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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等种种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凸现,严峻的生存环境迫使人们反思传统的自然观、发展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理论层面上探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良策。与此相应,哲学理论界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研究和讨论也愈益活跃。现将有关情况作一综述。
1.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过程
大部分论者都认为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崭新的自然观的。但学者们在理解的角度上还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自然观从形成到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孕育萌生期(以《博士论文》为顶点)、建构形成期(从《44年手稿》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完善批判期(《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中表现的尤其突出);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是通过以下三个维度的转向而实现的:一是从本体自然观到社会自然观的实践论转向;二是从机械自然观到人化自然观的关系论转向;三是从构成自然观向过程自然观的生成论转向。
2.马克思自然观的本质和特征
学者们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本质和特征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大体上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2.1物质本体论的自然观
以传统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物质本体论的世界观[3]。它的唯物主义原理被归结为:①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意识是物质的特性和反映;②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③物质在时空中运动,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④运动是有规律的。
2.2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认识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学术界主流观点基本上否定了“物质本体论”的观点。既然自然观从属于世界观,那么,对马克思的自然观的理解也应当发生一个相应的改变。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以社会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既然把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的自然观也应该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只有将马克思的实践原则引入自然观的研究中,我们才能科学地说明人与自然的全面关系,因而才能科学地理解和解释自然观的本质。总之,马克思站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自然的概念在他那里就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自然界的物质性与自然的属人性、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统一体,正是在这些相对应的范畴的矛盾运动中,马克思以社会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得以凸现出来。马克思的哲学自然观实质上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2.3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我国的学者最早在90 年代初就提出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6]。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两种含义,第一,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二,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学者们认为,说“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也并不错,但是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为实践唯物主义提供最终的、社会历史的解释,才能真正使实践唯物主义成为区别于旧哲学的新唯物主义。因此,实践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中介环节,不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最终成果。“只有把实践唯物主义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才是彻底的实践唯物主义”,“彻底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的自然观的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2.4历史生存论的自然观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生存论是马克思自然观的终极解释原则,既然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终极解释原则又是生存论,马克思所关注的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的自然界,而是进入人的生存领域的自然界。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是“历史生存论”,那么,从属于哲学总体性质的马克思的自然观也应该是历史生存论的自然观。因为实践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自然观的终极解释原则。人是依靠它的实践活动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来维持生存的。这说明了实践在人的生存和社会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实践最终也不过是人的生存的“手段”。“生存”与“实践”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手段”是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目的”的。实践的价值和必要性只有从人的生存价值才能获得终极的解释。我们只有立足于生存论,才能理解历史上自然观的演变及其我们在当代应当采取的行为策略。
2.5马克思的自然观的本质是人化自然观
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化自然观。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有重合之处,认为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自然界”,不是与人和人的活动彼此分离的自然界,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其本质即人化的自然界,突出强调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自然是被社会历史所中介过的,而不是处于社会历史之外,并合理阐发了人与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这种自然观不同于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关于生态问题的观点。根据马克思的自然观,生态问题的实质是社会问题,只有从解决社会问题入手,才能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的异化。
二、影响和谐医患关系的原因分析
医患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社会联系之中。表面上看,医患关系紧张是发生在医与患之间的,但其背后有广泛的社会背景,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1.制度原因是根本。“看病难,看病贵”,制度成根源。由于当前的医保制度,患者看病绝大部分报销比例较少,自付比例较高,患者把就医行为理解为消费行为,导致认识上的错误。现行的政策对于大型的综合医院给予了一定的经济支持,但医疗体制的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医院的补偿机制尚未理顺,补偿严重不足;同时大部分的医院包括基层的医疗机构都需要院方自己解决职工工资、福利等成本,以致“以药养医”和医疗服务的价格服务偏高的情况仍然存在,导致看病难、看病贵,加深了社会舆论以及老百姓对医疗行业的不满和误解。同时,医疗服务资源不足和配置不合理现象并存。
2.院方责任意识渐淡薄。医方出于生存,同时也在利益的驱动下,将医患关系物化,“开大处方”,甚至“收红包”,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责任意识淡薄。同时针对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医院未采取有利措施,对医生也疏于管理,对医护人员的医术、伦理教育欠缺。同时医院缺乏人性化施医的理念。资源出现短缺,优秀人才比例少,全科医生缺乏,医学法学复合型人才稀有,以及医疗设备的稀缺等医疗资源也成为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的瓶颈。
3.医务工作者忽视了人文关怀。作为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不能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也不能谨记人文主义的精神,在利益的驱动下,个别医务工作者甚至触犯法律;个别医务人员工作态度冷漠,对患者缺乏人文关怀,不能做到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更加深了医患双方的误解和鸿沟;现行医疗服务行业人员素质、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理解,不能换位思考,几乎没有沟通,医生为躲避责任,保护自己,采取“小病大检查”,开不必要的检查单,加深患者对医生的失望;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医生凭借自身在医学知识技能的优势,忽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此外,由于医患双方的立场不同,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缺乏沟通,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现有的服务模式也无法得到正常沟通。
4.患方医学常识需加强。患者方面由于在医患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一直倍受同情,在提到医患矛盾时,大家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医方。所以现实中,由于患者的期望值过高,对医学的局限性不了解等将医生神化、医术神化,认为医术万能与现实产生落差,因此,产生失望等消极情绪。根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部的调查统计,由于患者对医学知识的不了解,对医疗期望值过高而引发的医疗纠纷占93.8%,希望少付医疗费用的占51.5%,无理取闹的占49.5%,对治疗不满意的占37.6%。另外,随着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维权意识增强,更加重了医疗纠纷发生的频率。此外,现有的关于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仍有漏洞,立法不健全;社会民生问题多,高房价、难就业、收入不公平等现象,加深了矛盾激发的可能;社会新闻媒体为博取眼球,追求效益,故意挑事端,进行不实报道,以点概面,对医患紧张关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对医疗行业的特殊性普遍存在不理解现象等原因也成为了造成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三、从生态文明视角探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
中国将严肃查处医疗卫生领域乱收费,、以医谋私、收受红包、开单提成和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严肃行业纪律。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一直是一个热议话题,如何建立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政府、医院、医生、患者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很多,因此,缓解的途径也有多方面的。从生态文明视角来看,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主要有三点。
1.政府应加快相关制度建设。政府加快和谐社会建设的相关制度建设,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为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具体要求,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医患关系的战略任务与重要支撑。这就要求政府对医院要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保证医保制度有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扩大社保基金筹资渠道,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进入医疗卫生行业,增强了公共医院的竞争力和运行资本。完善社会救助体系,鼓励社会办医。政府要采取切实可行、有的放矢的办法缓解医患矛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解决看病难问题。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迎难而上,扭转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上不适用公益性目标的现状,加大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力度。积极推动医疗信息生态建设。目前,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患者个人的就诊信息也能全面反映出来,有利于更准确、全面的诊断,也免去了患者各种不必要的检查,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缓解了医患矛盾,增进了医患互信,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尽快调动各相关机构、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信息生态建设。政府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找到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狠下决心,共建和谐医患关系。要畅通群众请求渠道,广开言路;聘请社会监督员,监督医院的医法医风;设立投诉中心,医学法律咨询中心,让患者有地方可说话;开展患者满意度调查,可效仿电信公司进行打分制,督促医方的责任的担负;改变原有的评价模式,将生态环境建设、文明环境建设纳入到考核模式,调整医院的办医目标。政府要加大生态文明道理的宣传以及和谐社会目标的宣传,积极通过舆论化解医患矛盾,鼓励换位思考;引导媒体宣传医患之间美好的情感,为医护人员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提高其职业荣耀感。
一、引言
艺术产生是为弥补自然和人生的缺陷,它以诗意为最高境界,“审美需要不仅仅是欲望……还是审美理想,使人得以实现对现实的超越”。①因此,审美艺术的产生是为达到对现实的某种超越,也是为对审美理想的一种追求而产生。
景观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通常意义上的景观美学是研究景观美的构成和欣赏的一般性的应用性学科。
关于景观的分类不是绝对性的,而是具有相对性,可以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景观有所分类和定义,如从物质构成角度来进行分类等,这些对于景观美学研究都具有借鉴意义。从物质构成的角度,景观可以分为硬质景观和软质景观。
二、“灵秀谨严”美
(一)景观美学。
在研究景观美学之前,我们应明确两个概念,即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这可为下文进行的宜兴景观美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1.自然景观。
