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区位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04-11 07:28:02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农业区位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供给日益丰富，局部甚至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农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规模小而分散的“小农户”在面对“大市场”时就暴露出诸如获取市场信息困难、市场议价能力弱、资本不足、技术推广缓慢、物流体系不畅等问题，农业的发展当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能否顺利的实现转型和跨越不仅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日本、美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问题，通过对其农业发展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面对这种情况，农产品的生产往往会出现集聚现象，其中某些还会逐步发展成为在一国市场内占有较高市场份额的主产地，这种主产地在直接生产成本、交易费用、销售渠道、组织程度、市场议价能力以及竞争手段与策略方面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并促成农业的转型与升级。可喜的是，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尤其是1985年国家放开蔬菜生产之后二十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部分农产品的生产也初步显现了集聚之势，如大蒜、黄瓜等蔬菜的集中程度日益提高，农产品的生产布局出现了竞争导致的集中和变动，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主产地在我国正快速形成，农业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分工已成必然趋势①。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这种趋势，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更科学地制定农产品布局政策，更好地促进农民收益的增加，实现全国农产品生产的协调，全面提升我国农产品竞争力，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模式、规律进行研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学者对农产品生产的集聚以及产地间竞争，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与认识，并且制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政策制度。我国在农产品竞争力提升方面也已经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仍有很多困难。在中国经济领域的诸项改革中，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是迄今少有的几项矛盾最集中、情况最复杂的改革之一。导致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艰巨的原因很多，其中对农产品竞争机制认识的不完全、不深入，调控措施不当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农产品的竞争力，哪些个因素起主导作用，影响程度有多大，又是如何影响的？这些方面在不同的产区应该是不同的。不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回答，就难以真正了解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在产区间的差异。换言之，如果我们不对参与竞争的主产地竞争力进行分析，那么对某一农产品竞争力的分析也只能是对其进行全国平均数的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只有在对主产地的形成及其竞争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某一具体农产品的竞争力分析，才是有建设性的分析方法。
二、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活动的区域布局和分工的研究贯穿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早在1826年杜能就在其著作《孤立国》中对农业区位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为后续的理论发展提供了视角和基础。进入20世纪，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农产品的生产逐渐集中，部分农产品出现了在某一国内产量大、市场份额高、市场影响力强的若干主产地，美国、日本等国学者纷纷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和解释，发展成了较为系统的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农产品产地间竞争也成为一个广泛涉及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问题，对其进行审视和研究需要从多学科角度综合运用相关理论。既需要运用农业区位理论考察农产品生产经营的空间位置与空间分布，还需要从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管理理论出发，对其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并找出影响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和提升手段。下文就对与本文有关的诸领域研究进行总结与综述，以期为本研究提供基础和借鉴。
(一)农业区位理论
农业区位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农业生产类型随着农业区位而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即商品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生产布局。该理论的奠基者是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他在《孤立国》中运用局部均衡方法，在不考虑各地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下，阐明了市场距离对农业生产集约程度和土地利用(农业)类型的影响，第一次确立了农业类型的区位存在着客观规律性及优势区位具有相对性等有关农业布局的重要概念。随后，韦伯(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其和杜能的“农业区位论”的共同点都在于着眼于成本最小、节省运费。但是这种设想的工农业布局模式却是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图式，在实践中往往正是由于各地不同的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导致了工农业生产的空间差异。特别是到了现代，农业中交通运输、罐头制造和冷冻技术迅速发展，运费大幅度下降，市场距离在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决策中日益成为次要因素，农业区位论的直接适用范围更是大大缩小。和杜能试图解释大范围地区宏观的农业区位不同，现代的农业区位论者更多地注意研究具体农场的“农业决策”。影响农业决策过程的各种因素中，不仅包括各种社会经济因素、技术因素、自然因素，还应包括农户的行为因素，如个人业务知识、经验、偏好以及冒险精神，等等。在我国，也有很多学者以“农业区位论”为基础进行了相关研究。傅铭②从“农业区位论”的基础理论出发，对吉林省的农业区位资源进行了定量分析。李瑜、郑少锋③按照农业区位理论和产业演变的一般规律对西部退耕还林地区农业的布局进行了研究。还有的学者对“农业区位论”本身的指导意义和不足进行了研究。付晓东、张西玲④指出了“农业区位论”在地区增长动因和过程分析、地区产业结构及演变分析、地区协调发展等领域问题的不足与缺失。安树伟、梁增泰⑤指出了运用农业区位理论调控农业生产布局与生产要素投入，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二)竞争理论
西方古典竞争理论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竞争理论，假设市场的“自然秩序”以及理性的经济人，强调“看 不见的手”对市场调节的作用，主张自由竞争。在自由竞争理论中，商品交换和竞争过程中，存在着商品和要素价格的自然平均比率，商品的价格在竞争的作用下，围绕着自然价格上下波动。19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中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新古典竞争理论。以马歇尔(1890)为代表的新古典竞争理论认为竞争是市场过程最终会实现的均衡状态，在均衡状态下会实现市场均衡以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和谐一致。马克思(1867)的竞争理论是围绕着他的商品价值理论和实践，在剩余价值理论之中展开的。在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中，同一部门内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形成商品的社会价值，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决定着商品价值的实现程度。马克思的竞争理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考虑了竞争过程中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价值形成和实现的影响，从而在竞争理论中第一次揭示了竞争过程的动态性质。
现代竞争理论中，熊彼特(1912)提出了动态竞争和创新理论的初步观点，认为竞争经济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企业不断通过运用新技术来开发新产品，从而实现所谓的创新。竞争推动着企业不断地创新与技术进步，大企业则逐渐因为创新和技术进步而形成垄断，获得高额利润。克拉克(1950)在创新和动态竞争观点的影响下，提出有效竞争理论，形成现代竞争理论的一个完整理论体系。克拉克所提出的有效竞争是由“突进行动”和“追踪反应”这两个阶段构成的一个无止境的、动态的竞争过程。“突进行动”是先锋企业首先创新运用新的生产技术，推出新产品，开发新的市场等从而获得“优先利润”，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追踪反应”是指随后其他竞争企业开始追随先锋企业的创新模式，以分得优先利润，从而使利润平均化。至此，先锋企业再次创新，其他企业也不断追随，竞争即以这种循环方式不断持续。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竞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哈佛学派的S－C－P体系采用市场结构(S)、市场行为(C)、市场成果(P)三个概念，认为竞争决策的目标是保证竞争过程达到有效的市场成果，为了保持有效的市场竞争，获得和谐的市场成果，必须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进行调节和干预。芝加哥学派则严厉批判了哈佛学派的S－C－P体系，他们认为市场竞争应是一个没有国家干预、由市场力量自由发挥的过程，国家对于竞争的干预应仅限于为市场竞争过程确立制度框架。新奥地利学派的竞争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与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同时对反托拉斯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不同，但是对垄断的宽容态度和反对政府干预等观点是一致的。
我国学者也有相应的理论研究。洪银兴⑥认为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要由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认识和发挥自身优势，与此对应，在贸易战略上着重突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他认为，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就能成为产品的竞争优势，需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王宇翔、谢科进⑦曾利用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理论研究我国苹果产业的发展，认为苹果产业的发展应采取以竞争优势为导向，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战略。充分发挥苹果产业的比较优势(生态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优势、区位资源优势)，深化低级生产要素的使用，培养苹果产业所需要的高级生产要素，重点培养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提高国内需求品质，满足国际市场要求，完善相关及支持性产业的建设，加强政府支持，充分把握机会，将苹果产业的比较优势充分转化为竞争优势，提高竞争力，促进苹果产业的发展。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竞争理论研究，现有竞争理论主要以动态竞争和创新理论为主流，国内学者主张促进国内产业从比较优势转化成为竞争优势，提高我国产品在贸易中的竞争力，从而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
(三)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
依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当农产品的生产开始出现过剩时，产地间的竞争则开始显现⑧。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着手研究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问题，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John D. Black的研究。John D. Black⑨认为影响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产地的自然条件、地区条件、资本条件以及制度条件。基于上述研究，美国随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方面的实证研究。如Robert L. Jack⑩等对美国东北部肉鸡产业的竞争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的肉鸡生产形成了产地，但产地在不同时期因竞争而不断变化，进而运用影子价格建立了产地间的竞争模型，并指出肉鸡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Stephen W. Fuller(11)等则以田纳西州的洋葱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分析法对田纳西洋葱市场价格及市场份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响其价格的因素主要是运输等物流成本，而导致其市场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晚夏洋葱的上市。
我国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问题，耿献辉、周应恒(12)利用产地集中度系数和生产规模优势指数测度了我国梨生产的格局变动与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认为我国梨的传统主产地竞争力不断下降，而新疆、陕西等新兴主产地正在形成，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传统产地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机会成本的快速提高和梨的品种选择制约。钟甫宁、刘顺飞(13)认为我国水稻生产布局近年来出现了较大变化，在各区域水稻相对于替代作物的收益差异以及资源条件约束、制度改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方区和长江中下游区播种面积减少较多而东北区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伍山林(14)认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具有稳定的区域变化特征，农村人均耕地资源和非农业产业就业是这种区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夏晓平等(15)认为自然资源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非农产业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是决定我国肉羊产地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黄季煜等(16)对山东70个村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以蔬菜生产扩张为主的种植结构调整中，一个地区的市场基础设施的改进和交通设施的完善是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现代零售市场和有名无实的农民合作组织则还没有产生积极作用。郑风田等(17)则从农业产业区的角度对影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专业化分工以及交织的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竞争优势的产生具有决定 性作用。综合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自然因素对农产品产地的影响正日益缩小，而社会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作用则在迅速增强。我国农产品生产正在逐步实现从自然布局到经济布局的转变。
