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财政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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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学领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各种不同财政学教材也相继出版。但是这些教材并未有针对性地区分不同层次高校的需求，导致教材同质化。而各高校选择教材时往往容易忽视应该赋予学生怎样的知识结构这一问题。任课教师，尤其是没经验的年轻教师，在使用涵盖内容不同的财政学教材时，不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导致教学内容无统一标准和明确的范围。

1.2教学内容选择上不能体现不同专业特点

财政学是一门跨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由于财政学教学内容对专业设置的针对性不强，使得教师不能在授课时既体现各专业掌握财政学基本原理上的共性，又突出各专业的特性。例如，金融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多了解国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结合现实热点来分析，但教材内容只限于理论介绍，不能针对专业突出重点，缺乏理论与实践连接的点。

1.3偏重理论知识讲授，忽视实践教学环节

目前，学生对财政学这门课程积极性并不高，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既抽象又不太实用的课程。这与任课教师在内容选择上重视理论知识，忽视了与实践相结合有关。独立学院的学生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在授课时加强理论知识讲授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学生的理论运用能力的培养。很多教师在授课中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点少，加上学生很少会主动用所学知识去分析社会现实问题，这样的教学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也不能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1.4教学内容过多与教学时间有限的矛盾

财政学教学内容是非常多的，大致包括以下7个内容：基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国债与国债制度、预算管理、财政政策、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问题。一般财政学课程只安排短短几十个课时讲授，很难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

1.5财政学授课与其他学科融合度不高

大多数教师在财政学授课时，仅单纯地从财政学传统理论来组织教学，不能很好地结合相关学科知识深入讲解，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展示财政学的实践发展脉络，也无从提升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

2独立学院财政学教学内容改革的相关建议

作为独立学院开设财政学课程，在授课时需要结合独立学院的培养目标及学生特点来进行教学内容改革。

2.1规范和明确教学内容

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经济行为，首先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其次，在此基础上研究实现政府职能的财政支出内容，进而研究财政收入，最后，通过国家预算展开各项财政活动，以提高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发挥财政政策的经济调节作用。根据这样的思路，高校财政学教学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①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公共产品理论；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概念、财政职能；③财政支出理论及我国的财政支出与政府预算；④财政收入理论及我国的财政收入（税收、国债及政府投融资制度；⑤国家预算管理体制、多级政府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⑥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等。独立学院的学生基础知识较弱，任课教师应该适当侧重一些重要理论的讲解并补充相关知识。

2.2教学内容选择突出专业特色

教师应该有针对性地结合学生的专业及特点，合理安排授课内容，在体现该课程公共性的同时，将专业特性也体现出来。对于财税专业的学生，学习财政学的要求比较高。在授课中应将重点放在基本理论的讲授上，例如公共产品理论、财政收支理论及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等。为了避免内容重复，可以将一些实务性、制度性的内容留到后续的专业课程讲解。对非财税专业的学生而言，授课时应该以财政政策与制度介绍和业务操作为主。不同专业侧重点也应该不一样。例如，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要侧重于财政基本理论和运行机制的讲解，并适当增加税收实务方面的内容；而对于工商管理类的学生，可以从管理学的角度考察财政，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等知识讲授。

2.3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本着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与实践型人才的目标，财政学授课时应该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践。这便要求教师在授课时不能只就教材的内容来讲理论，应该把实践有效地融入课堂中。例如对现行的税收制度、现行的财政体制、财政政策的分析和理解，可以很好地衔接理论和实践，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同时，独立学院的学生有着综合素质较高的特点，对现实中的实践问题比较感兴趣。教师在讲解理论的同时，补充相应的实践内容，既可以提高学生积极性，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与分析能力。例如，结合当前政府管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进行专题阐述：人口老龄化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上学难”反映的教育问题、“看病难”反映的医疗问题等。

2.4根据教学时间合理选择教学内容

由于时间的刚性很强，处理教学内容与时间矛盾关键在于教学内容的选择。而教学内容选择的基本标准需要做到“因材施教”。

2.5提高财政学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融合度

教师在讲授财政学的理论内容时，应该不断融入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内容，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拓展学生在未来经济工作和社会工作方面的视野，使其看问题能更全面、更深刻。特别是针对独立学院的学生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知识贯通。教师可以尝试从以下的角度来融合：①运用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来分析比较公共定价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定价；用消费理论中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来分析税收的经济效应；运用宏观经济学中的IS-LM-BP模型来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②将管理学中的“决策”“、计划”、“组织”、“创新”等职能应用于财政收支管理、预算管理等方面，思考如何运用管理学原理来理解财政管理的创新。③可以尝试从社会哲学角度拓展财政本质。从财政的公共性特征，沿着“信仰-权力-表达-幸福”这条哲学线索，去分析个体接受公共生存方式、以税费形式将收入转移给政府等问题。④财政的讲解不能缺失历史脉络，可以说中国历史是一部财政改革史，教师可以利用财税改革的历史经验与规律来分析改革深化的财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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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实践教学方法单一，考核方式落后目前的实践教学方法仍受传统教学的影响，以老师讲授为主，虽然名为实践课，但实际仅仅是实践地点在实验室，而老师讲授的内容多为理论内容，即使部分院校引进了实践软件，但大多也是理论课程配套的练习场所，从实际来看，学生对软件本身可以很容易地掌握，但对其中的关系却不是很了解。从考核的角度看，长期以来实验课成绩评定采用以参与实验教学活动，学生递交实验报告为基础的评价标准。即使有时设计了实验内容的考核，但仍旧以记忆性知识为主要考核内容。这就和理论课的考核结果一样，许多学生平时不上课，临近考试才“临时抱佛脚”地背背书、背背笔记，甚至不惜采用一些作弊手段，最后大部分学生都能顺利通过。

1．3实验教师缺乏专业实践经历，实验教学水平受到制约实验教学队伍是财政学实验教学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实施主体，目前制约实践教学质量的瓶颈之一是实践教学的师资，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业务素质上，都不能满足实践教学需要。很多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专业课教师，从高校到高校，自己都没有业务实践背景，很难担当起指导实践课的重任。教师基本上都是高等教育完成后直接从事教育工作，很少参与实践部门的实践，从而缺乏专业实践活动经验和技能，这制约着应用型财政学的人才培养质量。

1．4校外实习流于形式，实习效果欠佳大多数人对于财政学专业，往往单纯地从字面上去理解，认为它是一个仅为政府财政部门培养人才的专业，因此，在进行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的时候，多年来，普遍存在着找点难的问题，社会实践部门大多认为财政学专业就应该去政府，企业里面没有合适的实习岗位，所学知识在企业用不上，因此，普遍不愿意接受学生实习，即使接受也是被动接受，学生亲自实践和动手的机会很少，以致实习效果不理想，校外实习流于形式。

2完善应用型大学财政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基本路径

2．1明确实践教学体系的教学目标，强调实践教学体系的完整性要重新定位实践教学总体目标，拓展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方面的要求，从大一的认识实习到大四的专业实习和创新教育，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分层递进，学生的动手与应用能力得到了科学、持续、系统的培养与锻炼。通过实践教学让学生不仅掌握专业的基本业务流程、操作方法和组织管理模式，而且具备及时掌握和发展专业最新实用技术的能力和相关素质。通过课内外结合、校内外相结合，初步构建了相对完整、整体优化的实践教学体系，如图1所示。采取校内仿真训练、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实践教学模式，从校内第一课堂、第二课堂、校外课堂这三个方面来制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计划。校内第一课堂主要是通过在课程教学中增加实验教学内容，加大课程实训力度;集中安排综合模拟实验，提高专业技能;开展读书活动、撰写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等来完成课内专业动手能力培养。校内第二课堂主要是通过开展课外各种与专业密切联系的活动，如每年由学生自己筹划组织税收宣传月活动，开展以财税为主题的大学生辩论赛、财税知识竞赛、模拟税收调整方案听证会等，来完成综合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校外课堂实践教育主要通过分散或集中的假期社会实践、校外专业实习基地见习和毕业综合实习、开展与专业相关的社会调查等环节，来完成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每个环节、每种方式都各具特点，从不同角度帮助学生理解掌握所学的财税理论知识，从而全面、系统、规范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

