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2 08: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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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区城乡卫生事业认真贯彻落实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城乡为重点的工作方针,以建立覆盖全区医疗卫生药物基本制度为目标,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为着力点,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府责任,坚持城乡统筹,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我区城乡卫生事业协调发展。
(四)公共卫生工作扎实推进,基本卫生服务均等化成效显著。区政府始终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工作方针,认真履行公共卫生职责,加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构建了区、乡、村三级防疫网络。一是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各医疗机构对发现的法定乙类传染病病例(如对麻诊、病毒性肝炎、肺结核等)及时报告。二是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区镇医院分别开设了肠道专科门诊,加强对外环境的监测,对报告的麻疹病人进行了个案调查。认真开展以甲流为重点的传染病防控工作,各乡镇卫生院按照甲流防控预案的整体要求设立了发热门诊室,购置了相应的仪器设备及医疗消毒药液,有效地防止了传染病的传播。三是计划免疫工作得到强化。区人民政府认真部署,强化责任,重视接种门诊达标建设,目前已有达标接种门诊6个,免疫工作有序推进。四是妇幼保健工作稳步推进。结合城乡降消项目的实施,区镇医院把孕产妇和儿童保健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不放松,切实开展产前健康检查和妇科病普查普治工作,建立了妇幼保健和孕产妇管理系统,为妇幼保健工作科学、规范、有序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五是强化职业病防治工作。加强对职业病防治知识的宣传,重点对制药、砖瓦、化工、有毒有害工种等重点企业负责人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培训,督促用人单位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制定和落实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开展对企业职业卫生的专项监督检查和整治,今年,对全区有毒有害行业生产企业职业卫生开展了专项整治,加大了对造成职业中毒的有关责任单位和个人的处罚。六是开展城区和城镇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加强对精神病及慢性病人的救治和管理。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服务中心对辖区内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进行健康体检服务,并对精神病及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筛查,建立了一病一卡一上报制度,适时开展家庭随访。
二、我区城乡卫生事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二)宣传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随着城乡医疗体制的改革,政府出台了很多惠民政策,如不加大宣传力度,群众难以知晓,结果惠民就会不到民。调研中了解到,部分边远山区群众对新农合政策还不够了解,只知道乡村干部在收钱,对医院药品实行零差额、农村妇女住院分娩实行全免费、医院药物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网上采购的知晓率就更低了,这些都影响着民生工程的落实,更影响了城区卫生事业的发展。
(三)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经费筹集难。一是相当部分农民认为自己身体很健康,没有生病,缴了也是打水漂,有的认为自己已参加了企业的保险或学生保险或其他商业保险,所以不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二是有的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工作不扎实,缺乏与农户沟通。有的没有主动上门,而是等待群众上门缴纳,不注意协调合作医疗服务、管理与农民的利益关系。三是由于宣传不到位,大部分群众对从个人账户过渡到门诊统筹理解不够,加之每年的个人缴费都有所增加,有种不信任感。
(五)村级卫生室的监管工作需进一步加强。由于村医素质的参差不齐,乡镇新农合管理能力跟不上,加上天高皇帝远,他们在从事医疗卫生工作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问题。调研中发现,存在过期药品、新农合医报补缺乏真实性、缺乏基本医疗急救设备等。
三、我区城乡卫生事业发展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一是加大城乡医疗卫生事业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宣传,进一步加强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宣传,加强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药物网上采购和零差率政策的宣传,加强大病救助政策的宣传,加强降消项目政策的宣传。二是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切实加强《食品安全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的宣传。三是加强健康教育的宣传。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政策法律的知晓度,不断增强经营者遵章守法的自觉性,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
(二)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针对全区医疗机构严重有编缺员实际,特别是边远乡镇卫生院。一是加大留住人才力度,做到感情上留人、待遇上留人、事业上留人。二是加大引进人才力度,到大专院校招录大中专毕业生到我区各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三是深化医疗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绩效工资制度,制定优惠政策,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使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四是加大技术培训力度,提升医务人员业务能力。
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县的重点过程项目建设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县委政府重视,项目工作主动,重点比较突出,建设成效明显。
(一)县委政府重视。县委、县政府始终把项目工作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要引擎和支撑点来抓,确立了抓发展就要抓项目、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理念,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经常抓,职能部门重点抓。各单位抓项目、用项目推进工作积聚后劲的意识增强,重点工程项目推进较为顺利,基本实现了“五个一批”工作目标,即争取到位了一批项目,前期完成了一批项目,开工建设了一批项目,加快推进了一批项目,竣工验收了一批项目。
(二)项目工作主动。年,全县计划上争项目105个,计划上争资金31亿元。从初步调查情况看,目前全县申报的105个项目中已经陆续有项目争取到位,主要有:产粮大县、廉租房、县城老城区管网改造、中峰集镇供水、农村饮水安全、山洪灾害防治、财政扶贫资金、烟草产业设施等等。应当说,目前全县的项目争取总体形势较好,实现全年争取项目资金12.5亿元的目标,也应该是有基础的。
(三)重点比较突出。年初,县委、县政府确定了50个重点建设项目,即十大工业项目、十大商贸项目、十大基础设施项目、十大民生项目和十大生态建设项目。从初步了解的情况看,这些项目总体推进形势良好,目前已开工的项目有28个,少数项目已完工或完成主体工程,未开工的项目也在加紧开展前期工作、积极落实开工条件。
(四)建设成效明显。工业项目中,金铜岭科技工业园已完成实物调查,创艺公司清洁生产线及废水处理工程已经完工,白沙电站大坝填筑已超过脱险高程,鄂坪电站第三台机组已竣工投产;商贸项目中,绿谷农业开发项目正在做施工设计,竹溪商城及配送中心已进入报建程序,偏头山森林公园和关垭长城遗址均在建设之中;基础设施项目中,水天路路面已完成主体工程,竹溪河橡皮坝土建工程已完工,竹溪河防洪堤水坪段综合整治已完工70%,西关街改造已完成摸底调查、正在组织招标;民生项目中,校安工程已完工过半、教师周转宿舍已全部进入主体工程建设,职教中心及实训基地已全面完工,中医院住院楼已完成主体封顶、正在进行室内装修;生态项目中,石漠化治理实施方案已通过评审、正在编制年度初步设计,2万亩油茶和1万亩核桃基地建设已完工。
二、全县重点工程项目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后续任务艰巨。工程项目建设进展不够平衡,存在“三个不多、三少”的问题,即已开工的项目中,进度快的不多,竣工验收的少;未开工的项目中,已完成前期准备的不多,能马上开工的项目少;上争项目中已立项批复的不多,能够及时到位资金的少。
(二)建设环境不优。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项目征地拆迁矛盾十分突出,土地已成为项目建设的最大瓶颈;二是施工环境不优,阻碍施工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工程进度;三是部门服务项目建设承诺事项与实际践诺之间差距较大,不少项目投资建设者兴冲冲而来,灰溜溜而去;四是建筑行业不规范,小公司采取“围标”的方式承建大工程,低进高出,先以低价把工程揽下来,再通过拖延工期的办法要求追加工程造价。从而造成了外面的建筑公司进不来、本县的建筑单位建不好的尴尬局面。
(三)缺乏重大项目。目前,全县在建的工程项目中,还没有块头大、带动力强、辐射范围广的大项目、大工程,尤其是产业发展缺乏大的投资项目支撑,完成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十分艰难。
(四)工程推进缓慢。我们视察的几个重点工程建设,一个共性问题就是建设进度缓慢,与时间进度要求甚远。橡皮坝工程自年月动工,已历时15个月,还没有完工;竹溪河防洪堤水坪段建设于月开工,在主汛期来临之际仅完成工程总量的70%,若遇去年类似的洪灾,整个工程将毁于一旦;中医院迁建工程自年月开工建设,住院楼于年月动工,目前住院楼建设仅仅完成主体工程,门诊楼、药剂楼、医技楼还在规划之中。
三、关于全县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建议意见
(一)协力抓好工程项目建设。全县上下要合力推进项目建设,各级领导要集中精力,勇于担当,亲力亲为,上争项目,推进项目,落实项目;各部门要各司其职,推行保姆式服务,做好审批服务和环境服务,把项目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做到一切为了项目建设,真正形成全民抓项目的浓厚氛围。
(二)全力做好项目争取工作。进一步加大重点项目的上争和招商引资工作力度,促进大的项目落地,确保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的实现和今后投资的持续稳定增长;下半年,建议县委、县政府年内至少组织一次项目集中攻关争取活动,争取今年的项目足额到位,明年的项目早安排。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紧紧围绕全县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建设、工农对接的产业建设、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经济建设等重点,想方设法找项目,规划论证大项目,齐心协力争项目,集中力量和资金,确保一批新的重点工程大项目进入国家、省项目规划的笼子,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的项目支撑。
(一)城市化发展给农村带来了许多有利的影响:(1)有助于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工业化使城市化获得持续推进的动力。(2)提高乡村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二)然而,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也给农村带来许多问题:(1)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2)弃耕抛荒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粮食进口率逐渐增高,使得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存在很大的隐患。