(四)农产品主产地的形成
关于农产品主产地的形成理论可以追溯至产业集聚理论，因为主产地的形成也是一种广义上的产业集聚现象。最先提出产业集聚概念的是马歇尔(1890)，他认为导致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而外部性又可以分为劳动力的市场共享、专业化中间产品和服务以及因企业创新而引发的技术外溢三个层次。此后针对工业区位转移现象，韦伯(1909)通过系统研究劳动力、区位、集聚等因素工业区位集中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工业区位论”。胡佛(1948)则在沿袭韦伯和马歇尔的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对运输成本的进一步细化，将工业区位论进一步发展成为终点区位理论和转运点区位理论，认为规模经济、本地化、都市化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后来人们发现传统的区域经济学将空间因素完全抽象化并忽略所有生产要素的流动成本的相关假设与现实不符，终由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扩大了传统区域经济学研究范畴，将空间、信息、创新、外部性以及聚集效应等因素纳入了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之中。
20世纪60年代，以浅见淳之(1989)、武部隆(1993)、崛田忠夫(1995)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结合本国农业的生产实践，将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逐渐发展成为主产地形成理论。其中，崛田忠夫⑦所归纳体系较为完备，该体系从农业生产及内部组织入手，将农产品产地的形成解释为农业生产活动在空间的布局，且主要是受地形与气候的影响并随着时间发生变迁，认为在时空的共同演进下，地域环境相近的农业生产相互依存，逐步展开机能性推展直至确立农业生产地域，即产地，同时依据生产广度与密度、生产方法的特殊性、市场评价、农户组织等因素，将主产地的形成划分为生产地区、产地、主产地、高度主产地四个层次。崛田忠夫的思想对后来日本的农业政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运用日本学者的主产地形成理论，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韩曙、黄淑佳(19)认为当时以城市近郊为主的蔬菜生产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需要。李岳云、卢中华、凌振春(20)对我国蔬菜生产的区域化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虽然当前我国蔬菜生产的集中化程度不高，但却有向具有综合比较优势区域集中的趋势，并指出这种趋势是由生产者的利益驱动并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集聚效应所实现的。卢凌霄(21)利用区位熵指标对我国蔬菜生产的集中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全国层面的蔬菜生产有向某些特定省份特定区域集中的趋势，蔬菜的全国性主产地正在形成，并给出了我国蔬菜产地集中的政策建议。周应恒等(22)认为农民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种植决策改变(改为种植主产地蔬菜)，主要是由于农户、生产技术、市场、企业、政府和特定机构发挥相关职能等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以及机会成本，从而在产地竞争过程中凸显比较优势而形成主产地。
(五)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已经较为丰富：一是农业生产类型随着农业区位的变化及其规律；二是农产品主产地形成的动因及机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角度。
但是目前农产品产地间竞争力的研究却较多的选择以比较优势为评价标准，通过局部、静态的分析方法研究制约产地竞争力的因素。这就造成了只能对部分可量化指标如生产成本、要素成本等进行分析，而忽略创新能力、经营组织、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基础作用，同时，更缺乏对农产品不同产地间竞争格局的历史变迁所进行的全面深入的探讨，这都将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问题的现实和理论认识产生制约作用。有的研究虽然阐明了单个产地的行为模式与产地竞争结构的对应关系，但对于产地竞争结构的长期变化仍旧缺乏系统探讨。从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到交易费用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再到近年兴起的动态竞争理论，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工业企业的竞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相对而言，上述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就显得单薄，尤其是动态竞争理论，尚未见到在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研究领域的直接运用，因此，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的研究也需要建立一个动态的研究框架。实践证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也适用于当前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无论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差异化的产品策略、政府政策的支持都可看作生产函数的某种创新，亦会对农产品产地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
三、动态的研究框架
(一)动态分析的理论基础
农产品的竞争力实际上就是农业内部不同农产品产业的竞争力，即在农产品的生产、集中、加工、运输、销售等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各种组织的效率在市场上的体现，是农业经济和战略管理学科共同的研究问题。因此，必须将农产品竞争这种经济活动纳入竞争力的一般分析框架中进行考察。
农业的经济活动具有范围广而边界模糊的特点，从初级农产品到食品之间的产品形态也多种多样，因此，为了界定明确的研究范畴，建立恰当的分析框架，学者们对农业经济活动进行了类别划分。Breimyer(1960)将农业的经济活动划分为三个类别，即初级农产品生产、将饲料转化为动物性产品、食品产品的市场营销。后来这一理论框架主要用以分析资源的所有权与管理、最终消费品与初级产品、价格趋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Abbott与Bredahl(23)根据由农业到食品产业的各环节及其产品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的关系，将农业经济活动划分为无差异初级产品的生产、差异性初级产品生产、由初级产品向半加工产品转化、由初级产品和半加工品向可消费品的转化四种类型。无差异的初级产品竞争力取决于生产、运输成本，运用古典的农业区位理论即可对之进行有效分析，此阶段的竞争策略即所谓的“低成本竞争”。由于市场需求的有限，随着生产的逐渐升级，农产品转入“差异型”竞争。
竞争力是一个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管理理论交叉的范畴，研究竞争力必须从产业组织和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出发。Porter(1990)在对国家某一产业竞争力的分析中提出了“钻石理论”(24)，他认为，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四大关键要素，即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资本 资源、基础设施)、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相关与支持性产业的表现(主要是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的表现。四大因素相互作用，加上两个变数较大的因素——政府(其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政策调节、创造竞争优势上)与机会(包括重要发明、技术突破、生产要素与需求状况的重大变动以及其他突发事件等)，形成钻石体系。
波特对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是公认的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国际竞争力的典范，后来也被许多学者运用到农产品竞争力的分析中来。如Hobbs(25)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丹麦猪肉产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丹麦的猪肉产业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是通过产业组织和产业内部的大规模、高度集中的合作，实现了在纵向产业链上的多种创新，包括建立确保产品安全性和提品信息的产品追踪体系、专门的市场条款等，显著提高了丹麦猪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竞争优势的实现又离不开比较优势的发挥(26)，充分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是波特“钻石体系”中四大关键要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林毅夫、蔡防、李周(27)指出，只有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及组织生产活动，产业和整个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从而创造出竞争理论所重视的“高级生产要素”，遵循比较优势是企业和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前提。
(二)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由于农业生产以及农产品的特殊性，农产品产地的竞争力主要受以下两类因素的影响。
1.直接因素
主要包括成本、质量、品牌以及产品差异性。其中成本与质量是基础，是形成产品竞争力的基本来源，与产地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农户经营水平以及产业组织化程度等基础因素密切相关。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品牌以及产品的差异性对竞争优势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是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日趋成熟的表现。
2.基础因素
主要包括农业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农户经营水平、产业组织化程度以及产业政策。其中，农业的自然资源虽然属于初级生产要素，但是对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乃至成本都具有较大影响，最终影响农产品的竞争力；农业的基础设施属于农业生产的高级要素，主要影响农产品的成本，进而影响其竞争力；农业的科技水平包括技术开发及技术推广，也属于高级生产要素，是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最有效途径；农户的经营水平及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则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与成本以及产业规模，从而影响产品竞争力；产业政策是政府指导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最终提高产业竞争力。
在上述诸多因素中，如果把分析的着眼点放在产地间的竞争与市场营销战略的关系上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可以把上述因素提炼为以下五个因素，亦即：组织行为、市场结构、农户行为、技术结构、自然属性。同时，产地整体竞争力的增强是五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见图1。
图1 影响竞争力的5个因素
(三)建立动态研究框架的意义
结合产业组织理论、营销战略管理以及竞争理论，着重依据上述影响竞争力的五个因素探讨农产品产地间的竞争问题，必然涉及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产地经营组织及农户行为模式的对应，因此一定程度上的长期分析是必要的，同时这种分析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
建立动态的研究框架，可以弥补我国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研究的不足。从目前农产品竞争力研究的现状来看，国内农产品竞争力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局限性。
一是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范围较窄。目前盛行的研究大多是从比较优势出发，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成为竞争优势。因此，只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还必须针对农产品的产地，从农产品生产运营组织的角度，对其竞争战略和组织的绩效进行研究。所以，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应该将产业组织理论与企业战略理论特别是营销战略理论相结合，同时借鉴最新的竞争力研究范式，使我国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更加全面与深入。
二是对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认识不充分。现有文献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片面地集中于供给方面，而缺乏对需求因素的考虑，即农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变化对竞争力的影响。同时，现有文献对供给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供给中的生产成本，忽略了流通成本。可以说上述对农产品竞争力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已成为国内现有研究的重大缺陷。
基于以上原因，建立一个较为全面、动态的研究框架，广泛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战略理论，同时借鉴最新发展的竞争力理论，可以为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建立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国内学者对于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的研究视角，同时通过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过程的观察，总结适应不同类型产地的竞争策略和竞争手段，为我国正在形成的农产品主产地提升其自身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收稿日期］2011－12－19
注释：
①苗齐：《中国种植业区域分工研究》(博士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03年3月，第17～18页。
②傅铭：《吉林省农业区域优势分析》(硕士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4月，第21～29页。
③李瑜，郑少锋：《农业区位理论与西部退耕还林区农业产业布局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年第3期。
④付晓东，张西玲：《平原农业县如何发展工业经济——以河南省滑县工业发展为例》，《工业技术经济》2004年第2期。
⑤安树伟，梁增泰：《陕西省西乡县土地生产潜力与人口承载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4期。
⑥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⑦王宇翔，谢科进：《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以我国苹果产业为例》，《黑龙江对外经贸》2006年第12期。
⑧王秀清：《大都市郊区蔬菜产地的竞争策略问题》，《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9期。
⑨John D. Black,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Restriction of Agricultural Outpu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31.
