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税收入管理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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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非税收入已成为政府财政性资金的重要来源，从表1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性资金的相对规模虽然稳中有降，占到财政性资金的约近四分之一，但绝对规模却逐年扩大，在调节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它为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供给资金运作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它所体现出的公平思想也是公共财政体制的应有之义。但是，非税收入的自身特点又决定了相对于税收收入而言，非税收入运作中主观因素较强，操作规范程度较弱，所以迫切需要强化对非税收入的征收、预算、使用等各个环节的管理。

我国非税收入管理中的问题

（一）收支管理不到位

现行收费体制是收费主体支配收费资金，即“收支挂钩”。目前，收费资金收支挂钩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差额返还，收费单位将收费资金实行专户储存之后，财政部门统筹5%-20%的比例，分批返还给收费主体，收得越多，返还的越多。二是全额返还，财政部门根据收费单位编制用款计划将专户储存的全部收费资金分批拨付给收费主体。这种收支挂钩的收费体制与单位利益联系紧密，为保住和扩大既得利益，各部门竞相行使分配职能，收费规模日益膨胀。

（二）预算管理不规范

虽然政府财政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建立了综合财政预算制度，但预算内外“两张皮”现象依然存在，大量非税资金并未实际纳入预算管理，甚至国家已明确规定应纳入预算管理的一部分非税收入，仍游离于财政预算管理之外，使得非税收入在使用过程中“漏出”严重，使用效率低下，财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此外，目前我国部门预算的编制仍没有摆脱“基数加增长”的做法。人为因素较多，没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三）资金管理不完善

现行我国非税收入资金的管理是“谁收取，谁所有，谁使用”的政策，加上有些单位财务制度不健全，内部控制机制落后，各资金所有单位支配使用非税收资金基本上不受限制和约束，造成极大的使用低效率甚至是违法违规滥用。同时，由于会计制度的一些漏洞，使得资金运行使用的信息反馈缺乏透明度，主要表现有少记非税收入，少记历年结余，记账科目太粗，私设小金库等。

（四）监督机制不健全

非税收入支出虽有的纳入预算管理，但与财政内拨款相比，这部分资金的预算编制比较粗化，大部分非税收入回拨资金支出安排存在较大随意性，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对管理中出现的违规行为也缺乏强有力的约束。

完善非税收入管理的相关对策

确立政府非税收入新理念。完整的政府预算，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共同构成。要逐步淡化预算外资金概念，确立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新观念，给非税收入以“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归政府，管理权在财政”的定位；把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与加强税收管理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消除非税收入的认识误区，树立全局意识，把非税收入管理置于财政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全局之中，推动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

完善票据管理。在征收管理方面，为了强化非税收入管理，以票据为“龙头”，实现以“票”管“收”是票据管理改进的目标。推行非税收入新型财政票据体系具体改进措施：首先，由财政部门设立票据管理机构专司票据，规范和统一政府非税收入票据。其次，强化票据管理机构的管理功能，不但要加强票据发放的管理，而且要延伸管理范围，加强其使用管理，建立票据领购、稽查、核销制度。从源头上规范非税收入执收行为。再次，建立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票据信息系统，实现对票据的印制、发放、填开、缴交、核销的全程监管，实现非税收入“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管理模式，从而达到“以票管收”的目标。

建立综合财政预算管理模式。在预算资金管理方面，实行财政综合预算，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实行非税收入使用上的分类管理，改进行政、事业的预算管理方法。积极探索非税收入按项目安排资金的新型预算管理方式，实现非税收入分配权集中于政府财政的管理目标，保持预算的完整性，并按照资金性质实行分类管理。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在使用管理方面，非税收入使用须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所有政府非税收入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后，对政府非税收入用于人员工资、基本建设、购买性支出及其他专项支出，实行由财政直接支付。资金使用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商或用款单位。用款单位按照批复的部门预算和资金使用计划，向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提出支付申请，财政国库支付机构根据批复的部门预算和资金使用计划及相关的要求对支付申请审核无误后，向银行发出支付令，并通知央行国库部门通过银行进入全国银行清算系统实时清算，财政资金从国库单一账户划拨到收款人的银行账户。减少资金拨付的中间环节，防止挪用资金，提高政府非税收入使用的透明度和效率。

加大对非税收入的审计监督力度。审计监督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对问题的披露和查处，还在于对效率导向的指引，推进依法、高效理财，促进公共财政的建立和完善。实行非税收入征、管、审相分离。审计、财政和监察部门应对非税收入的项目、收费内容、收费票据及收支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有违反政府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的，应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给予行政处分。形成一个以政府财政为主体，物价、审计、监察等部门和执收单位相互配合的监督模式，建立部门协调配合、多环节相互衔接、全过程跟踪监督的监督机制，确保非税收入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严格征管，规范运作。

一揽子配套措施跟进。非税收入无序膨胀、管理失控与混乱，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转轨时期各方面的改革制度规范不协调。因此需从根本上治理好非税收入，并使其进入规范的公共财政运行轨道。为此，本文提出如下一揽子配套改革政策建议：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授予地方政府充分的收入自，譬如发债权，建立起完善的地方税体系，建立科学、规范、公平、公开的转移支付制度；转变政府职能，消除机构冗余和人员膨胀；确立非税收入的法律地位与框架：规范和完善非税收入征收与使用及其财务会计的法规制度，加大法律法规的立法进程，特别要加快《非税收入管理法》的制定。

参考文献：

篇（2）

非税收入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属于财政资金范畴。广义地说,非税收入是指政府通过合法程序获得的除税收以外的一切收入,具体来看,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缴款、财产经营收入、出售商品及服务收入、罚款和罚没收入、赠与收入、特许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及其它收入等。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概念和口径。在国家正式文件里,最早出现“非税收入”一词是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即财库[2001]24号文件中。其后,《关于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出要“确实加强各种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2009年5月的《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审计署关于加强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通知》的(财综[2003]29号)文件中,第一次对 “非税收入”概念提出了一个较明确的界定:“中央部门和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或取得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款和罚没收入、彩票公益金和发行费、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属于政府非税收入。” 这种从“预算外资金”到“非税收入”的转变,标志着我国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规范政府收入机制上认识的深化。

非税收入与预算外资金相比,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非税收入是按照收入形式对政府收入进行的分类;预算外资金则是对政府收入按照资金管理方式进行的分类。现在提非税收入概念,表明随着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部门预算和综合预算的实施)和政府收入机制的规范,可以逐渐淡化预算外资金概念。目前非税收入的主体还是预算外资金,但有相当一部分非税收入已经被纳入预算内管理,今后的改革目标是要随着部门预算和综合预算的深入推进,将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二、我国非税收入的现状、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非税收入数额大、征收主体多元化、管理欠规范

建国初期,我国预算外资金主要是为数较少的税收附加和零星的收费收入。1953年,预算外资金只有 8.91亿元 ,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 4.2 %.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全国预算外资金为347亿元,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 30.[，！]6 %;在体制转轨和财政分权改革的过程中,我国预算外资金迅速膨胀,非税收入在整个政府收入体系中的地位由“拾遗补缺”,演变为占据“半壁河山”,成为与预算内收入、税收收入并驾齐驱的财力资源。1992年预算外资金为 3855亿元 ,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的 97.7% .1993年调整口径后,预算外资金收缩到相当于预算内1/3左右,但增长仍迅速, 1996年预算外资金决算数为 3893亿元 ,仍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一半。

根据下表反映的情况,我国非税收入由1978年的960.09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4640.15亿元,增长了4.83倍。 由于转轨过程中,还存在大量的既非预算内也非预算外的灰色财力(制度外收入),但是考虑到其法律地位的不合理性,此估算结果中并未将其纳入“非税收入”规模。

即使这样,根据上表数据,我国非税收入占财 政性资金的比重在1985年为42%,1990年达到了50%,世纪之交也在接近40%的水平。

我国非税收入超常规膨胀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地方层次。例如湖南省2009年非税收入总额达到278亿元,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1.36倍;而且从增长速度也超过地方财政收入,1998-2001年,该省非税收入分别较上年增长15.25%、9.22%、13.22%,比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幅分别高出5.33、3.01和6.89个百分点,比同期各项税收的增幅分别高出10.55、4.76和6.46个百分点。广东省2009年预算外资金收入达499.42亿元 ,比上年增长36.6%,占一般预算收入的41.56%,但考虑到非税收入的口径比预算外资金的概念要大,其非税收入所占的比重要也要超过50%.非税收入大于税收的情况,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一般要平缓一些,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地方税源相对充裕,不必像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那样,要更大程度上依赖非税的途径筹资。

地方非税收入的过度膨胀和无序混乱有其直接的体制背景。收费主体多元化、管理政出多门。现行地方收费主体主要有地方财政部门、交通部门、国土管理部门、工商部门、卫生监督部门、

公安、司法、检查、城建、环保、教育等管理部门,每个部门都有收费名目,而且一个部门收取多种费,同时管理上职权分散,乱收费的现象较为严重。尽管经过多年对收费项目的清理、减并、撤销,根据财政部综合司的有关数据,2000年全国性的收费项目仍有200多项,2009年为335项,地方每个省的收费项目平均在100多项目以上,其中仍不乏有不合理和欠规范的收费项目。此外,更严重的是,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向企业和居民的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仍然屡禁不止,秩序混乱,有的地方和部门的收费罚款甚至没有基本的标准,由具体执行人员掌握,收多收少、收与不收弹性大,随意性强。再有,尽管有关收费规定对收入的用途有明确规定,但由于监管上的疏松薄弱,许多费用存在收用不符。 (二) 原因分析

体制转轨是我国非税收入膨胀的大背景。非税收入(尤其是预算外非税收入)的产生以是以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的打破为背景,其发展则以体制转型时期各类经济主体释放其长期受到抑制的自主性与创造性的强烈需求为依托,其无序膨胀则是以转轨时期监督和约束机制薄弱为基本条件。

在转轨过程中我国政府收入来源渠道多元化、非税收入迅速增长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有非体制性压力。归纳起来,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分权式改革连带出了事权财权化意识,激活了原先受压抑的局部利益,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总是试图通过多渠道筹资来落实自己扩展了的事权。改革过程中自上而下逐步把经济管理权分散给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其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促进发展的积极性并加快实现区域经济结构的升级优化。与此同时,政府各部门也强化了自己的事权。中央政府在向地方、部门分散事权的同时,相应大大降低了自己的资金分配能力。一方面,由于预算内称之为收入上解或支出补助的转移支付存在较严重的非客观性而苦乐不均、“鞭打快牛”,因而地方政府就不再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预算内资金的转移支付上,而是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扩张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外资金,走非规范之路来落实资金以履行职能(职能合理与否姑且不论)。另一方面,由于各部门并不愿仅通过政策的制定、调整权来树立自己的威望,而是希望利用实实在在的资金分配权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因此,各部门的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外资金也快速膨胀。事权趋向于演变为财权,财权反过来又支撑事权扩大。

