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财政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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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近代最早以言论著称的是早期维新派报人王韬。作为中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办报的过程中,不仅亲手撰写了大量时人莫能与之颉颃的报刊政论,而且在一些文章中零星地表达了对言论写作的看法。

“论时事”是报刊言论最基本的特点。报纸评论是《循环日报》最明显的特色,也是王韬对中国新闻评论的一大贡献。王韬说《园文录外编》“乃就客粤时所作,汇辑成书,中间多论时事”①。“论时事”,就是针对当前社会的各种问题,进行评说,发表看法。而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重视理性学术而轻经世实用,“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王韬却与之相反,不仅忧世伤时,留心当世之务,而且每有心得,必尽倾吐而后快。他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近千篇论文,均以内政外交等重要时事为题材,讨论的是现实的社会问题,贡献的是经邦济世的自强策略,表现了强烈的改革意识和爱国精神。只要读过《园文录外编》的人都知道,书中的文章都与当时的时事政治和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一股忧世伤时、愤懑郁勃之气。笔者觉得,读王韬的政论,仿佛感受到了“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的屈子之风,看到了一颗“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②的拳拳爱国之心。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的王韬,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陶养,少抱用世之志,至老不衰。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多,但内心深处崇尚的仍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境界,怀抱的是经邦济国的用世情怀。只是在仕途无望的情况下,才退而想到“以笔墨代衮钺,固儒者分内事也”。③

由此可见,王韬借日报立言,直陈时事,不仅是基于对报刊言论的理解,而且是他积极用世的方式。有理由认为,王韬虽然没有提出过“文人论政”的命题,但他的办报实践实实在在地开创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胸怀大局、蒿目时艰、关心国计民生的优良传统,成了中国新闻界“文人论政”的开路先锋。

“自抒胸臆”。王韬在《园文录外编•自序》中说:“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亦末也。鄙人作文,窃秉斯旨。”意思是说,写文章的关键在于:纪事也好、述情也好,都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让读者明白你的作文意图,而不要过多地追求文字的雅俗和技巧的工拙。“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既是王韬作文遵循的宗旨,也是《循环日报》言论的一大特色。王韬所写的政论,无论是宣传西法,还是倡导变革,无论是抨击黑暗,还是臧否人物,他都能将自己的观点主张、好恶爱憎清新生动地表达出来,给当时沉闷僵化的文坛注入了新的生机,给读者以振聋发聩的影响。

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自抒胸臆、独陈己见的文章,对当时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明显高出于同时代的一般文人。他用自己“多谈时务”的政论,在努力实现“借彼事端发挥胸臆,……开悔悟于愚民”的办报目的。

梁启超的言论写作思想

如果说王韬只是回顾了自己言论写作的体会,并没有对言论写作进行理论阐释的话,那么梁启超的言论业务思想则是维新派报人中较为丰富的。

什么是言论。1902年,梁启超在《答和事人》中说:“凡言论者,发表一己之意见者也。言者与听者各有其自由,断未有能强之使与己同者。”④就是说,言论就是发表个人意见的文章,是作者在“言心中之所怀抱”。发表言论和阅读言论的人,都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观点。当然,梁启超所说的“言论”不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新闻评论,其内涵比新闻评论要宽,既包括对现实生活中普遍的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看法的“论说”,也包括就已经发生的某一具体新闻事件发表意见的“时评”。梁启超说:“凡论说所论,则事之应举措者也;凡时评所评,则事之已举措者也。”⑤就是说,应该做的事是论说的对象,已经做了的事是时评的对象。论说和时评都属于言论。