2．2大力推进实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建设，考核办法多样化实验教学方法是影响实验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设计实验教学方法时，以培养学生能力为目标，实行弹性实验教学。对基本的原则及方法采用教师实验室授课和现场指导进行课堂讲授，随后利用软件公司提供的经修订过的数据，设计交易，指导学生进行处理，使学生能熟悉并掌握目前该领域最新的管理技术及方法。提供数据，让学生以不同的角色使用软件来模拟处理政府业务活动。为了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应增加开放时间，允许学生在课余时间自选实验内容，自行安排上机实验。通过网上预约和到实验室登记等方式进行实验，增强学生实验的自主性。建立网络辅助教学平台，向广大学生提供该课程的课件、教学网络资源、设计实验及答疑讨论区等内容。补充相关学科更新发展的新信息等等，增强学生的信息量，更好地巩固和消化在课内所学的理论知识，进一步地激发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财政学课程实验的考核方式应实现多样化，注重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考核的重心应向学生创新能力倾斜，以构建有利于全面素质提高的评价体系。实验教学指导教师必须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学生参与实验教学活动的整体情况，采用分组形式进行的实验项目，应将单个学生的考核与小组的考核相结合，以促进学生团队精神的培养。课程实验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构成，平时成绩主要根据学生的平时表现来确定，如参与情况、个人能力、实际结果的优劣等综合评判。在对学生的实验过程、实验质量和实验结果作出及时、客观和公正评价的基础上，给予恰当地评分。成绩的评判也从单一的由教师评判，转变为教师评判与学生相互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这种考核方式有效地促进学生重视实验教学，激发对实验教学的兴趣和积极性，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际操作能力、综合实验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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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是衔接一般经济理论课与财政专业课的应用理论学科，它不仅包括基本的财政理论知识，还包括与现实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财政现象及与之相应的财政管理方法等。自亚当·斯密创建财政学以来，这门学科已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总的来说，理论的发展是缓慢的，财政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也是大致不变的。但是，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国在各个时期的财政政策与手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当前的财政学教学过程中，由于财政学教学内容与材料的滞后与枯燥，教学过分强调学生对财政基本理论的学习与掌握，而缺乏对当下财政现象的深入分析与解释，使得学生对财政学的理解流于表面，不清楚政府为什么要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不理解政府为什么要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和社会进行调控，不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无法透过现象探索财政本质，达不到揭示支配这些财政现象的规律的教学目的。正因为教学内容呆板与僵化，财政学的教学被禁锢在一个“高大上”的层面，而没有将开放性的观念植入教学，教学内容不能与时俱进，最终使教学氛围和教学效果无法达到最佳状态。

（二）教学方法单一

传统的财政学教学方法是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财政学知识，对政府收支活动进行分析与讲解。在这种教学方法下，学生主要以被动或被迫的方式获取知识，不能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对理论与知识的掌握程度也不深。由于存在教学的单向性，而不考虑教学的动态性，教师无法在授课时及时知晓学生对知识的需求与掌握情况，不能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进行调整，使得教学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比如，在讲授政府的转移支付时，教师只是一味地灌输转移支付的概念及形式等内容，学生只能单向、被动地接受知识的灌入，对这一问题感觉非常抽象，很难理解清楚。因此，教师应该着重从学生的认知与接受的方面去思考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不仅从理性的角度理解转移支付，还要从感性的角度主动分析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目的和好处，通过反馈、互动的方式，使学生轻松地学习知识，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教学目标狭窄

财政学的教学目标应与财政专业的培养目标相互衔接和一致。财政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复合型、应用性的高级专门人才，对基本专业素质的要求为具备财政、税务及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人才的就业方向是从事财政、税务、财务、税务筹划等方面的工作[3]。具体到财政学的教学目标中，过去我们只注重财政专业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专业技能与素质的培养，教师的教学也只是授之以鱼，而非授之以渔。这种狭窄的教学目标不仅使学生不具有从事财政包括税收、监管等方面工作的综合能力，也不具备复合型与应用性的特征，达不到培养目标的要求。因此，应引入生态学的整体性、可持续发展观点，扩展财政学的教学目标，注重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的培养，使学生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使财政学教学活动亦能可持续发展。

二、财政学教学的生态性特征

（一）整体性

生态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4]，整体性是生态系统最基本和最突出的特征。整体性是指生态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组成一个具有一定功能的有序整体。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财政学的教学活动是由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生态要素组成，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一个内在关联的生态系统，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埃德加·莫兰认为，人们不能把部分孤立于整体，也不能使各个部分互相孤立[5]。整体的功能不是各组成部分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各组成部分有秩序、有规律的结合，形成特定的功能。在财政学的教学系统中，教学活动由教师和学生等生态要素、多维生态因子与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组成一个复杂而统一的整体。教师、学生、教学内容等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在整个教学系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各要素都有其特有的生态位，不可互相替代，具有财政学教学的特定功能。只有各生态因子协同发展，才能促进财政学教学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这是实现财政学教学与发展的基础。

（二）开放性

生态系统本质上是开放的系统，开放性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必须保持内外的开放，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才能保证系统的生存和发展，保持其生命力。任何一种生物都不可避免地与外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没有完全孤立发展的生态系统。教学系统不可能将教学活动与外界完全隔绝，财政学教学活动也是如此。财政学的教学活动是教师、学生与环境之间物质流、能量流与信息流的传递过程，是教学主体对内部各种教学因子及外部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等信息的采集、编码、翻译和利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系统必须处于开放状态，各生态要素要与系统内外部不断进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才能使财政学的教学活动正常开展。作为一种生态系统，财政学的教学活动不是封闭的、孤立发展的，它始终处于教师、学生、教学内容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内外部因子共同作用的开放系统中。

（三）动态平衡性

在一定的条件下，生态系统保持着能量与物质输入、输出的动态相对稳定状态，即生态平衡。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遵循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演变规律，从而形成有层次、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即系统总是在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推动自身的变化和发展。财政学的教学系统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的动态系统。随着社会的进步，影响教学系统的因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既有教师水平、学生状况、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内部系统的变化，也有经济增长速度、社会发展情况、财政收支结构与规模、财政政策等教学系统外部环境的变化，它们直接影响财政学教学中各生态因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最终影响教学的质量与效果。依照生态学理论，教学生态系统应处在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并且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平衡状态。那么，如何使这些生态因子处于相对平衡，并达到更高级的平衡状态，这是财政学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四）可持续发展性

在生态系统中，可持续发展是指在自然资源与其开发利用程度间寻找平衡，是一种不超越环境和系统更新能力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着眼于当前利益，还要放眼未来；不只局限于系统本身，还要强调与环境、经济、社会的协同持续发展。在财政学的教学生态系统中，系统的发展不能只强调学生对每堂课教学知识点的掌握，更应注重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培养，这才是教学的发展方向。同时，应将财政学的教学活动与外部的经济、社会等政策环境相结合，寻求教学活动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从可持续发展观来看，事物发展的各阶段都是相互依存的，目前的发展是将来的基础，必须保证事物持续性的发展。发展要具有整体性和协调性，任何一方的发展变化都会作用于整体，不能因为某一方的发展而损害另一方甚至整体的利益。在财政学的教学课堂上，学生的学习是将来发展的基础，应将学生、教师及教学内容整合起来，使之具有整体性与协调性，将学生的知识与能力培养提升至更高的教学目标层次。此外，教学系统不能因为片面追求教学形式或教学内容的多样、丰富而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应将教学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财政学教学的最终目标。

三、生态视域下的财政学教学改革途径

（一）强调整体性，营造和谐的教学环境

财政学教学要注重系统的整体性，从多个方面进行生态教学。首先，财政学教学系统中的学生作为最重要的生态因子，其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系统的整体，体现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整体性。在该系统中，学生应是教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不仅要关注学生对财政基本理论与知识的学习与掌握情况，更要把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有机体，注重其能力的培养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这才是生态视域下财政学教学的基础和归宿。其次，在生态视域的财政学教学系统中，教师与学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师生关系融洽是构建和谐教学环境的重要因素，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应置于平等的位置上，以学生的学习需求为中心，营造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与环境，构建生态主体间平等对话和交流的平台，由此建立具有整体性的生态型师生关系。只有优化整体的师生关系，才能实现师生的“共生”，营造出和谐的教学环境。再次，财政学的生态教学要从整体性的角度出发，用多种不同的要素组成统一、整体的教学环境。就教学系统内部而言，要实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师与学生精神环境的统一，注意内部的整体与协调。外部系统包括与教学活动有关的一切事物———经济、社会及政策等各方面的环境因素，要让学生认识到其不仅生活在这些环境中，更重要的是财政知识大多来源于其生存的外部环境，应该注重教学活动与外部环境的统一与协调。在这个由人与环境共同组成的教学生态系统中，我们应将其视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体验并享受教学环境的和谐。学生通过课堂的知识学习，结合外部环境的财政现象、财政政策等内容，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发展自身能力。总之，应从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角度出发，为学生学习知识和发展能力营造一个和谐的教学环境。