第二,各级政府间彼此戒备,尽可能扩大不纳入体制约束的资金。转轨时期,我国先后进行过四次较大的财政体制改革(1980、1985、1988、1994年),每次改革的目的都包括规范政府间财政资金分配原则并强化各级政府的协调。应当看到,改革效应是递增的,初始目的的实现程度逐步加深,但也必须承认,各级政府间的彼此戒备和算计从未消除。其根源在于,“一级政府、一级事权”规则的存在势必促使各级政府维护本级利益并尽可能扩张收入,而已有的制度规范远不足以保证上下双方利益边界的清晰和稳定。在确定政府间财力分配时,决策中往往是上级说了算,下级只能提建议,并没有实际决策权。这样,下级政府 干脆就把资金划到预算外乃至制度外。正是因为政府之间的资金分配尚未走入法治化和客观、公正、合理的道路,各级政府尽可能通过扩张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来不断加大自己的可支配财力。当然,这种情况在经历了1994年比较彻底、具有突破性的财税改革之后,已有所改变。

第三,“正税”的税源流失较严重,导致预算内资金增长乏力,迫使各级政府通过非规范之策筹措预算外、体制外资金。我国的名义税率始终远远高于实际税率,各种纳税主体都在通过多种办法规避税收,税收征管机构依法治税水平和努力程度也低于合理标准,因而偷漏税和越权、滥行减免税普遍存在,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这也使各部门、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收费和自主政策来筹措所需资金来缓解收支矛盾。

第四,政府系统各部门、各权利环节在本位利益驱动下,通过扩张可供他们掌握支配的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来寻求其福利最大化。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政府系统及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几度出现“创收”,其方式手段五花八门,除创办出来的经济实体要以种种方式对政府部门的权力环节上交部分收入之外(这种情况即使在名义上双方“脱钩”之后,仍普遍存在),也包括巧立名目直接收取各种“费”,以“办公(办案、办事等)需要”为名索要钱物,等等。所有这些政府系统创收而来的收入,一部分归入预算外,另外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曾归入“制度外”。在非税收入在部门、单位收支挂钩的情况下,利益驱动尤甚。收费资金收支挂钩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差额返还。收费单位将收费资金实行专户储存之后,财政部门扣除10%一30%的比例,分批返还给收费主体,收得越多,返还的越多;二是全额返还。财政部门根据收费单位编制用款计划将专户储存的收费资金分批拨付给收费主体。近年在推行“收支两条线”改革之后,还有不少暗中的“挂钩”关系。这种收支挂钩的收费体制,使收费的多少与单位的福利水平、个人收入息息相关,这是收费过多过滥、膨胀不止、企业和居民不堪重负的重要动因。

第五,在我国经济转轨变型时期市场、技术和体制诸条件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必然发生某些公共产品向“半公共产品”乃至私人产品的转变,使公共产品边界模糊漂移,进而公共服务与商业边界相应模糊漂移,不同性质的收费鱼龙混杂,于是原本就具有扩张非规范收入动机的政府部门及权力环节,更借势巧立名目增加收费,扩张这类收入。

第六,根据现行政策规定,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中央和省级两级管理,按隶属关系分别由国务院和省级物价、财政部门组织实施。其中项目管理以财政部门为主会同物价部门;征收标准以物价部门为主会同财政部门;涉及到农民利益的重点收费项目需报经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意;政府基金则由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在一些相关文件中还赋予了地方政府审批附加费、建设费的职权。这种相互交叉、多头控制的运行机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执行起来漏洞很多:一是把收费项目和标准管理分开,收费管理和政府性基金分开,人为地割裂了收费管理的内在联系;二是行政性收

篇（3）

自1994年起，人们期待已久的燃油税改革历经十四年“千呼万唤始出来”。这是当前我国税制改革中继增值税转型改革后出台的又一项重大举措，对社会许多行业及人们的生活将产生重大影响，但对委属企业经济指标的影响不明显。

一、 燃油税改革基本内容

2008年12月18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通知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原在成品油价外征收的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同时，将价内征收的汽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每升提高0.8元，即由每升0.2元提高到1元；柴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每升提高0.7元，即由每升0.1元提高到0.8元；其他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相应提高。

燃油税改革就是将现有的养路费转换成燃油税，实行“捆绑”收费。这种燃油税制实质上是通过将养路费“捆绑”到油价上，将每辆汽车要交的养路费转换成税费，在道路等公共设施日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大背景下，更多地体现了“多用多缴，少用少缴”的公平原则。它利用税收杠杆引导燃油消费者节能减排，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于国于民是利大于弊的好事情。

二、关于燃油税的税负及征收问题

1、燃油税占汽油零售价34.6%

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实施燃油税。美国对汽油征收30%的燃油税，英国税率是73%项目管理论文，日本税率是120%，德国税率是260%，法国税率是300%。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燃油税税负大体为40%左右，韩国、印度、新加坡、俄罗斯、中国香港和澳门的汽油零售价格中燃油税所占比重分别为31.5%、52.1%、26.1%、44.2%和39.3%。

我国成品油消费税改革后，税在汽油和柴油零售价格中所占比重将分别达到34.6%和30.7%，仍低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燃油税税负的平均水平。

2、燃油税通过生产环节征收

目前我国90%以上的成品油是由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两大集团生产的，燃油税通过生产环节征收，纳税人和税源相对集中，可以降低征纳成本。如果在批发和零售环节征收，核算比较复杂，同时容易造成税收大量流失。

此外，在生产环节征收成品油消费税，还可以促进中央与地方政府理顺分配机制。成品油消费税是从原属于地方收入的养路费等转化而来的，改革后先作为中央税，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将收入分配给地方，有利于进一步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加强监管，保证成品油消费税收入专款专用。

3、燃油税从量征收多用多缴

从国际来看，燃油税的征收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从量征收，二是从价征收。从量征收，由所使用燃油的量多少来决定，使用量大的，自然需要多缴，如美国、加拿大等国；而从价征收，即以现有成品油价格为基准按一定的比例征收，并根据油价变动而浮动，如德国。

这次税费改革采取从量征收主要是为了形成税收与油品价格变动没有直接关系，只与用油量多少直接关联的机制，而且成品油消费税从量征收比较简便站。

三、燃油税改革对四大行业的影响

2009年1月1日，《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将开始实施，对与此相关的汽车运输、石油化工、汽车、航空航运等四大行业影响各不相同。

1、汽车运输业：费用明显降低

燃油税改革对汽车运输业而言，将减少公路养路费、公路运

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三项费用支出，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以河北省一辆25吨的货车为例，每月每吨养路费190元，养路费月支出4750元；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每月1500元左右，三项费用合计6千余元，全年可降低费用7-8万元。

2、石油化工: 炼油毛利由亏转盈

由于国家和地方都没有含税油的总量数据，石油商通常会减少含税油量而增加非含税油量。这样项目管理论文，本来随着国际油价的下降而相应下调的国内成品油价格，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保住了原来高价位，燃油税改后，两大石油集团业绩会比大家预期的要好。同时，推进成品油价改，有利于长期理顺价格机制。2009年国内炼油毛利将从-752元/吨上升至68.7元/吨以上，实现扭亏为盈。银河证券认为，因为燃油税改革的推出将上调中国石油2009年业绩至1.05元，上调中国石化2009年业绩预测至0.65元，。

3、汽车业: 小排量受益大

2008年前5个月，国产越野车销量同比增长39.72%，进口越野车更是增势迅猛。缺乏税收等经济调控手段正是高油价背景下“耗油大车”仍大行其道的原因。而燃油税的推出，行业对于中小排量车型、柴油车型以及新能源汽车的研发与生产将有所倾斜，也将给一些具有先进动力技术的生产企业带来空前的机遇。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拥有家庭轿车的私家车主而言，在考虑税费支出时可以计算税费平衡点的行驶里程。改革后按河北省标准，每月可减少养路费支出105元，年节约1260元。由于每升汽油增税0.8元，按百公里耗油量10升测算，税费平衡点为每月行驶1312.5公里，即月行驶超过1312.5公里，燃油税大于养路费;月行驶不超过1312.5公里，燃油税小于养路费，与改革前相比费用减少。

篇（4）

《税收筹划规律》一书是蔡昌教授多年从事税收筹划研究和实践操作的结晶，该书总结了有关税收筹划实务运作的规律、技术与技巧。书中对企业如何开展税收筹划进行了规律性的探索，把归纳演绎的研究范式引入税收筹划的研究和实践操作，极大地丰富了税收筹划的理论架构，总结了税收筹划在微观层面的实务操作技术,能够有效地指导企业的财税管理活动。是国内第一本总结税收筹划运作规律的务实性书籍,可以帮助读者快速掌握税收筹划规律、28种操作技术，达到移植智慧思维，创造非凡成功的效果。

作为税收筹划领域的后起之秀，蔡昌教授对税收筹划有独特的见解。《中国税务报》称其为“用第三种眼光看税收筹划”：“税收筹划是企业管理的当然构成内容，不能离开企业的整体战略来谈筹划，筹划应服从企业的整体战略。成功的筹划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必须与企业的实际问题结合，在共性中寻求每个企业的个性方案，我们把这种认识称为用第三种眼光看筹划。”

蔡昌教授认为：“税收筹划是致用之学，其实践性很强，归纳和研究税收筹划规律是一种捷径，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日趋复杂，税收筹划运作逐步深入到企业的多个层面，筹划方案的系统性、技巧性要求越来越高。许多好的筹划方案源自于一种灵感，大气磅礴，浑然天成，看不到一丝雕琢的痕迹。”

本书并不拘泥于税制结构和税收政策的细节，而是把税收筹划放到一个更为开阔的空间里，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探讨了税收筹划的运作规律及其实践应用的范式，从更深层次上提供了一个理解税收筹划与企业战略、经营模式、产权重组、资本结构、资产定价之间彼此影响的分析框架，视角独特而新颖，带给大家一种清风扑面的感觉。

[经典案例]:

空调房屋捆绑销售

卓达房地产公司开展“购房屋，送空调”促销活动，但这种销售模式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假设房屋销售价格为30万元，空调价格为8000元。销售房屋，房地产公司要按照销售不动产缴纳5%的营业税，30万元的房屋销售收入要缴纳1.5万元营业税。赠送的空调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征收率为4%，8000元空调要缴纳320元的增值税。同时，房地产公司还要为得到空调的个人代扣代缴1600元个人所得税。因此，采用这种促销方式，房地产公司每出售一套房子就要多缴纳税金1920元。