因此,了解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的冲击和影响对国家的稳定快速发展很有必要。
长安区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城区距西安市中心8.7公里,总面积1583平方公里,耕地90.4万亩。现辖10个乡镇、15个街办,671个行政村。随着西安城市化进程加快,西安发展重心南移,越来越多的村子由农转城,又由于各大高校和部分企业外迁,在长安区建起了大学城、工厂等,对当地村民影响很大。长安区可谓是受城市化发展影响的典型地区。
二、调查数据
通过走访调查长安区部分行政村,并根据人口和耕地等数据特征将其进行了如下分类:
(一)“空心村”。斗门镇张旺渠村五年前人口为2600人,六十岁以上老人290人,占总人口的11.2%,十岁以下儿童:400人,占总人口的15.4%.耕地面积约2700亩,2014年常住人口3100,六十岁以上老人有490人,占总人口的15.8%,十岁以下儿童500人,占总人口的16.1%,耕地面积:2200亩。
鸣犊镇师一村五年前常住人口 1285人,60岁以上 151人,占总人口的11.7%,10岁以下儿童 86人,占总人口的6.7%,耕地面积876.4亩。2014年常住人口 1301人,60岁以上 140人,占总人口的10.8%,10岁以下 81人,占总人口的6.2%,耕地面积872亩。
炮里乡上塬村总人口834人,耕地面积1110亩,60岁上76人,占总人口的7.2%,留守儿童23人,占总人口的2.8%.
(二)城镇化。郭杜街道杜回村地处西安南郊,毗邻长安区政府,位于大学城中心地段,周围有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多个院校,2002年左右,因大学城的建设要求,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北村村民基本无耕地,南村村民有少量耕地,2014年因新的建设要求,南村耕地亦被征用,现基本无耕地,该村现有2591人,儿童475人,约占总人口的18%,老年464人,约占总人口的19%.
郭杜街道南新村五年前常住人口1215人,老人179,约占总人口的14.7%,留守儿童8人,占总人口的0.6%,无耕地面积。2014年常住人口1396人,六十岁以上老人221人,约占总人口的15.8%,留守儿童25人,占总人口的1.8%,无耕地面积。
王曲镇中甘村2014年全村600多人口中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占全村人口的12.42%,留守儿童约占全村人口的5.4%,耕地面积约为2000亩左右。2014年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比之2013增加50人,留守儿童减少10人左右,耕地面积极大地减少,分别用于宅基地的建设和工厂的建设。
三、分析总结
分析数据我们可以得出:
(一)对于“空心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青年进城务工,多数人无法携带子女,致使许多农村儿童远离父母,成为“留守儿童”。农村老人根本无力胜任“留守儿童”的教育任务,使得“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环节严重缺失,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和身心健康。
(二)对于那些距离市区较近的村子,城镇化的趋势是必然的,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从而引起了城市规模的扩大,造成耕地的非农化,使耕地面积减少。在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意味着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而且意味着城市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大。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也对土地的需求特别是对耕地的占用急剧膨胀,造成耕地数量的减少。
(三)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同时也伴随着出现了农村空巢老年化。随着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村空巢老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将会持续上升。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将从隐性转为显性。因此,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之一。
中图分类号 X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05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10
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2009年3月3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呈增大趋势,但是环境支持系统在可持续发展各个支持系统中的能力相对较低[1],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共同的《2006年环境绩效排名》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的环境绩效指数排名在133个国家中居第94位,环境问题可能是中国崛起中最大的变数[2]。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指出:环境问题最好是在全体有关市民的参与下,促进和鼓励公众意识和参与[3],显示了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水平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性。对公众环境意识的研究能较好的反映公众环境意识的水平。以1998年我国首次全国规模的环境意识调查报告《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4]、2001年“联合利华杯公众环境意识调查”[5]、2005年首个环保指数《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5年度报告》[6]、中国环境意识项目主办的《2007 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7]为代表的全国性环境调查,反映了过去10年来对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研究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8-9],调查的社会参与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这些调查之间呈现出持续性与互补性不足的特征,并且缺少对环境变化现象与深层背景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缺少对时间序列的动态分析以及趋势预测。为此,本文在已有调查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以提高已有资源的利用价值,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管理政策提供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文以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2001年“联合利华杯公众环境意识调查”、《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5-2007)》、《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为基础进行分析,其样本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个年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见表1)。
1.2 方法
以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为基础, 选取报告内容中较为关注的3个方面,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变化;以上述各个年份调查报告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公众环境意识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特征及原因,并对未来环境意识的变化进行趋势分析。
2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分析
2.1 公众的环保意识
对于公众的环保意识,选取环保知识和环保态度两个方面进行衡量。对于环保知识,以1998年调查中13个环保知识题目的人均得分和2007年调查中对7个环境科学知识基本概念的认知度进行衡量。
1998年调查中环境知识方面的人均得分2.8分,换作百分制,则人均得分仅为21.54分,表明当时的公众环境知识水平尚处于相当低的层次。2007年调查中环境保护的认知方面,81.5%的公众听过至少1项有关环境保护的概念,但是当进一步询问时,仅有10%的公众能够正确阐明其确切含义,表明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认知程度总体呈现高知晓率和低正确率的特征,公众对于环境保护认知的实际知晓率偏低。
总体上看,相隔近10年,我国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有所提高,且呈现出随年龄上升而下降、随受教育程度上升而上升的趋势。同时,两个时期的调查数据均显示出城市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高于农村公众,且有城乡差距增大的趋势(见图1)。有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每百户彩色电视机的拥有量差距从1998年的9.2台增大到2007年的43.3台,城乡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差距从1998年的339.98元增大到2007年的1022.88元[10],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城乡居民环境知识的获取产生影响。
对于环保态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对于环境问题责任主体的认识和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衡量。两次调查表明,相隔近10年,公众依然认为政府和企业应对环境问题负有重要责任(见图2),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监督职责和企业社会职责的要求。而对于环境问题产生的首要原因则归咎于公众的环保意识差,显然“谁破坏,谁负责”的环保责任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在各类社会问题中,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从1998年的第5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重视程度略有提高,但是环境问题仍未成为公众最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相隔近10年,公众认为我国环境问题严重的比例升高了20.7%(见图3),公众最关注的具体环境问题也有所变化(1998年:水污染、大气污染、植被破坏。2007年:生活垃圾污染、耕地减少、大气污染)。其中城乡居民对于具体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存在一定差异,1998年城市居民最关注大气污染,农村居民最关注水污染,且城乡居民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差别不大;2007年城乡居民都把生活垃圾污染放在了首要位置,城市居民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高于农村居民。
统计资料表明,近10年我国工业“三废”的综合利用率逐年增加,其中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相对较高,2001-2008年均高于80%,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污染问题,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对于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生活垃圾的年产生量约为3.7 亿t,其中城市生活垃圾的年产量约为1.7亿t,并正在以每年10%左右的速率增长[11-12],特大城市的垃圾增长率甚至高达20%[13],而我国每年的生活垃圾清运量最高仅为1.5亿t左右,且无害化处理率仅为60%左右,低于国际通用标准的无害化处理率,因此导致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垃圾问题日益严重,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