（二）注重开放性，充实教学内容

教学生态系统与其他生态系统一样会受到外部环境系统的影响，并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的输入输出与外部保持密切联系。系统只有开放，才能吐故纳新，增强内在生命力[6]。财政学的教学活动也只有开放，才能使教学内容和手段得到丰富和拓展，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其对财政知识与财政现象的理解。在财政学的教学系统中，生态教学要求生态系统要向外部环境开放，而不能是封闭的。这里所说的开放不仅包括作为重要生态因子（教师和学生）向外部系统的开放，还包括教学内部系统向外部环境的开放，使各种信息流通畅地传递，最终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与目标。一是生态要素与外部系统的开放。教师和学生作为社会性的个体都有不同的家庭和社会背景，拥有不同的知识背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财政学的生态教学要求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教师和学生要有专业而敏锐的眼光，发现身边、生活或学习中与财政相关的现象和政策。有了这种认识与意识，师生的关注点就不会局限于教材，这不仅使财政学的教学内容更丰富并具象，还能使师生成为教学资源的收集者和创造者，易于教学和学生的理解。二是教学内部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开放。财政学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经济、社会，还包括文化、制度等，教学活动需要与外部生态环境进行信息的输入输出来充实教学内容。财政学的生态教学强调教学内容来源的开放性，即教学内容应随着经济的发展、政策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或改变，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财政学的教学内容，为教学内容的更新、学生知识面的扩展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内容的开放性要求学生将财政专业知识与生活和社会联系起来，并加深对这些理论的理解与运用。另外，开放性要求课堂教学内容要与社会实践相联系。以往的课堂教学内容只重视理论与基本知识的灌输，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之外，与鲜活的社会经济相分离。比如“，土地财政”这一概念以前没有出现过，这一财政现象是与当前的经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这要求我们将开放的眼光投向这个开放的财政学教学系统，用财政专业理论和知识来解释这一现象。因此，财政学的教学应具有开放性，打通课堂通向社会的通道，使课堂充满生命和活力，通过师生共同努力，于现实生活中寻找教学案例，丰富教学内容，沟通书本与现实生活，使“两个世界”相融合，以此来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三）基于动态平衡性，创新教学方法

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停的运动与循环中，进行着永不停歇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传递与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遵循着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规律，维持着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生态平衡是动态的，维护生态平衡不仅要保持其初始稳定状态，更要在人为的影响下建立新的平衡，形成更合理的结构，发挥更有效的功能，取得更好的生态效益。财政学教学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也是在动态平衡中求发展的教学过程，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这个系统中，教师以教学内容为媒介、以教学方法为手段架起与学生联系的桥梁，系统通过两者的相互作用、影响进行动态调整，最终达到教学目的。基于动态平衡原理，教师的“教”要以学生的“学”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根据教学需要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教学方法的使用、教学语言的选择和教学手段的取舍做出灵活的调整。另外，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行为和学习兴趣也会影响教师情绪的变化与教学能力的发挥，通过教师与学生的相互作用，教学呈现出由矛盾到平衡、由新的矛盾再到新的平衡的过程，教学在动态平衡中不断前进，最终完成教学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教师教学方法的选择对教学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单一的讲授型教学作为传统的教学方法，也是一种教学的动态平衡，但这种平衡是一种低水平的平衡，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迅速、资讯丰富的今天，这种方法已不能满足财政学教学的需要。因此，教师应根据学生的特点，包括学习能力、情感体验及掌握知识的具体情况，调整教学方法，为教学系统的发展和优化提供动力。另外，应结合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培养目标的要求，通过创新教学方法，将案例教学、情境教学、任务教学、讨论教学等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将课堂与课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心灵的沟通、意见的交换、思想的碰撞，师生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与个性的全面发展，将低水平的教学平衡发展成为高水平的教学平衡。教学方法的改变，使教学由单向的知识传递过程变成双向的互动过程，课堂不再是教师唱独角戏的舞台，而是师生互动交流的平台，教学内容也不再是一堆枯燥的理论，而是丰富生动的具体现象。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教师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将知识传递的关系转变为教生间关于共同话题的对话关系，通过各种物质流、能量流与信息流的输入输出及动态调节，最终达到财政学教学系统的高级平衡状态。

（四）坚持可持续发展，设置教学目标

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经历着从简单到复杂、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育过程。可持续发展是这一过程中的最佳状态，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协调互动状态的功能体现，它要求系统不仅要保持自身发展，还要与周围环境相互协调，保持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涉及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科技、政治等诸多方面，已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与接受，并成为全人类的行动指南。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主体，即人的因素。在财政学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作为生态主体对整个教学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财政学教学担负着培育生态主体之一———学生的重任，会对生态主体的观念、素质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财政学教学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生态主体的协同与合作。按照财政专业培养复合型、应用性高级专门人才的标准，要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观点运用到财政学教学中，必须重新设置教学目标。首先，教学目标设置应是多层次和多元化的，要根据不同学生的水平设置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并把学生的情感、价值、意志等素质作为重要的培养内容。其次，教学目标不应是预设和一成不变的，它应随着师生的发展和具体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再次，教学目标应具有整体性，不仅包括财政、税务、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素质要求，还包括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自学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的基本素质和个性品质得到充分、全面和可持续发展。最后，教师、学生、环境和其他生态因子都是财政学教学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教学环境或其他因子的利益为条件，师生和其他因子是统一的整体，任何一个因子的缺失或损坏都会引起整个财政学教学的紊乱。因此，财政学教学的可持续发展应当兼顾全局，注重整体效益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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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验证型实验，主要是对已有或公认的结论进行论证和验明。（2）创新型实验，主要是指在已有理论知识体系指导下开展的创新型实验，目标是通过不断的实验得出有创新意义的结论和思想。（3）仿真模拟型实验，此类实验主要针对一些财政行为，如政法财政管理、预算编制、政府会计和纳税遵从等，通过在实验室仿真模拟实际操作流程进行实验。研究人员在做这三大类实验研究时，主要通过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针对实验目的，通过控制某些条件（假设）来改变实验的环境或规则，并观察实验对象的行为，分析实验的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行为财政学研究中取得的结论，并提供政策决策的依据。因而，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了真实地表现或模拟财税环境，如何筛选、操纵和控制众多的财税行为的影响因素。在行为财政学的实验研究方法中，主要有两种设计实验影响因素的方法：一是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是指在实验中仅设置单一影响因素，研究者观察在该影响因素变化的情况下实验参与者的反应；二是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是指在实验中设置多个影响因素，研究者观察并分析多个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实验参与者的反应以及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在实际的实验过程中，根据实验条件和实验目的的不同，不同研究者会选择不同的实验方法。

（一）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

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主要是通过在实验环境中，经过每次实验检验某一种或某一类影响因子对考察目标的影响情况。其优势主要在于最大程度地简化了实验环境，研究者可以控制单一影响因素从而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实验参与者仅需要面对一种影响因素的变化，这使研究者易于观察该影响因素对实验参与者的影响。Davis　＆Hecht（2003）在研究社会制度对于税收遵从的影响时，就选择将实验中的初始资本、税率、处罚率等影响因素都设为固定值，从而观察社会制度对个人纳税遵从的影响。Cumming　et　al（2006）在实验中也采用了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他为参与者给定了收入、税率，但是却设计了稽查率的不同可能，通过观察参与者对不同稽查率所做出的反应，便能够得到稽查率对个人纳税遵从的影响。社会规范所包含的影响因素众多，社会规范在一定的财税环境下，对财税政策的当事人具有一定的影响。Bobek　＆Ro－berts（2007）则主要通过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将众多社会规范的子类分别设定为固定值或参照样本，考察了社会规范在纳税遵从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另外，在税收策划、申报、核查与征缴的研究中，由于个人申报的主观性相对较大，Park　et　al（2003）、Ma－ciejovsky　et　al（2007）、Coricelli　et　al（2010）等学者在进行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时也采用了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来模拟个人申报的思想活动状态和最终的纳税决策。在实验中仅设计单一影响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实验难度，但由于实验环境过于简化，与现实纳税遵从环境并不符合，会导致实验结果的精度较低。随着心理学和统计学的发展，研究者们更倾向于在实验中设计多个影响因素。

