目资金的激励作用。
2.2 项目管理思路不清
2.2.1 管理架构不清多头管理、多科负责,卫计局行管机构与妇保院、疾控中心等专业技术指导机构缺乏互动机制,科室之间配合协调不够,以致合力不足,多头管理成了无人管理或选择性管理,多科负责成了无人负责,即便负责也缺乏权威。
2.2.2 管理路径不清上层缺乏顶层设计,广水市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应有广水市的特色、重点和模式。但调研发现,四年来没有拿出一套自始而终的工作路径和统一模式,采取的仍然是上传下达式部署工作,甚至政出多门,各说各话,以致基层无所适从;基层缺乏研究创新,主要是部分基层领导,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重视不够,做什么?如何做?心中无数,更谈不上探索创新。
2.2.3 管理目标不清部分分管领导和专业人员不能认真研究《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和各级文件要求,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要达到的具体指标和质量要求不熟悉、不清楚,以致工作中脱离实际,盲目追求数量。
2.3 项目服务模式理念落后
医改后,乡镇卫生院的主要职能应是以公共卫生服务为主,综合提供预防、保健和基本医疗等职能。但现实中多数基层医疗机构重医轻防观念严重,认为临床医疗能给医院带来较好效益,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效益较差,以致医卫分离,工作中人为割裂临床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错误地认为临床医生是看病,公共卫生人员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全科公共卫生医师责任团队名存实亡。一些乡镇卫生院仍然采取大包大揽、突击体检/ 随访、盲目追求服务数量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模式,难以保证服务质量。
2.4 院村两级职责不明
部分乡镇没有按照60%/40%比例要求,明确制定、划分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 社区卫生服务站两级职责任务,或者划分后没有可操作性,部分单位仍然采取大包大揽形式搞突击,重点人群体检、随访等工作存在村卫生室完全不参与或全部交由村卫生室负责两种极端现象,没有发挥村卫生室和乡村医生的有效作用。
2.5 院村服务能力不足
一部分乡镇公卫科骨干流失严重,导致人员断层、工作脱节;公卫人员素质总体偏低,无学历或专业不对口人员占比过大;临床医务人员履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职能的内容、规范、流程不清,无法有效参与公共卫生服务;乡村医生普遍老化,年轻的乡村医生不能及时补充;人员培训力度不够,主要是院/ 村两级卫生技术人员培训效率低下,多数流于形式,以致卫生技术人员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整体不高,服务能力整体不强。
2.6 绩效考核流于形式
绩效考核机制不完善,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未能真正实现量化考核;对相关工作人员也未能真正落实绩效考核;考核结果利用不严格,对下拨款和工资发放不能体现多劳多得、绩效挂钩原则。
2.7 网络信息化建设严重滞后
现有信息系统共享不足,不能与新农合、职工医保、医院诊疗等部门或系统实现资源共享;可操作性不强,内置档案、表格等模板不规范、不实用,统计、分析、搜索、更新能力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基层院/ 村做了很多重复和无用工作,不仅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等信息也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死档问题突出。
3 对策
3.1 加强项目管理顶层设计
3.1.1 明确组织领导
通过优化管理架构,来理顺多头管理、多科管理的混乱局面市卫计局和专业机构应成立独立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办公室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指导办公室,基层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相应成立独立项目办公室,而不是挂靠在某某科室。在此基础上,加强协调沟通,实行工作例会制度,协商解决问题,形成决议、简报,从而达到形成合力、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的目的。
3.1.2 明确管理思路和工作职责
管理思路是纲,各级工作职责是目,只有纲举才会目张。特别要说明的是,按照卫生部[2010]159 号文件落实院、村两级基本公共卫生职责很重要,这个文件有效解决公共卫生科人员不足问题。根据院、村两级功能定位,进一步责任分工,分解职责任务,大胆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部分适宜任务交由村卫生室落实,从而突出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人员的组织管理和督导培训职能,充分发挥村卫生室和乡村医生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中的主人翁作用,化解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科任务重、人员少的矛盾,真正建立起项目管理、团队负责、分片包保、院/ 村落实的运行管理机制。
3.1.3 明确院/村两级量化预算
对院/ 村两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11 大类43 小项的工作量化测算,使各级对自己的工作量和预算清楚、透明,做什么、不做什么的后果一目了然,有利于提高院村两级工作的主动积极性。
3.2 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管理服务平台建设
调研发现,蔡河、长岭、马坪等乡镇设立慢性病咨询门诊,让服务对象由被动接受突击逐步转型为日常适时上门主动咨询,效果明显。上半年,省卫计委、市卫计局先后发文,要求实施健康管理创新工程,要求疾控中心设置健康管理中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健康管理门诊,组建健康管理团队,逐步将健康管理服务的技术手段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紧密结合。应以此为契机,更新观念,积极研究探索新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模式,通过搭建健康管理中心和健康管理门诊这一新的服务平台,为老百姓提供更高水平的健康管理服务,彻底改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只是建建档案、填填表格、测测血压、量量身高、电话随访、应付应付、糊弄糊弄的思想观念,也逐渐改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老百姓心中的务虚形象,提高社会满意度。