很多商家经常采取“买一送一”或“买二百送三十”等方式销售商品，在选择促销方式时，很少考虑到不同促销方式之间税负的差别，往往是到该缴税时才发觉税负重，于是一些企业以偷逃税方式降低税负，面临严重的涉税风险。如果企业通晓各种促销方式的利弊，事先进行筹划，采取规避措施，就有可能达到既促销，又不加重税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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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环境成本核算的重要意义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轨道，但是，资源环境也日益受到破坏。强化企业环境成本核算与控制对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 是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环境为企业提供了生产的资源，同时环境质量的优劣又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离开了生态环境系统的支持，社会经济活动将无法进行。社会经济在发展中创造大量财富，同时又使生态环境系统发生结构和质量变化。可持续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和资源储备三者间寻求发展的均衡，它以“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为原则⑴。进行环境成本核算，以环境成本为尺度对生态环境系统进行补偿是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2 是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需要

合理准确地核算环境成本是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基础。确认环境成本核算范围，对其进行计量，形成成本报告，从而进行严格控制是环环相扣的过程。企业主动追求生态效益，获取绿色比较优势，是企业顺应绿色潮流，扩大出口，参与国际竞争，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环境成本核算不能单纯以降低环境成本来获取“成本比较优势”成本管理论文，亦不能仅仅为了获取“绿色比较优势”而制定过高的环境标准，应当权衡分析二者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最终实现的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3 是弥补传统成本理论缺陷、完善环境成本理论的需要

传统的成本理论只反映生产中的直接消耗，反映能够以货币计量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耗费，而环境的消耗破坏没有计入成本。这不仅导致了利润的虚增和税收的虚夸，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向企业注重短期利益、用牺牲环境和透支未来以换取经济的增长⑵。环境成本理论认为，环境资源是稀缺的，理应赋予一定价值并进行损耗补偿。将环境成本理论补充到传统成本理论中，使商品的市场价值较为准确地反映由于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资源环境的代价，有偿开发使用环境资源将会使资金的流向集中到环境成本较低的方向。

二、企业实施环境成本核算的障碍分析

我国实施环境成本核算己经具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实施环境成本核算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非常迫切，但我国的坏境成本会计实践还非常少，当前我国还存在诸多障碍，制约了环境成本会计在我国的发展与实践。

1 观念障碍

（1）地方政府官员错误的政绩观与发展观

“唯GDP论英雄”是不少地方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绿色GDP没有获得地方政府普遍支持，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绿色GDP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需要有微观的企业环境会计核算作为基础⑶。不少地方政府官员认为，经济发展不上去，饿着肚子谈环保就是一句空话，先污染后治理，已经被西方国家反复论证了许多年，要发展工业都逃不过这一劫。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2）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忽视环境生态效益

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经济组织，在收入既定的前提下，成本越低，利润就越大。而如果企业考虑环境成本的话，总成本就会提高，利润就会降低，企业的经营者当然不愿意考虑环境成本了。企业经营者为了保证经营业绩实现，企业的经营者可能也会忽视环境问题。

对实施环境会计核算也缺乏动力。

2 制度障碍

（1）环境资源市场尚未建立

环境资源要充分发挥其价值，就要通过环境资源市场配置于最能发挥其作用的行业。环境资源市场的建立，将为企业获取环境资源提供了最佳场所和途径，同时也为以成本和价值为确认和计量对象的环境会计的推行奠定了基础。但是，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环境资源市场，这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是格格不入的成本管理论文，这不仅有碍于全社会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也不利于环境成本核算的有效实施。

（2）环境（成本）会计法律制度还不健全

我国开展环境成本核算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引进环境会计理论。90年代，我国逐渐开展了对“绿色GDP”的研究，进而延伸至环境（成本）会计理论与方法。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财务通则、行业会计制度、财务制度以及中国证监会的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执行的信息披露规则和准则，总体看来，这些法规对环境成本问题基本上没有涉及。

3 技术障碍

（1）环境成本的确认障碍

会计核算系统的首要问题是会计确认问题。环境成本基本确认标准可以参考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对基本确认标准的描述，如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和可靠性等。但是由于环境会计要素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很难借鉴。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环境会计准则》，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法律法规也不很很完善，全国范围内只有废水、废气排放物等几项国家标准，虽然有关部委己下达通知要求尽快制定有关环境资源的规章制度，推进“三绿工程”，但这与环境成本核算的要求仍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环境成本要素的确认具体标准就是缺失的。

（2）环境成本的计量障碍

会计计量是根据被计量对象的计量属性，选择运用一定的计量基础和计量方法对符合会计要素的事项进行货币量化的过程，其目的是确保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计量属性和计量单位的选择取决于外部经济环境、人们对会计计量作用的认识程度、经济管理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以及计量技术手段的发展等条件⑷。在环境会计中，由于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不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因此也就没有市场交易价格，所以，单纯以交易价格为前提就不能作为环境会计计量属性。目前环境成本计量的方法有历史成本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法院裁定法、比例法等等。由于环境成本计价方法多种多样，计量对象的多变性也使得在计量方法的选择上有时会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3）环境成本报告的障碍

环境成本披露的模式和内容的不确定形成了环境成本报告的障碍。环境成本报告的模式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环境成本信息与现行会计报表合并披露，另一种则是编制环境成本报表或者环境成本报告书的方式单独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对于这两种披露模式的选择和设计，目前会计界还存在许多争议，尚未达成共识。就内容而言，不论哪种形式，应包含哪些项目，哪些是必须披露项目，哪些是选择披露项目，也未形成统一的标准。

三、加强企业环境成本核算的建议

1 对政府官员加强科学的政绩观和发展观教育

科学的政绩观就是既要看政绩给眼前带来的变化，又要看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影响，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后人的评判，其实质是用可持续发展的标准评价政绩，对社会和历史负责。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成本管理论文，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

2 对企业的管理者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观教育

社会责任观是以社会为着眼点，企业的目标除了追求经济利益外，还应尽可能地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企业不能因为片面强调社会责任而忽视经济责任，企业也不能因为片面强调经济责任而忽视、逃避社会责任。2000年全球18个跨国公司制定了“社会约束”的生产守则(即社会责任标准)，其中保护环境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中国企业要进入世界经济市场并和国外企业经营接轨，就必须在理性共识的基础上认同该标准所体现的核心理念，并积极参与其中，从而，应对全球范围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所带来的挑战。

3 充分发挥资源市场的调节作用

政府应抓紧建立健全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环境资源市场，彻底改变传统的环境资源使用模式，优化环境资源配置。健全的环境资源市场，可以促使环境资源配置于社会最急需又适合的行业和部门，最大限度地发挥环境资源的价值，促使环境资源自身价值的完全实现和社会价值的增值，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 加强和完善环境会计立法

环境成本核算是环境会计的主要内容之一。要实施环境会计核算，必须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环境会计的地位和作用，使环境会计有法可依，使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统一的标准。借鉴丹麦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应该采取的做法是：第一，将环境会计核算和监督列入《会计法》，以法律形式确定环境会计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制定环境会计准则，将涉及环境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扩充报表体系。第三，设立环境会计制度，即依据会计准则所规定的有关环境原则设计会计制度，使环境会计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5 明确环境成本的确认标准，合理计量环境成本

环境成本是依照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的措施的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包括污染补偿成本、环境损失成本、环境治理成本、环境保护维持成本、环境保护发展成本等。从环境经济学角度把环境成本分为外部环境成本(社会成本)和内部环境成本(私人成本)⑸。

环境成本的计量单位不能仅限于货币，必要时可用非货币比，如实物来计量；环境成本的计量基础既可以用传统的历史成本，还可以用机会成本、边际成本、替代成本、公允价值等；其计量方法要考虑环境资源具有效用性、稀缺性、替代性、非交易性等特点。环境成本由于所涉及的内容复杂，其不确定性更为突出成本管理论文，因而要做到绝对精确是比较困难的。环境成本的数据虽然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并不排除它对决策的有用性。随着计量技术的发展，随着它反映和控制的内容性质界定越来越清晰，它提供的信息将会越来越精确。

6 完善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模式

环境成本信息批露宜采用编制坏境会计报表或者环境成本报告书的方式单独披露环境成本信息，而不是环境成本信息与现行会计报表合并披露的方式。如果采用与现行会计报表合并方式披露环境信息，可能会出现有些企业利用环境信息调整企业利润，以达到避税或者上市等目的，而且环境信息和财务信息合并报送容易引起混乱，导致报表使用者对财务会计信息的错误理解。

四、结束语

我们对企业环境成本的研究，分析环境成本核算存在的各种主观、客观障碍，提出各方面的解决对策，就在于要引导、监督企业自觉地保护环境，减少污染，培养企业环保意识，通过对环境成本形成过程中各因素的控制，合理利用资源、减少资源耗量、减少废弃物排放量，进而减少环境成本，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协调企业发展与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的双赢。

参考文献

⑴张薇，环境成本定义辨析---兼论环境成本核算的困境及其出路，[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⑵刘建胜，廖珍珍：略论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J] .企业活力，2010（10）

⑶岳希宇，我国全面实施环境会计的障碍与对策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⑷，李建发：《现代环境会计问题、概念与实务》第一版[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篇（6）

一．研究述评及问题提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动力机制。在我国，产业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是我国经济发展体系的中心，而金融也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核心支持机制。对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金融学术界的重视。1970年以来出现的金融发展理论系统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1][2]，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工商管理论文，Greenwood（1990）[3]、King（1993b）[4]、P.Arestis(1997)[5] 、Beck(2000)[6]等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年来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探讨，就我国国内而言，谈儒勇(1999)[7]运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丛林(2002)[8]、张金瑞(1990)[9]、庄卫民(2003)[10]等分别对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问题展开了探讨，揭示了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支持机理，此外，宋泓明(2004) [11]等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为国内学者展开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导性作用。对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已经成为国内金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刚起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是太多，龚仰军（2002）[12]等主要从宏观视角探讨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并局限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考察，没有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划分，来深入揭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机理。顾海峰（2010）[13][14] 则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进行了划分，并构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整体性框架，该框架理论认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过程，应包括金融支持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等过程。其中：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前提条件，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中间环节与重要保障，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才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最终目标。而顾海峰（2010）[15]则讨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演进的对策问题。

本研究认为，产业优化选择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因此，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过程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特别是国家进入“十二五”时期工商管理论文，随着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与实现背景下，本研究针对“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与对策”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在金融发展视角下，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为切入点，针对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选取上海市作为区域样本，分别从政策性金融层面与市场性金融层面系统性地提出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对策。本研究将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

（1）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

①比较优势准则。区域比较优势基准的理论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分析法以及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学说。虽然在区域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区域都具有某种资源的相对优势，但某一区域不可能同时具有各个方面的相对优势，这客观上要求重点发展那些可以充分利用相对优势的工业部门。区域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必须突出产业的地域属性，即强调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②产业关联准则。根据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产业关联度原则，优先考虑那些对较多产业有带动和促进作用的产业。在他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依据投入产出的基本原理，对产业间关联度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中发现，任何一个产业部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供需关系与其他部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并形成产业链条，产业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效应。产业关联度越大，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越大。