（二）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

当研究者需要实验环境尽可能接近现实世界中的财税情形时，往往需要在实验中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研究人员采取设计多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主要是为了考察比较在多个影响因素变化的情况下，实验参与者对此所做出的反应。对于较为复杂的税收遵从实验来说，设计多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具有更好的适应性，我们可以通过不断调整各影响因素来对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和分析，这对于提高实验精度有很大的作用。在Friedland（1978）首次组织进行的研究偷逃税问题的实验中，就采用了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此后，在进一步检验稽查率与纳税遵从行为的研究中，McClelland　et　al（1991）通过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检验了当纳税人高估检查概率时的纳税行为以及政府服务在个人的纳税遵从决策中的影响，他们发现，由于一些实验者高估了实际较低的检查概率，所以导致所支付的实际税额高于预期效用理论预测出的理论数额。在行为财政学的各种研究中，研究者逐步考虑了各种多因素影响方面，并将各类影响因素考虑到税收实验的设计中。在现实的财税环境中，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的税收自然也成为了研究者的研究重点。由于纳税申报的主观性相对有弹性，故研究者也将心理学因素考虑到行为财政学的研究范畴中。Caroline　et　al（2001）选择了若干样本，从心理学角度去考察税收遵从的问题，利用实验数据实证得出了关于税收遵从的各类动因。而几乎在同一时期，Kirchler　et　al（2001）又将心理学作为起点，从逃税避税的影响因素出发，用问卷调查法讨论了社会对避税、逃税在道德标准和合法性方面的认可程度。Chung　et　al（2003）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了这项研究，他们调查了友好劝说中性别的不同对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他们创造性地采用了一个2（男性和女性）×2（友好劝说和控制）的完全析因实验。首先，他们要求友好一组的参与者写出并且读出他们理应完全遵循的一系列理由，然后再要求两组参与者说出他们的收入和所得税情况。在这样的实验下，结果显示出了性别和友好劝说以及性别的相互影响在申报所得中的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友好劝说组中女性申报的个人所得要明显高于该组的男性申报的个人所得。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情绪，这个概念在认知科学中日益得到重视的同时也引起了研究税收遵从的学者的注意，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Murphy（2003）在对过程公平与税收遵从的研究中，就得出了情绪在过程公平中有着重要作用的结论。Cebula（2004）将美国1975－1997年间的实际数据作为基础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之后认为，公众对所得税偷逃税程度与政府不满情绪的强烈程度正相关。另一方面，Feld　＆Frey（2007）将税收遵从看作是一种心理税收的契约，在这个前提下考察了在惩罚或奖励的刺激下情绪与忠诚的相互作用。在这类研究中，情绪虽然已经被视作影响税收遵从的因素，并且分析了其对决策的作用，但总的来说情绪始终从未作为单个因素，而且情绪在遵从决策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也并未得到详细描述，而且在以情绪为主题的研究中也并未出现对税收遵从的研究。除去情绪和公平感，纳税人具有自然人及社会人所具有的很多属性，其中包括自然属性———年龄、性别及其他生理差异，也包括社会人所具有的社会知识、法律知识、纳税认知、税收道德、稽查率、价值取向、大众的认可以及税法的公平性。研究者都已经把这些因素作为影响纳税遵从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Trivede，et　al（2003）在多因素实验设计中，在控制部分特征因素的同时研究其余影响因素，通过在实验室对自愿者测试了道德推理、风险偏好和稽查率、价值取向、税制公平与否、周围纳税人所施加的影响对税收遵从的影响，在获得一手实验数据后通过协方差分析得出结论，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个人税收遵从决策或行为。由于宏观的税收申报数据不易获得，行为财政学的研究通常采用问卷调查或实验室方法。在此基础上，Dhami　et　al（2007）在基于前景理论的税收遵从模型中创新地使用了一种权重函数形式，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他们比较了期望效用理论模型同该模型在相同稽查率下，为了获得同样的税收遵从度所需要的罚款力度，该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前景理论模型比期望效用模型更加贴近实际情况，从而能够较好地解释人们为什么会纳税这样一个问题。同样，Bobek　＆Roberts（2007）在多因素实验设计中使用澳大利亚、新加坡和美国的纳税遵从实际情况数据检验了这三个国家中社会风尚在纳税遵从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文章运用因子分析识别出了三种不同的社会风尚结构，并发现纳税人自身及其亲近人群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公认的正确行为这两种因素可以帮助解释纳税遵从行为。他们的研究认为，这些非理性的因素可以帮助解释纳税人选择纳税遵从的动因以及为什么实际纳税遵从度要高于经济学模型中的预测水平。从此可见，多个影响因素能够最大程度地模拟真实的财政行为，从而达到研究目的。在遵从动因、稽查率和遵从水平都成为了研究的焦点后，也有学者将税收公平感与其他因素综合考虑后来考察税收遵从水平。Hanke　et　al（2010）在进行纳税遵从影响因素的实验分析时，也设计了多个影响因素，在实验中参与者需要依据不同的税率、稽查率、罚款率以及公平性来做出纳税决策。许多学者在进行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时，为了使实验更加符合实际情况，都会选择在实验中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在研究影响因素对于个人纳税遵从的作用时，有的学者仅仅设计单个影响因素的实验，而大部分学者为了使实验更加符合财税现实，往往采取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式，这样能够使实验尽可能地模拟真实的纳税状况。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对于较为复杂的税收遵从实验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可以通过不断调整一些实验要素来进行比对与分析，这对于提高实验精度也有较大作用。

二、实验对象

在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方法中，实验对象的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同的实验对象或者同一实验对象在不同时期的实验结果常常是不同的，所以在实验对象的选择方面要有严格的限定。选择合适的实验对象，不仅会简化实验，而且能够帮助研究者得到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验结果。就学者们关于行为财政学的研究情况而言，在个体研究对象方面，本文将研究者所选择的实验对象分为两类，即无纳税经验的行为人和有纳税经验的行为人。

（一）无纳税经验的行为人

行为财政学的实验研究要考察财政行为当事人（包括组织机构纳税者和自然人纳税者）和财税规则制定执行者的行为。当研究各类当事人决策过程和行为模式时，很多研究者使用了无纳税经验的参试人员。无纳税经验的行为人主要指在校本科生，在个人纳税遵从的研究中，出于对实验成本与实验可控性的考虑，以在校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是非常普遍的。利用大型税收工程软件（税收征管及稽查软件），让参试人员模拟税务部门工作人员，对企业、个人的税收申报、核查等进行实验。与针对企业的税收实验相结合，研究人员可以设计大型实验。比如将被测试者分成企业与政府两个组，利用某一大型企业的实际财务数据，分别由两个组的被测试者进行税收策划、申报、核查与征缴。实验研究人员可以对参试人员的认知进行引导，而代表政府的被测试对象则可根据税法的要求检验规避是否合法。通过税收实务的实验，能够最大程度上了解并观测财政行为当事人（包含政府决策者及纳税者）的行为模式和决策过程。Friedland（1978）首次开展了关于偷逃税的模拟实验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以一些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样本量受到了较大限制，但也取得了预期的成果。Alm　et　al（1992）在设计实验时，也选择了在校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就个体决策实验的精确性而言，在校学生能够与校外人员达到同样的实验效果。在研究财政学中的个体道德与行为差异对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时，也有学者在实验中同时引进有纳税经验和无纳税经验的人作为实验研究对象。Wenzel　＆Taylor（2005）在研究了税收道德的差异对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这一主题时，首先将对64名无纳税经验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将实验结果筛选比对，作为比较组（参照组），之后再对1500名有纳税人经验者进行调查统计，分析其不同的道德行为与税收遵从行为。实验对象以前是否做过类似实验也应当作为选取实验对象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参与人第一次参与税收实验时，研究人员往往能够得到更加贴近现实的实验结果。Park　et　al（2003）通过实验方法来分析韩国的税收遵从影响因素。该学者选取了一批未做过类似实验的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将实验参与人分为5个小组，每个小组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实验。McGee（2008）则为了分析比较文化差异对纳税遵从的影响，分别在美国和香港选取了一批本科学生来进行纳税遵从实验。将无纳税经验的在校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具有能够降低实验成本以及可控性高的特征，因此有许多研究者选择将无纳税经验在校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但是当实验需要参与者具有对实际纳税情况的切实了解和体会时，无纳税经验的在校本科生就不能作为合适的实验对象。因此在一些实验中，研究者选择有纳税经验的行为人作为实验对象。