言论必须有一定的宗旨。1912年,梁启超在回顾自己办报的经历时说,他的立言宗旨是一贯的,“若夫立言之宗旨,则仍在浚牖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⑥梁启超说自己立言的宗旨,就是开启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务必造就中国的“新民”,而且这一宗旨要坚持到底,终身不变。康有为曾经批评梁启超流质多变,梁启超自己也承认:“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最短也。”⑦笔者认为,他的思想“多变”主要体现在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方面,而办报中“立言之宗旨”是始终如一的。惟其如此,他所办的报纸和开民智的言论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发表意见应该淋漓尽致、毫无隐蔽。梁启超说:“至立言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则言之奚为者?故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使无余蕴,则亦受性使然也,以是为对于社会之一责任而已。”言论是阐述个人意见的,观点不明确、不突出,就不能影响受众。他总结自己言论写作的特点是:“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非直不欲,实不能也),此则其一贯者也。”⑧梁启超提倡写言论应该“淋漓尽致”的观点,是对王韬的直抒胸臆和郑观应“直言无隐”言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所写的大量酣畅淋漓的言论作品,对于提高当时言论写作水平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1921年,他对自己的言论做过这样的回顾和总结:“吾侪诚不敢自谓其所见之必当。虽然常以天真烂漫的态度,自发表其现时良心所主张,一无瞻顾,从不肯以投合社会心理之故,偶发违心之论,尤不愿作模棱两可之辞,以逃天下之责难。”⑨可以说,“淋漓尽致、毫无隐蔽”是梁启超言论写作一贯坚持的思想主张和重要的特色。

为了一定的目的,可以发稍偏稍激的言论。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中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中,而真理必出焉。……夫人之安于所习而骇于所罕闻,性也。故必变其所骇者而使之习焉,然后智力乃可以渐进。”⑩这种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发表偏激的言论,使受众“变骇为习”的主张是否正确?从动机角度说,梁启超的观点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与合理性。人们往往习惯于已有的成见而难于接受新生事物,发表极端偏激的言论,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可以惊骇其心灵。从矫枉过正这个角度说,偏激也有一定的作用。后,梁启超因受了谭嗣同“扫荡桎梏,冲决罗网”思想的影响,其政治情绪从平和转向激进,面对数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民众麻木不仁的状态,他提出了这种特殊的言论策略。自王韬以来,人们普遍遵奉的言论法则是“持论公平”,梁启超也提出过“言论要公允”的主张。他之所以提出“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议论出之”的观点,只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宣传技巧而已。从梁启超的思想和实践中可以看出,他的言论不求深刻但求新颖、不求严谨但求实效的特点,的确是当时特定时代的产物。

言论写作的“公、要、周、适”四条原则和“四不”要求。梁启超在《时报》和《国风报》创办的时候,对于言论写作提出了新的主张。1904年6月,他在《〈时报〉发刊例》中,对“本报论说”栏目提出了四条主张:一是“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就是说,言论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说话,不要“挟党见以议国事”。二是“以要为主。凡所讨论,必一国一群之大问题”。言论写作应当以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为对象,而不是无关大局的琐屑小事。三是“以周为主。凡每日所出事实,其关于一国一群之大问题,为国民者所当厝意者,必次论之”。即对于新近发生的民众所关注的大事,必须依次全面论述。四是“以适为主。虽有高尚之学理、恢奇之言论,苟其不适于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则其言必无力而反以滋病”。言论要切合现实需要和社会大众的水平,不要做脱离现实的高谈阔论。(11)1910年,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中,对论说及时评又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凡论说及时评皆不徇党见,不衍陈言,不炫学理,不作诙语。”(12)就是说,言论不要存党派偏见,不要蹈袭陈旧的观点,不要炫耀高深的学理,不要说诙谐戏谑的话语。从正面来理解,就是言论写作应该做到公正、新颖、通俗、严谨。梁启超提出的四条原则和“四不”主张,与过去所说的为达到一定目的可以发偏激言论的观点完全不同。《敬告我同业诸君》写于1902年,《〈国风报〉叙例》写于1910年。观点前后有变化本属正常,也符合梁启超思想屡变屡迁的特点。虽然前一种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终究具有偏颇之处,而后一种观点则明显是对过去言论观的纠正与超越。公正、全面、新颖、通俗、严谨、实用,永远都是言论写作正确的原则与方法。