（2）产业优化选择的思路

产业选择的思路就是基于产业发展潜力指标，来实现从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筛选功能。其中，发展潜力标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①技术进步潜力。20世纪50年代，索罗运用著名的索罗剩余计算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资本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索罗之后，罗默、赫尔普曼等又进一步建立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内生模型。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世纪初只占5%左右，40-50年代上升到20%-40%工商管理论文，80年代以来已经达到60%-80%。一般主要从科技进步速度、科技劳动者比率、劳动生产率上升率等指标来衡量产业技术进步的程度。本研究选用技术进步速度作为衡量指标，其中：

科技进步速度n = Y/ Y - α·( K/ K) - β·( L/ L) ，这是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所得， Y/ Y 为产业产出的增长率，K/ K为资本投入增长率，L/ L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②市场增长潜力。本研究选用需求收入弹性，作为衡量产业市场发展潜力的指标。所谓需求收入弹性是指某种产品的需求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比，反映随着国民收入增加而引起的对各产业最终需求的变化，收入弹性大于1的产业和产品，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需求增加更快中国。只有需求收入弹性大的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中才能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获得较高的利润。

③增长表现:本研究选用产值增长率作为衡量产业增长表现的指标。

本研究通过给科技进步速度、需求收入弹性、产值增长率等指标社定一定的评价权重系数，即可得到任何产业的加权平均值，该数值就反映了每个产业的发展潜力程度。最后，本研究通过选择加权平均值比较高的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就是本研究设计的产业优化选择的战略性思路。

三．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

产业优化选择机制包括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性的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性选择机制。无论在何种机制下，金融都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的过程，需要金融的资金形成和导向机制来实现。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机制主要包括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性选择机制。其中，政策性选择是指在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来实现产业选择时，金融的支持作用体现在通过政策性金融和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适当干预使金融资源流向优质产业，促进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市场性选择是指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使金融资源流向边际收益高的优质产业。两种产业选择机制并非是对立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产业选择也要通过市场性选择来实现，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

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金融资源的初次优化配置来实现产业类型结构优化配置的过程。也就是说工商管理论文，通过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般性产业样本的顺利遴选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据政府产业目录的比重大小，完全取决于金融资源在产业优化选择过程中的配置效率，也就是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效率。因此，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以及下面将给出的金融支持对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直接关系到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效率问题。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功能的实现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和市场性金融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完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一方面，应逐步提升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作用程度，充分发挥市场性金融对产业选择的作用机制，使我国市场性金融更好地发挥产业选择功能。另一方面，也必须重视政策性金融的产业选择作用，特

别是关注政策性金融对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无法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国际上各国产业政策的实践证明，在任何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实践中，市场机制作用总存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一旦出现市场机制作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政策性金融就要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如图3-1所示。从图上可以发现，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工商管理论文，保障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顺利实现。

图3-1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图

三．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产业优化选择的目标在于从处于低附加值状态的一般性产业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必须强化金融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功能。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应体现政策化扶持原则，这种政策化原则不仅体现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也要体现在市场性金融方面中国。以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选择的思路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政府间接干预金融市场等手段，来引导金融对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政策性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功能，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遴选效率。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1）政府应积极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比较全国各个城市，上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产业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等优势，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潜力水平指标值很大，但因其处于发展初期而导致产值较低的发展水平，这时最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

①通过本研究提出的产业发展潜力指标评价模型，政府从中选取产业发展潜力指标居前的若干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然后重新对选出的若干产业进行反复比较筛选，确定上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②一方面，政府积极引导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在各自的政策性信贷领域参与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信贷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引导政府全资或控股的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积极开展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担保业务，通过担保方式来支持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

（2）政府应采取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这是通过政府干预商业性金融活动来实现产业选择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目标，也属于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范畴。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所表现出的低产值产业发展水平，难以满足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资本的信贷要求，如果信贷利率过低，则损害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利益，如果信贷利率过高，则战略性新兴产业难以接受高启的融资成本。这时工商管理论文，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通过补偿市场利率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发放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际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部分，来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首先，政府对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支持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实行财政补贴或贴息，引导商业银行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活动；其次，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商业性担保机构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担保。再者，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信托机构、金融租赁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活动。

（3）政府应通过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来积极引导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并购活动，并利用资本市场强大的资金支持功能，从而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资本市场的金融支持。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政府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明确对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给予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并引导上海或外市的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功能，通过增发或配股方式来并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营企业股权，一旦并购成功，意味着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

四．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选择的思路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手段，来引导市场性金融对上海产业选择的支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功能，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换效率。市场性金融支持活动必须基于市场化原则开展金融支持活动，这明显不同于基于政府干预原则的政策性金融。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1）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良好协作机制的构建，并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具体的政策支持组成体系主要包括：

①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利于金融支持活动的开展。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工商管理论文，政府要加强企业的诚信建设，发起建立企业诚信信息数据库，确定企业的信用等级，公布企业的信用执行状况，为金融信贷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尤其重要，因为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不仅仅取决于产业（项目）本身，还取决于信贷主体（企业）的诚信状况。

②政府应积极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良好的银企协作机制有利于降低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商业银行信贷是基于风险内部化的，如果没有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则商业银行将承担全部风险，根本无法实现风险的转移与分散功能，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承担载体往往处于发展初期而无法提供足够的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因此，一般而言，由于商业银行与贷款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而放弃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贷款。于是，由政府推进而建立的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对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显得尤为重要。

③政府应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呈现低产值发展水平状态，难以获得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青睐，而这时作为市场性金融机构的上海城市商业银行、上海信托公司、上海金融租赁公司、上海财务公司等地方性金融机构，在坚持市场化运作原则下，优先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当然，这需要政府的引导与协调，因为政府毕竟拥有大部分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控股权，所以这样的政策性协调、市场化运作机制对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完全是可行的工商管理论文，也是容易操作的，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典型模式。此外，还可为其他非地方性商业金融机构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活动启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性引导作用中国。

（2）地方性产权交易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尽快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形成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引导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可能因无法获得银行信贷支持而缺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这时，如果上海具有一个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则载体企业可以在产权交易市场通过企业产权的转移，使拥有资金实力的新股东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载体，从而有助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实际上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一种直接融资的可行路径，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引导机制的形成，也是对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间接融资的重要补充，拓展了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渠道。政府应尽快进行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工作，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工作主要包括制定产权市场的参与主体、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形式、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的评估与定价、产权市场的交易规则、产权市场的监管制度等交易监管政策，并提供科学有效的交易风险管理方案、高效的交易操作软件、固定的交易场所、专业化运作的工作人员等一系列软硬件设施。

五．结论与展望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的过程应包括产业选择、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三大过程，其中，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比例结构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技术结构的优化配置。而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整个过程中，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产业优化选择过程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而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金融支持。本研究主要探讨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与对策问题。本研究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工商管理论文，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顺利实现。该研究成果将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

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战略意义是显而易知的，在国家关于培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现实背景下，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金融学学术界的重要研究使命。特别是进入“十二五”时期，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为了更好地指导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高效性，从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无疑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成果将为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作一前期研究基础，为金融学术

界继续深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作一良好的铺垫。

篇（7）

一、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内涵

培育壮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经济的振兴，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佩鲁（1955）从技术创新与示范效应、资本的集中和输出及聚集经济三个方面分析了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在此基础上，布代维尔（1955，1972)又从两个方面丰富了增长极的内涵：一是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型产业；二是作为地理空间上产生集聚的城镇，即增长中心。并尤其强调推动型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义：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此外项目管理论文，缪尔达尔(G.Myrdal)、赫尔希曼(A.0.Hirschman)等经济学家对增长极理论都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在繁荣区域发展理论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然而，随着国际发展格局的演变，现有的相关理论在适应当前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形势，并对之提供相关的指导与借鉴等方面，出现了欠缺。基于此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课题提出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论文格式模板。

当前形势下，就产业的发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各国走向经济复兴的选择和重点。对我国而言，在综合考虑当前世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以及我国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需要，更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实现区域协调共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则是依托新兴战略性产业，培育壮大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

作为本课题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增长极，它主要指：城市发展的源动力来自于关键核心技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和潜在的优势，实现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的结合，并且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能够统筹规划产业布局、城镇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带。它以经济实力雄厚、产业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间的协作度强、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完善、科技实力强、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与社会和谐共进等为基本特征；它着眼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瞩目于城市内生增长潜力的培育。它是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的载体、是利用外资的平台、是对外贸易的窗口、是加大经济技术合作的桥头堡。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以此来成为撬动区域经济崛起的支点，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和谐度的提高，具有战略意义。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在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其培育与发展过程中会遇到诸多难题，对这些难题的认识深度和解决程度在很大意义上决定着这一事项的进程。因此，深入探讨这些难题，就具有了尤为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二、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需要破解的难题

1，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城市增长极项目管理论文，准确把握其内涵，摆脱过去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是制定科学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前提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城市增长极，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核心在于创新的发展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很多城市的高速增长是通过对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过度使用与高消耗、对土地和水等稀缺资源的大量占用与开发、对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的高排放来实现的。粗放式的发展道路已经给城市的后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例如，造成了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衡。从2003年以来，针对部分产业的过快扩张，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的盲目发展，国务院相关部委进行了严厉的调控。事实上，相关产业的结构失衡与城市的粗放发展直接相关。房地产业的过快发展，在拉动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既导致了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也直接导致了由于大量的耕地被占用而使得农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损害。再如，城市的粗放式发展还导致了投资与消费的严重失衡。投资的快速增长与消费，尤其是国内消费的持续低迷形成鲜明对比，既造成了产能的非理性扩展，也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化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此外，粗放式的城市发展，还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社会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总之，日益严峻的环境代价、高度失衡的城市发展速度与能源消耗比率、资源的过度开采与利用、土地的大量被占用……无不彰显着粗放式城市发展模式给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日益凸显的弊端。

与此相对应，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则是通过充分利用城市现有和潜在的优势，以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的结合，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发展模式集约化的演进路径中，推动资本与产业的融合、产业与创新的融合、创新与发展的融合，进而实现城市发展由要素驱动向资本驱动、创新驱动的升级。

第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关键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都把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把推动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战略投资，把发展高新技术及产业作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突破口。新兴战略性产业，作为各区域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选择，已经逐步被纳入各地的发展战略规划之中。事实上，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举措，而且对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项目管理论文，实现科学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其将会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鉴于此，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亟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契机，充分发挥其所特有的：长期稳定并广阔的市场前景；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良好的经济技术与社会效益；产业关联度高，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产业链条长；以及能有效兼顾一、二、三产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等诸多特点，推动传统的高投入、高排放、高耗能和高污染的粗放型产业发展模式向集约式、低碳型、高附加值和高效率型产业发展模式转换，实现统筹规划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提高发展效率和创新能力，培育区域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全球新一轮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国际分工中提升区域的主导权与话语权论文格式模板。