2.2 公众的环保行为
在环保行为方面,以1998年调查中公众参与5项环保活动的程度(低度参与、高度参与、具体活动)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的环保经历(主要环保经历、主动性环保经历、具体活动)来衡量。
1998年公众低度、高度参与环保活动的比例分别为65.9%和8.3%,以具体活动为例,当工厂噪音影响个人生活时,选择进行交涉的比例为43.9%,为环境问题投诉、上访的比例为4%。
2007年接收有关环保的电视节目和纪录片(82.9%)、报刊(47.3%)等大众传媒信息成为公众最主要的环保经历,参加环保公益活动(占18.1%)、环保宣传(占4.2%)、成为民间环保组织成员(占2.1%)等主动性环保经历不足,12.9%的人没有任何环保经历。以具体活动为例,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能够予以制止或劝阻比例为37.1%,为环境问题投诉、上访的比例为1.6%。
相隔近10年,公众的环保参与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主动性环保参与水平有所降低,能获得显而易见的眼前利益是公众参与环保活动最直接的动力,也是造成环保行为滞后的重要原因。另外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越高,受教育程度与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之间呈现线形相关关系。
2.3 公众的环保满意度
在环保满意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对于本地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和环保工作的满意程度来衡量。
相隔近10年,公众依然认为本地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不够,企业忽视环保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而消费快速增长、人口增长过快、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等客观因素被认为是次要原因(见表2),表明环境与经济的矛盾并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大多数公众认为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相隔近10年,公众对于国家环保政策法规和环保宣传教育的满意程度上升较快,对于企业环保自觉性的满意程度下降较快。数据显示,近10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逐年增加,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强化,而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水平仅为31分,总体水平较低,企业的环境责任在各类社会责任中的水平相对最低[14],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
3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特征及原因
3.1 变化特征
以上述调查报告的数据为基础,参考2005年和2007年环保民生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建立公众环境意识评价指标体系。由于数据的局限性,选取其中代表性的题目组成三级指标,个别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通过专家打分法修改部分权重(见表3),采用综合评估法计算平均分值,计算公式如下:
可见,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环保意识呈现N形上升趋势,环保满意度呈现U形上升趋势,环保行为则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以2006年为结点划分为两个阶段:1998-2006年,环保意识的提高是环境意识总体水平提高的主导因素,环保满意度则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其中2001年公众对于空气、水环境问题的满意度较低是环保满意度偏低的主要原因。2006-2007年,环保意识和环保满意度的提高是环境意识总体水平提高的主导因素,环保行为则成为环境意识总体水平能否稳步提高的关键。
3.2 原因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被归纳为倒U形关系、同步关系、U形关系和 N形关系[15]。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是由于环境意识的发展受到经济、政治、环境、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对比国内外,美国环境意识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了快速觉醒-顶峰-下降-反冲-繁荣的阶段,其中环境意识的上升期基本上就是美国经济的繁荣时期[16]。在奥地利,公民有强烈环保意识的比例从1990-1997年下降了9%,这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状况的改善使公众的环保满意度增强,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的日益严峻降低了公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度。在我国公众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1999-2005年公众对于环境保护关注度的比例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是因为下岗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改革等问题的日益严峻更为引人关注,尤其是下岗就业问题在上述7年中有6年位居首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2006-2008年,环境保护首次连续3年位列热点问题的前3名,环境保护的关注度有所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公众的环保行为总体水平偏低,是由于我国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起步较晚所造成的。美国在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中就最早确立了公众参与原则;在中国,首部环保领域中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文件是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从立法角度看,我国公众参与环保活动较美国晚了近40年。起步较晚导致了我国公众参与的能力和机会不足[17],环保行为总体水平偏低。同时由于行为本身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并随个体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过去10年我国公众的环保行为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这与消费和能源的发展趋势相吻合,“生态文明”的提出从国家层面上将环境保护从行为实践提高到理论和伦理的高度。
4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趋势分析
利用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分析,得出最佳的拟合方程为y=2E-16e0.0198x。经方差分析、回归系数的t检验表明回归模型成立(R2 = 0.9791>0.8,显著性检验P=0.0017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环保参与水平和公众对国家环保政策法规和宣传教育的满意程度有所提高。
(2)环境意识各方面的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其中环保行为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是未来环境意识总体水平能否稳步提高的关键。
(3)未来公众环境意识总体水平将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 2008-2017年进入快速上升阶段,2019年达到较高的稳定水平。
5.2 建议
(1)加强环境认知教育,明确环境变化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严峻影响和挑战,中老年、农村和低教育群体是未来环境普及教育的重点。
(2)激发公众的环保责任意识,深入挖掘企业的环保积极性,使他们通过技术创新等有效途径提升企业形象,积极履行相应的环境责任。
(3)加大环境保护的工作力度,重点集中在生活垃圾污染治理,提高生活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水平,鼓励城市公众进行垃圾分类和绿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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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781.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1(c)-0111-04
Survey of dental caries on the old people in Beijing City
ZHAO Mei ZHANG Hui CHEN Wei WANG Peng HAN Yongcheng
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Dentistry, Beijing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Affiliate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ental caries status of the elderly aged 65-74 years in Beijing City, an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the oral health service. Methods An equal-sized stratified multi-stage randomly sampling design was used in Beijing City. Oral examinations of dental caries were performed on people who aged from 65 to 74. SPSS 13.0 software was appli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5208 old people were examed. The caries prevalence was 69.16%, which in the urban area (70.68%)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ural area (65.78%) (P < 0.01). The caries prevalence of the female (71.9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ale (66.93%) (P < 0.01). The DFT was 2.85, which in urban area (2.96)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ural area (2.62) (P < 0.01). Considering the sexual difference, the DFT of the female (3.0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male (2.67) (P < 0.01). The dental caries filling rate was only 29.97%, which in the urban area (33.69%)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ural area (20.59%) (P < 0.01). Conclusion The caries prevalence of the old people in Beijing City is still very high, but the filling rate is very low.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n caries prevalence, DFT and the filling rate between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area. More effective prevention should be taken in the rural area.