汪康年言论写作思想

自称“以言论救人国”的汪康年,在16年的办报生涯中,始终以写作言论为天职,晚年还办了一张“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不以登载新闻为职志”的《刍言报》。(13)他在言论写作实践中,发表了一些独特的见解。

言论要敢于批评政府的过失,鞭笞酷吏豪强的恶行。汪康年认为,报纸是用来监督政府和维护民众利益的。报人的“清议”之权,就体现在扶正祛邪上面。他说:“政府所颁之政令,官吏所施行之条教,苟有不便于民者,报馆得昌言而纠正之;酷吏之虐民,豪强之纵恶,民所痛心疾首而不能自达者,报馆得大声疾呼之。此报馆所不能辞之职也。”(14)汪康年的弟弟汪诒年在《汪穰卿先生年谱》中说:“先生平日绝不主张激烈之行动,以为天下大器,破坏滋易,建设实难,以吾国之人才、财政、内忧外患而无论,尤不当虚作一建设之理想,轻言破坏。故平素持论,恳恳,专属望于政府之能自改革,勿自蹈于危亡之域,以致危亡天下。”就是说,汪康年是一个不主张激烈行动的人,平时的言论恳恳,只希望政府能自改革。这只是汪康年的一个方面。其实,汪康年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敢于发表激烈言论。也许正是为了社会不发生“激烈之行动”,他才敢于发表激烈之言论的。例如,1907年2月20日,他在《京报》发表的《论偷安为贫弱之原因》中批评清政府“竭生民之脂血,以供外族之牺牲,对乎世界,无国际法人之资格”,其笔锋之犀利、言辞之激烈、思想之精辟、感情之沉痛,并不在梁启超之下。

写言论要有“百訾不馁”、“强御不避”的精神。言论写作就是对时事发表意见和看法,以公平之心评价事物的是非得失。汪康年主张,在写作中要有独立的思维、独立的立场,对于自己所赞成的或者反对的要能坚持真理。他说:“若夫以昭昭白日之心,发慷慨激昂之气,言之急,无于诡,言之平,无近于阿,通上下之意,平彼此之情。所与者,必以言助之,虽百訾不馁;理所否者,必以言阻之,虽强御不避。固将奉以始终,勿致失。”(15)就是说,评论时事不能看评论的对象是谁,而是看其是否合理。维护和坚持真理是需要勇气的。从本质上看,言论写作,不仅是一个人思想水平和语言才能的展示,更是一个人精神人格的体现。

写言论要具有爱国的立场。晚清时期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期。当时,有一些报纸,对于国家的忧患和政治的弊端,常常以置身局外的姿态,以嘲谑的口气进行评说,以致被外国人讥讽为“天空中人所作之报”。对此,汪康年深感忧愤,多次批判这种轻慢失职的行为。他认为,作为中国的报人,当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己任,没有理由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他说:“凡人痛伤本国之事,垂涕泣道之,可也;慷慨直陈,可也;婉转言之,亦可也;甚至微文刺讥,亦无不可也。若夫嘲谑轻薄,引为笑端,则不啻为本国之罪人矣。”(16)

汪康年认为,对自己国家的伤痛之事,用嘲笑戏谑的态度来对待,这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本国的罪人,因为这种做法完全丧失了爱国的立场。在中国新闻史上,作为职业报人,汪康年是最早认识新闻的真实性与立场性关系的人。他既强调“记事贵实”,又强调要维护国家民族利益。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十分宝贵的思想。