自然景观是指客观自然界中的景物构成观赏的对象,自然界是广阔无垠的天地,具有极其丰富性,欣赏自然景观就是欣赏自然美,自然孕育着人类这一审美主体,同时人类不可抗拒自然法则。
2.人文景观。
人文景观并非所有的人类文明,而实际上只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且需要呈现出具象。“作为人文景观,它一定是直观的对象,即可以直接看到的具体形象”。②
(二)发生机制。
对于灵秀美与谨严美二者而言,除了与景观本身相关外,还表现出自身特有的审美发生机制特点。
1.韵律和谐式灵秀美,是指在审美方式上运用参差立体和对比律动的手法,表现韵律和谐的审美方式特点,以作为灵秀美在审美发生机制中的重要表现,即灵动韵律美。
2.主体意识式谨严美,是指在审美主体上体现主体精神和主体追求的主体意识特点,表现主体意识的审美主体特点,以作为谨严美在审美发生机制中的重要表现,即谨严文化美。
3.深度厚重式生命感,是指在审美表现上体现主体存在和客体生机的深度厚重特点,表现深度厚重的审美表现特点,以作为生命感在审美发生机制中的重要表现,即生命意识美,同时也为灵秀美在审美表现上提供了支持。
同时,这一美学观念的提出也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即给在实际景观建设中的设计思想提供参考,对景观建设主题的打造有价值。
三、“灵秀美”典型性分析
(一)水:对比律动性、参差立体性和客体生机性。
对于宜兴的水来说,其主要表现在“水抱之水烘托”与“缎带之水贯穿”两方面。这也是水作为主要景观对于宜兴景观美学特色机制起的作用。
以下从水的对比律动性、参差立体性和客体生机性三方面对灵秀美机制形成的作用加以论述。
首先,从宏观和微观视野两个角度来体现对比律动性。具体而言,一是在宏观视野下紧实与虚空方面的对比;二是在微观视野下“直线”、“圆”和“波线”组成结果的律动和对审美主体审美感受的律动,即扩散与收缩之美。
其次,从位置错落和交杂体现参差立体性特点。
最后,综合作用下客体生机性特点与物我合一状态的显现。
(二)独特审美客体主导性特点的表现
具体说来,宜兴自然景观的独特特点及其在审美活动中主导性表现就是主体审美感受彻底性,以分析灵秀美的形成机制。具体表现为:一是审美情感上彻底的忘我性精神,二是审美表现上彻底的欲望性展现。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坡迫切、牵挂、牵念、挂念、回味等复杂的心理过程,那一封封书信切实地表现出了这位大文人对于宜兴山水的爱恋和爱惜之情,对于这位见惯了祖国各大壮丽河山的大文豪来说,能这样对一座小城市的山山水水加以爱怜和赞叹,也给这座城市增光添彩了。自然,这其中不仅是简单的爱恋,而且有一种念念不忘的思绪浸含于其中,是对事物的流连、不舍、疼爱的温柔情绪。这其中包括着瞬时的情感体验和永恒的情感回味。
四、“谨严美”典型性分析
(一)壶:空间结构感、社会文化认同感。
首先,空间结构感表现为茶壶雅致的造型感、富有动感的设计感和素面素心的本质特征这三方面。一是以茶壶雅致造型感为特点的空间结构感,二是以富有动感设计感为特点的空间结构感,三是以素面素心本质为特点的空间结构感。紫砂壶有着素面素心的本质特性。素面在于它的形状和外观。
其次,社会文化认同感表现为古朴的材料来源、朴素自然地反映的社会实践活动和文人雅趣性这三方面。一是以古朴的材料来源为特点的社会文化认同感。二是以朴素自然地反映社会实践活动为特点的社会文化认同感。紫砂壶的产生和由来是一定时期宜兴社会生活的需要和反应。三是以文人雅趣性为特点的社会文化认同感。宜兴人崇尚茶道,讲究以茶会友、亲和礼让、清节励志的积极进取精神,追求自然清净、返璞归真、天人合一的境界和情趣。
(二)审美特征作用于审美环境的发生机制。
宜兴人文景观的研究有益于对景观建设的作用,从对它建立和保持审美环境机制来看可以对宜兴景观建设发挥实际作用。
1.严谨肃穆审美环境机制的建立。
宜兴人文景观严谨肃穆审美环境的审美需要,具体是指宜兴人作为有生命有意识的社会存在物所内在具有的,渴望在对象化的活动中能动地实现严谨机制的理想,从而形成自己的精神要求。
2.严谨肃穆审美环境机制的保持。
有意识地建立严谨肃穆审美环境的长效机制,从传统的继承入手。宜兴地灵人杰,虽然地域不广,人也不如其他地方多,但是,正是由于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幽闭和闲适,使得传统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
总之,人文景观的发生机制对其典型性有着重要作用,而它因其特有的特点又具有相当的理论与实践作用。
五、“灵秀谨严”美多维性视野分析及景观设计建议
(一)“江山之助”关照下的主客体关系论。
1.物我和谐:客体生机感的表现。
“江山之助”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它表现的主要是作为优越地理环境的自然景观系统对于审美主体的文化、思想、情感的辅助作用,也融合了中国古代天地人三者合一的哲学观。它承认“物”(即大自然)的客观存在有其自身规律,以及“物”对“心”(即作家主体意识)的决定作用。
对于宜兴自然景观的定义就是灵秀美。它既包含自然景观本身灵动特色,又包括物被主观情感投射后的特点,因为景观中的物不仅是纯自然中的物,而且是审美主体眼中的物,并与审美主体发生情感的回复流转,达到物我合一的状态。
2.“心”的能动性。
“江山之助”认为,“心”(心即创作主体意识)有能动性,“心”决定作品主旨,江山会助其或哀或喜。这反映到艺术作品中也就是创作主体的主体精神和主体追求在艺术作品中表达了主旨。
作为人文景观来说,更需要能展现其背后的深层次社会文化特点。
谨严性特点不仅体现在具体的人文景观传承机制中,而且体现在审美环境中,包括对于谨严的审美环境的需要,对于谨严的审美环境的理想,对于谨严的审美环境的审美趣味,以及保持谨严美的长效机制的形成,这些都是审美主体能动性,即形成谨严美人文景观特点的原因不仅仅是客观的环境。
(二)“地理环境决定论”关照下的主体性追求。
1.群体性气质的形成。
“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决定群体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状态,对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有影响,对群体气质的形成,对群体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对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状况均有影响,还影响着人类迁移和分布。
长期以来宜兴地理环境幽闭与自给自足的特点,造就了宜兴人民独立却兼收并蓄的群体性气质,反映到对文化的传承等方面就体现出严谨性特点。
2.地理基础对于严谨性维系的表现。
首先,幽闭和自给自足的地理环境。宜兴拥有较为幽闭和隔离的自给自足的地理环境。
其次,幽闭自足地理环境下安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是宜兴有着安定的社会环境,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助于保持谨严美的传承,以宜兴望族为例,安定的社会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文化传统,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家族能不断发展的基本保证。二是宜兴具有谨严性思维传统和文化习惯。宜兴有着独特的思维传统和良好持续的心灵关照,而这些足以对宜兴景观美感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宜兴的教养、读书习惯、风俗习惯都是这一谨严性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灵秀谨严”式景观设计观。
“灵秀谨严”式景观设计观即在具体景观设计和建设时,以风格灵秀、造型灵秀、材料灵秀、主题灵秀等为特色的“灵秀迷你型屋顶庭园”来使灵秀主题得以体现,同时以“开放式谨严主题馆”为文化宣传依托,以展现“灵秀谨严”式景观设计观这一美学社会化概念。
1.“灵秀迷你型屋顶庭园”设计建议。
这一建议将灵秀美和实际应用相结合。具体特点即复合型绿化、竹庭园、茶庭园。
复合型绿化,即将中高型、乔木型、灌木型类特征绿色植物相交织穿插,形成四周环绕特色。以绿化为主要手段,环保为主要目的。
屋顶庭园的复合型绿化这一观念具有很多特点,如占地面积小,具有一定的私隐感、设计感和美感。
竹庭园,即以宜兴竹海之竹为主要材料,以竹海构造为主要参考,以竹海风格为主要设计导向。这是一种类似于植物主题为特点的庭园。
与竹庭园类似的还有茶庭园,茶庭园即以宜兴茶海之茶为主要材料,以茶海构造为主要参考,以茶海风格为主要设计导向的植物主题式庭园。
2.“开放式谨严主题馆”设计建议。
这一建议将谨严美和设计运用相结合。具体特点即开放式场馆、书法馆、绘画馆、综合艺术馆。
开放式场馆即将场地开放化、场馆四周开放化、周围建筑开放化和风格开放化,同时保持与场地衔接。
书法馆即以宜兴名人书法作品为内容,鼓励新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共同参与,定时定点开放,并时常进行书法比赛和交流类活动。
与书法馆类似的还有绘画馆,绘画馆即以宜兴名人绘画作品为主要内容,鼓励新画家和绘画爱好者共同参与,定时开放,并时常进行绘画比赛和交流类结活动。
还有综合艺术馆。综合艺术馆即以宜兴其他艺术为综合的主题馆,主要体现谨严性设计风格和设计特征,以综合性艺术视觉效果为主要形式特征,以展现宜兴人文精神和人文追求为主题。
六、结语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应该享受欢乐,正如我们慢慢走路,欣赏湖光山色,而不是行色匆匆,疾驰而过。人与人之间应该充满亲情、友情和爱情,也就是享受着欢乐;人们被创造的成就包围,也享受着快乐。
当人们沉醉在景观美中的时候,同样也享受着欢乐。景观,不是虚设的,它是为人而存在的,景观,应该受到更好的保护与发展。
就宜兴景观美学“灵秀谨严”美特点的提出而言,本文不仅从美学上对宜兴景观作了一定研究和分析,而且对宜兴景观建设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的成系统的建议,尤其是对展现设计观美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对美学作为人文类学科的实际运用价值提出了新的思路,有利于美学学科和建筑学科共同发展和进步。
注释:
①朱立元主编.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87.
②王长俊.景观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4.
参考文献:
专著类:
[1]刘叔成等.美学基本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
[3]童庆炳主编.现代心理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4]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5]周宪等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论文类:
[1]李明.城市环境景观美学价值与规划导向.北方经贸,2008,(7).
[2]陈增辉.景观设计的人文美学特征.艺海,2008,(4).
[3]胡洪明.紫砂文化的文化互动初探.江苏陶瓷,2008,(4).
一、中学地理教学中地理思想方法的研究现状
1.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地理思想方法类型基本确定
根据文献分析,关于中学地理课程中地理思想与方法,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地理教育国际》中指出,地理学科围绕研究对象,逐渐形成了关于位置和分布、地方、人与环境的关系、空间相互作用、区域等核心概念的基本观念和法则,[1]包括:
空间观念。涵盖区位论,区域差异,因地制宜等基本原理、观点,蕴含着空间定位、空间相互作用与联系、将世界组成不同区域加以认识、地理环境差异与因地制宜等思想方法。
系统综合的观念。涵盖系统观、全球观等基本原理、观点,蕴含地理环境整体性、人地关系等思想方法。
动态观念。涵盖不同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的发展变化观,蕴含地理过程、时空关联等思想方法。
可持续发展观念。蕴含人地关系的思想方法,其中“人对地”的影响中包括环境观、全球观、资源观、人口观等一些观点。
第二种观点,在《中学地理素养教育》一书中,袁孝亭教授从地理学家的倡导和地理课程标准的要求,以及国际地理教育发展趋势的角度分析,认为基础地理教育阶段包含的地理思想方法有:[2]基础地理教育阶段应把人地协调观点、可持续发展观点、空间观点、因地制宜观点作为地理观点教育的重点;中学地理教学中科学方法教育的基本内容应主要包括地理观察、地理实验、地理调查、地理比较、地理分析与综合、地理归纳与演绎等方法。
第三种观点,《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提出“地理课程引导学生从地理的视角思考问题”。“地理视角”即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3]
(1)在义务教育地理课程中,与“地理视角”有关的知识主要包括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观念、因地制宜的观念、初步的环境伦理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全球化观念等。
(2)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过程与方法”目标强调地理事物“形成”、地理特征“归纳”、地理成因“分析”、地理规律“理解”的过程与方法,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地理方法,例如归纳地理特征,包括运用地图发现地理特征、运用比较法概括地理特征等。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基本上概括了中学地理教学中的主要地理思想方法,只是需要概括得再全面些,重点突出人地协调观、可持续发展观等地理思想,特别强调地图法、野外考察法等传统地理方法,增添GIS、GPS、RS等新技术新方法,同时新的地理课程改革也特别关注地理信息技术对地理课程产生的深远影响。
2.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教学研究初步展开
(1)理论研究
袁孝亭教授在《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地理课程与教学研究》一文中,指出真正意义上的地理课程与教学研究,应当是基于地理学科的、以地理思想方法为主要依据的研究。并从三个方面说明了如何基于地理思想方法进行地理课程与教学研究:首先是依据地理思想方法,提出具有基础意义的地理课程与教学问题;其次是依据地理思想方法,探究地理课程与教学的基本教学策略;再次是提出给予地理思想方法开展地理课程与教学研究的“技术路线”。[4]笔者通过分析发现,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地理课程与教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2)地理思想方法体现研究
洪婷从目标体系、地理教材、学习方式、形成性评价等方面论述了地理“过程与方法”目标的体现策略。[5]陈启洪提出高中地理教学要体现地理学思想,并把地理学思想划分为可持续发展观、人地关系、综合性、地域性、系统性等。[6]崔准依据地理学的基本思想,把中学地理教学内容归纳为七个板块(定位问题、图像问题、区域分析方法、物质运动和分布、整体性和差异性、区位论、人地关系论)。[7]庞艳辉深入系统地分析了人教版高中教材《地理1》的地理思想与方法,认为《地理1》中体现了四类12种地理思想和三类13种地理方法。[8]分析教材中地理思想方法的体现情况,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需要研究者的不断努力。
(3)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教学设计研究
张素娟认为“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可以从观念性知识——原理性——事实性知识‘自上而下’梳理和解析教学内容,教学时再‘自下而上’帮助学生在事实和材料基础上提炼观念性认识,在具体知识和技能学习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提升概括,构建学科观念和学科思想方法”,并设计了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两个案例:“高中地理必修模块‘洋流’”“高中地理必修三人教版教材‘资源的跨区域调配——以我国的西气东输为例’”。[9]褚丽娟运用案例设计法,设计了地理科学方法培养的案例教学设计和地理观点培养的案例教学设计。[10]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教学设计还处于起始阶段,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
(4)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教学模式研究
基于学科思想方法整合学科教学必须改变以往学科教学中“部分—部分—整体”的知识组建和建构方式,代之以“整体—部分—整体”的教学模式,首先是从整体上帮助学生感知和了解各册教材的内容,并以其中蕴含的学科思想方法作为核心归纳和概括各册教材内容的知识结构,然后以学科教材的单元为基本单位实施整体性教学。[11]徐宝芳教授在“地理双动两案”教学模式中,也强调对学生进行地理思想方法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12]“地理双动两案”教学模式在教学方法思想中,强调地理思维方法,突出了地理学科思想与方法;从学案和教案的内容和形式来看,无论两案中的地图,还是图表、景观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地理思想方法。教学有模,教无定模,至于哪种教学模式才能促进有效教学,需要广大师生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5)地理思想方法的培养途径研究
有关地理思维方面的文章较多,尤其以空间思维培养方面的最多。如袁孝亭主张在教学有关空间位置、空间分布等内容时,可利用空间形状、空间大小、距离等空间要素发展其地理空间思维;[13]代泽斌强调在区域地理复习中,应通过区域[ lunwen.1KEJIAN.com]地图训练、区域对比训练培养学生的地理空间思维能力;[14]龚倩认为“地理空间思维是地理学科独特的思维方式之一,这就要求地理教学应以建立地理空间概念为先导,明确地理空间思维的内涵、特征、组成及其影响因素,进而培养学生地理空间思维能力”[15]。笔者通过对文献分析发现:关于如何培养学生的地理方法的文章较少,缺少系统介绍培养学生地理思想方法的文章。