[Key words] Caries; Root caries; Oral epidemiology survey; Old people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寿命普遍延长,老年健康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北京市已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关注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成为口腔医疗服务的主体内容之一。由于口腔疾病的进展性和累加性,老年人对口腔保健有其特殊的需求。然而,老年人群往往比其他人群难以获得口腔卫生保健服务。进行老年口腔保健的前提是有效的疾病监控[1]。为了调查北京市城乡老年人群的口腔健康状况,了解龋病的患病趋势,为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提供最新信息,2010年北京市牙防所组织16区县牙防机构的口腔专业人员对全市65~74岁老年人进行了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现将北京市该人群恒牙患龋状况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北京市16个区县城乡65~74岁常住人口,调查时间为2010年9~11月。
1.2 抽样方法
遵循经济有效的原则,采用多阶段分层等容量随机抽样方法。本次调查的抽样设计,以区县为单位,按经济水平和人口规模高低分为三层,每层随机抽取一个街道或乡镇。每个样本街道或乡镇随机抽取2个居委会或村委会作为调查点,每个调查点抽取60人(男女各半)。
1.3 样本量
本次调查共收集有效样本量5208人,其中城市3595人,农村1613人,男2572人,女2636人。
1.4 检查项目
一般项目:姓名、性别、户口类型、出生日期等。 健康状况项目:恒牙冠龋及根龋。
1.5 调查标准
口腔检查在人工光源下,以视诊结合探诊的方法进行。检查器械包括平面口镜和CPI探针。龋病检查标准参照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方案中龋病的诊断标准[2]。
冠龋:牙齿的窝沟点隙或光滑面有明显的龋洞、或明显的釉质下破坏、或明确的可探及软化洞底或洞壁的病损记为龋齿。使用CPI探针来证实咬合面、颊舌面视诊所判断的龋坏,若有任何疑问,不能记为龋齿。
根龋:进行根龋检查时首先要判断牙根是否暴露,其标志是釉牙骨质界暴露。牙根已暴露,用CPI探针探及根面有软或皮革样感觉的病损记为根龋。一个龋损同时累及冠部和根面则分别记录为冠龋和根龋。
1.6 质量控制
检查者均为口腔专业人员,具有3年以上口腔临床工作经验。现场调查进行前,检查者由北京市口腔流调技术指导小组统一培训并考核,经标准一致性检验合格(Kappa值达到0.6以上)。调查现场的检查条件一致,使用统一配置的CPI探针。调查过程中,安排5%受检者接受另一名检查者的复查。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冠龋状况
如表1、2所示,5208名受检者中,冠龋患龋率为67.09%,城市为67.96%,农村为65.16%,经统计学检验城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946,P < 0.05),城市高于农村;男性患龋率为64.31%,女性患龋率为69.80%,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17.802,P < 0.01),女性显著高于男性。冠龋龋均为2.57,其中城市为2.61,农村为2.49,城乡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274,P > 0.05);男性龋均2.35,女性龋均2.79,女性高于男性,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t = 4.892,P < 0.01)。冠龋充填率为34.81%,其中城市为39.42%,农村为24.02%,经统计学检验城乡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294.166,P < 0.01),城市老年人充填率显著高于农村。
表2 北京市65~74岁人群恒牙冠龋患龋情况[n(%)]
注:D:患龋未充填;F:因龋已充填;DF:患龋及因龋充填
2.2 根龋状况
如表3、4所示,5208名受检者中,根龋患龋率为23.71%,其中城市为24.65%,农村为21.64%,城市高于农村,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71,P < 0.05);男性患龋率为22.74%,女性患龋率为24.66%,男女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635,P > 0.05)。根龋龋均为0.63,其中城市为0.69,农村为0.49,城市高于农村,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t = 4.547,P < 0.01);男性龋均为0.66,女性龋均为0.60,男女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149,P > 0.05)。根龋充填率为18.01%,其中城市为21.70%,农村为6.35%,城市高于农村,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95.324,P < 0.01)。
2.3 冠根合计情况
如表5、6所示,5208名受检者中,患龋率为69.16%,其中城市为70.68%,农村为65.78%,城市高于农村,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12.552,P < 0.01);男性患龋率为66.33%,女性患龋率为71.93%,女性高于男性,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19.124,P < 0.01)。龋均为2.85,其中城市为2.96,农村为2.62,城市高于农村,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t = 3.360,P < 0.01);男性龋均为2.67,女性龋均为3.03,女性高于男性,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t = 3.760,P < 0.01)。充填率为29.97%,其中城市为33.69%,农村为20.59%,城市高于农村,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χ2=246.939,P < 0.01)。城乡各区县患龋率、龋均、充填率情况详见表7,其中,东城、西城等城区充填率高,延庆、门头沟等远郊区充填率低。
3 讨论
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是研究口腔疾病在人群中发生的分布规律,以及制定疾病防治策略的重要手段。自1983年起,全国大约每十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此次北京市口腔流行病学调查距2005年第3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已有5年之久,此次调查对象是从北京市16个区县随机抽取,样本含量涉及范围比前3次全国流行病调查更为广泛,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北京市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状况和牙病防治工作情况。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医疗水平的提高,北京市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状况也有了新的变化。本次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北京市65~74岁人群患龋率为69.16%,龋均为2.85,与2005年北京市同龄人群调查结果[3](患龋率为66.03%,龋均为2.37)比较,65~74岁老年人患龋率和龋均二者均有上升趋势,提示北京市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此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北京市老年人患龋率、龋均、根龋患龋率、根龋龋均、冠龋患龋率城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城市高于农村,与2005年流行病调查结果一致,符合发展中国家龋病流行病学特征[4]。这可能与城乡居民的饮食习惯差异等因素有关,如城市居民糖的消耗量及吃甜食频率较高,食物加工较细[5]。提示还要继续开展切实有效的口腔健康促进项目,加强对城市居民的口腔健康教育,使其掌握口腔健康知识,主动采取有利于口腔健康的行为,提高自我口腔保健意识和防病能力。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北京市老年人根龋患龋率为23.71%,龋均为0.63。这与2005年流行病学调查结果[3](北京市老年人根龋患龋率26.39%,龋均0.46)相比,患龋率有所下降,但龋均上升。说明老年人根龋问题仍然严重,未得到很好控制。分析原因,可能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牙龈退缩发生率增加,或由于牙间隙暴露、口腔卫生差、食物嵌塞等原因,菌斑易附着于釉牙骨质界及根面,导致牙骨质脱矿、软化,发生根面龋[6]。此外,老年人缺失牙多,活动义齿与基牙间食物嵌塞,也会致使根龋的患病率增加[7]。应该针对这些发病特点,加强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教育,提高他们的自我保健意识和日常保健能力,使其保持良好口腔卫生,预防根龋的发生。