言论写作的方法。汪康年在《刍言报》上发表的好几篇文章都涉及言论写作方法的问题。归纳起来,其中有三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写言论时,事实要有着落,事理要弄明白。1910年12月,汪康年在《刍言报》发表的《论报章立言之宜慎》,对当时报纸在许多事情上的以偏概全,以及“于应然者鼓吹之,而于不应然者绝不一遏止之”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告诫报界的人:写言论时,“于事之理路,平时万不可不研究明白。至下笔时,尤不可不审慎。否则,于事无益,徒为笑柄,甚不可也”。评论是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言的,如果事实都没有着落,事理也没有弄清楚就下笔作文,那么这样的评论不仅没有正面作用,反而会给作者和报纸带来麻烦和负面影响。所谓“报纸立言之宜慎”,慎就慎在评论对象――事实的准确性,慎就慎在分析的思想高度――事理的正确性。二是言论写作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就事论事。汪康年说:“近来风气,既渐趋重舆论,则首须整顿者,即为舆论,而于论事论人,尤宜致谨。否则其结果,有令办事人鼓舞及令办事人灰心二种。毫厘千里,不可不慎也。夫论事无他,曰是曰非而已,曰措置之得法不得法而已。”就是说,报纸论事论人,关键在于评判其是非以及举措是否得法,就事论事,不必涉及别的东西。“吾辈所求者,事之妥善而已。果其事而是矣,又措置得法矣,虽有他故,何害焉?果其事而非矣,或措置不得法矣,虽无他故,奚赖焉?”(17)三是言论措辞应有一定的规则。汪康年在《续论报章立言之宜慎》中,批评了报纸言论用词方面的问题。说当时的报纸“于其事之是者,亦必以轻藐之意出之,或以疑怪之辞出之。如其题有云:‘外务部亦知重耶?’‘政府亦注意疆界耶?’‘贵人亦能助国债耶?’此等口气,触目皆是。”汪康年认为,这样的言论不是与人为善,也不是从大局出发,而是“蓄意乖睽”的表现。记者与官员之间,并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发表言论,纯粹是为了把国家的事情办好。因此,他主张:“若果有事妨大局,迹属隐微,则应显言发之,直言攻之,不应作藏头露尾语;又不应作微文刺讥语;尤不应再作体谅语、婉曲语。”在汪康年看来,言论写作除了精神、立场、胆气等因素外,还应当是事实、事理、是非和措辞的统一。事实不清、事理不明、是非不分、措辞不当的言论,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害的。

总之,维新派报人对中国新闻评论的贡献,除了实务层面外,也有理论的贡献。虽然他们的评论作品远远胜过其理论的影响,但是他们毕竟是中国新闻评论理论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们的言论写作思想,今天看来,依然闪耀着理论的光芒。(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论文,批准号:08BXW006)

注 释:

①王韬:《园著述总目•园文录外编》,《园文新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4页。

②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

③王韬:《园著述总目•瓮牖余谈》,《园文新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4页。

④⑦⑧梁启超:《答和事人》,《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5页。

⑤(12)梁启超:《〈国风报〉叙例》,《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3页,第2214页。

⑥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9页。

⑨梁启超:《时事新报五千号纪念辞》,《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9页。

⑩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0页。

(11)转引自单波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13)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2页。

(14)汪康年:《论粤督限制报馆》,《汪穰卿遗著》卷二。

(15)汪康年:《京报发刊献言》,《汪穰卿遗著》卷二。

(16)宣统三年五月十六日《刍言报》,《汪穰卿遗著》卷八。

篇（2）

我曾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我不能选择出生的时代，但可以用生命的灿烂为时代增光添彩；我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用加倍的奉献拓展生命的宽度。此刻，我###怀着这份对人生价值感悟的执着与信念，带着对财政事业的梦想与追求，走上了县委、县政府为我们提供的展示自我、挑战自我的竞争平台，接受大家的评判和组织的挑选。在此，我愿敞开心扉，对大家说说我要竞争这个职位的理由，能挑起这付重担的原因以及干好这份工作的思路。