第三，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重点在于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共进。无论是佩鲁，还是布代维尔，亦或其他的经济学者，在增长极相关理论中，都瞩目于主导产业的发展，强调产业的关联效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事业、公共事业，给予的关注度较少。当前我国的区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经济的增长，对于社会事业、环保事业等公共事业则重视不足，从而导致我国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尴尬局面。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正在日益显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它既着眼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着眼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既着眼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着眼于对资源的保护和环境承载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城市实力的提高，也着眼于城乡之间统筹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区域物质文明的建设，也着眼于精神文明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总之，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是一个融合了城市竞争力、产业支撑力、城乡统筹力、环境承载力、文化软实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机体系。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县域经济以及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增强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力与带动力，扩大城市发展的外溢效应，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项目管理论文，还可以推进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网络体系的建设，加快形成和谐、平等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同时，还有利于开发、弘扬当地的文化资源，通过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彰显地域民俗风情，突出城市发展的个性化与特色化，增强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力；此外，也有利于生态功能区的建设，完善生态涵养，保障生态安全，通过对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达到对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治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社会发展系统与经济运行系统，三大体系的良性循环，进而增强城市发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力。

2，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兼具新型性、战略性与增长性等多元化特点，在动态中把握均衡，是实现城市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新型性，主要体现在：其区别于过去一般意义上的粗放型城市增长极。它强调科学技术对城市发展的支撑力，瞩目于社会事业的协调共进，通过创新的发展与产业的升级演进，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使城市发展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广阔发展前景的若干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带。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战略性，主要体现在：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无论是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还是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领域，都是对过去长期沿袭的发展路径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的长期性、历史性与艰巨性决定了其发展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作为城市发展的方向，其所有具有的战略意义与时代价值则是不可忽视的。因此，要将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作为一项长期的历史战略任务加以统筹规划，既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也不可半途而废。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增长性，则主要体现在：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依然是城市的发展与增长。而城市的发展与增长则主要体现在：经济的发展度、对外的开放度、人民生活的满意度、社会的和谐度、发展路径的可持续度等诸多领域。因此，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离不开城市的发展，并且与城市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密切相关。

总之，兼具新型性、战略性与增长性三者于一体的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项目管理论文，增强区域发展的生命力，对于加快建设发达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3，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改革当前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制，实现考核标准的动态化、科学化，是实现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

公共选择学派将政府看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地方政府作为整个政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有其自身利益，包括地方公共利益、地方政府内部的部门利益和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等。

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发展历史阶段，受财政预算、产业成长历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约束，财政收入、税收等凸显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些指标还会出现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在一定辖区的者，二者之间的委托——关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既面临政绩考核压力又面临一定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独立利益的主体者，还面临着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博弈关系。积累足够政治资本的愿望，竞争的压力、政治晋升的动力以及实现增长的执行力，这些都强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辖区发展的各种政策与行为的期限性、时效性和功利性。而这些政策和行为与培育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政策和行为并非总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还会呈现相逆性，从而不利于城市战略性增长极的培育与可持续发展。例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需要不断完善创新体系建设，加快科技与研发进程，推动城市发展向创新驱动型、科技驱动型转变。而这是件耗时、耗财、耗力、风险大、见效慢的长期工程论文格式模板。一届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员作为“理性人”，不会去从事“自己耕耘，他人收获”的行为。这是直接导致目前我国诸多城市创新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就需要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强、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资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导产业。这种情形下，一方面，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见效缓慢；另一方面，需要对现有产业发展格局进行有进有退、有保有控的调整。在“退与控”的过程中就会有财政的损失、就业的下降。在“指标决定政绩”、“提拔干部看数字”的习惯思维影响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动“退”、甘心“控”的积极性，也缺乏积极“进”、尽心“保”的主动性。因此，在过多突出城市经济运行的规模，而忽略城市运行的内涵与质量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估指标体系和考核制度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构建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区域发展评价指标系统，迫在眉睫。

鉴于此，就需要改革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过程中对地方年度国内增加值和增长幅度、财政收入和增长幅度、吸引内外资额和增长幅度、外贸出口完成额和增长幅度等一系列刚性指标的过度重视项目管理论文，建立并完善科学、客观、合理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既要看GDP和增速等经济指标，也要看城镇失业率、人均收入水平、产业附加值、投入产出回报率、资源利用效率、科技创新成果、品牌数量、集群效益、市场秩序、环境保护力度、企业污染度、社会保障事业的支出等反映国计民生、社会进步、生态建设的指标。并且还要“善于用全面、历史、客观的眼光评价政府的工作成果。不仅要肯定政府的“显绩”，也要考察政府的“潜绩”。评估政府工作得失，不仅要观察当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长远的影响……淡化预期性指标，强化约束性指标，为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树立正确航标。”[2]从而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营造宽松、宽容、宽广的发展环境。

三、结语

总之，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新型性”、“战略性”和“增长性”，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充分重视并发挥其所具有的发展模式的新型性、发展期限的战略性以及发展目标的增长性，以战略眼光，进行战略思维，作出战略规划，实施战略举措，创新工作模式，借助强势城市（城市群、城市带）的出现、优势区域的形成，多措并举的推动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以此来实现区域资源的共享、城市之间优势的互补，进而实现区域互惠双赢、协同发展的目标，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培植内生驱动力。

参考文献

篇（8）

中图分类号：F015；F8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6-0008-06

一、引言

1995年3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货币制度改革。其改革动力源于对中国通货膨胀周期的深刻反思和向国外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当时，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周期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货币创造的变动是通货膨胀周期的直接原因，而货币创造的变动是源于弥补财政赤字的需要（Deng，1994;Leroy，1994;Shahid，1994;World bank,1995）。因此，根据上述理论逻辑，似乎必有如下政策建议：若要保持价格水平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我们认为，尽管理论逻辑没错，但是综观对制度变革前通货膨胀周期的经验研究，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是以一个充分体现该逻辑并有着丰富内涵的跨期理论框架――财政主导型制度为基础的。

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及其检验框架

（一） Brandt等的基本逻辑及局限

Brandt等(2000)认为，非充分的经济分权和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就业增长的承诺之间的矛盾是导致通货膨胀周期的制度根源。他们的理由是：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但由于没有承诺的硬预算约束下的非国有企业相比有承诺的软预算约束下的国有企业有着明显的效率优势，因此，享有金融分权的国有银行就有激励把贷款贷给非国有企业，从而放大了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产出增长率缺口。这样，为了维持对国有企业就业增长的承诺，中央政府就必须给予国有企业转移支付。但是，由于财政分权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而金融分权又剥夺了中央政府分配信贷资金给国有企业的权力，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货币创造。正是货币创造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之所以下降而出现通货膨胀周期，是因为对货币创造存在最大值的考虑和出于对恶性通货膨胀的担忧，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收回控制信贷资金配置的权力。货币创造减少，通货膨胀下降。我们认为：这个解释框架的最大局限在于没有意识到中央政府发行国债也是弥补转移支付的一种有效方式，因而也就忽视了中央政府在国债、信贷、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货币创造之间进行跨期选择的可能以及这种选择对通货膨胀周期的含义。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局限在于，没有对引起货币创造的因素进行彻底的分析就不能充分地解释通货膨胀周期。因为，除了给国有企业的转移支付会导致财政赤字外，还存在其它导致财政赤字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货币创造。综合以上考虑，我们认为，政府跨期预算方程才是解释通货膨胀周期的最有效工具。

（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及其检验框架

财政主导型制度首先由Sargent等(1981)提出，他们展示该制度的工具是政府跨期预算方程。经过简单推导，就有了如下有用的等式：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等于基本盈余的现值和铸币税的现值之和。 其含义是，给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跨期预算方程展示了如果基本盈余的现值减少，那么，铸币税的现值就必须增加以保证跨期预算方程成立。或者说，给定基本盈余的现值，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降低今天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那么未来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肯定要上升。但是，在解释中国通货膨胀周期时，为什么还需要对跨期预算方程进行修正呢？理由是前面所讨论的制度背景赋予了银行信贷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方式的合理性。经过变换，我们容易得出如下的经过修正的跨期预算方程：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等于基本盈余加银行信贷的现值和铸币税的现值之和。 其含义是，给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如果基本盈余和银行信贷的现值减少，那么，铸币税的现值就必须增加以保证跨期预算方程成立。或者说，给定基本盈余和银行信贷的现值，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降低今天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那么未来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肯定要上升。

从历史上看，通货膨胀是否是赤字的后果？既有文献专注于对赤字对货币增长的影响做经验估计。但是否存在财政主导性，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都有（沃升，2004）。有一种反对此类实证文献的观点认为，将货币增长对赤字做简单回归，或者使用不加限制的VAR分析来评估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赤字是否含有对未来货币增长的预测信息），这都忽视了跨期预算平衡所蕴涵的关于税收、债务和铸币税长期行为的信息。跨期预算平衡表明，基本赤字和债务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赤字成分和债务存量之间的这种联系限制了开支、税收和铸币税的时间序列行为，而这表明对这些变量行为的实证建模应当采用向量误差纠正模型（VECM）。一个可借鉴的文献有Bohn(1991)。不过该文献考虑的是政府支出、政府收入（政府税收和铸币税之和）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之间而非赤字、铸币税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就不能直接显示政府赤字和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的关系。考虑到实际需要，我们认为，只要构造经过银行信贷修正的赤字、铸币税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三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即VECM，并在此基础上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就可以检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对中国1981―1994年期间通货膨胀周期的解释力。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选择1981年作为考察期的始点，是因为这一年是中央政府恢复发行国债年。

三、FTPL的经验合意性、检验策略及其制度变革的方向

（一）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及其相关概念界定

第一种：Leeper意义上的FTPL

Leeper（1991，1993）认为，通货膨胀永远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成立，这个条件就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组合（简称为AM/PF）。在近期，Davig等（2006a）对Leeper中的政策性质作出了如下具体的定义：积极型货币政策（active monetary policy）是指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系数超过1，否则是被动型货币政策（passive monetary policy）;[JP]积极型财政政策（active fiscal policy）是指税收对债务的反应力度不足以支付实际利息成本，否则为被动型财政政策（passive fiscal policy）。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定义取决于Leeper的模型结构，对于不同的模型，政策性质的具体定义将会有所区别。在上述组合下，财政政策只是起到平衡政府现值预算约束的作用，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不起任何作用；但是若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组合（简称为PM/AF），则通货膨胀不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其中财政政策在价格水平的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货币政策以非传统理论所预期的结果在起作用指紧缩性\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未来高\低通货膨胀现象。这是一种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价格之迷”（Price Puzzle）（Davig ，et al，2006b）。，这就是Leeper意义上的FTPL。以上两个组合是在可使一个模型经济获得局部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的意义上定义的，又常被称为“政策诱导性均衡”（policyinduced equilibria）（Favero,et al，2005）。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定义比下面的第二定义更加适用于政策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还存在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Creel等（2006）认为即使货币政策是积极的，积极型财政政策依然影响着价格水平，只不过是以爆炸性的方式在起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经过扩展的Leeper意义上的FTPL：只要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它都将在价格水平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种：基于政府现值预算约束的定义

