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管理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03-03 16: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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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形势，提出了奋斗目标，部署了2000年经济工
作的主要任务，需要我们认真把握，狠抓落实，继续奋发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为新世纪的经济腾飞创造良好的开端。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一）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
1999年以来，在中央采取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国民经济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的态势，头9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1～10月，工业增加值增长9.1%，增
长速度比较平稳；农业收成稳定，粮食总产量大体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平缓，全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其
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6%，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下降0.9%，房地产投资增长17.4%；随着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领域的扩大，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增幅比上月提
高1.6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出现回升态势，9月份出口增长20.2%，10月份出口增长23.8%.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增收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金融形势比较平稳，到10月末，M1、M2分别增长15.1%、
14.5%，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1500亿美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
加，生活水平继续提高，10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9270亿元，同比增长13.4%.
从前三个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可望达
到7%甚至略高一些。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迹象：（1）工业经济效益水平提高。
1～9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其中成本费用利润率
提高1个百分点，总资产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
120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48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
的经济复苏、需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
；同时国家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
开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
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
和肉禽价格进一步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
降1.7%；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
区调整学杂费、房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上月上涨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
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
比上月缩小0.2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
格降势也在趋缓。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业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别下降3.4%、3.3%、1.8%.
（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复建设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次通货紧缩，实际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与中长期
的结构不合理因素交织并发，从而使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压力。我国这一轮经
济增长下滑的周期最长，从1992年算起，至今已长达7年，目前下滑的趋势仍在发展。
特别是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未从根本上
遏制住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2000年国内经济环境依然比较严峻。
二、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
2000年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预计这年经
济增长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个百分点，资产
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1200多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480多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的经济复苏、需
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同时国家加大
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开始回升。7月、
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计全年出口增长可
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肉禽价格进一步
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降1.7%；商品零售
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区调整学杂费、房
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2%，比去
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下降2.8%.10月份
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比上月缩小0.2个
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格降势也在趋缓。
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业品原材料购进价
格分别下降3.4%、3.3%、1.8%.（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复建设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次通货紧缩，实际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与中长期
的结构不合理因素交织并发，从而使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压力。我国这一轮经
济增长下滑的周期最长，从1992年算起，至今已长达7年，目前下滑的趋势仍在发展。
特别是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未从根本上
遏制住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2000年国内经济环境依然比较严峻。
二、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2000年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预计这年经
济增长的社会经济发展预期目标为7%左右，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但仍然要付出艰巨的
努力。对此，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着重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关系。
（一）既要坚持扩大内需，又要加大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的力度
扩大内需的核心是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经济总量。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
越来越受到结构不合理因素的制约，如果不调整结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上去。调整结
构，不能是短期的、局部性的调整，而必须是中长期的、战略性的调整；不仅要调整产
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而且要调整地区结构，加快西部大开发，这是关系
经济长远发展的重大举措。结构调整要取得成效，必须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不能再走低
水平建设的老路。应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坚决淘汰落后的、重复的生产能力，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和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和企业，对传统产业进行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固定资
产更新，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处理好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实际上
是处理好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关系，二者是不矛盾的。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拉动力，就是
扩大投资需求。这两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国债投资为主导，重
点投向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和领域，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是
为了促进发展，增加经济总量，但同时也是调整结构的过程，是科技进步的过程。我们