一、凭借认知，我要竞争这个职位

我走上这个平台，参与竞争的理由有三：

一是为财政工作在国计民生中的特殊作用而竞争。财政是国家的命脉，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是治国安邦的后盾。从中非合作论坛的盛况中，从西方七国财长峰会把中国作为贵宾的隆重邀请中，从中国拥有一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喜人数字中，不难看出，财政的强大，就是国家的强大。财力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财力决定了中国崭新的形象。文章版权归范文搜网作者所有!财运兴则国运兴，国运兴则民族强。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大至一国，小至一县，财兴才能强县，财多才能富民。财政作为全县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承担着弥补市场缺陷、配置社会公共资源的责任；承担着宏观调控、平衡社会供求关系的责任；承担着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督、服务的责任。财政关系全县发展稳定大局，财政关系28万父老乡亲的幸福安康。财政工作责任重于山，使命大于天！财政事业的崇高与神圣，使我志愿为它的振兴义无返顾，勇往直前。

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共财政的热切渴望而竞争。聚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每一位百姓身上，是财政首当其冲的职能。近几年来，我县经济快速健康发展，财政收入显著增长，财政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实惠越来越多。但由于财力有限，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还相对不足。从老百姓对改变农村面貌的向往中，从干部职工对提高工资补贴的期盼中，从各单位要求增加办公经费的呼声中，我们听到了什么？听到了他们对公共财政的热切渴望！为了那渴望的眼神充满希望，为了公共财政体系的完善，为了和谐社会的构建，财政工作的责任与使命，使我情愿为它的壮大殚精竭虑，忘我奉献。

三是为我多年来对财政事业的执着追求而竞争。向往财政，是我学生时代的梦想。幸运之神成就了我的梦想，使我如愿以偿地跨入了财会学校、迈进了财政大门。25个春去冬来，九千多个日日夜夜，在平凡而紧张的财政工作岗位上，尽管有时不免平淡、繁琐、劳顿、失落，但更多的是充实、兴奋、快乐、满足。我为财政收入的不断攀升而骄傲，为争取回的每一笔资金而自豪，为县域经济的发展而欢呼，为古#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而雀跃！那宽阔的马路、丰收的田野、优美的校园、拔地而起的厂房，处处浸透着财政人的心血与汗水，也寄托着我的心结与情怀。25年来，我在财政找到了人生的坐标，找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战场。我与几任领导团结协作、同心同德，在配角位置上演绎了成功！我也与几茬财政人朝夕相处，同舟共济，在分管工作的主角位置上演绎了成功！那么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在财政工作的更高位置上演绎成功！以往岁月，我把美好青春献给了#县财政，未来征程，我愿用生命谱写#县财政新的华章。对财政工作的情感和眷恋，使我甘愿为它的发展鞠躬尽瘁、无怨无悔。

这就是我要竞争这个职位的理由。

篇（3）

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1)10－0021－05

我国教育行政学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后受苏联影响研究终止，直到80年代初才酝酿教育行政学的恢复与重建。经过30年的建设与发展，教育行政学研究已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反思历史并探寻未来发展趋向，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与深化。

一、教育行政学研究的历史轨迹

清末民初。我国师范学校就设有教育行政这一学科。政府教育部在其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也有教育行政学科目。在解放区根据地的各级师范学校教育中均开设小学校行政科目：高等师范学校开设教育行政科目。全国解放后，我们照搬苏联的做法，苏联的师范学校不设置教育行政或学校管理课程，仅在教育学这门学科的最后一部分概要性地简单介绍。随之，我们也取消了这门学科，认为教育行政人员不必学习理论，凭经验办事也就行了。已有近半世纪的教育行政学科历史至此中断。断裂30余年之后，教育行政学研究从恢复重建到发展基本成熟又走过30年，这一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教育行政学研究恢复与重建阶段