若认为政府现值预算约束不是约束，而是均衡条件常被表示成政府债务或政府负债（政府债务加基础货币存量）期初的名义值与价格水平的比值等于政府实际基本盈余加铸币税的现值。，则该理论就是FTPL或被称为非李嘉图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需要指出的是，FTPL成立的一个隐含前提是货币政策必须是自主的。Woodford（1996）认为，所谓自主的货币政策就是不直接对财量作出反应，而是直接对非财量作出反应。否则，货币政策就从属于财政政策，这样，现值预算约束完全可以通过当前或未来的铸币税来平衡，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依旧是一种货币现象Sargent 等（1981）曾对此情形加以探讨。。因此，沃升（2004）依然把它归为李嘉图制度的范畴即上文中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和下文中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都属于李嘉图制度。。基于以上考虑，FTPL所探讨的正是自主性货币政策下的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机制（Woodford，1996， 2001）。当实际基本盈余外生变动时，政府现值预算约束得以实现的机制有三（Woodford,1996; Davig,et al,2006a）必须指出的是，他们仅在上述Leeper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意义上给出FTPL的三个机制。我们给出的机制更具一般性。即也可在积极型货币政策意义上来探讨FTPL的三个机制。或许，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第二定义比第一定义更具一般性。更详细的比较参见Woodford (1995)的注脚12和30。：其一，货币政策内生变动货币存量―创造铸币税，以使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尽管在自主性货币政策的隐含假定下，Woodford(1996)量化了每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并发现了第一机制不重要的证据。然而，我们不应试图以比较三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来怀疑财政政策在价格水平决定中的重要性，因为第一机制只是内生于由财政扰动所影响的价格水平，而不是相反，这一点受启发于Woodford(1995,2001)。；其二，财政冲击导致的不可预期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可以减少（或增加）未清偿的政府负债的实际值；其三，政府债务应付实际利息成本的变动。

若认为政府现值预算约束是个必须满足的约束，则价格水平由自主性货币政策决定，而财政政策只是被动地满足这个约束，这种情形常被称为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

若从Leeper(1991,1993)政策搭配的角度理解，则上述的FTPL或非李嘉图制度可由两类搭配构成，第一类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第二类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它们将分别实现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和爆炸性理性预期均衡解。同样，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也可由两类搭配构成，第一类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第二类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它们将分别实现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和不可决定性理性预期均衡解（Leeper，1991，1993）。

经验上，只要真实世界中出现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和积极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中的一种，则FTPL将被证实，否则被证伪，此时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将被证实。

（二）FTPL的经验合意性

之所以认为FTPL而不是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具有经验合意性，是基于如下事实的逻辑推理：第一，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实行自主性货币政策时期，而FTPL所探讨的正是自主性货币政策下的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机制。这是FTPL成立的基本前提（Woodford，1996）。第二，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时期，而使具有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的FTPL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Leeper,1993;Woodford,1996）。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时期的正式依据为：谢平等（2002）和蔡辉明（2005）认为在1992―2001年间中央银行执行的是被动型货币政策；樊明太（2004）给出了1992―2003年间以三大利率工具（银行间拆借利率、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估计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为被动型货币政策。第三，张茵等（2005）通过1985―2000年真实工业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两变量的SVAR发现，总需求的一个正向冲击也生成了通货紧缩现象。这与Kim(2003)识别FTPL的条件完全一致。下面将给出Kim的识别条件。第四，与制度成熟的美国相比，用FTPL解释中国宏观经济现象风险最小。Woodford（2001）、Cochrane（2006）和Davig等（2006a）认为，美国1979年之前的不稳定性通货膨胀，可以不用太阳黑子均衡来解释，建议用FTPL来解释。因为在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搭配下，可以实现惟一理性预期均衡解，而不必通过太阳黑子均衡去获取一个自我实现性预期均衡。其中用太阳黑子均衡（被动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的结果）解释那段历史的典型学者是Clarida等(2000)、Lubik等 (2004)。就中国而言，在主要以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作为考核地方官员业绩的政治激励模式下，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自然更多地表现为扩张冲动，进而倾向于选择积极型财政政策，而这正好满足Cochrane（2006）、Davig等（2006a）所期望FTPL成立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再结合被动型货币政策，可以实现惟一理性预期均衡解，借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宏观经济现象。但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努力。

若以上基于事实的逻辑推理还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话，下面基于正式检验策略所给出的正式经验证据，将强化我们的信念。

（三）检验策略与正式经验证据

方红生（2008b）认为局部制度模拟的视角是现有检验策略中最好的一种，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还有Sala(2004)和Kim(2003)。Sala（2004）的识别条件是，若在一个系统中一单位正向税收冲击造成了实际利率的显著正向反应，则该系统所依赖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搭配， FTPL从而被证实；若为显著负向反应或不显著反应，则该系统所依赖的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从而被证实。他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五变量VAR，其变量分别是实际GDP、实际财政收入、实际政府支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和实际政府债务；所用样本为美国1960年第1季度―2003年第2季度的季度数据。实证发现FTPL在1960―1979年具有适用性，而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在1990―2003年具有适用性。Kim(2003)的识别条件是，若一单位总需求的正向冲击或一单位总供给的负向冲击造成通货膨胀的逆转现象（reversal）（指先高于稳态然后低于稳态的现象），即先为通货膨胀时期后为通货紧缩时期。则该系统所依赖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搭配， FTPL从而被证实，否则为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他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两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其变量分别是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所用样本是美国1947年第1季度―2000年第4季度的季度数据。实证发现是，FTPL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最具有适用性，而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在1960―1982年和1983―2000年两个样本期间最具有适用性。虽然上述两位学者在他们共同的考察期内的发现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基本肯定了20世纪90年代是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最可能存在的时期。因此，同时采用以上两种方法是锁定制度类型所在时期最稳健的方法。

基于上述Sala（2004）的五变量VAR和Kim（2003）的两变量SVAR方法，方红生（2008a）发现了以下从不同角度支持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适用的正式经验证据：（1）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实际利率对于一单位的实际税收正向冲击的反应为正；（2）不仅显著存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脉冲反应过程，而且还显著存在产出扩张和衰退的交替脉冲反应过程。由于数据限制，我们的考察期间仅为1996年1月至2006年10月。

（四）第二次制度变革的方向

基于以下三点理由，我们认为，中国第二次制度变革方向是基于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的货币主导型李嘉图制度：第一，根据Kim(2003)的研究，在生成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的政策搭配中，只有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才生成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并存的现象；第二，Woodford(2003)通过严密论证后发现，只有货币主导型李嘉图制度指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才可实现价格水平稳定；第三，我们在经验上证实，中国现有的政策搭配模式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和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可以分别对1981―1994年和1995―2006年两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史进行解释，其中前者源于对既有经济学文献的综合分析，后者源于以事实为基础的逻辑推理和最新正式经验研究。本文的一个重要现实政策含义是，要实现价格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国务必要进行第二次制度变革，其方向是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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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asible Framework to Explain Inflation in China: 1981-2006

FANG Hongsheng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School,

篇（9）

胜利石油管理局财会系统现有在岗人员1 800多人。近年来，企业在推进财会队伍的职业化、精细化、复合型建设，培养思想作风过硬、业务素质精良、德才兼备的财会队伍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有益的实践和探索，为油田企业的稳定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人才支撑。

一、财会队伍建设方面的主要做法

（一）适应新形势，不断调整完善财会队伍体系

1.适应体制机制变化，调整财会队伍组织架构

油田重组上市之初，财务管理实行“三级核算，四级管理”模式，为减少核算层级，从2002年开始，集中财务资源，减少核算层级，变二级财务科为财务资产管理中心，撤销三级核算单位，将三级财务人员行政工资关系上转到财务资产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委派财务人员到三级单位参与管理和监督。将原财务结算中心的资金结算业务和财务监督业务进行分离，突出财务监控，实现职能转型。财务组织架构的优化，为提高财务管控效率提供了组织保障。

2.适应市场环境变化，调整财会队伍人员结构

随着油田外部市场战略的提出，胜利局外部市场规模迅速扩大。2011年外部市场收入占全部收入的44.86%；国内外部市场形成了以新疆为主的西北市场和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市场；海外市场形成了以中东、中亚、北非、美洲、东南亚五大区域市场。为适应市场变化，提出要像重视外部市场一样重视外部市场财会队伍建设，领导思想上重视，机构设置上考虑，政策上倾斜，待遇上优厚，着力建设一支与胜利局市场战略相适应、相匹配的高素质财会队伍。胜利本土市场，是财会队伍的“主阵地”和“大本营”；国内市场，是企业重要的生存空间，配备了300多名财会人员，参与财务管理、招投标和项目运作；国际市场，是企业生存空间的有效延伸，根据项目需要配备了33名既能驾驭语言和财务专业知识，还熟悉国际商务规则、惯例和国际贸易的一专多能财会人员，参与海外项目生产经营、财务管理、商务谈判等诸多环节。人员的充实到位，构建了适应胜利本土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财会队伍格局，较好地满足了外闯市场的需要。为了更好地适应国际化、市场化的需要，从生产经营领域选拔60多名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充实到财会队伍中，初步建立了复合型的财会管理队伍，其中25人具有双职称。

3.适应一体化要求，搭建一体化平台，促进一体化交流

适应一体化管理要求，我们着力构建和形成了“一个预算管理委员会，一个经济活动分析平台，一套精细管理、挖潜增效措施和标准，一套内控制度，一体化考核”的一体化财务管理体系，以实现资金、资产、投资、成本、市场等资源的有效配置。着力推进上市、非上市人员的经常流，促进胜利油田的一体化发展。近年来，对上市、非上市两个财务处之间、机关和下属单位之间以及下属单位之间进行了交流。其中处级和科级之间相互交流24人，一级与二级单位之间交流21人。通过换位置实现换位思考，切实增强了财会队伍的大局意识和共同发展意识。

4.适应优化结构需要，科学选拔和储备人才

在财会后备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上，不分上市、非上市界限，拓宽选拔渠道，发现和储备干部，建立财会人才梯队。从2007年开始，对二级单位的总会计师岗位，探索建立公开竞聘方式选拔处级干部模式。在全油田范围内先后分三批选拔二级单位总会计师，通过笔试、业绩评价、面试、综合考评等多个程序，从500余名参选人员中遴选出30多名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财会人员担任二级单位总会计师。同时还从相关专业中选用一批人才，充实到财会队伍中来，进一步拓宽了选人用人渠道，激发了财会队伍活力，增强了队伍后劲。

（二）以职业能力建设和精细财务管理为重点，努力提升财会队伍素质和能力

1.加强财会队伍的培训

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培训。胜利本土市场，培训重点是加强财务与生产经营的融合及财会人员业务能力的提高，着力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国内市场，重点培训提高财会人员参与招投标、项目管理和独立作战的能力；国际市场，培训重点是加强对国外语言、合同、税收、金融等方面的能力。我们按照不同管理需求，采取基础培训与提升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分层次有重点的进行培训，提高培训的效率和针对性。2007年以来，先后举办各种继续教育培训班160多期，总会计师业务提升班26期；举办16期英语和小语种培训班，培养220人；先后举办了22期涉外合同、税收法规、物流、金融等专业知识培训班。在培训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在成长中进步，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得到明显提升。