⑩Hui-Yuan Chen Wu, Robert L. Jack, Dale Colyer. The Northeast and Interregional Competition for Broilers. NJARE, April 1985.
(11)Stephe n W. Fuller, Oral Capps, Jr., Haruna Bello, Cart Sharer. Structure of the Fresh Onion Market in the Spring Season: A Focus on Texas and Its Competition. Wester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December 1991.
(12)耿献辉，周应恒：《从集中走向分散：我国梨生产格局的变动解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9期。
(13)钟甫宁，刘顺飞：《中国水稻生产布局变动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07年第9期。
(14)伍山林：《中国粮食生产区域特征与成因研究——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15)夏晓平，李秉龙，隋艳影：《中国肉羊产地移动的经济分析——从自然性布局向经济性布局转变》，《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年第1期。
(16)黄季焜，牛先芳，智华勇，董晓霞：《蔬菜生产和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7期。
(17)郑风田，顾莉萍：《准公共服务、政府角色定位与中国农业产业族群的成长——山东省金乡县大蒜个案分析》，《中国农业观察》2006年第5期。
(18)崛田忠夫：《産地生不流通論》，東京：大明堂，1995年。
(19)韩曙，黄淑佳：《关于蔬菜商品生产基地新格局的思考》，《商业时代》1989年第7期。
(20)李岳云，卢中华，凌振春：《中国蔬菜生产区域化的演化与优化——基于31省区的实证分析》，《经济地理》2007年第3期。
(21)卢凌霄，周德，吕超，周应恒：《中国蔬菜产地集中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寿光批发商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财贸经济》2010年第6期。
(22)周应恒，谢美婧，熊素兰，周威山：《江苏邳州大蒜主产地形成机制研究：农户规模化种植视角》，《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9期。
(23)Maury E. Bredahl, Philip C. Abbott, and Michael R. Reed Competi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Food Markets, Boulder,Co:Westview Press. 1994.
篇（2）
地理学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其中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十分关键。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地理类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学好经济地理学对于地理类专业的学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有经济地理学教学中存在缺乏创新思维训练；学习内容太多，重点不突出；实践少且以认知性为主；缺少创新实践；学习评估方法单一等问题。探究式教学法又称“发现法”[1]。近年来，相关学者对探究式教学的特点[2-3]、类型[4]和模式[5-6]等进行了一些探索，并在高等学校的地理课程教学中进行了实践[7-8]。李小建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经济地理学》[9]，注重与国际接轨，突出理论构建，在全国高校中广泛使用。该教材的理论框架比较适用于探究式教学。自2007年开始，课题组以该教材的内容体系为基础，构建经济地理学探究式教学模式。该模式包括思维方式的培育、主要理论点的课堂教学和相关的辅助教学及激励三个层面（图1）。其中，基本思维理念贯穿始终，体现在各个环节。主要理论观点是课程的主干，通过理论点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全课程的主要理论并可以运用理论解释一些实际问题；课外阅读、认知探索、专题研究及评估考试等辅助手段进一步加强基本理论的贯彻，加深对重要理论的理解。
一、贯穿经济地理学的科学思维理念
经济地理学研究中，整体论、还原论、系统论对其理论的形成都有重要作用。但经济地理学中的经典理论，多数与还原论有关。还原论的基本原理，是把复杂的事物简化，把高层次的现象用低层次的规律概括，把整体的问题分解为基本元素，从而发现事物间关系的最基本原理[10]。比如，区位论所形成的基本思维逻辑就是把研究的问题进行简化假设，从而推出基本理论。再逐渐放宽假设，逐步接近现实世界，把原理论进行修正。得出较好的解释客观世界的理论。与之比较，整体论强调世间各事物之间的联系。系统论强调事物联系的系统特征。这很符合地理学中的许多客观事实。这些思维方式对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均十分重要。但由于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相关地理条件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为了培养学生形成批判性、创造性的学习习惯，我们在“经济地理学”教学中，引入一种基本思维方法。即“前人观点――相关条件――现实条件――新的观点”思维方法（图2）。通过该方法的训练，培养学生根据中国国情，探索相关的适应理论的能力。与思维方法相关联，我们还在“经济地理学”课程的探究式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文献收集能力，提出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成果展示能力。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进行人格培养，包括求真务实的态度、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团结合作的精神。
二、着重课堂教学的基本理论点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经济地理学探究式课堂教学中可采用“定理―例证法”。所谓“定理―例证法”就是指在精选出经济地理学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的案例和数据对其进行例证，以加深学生对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点的理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基于李小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地理学》（第二版），挑选出15个经济地理学课堂教学的基本理论点（各理论点在教材内容体系中的位置，见图3），并针对各具体理论点，提出例证的思路。
（1）经济地理学的定位。要点：研究对象、学科发展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例证：比较经济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经济学的区别。
（2）杜能农业区位论。基本观点：空间距离影响农业生产类型和结构。例证：村庄周围土地利用类型，城市周围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异，技术变化对农业区位的影响。
（3）韦伯工业区位论。基本观点：工业活动趋向于费用最低的区位。例证：以不同行业（或部门）为例，分析运费、劳动力、土地、优惠政策等方面产生的费用对区位选址的影响以及区位效果。
（4）中心地理论。基本观点：中心地职能越高，服务半径越大，数量越少。例证：居民点的规模与数量关系、商业网点等级与数量的关系。
（5）史密斯的收益性空间界限。基本观点：企业在一定收益性空间界限内布局，纯收益最大是最佳区位。例证：收益性空间界限和工业区位模型的关系，企业家经营能力和水平与区位模型的关系，政府政策对区位模型的影响。
（6）普雷德的行为区位矩阵。基本观点：区位选择的合理性取决于决策者的信息量和信息利用能力。例证：微软的选址，外资在华投资的选址。
（7）区位论新论。基本观点：新产业区位呈现新特点、新因素对产业区位具有新影响。例证：金融业区位、创意产业区位、住宅区位，技术、外部性等因素的影响。
（8）企业空间扩张规律。基本观点：企业空间扩张呈现接触扩张（近邻效应和距离衰减）、等级扩张（市场规模）和通道扩张。例证：3种类型的企业的空间扩张。
（9）跨国公司区位。基本观点：合理布局各组分的区位使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例证：世界大型公司的分布，外资在中国的区位变化。
（10）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基本观点：区域产业结构逐步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演变。例证：某区域产业的纵向发展，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间比较。
（11）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理论。基本观点：空间结构演变表现为低水平均衡――非均衡――高水平均衡，点――线――网络的变化特征。例证：一个区域空间结构的时间演变，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间比较；叶大年的对称分布规律，陆大道点轴理论。
（12）区域经济增长机制。基本观点：区域优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提，偶然因素启动区域增长，路径依赖锁定区域发展模式，收益递增加快区域增长。例证：美国的道尔顿地毯产业集群，中国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
（13）区域经济差异。基本原理：区域经济差异与收入水平呈倒“U”字形关系。例证：发达国家例证，中国例证。
（14）区域间关系。基本观点：区域间因发展梯度不同，技术和产业由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的推移；发达区域依赖欠发达区域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欠发达区域依赖发达区域的技术、资本、信息。例证：国家间的产业转移，中国的产业转移。
（15）贸易与区位。基本观点：区域间因比较优势不同带来区域间的分工；规模收益递增也带来区域间经济活动差异。例证：中美之间的贸易，美日汽车贸易。
三、相关的辅助教学及激励
1．拓展学生的课前阅读
课前阅读有助于提高学生独立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学生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新问题，加上知识基础的千差万别，因此需要教师把好第一关“合理设计阅读材料和阅读提示”，让学生带着提示去阅读，做到有的放矢。在文献选取方面，我们遵循以下原则：（1）选择与前面15个理论点相关的经典文献；（2）列出学生阅读文献时所必须弄清的主要问题；（3）每个理论点列出文献5篇左右；（4）以中文文献为主，侧重中国案例文献。学生可以在独立阅读的基础上，分小组交流各自的阅读体会。
2．加强学生的认知探究
经济地理学的实践教学包括认知性实习（感性）、学理层面实习（理论验证）和探究层面实习（反思，发现）三个不同层次的体验与训练。认知实践可将google earth的观察、室内模拟、实地考察等多种方法相结合，其中实地考察是认知探究最重要的途径。根据课程重点内容可包括企业区位、企业与区域发展关系、区域之间关系、全球化等方面。鉴于经济地理学现象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各地可根据区域特点，有不同的侧重（如东部地区院校可侧重跨国公司投资区位、跨国公司空间组织和全球―地方关系；中西部地区院校可侧重新型城市增长、城郊农业、专业村和农区空间结构重构（村镇合并）；东北地区院校可侧重国有企业的区位、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河南大学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两校开展了以考察中部经济发展为主的实践教学，主要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工业集聚区和农区（城郊农业、专业村）等。同时考虑到生源地（主要来自河南以及中部其他省份）和教学的整体性，也选择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青岛市、日照市作为实践教学基地，着重跨国公司投资区位、全球―地方关系等方面的认知与探究。
3．引入相关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作为基本理论掌握和知识应用能力的整合平台，在经济地理探究式教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在教师指导下，以课题小组为单位开展相关专题研究。课题小组通过制定课题研究方案，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进行理论分析，最后形成调研报告或论文。这样，既培养了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又能够使其系统地整合所学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知识，提高知识应用能力。专题研究的选题可以遵循热点问题和理论问题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地调查相结合、普遍性与地域性相结合以及科学性和可行性相结合的原则。就研究内容而言，各个地区的高等院校，应该结合区域的经济地理现象，选择合适的课题。比如，在城市经济地理研究方面，可开展商业网点、大型零售业区位、城市交通、房地产等方面的研究；在农区经济地理研究方面，可从农户、农户群等微观角度，选择典型农区，开展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粮食生产等问题的研究，以及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变化研究。
4．改革评估考试
传统的考试模式、评价体系是以考查学生学业成绩为主的纸笔考试形式，只能在认知方面考查学生学习到的书本知识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书面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分析解决实际经济地理问题的能力，缺乏对人的多元化、人性化和动态化的评价。探究式教学要求对传统的评估考试方面进行改革，建立一种“全程式－多元化”考核模式。我们在建立新的评价体系时考虑以下原则：（1）强调能力，主要考核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认识与分析问题的能力、逻辑思维的能力、成果展示的能力。（2）强调创新，考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发散性思维；（3）强调新思路、新观点、新方法。具体操作层面就是从学生课前阅读、课堂讨论、认知与探究、专题研究和卷面考试等多个环节开展全过程、多元化、发展性评估。比如，学生总成绩中课前阅读占10%，课堂讨论占10%，认知与探究占10%，专题研究占20%，卷面考试占50%。
四、结论与启示
探究式教学在中国尚处于探索阶段，理论上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理论研究成果还比较薄弱。在教学实践中也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我们围绕特定的《经济地理学》教材，进行了相关方面的一些探索，力图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创新:（1）在理念上，引入了科学思维训练的教学理念，训练学生形成经济地理学科学思维定式：“了解前人观点――观点形成背景条件――现在经济地理条件――可能得出的新观点”。（2）在内容上，基于教材的知识结构，精炼教学内容，突出各部分的理论要点，构建了立体化的教学框架，使教学内容清晰明了。（3）形成了探究式的教学方法体系，即课堂内的“理论―例证法”、与课堂外的“认知―探究逐步递进法”和“热点追踪―理性分析法”。通过这些教学方法，一方面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另一方面训练学生的科学思维素养。（4）在考试评估上，从学生课前阅读、课堂讨论、认知与探究、专题研究、评估考试等多个环节开展了全过程、多元化、发展性评估，突出对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考察。