之后，教育行政学开始恢复、重建。但是教育行政学研究起步较晚进展缓慢，研究成果寥寥无几。何宗传于1981年10月发表《外国教育行政学简介》一文，对国外教育行政学有关概念、理论等进行介绍，为我国教育行政学学科构建提供借鉴。北京教育行政学院的刘问岫于1984年4月发表《教育行政学科的由来》，介绍教育行政学科的发展历史等相关知识；又于1987年发表《我国教育行政学科的教材建设问题》，探讨教育行政学教材编写的原则与方法以及应注意的事项等。教材与专著方面的成果更少，八十年代初，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和教育学院干训部以及教育行政学院，专门开设这门课的学校为数不多。当时面世的教材仅有四部(含内部印刷)：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学校管理教研室编的《我国现代地方教育行政》(1983年内部印刷)、黑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的《地方教育行政》(1983年内部印刷)、邓品珊、康尔圭主编的《现代普通教育管理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直到1989年由孙绵涛编著的《教育行政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该书作为高校教材，填补了我国教育行政学研究领域及教材建设的空白。该书紧扣我国教育行政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行政的原则和方法。在此基础上还大量引用了日本、美国等国家或地区教育行政方面的原始材料，丰富了该书内容，同时也增强了可读性。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教育行政学研究已走向正轨。

(二)教育行政学研究发展与繁荣阶段

九十年代，我国教育行政学研究逐渐繁荣起来，研究成果渐渐增多。李进才于1992年发表《略论教育行政与教育行政学范畴的界定》，认为教育行政不仅指国家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对教育事业的管理，也包括学校行政的管理，对教育行政学研究范畴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杜伟于1992年发表《关于教育行政学知识体系的思考》，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行政学知识体系。张新平于1994年发表《关于教育行政研究对象的探讨》，对以往教育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和分析。认为教育行政学的核心内容是教育行政职能，教育行政学是一门研究教育行政职能以及为实现教育行政职能而进行的一系列教育行政活动的规律的科学。萧宗六和贺乐凡于1995年发表《构建中国教育行政学的思路》，对他们合作出版的《中国教育行政学》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一是解释为什么在教育行政学前面冠上“中国”二字，二是详细阐明这本书的五大特点：体系完整科学、全面阐述了我国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法规、体现了教育行政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附有反应教育实际的案例、文风语言体现中国特色。

(三)教育行政学研究走向成熟阶段

进入二十一世纪，教育行政学研究出现多样化、具体化，多数学者已将研究兴趣转到教育行政管理的具体领域，如对教育行政法规、沟通、监督和评估等问题的探讨，关于教育行政学学科本身问题涉及的很少，如华中师大纪皓月的《构建我国科学的教育行政学体系之初探》，华南师大葛新斌的《高师教育行政学教材建设与教学策略探析》。教育行政学著作方面，出版的书籍虽不多，但是这一时期的教育行政学比以往有所创新，在教育行政学学科体系中加入了教育行政理论部分，使教育行政学体系日趋规范和完整。标志性著作为吴志宏于2000年7月出版的《教育行政学》，该著作将管理思想的演变与教育行政管理单做一章对教育行政理论进行梳理。不仅如此。在其他章节也增加了相关的行政学理论研究成果。该书的理论化是有别于其他著作的亮点。若按日本教育行政学者久下荣志郎对完整的教育行政学学科体系的三大依据：理论化、体系化、现代化来估评的话，该书已基本达到这一要求。

我国教育行政学自恢复重建以来，通过教育行政学者们的不懈努力，教育行政学从无到有，从借鉴到自我创新，从单一到多元，完成了教育行政学学科由创建到多样化发展的过度和转变。在创建和发展的30年中，据统计，发表教育行政论文1156篇，出版教育行政学专著100余部，已取得可喜成就。

二、教育行政学研究三十年的主要问题

教育行政学研究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政策诠释轻理论创新

教育行政学研究过多关注教育方针政策的诠释与解读，很少涉及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教育目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规是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处理教育事务的重要依据和准绳，对其进行全面解读和贯彻有助于提高教育行政部门办事的合理合法性和行政效率，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报刊上对方针政策进行及时解读，做些普及性的说明工作是可以理解的，无可厚非，但是要把它作为《教育行政学》的重点研究内容，而且多章节对其进行介绍，这样做显然有些不妥。因为一个国家的方针政策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国家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针对其面临的具体实际情况与问题，根据所处时期的社会需求和时代任务制定出来的，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而《教育行政学》