2.强化岗位练兵，增强财会人员复合能力

建立挂职锻炼和基层联系点制度。油田机关与二级单位采取下挂、上挂等方式，每年选派10名以上财会人员进行挂职锻炼；建立各级财务人员定点联系基层单位制度，动态掌握各单位生产经营情况，及时反映基层问题。促进财务管理向生产经营延伸。我们定期组织生产经营、定额造价等方面的专家给财会人员授课，财会人员下基层了解生产运行，通过财务管理与生产流程的结合，使财会人员能够较好地把握成本控制的关键节点和效益提升的关键环节，切实增强了财务工作能力。用好经济活动分析平台，提高分析决策水平。目前油田已形成上市、非上市一个平台，“财务部门牵头、业务部门具体分析”、“分专业、分专题、分重点”展开的经济活动分析模式。通过分析，使财会人员在对生产经营状况“体检”和“会诊”的过程中，提高了决策水平，逐步成长为财务的专家、管理的行家。

3.多措并举，建立学习型组织，开展学术研究

建立履职报告制度。要求二级单位总会计师和财务中心主任，每半年就工作开展情况形成自己的履职报告，向所在单位主要领导做一次汇报，并书面报油田财务部和组织部门，进一步增强了财会人员管家理财的责任和意识。建立总会计师例会制度，定期组织召开财务管理经验交流会。通过集体讨论，相互交流工作，相互启发，提高管理水平。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积极献计献策。我们在系统内开展了合理化建议活动，并纳入油田整体合理化建议工作体系。近三年来各级财会人员共提出合理化建议750多项，获得局级以上成果的有32项，另外有530多项成果被各单位采纳应用。开展会计业务拉力赛，营造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从2008年开始，在全局范围内举办了会计业务知识拉力赛，通过分站比赛和总决赛，财会人员对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内控制度掌握更加牢固。参加集团公司会计知识大赛。2010年集团公司组织的“中石化会计人员知识大赛”活动中，胜利局通过培训和层层选拔，选拔出7人参加了中石化华东片区的比赛，其中4人进入集团公司总决赛个人前五十名的排名，其中2名同志分别取得了中石化集团个人第五名及个人第十名的优异成绩。搭建财会人员业务交流的平台。胜利局每年定期组织财务系统经验交流会和财务管理论文研讨会，通过交流与研讨会的形式，促使二级单位培养财会人员在工作的同时，注重对问题解决方法的思考，注重业务处理经验的积累和提炼，促进财会人员综合能力的提高，培养财会人员动手、动脑、动笔的习惯，推进学习型组织创建，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三年来在《会计之友》、《财会通讯》、《中国石化财会》等杂志80多篇。

（三）以财会业务发展和管理手段转型为平台，着力打造适应财务管理精细化和效益化的财会队伍

随着资金集中管理信息系统（TMS）和会计集中核算信息系统的实施，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手段发生了质的变化，财会人员的职责也由原来的以会计信息获取、记录和报告为重点，转为以资源有效利用、生产经营过程优化、业务精细化等价值管理为重点的财务管理方面。适应财务管理方式的变化，财会队伍建设重点也转向培养财务管理精细化和效益化的财会人员。

1.通过细化预算和严控成本，培养财务人员“细”和“实”的工作作风

在油田一体化预算管理委员会指导下，管理局从2010年开始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开展了以精细预算编制，精细预算管理，提高预算执行力为重点的预算管控模式，取得了很大成效。成本管理上依托全员成本目标管理，油田开展了系统节点管理、区块成本管理、单井成本预算管理、对标追标、项目组运作等精细化管理措施，加强成本消耗控制，夯实成本管理基础，提高成本竞争优势，确保挖潜增效任务完成，全面提高成本管理水平。通过预算、成本管理的“细”和“实”，培养了财务人员的精细化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2.通过优化资金管理、做好税收筹划和提高资产管理效益，培养财务人员优质和高效的工作理念

资金管理上从研究政策，优化资金源头流入开始，充分发挥资金集中管理优势，统筹资金运行，通过优化资金占用和债务结构，控制贷款规模，优化结算流程，来保障资金安全和高效运行。税收筹划从单位成立、公司注册开始进行税收筹划研究，对生产经营过程做好引导，做到合理节税。资产管理以摸清家底，实现资产保全效益为基础，通过加大资产调剂使用力度，最大限度发挥闲置资产使用效益，实施资产运营情况跟踪分析制度等工作，提高资产运营效益，实现整体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通过资金、资产管理的“优”和“效”，培养了财务人员当家理财的能力和素质。

3.通过精细会计核算和风险防控管理，培养财务人员的精细和防范意识

精细核算是精细管理的基础，会计核算要在统一核算标准的基础上，从业务处理流程入手，紧贴管理需求，扎实推进会计核算的程序化、规范化、标准化和精细化，不断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市场经济环境下，防范风险是企业永恒的主题，要以内控管理为桥梁，积极构筑审计、内控、财务稽核、效能监察等多维风险防控体系，确保油田财务风险整体受控。通过规范和精细会计核算，培养财会人员规范处理经济业务的意识和能力，通过多维风险防控体系的建立和实施，培养和提升财会人员的风险管控能力。

二、财会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多年来，财务系统通过有组织地培训学习、考试取证、强化交流等措施，在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受全局人员配置、人才激励等因素影响，与目前油田生产发展形势的需求相比，队伍建设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影响着整体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从队伍总体情况的分析来看，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财会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不能形成正常的队伍年龄阶梯

从全局目前会计人员年龄结构来看，40岁以上财务人员占财务在岗总人数的53%，30岁及以下人员只占财务总人数的7.6%，不能形成正常的人才年龄阶梯结构，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

（二）复合型人才短缺，不能满足海外市场发展的需要

从胜利油田的情况看，目前已有33名财务人员被派到海外市场，从事财务管理工作，这些人员基本上能够胜任语言、财务专业知识，还有国际商务规则、惯例和国际贸易谈判等一专多能的需要。因海外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还需要培养大批的复合型人才，充实到海外市场从事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

（三）目前财务管理整体工作压力大，财会队伍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工作

随着集团公司财务管理和会计集中核算等信息化手段的实施，油田目前的财会队伍中，从事会计核算、会计稽核和会计档案的仅占财会人员总数的7.62%。从事预算、成本、资金、应收款和存货管理以及资产、内控、税务信息和综合事务管理的人员占总人数的85%。从事这些管理岗位的人员中，有很大部分的工作属于企业财务管理和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业务，特别是生产经营管理的业务，随着企业管理的深化和细化，财务人员承担的工作量会越来要多。因此，现在各级财务管理机构都缺员。

（四）人才成长通道单一，人才发展的空间受限

目前财会人员的成长与发展，只能走行政岗位晋级一条路，由于岗位有限，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晋级到科长及以上领导岗位。这种人才成长模式，不符合“发展有空间，上升有通道”人才培养思路。

三、油田企业今后财会队伍建设的思路重点工作

按照集团公司建设世界一流财务目标的总体工作部署，结合油田企业实际，进一步优化财会队伍结构，着力提升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今后财会队伍建设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如下。

（一）树立四种意识，强化职业道德素质

作为财务队伍建设，德和廉尤为重要。财会队伍建设要注意对增强四个意识的培养。1.增强自律意识。廉洁从业，是财会人员职业道德的核心。身处经济要害部门和关键岗位，要始终常怀律己之心，正确审视自己的岗位和正确把握自己的权利，树立财务人员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2.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财会人员的职责和内控制度要求，树立风险意识，在执业过程中对岗位职责风险和外部环境风险把握清楚，自觉规范言行，防范和规避各类风险。3.增强主动意识。财会人员要把财务工作融入企业管理的全过程，变事后算账为超前预算和过程控制，积极参与经济运行过程的管理与监督，按照集团傅成玉董事长提出的从五个环节把握价值创造，为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创造效益提供财务技术支持。4.增强责任意识。财会人员要在改革发展中当好主人翁，把本职工作纳入促进油田科学发展和提高财务管理水平的大局中来谋划和运作，不仅要立足本职当好管家，更要为管理和决策出谋划策。强化职业道德作为财会人员从业的重要基础，其中廉洁自律是财会人员从业的标尺。我们要继续将职业道德、廉洁自律教育作为日常管理的重要内容，反复强化培训，树立职业道德和廉洁自律的自觉意识。落实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述学述职述廉制度，领导干部通过签订廉洁自律承诺书，自觉规范行为，筑牢职业道德防线，防止腐败行为发生。

（二）加强队伍作风建设，为财会工作提供强动力

继续发扬勤俭节约作风。按照集团公司提出的“经营一元钱，节约一分钱”的理念，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工作作风，实施财务精细化管理，搞好挖潜增效活动，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弘扬精细化作风。大力倡导财务精细管理和精细持家的理念，积极引导财会人员立足岗位，着眼管理，推动细化预算编制，做实成本控制，精细会计核算，努力推进预算分解到单元、成本控制到单元、会计核算到单元，考核评价到单元的单元管理思路；在责任主体上细化到基层队及班组；在重点费用项目上，建立成本项目组管理体制，为精细化管理奠定基础、建立机制。发扬吃苦耐劳精神。油田企业经济运行始终面临经营压力大、挖潜增效任务重等实际困难，这对财务工作和财会人员都是一个挑战与考验。要继续发扬严谨细致、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努力克服困难，干出一流业绩。

（三）继续改善财会队伍结构，加强财会队伍的知识化和年轻化建设

胜利局财会队伍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为47.46%，学历总体比例偏低，财会队伍中有两个不同学科以上学历和两个不同专业职称的复合型人才更少。财会队伍的平均年龄为42.71岁，偏大的年龄结构已经不能适应高强度财务工作的需要。需要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多引进一些新近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改善财会队伍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建议集团公司建立和完善财会人才培训和成长的长效机制，规范人才培养渠道，能够快速并长期培养各个企业财务管理急需的各种人才。

（四）适应“走出去”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加大涉外财会队伍建设

进一步加大涉外财会队伍建设，就是要根据“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需要，对财会人员进行涉外税务、法律、招投标和外语等知识的培训，以提高涉外财务人员的知识结构和水平。涉外财会人员能力的提升，还需要做好“市场经营理念”和“国际化理念”的培养，以适应中石化“走出去”发展战略需要。树立市场经营理念和国际化理念，就是要熟悉市场规则，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以国际化的视野、国际化的标准来审视和改进财务管理工作，要从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和人员培养机制等方面入手，尽快与国际接轨，支持油田“走出去”快速发展的人才需要。