（二）有纳税经验的行为人

有纳税经验的行为人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有工作经验和纳税经验的MBA学生；一类则是校外实际纳税人。如何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合适的实验对象，主要是基于实验成本的考虑以及实验对样本量的要求。选择有工作经验和纳税经验的MBA学生作为实验对象，主要是考虑到在保持较低成本的基础上，使实验参与者与实际纳税人行为更加接近。Cum－mings（2008）在调查预提条件与纳税遵从的关系时，就将一批MBA学生作为实验对象，每个实验对象具有不同的初始资本、流动资金。他在实验中所选择的实验对象就包括了一些MBA学生和有过工作经验的研究生，作者发现，与以在校本科学生相比，有过纳税经验的学生明显更加在意税后收益，而且避税的倾向也更加突出，实验所得的结果也更贴近实际纳税行为。与选择有纳税经验的MBA学生作为实验参试人员相比，也有很多研究人员选择将校外的实际纳税人作为实验研究的对象。这主要是由于，尽管选择有纳税经验的在校学生作为实验对象既能节约成本也能克服在校本科生无纳税经验的缺陷，但这样的选择依旧存在选择实验对象的范围较窄，样本容量较小等问题。因此，有许多学者在进行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时，选择将校外纳税人作为研究对象。Slemrod　et　al（2001）在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中就选取了填写过1994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纳税申报表的一些居民作为实验对象。此外，Wenzel　＆Taylor（2004）在调查澳大利亚的税收遵从情况时，选取了4500位租赁房产物主作为实验对象。另外，还有Torgler（2003）、Kirchler　et　al（2010）、Klevenet　al（2010）等在实验中也都选择有经验的纳税人作为实验对象。选择真实纳税人作为实验对象，主要是因为研究者认为这些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有直接的接触，是现实纳税过程的直接参与人，他们的行为更加具有可参考性。但这样选择实验对象同时存在着高成本、不易操作等问题，因此采用MBA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实是对两者的中和，能够实现优缺点的互补，提高实验精度。在行为财政学的实验中，大规模的实验是不可避免的，所谓大规模的实验，指实验参试者数量众多、人员结构复杂的实验。大规模的行为财政学实验，可以进一步提高实验精度。Wenzel　＆Taylor（2004）对澳大利亚的税收遵从情况所进行的调查，实验涉及的参试人员超过千名，最后的统计数据为1306名澳大利亚现籍公民，其中人员涉及面广，包括社会各阶层、各年龄层次和各层次学历教育的公民，此种具有大规模参试人员的行为财政学实验可以进一步提高实验精度，模拟更为广阔的财政税收环境，并以此研究纳税人形成道德的过程。通过大规模调查，Wenzel　＆Taylor证实了基于自我分类理论的假设，即税收道德促进税收遵从的关键是纳税人是否将社会道德内化并指导日常行为。实验对象数量的庞大也体现在财税学者们的跨国调查和实验中，跨国调查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横向比较不同国籍、不同文化的纳税人的行为特征。Belkaoui（2004）横向对比了30多个国家的税收遵从度，通过实际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国际间税收遵从度与证券市场重要性程度、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竞争法的有效性呈正比。

三、实验条件

实验条件对于实验结果的精确与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就实验内部条件而言，在实验中使用高性能的计算机以及精确的模拟计算方法能够使实验更易于控制、操作和计算，对实验结果精度有很大提高。另一方面，在实验过程中与外部资源的合作则能够促进实验条件的改善，实现资源共享，并提高实验的精确性。

（一）内部条件

个人纳税遵从实验的内部条件，主要是指实验室的高性能计算机使用程度以及采用的模拟计算方法，这些条件对实验精度有很大的影响。在Fried－land（1978）最初进行的税收实验研究中，由于受当时研究条件的限制，其实验只是在工作室发放问卷完成的，并不能实现很好的模拟控制。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在研究过程中使用合理的计算机软件，在实验结果的分析中使用高性能的计算机并且采用先进的模拟计算方法，能够节约实验时间并提高实验精度。Riedl　et　al（2001）将纳税遵从实验的场所选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CREED实验室，实验室中的数十台计算机能够实现联网，充分保证实验过程将受到较好的模拟控制。但是实验参与者的独立性没有作为考虑因素，实验允许参与者可以进行交流，这显然会影响到他人对于实验的判断和决策。Alm（2006）设计的税收实验中采用了计算机软件来决定随机稽查率，并通过电子屏展示实验参与者的阶段性实验结果。与Alm的实验类似，有的实验中会在电子屏告知实验参与者的阶段性实验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干扰参与者对于其他人的判断，参与者会自行与其他人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然后在下一阶段不断修改。这也干扰了实验参与者的独立性，会影响到实验的精度。Cummings　et　al（2008）发现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开展税收遵从实验是在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实验室进行的，他认为参与者在实验中应当是完全封闭的，于是在实验室设立了许多小隔间，而且不透露其他参与者的任何信息，完全能够实现个人空间的私密化。

（二）外部条件

实验室的内部条件固然重要，但是也不应当忽视外部资源的利用。与其他机构等外部资源的合作自然也会为行为财政学的实验研究提供研究条件。有些学者会与其他学者或研究院进行合作，完善实验条件，Borck　et　al（2002）的税收实验就是在实验过程中与Fischbacher展开合作，利用其在1999年设计的一个计算机软件来运行实验程序。最终得到非常理想的实验结果。与此相比，有的学者则会通过与一些大型的税务咨询公司进行合作实验，提升实验的专业化程度和精度，Duflo　et　al（2005）的税收实验就是在H＆R公司的60个办公室中进行的，由于H＆R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税收公司，拥有全球顶级的税收咨询系统，这一点为进行税收实验提供了非常好的实验基础。另外，有一些学者则强调与其他大学实验室的交流与合作，在Cadsby　etal（2007）的实验中，有两个实验组成部分是安排在约克大学的高级实验室，有6个实验组成部分是安排在Guelph大学的普通实验室，由于不同等级实验室的实验条件存在较大区别，所以结果明显发现在约克大学的高级实验室中取得的实验成果精度更高。实验精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实验研究的结果与目的，在环境较好的、有计算机联网的实验室进行实验，往往能够很好地完成实验步骤，达成实验目的。但是另一方面，实验室中是否存在干扰因素也是考察实验条件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实验允许实验参与者之间开展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干扰其他实验参与者在实验中的决策。因此，在设计税收遵从实验时，应尽量实现参与人实验空间的私密化，尽量确保参与人独立进行实验。

四、实验步骤

学者们在进行税收遵从实验时基本上采取两种方式来进行：（1）将实验分为若干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改变不同的控制因素，例如税率、稽查率和处罚率等等，从而在每个实验阶段观察不同控制因素的影响。（2）分为若干个独立实验，每个实验都在一定的税收环境下进行，最后再进行独立实验间的对比分析。根据实验目的的不同，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设计实验步骤。