作为一门学科则要求其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适性，不能刚印刷装订成册，印墨香气还未散尽，书就过时陈旧了，这样做既造成大量社会资源浪费，又无法解决教育行政学学科自身的问题研究，同时也给以此为教材的高校师生带来极大的烦恼与不便。

(二)重条块功能说明轻组织理论研究

教育行政学研究过多关注教育行政机构设置、岗位职责以及人员编制等问题，过多介绍教育行政机构之间纵向和横向的关系，即常说的“条条”、“块块”的职能划分与功能介绍。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是受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制约的，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能随着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任务变化而变化。教育机构的职权范围是根据国家有关教育规划和具体要求而制定的。这些都属于教育行政操作层面的具体实务，但是在我们的《教育行政学》专著中往往采用写实的方法，精描细写，全面而翔实地对其进行罗列说明，并设多篇章分别介绍，如：“教育行政体制”、“教育行政机构”、“教育财政”、“教学内容行政”、“教育行政机关人事制度”、“学校教育制度”等。我们的《教育行政学》显然成了教育行政机构设置和功能说明书，或者是教育行政工作知识大全，一册在手，万事无忧。倘若你要细翻我们近百部教育行政学著作，你会惊诧于纷繁成果之“雷同”。“雷同”也者，“英雄所见略同”也。这些现象似乎已经证明我们教育行政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我们过多关注特殊组织的知识性描述而忽略了用一般组织理论对教育行政组织进行应用性研究。

(三)重思辨研究轻实证研究

教育行政学在学科初创阶段，前辈们通过资料收集整理，翻译借鉴，研史考据，为学科体系的建构做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工作。这一阶段的研究多属于思辨性研究，这是研究本身所处阶段使然，无可厚非，毋庸置疑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式并没有随之变化，思辨性研究依然重于实证性研究与实地研究。究其原因这与思辨研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分不开的。思辨研究多采用描述概括的方式进行的。一是从资料来源看，大部分资料都是通过对他人研究成果、政策法规、管理准则、新闻宣传等进行收集整理间接获得的；二是从研究者活动空间看，绝大部分研究者都是坐在书房或在图书馆里，通过书海寻觅或在网络中畅游展开的；三是从研究成果性质看，思辨研究大多是感想式的、思考性的、追问式的、主张型的或指示性的，其观点和论证有失严谨、科学，甚至有些武断之嫌；四是从研究成果实效性看，思辨研究成果不具有操作性，对实际工作很难产生直接的指导作用。鉴于以上特点，思辨研究是一种低成本易操作的研究方式，在没有严格标准验证研究成果的当下，这种研究方式依然广泛采用。纵观三十年的教育行政学研究，大多属于这种单一思辨性研究，相对而言，缺乏科学严密、逻辑实证的程序性研究和实地研究。

三、教育行政学研究未来展望

教育行政学研究从学科恢复重建到走向成熟已经取得较大成就，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教育行政学学科的内在特点结合当今时代的要求展望教育行政学研究未来发展走向。

(一)在研究目的上。教育行政学研究将注重理论和实践探索

我们的教育行政学研究虽说已走过30年，由于起步较晚，研究的理论水平还不高，与发达国家的教育行政学研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甚至落后于台湾香港地区，理论研究滞后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众多学科之林中还没有取得其应有的地位。摆在教育行政学研究者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提升教育行政学研究的理论品位，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行政学理论体系。

首先，要依托行政学理论提高教育行政学理论品位。教育行政学是行政学的一门应用分支学科，上世纪初，随着教育日受各国重视，教育行政学才从行政学中分化出来。行政学与教育行政学虽说有从属关系，但必定存有差别。那么行政学的理论是否适用于教育行政学呢?对于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答案尚存争议，但是笔者认为从组织学角度来看，教育组织与其他组织彼此大同小异，不存在质的差别，所以行政学理论可以运用到教育行政实践中去，并可以根据教育行政活动本身特点将其发展为教育行政学理论。