二、中学地理教学中地理思想方法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学地理教学中地理思想方法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袁孝亭教授在《基于地理思想方法的地理课程与教学研究》一文中,指出非常有必要将地理思想方法作为地理教学理论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并注重由地理思想方法推演开去,提出基于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总结提炼有关地理课程与教学的策略、原理,以此构建地理教学的理论体系。[4]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起点,如何总结梳理地理思想方法的内容;如何分析地理思想方法中所蕴含的地理教学原理;如何检验出地理教学原理的实际效果、运用策略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1、1 财务环境理论。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财务学家否认过环境对财务理论与实务的,在中外财务中,财务环境也都占有一定的篇幅。问题是,财务环境在财务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财务环境的具体构成及其对财务理论与实务的具体影响等问题,在研究上还不能说已经到位。从和现实看,财务环境对财务目标及根据逻辑导出的财务战略、财务策略、财务机制和方法都有着全面的和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把财务环境理论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内生性要素,甚至应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最高层次来理解。其次,尽管人们已经对财务环境的构成内容进行过多种归纳,对于财务环境要素,笔者的看法应当用多维度的立体论方法归纳,概括为、、文化、、、、技术、人口、历史和地理十个维度,并按对财务的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影响方式和发生频率等多种方法进行归类。最后,对财务环境的研究还应克服和消除存在的“环境与财务板块结合”的状态,从纵横结合的“时空差异”上深入分析和把握各个维度的环境因素对财务理论、财务战略、财务机制和财务方法的具体影响。国际间的财务行为总是存在差别的,而差别的形成基础是环境差异。财务学的研究,必须能够有效地把握国际财务差异及其形成机理,并侧重从特殊的财务环境出发,研究适合这个特殊环境的财务理论与方法。只有按照这个思路和方法,才能构建对中国具有实际的和直接的指导意义的财务理论体系。
1、2 财务基础理论。这是财务本体理论最基础的部分,讨论财务的具有“实质性”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如果把财务理解为“一种有目的性的行为”,则财务理论的基础部分就应当从特定的财务环境出发,研究这种行为的主体与范围、本质与职能、动机与目的、前提与条件、原则与规则、方式与方法、过程与结果等行为要素。也就是说,财务基础理论的构成内容应当包括财务主体(包括法人主体与人主体)、财务活动范围、财务基础性和基本假设、财务本质与职能、财务基本目标、财务一般过程或环节、财务基本原则、财务一般规则(包括制度性规则、技术性规则和道德性规则)、财务基本方法、财务效果评价十个部分。
1、3 财务战略理论和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这两个都是全新的财务学研究领域,尤其是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关于财务战略,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至于财务治理权的配置,目前还难以发现专门的、较为具体的研究文献。对于公司财务治理权,我的看法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核心,人们常说的法人财产权,其主要内容就是法人财务治理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控权,《公司法》的规定就是较好的体现。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部分,财务治理权配置又是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从目前情况看,配置的合理与否还是影响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性因素。如此重要的问题,至今却未能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不能不说是财务学研究的一大缺憾。围绕财务治理权的配置,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比如财务治理权的内容与结构、财务治理机构的设置与运作、财务治理权的配置范围与层次、配置模式与结构、运作机制与方式、企业集团财务治理权配置的特殊性、财务治理权配置模式的国际比较、文化差异与财务治理模式的选择、政治制度对公司财务治理模式的影响、股权结构等经济因素差异与财务治理模式选择等。
2、财务基础理论的若干基本要素
2、1 关于财务本质。财务本质理论的讨论由来已久,主要有货币收支活动论、货币关系论、分配关系论、价值运动论、资金活动论、现金流转论、本金投入和收益论、财权论、资本要素配置论等几种观点,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财务的某些特性,也推进了财务理论的建设和。不过,这些观点是难以将财务学与学和政治经济学相区别的。实际上,财务的本质与会计的本质一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务解释为“分配关系”尚可理解,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将财务的本质与职能仅仅理解为某种关系或某种资金或现金的活动,就显得有点过于狭隘了。现代财务作为公司管理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最本质的职能就是有效培育与配置财务资源。处理分配关系、或组织现金流转、或安排资金或资本、或财权合理配置等,不过是“有效培育与配置财务资源”系统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财务资源,在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中,应当既包括“硬财务资源”如资金和自然资源等,也包括“软财务资源”如市场资源、人力资源、知识产权和组织管理资源等。所谓财务,其实质就是通过合理的财务制度安排、财务战略的设计和财务策略的运作,有效地培育和配置财务硬资源和财务软资源,以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和协调化,维持理财主体的可持续发展。
2、2 关于财务假设。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一些,诸如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等几乎一致被作为财务基本假设来看待。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领域,假设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假设体系。然而问题是,财务学假设的客观基础是什么?有无必要将财务学假设作为一个体系来看待并进行层次划分?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等假设是否就是财务学的基础性假设?我的看法:①任何假设的客观基础都是环境不确定性。比如会计上的持续经营假设,就是源于会计主体的生存寿命的不确定性。②不确定的财务环境因素是一个体系;有些财务环境因素如财务资源是否稀缺、理财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等,对财务行为和财务学体系的构建具有全局性和重大性影响;而有些财务环境如产品寿命周期、物价变动、税率调整等,只对财务行为具有局部性的影响。据此,可以把财务学的假设体系分为基础性假设、基本假设和技术性假定三个层次。③财务学的基础性假设对财务行为具有全局性影响,构成财务学的基础性理论,主要包括财务资源稀缺性假设、理性理财人假设、理财者为经济人假设、理财信息完备性和对称性假设、财务利益最大化假设等。④财务学的基本假设对财务行为具有重大性和直接性的影响,构成财务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主要包括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现金流转、风险与报酬对等假设等。⑤)财务学的技术性假定对具体的财务行为具有局部性和直接性的影响,构成财务学的操作方法论部分。如在投资决策中,不考虑通货膨胀或紧缩时的币值不变假设,或考虑通货膨胀或紧缩时的币值有规则变动假设等。财务学的技术性假定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每一种财务方法都有一个或几个假定前提。
2、3 关于财务目标。这是财务学领域中研究较为热烈的一个问题,目前较为流行的是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观点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
至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假说,理论上还不能说是比较成熟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企业价值的含义模糊,与利润和股东财富的关系尚未理清。西方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认为企业的价值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作为出资人的股东最关心的是企业的利润及产生利润的载体———企业的资产和净资产。然而,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像微软公司这类的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其利润或净资产严重背离。于是,人们便思考用股票市值来解释企业价值,并将企业价值等同于股东财富。美国麦肯锡公司的汤姆科普兰、蒂姆科勒和杰克默林三位学者在《价值评估———公司价值的衡量和管理》一书中,还将企业价值解释为“产生现金流量和基于现金流量的投资回报能力”,并认为这就是全新的价值观念。二是企业价值难于计量。在所接触到的文献资料中,人们已经提出的企业价值的计量方法有每股收益法、股票市价法、净资产收益率法、经济利润法(公司价值现值:投资资本+相当于每年创造价值的溢价即预计经济利润)和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等多种,尤以股票市价法和现金流量折现法最为流行。股票市价法只能在上市公司使用,并且最好是该公司的股票市价与其价值高度相关,而这样的公司,不说在中国,就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为数也是不多的。至于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用这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数值来计量公司的价值,其可靠性是很难保证的。
关于的财务目标,我的看法是有效增加值最大化和利益分配协调化。增加值是对企业创造的新财富的价值衡量,增加值的多少体现企业为创造的新财富的实际水平;同时它也是企业股东、债权人、经营者、政府、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源泉,用增加值作为财务的目标,能够兼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对单个企业而言,增值有有效增值与无效增值之分,区分的标志就是增值能否给企业实际带来利益的流入,因为增值的实质就是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无效增值的形成原因是信用风险和上的权责发生制。有效的增值需要按照经济的和社会的规则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分配,基于利益相关者各自对自身财务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企业管理当局还必须把有效地协调利益关系作为其理财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2、4 关于财务基本原则。学术界的看法不尽相同,可以罗列出至少十几种观点,有三原则、四原则、五原则、六原则的归纳,更有上的千差万别。从知识经济和可持续财务的角度出发,本文提出的财务基本原则是:资本保全原则;硬财务资源适度耗费与有效利用原则;积极培育软资源原则;利益相关者配置与共同治理原则;公平分配与利益协调原则;人本财务与物本财务相结合原则;权责利效相结合原则。这些原则强调了对稀缺硬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对软资源的有效培育,突出了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的财务治理和财务利益的分配以及利益分配中的公平性,体现了与人们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的基本特征与要求,所以称为基本原则。
3、财务治理权配置的几个
3、1 财务治理权的配置层次。90年代末学者明确提出财务三层次论(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经理财务),并认为经营者财务处于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这个观点的创新意义及对国内财务学的积极是有目共睹的,问题是,还有无必要与可能进一步发展。笔者的看法是,至少有两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3 1 1 处在第一层次上的是否只有出资人或所有者。财权的基础是产权,产权制度安排决定财务治理权的配置。从上看,以小规模为主要业态的古典企业是体现“财务资本至上”逻辑的“财务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产权制”或“业主产权制”,相应的财务治理结构为“一元主体(业主)治理结构”,即业主拥有绝对的财务治理权。现代公司制的出现以及“经理革命”使公司财务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相应的财务治理权配置模式也演化为“二元主体(所有者与经营者)共同治理结构”,所有者与经营者共同分割公司的主要财务治理权。公司的产权功归谁的理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还一直维护“(财务)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维护“业主产权论”的观点。但是80年代以后,业主产权论的逻辑开始受到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的怀疑,体现“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并重”逻辑的“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合作产权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最值得一提的是“利益相关者共同产权论”,该理论把企业视为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合约,每个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剩余”作出贡献并享有剩余索取权。因此,经理们要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而不仅是股东的利益服务。从现实来看,政府、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员工乃至社会公众,这些利益相关者均对企业有财务利益要求,也均对企业有财务权利。这就是说,处在财务治理权配置第一层次的,应当不仅仅是企业外部的股东,还有企业外部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换句话说,外部利益相关者是公司理财的第一层次。
3、2 员工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理财层次。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内部的经营者和财务经理,他们都是企业财务治理权的分享主体,也是企业财务利益的分享主体,那么员工呢?从理论上说,员工是企业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在“从业员主权理论”下还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当然应参与企业的财务治理。我们一贯提倡的民主理财,也是把员工作为企业内部的一个独立的理财层次来看待。这样说来,企业财务治理的层次,实际上就是四个层次,即外部利益相关者、经营者、财务经理和员工。不同的人参与财务治理的程度和方式也是不同的,这正是我们结合国情需要认真研究的。
财务治理权的配置模式。面向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财务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框架可归纳为4个方面: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财务治理;人力资本最大者拥有最重要的财务治理权;财务相机治理;知识和信息专家参与财务治理。这4个方面是现代财务治理模式的一般特征,其具体结构和表现形态因时因地而异。研究我国企业财务治理模式,必须广泛、深入地联系我国特殊的经济、和文化基础。