要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在扩大内需、促进发展的同时不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的基础
上求得更好的发展。
（二）既要坚持政府投入，又要努力扩大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
坚持政府投入，是在当前经济不太景气、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未完全启动以前的必
然选择。但是，政府投入数量是有限的，要受制于国家财力的制约，而近几年国家财政
状况总体上比较困难，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家增加发行2100亿元国债，专项
用于基础设施等项建设。政府的这笔投入，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比，数量要少
得多。启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要靠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正常回升，不能只靠政府
投入来支撑经济增长，否则国家财政难以承受，经济增长也不能持久。所以，政府投入
的着力点，是要努力引导和扩大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使政府投入起到“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贴息、参股、合资、补贴、担保等方式，
带动更多的社会投资。例如：1999年下半年国家增发600亿元国债，其中150亿元用于
企业技改项目的贴息和补充相应的资本金，以此带动银行贷款1500多亿元，使社会投资
规模迅速扩大。与此同时，2000年要继续落实已经出台的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
政策，要通过实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措施，努力增加农民收
入，并结合出台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努力扩大城乡居民消费。
（3）既要积极推进改革和发展，又要高度重视保持社会稳定
2000年要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和实现科技进步，立足点是要保持经济又快又好的发
展。解决当前中国经济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坚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点是不能
动摇的。但是，要取得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以改革为动力。2000年各项改革已处于攻
坚阶段。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三
年改革脱困和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只有国有企业搞好了，效益上来了，才能
为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加快改革和发展，使社会稳定问题显得更加重要。改革和发展，
最终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的，因而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但在改革和发展的进程
中，因结构调整、企业改革、机构改革的深化，使下岗、失业现象增加；因社会环境的
不断变化，竞争加剧，一些人的习俗、观念适应不了环境变化的需要；等等，如果处理
不慎，极易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社会不稳定，改革和发展将一事无成。一个稳定的社
会环境，是顺利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
系，使三者相互协调和统一。
三、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2000年经济工作任务涉及方方面面，非常艰巨而又重要。但基本着眼点是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并在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基础社会经济发展上，以国有企业
改革为中心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同时注意保持社会稳定。从这个基点出发，2000年经济
工作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继续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连续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是显著的。由于2000年有效
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有效遏制的矛盾仍很突出，在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未完全
启动以前，为了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必须坚持实施行之有效的积极财政政策，并加大
其力度。现在银行资金充裕、存贷差达1.2万亿元，生产能力充足、近1/3的生产潜力
未能发挥出来，劳动力丰富，面对钱多、物多、人多的因素，应是加快发展的好时机。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这些资源就会白白浪费掉。实践证明，财政政策对资源利
用具有见效快、导向作用大、宏观配置合理的特点，通过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
动用部分社会储蓄资金，将相对过剩的人、财、物资源利用起来，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
2000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仍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形式，双管齐下，
通过发行长期国债进一步扩大投资和继续落实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来扩大消费支出；同
时要运用好税收政策，包括实行必要的减免税政策，通过适当减少财政收入的形式，进
一步刺激投资、消费和出口。这样，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有人担心，
会不会引发财政风险？据初步测算，1998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按国际通行口径，包
括为弥补债务利息支出而形成的赤字，下同）和债务余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
别为2.15%和9.9%；1999年约为2.80%和12.0%；预计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
重与上年大体持平，仍控制在3%的警戒线以内，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4.0%，仍
明显低于60%的警戒线。我国发行国债尚有一定的空间。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有风险，关
键在于能否管好用好国债资金。只要国债资金能够发挥好的效益，促进经济较快的发展，
就能够为偿还债务创造有利条件，不会引发财政风险，也不会给后人留下债务包袱。近
一两年，财政税收每年增收超过1000亿元，其中就包含了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增收效应，
国债投入已经出现良性循环的效果。
（二）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在当前经济偏冷的情况下，要采取相应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使社会资金得以充分
利用。如果仅仅财政政策是扩张的，而没有货币政策的相应配合，就难以充分调动社会
资金来支持经济发展，进而会减弱整个宏观调控的效果。例如：将国债资金投入具有一
定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采取贴息方式投入企业的技术改造等，都需要大量的
银行贷款与之相配套，如果银行配套贷款跟不上，就会影响整个国债投入的效果。因此，
必须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一是要保证国债资金配套贷款的及时投入；二是要满
足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需要；三是要支持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四是要适当降低存款准
备金率，促进商业银行扩大贷款，同时对有困难但需要扶持的中小金融机构，给予再贷
款支持；五是要大力开展住房、教育、汽车以及大件耐用消费品等方面的消费信贷业务
；六是要发展资本市场，积极开拓直接融资渠道。总之，要保持货币供应量的必要增长。
只要积极财政政策不出现风险，实行相应的货币政策也不会有风险。金融业要正确处理
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在改善金融服务的同时，要继续深化金融改革，
健全银行内控机制和银行监管机制，完善金融法制。
（三）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
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0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一年，是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
关键。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首先要尽最大努力
实现这一目标。要从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进程，着
力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老工业基地，把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
为国有企业跨世纪发展创造条件。”
2000年要重点做好以下一些工作：（1）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工业结构调整。继续压
缩纺织、煤炭、冶金、石化、建材、机电、轻工等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坚决淘汰那些
技术落后、资源浪费、产品质量低劣和污染严重的企业。不断优化工业结构，缓解重复
建设压力，增强企业活力。（2）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继续拨出一部分国债资金用于企
业技术改造的贴息贷款。对于技术改造所需先进设备的进口，国家可适当提供外汇、免
税等优惠政策。对国家鼓励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行业等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按
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3）实行债权转股权。对一些有特别困难、但有一定发
展前景的国有企业，实行债权转股权。逐步解决企业资本金不足、资产负债率高的问题，
同时盘活银行的不良资产。（4）拓宽直接融资
渠道。完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使更
多的经济效益较好、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上市，增加企业的资本金。选择一批信誉好、
发展潜力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配售部分国有股来筹集资金。一些资信好、实力雄厚
的特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可在境内外发行企业债券，进行滚动发展。（5）实施规范
化的公司制改革。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实行国有独资有限公司外，积极发展具有