（五）适应“建设世界一流财务”的需要，引进高素质人才，培养复合型人才队伍

“建设世界一流财务”是总部确立的一项崭新的课题，“建设世界一流财务”的内涵就是要创造世界一流的财务绩效，达到世界一流的财务管理水平，建成世界一流的财务管控体系。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依赖于建立世界一流的财会队伍作支撑。建设世界一流的财会队伍，需要引进适应市场化、国际化和精细化财务管理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建设世界一流的财会队伍，要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进行：一是从生产经营行业选拔优选的非财务专业人才进行财务知识培养外，通过参加会计职称考试，要求达到会计中级职称，这种途径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二是要更加注重从现有的财会人员中培养，通过举办工程技术、涉外合同、税收法规、物流、金融等专业知识培训班，培养国际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继续的复合型人才，做到一专多能，满足市场化、国际化财务管理对人才的基本需要。

（六）创建学习型组织，营造学习、学术研究氛围，提升财会队伍的整体素质

篇（10）

摘要：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房地产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增长对国民经济持续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其发生较大波动时会致使国民经济同样发展较大振幅，所以国家应针对性的对房地产经济进行控制，使其在平稳发展的同时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以此保证社会正常发展和国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中国;国民经济

前言:

近年来虽然国家对房价进行了适当的控制，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房地产业一直处于较活跃的状态，而房地产经济以房地产业为核心，是与其相关的生产、开发投资、消费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关系，是房地产经济关系与其自身生产力的结合体，由此可见房地产经济是我国的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其自身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必然会产生影响。

一、房地产开发投资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房地产开发投资即房地产业所有开发法人单位所投资开发的房屋建筑物、配套基础服务设施及相关的土地开发工程及土地购置等方面的资金支出，每一方面根据具体的房地产用途及功能又可以细分，目前统计调查法是房地产开发投资主要采取的办法，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某时间段内社会建造和购置的固定资产超出500万元以上的费用，所以房地产开发投资是其组成部分，据相关资料显示1986年至199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3.2%上升至15.7%，处于快速增长的态势，1996年至2000年虽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但在短暂下降后仍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恢复至15%，截止2014年其比重一直稳定在17%左右，而其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发展的贡献率虽在1986年至1996年由7.7%下降至负值，但1996年以后贡献率迅猛提升，至1999年达历史最高峰值33.8%，近年来虽受金融危机影响，但仍有快速回转的趋势，所以其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间接计算，可以发现其对国民经济增长也有重要意义[1]。

二、房地产生产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房地产生产主要指房地产业及其相关行业的生产活动，据我国行业分类标准显示，房地产业主要包括以房地产为对象的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中介、自有经营及特殊房地产五方面主体的生产活动，其每方面又可根据自身的性质及规模进行细分，属于我国的第三大产业，而房地产生产增加值是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我国居民居住水平的重要标准，由于居民自有住房和租赁住房之间的比率在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及不同国家同一时期具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在针对房地产增长值计算时应结合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的总产出和其实际的增长值等数据，增长值可直接由参与房地产生产活动的主体的具体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叠加计算获取，而居民自有住房主要由其虚拟折旧决定，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城镇住房折旧率在2%左右，农村在3%左右，而经计算可以看出近年来房地产生产增长值一直处于快速提升的状态，而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如1978年80亿，占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2%，2014年达33299亿，占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6.0%，这与市场经济体制参与居民住房条件消费的经济体制有必然的关系，如果将1978年以后房地产业生产增加值代入房地产业增长值对经济增长率的计算公式房地产业不变价增长值/不变价国民生产总值100%，可以发现1979年为1.7%，2000年为2.4%，2014年为4.3%，其整体呈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已经成为推动国民经济上升的重要动力[2]。而房地产相关产业主要指房地产业发展所需的建筑材料产业，如钢筋水泥业等;居民住宅性消费，如家电业;居民住宅服务，如物流业、金融业等，据资料显示，2012年房地产业开发投资拉动相关产业增长值近43840亿元，对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近24%，由此可见房地产生产中不论是房地产业自身还是其相关产业的增涨值都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房地产消费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房地产消费即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用房消费及与之相关的服务消费的总和，由于居住环境是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房地产消费在居民消费中占有较大份额，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国城乡新建住房面积不断增加，例如城镇新建住房面积1978年改革开放时，其总数量只有3800万m2，到2000年其总数上升到近5.5亿m2，截至2014年以达到36.3亿m2，农村新建住房面积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其总数量只有1亿m2，到2000年其总数上升到近6.5亿m2，截至2014年以达到39.2亿m2，1978年，我国人口有近10亿，2000年我国人口近13亿，2014年我国人口有13.2亿，经过计算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均住房面积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居民住房条件得到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3]。另外，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中房地产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角度看，居民房地产消费主要包括购房、租房、住房维修、水电煤气及其他相关支出，据相关资料显示，2008年至2014年，居民房地产消费在居民总消费中的比重稳定于17%，占支出法国民经济的6%左右，2008年以后至今，居民房地产消费支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009年4.1%，2010年2.6%，2011年2.8%，2012年3.2%，2013年3.3%，2014年2.9%，由此可见2008年以后我国居民房地产消费支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比较稳定，如果将房地产开发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与房地产消费所创造的经济值叠加，那么其对国民经济中增长的贡献率将更大[4]。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房地产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增长对国民经济持续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其发生较大波动时会致使国民经济同样发展较大振幅，所以国家应针对性的对房地产经济进行控制，使其在平稳发展的同时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以此保证社会正常发展和国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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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民经济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析包学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0-15

国民经济相关论文范文二：国民经济核算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地区间货物及服务的流入流出问题是很多的核算人员关注的一个焦点。它主要涉及到支出法计算GDP核算的一个准确性问题。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国民经济

一、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经济形势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反映国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最终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劳务支出指标等。这些指标数据可以有效的作为国民消费支出核算的原始数据，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能够很好的反映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另外，消费核算信息可以很好的反映居民消费中的构成比例，如食品以及通信类的支出份额。有了这种信息，就可以更好的倡导居民进行适当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详实科学，能够促进我国的税务改革，了解当下消费热点，树立居民理性科学的消费观。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有很大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中，投资储蓄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等指标，可以很好的分析当前的各种货币供给与需求状况，了解我国的居民储蓄在国内储蓄中的地位，以及储蓄对投资的贡献率。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政府投资与居民投资的比例关系，更科学的实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际上，储蓄、投资、税收是联系很密切的三个环节，对储蓄与投资信息的严格审读，有助于税务部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除此之外，储蓄的变化状况还可以反映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的改革成果。比如，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40%、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120%。

预期心理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工人就业状况糟糕、医疗制度以及住房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居民对未来隐忧加剧而让银行储蓄增加。对此，相关的部门对我国的各个体制进行了适度的改革，让居民放心消费。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不够完善，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毕竟居民的消费心理需求有了适当的提高。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统计部门与政府部门有很好的参考依据，各个职能部门也据此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居民储蓄与投资的良性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可以让收入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国民经济的循环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过程，生产只是一个阶段，对于最终成果的消费才是目的。不过，成果的消费并不是生产者一个人享有，而是要经过分配与交换的多个环节，才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国民经济的核算就是要对消费品在分配与交换的各个环节进行统计与核算，这其中也包括对最终产品的使用情况。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高效与科学，提升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收入分配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要清晰合理，收入的分配要分层展开，有次序的进行。为了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核算的信息应该包含更多的机构部门，应用SNA在核算整个收入分配时，就应该按照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两个阶段进行。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让宏观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好的得到调整，初次分配可以让收入结构得到很好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结构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与对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在世界上享有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我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联合国根据连续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会费;世界银行业根据相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待遇。所以，国民经济核算还深层次的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对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很大。也有相应的投入产出方法，用于国民经济的核算。投入产出方法又称为投入产出分析，以一定的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为基础，结合比例系数与结构分析，从数量上研究经济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相关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原因和影响。投入产出的方法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有一个漫长的历史。1950年，投入产出分析第一次被建议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1968年，SNA就吸纳了投入产出分析法。1993年，SNA就把投入产出纳入到了整个核算体系。实际上，我国的投入产出分析研究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1974年，我国就编制出了第一张实物性的投入产出表，涵盖了61种产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更是编制出了大型的1987年投入产出表。2004年，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更是让投入产出的核算方法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投入产出表考虑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来源与使用去向，是一种棋盘式的平衡表。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同时能够很准确的表明投入的来源与产出的去向。另外，对于各个部门之间很复杂的技术经济关系，投入产出表也能够很好的把握。投入产出表的样式多样，分类齐全，结构清晰明了。如实物性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就充分考虑了计量单位的特点，便于审核统计工作。另外，也有根据地域划分的投入产出表，如全国投入产出表与地方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数据结构表，可以直观地反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对称性投入产出表用于预测和制定计划。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三)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经济效益能够很好的反映各个产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很多人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一味追求GDP的量与速度，却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因为，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很好的衡量社会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GDP的数字越大，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就越大。目前，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很多的人意识到了不能一味的以财富数字的增长来衡量GDP。如果牺牲了环境与浪费掉了大量的资源，虽然换取了经济财富的增长，GDP指数的上升。但是，GDP并不体现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这种GDP的数字是一个虚假的数字，过度的夸大了财富，却忽视了对成本的折算。鉴于此，一味的追求财富GDP的增长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要考虑环境与资源的因素，减去相应的成本。很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绿色GDP这样一个概念，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一个绿色GDP概念的产生，是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也是人们在权衡了环保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以及利弊后的一个结果。

二、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分析及宏观经济模型建立的基础

在宏观的经济管理中，涉及到很多的统计数据以及模型，而国民经济核算就可以为这种数理统计以及模型的搭建提供范本和奠定基础。作为基本框架，国民经济核算确定了很多宏观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指标设置以及基本分类。这样的功能让经济统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大的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效率，增强了其应用功能。

三、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国民经济计划涉及到很多的宏观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所反映的现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经济联系。为了更好的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与规划的指标数量也必须满足这种经济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的手段非常科学，也正反应了这种内在的经济关系。因而，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四、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方法

地区间货物及服务的流入流出问题是很多的核算人员关注的一个焦点。它主要涉及到支出法计算GDP核算的一个准确性问题。此外，近年来，我国的第三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统计部门缺乏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统计制度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主要表现在核算的方法单一，缺乏多元化。另外，因为缺乏年度财务统计，推算系数使用时间过长。针对流入流出核算等长期估算和推算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核算人员应该考虑国家各个部门的实际核算状况，协调好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系统的不同，核算实际状况的差异，自上而下的提出相关的要求。当地的长驻单位要向统计部门提供相关的统计报表与财务指标，解决上级部门的资料供应问题。此外，加强完善服务业的统计工作，高度重视服务业统计中出现的难题。服务业市场增加值核算分为市场产出、自给性产出、非市场产出三个部分。关于市场产出，如金融保险产业，应该建立起它的财务指标统计制度。对于自给性产出和非市场产出，要积极的研究改善统计工作的方法，运用多元化的数据搜集方式，让数据更好的反映服务业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