与2010年北京市老年人龋齿充填率(29.97%)相比,2005年(23.88%[3])有大幅度提高,尤其是根龋的充填率。其中,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城区充填率在45%~52%。这些与北京市政府近年来两次将口腔保健纳入政府实事,如为低保全口无牙老人免费镶牙、市卫生局出台了生命全周期口腔保健等举措,有密切的关系。此次调查显示,城区老年人龋齿充填率明显高于农村,这一点与辽宁[8]、湖北[9]省市基本一致,表明农村地区老年人大部分龋齿未得到有效治疗[10]。从口腔疾病的危险因素来分析,城乡口腔健康状况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口腔卫生习惯、就医行为、知识态度、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习惯(主要是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农村相对城市而言,经济比较落后、卫生资源匮乏、人们缺乏口腔健康知识和自我保健能力[11]。针对城乡老年人患龋状况和治疗水平存在的差异,提示今后要合理配置城乡医疗资源,均衡发展城乡经济水平和口腔医疗资源分布,加强对农村基层口腔专业人员的培训,积极开展社区口腔卫生服务,预防口腔疾病,提高龋齿充填率,切实提高老年人群口腔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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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能忘,小提案引出大工程。××是高氟区,从上世纪60年代初,历届政府就组织除氟改水,但由于条件所限,氟患一直没有根除。2006年,我和其它几位委员联名提出《关于解决北部西部农村饮用安全水的建议》,得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并采纳,市政府分两期工程、用两年时间,彻底解决了这一困扰干部群众多年的大问题,从而使54万氟区群众告别祖祖辈辈饮用高氟水的历史,群众称赞这一工程是“办在心坎上的民心工程”。这只是办理的众多提案中的一件,像《关于治理小康河的建议》、《关于搞好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建议》等一大批涉及民生问题的提案,都办得情真意切,成果丰硕。近年来,××的水清了、天蓝了、楼高了、人美了,无不凝聚着人民政协与党委政府荣辱与共、共铸辉煌的心血。
怎能忘,委员爱心大奉献。1997年9月6日,市政协驻××镇的13名委员,集体向城南中学的15名贫困学生伸出援助之手,将8000元现金和1000余册图书,郑重地送到这些孩子手上,从而开启了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报效祖国的帷幕。如今这些孩子早已成才,有的考入名牌大学,而“爱心行动”仍在继续。5·12汶川大地震,广大委员闻讯慷慨解囊,捐款捐物,义务献血。据我所知,全体委员共捐献538万元,占全市捐款数额的近三分之一。那些日子,我有幸参加了政协的募捐活动,一笔笔善款,一件件捐资,一幕幕大爱无疆的感人场面,催人泪下。
加快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农村工作的首要问题和中心任务,也是农业、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我县农民收入状况如何,影响农民增收的症结何在?20**年**月份,对所在地的农村农民收入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调查采取听汇报、入户调查和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对农民收入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并形成调查报告。
一、农户收入的现状
本次共走访调查农户52户,其中,纯农业户38户;亦工亦农户7户;以农为主,农闲时兼营服务等三产业的4户;纯经商办企业的3户。其中,2009年度家庭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3户;1万元(含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8户;2万元(含)以上,3万元以下21户;3万元(含)以上,5万元以下17户;5万元(含)以上3户。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农民家庭收入还很低,加上生产、生活支出不断增加,农业结构调整成效尚未充分显现,农村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农民创业意识和技能薄弱等,使得农民在短期内增收还很困难。
二、农户收入状况分析
在调查前,笔者曾到当地政府统计部门进行了相关情况的了解,2009年该镇上报的农民人均纯收入4725元,比上年增幅15%。在此次调查的52户中,总人口213人,其中,劳力131人,在所调查的劳力中,外出务工106人。在农户的收入构成中,来源于一产业的收入716元;来源于二产业(含外出务工)的收入2187元;来源于第三产业的收入1822元,分别占总收入的15.2%、46.3%和38.5%。从收入构成可以看出,农民来源于一产收入较少,来源于二三产业的收入较多,尤其是外出务工收入占总比例最高。而一产收入中,退耕还林收入占70%以上,真正纯农业收入更低。
通过以上分析,目前,我家乡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是靠外出务工收入,从调查出的外出务工人数占总劳力人数近81%的比率来说也是如此;其次是经商办企业的收入,单靠农业生产生活将十分困难。分析当前农户家庭经济收入低,增收困难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农民绝对收入水平较低。虽然被调查的52农户中,年收入2万元以上的占大多数,但近年来农村家庭开支逐年加大,尤其是教育、住房等到方面支出更大,致使被调查的约70%以上的农户全年没有结余,稍有变故就得负债。
(2)增收速度缓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过去的情况比速度大大降低。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的前6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在14%~20%之间。而1997年以来平均只有4%。二是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比差距很大。按照到 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要达到3000美元的目标要求,农村人均收入每年的增长率要达到12.2%,同这个要求相比,实际发展速度要低得多。
(3)城乡差距加大。近几年来,尽管国家相继出台一些有利政策,农民增收速度可以超过5%,但是仍然落后于城镇居民,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
(4)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之间农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较大,并且这种差距没有缩小的趋势。据我了解,我家乡安徽省巢湖市在全国农村所处位次还较高,农民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内陆地区农民收入更低。
造成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农民整体素质还不高,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突出表现为文化素质较低。据调查分析,农民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约占6%左右,初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右,高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右。
(2)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还跟不上形势要求。调查发现,一是特色主导产业总量小,覆盖农户少。二是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三是结构调整不深入。以蔬菜为例,种植结构雷同,品种特色不明显,科技含量不高,大路菜多,贮藏、保鲜、深加工及包装、运输等严重滞后。
(3)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引导、协调、服务功能滞后,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诸多困难。一是信息服务滞后;二是技术服务跟不上。特别是高新技术应用上,技术与生产严重脱切,导致农民增收难;三是信贷部门缺乏有效的资金扶持措施,一家一户贷款困难。调查发现,多数农民都有强烈的增收意识,并有一些可行的增收项目,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而难以上马。