3、3 财务治理权的配置结构。财务治理权的配置,应以权利性质、公司类型、法人治理结构、管理人员素质、环境影响和配置效果等因素为基础。在“一长(董事长)四会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会)”的公司,财务决策权配置的一般情形是:财务战略决策权归属股东会和董事会,财务日常决策权被授予经理会。不过,财务决策权的安排也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和环境适应性。其次,财务决策权的配置还具有动态调整性,财务相机治理机制所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一般的理解,相机治理是指:内部人或经营者主导财务治理权的条件是公司财务生存能力,当公司偿债出现困难时,银行就会出面干预公司财务与经营。财务决策权在公司内部人与银行之间的变换与转移,是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于财务决策权,财务监控权的配置要分散得多。主要有四大分享主体体系:一是财务监控权的市场分享体系,主要是通过会计市场来实现的;二是财务监控权的政府分享体系,包括财政机关、税务机关、审计机关和证券监管部门等;三是财务监控权的出资人分享体系,包括投资者和债权人两大类;四是财务监控权的内部人分享体系,这个体系又可以分为纵向财务监控体系和横向财务监控体系两个分支体系。纵向监控体系是在公司内部的各层级之间,享有监控权的上级组织或个人对下级组织或个人的监控;横向监控体系是在地位平行的组织或个人之间展开的。公司内部的财务牵制制度应按纵横结合的立体方式设计方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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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汤谷良经营者财务论
[2]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微观性
[3] 价值评估一公司价值的衡量和管理“评介
[4] 再论财务管理目标
[5] 知识经济与财务创新
“天人合德”问题研究从属于“天人关系”与“天人合一”。“天人关系”是中西哲学共同探讨的主题,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整体认知和把握;“天人合一”则是中国哲学对“天人关系”所作出的符合中国文化特质的回答,在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状态时,中国文化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特征。而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方面,“天人合一”则表现为“天人合德”,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最核心的理念和最基本的特征,由此被学者广泛关注。现对百年来“天人合德”问题的研究脉络、主要内容、存在不足和未来走向做一概述。
一、“天人合德”研究纵览
虽然国内以“天人合德”为题的文章和专著在1995年才开始出现,但近世对其进行的系统研究应该肇始于上世纪30年代,至今约有百年的历史。根据学者对该问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进行划分和整理,大致应该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1.“天人合德”研究的发轫萌芽期(20世纪初的50年间)
这一时期,“天人合德”研究是以“天人合一”研究为背景的。20世纪初,中国哲学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学者们在近代西学的影响下审视着中国哲学的思想观念,其中代表人物严复利用自然科学的进化论考察“天人之辨”①,传统儒家所论证道德本原、心性修养等问题受到冲击。1920年代始,面对工业文明的现代性对中国人道德的影响,新儒家力图在中国恢复“天人合德”的永恒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吸纳、融合、会通西学重新建立并阐释儒家的人文主义。经由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的努力实现了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和《新原人》中均阐明“天人合一”
就是人与宇宙的和谐为一,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求索问题。与此同时,张岱年先生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指出,天人合一是人生的最高理想,进一步阐发了儒家“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内涵。金岳霖先生在其英文论文“Chinese Philosophy”,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中进一步指出“天人合一”的命题是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成为对自以来所产生的道德变迁的有力回应,也为后世学者进一步关注“天人合德”问题做好了理论准备。
2.“天人合德”研究的独立形成期(20世纪70、80年代)。
20世纪60年代,以刘节②先生为代表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实质,引起了吴宏福、李锦全等学者的批驳,认为“天人合一”问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将其简单的理解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错误。此后的30年间,学者们为了解决“天人合一”的实质问题,而将研究视角置于“天人合德”之上,开创了“天人合德”研究的独立形成期,但依然没有出现专门性成果。张岱年③在冯友兰的基础上认为天人合一是多维度的,而“天人合德”则是与中国文化气质最契合的。可以说,这个时期,学者们已经关注了“天人合德”的特质,问题在于对“天人合德”的研究依然依附于“天人合一”,并没有特别凸显其人学意蕴。然而,这个时期的研究却在不断拓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学者们已经形成了关于“天人合一”研究的多重视角,包括文化心理(李泽厚为代表)、社政治伦理(黄开国为代表)、历史学(江淳为代表)等。另外,对中国传统历史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的“天人”思想进行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式,其中多为先秦儒道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研究,代表人物有葛荣晋、张立文、冯禹、李宗桂等人。
3.“天人合德”研究的全面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后,“天人合德”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学者们逐渐突破在“天人关系”“天人合一”的视阈中研究“天人合德”,这一讨论源自于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的思考,激起了学界对“天人合一”实质的探讨,从而突显出“天人合一”的道德化、政治化、伦理化面向即“天人合德”。此后,研究目标逐渐明确,哲学、伦理学研究视域也渐趋集中,“天人合德”作为儒家伦理道德文化的重要内容已取得共识,并在80年代初我国哲学界开始的主体性问题讨论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拓展。张世英的《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1995),陈江风的《天人合一:观念与华夏文化传统》(1996),任继愈的《天人之际》(1998),朱立元的《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1998)等著作相继问世,其中都对“天人合德”思想进行了专题性研究。肇始于葛荣晋的文章《儒家“天人合德”观念与现代生态伦理学》(1995),大量以“天人合德”为题的文章相继出现,并对其起源、历史演变、实质、内容以及文化地位和现实意义都展开了讨论。这一时期关于“天人合德”研究的主要特征在于学者们逐渐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阈内或借助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代表人物有李存山、张志伟、任剑涛等人。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人对“天人合德”的研究无论从问题意识、研究角度、理论深度以及方法运用上都进一步深化,“天人合德”思想进入了全面发展期,10年来共发表关于“天人合德”研究的文章1406篇。应和这个时期的发展特点,产生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和《中国文化》两个专门性期刊,学者们以此为阵地各抒己见,进一步推动了“天人合德”研究的发展。
4.“天人合德”研究的深化应用期(2000年至今)。这一时期学者们继续探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生的有关“天人合德”问题。对起源问题(周桂钿、汤一介、杨国荣),历史演变问题(张立文、陈来、章启群),实质内容问题(宋志明、洪修平、赵馥洁、王文东),历史地位问题(季羡林、薛富兴、高书文、张怀承)的研究都进一步深入。学者们愈加重视“天人合德”思想的现实应用,面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挖掘传统“天人合德”思想的现实意义。许启贤、林俊义、胡伟希、刘学智、邵秦、方克立、肖巍、刘立夫、王新建、乔清举、李宗桂等都集中探讨“天人合德”对生态环境的意义;周桂钿④则以“天人合德”为中心探讨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并不断深入,湖南师范大学张怀承教授关注“天人合德”的内在机理,徐春根(2007)的《论“天人合一”思想的内在逻辑前景》和苗润田(2010)的《本然、实然与应然――儒家“天人合一”论的内在理路》也是这部分研究的代表作。与此同时,“天人合德”问题也受到了西方汉学家的广泛关注,杜维明、安乐哲、余纪元、孟旦、罗哲海、鲍吾刚、葛瑞汉、本杰明・史华慈、阿尔伯特・史怀哲展开的激烈讨论与国内学者的探讨相呼应,“天人合德”思想研究不断深入,成为研究中国思想及文化的重要课题。
二、“天人合德”研究横向展现
综观国内学者对“天人合德”思想的研究,已走过百年的历史,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具体分析,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天人合德”的实质及理论内容研究
“天人合德”的实质就是对“天人合德”从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的思考,对此学界主要存在两个研究视角。其一,对“天人合德”作中国哲学视角的界定,张世英⑤、李存山⑥、蒙培元⑦、杨国荣⑧分别从主客合一、人与自然合一、天命与主体自由合一三个方面阐述“天人合德”的实质;宋志明⑨、苗润田⑩、沈铭贤B11、惠吉兴B12、杨国荣B13观点比较一致,均认为“天人合德”意味着人的实现与超越;洪修平B14则更明确地指出:“天人合德”的研究就是中国传统人学研究。其二,从中国伦理道德文化的视角界定“天人合德”的实质。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岱年进一步阐明“天人合德”符合中国伦理道德文化的人学特质;杨维中B15、陈瑛B16、张怀承B17则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阐述“天人合德”作槁桌淼赖旅题的实质,均有效地回应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学界对天人之学做出的西方哲学式的思考。对于理论内容,一般学者都在“天”“人”两个范畴基础上诠释“天人合德”的内容,学界通常将“天”概括为“自然之天”与“多意义之天”B18 ,而“天人合德”之“天”作为德性之天,则争议较少。对于“人”,有陈伯海的人之三种B19,林俊义的人之五义B20,季羡林B21、蔡仲德B22、蒲创国B23的人有凡圣之别。”1993年季羡林发表《天人合一新解》,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解释天人关系,激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任继愈、王正平、李慎一、钱逊、李存山、蔡仲德等人先后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文阐述“天人合德”是“天人合一”的重要方面。此后学者对“天人合德”内容的研究日益丰富。王文东B24 从“天”的视角阐述人的价值诉求,赵馥洁B25着重阐述《易传》中的天之四德;柴文华B26从人类学的视角将其内容界定为“道德人类学”“自由人类学”“神学人类学”和“自然人类学”。学者们虽天德、人德分而论之,但却以此来呈现“天人合德”内容的全貌。
2. “天人合德”的起源及发展阶段研究
作为语词的“天人合德”,其明确表述在《易传》中,“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B27,对此学界未有争论。而“天人合德”作为一种思想,其起源则观点不一。张岱年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出发认为“天人合德”思想产生于西周B28,这一观点得到李泽厚、葛荣晋、陈来等人的广泛认同。张世英B29、李慎之B30以理论的完整性为标准分别认为,“天人合德”思想起源于孟子和董仲舒。更有大部分学者从哲学、文化学意义上探讨“天人合德”的起源,目前主要有以李泽厚为代表的文化心理起源论,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哲学本体意义的起源论,以熊十力为代表的心性起源论,以当代学者刘绪义为代表的历史生成起源论和杨建祥、杨国荣所主张的道德由天至人的道德义务起源论等。“天人合德”思想的历史久远,对这一问题的沉思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蕴含在历代哲学家提出的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当中。章启群用思想史的逻辑推延“天人”如何“合德”,提出了“天人合德”由上古、殷商、西周至子思、孟子、宋明道学比较完整的进路。B31这一观点得到学者认同、引用并推介。也有学者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对“天人合德”进行划分,最早应为现代新儒家学者方东美B32,将“天人合德”融入到中国思想发展的大脉络中,从儒道佛三家思想中解释宇宙论、本体论、伦理道德学说;此后,学者们沿用并发展这种学术研究思路,如苗润田的天人关系三段论B33;张世英B34的主客关系三段论;陈来B35的宗教、人文、伦理三向度等。
3.“天人合德”的地位及现实意义研究
早期“天人合德”的地位研究比较笼统,章太炎认为其仅是人类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思考;张岱年提出疑义,主张对传统“天人合德”思想进行科学分析。20世纪90年代,关于“天人合德”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大幅度展开。任吾心指出个人同社会道德,现实政治与政治理想的关系是正确解释天人学说,理解天人关系的根本。B36之后,诸多学者如沈铭贤B37、薛富兴B38、陈瑛B39、张怀承B40、高书文B41进一步拓展并认同“天人合德”在中国哲学与中国伦理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也有学者如张立文B42、程宜山B43、张世英B44不主张过分抬高“天人合德”的地位,坚持在“天人关系”的整体以及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大视野中对“天人合德”进行分析和评价。对“天人合德”现代意义的探讨主要表现为“天人合德”对伦理道德世界构建的意义和对自然生态的作用两个方面。李泽厚重视“天人合德”的道德形上意义;宋志明重视其价值理性。学者们将“天人合德”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认为其价值和意义应该是周全的。“天人合德”也被应用到医学、文学、文化学、美学、伦理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其中,现代价值凸显在生态伦理学中,徐春根B45、葛晨虹B46都尽力考察“天人合德”思想的现代生态学意义。但亦有学者方克立、肖巍、刘立夫、刘学智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天人合德”有着更为恒久的人文意义,双方产生分歧的关键还在于对“天人合德”本质的认识不同。
三、“天人合德”研究的特征及未来走向
以上所述,乃百年来中国学者对“天人合德”所作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基本观点,基于几代学人的努力,规模可见一斑,也足可证明“天人合德”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综合考察,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天人合德”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1.“天人合德”研究具有复杂性,在很多问题上都莫衷一是。
从20世纪初,严复的人类社会天演论激起的新儒家对传统人文主义与心性学说的维护;20世纪60年代在天人关系的自然性基础上产生的“天人合德”的伦理道德意义的讨论;及至20世纪90年代关于“天人合德”内容的诠释、历史阶段、文化地位和现代价值的理解以及研究视域的选取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都一直争论不休,并没有形成确定一致的结论。长期以来,“天人合德”研究都未形成专门性的研究成果,隶属于“天人关系”“天人合一”的研究中,厘清“天”“人”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确定天人关系的伦理维度,并将“天人合德”作为中国伦理文化的特质进行思考首先成为学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天人合德”研究的多维面向。