其次，要善于及时吸收当今企业界先进管理理念与经验完善教育行政理论体系。各大中小企业是管理理论应用的试验场，更是新的管理理论生成与创新的沃土，许多优秀的经典管理理论都来自于企业管理实践。譬如开启行为科学理论时期序幕的霍桑试验，该实验得出的结论了科学管理所认定的事实：只有金钱的鼓励、物质条件的改善才是提高效率的不二法门。提出社会与心理因素才是影响组织工作绩效的最重要因素。77年后的今天，发生在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生产技术最先进、物质生活待遇尚好的富士康企业的连续12起跳楼自杀事件，不仅再次验证了这一结论，还引发行政学者对组织成员心理及其社会关系的关注与研究，并对其在新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再反思，同时对教育行政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再次，要深入教育行政各级各类部门和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和实践探索，针对教育行政组织运行中的实际问题提出符合教育行政自身特点的管理理念和操作规程。教育行政是有别于其他行政的特殊行政，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的服务对象是处在发展中的人和为他们健康成长提供服务的教师和教辅人员。俗话说教育事关百年育人大计、事关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事关国家民族之未来。教育投入与产出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不是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事业，教育事业本身的这些特点就决定了教育行政与其他行政之间存有差别。教育行政学研究需要根据教育自身特点进行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为理性化、人性化行政提供学术支持，教育行政学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需要做的更多的将是理论创新和教育行政方式创新。

(二)在研究方法上，教育行政学研究将更关注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讨论与运用

教育行政学在恢复与重建时期，大多数学者对教育行政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论探讨时。只是在论著中对文献法、调查法、访谈法和问卷法、比较研究法和实验法等具体的研究方法进行一般性的说明和介绍，对其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论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而教育管理学的研究者们发现，将具体的研究方法分门别类地整理后即可抽象出其背后更高层次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

从研究范式来看，研究范式是对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抽象，它对具体的研究方法的选择与运用有着直接的影响。有学者提出，我国的教育管理学有两种研究范式：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实证范式是西方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主导范式，而思辨范式是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主导范式。还有学者认为，教育管理学的研究范式有三种基本类型：思辨研究、实证研究和实地研究。其他学者对西方的范式方法论进行研究后认为，教育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包括现象学范式、解释学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建构主义范

式和符号互动范式。

从方法论体系来看，有学者认为，教育管理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应分为方法论、研究方式和方法技术三个层次；也有学者在对西方元范式方法论、一般范式方法论和方法范式方法论评析的基础上重构了新范式方法论，把这种新范式方法论分为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三个层次，分析了这种方法论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研究。

综上，教育管理学研究者们对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已经关注并取得初步成就，随着这方面研究不断深入，教育行政学研究也会将其关注点转向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研究，并以此指导教育行政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范式与方法的选择与运用。

(三)在研究内容上，教育行政学研究将更关注教育行政活动过程本身

在研究内容上，教育行政学研究在前期阶段过多关注以中央和地方行政为主轴的宏观政策、法律法规、教育规划、教育财政、教育体制、教育督导、教育评价、教育人事以及教育设施等内容，很少关注教育行政过程本身的规律与现象。实质上，教育行政学要研究的对象与问题均在教育行政活动过程之中，它们相互作用、交互出现。为了便于讨论，我们给教育行政活动过程作如下界定：教育行政活动过程是指教育行政机关依法对其管辖的教育事务，通过计划、决定、沟通、协调、激励、领导、组织、监督、评价等管理手段，用经济有效的方法，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活动历程。通过这个定义我们不难看出，教育行政活动过程可以细化为九个具体环节，每个环节的顺利进行都为整个教育行政活动的最终完成奠定基础。作为教育行政活动主体的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行政就是通过这些具体的九个环节进行教育事务管理的。教育行政事务一般包括人、财、物、事、空间和时间等的管理。教育行政研究应该把主要精力与研究方向放在对教育行政活动过程本身的研究上。以上我们所谈及的教育行政活动的九个环节、教育行政活动主体以及活动对象等都是教育行政学所研究的核心领域。概言之。教育行政学研究关注教育行政活动过程本身，实质上是教育行政学研究的本义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