（一）分阶段实验

分阶段实验能够实现实验影响因素的动态控制，能够测试不同的影响因素对于实验的结果的影响程度，在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Coleman（1996）在调查预提条件与纳税遵从的关系时，将一批MBA学生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内部的成员将被分配至不同的税收环境来进行税收决策，通过对每个小组的考察，来分析比较不同初始资金对纳税人决策的影响。他将税收遵从实验分为以下四个部分：首先进行稽查的预先通知，这主要是测验当纳税人知道有可能被稽查之后会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其次是提高消费者服务，第三是加入纳税人信息，第四部分是重新设计表格M－1，这是为了检验纳税人发生填报错误的概率或不遵从增加的几率。Lei　et　al（2002）为了研究资本利得税的纳税遵从度，在实验中每个部分都设计有12个交易期，每个交易期都持续4分钟，在每个交易期结束时单位财产都将被赋予一定的红利。Kleven　et　al（2010）则将实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2007年的填报月份进行；另一部分则是在2008年的稽查月份进行。这些实验都充分利用了不同实验阶段，通过设计不同的影响因素，考察人们的财税行为和决策过程。研究者会在行为财政学实验的不同阶段，根据不同理论和纳税人的认知情况，人为地对被测试者释放不同的信息，从而证得行为财政学中纳税遵从方面的不同结论。Dhami　et　al（2007）从理论的角度结合行为财政学的实验方法，在累积前景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解释了预缴税款谜题，认为预缴税款能影响纳税遵从的主要原因是纳税人的损失函数并不是线性的，比起可能获得的退税收益，纳税人对损失的感受更为突出。除了风险选择框架之外，Holler（2008）也将被测试人员分组并将实验步骤分为若干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释放不同的财税信息给被测试者。其研究发现，纳税人在做出纳税遵从决策时会存在目标框架效应，税务机关可以在纳税人遵从度较高时，强调纳税人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在纳税人遵从度低时重点突出纳税人可能遭受的损失，用信息手段调整纳税人的预期并提高遵从程度。除了风险选择框架之外，Holler（2008）的实验研究发现，纳税人在做出纳税遵从决策时会存在目标框架效应，税务机关可以在纳税人遵从度较高时，强调纳税人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在纳税人遵从度低时重点突出纳税人可能遭受的损失，用信息手段调整纳税人的预期并提高遵从程度。Holler在将被测试人员分为不同的认知阶段后，发现将纳税信息以不同的表述方式传达给纳税者，可以提高税收遵从度。分阶段实验具有比较好的可控性，易于观察不同影响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程度，但是设计合理的实验阶段非常重要，实验阶段太少可能会影响到实验结果的精度，实验阶段太多则会使实验过于复杂，因此，在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中，应当根据不同的实验目的选择匹配的实验阶段。但是分阶段实验存在一种惯性效应，即前一个阶段的实验结果对于后一个阶段有着后续的影响。因此，也有学者选择将实验分成若干个独立实验。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实验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不存在干扰的问题，能够进行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

（二）独立分组实验

将实验划分为若干个独立实验，能够很好地解决分阶段实验的惯性效应问题，因为实验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不存在互相干扰的问题，由此能够更准确地进行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Robben（1991）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来研究预缴现象，他就采用了将实验分为若干独立实验的方法，将来自于6个国家的674个实验对象分成不同的小组，进行了10个独立的实验。实验根据国别不同来进行分组，最后进行小组间的对比分析，通过对实验进行组间控制，实验结果与前景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即处于补缴状况的纳税者表现出更多的不遵从现象。Kerschbamer（1998）在进行税收实验研究时，将实验参与人分为两个独立实验，实验中根据参与者的年龄、初始成本来进行实验分布，同时在这两个独立实验中税收环境也有较大差异（税率和稽查率都相差约5个百分点）。Slemrod　et　al（2001）在1995年调查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纳税人对于稽查率增加的反应，作者将1714名实验者按照收入和稽查率的不同分为9个小组进行独立实验，例如低收入高稽查率实验小组，低收入低稽查率实验小组，高收入高稽查率实验小组等等。另外，Riedl　et　al（2001）在研究礼品交换中的赠予税时，在实验研究中将实验对象分为公司和工人两个独立实验小组，最后进行实验小组的对比分析，这样的独立实验主要是期望能够分析针对不同的纳税对象，调整税收环境是否会造成不同的实验结果。不同的分组与相对的独立组间控制，可以使得实验发起者对实验对象的不同认知方面进行控制。在研究澳大利亚纳税人的申报行为及其态度时Ni－emirowski　et　al（2003）调查了，通过将参试人员按照不同的背景分组，并通过分组对参试人员进行同方向的认知引导（例如从基于税收的价值、信念、态度和法务知识方面引导），其研究证实了纳税人不同信念、对纳税的认知度和对法务知识的了解程度与实际的税收遵从决策之间的关联，从其关联可以得出可靠的结论：对某些避税行为的容忍和不遵从的意图是税收决策的两个关键因素。尽管从心理认知学的角度来看，纳税人对税务知识的了解到深刻认识是复杂及缓慢的过程，但学者们发现，通过行为财政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将纳税人的认知、纳税决策过程和最终的税收决定相联系起来。Creedyet　al（2007）所著的关于线性所得税的相关论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对于不同约束条件下怎样确定线性所得税的参数给出了非常详细讲解，为了避免过于复杂的数学推导，他给出了一个近似的算法，简化了计算过程，从而进一步提供了更好的行为财政学实验研究后的计算统计方法。行为财政学的实验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以公共部门的财政预算管理为主。其目的是将公共管理部门进行财政管理的实际操作流程引入到实验室进行仿真模拟操作。目前，可以引入的仿真模拟实验包括政府预算模拟流程实验、政府采购实务操作模拟实验。每个实验还可以根据具体的实验内容细分为不同的子项目，如政府预算模拟流程实验根据政府预算的流程又细分为部门预算编制、财政收入管理系统与财政支出管理系统三个部分。部门预算编制实验模拟真实的部门预算编制流程，将被测试者分为财政部门、各个预算单位等角色，使被测试者在实践中理解和掌握部门预算的基本编制流程。财政收入管理系统能够通过系统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地方税务局、银行、国库的三方核对，有效控制税金的及时快速缴纳。而财政支出管理系统以细化的部门预算为基础，将所有财政收支全部纳入国库单一账户。这三个部分既可单独作为实验科目，又可以联系起来组成一个综合实验。实验研究人员可以将被测试者分组，赋予各组不同的财政角色，如预算组、国库组、预算单位组、政府采购组等。在实验过程中，实验研究人员可以针对不同的组分配不同的任务，使组内部工作协调起来，并通过业务的串联，使组和组之间形成业务的协作关系。一次试验完毕，被测试者可以进行角色互换，使研究人员能够获得不同组的全面的财政行为的实验结果及各类模拟。分阶段实验能够实现实验因素的动态控制，能够测试不同的实验因素对于实验的结果的影响程度，但并不是实验阶段越多越好，实验阶段应根据实验的目的来匹配。但是分阶段实验存在一种惯性效应，即前一个阶段的实验结果对于后一个阶段有着后续的影响。将实验分成若干个独立实验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实验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不存在干扰的问题，能够进行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

五、结语

我们主要从实验方法、实验对象、实验条件以及实验步骤四个方面分析比较了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方法，从这四个方面分别对学者们在个人纳税遵从研究中所使用的实验方法进行了对比。财政学实验以理论知识为基础，理论与实验相结合。行为财政学实验的突出特点是需要建立在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之上，才能自由运用模拟软件、实施大型财政学实验项目。例如税务实验，参加实验之前参试人员必须要对税法相应的知识点熟练掌握或对纳税规则有所了解和认知，才能进行税收规划、申报等科目的实验。如果参试人员对于企业所得税的抵扣条款或个人所得税都一无所知，就不可能完成一项完整的企业税收申报或者个人所得税的申报。研究人员应在实验之前，反复强调理论知识的重要性，督促参试人员做好各项知识储备，才能达到实验的基本目的。根据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并结合我国目前纳税遵从的现况，我们认为关于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在实验中选择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我国正处于税收征管大力改革的时期，分析相关税收政策的改革对个人纳税遵从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实验中设计多个影响因素，使实验更加符合实际纳税情况，能够更好地分析比较在多个影响因素下个人纳税遵从实验所取得的结果的变化，从而为我国税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在行为财政学的研究中可以发现，研究人员长时间地对纳税遵从模式所进行的分析，得出了影响纳税遵从的主要因素包括：基于自利性的影响因素，纳税遵从主体将经济利益置于首位；基于道德性的影响因素，纳税遵从主体较为注重社会的评价；基于社会性的影响因素，纳税遵从主体注重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和对自身利益的有效保护，以及由此产生对税务机关的政治信任等。如此一来，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可以扩展到很多个，同时研究者还需将心理学以及个体差异等因素考虑到行为财政学实验中。

2．合理选择实验对象，扩大样本容量。实验对象是影响个人纳税遵从实验精度的重要因素，选择合理的实验对象，不仅能够很好地控制实验成本，提高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精度，也能够保证实验结果更加符合实际纳税人行为，使实验结果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研究人员在对行为财政学的研究中，难免会随机邀请不同专业背景的实验人员，差异化安排实验内容。财政学中的税收遵从是所有公民的必修课，但每个个体所认知的内容的多少和程度的深浅是有差异的。研究人员可以利用和针对这一现象，对不同的参试人员进行考察，根据其不同的认知结构，设计不同的实验方案，以验证和考察所需要的行为财政学结论和观点。比如认知结构不清晰和认知程度不深的参试人员，所了解的财政学或税收的内容原本就少，在上机实验环节就可以少安排一些综合性的实验，只安排一些基本的实验项目。而对财务、会计和财政学了解较专业的参试人员，可以被直接安排参与和税收相关的实验，他们的上机实验就可以增加复杂度或难度，以验证更为复杂和全面的行为财政学观点。对于大规模的行为财政学实验，可以采用分组形式进行的实验项目，应将单个学生的考核与小组的考核相结合，以全面考核参试人员的认知过程和决策程序。实验考核可以将研究实验问卷的结果与在填写问卷或在税收游戏答题时的决策过程想结合，主要根据参试人员的综合表现或状态来确定，如参与情况（心理变化、认知后的情绪变化等）、个人能力（如财税知识的应用能力、对其他人员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等）、实际结果的情况等综合评判。综合后的实验结果评判也从单一的由单向打分制，转变为多维度的全面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篇（5）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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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学》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的优劣分析