三、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和建议
现如今,中国经济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实现我国“保增长,调结构”的目标尤为关键。但是,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限制了我国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活力与动力。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对扩大消费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对策有:
1、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增加农民收入,关键在于农民自身的素质的提高。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千方百计搞好农民技能培训,让农民更多更早地了解市场的最新信息和动态。
2 、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农村服务业,提高民营企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工业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乡村却日渐成为市场化的牺牲品,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结构性难题,社会问题倒逼教育,使其空间日显困窘。
根据2009年全国老龄办的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村老年空巢和类空巢家庭共3288万户,占农村老年人家庭总户数的48.9%,农村空巢老人达4742万人,占全国1.08亿农村老年人的43.9%。其中包括2271万留守儿童。
再根据社科院最新调查报告,目前大陆城乡收入差距为3.23:1,是全球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国土资源部去年5月份表示:约60%乡村景观风貌“一般”或“差”;约80%的村庄街道和田间道路绿化不足,居民点绿色覆盖度低。由于缺乏生态景观理论和技术指导,致使原有村庄的乡土气息消失殆尽,出现严重的“景观污染”或“千村一面”现象。
我们不能回避乡村的衰落以及因此而来带给我们的悲观想象。缺乏优秀的教师,没有父母的关爱守望以及各项硬件设施的落后,通过很多人希望的提升乡村教师工资根本无助于彻底解决乡村教育问题。
很少有人愿意生活在空巢化下的乡村――缺乏活力和创造性、法冶环境恶化、各种道路设施极不发达、没有可以交流的同类人、医疗系统不完
善甚至极少专业人员的环境中。在某些地方,乡村更被政治黑金和黑恶势力笼罩,所谓提升教育的空间看上去几乎没有。
在这种意义上,乡村教育无疑处于一种恶性的封闭状态下,改善它将是一件系统工程。它的改观有待于乡村生态环境的良好变化。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明显不能绕开乡村和城市的二元化结构。
一、互联网在中国农村发展现状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09年1月13日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比2007年增长8800万人。其中,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8460万人,较2007年增长3190万,增长率超过60%。
对比2007年中国网民的城乡结构,2008年中国网民中乡村人口所占比重不断提升,互联网正在不断向农村地区渗透。
农村网民的迅速增长固然可喜,但农村互联网的普及仍远远不够。与我国农村人口远多于城镇人口的现状相反,目前我国农村网民只占了总网民的28.4%,而我国农村人口却占了总人口的55.1%。由此可见,我国农村网民的发展空间很大,未来几年内仍将是我国网民增长的重要力量,农村当然也就会成为政府和电信、互联网企业发力的重要市场。
二、互联网在中国农村发展特性分析
1.互联网是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最便捷最经济的途径
我国城乡信息化差距甚大,目前城镇互联网的普及率为35.2%,而农村仅为11.7%。可见我国农村信息化仍比较落后,甚至影响了国家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因此,我国政府将大力推进农村信息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规划到实施,从政策到基础设施,都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农村信息化的推广手段及途径尚不完善,信息化在农村的扩散相对较慢。
可喜的是,近两年来我国农村互联网迅速发展。据CNNIC统计数据显示,到2008年底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8460万人,农村网民的年增长速度(60.8%)明显高于全国网民的增长速度(41.9%)。而在2008年中国新增的8800万网民中,新增的农村网民有3190万人,占36%。可见,农村已成为我国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区域和新网民的重要来源,互联网将是目前我国推动农村信息化化建设最便捷最经济的途径。
2.需求潜力大,农村移动商务市场空间巨大
首先,农村有庞大的潜在用户群
CNNIC的《2008-2009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手机上网用户达到1.2亿,城镇手机上网用户7665万人,占城镇网民总体的36.5%。农村手机上网用户约为4010万人,占农村网民总体的47.4%。手机上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率普遍高于城镇,为移动电子商务提供了沃土。加之“家电下乡”工程的推进,农村的手机用户规模也在不断增多,并将源源不断的加入到移动网民的行列,契合农村手机网民需求的移动电子商务应用,将拥有一个庞大的并且在不断壮大的潜在用户群。
其次,农村市场需求潜力大
CNNIC的调研数据显示,农村网民近年来在使用网络购物和网络支付两项应用上的比例保持着稳定的增长,但增速明显低于城镇,这一方面表明农村网民对电子商务的需求和认可度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上网设备落后、信息化程度低、教育水平不高等因素的限制,农村电子商务与城镇电子商务的差距越来越大。面对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和不平衡的城乡差距,移动电子商务势必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低成本、“随时随地”的优势,通过打通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等通路,迎合并不断深挖农村市场需求。
3.农村网吧问题需要关注和治理
(1)农村网吧经济繁荣
目前,家庭和网吧仍然是网民上网的最主要的两个场所。但是,受上述因素影响,城乡网民上网场所的选择侧重有所不同。农村家庭上网的人群比例为68.0%,比城镇低14.3%;而农村的网吧经济较为繁荣,网吧网民比例为54.2%,比城镇高16.2%。对于农村网民而言,网吧与家庭几乎居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网吧成为广大农村网民进行网上生活的重要场所,随之也带动了农村网吧经济的繁荣。8460万农村网民中,网吧网民人数已达到了4585万人,年增长率达79.7%。其中,约有787万人只在网吧上网的网民。
(2)农村未成年出入网吧急需规范
未成年人大多处于学龄时期,农村未成年网民中,81.6%都是学生,学生大量进入网吧上网,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业。加之农村未成年人网吧上网主要以娱乐为主,交友聊天、网络游戏的使用率较高,他们对互联网加深现实人际关系深度方面的作用较为认同,而对网络世界的信任感则较低。
4.青少年成瘾倾向:农村比城镇更普遍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4次调查报告显示,农村青少年成瘾倾向网民占比高于城镇,农村青少年网民中一天不上网就感觉难受的认同比例达到13.9%,高出城市相应比例0.9个百分点;同时,认为与现实相比,更愿意呆在网上的比例也高于城镇相应水平。
与城镇相比,农村地区上网资源更加有限,网吧上网比例较高;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缺乏足够的家庭监管,无约束的上网行为是网络成瘾巨大隐患。农村青少年娱乐活动更为单一,上网的娱乐性高于城镇网民。
三、结束语
对于网站和互联网上网服务业而言,广阔的农村市场、八亿的潜在消费者无疑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商机。传统农业正在向科技化、文化的方向发展,网络作为新传媒,肩负着信息传播的责任,很多的农业产业链会通过信息搭桥,整合农村地区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从而给中国农村广阔天地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中国农业地区的互联网用户的增长率显著高于全国的网络用户增长率,相信互联网发展的下一个亮点会在农村出现。
一、 权利缺失:区别保护