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处理好“老三会”（党委
会、工会、职代会）和“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关系，加强企业领导
班子建设，强化内部管理，实行企业会计外派制度，完善企业在经营、用人、分配等方
面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这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要继续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再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但是，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按“三家抬”（财政、企业、
社会负担）的办法来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只是一种过渡性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
国有企业人员多等方面的问题，最终要靠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覆盖所有企事业及行政
机关单位职工的、由政府承担并强制执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
是实行由政府通过企事业单位从当期收入中偿付各项社会保障费用的现收现付制，近期
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是由现收现付制转向通过个人帐户实现的基金积累制，即职工在领
取工资后向社会保障基金缴付社会保障缴款，这笔缴款连同企业缴付的部分社会保障缴
款都进入职工的个人帐户，以后就从职工的个人帐户中支付他们的社会保障开支。实行
基金积累制，对新参加工作的职工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有足够的工作时间在个人帐
户中积累足够的养老金。成问题的是，已退休的职工和在实施个人帐户制度以前较早参
加工作的在职职工（统称老职工），由于在过去的工作年限里没有直接为自己积累养老
金、医疗保障基金、住房基金等，而是通过预先扣除把保障费用转化为政府收入并凝固
在国有资产中。转入基金积累制以后，老职工新建的个人帐户中的资金很少，已退休职
工的个人帐户则完全是空的。因此，在实施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时，政府应
对老职工过去对养老金基金的贡献作出补偿，这就需要由政府出面来筹集和建立社会保
障基金，这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条件。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对所有不
同经济成分的企业和职工依法收缴社会保险费，提高收缴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同时
也要考虑，在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对国有股权变现
所得，中小企业的拍卖、租赁所得，国有房地产的出售、租赁所得，以及财政预算支出
的安排，要按照一定比例划入社会保障基金。条件成熟时要着手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
度。
（五）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科技进步是加快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要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
最薄弱的环节，不是科技水平低，而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环节滞后，这与现行科
技体制和生产体制密切相关。现行科技力量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与生产相脱节。企业
的科技力量非常薄弱，许多优秀科技人才都集中在科研院所。这种体制，大大阻碍了将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使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得到及时的应用和推广。为此，
要深入进行科技体制和生产体制的改革，将应用科技的基本力量从原来的科研院所下放
到企业中去，使企业成为应用科技研究的载体和主要力量。这也是当今发达国家的通行
做法。科技力量与企业合二为一，既可以使科研经费得到保障，使科技人员有了用武之
地，又可以使企业生产有技术创新力量的支撑，增强企业的竞争力。2000年要基本完成
科研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工作，使应用科研机构转制为企业，或纳入企业的科研体系中
去。对于高校中的应用科技力量，也要逐步分离出来，按照科研机构改革的方向进行运
作。
此外，要加强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力度，保护技术创新者的利益。尽快制定反垄
断法和严格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技术市场及其他市场，维护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
竞争的市场秩序。建立鼓励技术投入的税收制度。政府除了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和对市场
前景好的共用性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供资助外，应制定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投入的政策。
如：对技术转让收入、设备投资等扣减所得税；改进现行的增值税制度，明确企业研究
篇（2）
一、社会风险管理策略框架及其重要决策意义
社会风险管理（SocialRiskManagement）是世界银行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社会发展的严峻挑战，于1999年提出的社会保护政策的全新理念，旨在拓展现有的社会保障政策思路，强调运用多种风险控制手段，多种社会风险防范与补偿的制度安排，系统、综合、动态地处置新形势下各国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实现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社会风险管理是在全面系统的社会风险分析基础上，强调综合运用各种风险控制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及个人的风险管理责任，强调通过系统的、动态调节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思路，有效处置社会风险，实现经济、社会的平衡和协调发展的新的策略框架。概而言之，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决策价值。
其一，社会风险管理强调将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框架用于社会政策领域，尤其强调系统思维、综合控制和整体协调的管理哲学；强调运用新的方法和工具，包括社会风险的在险价值（VaR）测试、社会风险心理测试方法，并在社会风险定性和定量分析基础上，实现对社会风险的有效控制。在变化、动态的社会风险背景下，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和政策框架必然四处受阻，而系统、综合、整体协调与动态调整的思维方式和制度框架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决策及政策效应。应当说，社会风险管理正是适应变化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变迁而提出的创新理念。
其二，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框架强调综合协调政府社会保障制度、市场保险机制、家庭及民间互助机构在处置社会风险与实现社会稳定上的重要作用。既注重强化并发挥社会保障这一政府主导的正式制度安排的支柱作用，又充分运用市场保险机制，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的经济保障功能。同时，充分发挥各种传统的非正规制度安排机制在社会稳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重视家庭保障、民间互助援助在社会稳定上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和调动传统文化心理、习俗的社会风险自控机制的潜在价值。惟有综合发挥社会保护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才能更有效地处置社会风险并探索适合各国国情的社会保护机制。
其三，社会风险管理的政策框架强调综合运用风险分析技术和方法，充分发挥风险控制工具、风险补偿工具的重要作用并构建社会风险预警系统。与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旨在强化基本生活保障的作用相比，社会风险管理的内涵和外延无疑更为宽广，它拓展了传统社会保障制度性框架的作用，体现了一种新的社会风险控制理念和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思路及创新制度框架。社会风险管理体系自身的综合优势，无疑为在新形势下进行社会保护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制度和管理框架，对有效化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实现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决策意义。
其四，社会风险管理策略框架是在极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提出的系统处置社会风险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思维。它强调运用复杂性科学的基本方法，探索社会风险管理的风险分析、风险控制、风险预警，风险补偿系统及其各系统的有机组合、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政策取向，强调层次结构、功能结构的结合，静态与动态的融合，定性与定量的结合，控制、预警与补偿的结合，分析、决策与反馈机制的结合，寻求最佳的社会风险管理绩效。
在我国社会风险日渐凸显的背景下，强调实施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具有更为重要的决策价值和现实意义：（1）运用创新思维对我国加入WTO之后的社会风险管理策略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为测度我国入世后社会风险的复杂性，探索系统处置社会风险的方式，提供新的理论分析视角。（2）将为我国入世后有效处置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提供新的策略框架和政策思路。（3）有助于我们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探索分析复杂的经济社会保障系统的新途径。
二、加入WTO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改革面临的新风险和新挑战
其一，在转型期，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构建过程中自身存在复杂性和脆弱性，这能否应对和有效处置入世后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及其社会保障改革进程的受阻，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正是在我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企改革尚未到位的特定背景下，入世所引发的外部压力，无疑会加剧国企下岗职工分流与再就业的压力，对正在推进的下岗制度与失业保险并轨的改革，产生严重的资金短缺矛盾。同时，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尚未覆盖到城镇所有劳动者，即便加速扩展步伐，在短期内也较难积累WTO压力下所需的巨额社会保障基金，并对制度稳定运行带来压力。显然，企业改革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境，随着失业和下岗人数的增加，一方面失业保险金需求在短期内会增大，而下岗分流的人提前退休形式则又会构成长期养老保险金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企业缴费机制受阻，将减少社会保障的资金供给来源。尤其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隐性债务未能有效吸收的条件下，新增社会保险金的较大需求，亦会给制度运行带来潜在压力。在近几年内，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供求矛盾将显得格外突出，并可能大大超出人们目前的估计。