从专业教育角度来看，财政学是高等院校财经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其地位处于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属于专业基础课范畴。财政学的主要任务是揭示政府经济行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的影响，因而可称之为国家理财学或政府理财学。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财政分配关系和财政分配规律。通过财政学课程教学，应使学生了解财政学的基本理论，掌握财政职能、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国家预算、预算管理体制、财政平衡、财政政策等内容。在此基础上，通过相关的专业训练，使学生提高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拓宽知识结构，培养从事经济管理的综合素质。财政学作为一门经济类课程，其知识内容具有综合性强，涉及面广，理论体系完整、严谨的特点。它所涉及的内容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主题，因而也是每一位社会公民必须掌握的社会知识。从此而论，财政学应该作为通识课程来向所有高校学生讲授。另外，财政学课程专业性很强，内容广泛，与经济学相关学科联系十分密切。要将财政学全部内容介绍完毕，需要大量学时。而通识课往往课时有限，在极为有限的学时里要将财政学讲好、讲精，就必须做到在通识教育中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探索教学规律；突出重点，围绕专题，开展必要的实践教学，并将财政理论贯穿于实践教学全过程，以培养学生的实践和操作能力。

三、《财政学》通识课引入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所谓案例教学法就是利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使学生通过对特殊的、典型的实例分析来进一步理解和掌握理论中的概念和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培养高校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方法。由于通识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与课时的有限性，在财政学通识课教学过程中，应用案例教学法能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实现教学目标。

1.案例教学法可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财政学通识课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教师讲学生记，考试考笔记。这样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听课时常常感到枯燥乏味，对一些财政理论知识的理解不够深入，经常是一知半解，学习流于形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财政学通识课学生基本上是非财经专业学生，经济学基础比较薄弱，传统教学方式更加弱化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而案例教学通过讨论的方式，增加了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生与教师的互动性。学生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就感，从而激发学生主动学习财政学的兴趣。

2.案例教学法有助于学生开拓视野

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从居民的衣食住行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都和财政密切相关，财政学的案例大多数来源于现实经济生活。学生在对案例的分析与讨论中，能极大增加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了解。通过案例教学，学生不单局限于书本理论知识的学习，而是更全面系统地了解财政学；不仅在课堂上学习财政知识，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领会国家的政策。通过案例介绍、讨论及点评，学生们会从现实到理论，从家庭、企业到政府，从点到面全面理解和掌握财政学的有关内容。

3.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案例中的实际问题。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学生可以锻炼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巩固教学效果，思维和判断能力在案例的分析和讨论中逐步得到提高，进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形成学习的良性循环。4.有利于提高学生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目前高校学生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他们独立性较强，但是缺乏一定的团结协作能力。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有许多小组活动。通过组内的群体互动，取长补短，集思广益，才能形成较为完善的方案。在讨论过程中对于不同的意见，教师会引导学生学会倾听、包容，心平气和地与他人合作，向他人学习。这对于培养学生团结协作能力，掌握必要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成长，无疑大有益处。

四、案例教学法在《财政学》通识课中的运用

1.选择案例

在案例教学法实践中，案例选择是否恰当直接影响到课堂教学效果。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财政现象，这些现象都由一定的财政规律所支配。财政学案例就应该选择这些财政现象进行编排。选择案例时，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案例应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选取的案例要符合经济实践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要，确保案例所陈述的内容是经济实践中所发生的真实事件，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甚至是有争议的事件。精选出的案例应当是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最能揭示所学的财政理论的案例。精选案例，熟练掌握财政学的理论，并通晓各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通过“路灯”和“公地的悲剧”等案例，可以引出公共物品特征以及公共物品的市场提供和政府提供问题。第二，案例应具有一定的广度与深度。在通识教育中，案例难度不宜过大，否则学生难以在现有知识体系内展开分析，影响其学习积极性。第三，案例应有系统性。在财政学案例教学中运用的所有案例应该相互联系，由简单到复杂，针对所讲的财政理论，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接受能力，分层次并有序地选择和编排。

2.案例呈现

财政学案例的呈现既可以放到讲授知识之前，也可以放到讲授的知识之后；既可以在讲授某一类知识时引入，也可以在讲完一个单元或一个章节之后引入。例如，在讲授转税收支出之前，就可以介绍英美国家二战之后税收支出的案例，使学生由西方国家的相关实践活动逐步了解政府税收支出的作用；在讲授税收原则时,则应先讲解理论，后呈现案例，通过案例使学生强化对税收原则的理解。呈现的财政学案例，在内容上要求有比较完整的情景过程；在形式上大多以文字描述，也可辅以适当的表格和示意图等；在呈现方式上可以给每个学生印发文字材料，也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展示。

3.小组讨论

案例的分析讨论是财政学案例教学重要环节。教师应于学期开始初期，根据班级学生人数，将学生分成10人左右的若干小组，并选出小组长，由其负责组织和协调。案例先以课下分组讨论呈现，小组成员既要积极参与讨论，又要承担相应的任务。小组讨论结果要形成文字分析材料或PPT，在课堂发言汇报。对于同一案例，由于知识基础和看问题的角度有差别，不同学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教师要组织好案例的分析讨论，引导学生去掉案例的非本质内容，揭示其本质特征以及案例与财政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案例中的主要内容与相应的财政理论联系起来，加深对有关理论和方法的理解掌握，并在小组讨论形成文字意见或制作PPT过程中予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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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个性化发展财政学本科人才培养与教学平台

培养人才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整个教学过程都是为了培养人才而展开。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毕业生工作与学习的竞争力。目前，大部分高校的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主要以“因校施教”为原则，即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而非“因材施教”。传统的财政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主要体现在拓宽本科生知识面、培养学习与创新能力方面。具体而言，就是知识结构完善、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熟悉财税基础理论、熟悉财税基本政策法规，具备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财税问题的能力。它忽视了与学生的兴趣、个人职业规划等个体差异性因素，这种在不以学生为中心确立的人才培养目标下，培养出适应社会的能力就相对较差。现在，我国许多综合性大学的财政学专业正在双轨推进培养学术型与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与制度。面对近几年就业难的问题，培养创业型、创造型人才愈加重要。不过，对创新型和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制度和培养模式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基于此，基于个性化发展的财政学本科教学模式改革相对于重视知识传承、学术养成、标准化教学、批量制造的传统财政学本科教育模式，就可以为社会培养更多种类型的高级人才：学术型、职业型、创业型与创造型等。况且经济类专业的大学生，包括财政专业大学生的创业基础较好，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充分发挥他们的天赋与潜能，其更易于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创业型与创造型人才。个性化教育是引导个性生命独特性发展的教育，它以尊重差异为前提，以提供多样化教育资源和自主选择为手段，以促进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充分发展为目的（冯建军，2004）。基于个性化发展的财政学本科教学培养目标，应该从尊重和培养个体的个别性、特殊性、差异性立场出发，结合学生的兴趣与个人职业规划，充分利用各自学校的资源优势与特色，引导学生向不同类型的专业领域、不同层次的专业方向发展，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创造足够的条件，培养学生在财政学领域具备一定的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培养财政学专业个性化人才的完整途径主要表现为：首先，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通识教育阶段，培养目标应体现宽口径、厚基础的“广博”培养原则，进一步扩充通识基础模块，增设相关学科的教学内容，供学生选择，可以建立以思想政治类、工具类课程为先导，以经济学基本原理课程为核心，以人文素质类、科技类课程为辅助的综合课程体系。其次，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专业及拓展教育阶段。结合不同高校的特色，在突出专业培养的同时，围绕专业课程进行充分的拓展，引导学生结合专业与个人兴趣，合理制定大学选修课程菜单。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建立以财税类课程为必修课，以经济类、管理类相关课程为选修课的综合课程体系，同时，辅之以学术讲座、第二课堂等开放式培养手段。选修课的取舍要体现不同高校的资源优势与特色，体现不同高校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个性。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可能提供更多的课程供学生选修，使学生最大可能地选择自己最有兴趣的课程，激活他们的多元兴趣与多种思维，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提升，进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差异性发展。再次，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创新能力培养阶段，就大学本科生的人才培养而言，本阶段培养手段与方法是否科学有效，直接关系到学生创新能力的积累和今后个人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此阶段的人才培养方案，应弱化理论课程的安排，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如通过学术报告、学生科创、社会调查、案例分析、社团活动、假期实践、毕业实习等方式，有组织、有目的、有成效地实施人才培养活动，为财政学专业本科生毕业后的个人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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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知识准备