对河南大学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实践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探究式教学模式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转变了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思维方式，并促使师生关系进入良性互动状态。学生的相关创新成果获得了国家级的大学生创新奖励。相关高校可根据自己的特殊性，不断探求，改善经济地理的教学方法，拓展地理类专业教育的改革思路，优化地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为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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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企业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影响日益加重，甚至企业的发展直接决定了该区域的发展，企业发展的好与坏也影响着该区域的繁荣与衰退。一方面，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充分利用所在地的劳动力、资本和资源要素以及当地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和有利的环境条件，以求获取最大利润；另一方面，企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区域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
一、企业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企业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企业发展离不开区域的支持和扶持，同样的，区域的繁荣也需要大量企业的存在。企业是区域经济运行的最基本单元与微观机制，不仅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或滞缓的具体作用的微观单元，而且也是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平衡或不平衡的直接决定者。区域经济的特征尤其新的特征归根到底来自各个企业的行为，来自各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反馈关系。区域经济内部机制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都应是这些企业或组织变化的结果，企业从某一产业部门转产或在某一部门扩张或停产等都可能引起区域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化。
企业对区域的影响一方面取决于所研究企业的本身增长状况，由此对所在区域带来直接影响。该影响包括：第一，企业的产值税收利润等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包括企业税收和员工税收。第二，企业对就业和当地经济环境的带动作用。企业发展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从而可以扩大当地的就业总量。第三，企业通过前向关联联系和后相关联联系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第四，企业发展良好，可以提高当地人均收入，从而拉动消费，增加消费规模，促进消费升级，进而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
反过来，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企业的发展。第一，企业从选择区位到健康发展，无疑都要考虑区域资源、人才、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因素。无论是古典区位理论如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还是现代区位论如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等都说明了区域资源、劳动力、市场等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第二，区域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政策支持，以使企业获取最大利润。
二、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对郑州市发展的影响
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1月，位于郑州市风景秀丽的西流湖畔，是由香港诚利有限公司、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兴建的河南省第一家中外合资大型热电联产发电企业。一期、二期工程三台机组分别于1992年、1993年和1995年投入商业运行。三期工程两台机组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建成投产。目前，公司总投资为34亿元，注册资本为73397万元，总装机容量为5*200MW，是国内省会城市中屈指可数的热点联产企业。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城市电力供需矛盾日渐突出。1989年3月15日，由香港诚利有限公司和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的一期扩建工程2*200WM机组破土动工，两台机组分别于1992年、1993年建成投入生产，二期扩建工程1*200MW机组于1995年建成投产。新机组的投产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城市用电紧张的局面，而且开创了河南省引进外资、多渠道办电的先河。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于当年正式成立，成为省内第一所中外合资发电企业。
2007年3月2日，三期扩建工程2*200MW机组进入商业运营，标志着郑新公司已经跨入百万千瓦发电企业行列，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供热电站，在新一轮能源产业化竞争浪潮中实现了新的跨越。
郑新公司成立十年多来，一直秉承“安全、环保、节能、高效”的生产经营理念，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作为企业改革发展的中心目标。郑新公司肩负着为郑州市的纺织、金属冶炼、汽车制造等重要行业以及居民生活输送优质电能和热能的重任，为郑州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郑新的区位选择
企业对区位条件有很多要求，比如要有便利的交通，能够及时获得信息，便于和关键人物随时接触等，具体郑新投资的区位因素如下：
1.区位为主要大都市区
郑州市河南省省会，是河南最大的城市。大都市有其明显的优势：具有各公司之间当面接触可能性；提供金融、法律、广告等方面服务的便捷性；具有与其它大都市高度接近性。
2.巨大的市场需求量和较低的投资成本
根据区位成本学派的观点，生产成本最低的区位为企业所追求的最佳区位，根据区位论市场学派观点，市场区是企业是否盈利甚至是否生存下去的关键。
1992年，郑州西北郊区还略显冷清，土地租金价格比较便宜，郑新及时购买了厂区。作为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对电的需求极大，不但生活用电潜力惊人，而且电解铝、氧化铝等工业用电更是前景可观。郑州市省会，市场规模大，市场结构完整，市场运作成熟。1992年郑新投建时，西郊有五个棉厂，都是用电和需热大户，市场需求有保证。
3.投资环境良好
第一，便利的交通运输。京广、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穿省而过并在郑州相汇，并且郑新旁边即是陇海线铁路，为其运输燃料煤带来极大的方便，节约了运营成本。
第二，基础设施完善。省会郑州，在电网网络、输电设备等方面是比较完善的，而生活设施及生活环境在省内也是比较优秀的，为企业生产进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曾经的郑州热电厂坐落在西北郊，郑新成立之初，只是在郑州热电厂（厂区面积1700多亩）旁边买了150亩地用于安置3台机组。其余辅助设备如道路、铁路和热力管道等，多年来，都采取了从郑热租赁或借用的方式。
第三，人力资源丰富。郑州不仅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民工，还聚集着河南省大部分高校，所以高级人才资源丰富，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人才支持。
（二）对当地的影响
1.对当地中小企业的影响
电力行业是个特殊的能源行业，是个资金密集型产业，进入门槛高，所以小规模的发电厂不会有，郑州西郊只有郑新一个电厂。调查得知，郑新所用生产设备是从上海直接购买，所以对当地上下游企业的带动力并不明显，调查中，没有发现周围有和它相配套的零部件生产厂，这一点和它特殊的性质有关。
2.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第一，税收贡献效应。包括企业税收和员工个税。郑新是郑州市的纳税大户，经了解，05年上缴税款1.2亿元，08年交税7千多万，为财政做了不少贡献。
第二，消费带动效应（商务活动和个人消费）。郑新有三个家属区围绕在厂区周围，对周围的几条街道上的饭店、理发馆等其他服务行业说，郑新的员工是其主要消费群体之一，比如郑新旁边200米左右就形成了一个秦岭综合市场。
第三，就业乘数效应。一方面是郑新招收员工的条件越来越高，能够吸收郑州本地一些本科专科院校的学生，另一方面是周围居民在为其提供相关服务的时候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如开店或者路边摆摊卖水果的商人；还有一个方面是郑新作为电厂，对当地产业结构的变化有一定影响，能够吸引一些用电量大的企业落户西北郊，例如位于其旁边的“郑州铝业”。郑新负责周围居民区和企业的供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而其在本公司居民区外设置的公共健身器材和花园，一定意义上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
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的支持和扶持，同样的，区域的繁荣也需要大量企业的存在，二者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对于一个区域政策的制定者来说，一方面要尽力吸引对本区域发展有利的企业来本地发展，培育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条件与政策支持，确保其健康稳定发展，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同时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区域间的平衡协调发展。对于企业，在利用区域有利资源发展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要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为区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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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中图分类号：F061.5；F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6002909
一、引言
经济学家历来注重对产业空间演进的研究。Von Thunen（1862）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并探讨了工业布局，认为生产费用最小和销售价格最低是工业区位选择的最高原则。Weber（1909）创立了工业区位论，研究了影响工业在区位间选择的原因，并将影响工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分为区域性因素和非区域性因素。Walter Christaller（1933）提出了“中心地理论”，探讨了一定区域内城镇等级、规模、数量、职能间关系及其空间结构的规律性。August Losch（1939）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区位问题，形成了市场区位理论，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格局。
古典区位理论更多地是从微观的企业视角探讨企业的区位选择问题，同样有学者从产业的宏观视角来研究产业转移。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32）的雁行模式理论认为，次发达国家某一行业的生产一般要经历进口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和出口阶段三个阶段；Vem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业的演变应当与产品的生命周期演变相一致；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1978）的边际产业理论认为，投资国在对外投资时应将该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该产业正处于优势地位或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Arthur Lewis（1978）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会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过低和对低成本劳动力需求的急剧增长，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轻移至存在大量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
刘 朝，鞠市委：区域二重开放下的产业空间演进研究古典区位理论是以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而新经济地理学则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企业的聚集与扩散问题。Krugman（1991）认为即使在完全相同的均质空间下， 产业自发的集聚、扩散也能使区域内生地演变为“核心—边缘”结构。Martin和Roges（1995）通过自由资本模型得出了企业区位分布的显性解。RobertNicoud（2002）在自由资本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资本结构的垂直联系模型，加入了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把资本流动性和垂直联系结合在一起，研究产业的聚集和扩散过程。
然而，限于研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经济背景，上述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即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对外开放会对产业的布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事实上，自20世纪中后期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题。不少研究者也注意到，一国或地区内部的产业聚集在贸易政策自由化或者加入国际或地区经济组织以后都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相异。有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聚集因为对外开放而强化，而有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聚集则因为对外开放而被打破。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历由封闭到对外开放的过程，故不少学者对中国的开放与产业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如Hu（2002）、Fujita 和Hu（2001）、黄玖立和李坤望（2005）、贺灿飞和谢秀珍（2006）、Ge（2006）、金煜（2006）、赵伟和张萃（2007）、张萃和赵伟（2009）等。尽管这些研究揭示了中国的制造业聚集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但是都只研究了一个国家总体的开放对于制造业空间区位变化的影响。而赵伟（2001）的研究认为，一国各地区的对外开放构成了该国国际化的基础，而该国区域间的开放则能促进其区际市场和全国市场的形成，因此一国经济的开放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一国总体经济的开放，这是单纯的国际开放；另一个是一国内部区域层次的开放，是一个区域向国内其他区域的开放。事实上，区域的开放确实带有“二重开放”的特征。
因此，本文拟在开放具备二重性的前提下构建一个“两国三区域模型”，以说明产业在这种二重开放型经济下是如何进行空间演进的。从理论上讲，产业的区位选择由相对收益率来决定，当产业选择一个地区作为生产的地点时，则在该地区生产的收益率必然高于其他地区或者说在该地区生产的成本必然低于其他地区。一般文献在考察产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时，主要考虑5个方面的因素，即市场规模、税收、运输及基础设施条件、劳动成本、人力资本或劳动生产率；而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经济活动的区位主要受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市场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引入区域间差异化的工资，并设定不同的区域间贸易自由度，考察产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并着重研究差异化的开放程度对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