其二，入世后，收入差距拉大的风险难以避免，弱势群体人数的增多，将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行格局产生严重压力。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WTO的各项规则的实施，将程度不同地制约和影响各国的社会发展。富国越富、穷国越穷是经济全球化演进中隐含的重要逻辑。在此意义上，入世可能会加剧我国业已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短期内，我国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将会更为突出，部分农民贫困问题将对我国现行扶贫战略带来严峻挑战。同时，加入WTO将对我国现行社会救助制度带来极为严重的挑战。强化非常规的政策思路以缓解收人差距的继续扩大，强化临时性救助显得格外重要。
其三，WTO将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新旧模式的转型带来巨大的潜在压力。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历程表明，社会保障改革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社会保障的若干深层次矛盾正逐渐凸显，如隐性债务的吸收与消化，三条保障线与失业保险制度的平稳过渡等对近期和长期的社会稳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入世后的全方位挑战，无疑会使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的诸多改革措施受阻。加入WTO引发的新的社会风险，又对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且会较大幅度地增大改革的成本。因而，加入WTO对我国社会保障的近期与长期的严峻挑战不应低估。
最后，除上述已引起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的各类显性社会风险外，由于经济保障、就业保障、企业单位保障逐渐缺位和社会保障改革滞后，长期积累的隐性社会风险及其严重性不应低估。这主要表现为下岗职工以及基本收入保障难以得到保障的社会群体长期的心理压力及对收入差距悬殊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心理压抑。这形成不可低估的潜在社会风险，若不有效防范，加以引导或疏导，在特定背景下将可能酿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因而，基本经济保障和心理疏导并重，乃是社会风险策略框架关注的一个重要政策层面。宣传舆论机构的正确导向和政府部门及时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将有助于缓解长期积累的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压力。当代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风险被定义为违背社会文化规范的行为与不幸事故。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尤其是收入与分配的过分悬殊及城乡贫困人口的增加，无疑会使我国特定制度背景下的潜在社会风险更趋严峻，迫切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策略框架。因此，尽快实施社会风险管理策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用创新思维构建我国社会风险管理体系
如何应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背景下面临的严峻挑战呢？笔者认为，应突破现有制度框架，用创新思维制定应对策略，构建我国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实施积极的、动态调整的社会风险管理策略。
篇（3）
1、融资能力强
与中小型跨国公司相比，大型跨国公司在融资方面具有渠道多、方式多等独到优势。大型跨国公司既可以使用公司体系内的内部资金，也可以在母国、东道国或第三国的资金市场上融资。大型跨国公司的融资方式有国际银行信贷、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国际贸易融资以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总之，大型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全球的分支机构和自身良好的信誉，以最佳的方式筹集到最低成本的资金。大型跨国公司强大的融资能力如果应用到其对我国分支机构的投资，则在本地融资有利于调动我国的储蓄，在我国上市有利于我国的投资者直接分享其利益，最重要的还是非本地融资有利于扩大对我国的投资。
2、技术水平先进
一些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大型跨国公司向我国投资的速度明显加快，同时，对我国的技术贡献越来越大，成为新产品和新技术的重要提供者，主要表现为：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中约占55％，申请的发明专利约占高新技术产业申请专利数的2／3，在高新产品出口额中约占81％，在高新技术产业利润额中约占79％。据统计，多数大型跨国公司提供了其最先进和比较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多数企业提供了填补我国国内空白的技术，使用一般技术的很少。
3、研究开发本土化
与中小型跨国公司不同，大型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具有长期性，而且后备力量雄厚。近年来，他们在我国建立的研发机构增加较快。到2001年8月底，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独立研发机构至少有100家，主要集中在信息通讯、生物制药、精细化工和运输设备等先进行业。早期主要以适应型、专用型技术研发为主，最近两年，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研发机构的档次不断提高，主要表现为：（1）研发机构规模较大，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2）研发的内容从适应型技术发展到基础型和创新型技术。研发机构的增加说明了大型跨国公司高度重视我国市场，真正融入了我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同时，跨国公司把我国全面纳入其全球网络，加快了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步伐。
二、我国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必要性
1、融入国际分工的需要
在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国际分工也发生了变化，已经从产品分工过渡到要素分工，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也处于动态调整之中，根据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全球产业结构开始了新一轮的动态调整。在这种环境下，我国要想加强融入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就必须加大引进大型跨国公司的力度，因为他们具有中小型跨国公司所没有的优势，而且是全球经济活动的主体。我国以融入大型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体系为载体，不仅可以更快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而且可以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2、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大型跨国公司进入我国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事实证明，具有长远投资战略的大型跨国公司要么较早进入我国，抢占先机，要么逐渐扩大其在我国的投资和经营规模。大型跨国公司于1993年提出建立投资性公司的要求，并从1994年开始建立了大量的投资性公司。这是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系统化、长期性投资和对其投资企业进行系统性管理的标志。大型跨国公司长远的战略方针和积极的态度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在特殊情况下，与中小型跨国公司相比，有利于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
3、特殊社会责任的需要
由于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具有长期性，与中小型跨国公司相比，大型跨国公司具体承担了以下几方面的特殊社会责任：
（1）大型跨国公司致力于技术知识的传播，积极参与东道国的信息、
科技和教育基础设施项目，由于大型跨国公司面对全球激烈的竞争，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把各种工序放到最有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在此基础上，只有提高各个工序的比较优势，才能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
（2）大型跨国公司在人力资源的培养和管理上承担了较多的社会责任，这是因为企业当地化趋势加强，全球竞争加剧，人才成为获得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3）大型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经济安全与稳定负有特殊的社会责任，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各个国家、各个企业处于相互联系之中，当东道国的经济安全与稳定受到威胁时，跨国公司本身的利益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4）大型跨国公司对改善东道国的环境质量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是由于产品的国际环境标准越来越高，世界对环境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
4、外资政策的需要
与中小型跨国公司相比，大型跨国公司一般都以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业务、拳头产品先进入我国，然后，其他业务和产品跟进，形成全部或大部分业务进入我国的投资局面。这样的行为方式与我国的引资政策具有一致性：
（l）现有企业向上下游产品和相关产业延伸。大型跨国公司以单个项目进入我国，在我国运行一段时间后，对我国的投资前景看好，就会产生新的投资，企业规模越大，增资的规模就越大。这与我国的引资政策要求扩大引资规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2）推出新的产品和技术。随着大型跨国公司的不断增加，其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我国市场潜力巨大，为了获得这一市场，许多企业不得不主动加快产品和技术的更新速度，从而保持和获得竞争优势，这与我国的引资政策要求提高引资质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3）本地采购增加，也与我国的引资政策要求提高国产含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5、综合能力的需要