1．在进行高一化学教学之前，先对初三化学进行复习。使学生对原子、分子、原子结构示意图；化合价的实质；化合价与电子得失的关系有较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

2．在进行氯气化学性质教学时，根据原子结构，分析反应中得失电子、化合价的升降等，使学生既掌握了氯气的性质，又能判断化合价变化、电子转移数目。

第二阶段：氧化还原反应基础知识及方程式的配平教学

1．基础教学：起点和要求稍高一些，使学生理解和明确以下两点：（1）氧化还原反应的实质、氧化剂、还原剂在反应中的作用；（2）在反应过程中，电子转移或偏移的总数目应相等。

2．练习教学：（1）训练氧化还原反应的两种表示方法：双线桥法和单线桥法；（2）根据化合价的变化确定电子得失及数目。

3．过渡教学：（1）进行确定氧化还原反应过程中电子得失总数目的练习教学；（2）趁热打铁，引导学生分析探索既然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得失的数目必须相等，而每摩还原剂或氧化剂所提供或接受的电子的物质的量不一定相等。那么要使得失电子的数目相等，就必须使氧化剂和还原剂的物质的量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而这个比例关系便是化合价升降数目的公倍数。学生理解了这一点，实质上就明确了配平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4．配平教学：以练习为主，使学生熟练掌握用双线桥表示法分析配平简单的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

第三阶段：巩固、强化练习教学

1．强化训练：（1）在后面各章节的教学中，凡是遇到氧化还原反应，都引导学生分析并配平。（2）增大练习量。

2．跟踪检查：定期或不定期普查或抽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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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提高教师质量为关键，增加对学前教师的经费补贴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教师的质量保障。关注学前教师的质量，增加对学前教育的经费补贴，是保障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为学前教育质量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直以来，新西兰非常重视学前教师的经费投入，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西兰对注册教师计划不断进行改革，并且给予充足的经费补助。例如，从2010年11月开始，教育部决定注册的小学教师将获得认可，在学前教育机构从事服务也将获得经费补助。由于这种政策变化，在4年内将提供1950万美元的经费资助学前教育机构，符合资格的学前教育机构将会获得更高的经费资助。同时，新西兰资格认证局扩大了对一些海外学前教师资格的认可范围，政府计划在4年内投入1540万美元来支持此项计划，最终使海外学前教师资格可以等同于新西兰学前教师资格，扩大了合格教师的数量。［4］其次，新西兰为学前教师设立了专门的经费补贴计划。例如，学前教师津贴是优先帮助以教师为主导的学前教育机构，实现80％的教师注册的一种经费补助形式。该项津贴主要用来弥补合格注册教师的短缺，为教师获取技能和文化、语言知识提供资助等等。而临时注册教师津贴也是以提高教师质量为目标的一种津贴计划，其主要是为学前教育机构中的临时注册教师提供额外经费支持的一种资助计划。该津贴旨在帮助临时注册教师转变为完全注册教师提供支持。最后，通过对学前教师的经费资助，其合格教师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据教育统计局2011年统计报告显示，自2007年开始，合格教师在教师总数中的比例一直在增加，并保持在一个恒定的速度（大约每年2％的增长率），即从2007年的60％增加到2011年的69％。［5］从2007—2011年，合格教师的总量增加了57％。总体而言，新西兰通过对学前教育的经费补贴，在一定程度上为学前教师的质量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新西兰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对我国的启示

从新西兰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特点来看，其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反映出其内在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以教育公平为导向，保障各类儿童的受教育权。以“儿童为本”为理念，扩大儿童入园率。以建立健全的经费投入体系为根本，注重提升学前教育的质量。这些取向为我国完善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1．以教育公平为导向，保障各类儿童的受教育权以教育公平为导向，保障各类儿童的受教育权，是新西兰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价值取向之一。一方面，新西兰政府出台以一定小时为单位的免费教育津贴计划。新西兰于2007年实行20小时免费教育项目以来，分阶段逐步实行免费教育，从而使3～5岁的儿童都能接受每天最多6小时、每周最多20小时的学前教育。在此基础上，新西兰又增加了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服务时数，即提出了10小时附加免费学前教育计划，即每位儿童在20小时学前教育津贴服务的基础上，又可以获得10小时免费学前教育津贴。由此可见，新西兰采用一定小时为单位的免费教育津贴计划，使更多的儿童能够接受学前教育服务，在实施上保证了学前教育的起点公平。我国目前正致力于推动学前教育的普及，以小时为单位实施免费教育津贴计划，这对我国而言是一条可以尝试的途径。另一方面，政府重点关注对偏远地区学前教育机构的经费资助。截至2011年7月，注册学前教育机构中欧洲裔儿童比例占62％，毛利儿童占21％，太平洋岛屿儿童占7％，亚洲裔儿童占7％，其余3％属于其他种族儿童。相比2010年，亚洲裔儿童注册人数增长了9．2％，太平洋岛屿儿童和毛利儿童的注册儿童人数分别增长了7．3％和6．1％（见表1）。此外，新西兰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还关注对特殊儿童的经费投入。所谓特殊儿童指生理或心理上有缺陷的儿童，也称为身心障碍儿童或残疾儿童。特殊需要儿童是属于弱势群体中最需要关注的群体，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经费资助是改善学前教育公平的必然诉求，新西兰非常重视对具有特殊需要儿童的经费补助。例如，特殊需要、非英语背景儿童扶助金主要就是为学前教育机构中具有特殊需要或者非英语背景的儿童提供资助的一种经费形式。这些普惠性的措施为特殊需要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服务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也增加了学前教育的普及率，进一步增强了学前教育的公益性，体现了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与新西兰相比，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加大对偏远地区、少数民族以及特殊需要儿童的扶持力度，设立各类教育扶持津贴，无疑将极大地改善我国学前教育的公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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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人才政策与人才的关系，经过对文献的收集与梳理发现，人才政策对人才的积极影响主要集中在地区发展、政府工作、人才建设方面。在地区发展方面，谢俏洁仁(2009)以上海市的人才政策为研究对象，证实了人才政策对人才工作具有正向的引导性作用;汪波仁(2010)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地区人才政策的演变与创新，他认为人才政策能够发挥重要的杆杠和导向作用，对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产生积极影响;叶俊良(2001)研究西部地区人才现状后指出，西部地区的人才政策不但吸引不了人才，反而造成本地人才的流失，不但在职人才流失，甚至西部本地培养的大学生以及考到东部重点大学的学生也不愿投身西部经济建设。在政府工作方面，张树伟(1998)认为政府出台的人才政策对于吸引、培养和使用人才，乃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极大地推动作用;张金典通过对高层次人才的调查研究发现，政府和制定了一系列人才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发展。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陈锡安( 2004 )指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必须以人才政策作保障，而构建国家人才政策体系则是能够人尽其才的重要途径;方勇(2013)在研究政策纲要后指出，发展以人为本，人才以用为本，人才队伍建设离不开我国人才政策的实施和发展，实施人才政策是许多国家打造人才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途径。    

各界学者在人才政策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影响方面也有专门研究。邓超斌2005)指出，加紧制订和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长远规划和政策，有利于健全地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机制，组织、宣传、人事、财政、社科部门都要共同就社科人才的培养的问题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吴静在调研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指出，紧紧抓住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完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政策，是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局面的重要保障;姚竹.(2009)在进一步繁荣发展沈阳哲学社会科学作用的对策中提出，制定和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发展政策，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就目前来看，文献中对于人才政策的研究，大多是从较宏观的角度对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政策体系进行分析，而且关于人才政策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成长规律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在实证研究方面更为欠缺。“百人工程”是人才政策的一种方式，本文将北京市“百人工程”作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人才政策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影响，为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发展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