2.“天人合德”研究具有现实性,关注现实社会,关切现实生活。
“天人合德”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探究其内涵和实质,不仅有助于呈现中华儒家道德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进一步深解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的精髓;更是关涉中国、乃至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学者着力论述的内容。20世纪初,国人的思想极具动荡,国门大开,西方思想和科学技术的涌入,促使人们重新理解和论证人以及人类社会,知识分子也在为重塑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空间曲枕而思,“天人合德”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本面临着去与留的挣扎;20世纪60年代,受西方宇宙自然观的影响,“天人合一”被天人的自然关系片面化,“天人合德”的人文意义被遮蔽,所以在宇宙观的大格局中论证“天人合德”的人学意义又成为学者们探索的主题;之后的40年中,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全面开放,“天人合德”研究在理论上蓬勃发展,同时也是在当代社,人们对精神世界遭遇的问题所进行的应对和思考。进入21世纪,人类的伦理精神世界呈现出贫弱和匮乏状态。人类文明进步的内涵由科技发展、经济繁荣取代了伦理理想的确立和伦理生活的完善,由此,学者们致力于“天人合德”的生态学意义,发展出了人与世界的全面和谐发展的理念,“天人合德”再一次进入广阔的研究空间当中,伴随着国人思想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蕴含着学者们对现实社会的殚精竭虑,更是百年来“天人合德”研究不曾变异的主题。
3.“天人合德”研究有待深入,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时至今日,“天人合德”研究已成规模,但并未终结,依然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这也是“天人合德”研究的魅力所在。从宏观而言,在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下,“天人合德”问题如何定位?“天人合德”是否是哲学问题,如何回应近世以来中西学界对“中国有思想,但没有哲学”的疑义?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我们如何完成“天人合德”的哲学研究?时下学者多受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影响,对“天”与“人”进行划分式研究,而将其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另外,“天人合德”既是历史的存在,更是观念的存在,具有过程性和生成性,目前学界研究大多呈现了“天人合德”作为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脉络,但其作为一种文化因子如何贯彻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如何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作用,其内在机理是什么?却是一个日显重要的问题。总之,百年来“天人合德”研究多在“天人合一”的范畴中进行,对“天人合德”进行专门性研究占比较小;中国哲学视阈的研究较多,跨文化视角的反思较少;事实性的还原较多,动态性的过程式研究较少。
基于“天人合德”问题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对其研究走向做出如下预测:首先,“天人合德”将逐渐形成系统的哲学研究视域。黑格尔对儒家“道德哲学”的界定,引起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百年之争。“天人合德”问题是不是哲学问题暂且不论,但若使其面向世界,就必须拥有中西双重的哲学思维模式,并形成系统的哲学研究视域。其次,“天人合德”研究将采取崭新的研究范式。“中国哲学科学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方法的运用”B47 ,21世纪初中国哲学界高度重视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中国哲学“援西入中”,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诠释学、现象学、发生学等)来解释和建构中国哲学,由此中国哲学可能面临被“格式化”的危机,所以部分中国学者坚持“中”为主,“西”为宾。B48鉴于此,无论如何中国哲学都不能故步自封,必须适时改变,不断寻找适应当前研究实际和中国哲学本身特点的研究方法。最后,“天人合德”研究将进一步实现文化共享。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共融的背景下,“天人合德”研究应该将中西文化作为两种有差异的资源,借鉴西方的经验、理念和研究方法,呈现并发扬中华伦理道德文化,发挥中化文化对世界文明独有的价值与意义。而今,我们已进入了文化研究的多元时代,对于“天人合德”,只有不断革新,不断创造,用新观点去审视,新方法去塑造,这一问题才有生命力。
【 注 释 】
①严复:《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刘节:《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问题》,《学术研究》1962年第1期。
③B28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④B27周桂钿:《释“天人合一”――兼论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及其现代转换》,《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⑤B29B44张世英:《“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
⑥李存山:《中国古代的天人观与主客关系论》,《哲学研究》1998年第4期。
⑦蒙培元:《“天人合一论”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意义》,《齐鲁学刊》2000年第1期。
⑧杨国荣:《作为价值观的天人之辨及其多维向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4期。
⑨宋志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3期。
⑩B33苗润田:《本然、实然与应然――儒家“天人合一”论的内在理路》,《孔子研究》2010年第1期。
B11B37沈铭贤:《从“天人感应”到“人天感应”》,《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
B12惠吉兴:《思孟学派天人合一归旨》,《东岳论丛》1988年第5期。
B13杨国荣:《意义的追寻――意义与人的存在》,《哲学动态》2009年第9期。
B14洪修平:《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12(c)-0253-01
现代科学体系中,各门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融合,学科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一门学科地发展,必须借助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图书馆情报学也不例外。用传播学相关研究成果,来探讨当代图书馆工作,不仅可以促进图书馆学发展,更具有指导图书馆实际工作的现实意义。
1 受众理论与图书馆情报学
受众,是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就是信息的接受者,传播效果必须从受众的反应中进行评价,因此受众是决定传播活动成败的关键因素。在图书馆情报学中,情报用户及其需求也是研究的重点,尤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改变了用户获取和利用情报的行为,使用户情报需求层次及其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情报用户及其情报需求与情报行为规律的研究也就更为重要。因此,在情报学发展过程中,借鉴和吸收传播学受众理论的相关成果,将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情报用户研究的内容。
受众是传播活动中信息流通的目的地,是传播活动产生动因之一和中心环节之一。同时,受众又是大众传播媒介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和反馈源。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受众即受传者,或阅听者,是对大众媒介信息接受者的总称。他们能决定一个传播内容、一个传播媒介,甚至传播者本身的发展前途。在图书馆的实际工作中,读者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传播的参与者,因此读者也具有受众般的性质。
首先,受众的数量是庞大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由于社会环境、社会角色、文化背景、民族特征等不同,在传播活动中显示了不同的特征,判断和选择倾向也不同。虽然高校图书馆相对于公共图书馆,读者文化程度、行业等相对单一,但是依旧是数量庞大且复杂,他们来自各个地方,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等,也有着多元的价值观和选择。
其次,受众不是一成不变的。高校图书馆的读者,将这点体现的尤为明显。虽然有较为固定利用图书馆的部分读者,但是更多的是临时读者;高校师生的流动性,也导致了图书馆读者的流动性和使用时间的不固定性。
第三,由于传受双方的时空间隔,传者对受众的了解间接而笼统。拉斯韦尔在《传播的社会职能与结构》中提出的传播经典五要素分别为: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接受者、传播效果。图书馆员通过图书馆各类资源为读者提供信息,但是这个过程是间接的,图书馆员对读者的了解也是有限的。
2 有关受众的主要理论
2.1 个体差异论
个体差异论是霍夫兰.德福于1946年提出的,德弗勒修正后形成。它以心理学为依据,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来描述受众,认为各受众成员对大众传媒信息的不同反应在于个人特性的千差万别。个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个人兴趣、态度信仰、价值观等的不同,因此,受众在接收信息时所注意和理解的东西就不一样,产生不同的态度和行为。个人差异论最大的发现在于“选择性注意与选择性理解”,因此传播者要善于了解、利用来自传受者的经验、态度、立场等,并从尊重传受者的角度来进行传播活动。
个体差异论引入高校图书馆在实际工作中,突出了读者工作针对性的重要。由于高校师生的数目庞大,专业和对信息的需求也各自不同,这就需要图书馆在文献采集上,要兼顾到各方面的需要,处理好重点藏书与一般藏书的关系,品种与复本的关系,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也应针对不同读者的需求灵活运用借、阅、咨询等不同的服务方式,使形形的读者在图书馆中得到更为细致的服务。比如像“学科馆员”制度。图书馆设专人与某一个院系或学科专业作为对口单位建立联系,在院系、学科专业与图书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相互沟通,为用户主动地有针对性地收集、提供文献信息服务。“学科馆员”一般能有针对性地为教学、科研提供有力地帮助。这就是个体差异论在高校图书馆工作中运用的一大体现。
2.2 社会分化论
又称社会类型论或社会范畴论。该理论是1959年由美国学者赖利夫妇在《大众传播与社会系统》中首先提出,其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强调人的社会群体性上的差异。这种理论认为受众是可以分类的,尽管每个受传者的个性千差万别,但在一定的社会阶层中,由于受众在性别、年龄、地区、民族、职业、工资收入、、文化程度等方面相同或相近,会形成不同的社会类型。某一社会类型的受众对同一讯息又会有大体一致的反应。
高校图书馆的读者,在社会群体性上表现地尤为明显。由于高校图书馆面向的读者主要为高校师生,因此它的受众在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等很多方面都相同或相近。他们对于同一讯息会有相像的反应,也会对相同类型的媒体感兴趣。高校图书馆可以利用受众年龄段和职业等较为集中的优势,来寻找其共同兴趣点。例如,针对年轻人在网络娱乐行为上的习惯,台湾大学推出了线上游戏,与实施图书馆利用教育结合起来,很好地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另外,如清华大学制作的系列图书馆短剧《爱上图书馆》、台大的《早安,图书馆》等,都是以学生为主角,切合了年轻人的兴趣,来打造图书馆的新形象。
2.3 社会关系论
最早来源于拉扎斯菲尔德的《人们的选择》,该理论强调群体活动在传播活动中的作用,即群体关系在受众接受信息时产生的重要影响。其认为,受众作为个体,均有不同的生活圈,如家庭、朋友、同事、邻居等等,他们都和自己生活圈中的人们相互联系在一起,并受到其制约和影响。所以传播者应该认识到,真正的有效传播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结合。
高校图书馆应该从该理论中认识到,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把读者也纳入到传播者的范畴来,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参与到传播活动中,而不是单纯地单向性传播。近年来,很多高校图书馆开通微博,不仅可以和读者进行更直接的沟通,而且将读者纳入了传播者的范围内,使其参与到传播活动中,发挥其在团体中的影响力,从而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因为传播学与图书馆情报学的互通性,受众理论在高校图书馆的实际工作中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可以更好地了解读者的特征、动机、心理需求等等,继而在工作中进行针对性的举措,以达到更好的信息传播效果及推广图书馆自身的作用。当然,受众理论还有很多,一些还不完全成熟,但是无疑值得去关注和研究,并为图书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闫哲.传播学在当代图书馆工作中的应用[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5):18-19.
新的世纪,教育被视为个体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以及财富的源泉,被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而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师。《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教师应该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导者,以关怀、接纳、尊重的态度与幼儿交往。努力倾听,努力理解幼儿的想法与感受,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探索与表达,并且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与反应,敏感地察觉他们的需要,及时以适当的方式应答。教师是师幼互动中的重要角色,是儿童成长的重要他人。如何认识师幼互动以及在师幼互动中对于幼儿教师角色的定位思考是很重要的。
一、师幼对话的特征及作用什么是师幼对话
对话,是指两个人或者更多的人用语言交谈。但是,也不仅仅是指对话者之间的狭隘的语言谈话,同时也是指谈话者的“敞开”和“接纳”,是对对方的倾听,是指共同在场、互相吸引、互相包容、共同参与的关系。这种对话更多地是指相互接纳和共同分享,指双方的交互性和精神的互相承领川。哈贝马斯认为,通过对话形成共识是问题的关键,他强调,在通过对话形成共识的过程中,对话参与者的利益均在考虑之列,通过平等、自由的论辩,每个人试图得到的东西,都可以在解释中得到重新的认识。
在教育中的“对话”,对话不仅是教育交往的方式,而且也是教育情景。在对话中,教师和学生都为教育活动所吸引,共同参与、合作、投人和创造相互交往的活动,指的是一种师生关系。师生关系是一种事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整合,在过去的研究中,大概有以下几种师生关系的观点:教师中心论;学生中心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论; 师生双主体论以及师生平等对话论。而师幼对话所依据的理论就是属于平等对话式的师生关系论。
余文森教授指出,真正的师生对话,指的是蕴涵教育性的相互倾听和言说,需要师生彼此敞开自己的精神世界,从而获得精神的交流和价值的分享叫。“师幼对话”是指在幼儿教师和幼儿之间以幼儿园的生活、游戏和教学为话题,共同建构意义的过程,同时是师幼之间叙述和倾听的过程,并且也是师幼之间的情感交流并达到共识的过程。
2.师幼对话的特征
根据“师幼对话”的定义,师幼对话是一种积极的相互作用,其核心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话双方即教师和幼儿是平等互动,都在表达、都在倾听、相互接纳和共同分享;其二,产生实质性影响。通过对话,互动双方彼此能动调整和适应,达到精神的交流,获得自己的经验。
3.为什么需要师幼对话