随着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利用外资已不仅仅是利用资本本身，更重要的是利用外资所带来的外部和内部效应。与中小型跨国公司相比，大型跨国公司的进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新型的管理模式和科学的组织形式，还带来了全新的市场经济观念，对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和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大型跨国公司主动或者不自觉的行为，不仅与我国的外资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而且可以加快我国融入国际分工的速度，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三、积极引进大型跨国公司的对策
1、引资方式问题-拓展外商投资渠道，大力引进并购投资方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大型跨国公司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需对其企业具有绝对或相对的支配权和控股权，同时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科技、产品生命周期的日益缩短，大型跨国公司更倾向于以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只有紧跟国际潮流，才能达到最大的引资效果，才能把大型跨国公司引到我国来。跨国并购作为国际上通行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有其自身的优势，跨国并购能使产权多元化，有利于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进行跨国并购的多是一些有实力的大公司，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大型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以后，就成为外商独资或控股企业了，最终都是外商企业，只是实现形式不同。并购不仅引进了外资，而且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改造、重组，对外资达到了双重利用的效果，对我国十分有利。
面对各国对外资的激烈争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借鉴国际并购的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经济体制的特点和企业的具体情况，加紧完善和制定外商以并购方式投资的可操作性政策和规定，鼓励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受让股权、买断资产等不同方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
2、引资环境问题-以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为重点
大型跨国公司由于其目标利益具有长远性，因此格外注重东道国的投资环境，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政策的稳定性与透明度等对其长远经营活动影响较大的因素。对东道国的优惠政策他们却缺乏兴趣，因为一般说来优惠政策越多，东道国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越差，越不利于他们的发展。针对这一问题，为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我国应以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为重点，努力为外商投资创造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
（l）完善政策环境和法律法规环境
我国政府应不断完善关于外商投资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环境，如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鼓励外商到西部地区投资，并根据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清理有关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在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修订的同时，要特别注重保持外商投资法律的相对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努力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
（2）维护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我国政府应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打击侵权盗版行为，坚决制止对外商投资企业乱收费。乱检查等行为，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制度，依法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3）进一步简化政府审批程序，改善行政环境
我国应该加快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的转变，依据合理性、有效性、公开性和责任性等原则，进一步简化外资审批程序，实施规范化、标准化的审批制度，简化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的审批，增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减少随意性，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努力建设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府，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努力为外商创造良好的行政环境。
（4）减少贸易保护，降低与外资有关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入世后，我国的经济活动已经纳入到国际市场中，我国的经济利益将进行重新整合，跨国公司的投资也将面对这种利益的整合而重新定位，加快某些特定产业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步伐，这不仅有利于吸引效率寻找型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减少市场、资源寻找型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提高引资的质量，而且也符合世贸组织减少贸易保护，降低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要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特定行业里（例如汽车行业），由于占主导地位的几乎是外资企业，这样受到保护的是外资企业，并不是我国的内资企业，保护也就发生了错位。在这样的行业里减少保护，对我国来讲具有上述双重意义。
（5）培育我国的要素优势，为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做好准备
培育我国的要素优势主要有两种：一是劳动力优势，我国虽然人口众多，但是技能性劳动力缺乏，符合外商要求的高级技术人员更是紧缺。只有加大科教投资，通过各种形式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二是企业优势，企业优势是建立在劳动力优势基础之上的。我国企业只有符合大型跨国公司的要求以后，才能融入其分工体系，才能吸引更多的与之相关的实施全球战略大型跨国公司的进人，才能形成吸引大型跨国公司进入的聚集效应。
3、引资领域问题-加大服务业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目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服务贸易领域在吸引外商投资中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国应真正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不断完善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建立统一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引进国外服务业的现代化理念和技术手段，改善我国服务业结构，提高我国服务业的水平。随着服务业开放广度和深度的加大，国内法律环境的改善，服务行业、制造行业等各种行业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都将达到一个阶段。
四、适度控制大型跨国公司的政策
由于大型跨国公司实力雄厚，有可能在我国市场上形成垄断，会对我国的内资企业、现有市场结构、国家经济安全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我国在积极引进大型跨国公司的同时，还应对其进行适度限制。对大型跨国公司适度控制的最好办法是建立和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1、大型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
虽然大型跨国公司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国内企业也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在家用电器等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其中纺织行业是国内企业的主导产业，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只能以新产品、低价格、零利润的方式生存。但是，国内企业总体上处于明显的劣势。所以，要想利用这种方式，就必须培育自己的企业，也就是说，要与国有企业的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
2、外来大型跨国公司之间的直接竞争
在一些资金和技术壁垒很高的领域内，国内企业短期内还无法具备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产品领域中至少应引进两家大型跨国公司，使不同大型跨国公司之间形成竞争，由原来的寡头垄断变成竞争垄断，这时大型跨国公司的行为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引入的大型跨国公司要多元化，不仅是同一项目的企业数目不要单一，而且在项目上也要多元化，不能只集中于某个产业，这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不利。大型跨国公司的地区来源也要多元化，不要过分集中于某国，这样容易产生对某国的依赖性，加大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不利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篇（4）
一、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及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1.影响农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农业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对农业竞争力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并通过农产品生产成本、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实际质量、市场营销能力和市场占有份额综合体现出来。
(1)农产品成本。一般来说,成本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成本低,竞争力强;成本高,竞争力弱。而在农业经营中,除生产费用以外,农产品的经营规模、区域布局、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加工条件、政策变化等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农产品成本水平。