3.3 推行项目管理信息化
按照卫生部卫生信息化建设十二五规划的总体要求和湖北省卫生信息化建设的统一规划,在广水市搭建项目管理信息化平台,全面实现项目管理信息化和办公无纸化,提高工作效率。这一网络平台,应覆盖市、乡、村三级卫生机构,并预留接口,真正实现上下左右纵横连接,高效、快速、通畅,即居民健康信息一次采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都能资源共享。通过大数据、云管理、动态更新的信息管理模式,彻底解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健康档案利用率低、死档和人、财、物浪费问题。
3.4 研究探索新的服务模式
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仍有约15万个行政村没有文化设施,占总数的26%;仍有2014个街道和3849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筑面积小于300平方米,分别占总数的30%和11%。另外,由于缺少统筹协调,基层公共文化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等问题普遍存在,难以发挥整体效益。松阳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东连丽水市,南和西南邻云和县、龙泉市,西和西北接遂昌县。辖5镇、15个乡,6个居委会、6个社区居委会、401个村委会。有74926户,231229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65人,系革命老区县。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松阳县城也出现了农民到县城打工的现象,农民工已经不再是大城市的专利了。
一、松阳农民工文化生活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发现松阳农民工文化生活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
一是农民工文化生活单调化。到目前为止,社会上符合农民工需求的文化产品和精神产品为数不多,除少数企业和社区能够提供一些图书、报纸和娱乐场所外,多数用工企业都没有提供任何文化设施,社区文化设施的使用也对农民工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另外,由于农民工文化知识水平普遍偏低,各相关部门对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视不够等原因,被调查的农民工平均月文化娱乐支出约为89.2元,约占月收入的8%。农民工基本上重复着工作、吃饭、睡觉这种简单的生活状态,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工作之余能参加体育或文化娱乐活动的为数甚少,看电视、睡觉、聊天或闲逛已成为他们最主要的休闲方式。
二是农民工文化生活封闭化。农民工文化生活封闭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工作时间长,缺乏个人自由支配时间,使社会生活空间对农民工几乎呈封闭状态。据我们所作的抽样调查,农民工平均日工作时间10.1个小时,最长的一天工作14小时,平均每月工作时间超过28.8天,最少的每月也要工作26天。农民工工作时间长,而且加班加点现象非常普遍,同时大部分农民工从事着艰苦、危险的工种,如冲压、电焊、建筑等,因此他们有空闲时间首先考虑的就是补足睡眠,个人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时间很少或几乎没有。
二、农民工文化建设迫切需要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包容
松阳农民工文化生活上存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在县级城市中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这些问题在松阳这种县级城市中更难得到解决。由于县级城市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这一问题在短期内是很难有较大改观的,因此要从问题的另一面着手,也就是从如何降低农民工跨入城市文化生活的门槛和减少他们文化娱乐消费的支出来考虑。因此,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作为农民工文化建设的主要平台就呼之欲出了,因为县级城市的企业和城市公共文化体系都还一时无法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求。
同时,由于县级的农民工居住地往往是开发区所在,一般在县城的边缘或城郊,离县城有较远的路程,而文化馆、图书馆等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却都是在县城中心地带,加上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文化设施对农民工的公示服务内容的缺位,导致大部分农民工对这些公共文化设施望而却步。另外,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组织的广场活动也是在县城中心,受益的农民工人数比较固定,由于自身经费紧缺,专门针对农民工举办的文化演出活动次数不是很多,相对农民工的文化需求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三、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包容农民工文化建设的对策
r民工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工彻底融入县城,成为县城的一员,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是县城接纳农民工的主站点,要成为农民工文化建设的主要平台。因此,鉴于农民工与企业文化生活的脱离化特点,以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为主要平台来建设农民工文化是切实可行的一个途径,在松阳县城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包容农民工文化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