本文选择的翔安区法院因区划调整,成立于2003年,下辖四镇一街,户籍总人口32万人。翔安区成立9年以来,借助明显的区位优势和优越的地理环境,经济迅猛腾飞,逐步由经济落后的岛外农村地区成长为厦门市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新城区。伴随着城区的发展,外来人口也在短时间内迅速增长,外来未成年人数量急剧上升。著名的社会学家杜尔凯姆认为,犯罪是社会变迁的代价。他认为在社会变迁明显时,很容易出现“社会失范”的现象,从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增多。特别是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尚未发展成熟阶段,面对这种变化,极易产生心理上的迷茫。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导致翔安区未成年人犯罪数也逐年上升,研究该区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平等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表为2011年—2012年该区法院在本地与外来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适用司法保护措施的对比图:
户 籍 地刑事司法措施本地外来法定人出席率85%50%社会调查报告详尽基本无审前羁押率45%87%缓刑适用率70%32%分析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1、在法定人出席率方面,外来未成年人明显低于本地未成年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不少未成年被告人的父母及其他亲人均在外地打工,并且工作地点分散,给通知到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其次,有些办案人员缺乏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意识,使通知外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流于形式。针对此,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0条明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定人必须出席,增加了未成年人的法定人到场的例外情形,规定了法定人不能到场的替代“合适成年人到场”。
2、本地未成年被告人大多有社会调查报告,而外来未成年被告人却很少有。这是因为:第一,本地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的条件比较便利,社会调查报告对于法官全面认清案情、公正审理案件具有一定的帮助,本地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积极、主动帮助法院获取社会调查报告;第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都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审理期限相对比较紧张。亲临其地去深入调查其成长背景、家庭状况时间长、成本大,不具有现实操作性。而法院依程序寄出的要求外来未成年被告人成长地相关部门填写的社会调查报告常常因为有关部门的相互推诿而得不到回复。第三,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做出明确的规定,调查机构种类繁多、调查人员专业素质不高。
3、在审前阶段,外来未成年被告人被提请逮捕的人数是本地未成年被告人的2倍左右。对外来未成年被告人普遍使用审前羁押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从替代措施上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只有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这两种羁押的替代措施。因“监视居住”成本高昂,所以鲜有使用,故本质上只留下取保候审一条。而外来未成年人流动性强,居无定所,若是用取保候审替代羁押可能会影响诉讼的正常进行;二是从经济条件上看,涉嫌犯罪的外来未成年人大多家庭经济困难,且其本身又没有固定的收入,根本无力交纳几千元的保证金;三是从执法角度上看,由于执法环境不合理,各地公安机关有效配合难度大,再加上法律援助律师参差不齐等原因,对一些无逮捕必要的外来未成年被告人适用强制逮捕措施常常成为无奈之举[1]。
4、本异地户籍身份的不同使本地和外来未成年罪犯在缓刑适用率上明显不平等。原因主要有:第一,缓刑执行机构职责不清,难以形成监管合力。对于被遣送回家乡的外来未成年罪犯,依然很难保证缓刑监督、帮教和考察的落实,对其是否会重新犯罪,是否会对社会再产生危害,法官都心存疑虑[2];第二,法律无明文规定,难以很好执行。对外来未成年缓刑犯如何遣送、如何进行监督、帮教和考察,法院与公安机关如何协调等问题均需要有立法的明确规定;第三,部分法官思想过于保守,难以贯彻挽救、教育为主的审判宗旨。由于自身对缓刑认识不到位,思想过于保守,担心外来未成年罪犯缓刑适用的效果不明显,因而在审判实践中有意减少缓刑的适用。
二、权利的救济:平等保护的意义
“无救济则无权利”又作“救济先于权利”(Remedy Precedes Rights)或“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A right without remedy is not right)。这一为英美法国家家喻户晓的法律格言所强调的是,救济对于权利实现的重要作用。如果人们关注权利的实现,就必须关注权利的救济。
(一)法理学角度
先贤亚里士多德将平等视为正义的尺度,提出了正义的平等观。他认为“正义是某些事物‘平等’(均等)观念”,即正义寓于某种平等之中,平等是公平正义的基本内容。平等,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样的基本权利不应当因为未成年人的前面加了“外来”二字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正如J·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的经典表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在外来未成年被告人刑事保护措施的适用上,如何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现状成为亟需解决的一道难题。
(二)经济学角度
传统观点认为,刑罚是犯罪“易感触”的力量,无论是自由刑还是罚金刑,都能够抗衡犯罪人头脑里的强烈私欲。犯罪经济学却认为,刑罚可作为调整犯罪成本和收益的有效手段加以利用。在经济学家们看来,犯罪与刑罚只是一个成本/收益或者说风险/收益的对比而已。任何一个犯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计算者,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他会将犯罪的预期成本与预期犯罪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决定是否从事具有风险的犯罪行为[3]。著名的刑法经济学家波斯纳将犯罪成本归纳为“机会成本、查获几率、惩罚的严厉性和其他相关变量”。对于本地未成年罪犯而言,司法实践中,由于在审前羁押与缓刑适用等方面相较于外来未成年罪犯犯罪成本更低,这是否会变相鼓励本地未成年罪犯继续犯罪?如果对本地未成年罪犯更注重对其刑事司法措施的保护,本地未成年犯罪就会不在乎,滋生侥幸心理,认为犯罪有利可图,即使受到刑罚处罚,也还有赚头。相反地,外来未成年罪犯的相关合法权益被轻视了,他们可能就会产生横竖横的心理,服刑时百般抵触,释放后变本加厉地实施犯罪。
(三)社会学角度
刑事司法保护措施适用的区别对待,尤其是对外来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率高、缓刑适用率低,都严重影响外来未成年罪犯的再社会化。再社会化是指用补偿教育或强制方式对个人实行与其原有的社会化过程不同的再教化过程。未成年时期最大的特点是身体的成长和心理的成熟,而心理的成熟是在社会化、再社会化的过程中完成的。在某种情况下,未成年罪犯通过再社会化,可以帮助他们忘掉旧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重新塑造出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是生命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阶段。如果仅仅是因为户籍制度的差异就抹杀外来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平等保护的权利,那么实际上就是对于他们行为的消极反应,这非常不利于他们的再社会化改造,更严重的是,他们可能因此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 制度的完善:如何平等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刑事司法保护措施的适用在外来未成年人与本地未成年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然而法律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根本意义在于平等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故如何平等保护外来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