(2)农产品的实际价格。一般来说,实际价格与竞争力呈负相关。即在质量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实际价格越低,竞争力就越高;实际价格越高,竞争力就越低。而且,要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格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其难度相当大。
(3)农产品质量。一般来说,农产品质量与竞争力呈正相关。即质量越好,竞争力越强;质量越差,竞争力越弱。而且,随着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形态已经从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农产品质量的高低,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又决定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高低。
(4)营销能力。一般来说,市场营销能力如何,既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的地位和份额,又直接体现了农业竞争力的大小。积极开展充分的市场调研、恰当的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正确的销售策略、有效的促销手段和良好的服务等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不仅是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关键,也是实现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2.当前竞争农业的发展趋势
今后的农业竞争,将日益趋于白热化。竞争农业,也将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其总体趋势为:
(1)从局部性、区域性向全局性、全国性、全球性方向发展。今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能否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不仅要比较区域内的产业、产品优势,还要从全国和全球的产业格局比较中寻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郑州市必须站在全国和全球的制高点,认真审定本地区的农产品发展对策,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并采用现代化的营销观念拓展农产品贸易。
(2)从传统的经验指导向信息引导方向发展。要在竞争对手越多越强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关键是要充分掌握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变化的最新“情报”——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发展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迅速、更准确地掌握影响农业发展的各方面信息,将是郑州市必须尽快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3)从低技术水平的开发利用向现代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只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科技,才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做到以多样化取胜、以优取胜、以廉取胜。郑州市必须审时度势地抢占农业科技的制高点,集中力量组织对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的攻关,推进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以及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多样化、无公害、营养保健和廉价方面的需求,作为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要条件。
(4)从产后推销向产前订单农业、期货交易方向发展。以产定销这种被动营销方式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不适应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产品产后市场势必会被产前的订单农业和期货交易所替代。郑州市必须将订单农业、期货交易等贸易方式,作为今后农产品营销竞争的重要形式。
二、郑州农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差距,既体现在资源禀赋、财政及物化投入、市场建设等“硬指标”上,又反映在诸如人员素质、经营机制、农民组织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软指标”上。
1.观念上的差距
郑州市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农业观念,认为农村的主要功能是经济功能,忽略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而发达国家是现代农业观念,强调在提高经济功能的同时,着力发挥其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作用。
2.发展阶段上的差距
一般说来,农业分为古代农业、近代农业、现代农业等三个阶段。目前,郑州市差不多是三种类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区进入现代农业阶段。而发达国家已全面进入现代农业。
3.农产品质量上的差距
以前,郑州市农业片面追求农产品数量,忽视了质量,造成农产品质量水平总体较低,并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隐患。而发达国家的质量农业早已走上了正规。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郑州市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80%左右;郑州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60%~80%;郑州市农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0.2%左右,而发达国家是5%;郑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则达60%以上。
5.农业开放程度的差距
郑州市农业的开放程度与其他行业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而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与工业、服务业等“一视同仁”的。
三、从农业政策的重点内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郑州农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优质农产品主导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简称。我市“三品”的发展要按照“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思路,加快发展,树立我市农产品品牌形象。在发展“三品”时要以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为核心,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为主线,保证消费安全为出发点,树立农产品品牌为基本目标,以标准化生产为主要手段,标志管理为突破口,监督检查为保障措施,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因地制宜发展有机食品。
2.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健全农业产业化政策
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通过区域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以科技进步和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市场、中介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经营与统一的大市场衔接起来;通过按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兴办加工和运销企业,把农产品生产同国内外市场需求衔接起来了,提高了生产者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把农业纳入了市场化轨道,也为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3.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为重点,提高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发展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区域结构调整,重组资源要素,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四是着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水平;五是发展二三产业和小城镇,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六是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构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4.构筑多元投入机制,完善农业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经济效益决定的。而农业投资大多数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担一部分农业投资职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资主体加强对农业的投资。根据我市近期的实际情况,加强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格执行《农业法》。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明确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方面的责任,调动地方财政支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三是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和个人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四是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五是扩大农业利用外资的范围和数量,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
5.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
篇（5）
这一理论的内涵是，在市场经济规则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经营者自主确定经营的产品种类、规格、经营方式、经营周期、森林更新方法、树木品种等，特别强调根据市场即时需求做出经营决策，需苗挖苗，需材采材，需大采大，需小采小，以保证商品林经营者将潜在的获利机会转变为现实收益。森林市场成熟理论区别于其他森林（林木）成熟理论还在于其目的产品不仅包括木材，还可以经营苗木、能源材料等产品。同时，森林市场成熟理论不但强调高产出，也注重通过降低经营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
现实：商品林经营面临政策束缚