二、模型的基本假设
本文假设整个经济体中存在三个区域，分别是区域0、区域1和区域2。其中区域1和区域2分别代表一个国家内部的两个区域，如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区域0则代表世界的其它地区。每个区域都有工业部门，且是垄断竞争的部门。区域0也即外国的工业部门生产最终产品，使用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三个区域的消费者均对最终产品有消费需求。区域1和区域2的工业部门只生产中间产品，且区域0的工业部门对区域1和区域2的中间产品都有需求。区域0工业部门生产的最终产品只需要投入复合要素，复合要素是工人劳动和和中间产品按柯布—道格拉斯的形式组合，且复合要素的生产使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而区域1和区域2中间品的生产只需要投入劳动，使用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生产。
四、厂商区位的决定
在不同区位的收益将是决定厂商最终选择生产区位的决定因素。对于母国内部而言，其两个区域内的中间品生产厂商会根据收益来决定是在区域1内生产还是在区域2内生产。但是，对母国总体而言，其有可能面对国外为追求更高收益而来的外国企业，因为外国的企业也会根据自身在不同区域的收益情况来决定其生产区位。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所以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1.无外商直接投资时母国内部企业的生产区位决定
2.外国厂商区位的决定
事实上，如果外国厂商从区域0迁往区域1生产最终产品，其在区域1和区域2内的收益是始终增加的。这是因为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大于1的，价格的降低将会使收益增加。厂商在从区域0迁往区域1的过程中其销往区域1和区域2的产品价格降低了，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厂商在区域1内使用的工人比其在区域0内使用的工人的工资更低，而且其接受的中间产品的价格指数在区域1内相比区域0也降低了，这使得厂商的生产成本降低，最终使产品价格降低；二是因为厂商的区位变化使得产品的运费降低，从而使商品在区域1和区域2内销售的价格相比厂商迁移前降低了。
3.有外商直接投资时母国内部中间品厂商的区位决定
根据前文的论述，这里假设对于外国厂商而言，其在各个可能的生产区位的收益满足RF0
在外商直接投资选择区域1的前后，母国两个区域的中间品生产商各自的收益变化呈现出相反的关系，而具体的哪个区域厂商的收益增加，那个区域厂商的收益减少，则由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的相对大小来决定。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具体过程略，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整个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变化由区域间的经济规模相对大小、工资差异的相对大小以及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共同决定；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的相对大小对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起分配的作用。
五、不同开放政策下的产业空间演进
第一种情况：母国是彻底封闭的开放模式，即φ1=φ2=φ3=0。此时不仅母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成本为无穷大，而且母国内部的两个区域之间的贸易成本也为无穷大。由（20）式可以看出，此时虽然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区域1的中间品厂商迁往区域2的收益要大于成本，因为此时区域1的厂商如果迁往区域2，其将获得更低的工资的工人，而由于其迁移前后的贸易成本都为无穷大，故其贸易成本没有变化，所以说此时区域1的厂商迁移的收益要大于成本，因此，即使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母国内部的中间品生产商也会向具有低工资的区域2聚集。虽然此时所有的中间品厂商都向区域2聚集以争取更低的工资，但是由于此时的交易成本为无穷大，完全依靠对外贸易的企业将无法继续生产，只能倒闭。此时外国的最终品生产厂商将在其本国生产，不会向任何一个区域迁移，但是由于无穷大的贸易成本而无法购买所需要的中间产品，也只能倒闭。
同样的，通过该系统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国内部的区域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对外贸易自由度对于其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上述的第三那种情况中，虽然区域2具有低工资的优势，但是由于其过低的自由贸易度阻碍了厂商的进入，使得产业最终向区域1内聚集。而如果此时区域2能将对外直接贸易的自由度提升到跟φ1同一个水平，在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时候母国内部的中间品生产厂商会向区域2内迁移；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之后，中间品厂商仍然会选择区域2作为生产区位，最终厂商也会向区域2内聚集，从而改变初始的厂商都在区域1聚集的情况。
通过该系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不同的开放模式下产业空间区位变换的趋势；而且通过该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具有低工资优势而开放度较低的地区而言，加大该地区与其他具有高开放度地区之间的区际开放度，或者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其直接对外贸易的开放度，都有利于吸引产业进驻该地区。
六、结论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下建立两国三区域模型，对区域之间的工资和贸易自由度进行了差异化的设定，通过比较垄断竞争下最终品生产厂商在各个可能的生产区位的收益以及中间品生产厂商在各个可能的生产区位的收益，得出了最终品生产厂商和中间品生产厂商的区位变换条件。在本文模型中，企业在考虑是否选择某一区域作为生产区位时总是会面临运费与要素成本之间的权衡，低要素成本的区域往往有着相对较高的运费，而运费较低的区域则有着较高的要素成本。企业是否进行空间区位变换取决于区位变换带来的收益与成本能否使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影响该收益与成本的关键因素则是贸易自由度、区域内的要素成本等区位因素。整个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变化由区域间的经济规模相对大小、工资差异的相对大小以及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共同决定；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的相对大小对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起分配的作用。通过本文的产业空间区位演进系统，可以判定在不同的开放模式下产业空间区位变换的趋势。分析表明，对于具有低工资优势而开放度较低的地区而言，加大该地区与国内其他具有高开放度地区之间的区际开放度，或者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其直接对外贸易的开放度，都有利于吸引区外产业进驻该地区。因此，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和控制国家间以及区域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引导外商以及国内企业的区位演变，进而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因此，针对我国相对落后、对外开放相对迟缓的西部地区，本文有如下政策建议：（1）西部地区应当通过积极推动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消除区域间贸易壁垒等举措，优化其与沿海地区之间的贸易自由度，从而吸引国内东部沿海地区和境外的产业进入，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2）西部内陆可以通过进一步开发欧亚大陆桥、打通东南亚出海大通道等举措来开辟新的贸易路径，从而直接优化其对外贸易的自由度，进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并推动其产业结构升级；（3）西部内陆地区可以同时采取上述的两种举措，一方面优化对外贸易自由度以吸引FDI流入，另一方面积极扩大对内开放以优化内部贸易自由度。既吸引FDI流入，又可以通过垂直联系将FDI产业链条中的其它产业也吸引到西部内陆地区，以此形成产业链条的聚集，这无疑将会极大地推动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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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土地督察 划区分级 理论 青海省
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的建立是在2004年由国务院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文）正式提出的，2006年国务院又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2006]50号文），国家土地督察制度至此正式建立。经过六年多的研究探索以及不断实践，土地督察取得的成效斐然，已经逐步建立起以例行督察、土地管理形势分析报告、建设用地审批事项督察、专项督察、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督察、问责制督察、耕地保护政府负责人离任审计制度和土地巡察制度等为核心的土地督察业务，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土地督察体系。但由于当前土地督察人员少、资源保障不足以及不断严峻的土地管理形势等问题的存在，土地督察必须做到事半功倍，因此，如何搭建基础理论平台引导创新型督察方式的产生，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指导有效的土地督察新机制的建立具有积极而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结合国家土地督察西安局《青海省土地划区分级督察试点研究》项目，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土地利用区域理论、弹性理论、行政监督理论等，以及土地督察的权责，阐述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理论，以适应现实督察工作的需要，切实有效地提高督察工作的效率。
土地划区分级督察认知
（一）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的内涵
任何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首先取决于概念的提出与明晰。概念的界定是任何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特别是研究中所出现的尚未得到学术界一致认可的、理解存在偏差的以及为满足特定研究而需要的名词，对其概念的界定显得尤为重要。土地划区分级督察是对督察机制的一种创新型研究，关于其内涵国内外没有相关解释，根据青海省试点研究成果，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的内涵如下：
土地划区分级督察是指对督察区内的处于不同类型区和级别的单元实施差别化的土地督察方式。
土地督察类型区：按照地域分异规律，从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开发利用方向与途径的相似性、差异性角度，对督察区域内各单元进行归类，以区分监管类型区。
土地督察级别：依据土地督察工作要求，通过采集和处理与土地督察业务相关的各项指标，建立警戒度分等标准，对督察区域内各单元的警戒度进行评定，以明确单元级别。
（二）土地划区分级督察有关过程
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研究主要是在近三年土地督察工作成就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青海省试点经验，划区分级要根据督察省份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结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及政策，从土地督察的职责与职权出发，综合分析耕地保护、土地利用与调控、土地执法、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等影响因素以及新增建设用地规律，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结合自然状态、经济地理区位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采用模糊聚类法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进行土地督察划区分级，并提出差异化土地督察办法。结合青海省土地督察的实际情况，对督察权行使绩效的考核以及划区分级督察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从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考核办法，以期切实有效的提高土地督察效率。同时通过对预警指标的研究，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进一步选择合适的预警方法制定相应的预警模型，进行预警督察的研究，为督察的后续发展提供参考方向（见图1）。
土地划区分级督察基础理论
（一）土地利用区域理论
这里的土地利用区域理论不同于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等区位理论。它主要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研究的区域较大，不同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又有极大的不同，考虑到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扩大化的区位理论的指导意义显得有些不足，而区域理论的指导意义更强。土地利用区域理论强调的是不同区域的土地有不同的客观条件，也有不同的主观条件，进而带来不同的土地利用状况。它涉及的区域范围更为广阔，可以是一个县级城市区域，也可以是几个市级的区域之间，也可以是省域之内，侧重点在于不同区域土地利用状况不同，区域范围限制不大。督察划区也是根据区域土地不同的利用状况进行划区，划区的目的是进行差别化督察。
（二）弹性理论
在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的过程中，弹性理论主要强调的是一种动态的思想，一种协调的思想，一种多样性选择的思想。划区分级督察是在土地利用情况复杂、人员配备不足、督察效率不高的状态下产生的新的土地督察方法。针对复杂的土地利用状况，督察方式需要灵活调整体系和时序，构造弹性督察思路，落实行政自由裁量权。督察人员的不足需要土地督察部门根据划区分级的状况协调人员与资源的配置，针对不同的情况也需要有可变的应急机制，强调督察的弹性思想。同时，划区分级的结果要适时调整，对划区分级督察的过程和结果保留一定的弹性空间，以期达到科学合理的利用。
（三）行政监督理论
土地督察制度是一种行政监督制度，同时土地督察又属于一种专门性的特殊行政监督，因为它是建立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需求。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的研究过程中，应该以行政监督理论作指导。首先划区分级的成果应该有利于实现土地督察部门对相关政府部门用地情况的监督过程，包括督察的现势性以及有效性都应该得到提高；其次是划区分级督察的研究不仅要体现督察部门对政府部门的督察作用，还应该有效引入公众监督的形式，体现公民权利，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全方位土地督察。
（四）可持续发展理论
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的目的从近期来看，就是采取因地制宜的督察方式，监管好耕地，落实国家调控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行划区分级土地督察，能够缓解当前土地督察工作人员少、任务重的矛盾，有效防止土地违规违法，实现保障发展、保护资源的双重目的。从长远来看，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为协调土地供给和土地需求是土地资源持续利用的永恒主题，也是土地督察的目的之一。在土地督察的划区分级过程中，要遵循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理论需要明确督察范围内的土地资源状况，只有在对督察范围内的土地资源状况特别是不同区域的差异有了详细的了解之后，才能采用正确的方法对土地利用状况进行划区分级，根据土地供需形势和矛盾的不同，通过差别督察，推动差别管理和利用，各地各部门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思想认识要有一定的提高，高瞻远瞩的目光与对后代负责的态度是合理划区分级的必要思想准备。