①师幼对话是教师与幼儿在教育活动过程中相互沟通、理解、达到共识的过程。师幼对话体现的是一种和谐的平等对话式的师生关系,而和谐的师生关系可以使教育活动更加容易开展,师幼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②因为对话是需要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幼儿的语言能力可以在对话过程中发展起来,幼儿语言的发展与其情感、经验、思维、社会交往能力等其他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所以,通过师幼对话是发展幼儿语言的重要途径。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交流对幼儿语言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4.为什么强调幼儿教师在师幼对话中的角色定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将师生关系视为整个教育教学大厦的基石,而师生对话是师生关系模式中的其中一种。师幼对话,既能反应幼儿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也能体现幼儿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教育机智等方面的能力。从对话的角度讲,教师是可以使儿童能够获得帮助、指导的;而儿童对自己想法的表述,是使教师理解儿童、指导儿童、尊重儿童的途径。新型的师幼对话关系建立在对幼儿教师角色定位的基础上,师幼对话关系的观念落到行为上,需要教师了解师幼对话,认识教师角色在师幼对话中的定位,使幼儿在对话中获得发展。
二、师幼对话中对幼儿教师角色的要求
教师的作用得到发挥,必须要和学生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对话是促进师生沟通和理解的桥梁。教师既是师生对话的发出者,也是对话的接受者。通过教师对信息的发出和接受,师生对话更好地为学生所接受和理解。因此,幼儿教师是在师幼对话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幼儿教师对师幼对话的理解和认同很重要。在师幼对话过程中,幼儿教师要明确自身定位,必须学会倾听、学会回应、学会理解幼儿的话语,积极地与幼儿对话,使师幼对话发挥它的教育功能。
1.学会倾听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代沟》一书中,曾经提出人类文化发展的三种类型:后象征、互象征、前象征。在后象征文化中,成人的力量是大于儿童的力量的,成人拥有着绝对的权威。在后象征文化中成人很少去关注幼儿的经验、兴趣和爱好。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成人与儿童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后象征文化中的,不会尊重儿童,也不会去倾听儿童的声音。在传统的师幼对话中,幼儿只是教师的“应声器”。在师幼对话中,教师和儿童的关系不是传统的权威的上传下应的关系,而是相互交流,双方互相作用的关系。因此,不能把儿童当作一种应声的工具,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他们。儿童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兴趣,身为一名幼儿教师,要学会对话的第一步—倾听幼儿的声音。因为,对话始于倾听,倾听是对话的第一步,是教师与幼儿进行对话过程中必要的过程,是教师在认真听取幼儿的各种观点、想法,了解幼儿的兴趣和需要。倾听幼儿意味着赋予幼儿的话以价值,了解幼儿和尊重幼儿。因此,在师幼对话中教师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倾听,学会倾听幼儿谈论的话题,捕捉幼儿的兴趣点,分析幼儿的需要,有助于教师全面了解儿童,有效地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师幼关系。
2.学会回应
对话是双方积极的相互作用,教师和儿童是平等互动,都在表达,都在倾听。倾听是对话的开始,但不是结束。在师幼对话中,回应也是非常重要的过程。对于儿童的话语,教师要真诚地倾听,并作出适当的反应。这种适当的反应就是师幼对话中的回应。适当的的回应对于幼儿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幼儿希望受到教师对自己的重视。当教师对幼儿的谈话表示回应时,幼儿可以感受到教师对自己所表达的话语的尊重和重视,也知道教师对自己所表达话语的看法,可以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支持。在了解幼儿想法的基础上,教师积极地作出适当的回应。
教师的回应应遵循:第一,语句必须合乎语法,是教师和幼儿能相互理解的可领会的表达;第二,教师要真诚地表露自己的想法,取得幼儿的信任;第三,表达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以免误导幼儿。教师向幼儿提出问题、看法、建议、指导等方式与幼儿交流,当幼儿接收到教师的回应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方式主动与教师沟通。这种回应可以帮助幼儿发散思维,增强幼儿对话的积极性。
3.学会理解
师幼对话是教师与幼儿相互叙述和倾听,使感情交流达到共识的过程,相互理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解是倾听和回应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这里的“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教师理解幼儿的话语;二是教师所表达的话语让幼儿理解。由于幼儿的自我表达能力差,对自身状态的控制力较弱,在倾听的过程中教师要学会理解幼儿所表达话语的意思,通过理解及时捕捉幼儿的兴趣点,分析幼儿的需要。理解是一种设身处地的倾听。在回应的过程中,由于教师和幼儿思想水平的差距,幼儿的知识发展水平不高、理解能力不强,所以教师所表达的话语如果不是幼儿“最近发展区”所能理解的话,那么幼儿就不能很好地和教师进行交流和沟通,所以教师所表达的话语必须能让幼儿理解。在对话过程中,教师理解幼儿所表达的,以及教师所表达的能让幼儿理解的话,那么教师和幼儿双方就能建构共同意义的对话过程,就能让感情交流达成共识,促进师幼对话的顺利进行。
三、师幼对话中幼儿教师角色定位的误区
师幼对话中对幼儿教师的要求是要学会倾听、学会回应和学会理解。但是在这一过程的实施中,很多幼儿教师都误解了这些要求。
1.有问必答
对话是有问必答吗?师幼对话对幼儿教师提出了倾听和回应的要求,但是教师对幼儿所有的问题都是有问必答吗?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谈到,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个人论述的是自己的思想,如果教师还没有教会学生怎么去判断别人的思想,就拿自己的思想去教育学生的话,那么最终学生也只把教师的思想当做自己的思想的复制品,以后不管再怎么努力,已经没有办法改掉了。对于幼儿提出的所有问题,教师并不需要全部都回答,还是要留个幼儿想象和思考的空间。一味地将自己的思想全部灌输给幼儿,对幼儿的个体性、独立性思考发展是一种伤害和阻滞。这样的“对话”不是对话,是灌输,是不负责任的对话。
2.对话只是在幼儿教师与幼儿个体之间
很多教师都误认为对话只是教师与个别幼儿之间发生的而已,其实不然。首先要明确“对话”的主体是谁?“对话”是指两个人或者更多的人用语言交谈,指双方共同在场、互相吸引、互相包容、共同参与的关系,这种对话更多地是指相互接纳和共同分享。从对话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对话并不是只有两个人的对话,可以是教师跟单个幼儿,也可以是跟多个幼儿,甚至是跟幼儿群体之间的对话。
3.幼儿教师把对话主导权全部交给幼儿
近几年来的教育改革中,幼儿的主体性成为了热门话题。幼儿的主体性指的是幼儿的自主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重视师幼对话,并以此作为发展和建构幼儿主体性的一个重要过程和途径,无疑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在师幼对话中,很多教师为了体现教师尊重幼儿的自主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便把师幼对话中的所有主导权交给幼儿,让幼儿先自己主动提问,成为对话中的提问方和主动方,自己却不会主动先与幼儿对话,也不向幼儿提问,其实这是对师幼对话中教师、幼儿角色以及幼儿主体性的误解。强调幼儿的主体参与,教师便从师幼对话的“重要地位”走向了师幼对话的“边缘”,甚至退出了师幼对话的舞台当“观众”。其实,师幼对话不是幼儿单独一方的独角戏,教师必须积极参与其中,不是等幼儿主动跟自己对话,教师应该积极创造与幼儿发生对话的条件。
四、师幼对话中幼儿教师角色的定位
1.幼儿教师应做师幼对话中的平等参与者
师幼对话中倾听、回应和理解的每一个过程都离不开教师的积极参与,教师应该不仅是一个倾听者,还要时时刻刻准备参与到跟幼儿的对话过程中。无论是教师发起的对话还是幼儿发起的对话,对话双方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师幼对话是建立在教师和幼儿平等理解的相互交往的基础上的,强调双方真正的平等、沟通和理解。在师幼对话中,正像玛格丽特·米德在《代沟》一书中曾经提出的“互象征文化”一样,教师和幼儿之间已经不是教训与被教训、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平等的、互相对话的关系。因此,教师要及时地改变观念,平等地参与到师幼对话中去。
2.幼儿教师应做师幼对话中的合格指导者
师幼对话过程中幼儿会有很多的疑问和困惑,这时就需要教师给予幼儿正确的指导。在师幼对话这样一个动态的活动过程中,会有很多意料不到的语句出现,教师在面临这些间题的时候,教师要及时捕捉幼儿在对话中反映出来的疑问和困惑的语言,进行思考和分析,然后,再反馈给幼儿进行指导。教师在这一过程中的指导很重要,对于儿童的发散思维和认知水平的发展都很关键。所以,教师用对话去指导的方法、语句、过程,必须都是正确的、规范的。在师幼对话中,幼儿教师应该要做一个合格的指导者。
首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接受西方哲学的近代日本历史。明治的近代化也是引进西方文物制度的日本社会的近代化,在哲学领域也是如此。学习西方哲学并将其介绍到日本的学者们,原本大部分人最初学习的是儒教,而且多数人精通传统的佛教教理、哲学。在这样的哲学接受史中,最初的成果且本身具有重大哲学史意义的是哲学用语的创造。“哲学”这一词语本身也正是这样诞生的。在创造哲学用语的过程中贡献最大的是西周(1828—1897)①。西周本来学习的是被视为日本“法家”的德川时代的“徂徕学”,后来转而学习“兰学”(荷兰学),留学荷兰期间学习了国际公法之后回到日本。明治时代初期,西周等人开始了用西方文明精神进行教化的启蒙活动。尽管他们对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哲学的导入是片面的,但是哲学不只停留在用语、概念的翻译上,而且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明治时代后期,哲学开始影响日本人原本的思想形态。开始于西周、福泽谕吉等人的启蒙思想,到明治后期终于发挥了作用。
(一)哲学的胎动期
从德川时代末期开始,在明治近代化的过程中哲学受到各种潮流的影响。由福泽谕吉、西周等启蒙知识分子组成的“明六社”的活动(功利主义的影响很大)、影响了自由民权运动的英国自由思想、法国的革命共和思想对哲学产生影响,此外,进化论哲学、德国的国家主义思想、德国观念论、实用主义等相继被介绍到日本,并产生影响。也逐渐发挥了作为社会思想、社会哲学的作用。、日俄战争使以天皇为政治权力中心的国家主义更为强化,经历两次战争的明治时代后半期,与一起,新康德派哲学也被介绍到日本。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以青年为中心展开了将人生意义与“哲学”思考相结合的动向,并与大正时期的教养主义、文化主义、民主主义的动向相结合。从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大学学院派逐渐确立,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康德。另一方面,在实践的社会活动中,对马克思的关注越来越大,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两股潮流一直没有融合。
(二)大学哲学学院派的形成(明治后期———昭和、战后)
以下考察在学院派与实践性的社会哲学、社会思想分离过程中作为学问研究的哲学的状况。首先在大正民主主义过程中出现了暂时的、开放的学术繁荣,并出现了寻找在学院派之外的活动场所进行哲学言论活动的思想家。土田杏村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所论的和辻哲郎也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创作活动的。日本的代表人物西田几多郎、和辻哲郎也一边享受着这一时代的氛围,一边登上了学院派的舞台。西田几多郎很早就开始用独特的日语文体进行思考。在任职于京都大学的西田教授的周围,汇集了优秀的年轻人,诞生了被称为京都学派的一群哲学家。在野时已经很有名的和辻哲郎也被西田发现,并被邀请到京都大学开设伦理学讲座。西田以后接踵辈出的哲学研究者们被称为京都学派。日本战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哲流都处于被批判而没有被重新审视的状态。也就是说,哲学被看作是推动了国家主义支配下战争的御用学问。直到上个世纪末,哲学终于摆脱了偏见重获自由,开始从新的视角被研究。
(三)战后的新研究
战后,在美国占领下,以大学为首的高等教育机构脱离了政治相对独立,哲学、思想领域也呈现出新的盛况。尽管依然受到德国哲学的很大影响,但是人们对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存在主义、20世纪60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越来越关注,以往那种观念式的、封闭的学院派开始变得开放起来。尽管如此,与现代相关涉的“日本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呢?可以说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很难找到能够正面回答这一问题的具有倾向性的看法。(四)最近的动向笔者认为最近的动向可以说是对新的“实践性”哲学的要求。人们对应用哲学、应用伦理学的要求不断提高,新的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的领域诞生。原本这也是与欧美动向连动的现象,初期也有近似于欧美翻版的东西。但是最近,在与日本的“现实”的关系中出现了新动向,即希望深入日常人们关系性的深部。这一动向作为对我们现实中遇到的各种状况,或者源自新的日常关系性、日常用语的哲学的要求,影响着年轻人。哲学著作也开始用简单易懂的日语写作。以上简单回顾了日本近代哲学史。最近新的实践哲学的发展动向之一,是关注如何用哲学概念去理解现实的日常关系性,深入思考日语与哲学的关系,可以说这与本文的主题和辻哲郎的哲学、伦理学密切相关。
二、和辻哲郎的哲学
(一)和辻与西田
西田几多郎(1870—1945)与和辻哲郎(1889—1960)是日本哲学研究潮流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共同经历了大正时期这一开放的时代,西田经历战争,在战争结束前逝世,和辻在战争结束后逝世。对比两者,西田几多郎将研究主题定位在“自己与世界哲学”或者“宗教哲学”,具有“内向的哲学”的性质。与此相对,和辻哲郎将研究主题定位在“自他关系的伦理学”、“文化哲学”,具有“外向的伦理学”的性质。西田哲学,其“内向的哲学”有时被批判为唯我论。但是,西田意识到自己的思考是要克服唯我论。另一方面,和辻的研究,其出发点是立志于学院派之外的艺术、文学活动。最初以文化研究的形式开始。但同时,正因为是文化研究,所以其内容与学院派哲学大多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近代哲学一直采取掩饰着广泛的防守范围相关。
(二)和辻的研究
和辻最初以尼采研究、克尔凯戈尔研究面世。现在这些研究的预见性得到了认可。后来完成了《大和古寺巡礼》等随感性的、文学性的著作。他的文笔活动受到西田几多郎的注意,被邀请到京都大学开设伦理学讲座。和辻从此开始了作为学院派学者的研究经历。后来,和辻返回东京,成为东京大学“伦理学”讲座的教授。在创作了评论家时代的《古寺巡礼》、作为京都大学博士论文提交的《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以后,完成了《原始基督教的文化史意义》、《孔子》、《风土》、《日本精神史研究》、《作为世间之学的伦理学》、《伦理学》(战中到战后)、《日本伦理思想史》、《锁国》和《被埋没的日本》等许多著作。和辻关注的内容涉及日本文化史、精神史、欧洲哲学、伦理学、佛教、基督教、儒教的源流等,内容丰富多彩。和辻哲郎的弟子、和辻研究第一人汤浅泰雄将和辻的研究分为以下三个时期③。
第一时期,大约30岁之前即学究生活以前的和辻。具有大正教养主义、人格主义倾向,而且具有很强的文学审美倾向、个人主义倾向。其著作内容关注的是古代日本文化、尼采、克尔凯戈尔。
第二时期, 30岁至40岁中期。留下了日本精神史、基督教、佛教、西方哲学等方面的著作。主要作品有《风土》与《作为世间之学的伦理学》。
第三时期,40岁以后即和辻伦理学体系形成的时期。主要作品有《伦理学》与《日本伦理思想史》等。这一时期正值日本战败,这两部作品也反映了战败的经历。作为国家主义的全体主义,和辻受到批判也正是这一时期。将和辻作为面向21世纪哲学的日本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进行考察,也是将第三期的和辻及其周围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三)和辻对哲学伦理学的关注
人们普遍认为从第二期到第三期,以日本战败为契机,和辻的伦理学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点将在后文论述,下面先介绍贯穿和辻思想的哲学问题意识。其一是日语这种语言、进而到贯穿着日语的日常性的人际关系之点;其二是对这种人际关系的关注;其三是再到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倾向与关注。下面分别对这三点进行简要论述。
1.日语这种语言。在《日语与哲学的问题》这篇论文中,和辻指出日语没有性别、单复数差异,词尾不因人称不同而发生变化。与西方语言比较而言,日语的这些特性是适合日本人活动的语言形态,并非不适合于哲学思考。他最后总结说:“远离日常语言的哲学绝不是幸福的哲学。百余年前的德国哲学家们从长期以来的拉丁语的桎梏中突然获得了解放,由之同时使哲学成为朝气蓬勃的鲜活事物。进行这种研究确实需要具有巨大力量的人士。于是,具有巨大力量的人士便应运而生。我们在这里发出期待的声音。日语并非是不适合于哲学思考的语言,只不过对哲学思考而言,日语仍是处女。用日语思考的哲学家,快诞生吧。”(《日语与哲学的问题》,《续日本精神史》所收, 1929年完成,1935年修改)[1]551