商品林的培育目的在于满足市场对森林的多元化产品需求，但我国现行的限额采伐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落实商品林的经营权和处置权的障碍，削弱了森林经营方案的规范指导作用。森林市场成熟理论则进一步强调了商品林作为商品经营的本质特征，有利于尽快摆脱传统经营思想的束缚，促进商品林经营管理政策的调整。
1995年～1997年，河北省华北落叶松经营性采伐生产过程中，曾出现过小头直径8厘米～10厘米的杆材价格高于10厘米以上规格木材价格的现象。特定的市场需求，要求经营者摒弃传统思维与决策方式，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采伐期。
森林市场成熟理论的实践同样有助于保障公益林的发展，推动森林分类经营。截至2005年底，河北省有生态公益林4048万亩，占有林地的62.16%；商品林2464万亩，占37.84%。最大限度地提高商品林的经济效益，有助于生态公益林的经营管护和效益发挥。
核心：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
传统的森林经营理论强调林木蓄积生长的最大化和木材永续利用的思想，对降低经营成本与利润最大化和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则强调得不够。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森林经营活动中，林木长轮伐期、大径材、高质量却并不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原因。森林市场成熟理论的目的，就是指导商品林所有者像经营工农业产品一样经营森林。市场需要什么树种就发展什么树种，需求什么产品就生产什么产品。通过经营产品多元化，按市场需求生产园林用大规格苗木、圣诞等节日用树、纸浆与纤维类原料、人造板用原料等，最大限度地规避经营风险。
以塞罕坝机械林场经营的云杉和油松试验林为例，胸径15厘米时，单株材积0.072立方米，木材售价仅为56元/株，而销售园林用大苗的价格达到3000元/株，苗木收益是木材销售价格的53.6倍。坝上地区、山区平缓地区的云杉、樟子松、油松和平原地区的杨树、银杏等采用以育代造模式，初植密度可达到200株～3000株/亩。在经营过程中，不断地间挖不同规格的绿化苗木，逐步达到最终定植密度要求。如云杉苗高3米时，基本没有木材价值，而作为园林绿化苗木的价格则高达150元/株。胸径5厘米～10厘米的毛白杨绿化苗木的市场价也在10元～50元/株。这种培育模式，既充分利用了林地空间，保证了生态效益，又极大提高了商品林的经济效益。
释疑：市场成熟不以生态为代价
森林市场成熟理论还突破了原有的主伐期和抚育强度的限制，特别是短轮伐、大强度的经营抚育方法，通过大幅度降低采伐作业、更新造林等经营成本，提高商品林林地的生产力和经营效益。在冀北山地进行了中龄和近熟落叶松林大强度经营抚育试验，改3次间伐为一次大强度间伐，达到最终主伐密度，此举节约了50%的抚育成本，使更新费用降低了60%～80%。
有人忧虑，商品林经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会不会以牺牲生态效益为代价？答案是否定的。森林市场成熟理论强调在森林经营工作中注意保持和增加森林的生物多样性，减少病虫害发生，保持和增加土壤肥力，这样也能达到降低病虫防治成本和提高林地生产力的目的。
篇（6）
1998年以来，针对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国内消费需求疲软以及出现了通货紧缩等突出问题，中央政府持续地适当地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等扩张性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2000年市场物价渐渐转稳，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0.4%，改变了1998年来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分项目看服务项目上涨14.2%，居住上涨4.8%，食品除水产品﹑蔬菜价格上涨外，其他继续下降。2001年1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升0.7%，比去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呈现出平稳并略有上升的势头。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继续小幅上涨，一季度累计上涨3.5个百分点，粮食价格总体比较稳定，服务类项目调价已基本到位。但另一方面，分地区的居民消费价格上升不平衡，食品﹑衣着类商品价格继续低位运行。工业消费品价格稳中趋降。4月份，衣着价格水平与上月持平，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价格﹑医疗保健﹑个人用品价格分别比上月下降0.3%﹑0.1%①。全年物价水平上升势头不强劲，通货紧缩仍然存在，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面临着需求不足的约束。总体来讲，货币政策收效甚微，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
一、货币政策有效的条件
实现货币政策的有效是各国中央银行力求实现的目标，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灵敏有效是货币政策有效的基础。下面便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分析货币政策有效的条件。
理论上来讲中央银行从操作货币政策工具到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产生影响的过程由三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是影响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即基础货币和短期利率；第二阶段通过操作目标的变动影响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即货币供应量和长期利率；第三阶段是通过中间目标的变动影响最终目标，即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个传导机制可用图1说明。
图1
从图1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来看，货币传导机制实际上分属于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中央银行通过金融工具影响中介目标继而影响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放款行为，并通过他们的变动继而影响到实体经济领域即引起企业和居民资产结构的调整以及投资和消费的变化，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产出和价格。其中，企业和居民的行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金融机构行为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中间环节，也是关键环节；金融市场建设和中央银行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基础和政策因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就对这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首先，要求央行比较强大，足以干预和控制整个金融市场。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能有效地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并能引导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放款业务；其二，在金融市场方面，要求一个市场容量大、信息传递快、交易成本低、交易活跃持续的货币市场和一个规模较大、竞争充分、市场一体化程度高、运作效率高、市场预期良好的资本市场，要有比较完善的金融机制；其三，在金融机构方面，要求商业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企业真正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成本为约束，以客户为中心。其四，在微观经济主体方面，要求工商企业是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居民个人具备较成熟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
二、货币政策微效的原因
随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企业居民户”的间接传导体系。但在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的存在的诸种障碍却导致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微效。
（一）中央银行层面上的障碍
中央银行是唯一代表国家进行金融控制和管理的特殊金融机构，是有银行特征的国家机关，是国家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发行的银行、管理的银行。它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传导货币政策。
1、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改变金融机构的准备金数量和货币扩张乘数，从而达到控制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能力和货币供应量的目的。自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改革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将法定准备金账户的备付金账户合并为法定准备金账户。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从13%降低到8%，再到目前的6%②。
2、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用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1999年，中国基础货币的主要供应渠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开市场操作成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主渠道。全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基础货币1920个亿，占全年基础货币投放的52%②。
3、再贴现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和规定贴现条件来影响市场利率和货币供给和需求。从1998年3月起再贴现利率成为独立的利率体系，不再继续与同期再贷款利率挂钩。同时下调再贴现利率并延长再贴现最长期限。1999年，中央银行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改进了再贴现业务的方式，扩大其范围，使年末余额达500亿，增长51%②。
三大政策工具的操作力度虽然很大，货币供应量的增幅也较高，但其实际效果却远远低于预期水平。货币政策传导在中央银行层面上遇到的障碍主要是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同时实行利率管制，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我国虽然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逐步扩大贷款利率波动幅度，但是我国仍然是以管制利率为主的国家，包括存、贷款利率在内的多种利率仍由中央银行代表政府制定，影响了利率对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作用。从我国目前来看，按照风险收益对称原则，中小企业和某些大企业的高风险业务贷款利率应偏高，但由于利率管制必然造成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惜贷”现象，同时，政策性的偏向导致资金高度集中于国有大企业，这成了不良资产上升和经营风险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利率管制的另一个后果便是使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难以发挥作用，影响了货币政策信号的传导。此外，在公开市场上，由于资金宽松导致央行收回资金容易，投放资金困难；在外汇市场上，外汇储备受贸易逆差影响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约束，央行只能被动地买卖外汇，银行结售汇差构成了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数量限制，导致公开市场操作对利率控制乏力，利率机制作用难以发挥。