土地划区分级督察创新理论体系
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理论体系具体来讲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宏观上倡导开放和嵌入思想，称之为开放式理论和嵌入式理论。
所谓开放式理论是指土地划区分级督察中应该放开传统的督察思维、督察理念、督察方法等的束缚，从督察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提高土地督察效率为目标，包括督察本身的效率和对督察客体行为监督的效率，为促进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目标的实现，采取更为科学合理的督察方式完成土地督察工作。国家的土地督察制度属于一种新生的制度，其理论体系和操作框架正在逐步完善当中，目前迫切需要创新体制机制，开放思想，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改善方式方法，区别对待，分清主次，提高督察效率，改善督察效果。
嵌入式理论简单来讲就是分级的成果应该在划区的成果中得到应用，分级不能完全独立于划区之外。由于划区分级督察特定目标的存在，区域土地分级的独立进行不仅会使相关的研究工作缺乏连续性，而且造成分区过程的实效意义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从督察部门应用划区分级督察成果的角度来看，划区与分级成果的有机结合也是现实工作的必然要求。
微观上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宏观理论的有效运用；二是根据阶段特点形成自己的指导理论。从涵盖的方面来讲，它主要包含督察类型区的划分以及督察警级的确定。
（一）督察类型区
青海省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研究中对于区域的划分采用的是聚类分析的方法。在选择划区因素的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得出初步的分区成果，然后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咨询相关专家学者对分区成果进行定性修正，得出最终的督察类型区。
首先从宏观上看，划区的方法较多，一般多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方法、聚类分析法、因素限制法、主导因素叠置法、专家评价法等，土地督察分区不是简单地按类似性进行归类。在划区方法的选择上需要开放思想，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摒弃传统分区方法，采用聚类分析法，才能够做到统筹考虑、全面分析，揭示出各区依法利用土地、耕地保护与土地执法力度的差异性，科学划分出土地督察类型区，分类指导各区土地督察工作。同时在划区的过程中，应该突破行政界线的限制，抛开行政管辖的影响，根据土地利用现状有选择地进行区域合并，减少大量地类图斑的操作对研究科学性以及成果实用性的影响。同时考虑不同区位对土地监管需求的不同，地类图斑的合并标准也应有所差异，从而最终利用土地利用类型的不同形成科学有效的分区。
其次在微观上，划区研究的过程应该注意突出可持续发展理论。划区因素的选取、划区方法的选择是根据科学研究的模式确定的，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确定的初步分区结果是科学研究的理性产物。但初步分区成果需要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征询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选择恰当的角度进行定性修正。修正的过程不仅要适应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土地督察工作的进行，同时也应该考虑资源、环境等的可持续发展。因为类型区的划分是督察部门今后工作的依据，合理的调整可以使区域土地资源配置能以督察的形式得以保障，从而体现督察业务的人文关怀，有益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证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二）督察警戒级
青海省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研究在分级上首先是根据不同地类选取不同的分级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形成以图斑为单元的土地督察级别图；然后再确定指标折算当量，计算县域单元级别的分值，从而建立以督察类型区为基础的县域土地督察级别图。
从宏观上看，督察警戒级的确定一是需要遵循嵌入式理论，即首先综合考虑项目区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土地利用因素等选取合适的指标，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形成以图斑为单元的督察级别成果；然后再确定指标折算当量，计算县域单元级别的分值，在督察类型区里形成督察级别成果，使得督察级别的划分有机结合到督察类型区的划分成果当中去，使得提高督察部门督察对象更为明确具体，切实提高督察效率，同时体现“严明勤廉，为国督察”的核心价值观。二是突出开放式理论，具体表现是这里的分级是对不同的地类采用了不同的分级指标。传统的分级方法一般都是对目标区域选取相同的影响因子，但在青海省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的研究中发现，青海省地域辽阔，但土地利用类型却有很大的地域性和差异性，所以指标体系采用了两层，第一层是土地利用类型，第二层是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对分级造成影响的特定因子。对于第二层指标来看，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中影响土地督察等级的因子肯定是不同的；对于第一层指标来看，因为分级最终是在形成的督察类型区中进行，而督察类型区的划分体现了不同区域的土地利用特征和方向，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同一督察类型区中对土地督察分级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对不同的类型区采用不同的分级指标表面上看加大了工作量，但实际上从实用性上看却是减少了工作量，提升了其科学性。尤其划区的过程中在开放式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整体性合并叠加，形成的土地利用图斑并不是很多，所以分级也更有了针对性。
从微观上看，督察警戒级的确定还应该遵循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思想。在分级指标因素的选取中，由于影响因素众多，尤其是针对不同的类型区还采用了不同的二级指标因子，因素的合理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是因子之间应该具有相对独立性，虽然真正独立的因素并不存在，但是因子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却是必须考虑的。其次是因子的选择过程中要剔除过多的定性指标，对于比较重要的定性指标也应该选取比较容易量化的，更多的采用定量指标，这样对项目的实际操作性是一种较好的支撑，便于形成科学的、具有可控性的操作体系，为以后项目的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三）预警督察
预警督察是指从青海省土地利用执行情况和土地督察情况出发，系统分析不同级别区域土地利用执行与督察现状及存在问题，通过相关分析选取土地督察预警警兆指标，明确警情、确定警度（巨警、重警、中警、轻警、无警），采用最优的数学方法建立土地督察预警模型，对不同级别区域土地督察警情进行预测，确定土地督察警情级别，警度预报，为土地督察决策提供依据。
土地督察预警与警情分级涉及很多因素，此前没有被研究过，其作用机制也不清楚，难以对各因素之间关系、结构作精确描述。因此在微观层面上，应该把土地督察作为一个系统，从灰色系统理论的角度看，土地督察可以视为一个“灰色”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部分信息是已知的，部分信息是未知的。从整个系统出发，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并确定其警戒线，将这些指标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趋势进行对比，并对现在的状况进行警情评价，根据警兆指标预报的警度，进而获得对策，即利用灰色预警方法对土地预警级别变化进行预测。
在预警指标选择的过程中，同样应该遵循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指导思想。因为在警情、警兆指标中，很多评价指标表现的很明显，但在数据的获取或是指标的量化过程中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甚至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确定方法。因此也需要更多的采用可以量化的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进行预警系统的建设。
另外，预警系统的建设应该遵循动态原理，同时预警模型的确立也要适应动态原理。因为预警是对将来一定时期内的土地利用情况进行预测报警，那么它就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所以指标的选取也应该有考虑到它的动态性，对于静态的指标就失去了意义。
（四）督察绩效
土地督察绩效是国家土地督察局及其工作人员从事土地督察活动所得到的劳动效果、社会效益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的比率关系。从本质上讲，督察绩效是一种特殊的投放与产出的比率关系，是由土地督察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综合反映。
通过对督察工作岗位的分析、工作流程的分析、绩效特征的分析、理论验证、要素调查，确定了督察权行使指标、督察效果指标、科研成果指标和督察成本指标等构建督察绩效考核体系。
从宏观层面来看，绩效考核体系指标的选取运用了嵌入式理论作为指导，根据划区、分级、预警的特点选取了有针对性的指标，是对前面工作的补充和检验。尤其是各指标层下的影响因子的选取，更是开放性的选用了对行政人员来说相对敏感的指标，能够更真实的体现督察的绩效，促进督察工作的有效进行。
从微观层面上看，绩效考核应该遵循横纵结合的思想。横向考核是指通过将与考核对象处于同一时期并具有相同性质的其他对象来与考核对象进行比较，且以此为基础来确定考核目标目前所处的状态。它包括同一个督察区片内处于同一督察级别的不同督察单元之间的比较；同一个督察区片内不同督察级别之间的比较；不同督察局之间条件相似地区的督察绩效比较。纵向考核的办法主要是在各评价尺度上进行绩效考核分值和时间的一个序列分析，它主要是指考核同一对象不同时期所处的状态，对同一对象进行一个时间序列上的评价。与划区分级督察相对应，纵向考核也可以在四个层面上来执行，分别是督察单元的纵向考核、各级的纵向考核、督察区的纵向考核和督察局范围内的纵向考核。
结论
本文以“青海省土地划区分级督察试点研究”项目为依托，简单介绍了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的基本概念及相关内容，重点研究了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的理论体系，包括开展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的基础支撑理论以及划区分级督察特有的理论体系。根据划区分级督察的特点以及实际需求，通过研究认为其新的理论体系主要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宏观上需要遵循开放式理论和嵌入式理论，微观上则是宏观理论的有效运用与阶段指导思想的有机结合。从督察类型区、督察警戒级、预警督察和督察绩效四个方面进行宏观微观理论分析，为划区分级督察研究的有效进行以及成果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支撑理论是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研究的基础，创新理论则是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研究的灵魂。基于成熟的理论搭建的理论平台可以有效指导土地划区分级督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也具有积极而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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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5；F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1001008
一、引言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说经济活动具有空间结构性这一特征，是我们研究现实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年猛 等，2012）。然而，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却被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忽视，这种研究不仅“在上一代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Krugman，1991a），而且难入主流。目前，已经声名鹊起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t把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理论分析的框架之中，探究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规律，解释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机制，并以此来分析和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规律与途径（安虎森，2009）。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经济地理学日趋成熟与完善，形成了许多理论模型。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论的引入，增强了新经济地理学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完善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阐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新”新经济地理学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和创新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创新方向。
二、 空间、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
1.缺失空间维度的主流经济学
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在现实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一直排斥关于空间经济的研究，至今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仍热衷于讲述没有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安虎森，2010）。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Blaug，1997）在《经济理论回顾》一书中指出：“18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先驱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 Steuart）、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 Smith）等，曾大量论述过关于区域与距离这个两位一体现象有关的空间经济模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关乎‘空间’的经济研究主题在1800年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文献当中几乎不见踪影；尽管古典区位论在19世纪兴起、成熟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排斥在外而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直到20世纪50年代，整个主流经济学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间维度的”。