2.对“世间”关系的关注。对日常语言的深入关注与和辻哲郎的伦理学构想密切相关。体现了和辻最初伦理学体系的《作为世间之学的伦理学》中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他的问题意识。和辻将西方的个人主义作为反世间事实的虚构理论加以排斥。所谓“世间”不是指作为个人的人,原本是指人们居住的世界,应该读作“じんかん”(jinnkan人间)。世界上每个人的形态,正是人—间,应该将“人与人之间”作为鲜活的关系来理解。无论是仅仅把个人的存在作为人的本质来理解,还是将淹没个人的整体作为人的形态来理解都是不正确的。个人的—社会的二重性、辩证的二重性才是人之存在的真实。西方伦理学史也绝非将人作为孤立的个人主义性的存在。以上就是和辻阐释的伦理学。“世间是指‘世界’本身同时也是指存在于世界中的‘人’。因此‘世间’不仅指人也不仅指社会。‘世间’是将二者辩证的统一。”(《作为世间之学的伦理学》)[2]和辻的这一构想一直存在于构筑后来的浩瀚伦理学体系的《伦理学》中。具有辩证的二重性格的人的存在,最主要展现给我们的就是日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辻将信赖看作是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感情。信赖有各种表现,在和辻看来,在人的行为、交涉的根底通常有对他者的信赖。即使是在近代社会,人们无意识的日常行为中也存在着他人对自己没有害意的信赖。虽然在现实中存在着背叛和虚伪,但作为缺少信赖的状态,反而体现了信赖的根源性。人的“真实”表现为对待信赖的态度,这是人之存在的基本形态。
3.和辻的文化多元主义构想。第一期、第二期的和辻,集中精力著述以佛教、儒教、基督教或者希腊等文化源流为对象的著作。其中,关于应如何把握自古以来一边吸收外来文化,一边创作自己文化的日本这一文化个体的本质的问题横在和辻面前。同时,他也曾力图将这些源流思想作为人类共同遗产(人类的教师)来理解。在文化之价值多元性的根底,以及与之同时的多元的文化价值中,存在着普遍性的“人间”这一主题。将日本、中国、印度分为季风型风土、沙漠型风土、牧场型风土,在与人的风土的关系中理解自我的《风土》,正是将这种对文化多元性的关注寄于风土概念的著作之一。
三、战后的和辻———从战前开始的变化
(一)从战前的和辻到战后
日本战后对和辻哲郎的评价多是批判的。战前,户坂润也对和辻的解释学方法进行了严厉批判。战后的批判是专门针对和辻思想的第三期即伦理学的性质。和辻否定个人主义、提倡全体主义性的个人的灭私奉公,认为献身道德才是日本的传统。人们认为和辻的这种思想帮助了战争的施行而加以批判。实际上,和辻的思想本身从战中到战后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国家、人伦社会以及国际关系的理解方法等方面。“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失败,近代日本的世界史地位不复存在。”[3]日本战败对此前日本的自我理解以及和辻的日本印象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战败也成为和辻思想的巨大转折点。对于和辻的伦理学体系,笔者认为和辻的伦理学乍一看,其重点大多放在日常的解释学。但当和辻的伦理学关注利益共同体、国家的时候,和辻的解释学也发生了变化,带有应称为既成法解释的特征。战后和辻修改了伦理学,这也意味着他改变了战前的观点。我们从和辻对把重点放在国家人伦的公法方面这一现实形态的解释的变化上,能够看出和辻思想的发展。首先,我们来看和辻国家观的变化。战争中和辻有如下论述:“国家的防卫不是指守护个人幸福免受外部威胁,而是指国家自身的防卫,因此是指对人伦组织的把捉,人伦之道的防卫。从这一点来看,国防不是手段,其本身具有人伦意义。”[4]493和辻将国家看作人伦组织,给予其至高无上的人伦意义。这当然也影响了国际公法。把国家看作是人伦的最高形态,对于超越国家的存在,诸如国际联盟等组织当然也就持否定态度。“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自古至今都不存在。由人形成的整体没有比国家更大的东西。即国家不具有在自己之上规定自己的如人性那样的整体性。”[4]500“国家的‘力量’集中于统治权。因而统治权不仅是立法而且是实现法的巨大力量,其根系被植入神圣性之中……因此性表现为国家整体性是有限的这一人之存在的终极的整体性。”[4]476
(二)战后和辻自身的变化
战后的和辻修订了战争中写的《伦理学》,表明了自己对超越国家的国际组织的理解。和辻认为国际组织是以国家为前提、同时又保护国家的存在。“不君临任何国家的世界国家、各国国民全体担负的世界国家,作为这种国际组织的国家必须出现……为了世界上所有国民都能自主完成他们的人伦组织,必须给其以充分的自由与独立。只要与这种人伦努力有关,各国国民就必须完全拥有已经形成的国民国家的……世界国家的……对各国民国家的统治也不容置喙……”[5]
(三)对日本思想传统的关注及其变化
和辻对国际社会关注的变化同时也是他对日本历史、思想传统理解的变化。战前的和辻肯定了武士对主君的“献身道德”,否定商人的文化、思想、活动。因为“商人本性”(商人精神)是以追求私人利益为最高目标的。《续日本精神史研究》中收录的《现代日本与商人本性》很好地体现了战前和辻的观点。“商人精神在17、18世纪的日本形成了功利主义道德,到19世纪后半期作为商人本性遭人鄙视。认为应该鄙视商人本性的是经济上处于商人支配下的武士阶级的道义观。对商人本性的鄙视一直持续到武士阶级以后,而且商人本性这一概念本身也变成含有鄙视意义的词语。从这一点来看,以自家福利为绝对目的的道德观只在日本没有得到认可。”(《现代日本与商人本性》,《续日本精神史研究》所收)[1]478“我们必须承认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是现代日本建设中的强劲动力……现代的危险也正在于这一点。”[1]500和辻认为日本需要的是克服近代欧洲肯定欲望的思想。日俄战争作为防御西方各国侵入的战争,当时在国内遭到者的反对。和辻写这部书的目的是指出“商人本性”与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相同性质,对其加以排斥。这种意义上的商人本性是指近代欧洲的个人主义,其背后是功利主义哲学。和辻认为与追求利己利益也不是无缘的。即“阶级斗争”只不过是将追求利己利益转变成“共同的经济利害关系”的形式。④但是,和辻在战后的著作《日本伦理思想史》中却对商人阶级给以肯定的评价。“长期以来,商人阶级已经成为文化的支配者。”[6]700“当倒幕目标终于明了化的时候,作为这一运动的旗手展示自我的是下层武士与上层庶民组成的革命团体。他们被认为是来自此前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中的能动的部分。”[6]710可见,和辻开始认为支撑商人经济活动的道德观是必需的。可以说,战前和辻批判商人本性,主张回归共同社会的理想与人伦的自觉,结果也都意味着“道德观”是必需的,因此并不是说战后和辻才完全改变了观点。事实上,战前的和辻是对一味振兴经济、殖产兴业,失去道义的近代日本的反省;战后的和辻是强调近代日本的问题点,即批判迅速引进近代技术,却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近代精神的吸收。“正如此后半个世纪的历史所证实的,这种迅速引进的过程中隐藏着各种偷工减料引起的危险弱点。最大一点就是急于引进近代技术,却忽视了对与之平衡的近代精神的吸收。特别是没有注意到作为国民国家,当机构发生变化时与之相适应的公共精神的培养以及社会道德的发展。”[7]
(四)回归文化哲学
战后,正如最初那样,和辻重新回归到“文化哲学”这一原点,写作了《锁国》《日本伦理思想史》《被埋没的日本》等“文化哲学”的一系列著作,批判了此前日本的封闭性与精神。例如,他在《被埋没的日本》中这样写道:“(关于波茨坦宣言的承诺、制定宪法…)我们宣告不用‘武力威慑’、‘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持有武力才这样做。不持有武力自然无法将武力作为手段,因此没有必要特别宣告。我们的宣言显示了这一决心是为实现支配人际关系的崇高理想而做出的努力。将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违反了上述理想。纷争最终不需要依靠武力,而需要依靠道理来解决。如果不坚持这一原理,就无法最终实现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的立场》《被埋没的日本》所收)[8]和辻在战后的上述反省,并没有在战后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但是今天,当我们毫无偏见地探寻和辻哲郎的思想轨迹,毫无偏见地面对曾被认为帮助战争施行、战后受到批判的西田哲学时,上述引文的意义也开始重新被大家认识。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世界以及东亚的今天,虽说和辻的思想在战前战后有所变化,但他对异文化的一贯关注、潜在的文化多元主义视角以及将人际关系理解为“信赖”的伦理学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对于和辻曾持有的、战后修正了的国家观、国际关系观,笔者认为必须将和辻战后的国家观、国际关系论作为日本自我认识的形态之一,在21世纪发挥它的作用。可见,和辻的伦理学虽然在公法方面存在问题,但其精髓原本在于私法方面的哲学(诚实与信赖的伦理学)⑤。对于将对私法层面人的理想状态的关注联系到公法层面的关系的这种意图与方法,虽然战前和辻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不少偏颇,但也有功绩。继承其意图,重新进行哲学思考,应该是和辻给我们提示的课题吧。笔者认为应该在以下几方面继承和辻的思想。
第一,和辻提出的挖掘国民精神史的重要性很重要。探寻文化的底层,比反省历史、反省自我更为深入。这告诉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经历对各文化独立性的哲学反省之后,尊重他国文化的可能性。
区域金融调控是从区域经济结构层面促进并优化总量金融调控政策目标实现的调控模式,是涉及总量和结构、全国与区域、整体和局部的复杂关系,因此也是一个多主体与环境的协调过程。这一过程中,空间异质性、个体异质性和资源异质性,成为区域金融调控的初始条件和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问题。
一、区域金融调控的空间异质性
(一)传统经济学对时空的处理――时空分离
一般均衡理论是现代经济学原理建立的基础,其哲学前提是时间的可逆性①。时间的可逆性表现为时间既可以前进,又可以“后缩”。如果时间向前推进,经济发展状态也将有规律地指向预期结果,并且这种过程和结果可以通过数学方程式精确化;如果若时间“向后收缩”,经济发展状态也会精确地回到原先的空间和轨道,具备原先的属性和特质。基于这些认识和分析,经济学一般对时间进行了“切块”分析,将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同“时间段”。如预期理论可以根据基础信息的“时间段”不同分为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对资金匮乏者和资金盈余者之间“时间差”的调节产生了银行信贷,根据不同“时间段”货币价值的交换产生的贴现概念等。但现实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不可逆,时间不可逆,人类永远不可能回到以前的空间和状态。因此,传统经济学在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影响下,在时间可逆性条件下,忽视了空间概念,时空分离,离现实越来越远。在我们常用的经济增长速度表达式中,
LimΔY÷Y=Y*÷Y=y* (Y代表国民收入)
速度是时间的倒数,经济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时间的倒数,隐含了对时间作用的认识,却忽视了经济增长依赖于经济增长的空间布局、国民总产出依赖于经济增长区域这一初始条件,从而忽视了空间的作用。事实上,经济增长速度这一统计数据的获得,必然是不同区域国民产出统计数据的加总,离不开空间这一范畴;经济增长速度这一统计数据的变动,必然与一定区域内经济要素的变化密切相关,离不开空间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变化。因此,经济增长与时空概念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对空间概念的忽视,使得经济研究和政策实践常常更多地注重速度和时间,较少注重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经济结构变化,较少注重空间因素。
但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必然会受到所处的经济空间的制约,经济生活离不开一定的经济空间,空间概念同样重要,甚至不可回避。传统经济学常采用线性代数的矩阵形式表述经济空间,这种数学形式中,矩阵的向量空间虽然是多维的,但却是通过减少维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按照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分析,人类欲望的满足是通过商品单位效用的消耗来实现的,商品的单位效用是诸多效用的分解,边际效用价值量取决于最后一单位商品的效用。在经济时空中,商品单位效用的消耗表现为维度的减少,实现一次,维度减少一次,是通过减少向量空间维度的办法逼进最后一单位效用的。这里隐含了一个前提,即向量的同质性。只有同质的向量均匀地分布在满足人类愿望的无差异曲线上,才可以进行规则、有序的“排除”,实现维度递减。这一过程中,首先是忽略了空间因素,实现向量无差异,同时时间是静止的,时空是分离的。
(二)现代经济学对时空处理的趋势――时空结合
传统经济学的时空观是受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影响的,其对时空的处理需要做出改进和调整,这是符合人类思维发展模式和文明进步方向的。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例外,毕竟,时空相互结合、相互影响已成为常识,时空结合已经成为经济研究的一个基本环境和因素。对空间概念进行分析,离不开时间概念;对时间概念进行分析,也离不开空间概念。
事实上,经济学对空间因素的忽视也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注意和重视,如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空间经济学就试图将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1991年,保罗・克鲁格曼的《收益递增和经济地理》一文奠定了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基础。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规模收益递增,区别于传统经济学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的假定。主流经济学一直将空间因素排斥在外,使得经济学没有任何空间维度,这与现实情况存在很大背离。现实中,区域人口密度、自然环境及经济金融环境等方面的空间不平衡普遍存在,当一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超过周围区域时,常对周围区域的资源产生“虹吸效应”,作为自身增长的基础,产生边际收益递增效应,区域差异和交易必然存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把不同国家看作没有任何空间维度的点,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一国内部不存在差异,认为区域差异会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除,同样不合实际,这些都与传统经济学对空间因素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有关。在经济学分析范式中,马克思较早采用了时空结合的时空观。马克思《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他洞察到了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前后经济时空发生的重要变化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关键所在,因此,他从经济时空有机结合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生产实践活动进行了分析的。内生增长理论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区域经济时间尺度,将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尺度的分析框架也值得我们很好借鉴。
(三)空间异质性研究意义
“空间结构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组合关系,反映了社会经济空间集聚或分散的趋势,是现代经济结构的重要补充,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②。主流经济学较少涉及空间因素,主要是技术性难题,我们确实很难处理空间现象,同时,就处理方法上讲,是在现在的经济学理论中加入空间维度还是另起炉灶?难做并不等于不做,我们至少要足够重视:时空结合的时空观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初始条件。就时间维度来讲,我们面临的永远是一个未知世界,时间不可逆,我们不可逆,现实世界不可逆。空间异质性告诉我们,在给定的时刻,我们只能获得、关注局部信息。在空间维度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只能是沧海一粟,博大的世界中的一个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点,但这个“点”绝对不是同质的,因为世界不仅大,而且丰富多彩,沧海中的“一粟”也并非同质,因此,忽略空间差异并不符合现实情况。时空因素告诉我们,我们获得的历史的、局部的信息,将迅速成为历史且具有异质性。在这种经济时空观下,传统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就自然具有暂时性,非均衡发展将成为常态,空间差异成为普遍现象,这为我们经济政策研究提供了基础思路,成为我们研究区域金融调控政策的初始条件之一。金融内生于经济的本质属性,说明区域金融对区域社会经济条件的敏感依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内生于金融的要求,这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区域金融调控政策应该具有针对性,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即所谓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二、区域金融调控的个体异质性