(一) 法定人——不可或缺之人
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出席率低的原因众多,在当前的模式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恰好是医治此症结的良方。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英国1972年创设的,后经引申发展其基本含义为:在审理涉及未成年被告人的刑事案件时,由合适成年人参与开庭审理,协助未成年被告人与司法机关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沟通,缓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疑惧、不安、紧张等情绪,促进实施程序正当化,提升审理教育功能,以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并增进社会安宁。我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有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立法。
关于合适成年人的选任,笔者建议:在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适成年人选任上可以考虑律师到场制度。一方面,律师作为国家认可的法律从业人员,同时具备法律专业者和合适成年人身份,其在场可以避免未成年人陷入孤立境地,从而更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其自身权利的行使也受到《律师法》的保障;另一方面,与一般的合适成年人不同,律师作为法律执业者不仅需要遵循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还受到律师法等法律、律师协会、司法行政机构等规章的约束,这从反方向确保了律师能够忠实、勤勉履行其职能[4]。
(二)社会调查制度——必不可少之事
法国著名刑法学家安赛尔认为:为了正确处理案件,法官必须了解他负责审理的犯罪人,为此,必须对犯罪人的人格进行调查,调查应从“社会、医学和心理”等方面进行。社会调查制度体现了刑罚个别化原则的要求,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中实施全面的社会调查制度,了解未成年罪犯的情况,有利于贯彻刑罚个别化的要求,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笔者仔细分析各国社会调查制度,发觉德国少年法院的社会调查工作已日臻成熟,是值得学习的模板[5]。在我国的外来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报告制作中,笔者认为可效仿德国制度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完善:立法上,首先要肯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明确其必要性。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搪塞、拒绝为外来未成年被告人制作社会调查报告,这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其次要赋予调查报告证据效力,规范其证明程序。社会调查的价值目标就是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法律条文规定不明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利益的角度理解。故笔者认为调查员应当在法庭上接受询问、客观说明调查报告的制作过程以保证其证明力;司法上,一是建议在各地的司法行政机关下属设立独立的调查机构来负责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二是建议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通过对未成年被告人个人的家庭、学习、工作情况做细致、充分的了解(必要的时候可以访问被告人的家长或是学校的老师等)并形成一个有固定格式内容的表格,再由调查员根据表格的资料撰写调查报告的主文;三是严格限定报告制作的期限。对于委托出具社会调查报告的时间要有明确的规定,建议在扣除报告在途时间外给予10天进行调查及报告撰写工作,规定超期或是违规出具社会调查报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考虑赋予法院一定的监督权。
(三)审前羁押适用率高——不可不改之病
审前羁押是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非常严厉的强制措施。现代法治社会奉行羁押是例外的原则,这是无罪推定和人权保障原则的内在要求。对于未成年被告人,更应当尽量适用能达到羁押的预期目的,又更为轻缓、对其侵犯更小的非羁押强制措施,即审前羁押的替代措施。美国特色的审前服务制度值得学习与借鉴。但是盲目抄袭发达国家的做法不见得有效果,必须摸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前服务制度:首先,确定执行主体。由从事社会调查的专门调查机构在侦查终结之前提供未成年被告人的相关背景信息与个人具结等非财产性保释条件的危险评估报告能有效地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该专门机构的调查员还要对那些附加不同释放条件而予以释放在外的被追诉人根据其释放条件情况制定相应的报告与执行计划,以便监督确保被追诉人履行由法院决定的释放条件;其次,明确决策主体。侦查机关将调查员制作的危险评估报告附在相关的卷宗材料中移送审查,由法官根据危险评估报告做出是否审前释放的决定。对于法官的决定不服时,外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可要求召开听证会或是向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提出抗议;再次,增加替代措施。如侦查机关加强监控、以社会调查官观护的方式代替羁押,让社会调查机构发挥枢纽性作用等,形成多渠道的监控网络与合力机制,从而尽量避免出现审前释放在外的犯罪嫌疑人失控的风险。
(四)缓刑适用难——不可不变之题
对于未成年罪犯,适用缓刑具有特殊的意义:(1)有利于调动未成年罪犯自我改造的积极性;(2)有利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罪犯再犯罪;(3)有利于防止其身份“标签化”,便于社会各方接纳未成年罪犯,培养其社会性,创造条件使之重返社会[6]。因此,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规范未成年人缓刑适用制度:一是规范相关法律规定,做到缓刑执行有法可依。针对现行制度的不足,法律应当对未成年缓刑犯的考察主体、考察内容、考察方式做出具体的规定,可以考虑建立外来未成年罪犯缓刑帮教办公室,专门负责缓刑考察机关在外地的缓刑犯交接问题;二是统一缓刑执行场所,避免外来未成年缓刑犯执行难。探索建立集中、统一的未成年缓刑犯监督、帮教和考察基地,选择具有一定规模、发展相对稳定的企业为依托,为未成年缓刑犯提供一些对技术和专业要求不高的普通工作岗位;三是增加缓刑听证程序,减少法官自主裁量权。法院在法庭审理查明未成年罪犯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另行安排一次听证会,组织相关人员作为听证参加人,对于外来未成年罪犯是否能适用缓刑进行广泛地交流、核实和论证并允许外来未成年人的合适成年人、律师对听证结果提出异议;四是扩充缓刑制度的类型,增强缓刑适用力度。 对于罪刑较轻的外来未成年被告人考虑暂缓,同时配合使用缓刑保证金制度,若他们仍留在法院地生活则可要求他们定期向社会调查机构的调查员汇报生活、工作情况,以保证执行的效果。
早在100多年前美国宪法制定中,先贤就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虽然我国刑事法律表面上并没有直接歧视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的规定,但是必须看到,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得对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的平等保护难以真正得到落实。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写作,能够让外来未成年被告人的平等权益得到重视,滴水穿石,当全社会都形成对外来未成年被告人权益平等保护的风气,平等也就指日可待了。
注释:
[1]张臻.重庆沙坪坝:外来未成年“非监禁化改革”[J].检察风云,2011年第11期:21.
[2]王金炳.试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制度之完善——以福建省石狮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数据为例[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21.
[3]徐爱国.评析波斯纳的《刑法经济学理论》[J].政法论坛,2007-9(5):173.
[4]汪建成.论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的建立和完善[J].(法学)专题研究,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