虽然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空间维度，但诸如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一直研究并关注经济活动的空间特性，其中也产生了很多经典的空间分析范式。然而这些学科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常常假设经济活动的集聚体（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国经济学家约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并把这种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视作“黑箱”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无法对主流经济学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块状”特征非常普遍且无法回避，于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从“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生产要素禀赋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由HO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构成；另一方面是指技术外部性，也称为技术外溢或知识扩散。 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现象。但是，主流经济学这种外部性对集聚形成的内在机制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
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家们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长期缺失空间维度，关键是缺乏处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工具（Krugman，1995，1998a，1998b；Fujita et al，1999）。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家们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间问题的；同时，区位论等非主流的相关研究由于缺乏严谨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正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无能为力和非主流相关学科的研究不足，“空间”这一经济学“最后的前沿”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立足点。
2.新贸易理论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实际上是脱胎于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NTT）的，而与这两个领域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学家则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 K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的突出贡献在于：在国际贸易领域开创了新贸易理论和在经济活动区位分析方面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1979年，Krugman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一文中，使用DS模型构建了全新的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框架（Krugman，1979）。这篇论文不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也是导致国家或地区间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贸易理论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经济地理学的雏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内分析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的区位。1980年，Krugman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冰山成本”是美国经济学家Samuelson于1952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来描述由于贸易壁垒而产生的经济效率的损失。Krugman将其引入国际贸易研究中以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即一单位商品在到达目的地时会像“冰山”一样“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这部分就是运输成本。这种假设显然有利于Krugman数理模型的构建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这种“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也受到了一些反对者的批评。 假设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在进一步完善新贸易理论的同时，其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也称市场接近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同样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内容（Krugman，1980）。尽管新贸易理论蕴涵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但没有实现立足于消费者与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1991年Krugman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才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开篇之作（Krugman，1991a）。
因此，新贸易理论被经济学界誉为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奠定了诸多基础。Krugman创立的CP模型，也是在新贸易理论模型广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费者多样化、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等）的基础上，增加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和无运输成本等特征的农I部门以及工业企业和工人在地理空间上的无成本迁移而得出的。在Krugman创立新经济地理学之后，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学通过新的理论视角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即在给定生产要素国际分布的情况下，同时探讨不同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国际贸易理论）和这些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区位运行（经济地理学）的共同驱动力。
3.“新”新贸易理论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
《贸易对产业内的再分配和产业总生产率的影响》（Melitz，2003）一文一经发表就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掀起了以企业异质性为基本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NNTT）研究浪潮。NNTT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更加强调企业而不是行业的重要性，来理解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相比传统的贸易理论中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原理来解释产业间贸易以及新贸易理论中用规模收益递增原理来解释行业内贸易，“新”新贸易理论则是从更加微观角度――企业来解释国际贸易活动。NNTT模型揭示出国际贸易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同一产业内只有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国外市场，而效率低的企业只能被淘汰出国际市场，同时市场份额的再分配也会促使效率更高的企业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并最终会提升整体行业的生产效率。近年来，得益于微观企业统计数据获得的便利性，大量实证研究也验证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
因此，引入了企业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只研究产业层面而缺少企业层面的微观理论基础的缺陷，进一步增强了贸易理论对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解释力。随着新贸易理论稳步发展到“新”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也逐渐发展到“新”新经济地理学（‘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NNEG）。“新”新经济地理学仍然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但更强调企业、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和企业的集聚行为。更关注微观异质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经济地理学是对关注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和补充，在整个新经济地理学的体系中搭起了理论与现实的桥梁，而理论与实际的不符正是新经济地理学饱受批评的原因。
三、“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
1.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1）DS模型的出现和新贸易理论的创立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1977年，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创立的DS模型，为新经济地理学家们提供了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纳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从而新经济地理学得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DS模型设计精巧，涉及产业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等领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Dixit和Stiglitz（1977）通过假设商品效用函数的拟凹性和不变替代弹性以及差异化产品，保留企业在垄断竞争市场上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假定，构建了消费者消费多样化与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据原假设，在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产品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异性；消费者具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特征。对生产者来说，在市场规模和生产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产品的种类越少，市场竞争就越不激烈，厂商就越能利用规模经济进行一种产品的生产；对于消费者来说，由于多样化消费能促进效用的增加，因此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这样就产生了厂商偏向商品种类少样化而消费者偏好种类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在市场规模不变情况下，新厂商的自由进入最终导致市场均衡，厂商利润为零；然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生产者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促使产品的种类的增加和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即生产效率的提高）。DS模型暗含的“商品贸易促使市场规模扩大、规模经济有效利用以及消费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得到吸纳和应用，并最终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
（2）CP模型的创立与新经济地理学的批判性发展
Krugman（1991a，1991b）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译为“中心―模型”或“核心―边缘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和运输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决定，并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完全内生化。Krugman（1995）指出，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水平之间是非线性的，呈倒“U”型关系，即：在贸易自由度很低（即指运输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呈空间分散格局；随着贸易自由度开始提升（即运输成本开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径依赖”现象。 ，经济活动的区位不会很快发生改变；但是当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个特定的临界值时，会产生“突发性集聚”，经济活动会突然向某个区域集中并不断发生累积，并最终形成“中心―”（中心是工业区，是农业为主的区域）的空间结构。
CP模型的问世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断被Krugman本人及其他学者改善和补充。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 Baldwin）等人在《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对新经济地理学相关模型进行了总结（Baldwin et al，2003），主要有：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Martin et al，1995）、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 et al，2003）、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Baldwin，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GS模型）（Martin et al，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LS模型）（Baldwin et al，2001）、中心―边缘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CPVL模型）（Krugman et al，1995；Fujita et al，1999）、自由资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FCVL模型）（RobertNicoud，2002）、自由企业家垂直联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简称FEVL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赖“DCI框架”“DCI框架”是指以DS模型为基础，并采用不变替代效用函数（CES）和冰山运输成本假设（Iceberg transport cost）。 为基本特征。为摆脱“DCI框架”，尤其是“冰山运输成本假说”与F实的不符，经济学家奇安马可・奥塔维亚诺（G. Ottaviano）等建立了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LFC模型）和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LFE模型）（Ottaviano et al，1999；Ottaviano，2001；Ottaviano et al，2002），尝试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需求函数、线性运输成本和差别定价的框架来解析“中心―”现象。以“DCI框架”和线性函数为基本特征的两种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在经济关联（ELinkage）方面的理论体系，而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建立的关于知识关联（KLinkage）的模型（Fujita，2007），以及最近兴起的企业异质性的引入，使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向贴近现实世界的方向拓展，这种趋势也代表着未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方向。