牛顿经典物理学致力于寻找世界的单极本质,最终将这种本质归结为上帝、神、灵魂或心理等特定实体。在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主流经济学家坚信复杂现象背后必然存在单一的核心本质,并且坚持探寻这种单极化本质。对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本质而言,“没有比用‘主观使用价值’这个短语能够清楚地描述现代经济学的特征了”③。事实亦然,从西方经济学的出发点、构建基础和修正路径来看,完全理性的自我、有限理性的自我、理性和非理性共同构成的自我等各种结构的心理自我是成为整个经济学大厦构建的终极根据,经济学越来越向心理本质逼近。从物理学的发展脉络来看,物理学经过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巨匠的贡献和发展,表现出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就是跳出牛顿经典物理学具有的单极化本质主义思维框架,不再将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某一单极,如心理,而是逼近关联互动的现实世界。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选择和被选择的关系逐渐取代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正从单极本质主义向关系论转向。从现实来看,人们行为的决定因素不是单一地来自于人的心理,而是由人和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交互过程决定的,是一个复杂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人是参与者,人与身处的“环境”之间的关联互动才是行为的全部现实。现实已经深刻地告诉我们,与其把自我与现实世界割裂,不如摆正参与者的位置,融入现实。在这一点上,主流经济学做得远远不够,却还在“心理本质”的泥沼中步履蹒跚,渐行渐远。
(一)关于“经济人”假设
在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利己心驱动为基本动力或原则;经过穆勒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后,经济人假设成为经济学大厦的基石;在边际主义的推动下,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扩展了经济人假设的内涵:把完全理性和一般均衡假设作为理论基础,认为所有经济主体具有理性预期,愿意并且能够最大化他们的预期收益,完全理性的经济主体经过博弈最终形成的经济状态通常是均衡的。后来,经过德布鲁等人的努力,完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公理化,形成了一套自洽的数学形式理论体系,完全理性的自我成为正统经济学的心理基础。在完备性、传递性、自返性三大假设下,经济人可以对备选空间中的各种选择的进行理性排序不会发生混乱,并且一定会选择其偏好的选择而不会犯难,最终形成一个唯一的、一致的偏好顺序,从而诞生一个作为“原子”的经济人。同时,在一般均衡理论指导下,构建的分析模型就是分析当“参数”发生变化时,调整系统的均衡状态,其常用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也就是时间可逆下,经济系统在被忽视的空间中按照预期规则地进行所谓的调整。
事实证明,完全理性和一般均衡假设,是对经济主体行为和经济系统的过分简化,虽然有利于经济理论的简洁化、模型化和美观化,但因为距离复杂的现实世界越来越远而备受现实诟病和质疑。鉴于此,经济学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就是对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做出修正,使其更符合现实情况。有限理性假设认为,现实经济是复杂的,经济主体具有有限理性,经济主体追求最大化的过程是渐进的,经济主体的预期是有差异的。
(二)关于个体的主动参与性
如上所述,古典以及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决定性世界。在这一个世界中,被置于完全竞争市场当中的经济人根据完全理性假设确定的决定论法则,权衡代价和回报的关系,实现效用最大化。这一过程中,代价和回报的关系是被决定的,经济人只是被动接受市场价格变动,机械地做出反应,同时这种行为对市场没有任何影响力。经济人在“环境”中是事实上的“旁观者”。
而在现实经济世界中,人们只能决定投入,无法控制所得。人类获得的信息和可以进行的预期都处于持续演进的时空中,面对的总是不确定性世界。在不确定性世界中,经济人与所处“环境”为互动关系。在“关系互动”情形下,经济人由被动旁观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经济主体的行动不是根据刺激被动做出反应,而是主动参与。每个经济主体按照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模式行动,个体异质性普遍存在,不存在不变的、一致的心理法则,任何无视现实世界这种关联互动关系,构建“心理黑箱”的做法只能是纯粹的理论探讨。目前,尽管基于“被动接受”关系结构的完全竞争理论仍然是正统经济学范式的核心部分,但是,经济学已经逐渐向深入现实的经济世界方向发展,个体异质性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正视。
系统论认为,系统中的主体即个体具有适应性,与“环境”进行交互影响。这将“个体的主动性提高到了系统进化的基本动因的位置,从而成为研究和考察宏观演化现象的出发点”。个体间的交互作用过程即适应过程产生复杂性,生存或发展是其目的。这一交互过程中,没有脱离“环境”、脱离整体的个体,作为整体基础的个体不是孤立的单独的可以简单相加的个体,而是相互作用的个体;每一个个体都是其他个体的“环境”,并在主体与“环境”的关系中不断转换,形成整体作用,因此,并不存在“凌驾”个体的整体。主体与“环境”交互作用是为系统的演化动力,这种对主体和“环境”交互作用的认识将宏观和微观有机联系,为我们将个体主动性视为整个系统变化的基础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也为我们区域金融政策分析中将微观主体行为动机、作用机制与中观、宏观经济现象有机联系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三)个体异质性研究意义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新古典经济学采用了将宏观经济现象直接缩小为个人或个体的经济行为现象进行分析,然后再加总推理到整个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方法,是典型的还原论思想。简单来讲,还原论的基本逻辑认为,“整体等于局部之和”,任何事物都是由“物质之砖”堆砌起来,可以通过对其组成结构的分析来形成对事物整体的认识,事物的整体行为可以通过分析部分行为并把部分加和来解释。
分析还原是西方知识传统的基本特征,现在来看,作为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通过逐步地、部分地认识系统组成部分逐渐形成对系统状态、结构和功能的理解,对于我们认识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还原论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解构系统,从系统组成成分的性质探究系统的基本特征,这也是近代科学以追求确定性和线形规律为崇高理想的表现。事实上,现时经济世界中并不存在典型个体,不存在全局掌控者,而是存在众多差异化的个体。同质化的典型个体无法反映经济系统中个体的差异化,也无法解释非均衡状态的长期存在性。典型个体的同质化带来的是对个体差异的忽视,是对个体利益和动机的轻视和抹煞,是对局整关系的误解。还原综合方法中,我们常常把局整关系归结为局部服从、服务于整体,这并不科学。系统的局整观也注重全局对局部的服务能力,要给局部的发展提供平台和条件,绝不是一味抑制和抹杀。“局部之所以加入整体,原本不是为了整体去牺牲自己,而是为了通过与其他局部关联起来产生特定的整体涌现性,同时也使自身得以生存发展。所以,保护和照顾局部是系统整体固有的义务和责任,在管理局部的同时还应该尊重局部,在使用局部的同时还应该培养和保护局部,这才是系统之为系统的核心价值所在。”
这里涉及两个观点,一个是整体性,一个是个体异质性。关于两者关系,其实一早就体现在亚当・斯密的研究视角中,斯密的社会利益实际上是个体利益的“合力”,很早就认识并指出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和实现方式。系统论认为,系统中子系统的多样化和差异性是系统整体涌现性存在的前提条件。区域金融调控政策研究的初始条件之一就是要在遵从整体性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对待和整合个体差异性,促进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促进系统正的涌现效应的实现,即正确认识、对待、整合各个区域之间的个体异质性,不是单纯抑制异质性的发展,而是强化这种异质性的联系和合作,引导这种异质性向整体目标靠拢,最终实现整体目标。
三、区域金融调控的资源异质性
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中,经济人按照完全理性假设条件进行选择,经济分析可以达到均衡状态还隐含一个重要条件,即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设,在给定的资源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经济人用于购买商品组合的资源是完全可以替代的。这一假设的重要作用在于客观度量经济人的主观效用。因为,每个个体的主观评价千差万别,即使是典型的个体,主观感受也不可能相同,理论上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需要一个能够起到客观衡量作用的事物,经济学选用了货币或者时间。如前所述,这里的货币是无差异的货币,这里的时间也是去除了空间差异的时间。这样,完全可替代的经济资源就为传统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客观度量主观感受的参照系和经验框架,在这个经验框架下,资源具有完全替代性,资源的异质性却被忽视,从而背离现实。
(一)关于资源
经济学中,对资源的研究由来已久,并体现在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变化中。在19世纪中叶前,经济学被看成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斯密)、“支配人类产品分配的法则”(李嘉图)以及“资本主义运动规律”(马克思)的研究;19世纪中叶后,经济学逐渐成为分析“作为既定目的和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罗宾斯),在对资源增长的关注之后,经济学逐步成为在既定资源下,对资源最佳配置原则的研究。这里撇开不谈这种研究主题变化的意义,单从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可以看出,“资源”是经济学中的基础概念之一,并且可以从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中追本溯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对资源概念的认识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资源内涵是随着时间维发展而变化的增函数”,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单一资源到多种资源,从自然资源到社会资源,资源的内涵动态拓展,资源具有的一些共性相对稳定,如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同时,资源的一些特性也逐渐被人们认识和重视,如资源的非均衡性和异质性。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地域空间。从世界经验来看,资源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是很多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自然资源在地球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社会资源在各国和各地区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就货币来讲,因货币资源区域流动引力和惯性(崔满红,2002)、货币持有者的心理预期和偏好等因素,同质货币的异质性也很明显。因此,非均衡性和异质性就成为一种资源特性。资源的非均衡性主要是指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衡,资源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在特定空间中不可完全替代的差异性,自然资源如此,社会资源、金融资源亦然。西方经济学流派中关于资源的界定见表1。
(二)资源异质性影响经济行为
“蝴蝶效应”认为,“一只蝴蝶在巴西煽动翅膀会在得克萨斯引起龙卷风”,指出了系统行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在经典动力学解释下,系统运动的轨道对初始条件并不敏感,系统运行具有确定性;而“蝴蝶效应”认为,系统运行轨道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初始值的不同或微调,会使得系统运行轨道发生偏差。对资源相互替代性的经验框架来讲,资源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区别,就是无差异曲线的分析轨道的两个不同的初始值。在资源完全替代假设下,无差异曲线被赋予了资源同质性的初始值,其运行轨道可以用“经典动力学方程式”严格确定,向外扩展或向原点回缩,两条无限接近的无差异曲线只会永远平行运行而不会相交;而在资源不能完全替代设定下,无差异曲线对初始值的敏感依赖性将影响其运行轨迹。在资源异质性初始值下,无差异曲线运行轨迹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是初始值的一个微小的变化,就可能引起无差异曲线运行轨迹的重大调整和变化,两条永远无限接行运行而不会相交的无差异曲线将不可能存在。这对区域金融调控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统一政策与资源异质性的关系来讲,资源异质性就是统一政策运行的初始条件。我国不同区域的金融资源分布不均,金融资源的异质性也比较明显。统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一般忽略了资源异质性,但并不代表这种异质性对统一货币政策的运行轨道不产生影响。事实上,不同区域的资源异质性会对统一政策的运行轨道产生不同的、微小的、“多点式”影响,有如“蚂蚁溃堤”,这些不同的、微小的、多重的影响一旦在同一方向形成合力,将会使得统一政策的运行轨迹发生微调甚至改变运行轨迹。可见,资源异质性初始条件不同,即使是比较小的差异,也难免会影响统一政策的运行轨道和政策效应。因此,区域金融调控政策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就是重视金融资源的异质性,对这种异质性对经济、金融运行以及统一政策运行轨道能够产生的影响引起足够重视,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打击、抑制,应该引导并规范这种异质性的作用力向统一政策的基本运行轨道无限靠近,从而强化统一政策效力。
(三)资源异质性的研究意义
在资源稀缺的约束条件下,资源配置研究主题中,资源完全替代性分析范式备受现实质疑。我们以货币这一经济学常用的价值衡量工具为例,在传统经济学中,资源完全可替代,参照货币或时间无差异标准衡量的边际价值是相等的,人们的主观感受趋于高度理性和高度一致。但在现实中,经济资源具有差异性,人们进行选择评价的参照系是多维的,面对同一问题,按照参照系的不同维度,其得出的判断和结论也很可能不同。试举一例,现实中,看戏前丢了戏票大多数人选择放弃看戏,如果丢了和买戏票差不多的钱,并且还有钱买票的话,大多数人选择再买票。在传统经济学中,货币和时间衡量的边际价值无差异,丢戏票和丢钱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应该趋于一致,而现实并非这样,戏票和等额货币并没有完全替代,由此引发的人们的行为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可见,现实中,资源异质性对经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空间异质性、个体异质性和资源异质性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形成了区域金融调控的三个设定,从而影响并决定了区域金融调控的整体性、系统性、层次性和科学性,我们在研究区域金融调控问题时应予以重视。■
注:
①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时间只是一个外在几何参数,没有方向,时间反演对称。事实上,系统演化具有方向性,过去和未来不再对称。简单来讲,在牛顿方程式F=和傅里叶方程式=中,用-t代替t,前者没有区别,后者方程变号。
②项俊波.结构经济学―从结构视角看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7。
③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梁小民译.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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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国志,顾基发,牛宏安.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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