（3）新经济地理学面临的挑战、微观异质性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新经济地理学只关注宏观异质性而缺乏微观基础是其饱受批评者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为新经济地理学解决微观基础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路。Baldwin和Okubo（2006）借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梅里兹（Melitz，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个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并开启了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经济地理研究潮流（杨开忠 等，2016）。2011年，Ottaviano首次将纳入企业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Ottaviano，2011）借鉴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5）等学者将引入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新贸易理论称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Ottaviano（2011）将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的新经济地理学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 。
“新”新经济地理学将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引入传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和市场规模的差异。当不同的企业面临区位选择时，效率低的企业为避免激烈的竞争而具有更强的动力远离区位优势较好的地区（Baldwin et al，2006）。因此，企业异质性可以作为额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况，贸易成本越大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过NNEG模型我们可以从竞争性企业供应产品的数量差异及生产效率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区位差异。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可以阐释横向产品差异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业生产效率差异可以阐释垂直产品差异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产品差异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也被译为产品特异性）是指企业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同质性或差异较小的产品，从而使消费者相信这些产品具有差异并产生偏好的不同。如果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扩大使得一个消费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个消费者效用的下降，这种产品差异就是横向的；若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的扩大使得所有消费者的效用都增加，这种产品差异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纵向的。产品差异性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经济学文献中。在区位类比分析中，根据具有不同特征的产品的相对数量，某一特定产品被认为定位于一个特定空间中，进而可以根据差异产品空间分布的特征来分析企业之间的区位差异。 。在“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横向产品差异化可以促进企业空间集中，垂直产品差异化则促进企业空间分散。从这方面来看，不同企业在效率上的异质性程度成为决定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一个微观因素。同时，对人异质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企业与劳动者异质性导致经济集聚的机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Duranton et al，2004）。
“新”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相比生产率低的企业，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具竞争力，因而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核心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避免竞争会离开核心区而定位于竞争并不激烈的边缘区域，这样就形成了存在“质”的差别的“核心―边缘”结构。很显然，这种空间结构与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同质化的空间结构是不相同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引入，激发了国外一些经济地理学家们的研究热情，出现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断补充和完善“新”新经济地理学。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业或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归结为以下三大效应：集聚效应，指由于企业的地理集中会产生知识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规模经济而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空间选择效应，指在竞争的作用下，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集聚在核心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布局在边缘区；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会主动选择在核心区（大市场区）工作（Baldwin et al，2006；Okubo et al，2010；Behrens et al，2014）。
总体而言，“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是探讨了微观异质性对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结论的影响，并为新经济地理学奠定了微观基础（Baldwin et al，2006，2009）；二是从企业和劳动者异质性出发重新探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微观机制（Behrens et al，2014）；三是在企业异质性假设条件下，探讨区域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福利变化的影响（Baldwin et al，2006，2009；Baldwin和Forslid，2010）。
2.“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学采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力求构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综合目前研究的成果，“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如前所述，无论是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还是“新”新贸易理论，DS框架都是其理论模型的基础分析框架。Fujita和Krugman（1999）也认为整个新经济地理学都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冰山贸易成本理论、特别动态演化和计算机模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初创立者也沿用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和Okubo（2006）在DS框架下探讨了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区位定位的空间选择与空间分类效应；法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贝伦斯等也在DS框架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Behrens et al，2014）。
（2）OTT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是由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等建立的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分析框架（Ottaviano et al，2002）。与DS框架相比，OTT框架一方面克服了DS框架下企业产品边际成本加成定价的缺陷，使得企业产品的最优定价策略随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用准线性效用函数替代CES（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使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以线性形式表示，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框架一经推出，就在贸易领域与新经济地理领域得到了大量的运用。其中，Melitz和Ottaviano（2008）采用OTT框架分析了市场规模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日本经济学家久保卓治等（Okubo et al，2010）也基于OTT框架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对其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
（3）BEKJ分析框架。BEKJ模型由Bernard、Eaton、Kortum和Jensen等建立（Bernard et al，2003）被看作是“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BEKJ模型仅仅关注Frenchet分布，而无法反映随机企业的比较优势，因此该分析框架无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新经济地理领域使用得都比较少。
四、“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及启示作为空间经济学的新方向（杨开忠等，2016），国外学者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已关注近十年，而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由于微观层面稻菘苫竦眯越喜睿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引进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李福柱，2011；颜银根，2013；陈光，2015；杨开忠 等，2016），仅有少数学者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微观主体异质性集聚验证（刘海洋 等，2015）和“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梁琦等，2012、2013；王文雯等，2015）等方面。同时，相关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
Krugman（2011）指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讨论的是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未来”，但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正当其时。实践应用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为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最新理论进展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平台（孙久文 等，2015）。而“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引进也为研究中国区域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我们应积极借鉴其最新研究视角和方法，结合中国经济实际，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研究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
首先，“新”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观思路。目前，中国存在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长期存在以及产业空间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借鉴“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企业生产率差异、劳动者素质差异等微观异质性角度，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路径。
其次，“新”新经济地理学为讨论和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由于引入了微观异质性，“新”新经济地理学为学者研究政府实施区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预测性和针对性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新规划”，深入探讨其原因、机制和效果等。
最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有价值的素材。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学者应扎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实践，从应用、模仿转向创新、突破，促进其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体来讲，目前的研究应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模型更大程度地与中国实际的地理空间结构、微观主体特征等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市场的“空间选择效应”、区域政策的“分类效应”，并注重实证检验方法以及企业效率来源识别方法的创新，让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更加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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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夏冬；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918；修回日期：20161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