（二）金融市场层面上的障碍
1、货币市场。1984年，我国建立同业拆借市场标志着货币市场的起步。到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统一规范的货币市场格局，但总体来讲仍不成熟，缺乏足够的中介机构和市场参与者，交易品种或缺，金融工具和手段创新滞后，货币市场缺乏流动性，地区分割的银行间分隔严重，交易不活跃，货币政策传导缺乏广度，低速低效。货币市场业务主要集中于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回购市场，而这两个市场交易量不够大，无法大量吞吐证券，限制了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继而影响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幅度。票据市场上由于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商业票据使用不广泛，再加上票据数量有限，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基本没有商业承兑汇票，再贴现始终未形成规模，影响了再贴现政策工具的实施力度和广度。
2、股票市场。中国股市的投机性强，长期没有退出机制，其股指变动与经济走势呈现出明显的异动状态，股市泡沫膨胀，股票价格难以产生财富效应，隔断了相应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3、债券市场。债券市场特别是国债市场上种类不多使公开市场缺乏载体，另一方面交易不旺，以调控基础货币为目的的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基础，严重阻碍了货币政策工具作用的发挥。
由上可见，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由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成熟而显得过窄。
（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层面上的障碍
商业银行是依法接受活期存款，主要为工商企业和其他客户提供短期贷款并从事短期投资的金融机构。它最大的特征便是具有以派生存款方式创造和收缩存款货币的能力。在我国，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尚未发展到成熟阶段，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使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缺乏必要的条件，以至收效甚微。央行只能采取贴现率、窗口指导、利率管制等其他调控工具，这就使商业银行的行为对货币政策的效力具有更大的作用。在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有全部金融机构80%以上的资产和负债，因而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便成为货币传导机制上的关键。目前来讲，在商业银行层面存在的传导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商业银行的垄断性。中国政府通过存贷款利率、限制竞争、限制资产等一系列金融约束政策，为国有商业银行创造了“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维持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货币政策由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的行为所左右。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不充分属于寡头竞争模式，在一些事情上容易形成一致的默契和行动，很可能与货币政策方向不一致。另一方面，四大商行对中央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下降，使中央银行很难通过调低再贴现率和再贷款利率来刺激商业银行的融资欲望及活动。
2、商业银行有风险约束，而无利润约束。理论上讲，商业银行属于金融企业，应该根据收益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性来经营业务寻求最佳组合。在我国，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造成了商业银行有风险约束，却无利润约束。
第一，风险约束。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商业银行积累了高比例的不良资产，银行贷款回收比较困难，贷款周转速度慢，经营风险大幅上升，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监管下，风险防范意识和措施大为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央银行多次下调利率和准备金率，降低商业银行的融资和贷款成本，商业银行也不愿意增加贷款，而是根据自身对经济状况的估计和判断，调节自身放款行为，从而改变了货币派生机制，影响了信用创造和货币供给。一方面，商业银行对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采取“慎贷”、“惜贷”，即使有较好的项目也放弃掉。对信贷人员普遍实行贷款终身责任制，让信贷人员对新增贷款负有100%收贷收息责任，一旦出现贷款逾期，便要求工作人员下岗清收，导致信贷人员产生故意不发放贷款的倾向；另一方面导致大量资金偏向信用较好的大城市、大企业，有悖于我国货币政策的多元化导向。大企业贷款过度集中，资金闲置，中小企业却资金严重不足，大大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同时加剧了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过度集中，使不良贷款比率呈上升趋势，造成传导机制在商业银行层面上的恶性循环。此外，由于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相对企业贷款而言，收益稳定且风险小，被商业银行视为优质资产，不愿，从而限制了中央银行大规模吞吐债券，严重影响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效果。
第二，无利润约束。我国国有银行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因此，商业银行在国债市场上压低价格购入大量国债；存款充足时，并不急于扩大贷款业务，在目前信贷风险较大时表现犹为突出，宁可把资金放在央行备付金上，分行不计成本吸收存款，形成“重存款，轻贷款”倾向。存款、贷款和资金结算为商业银行三大传统业务，其中存款为主要资金来源，贷款为资金的主要运用渠道和主要利润来源。在目前通货紧缩，央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宏观环境下和商行本身不良贷款居高不下的现实下，商行重视贷款营销，扩展优质贷款业务，进行金融工具创新，改善金融服务将起到更大作用。但商业银行却似乎把存款业务作为主要工作。自身而言，仍然是大柜台、小市场的人力资源配制方式；将发放贷款和开展中间业务视为争揽存款的手段；对信贷人员实行权责不对称的贷款终身责任制，缺乏贷款营销激励机制；金融工具单一；负债品种和资产品种单一；对贷款采取机械的审批方式；对大中小企业贷款申请的审贷模式相同，从贷款申请、审贷员审查、基层行审查、上级行贷审会审查、抵押、担保、公证到贷款到位经过十几道手续，历时一周到几个月，有悖于中小企业数量少、周转快、频率高的资金需求特点。以上都导致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下降，信号减弱甚至失真。
商业银行之有风险约束，而无利润约束导致了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投资的主渠道不畅，同时造成对冗员、机构臃肿、低效的容忍，人为地增加了货币政策的传导环节，降低了货币政策的传导速度，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3、商业银行的集权管理。商业银行系统内随着一级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管理权限过于集中，极大地削弱了基层商业银行的业务拓展能力，遏制了基层商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商业银行集中管理权限的主要方式有：以经济手段或管理手段上收信贷资金，采取拉大上存资金和上贷资金利率差距的方法，迫使基层行资金上存，限制基层行资金运用，严格限制其贷款规模，基本全部上收基层银行的贷款权。商业银行的集权管理一方面不利于商行根据经济运转形势即使调整贷款业务和其他业务，另一方面抑制了金融创新，使货币政策在商行内部传导时就出现信号减弱，再经转向影响实体经济领域时，货币政策效果进一步打折。
4、商业银行发展意识不强，倾向于减少或收回贷款。在这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机制下，尽管央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由于乘数效应的作用导致货币供给的多倍紧缩，同时基层商行只注重争夺已形成的优质客户，缺乏基本客户群的战略意识，不注重与企业建立捆绑关系互相帮助促进企业发展，提高贷款质量和偿还率，只看到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和困难，使许多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得不到及时的贷款支持，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而其他的中小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信誉不对称。公众普遍认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誉高于中小金融机构，将资金高度集中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使之资金充裕，不需要再贷款甚至返还央行贷款，产生一定的紧缩效用。而中小金融机构虽比较灵活，经营业务较广，金融工具创新频繁，但融资道路曲折。同时，1998年后，国内有相当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甚至资不抵债，有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社以关闭或解散的法律形式实现市场退出。原农村乡政府部门办的“农村基金会”要全部清理和撤并。货币政策传导
机制中的机构本身就存在活力不足，使县及县以下的经济活动缺乏活力。
（四）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的传导障碍
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居民个人等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最终环节。此层次上的障碍综合表现为企业、居民个人对货币政策信号反应迟钝，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1、企业方面。一方面由于供给相对过剩，引起物价下降，宏观经济环境并不乐观，企业对市场前景并不看好，非意愿存货投资增加，投资意愿不强；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国有企业未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缺乏面向市场的研发、营销和管理机制，产品市场占有率低，盈利条件和偿债条件都难以满足贷款条件。中小企业规模小，资本金不足，缺乏有效的抵押和担保等问题，再加上信息不对称、银行的风险约束和无利润约束，使企业难以获得间接融资。市场准入限制也使直接融资困难重重。中小企业游离于货币政策外，企业难以得到贷款，整个社会投资难以，而这又引起悲观性的经济预期，从而形成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的恶性循环。
2、居民个人方面。从1994年开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城镇住房制度以及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使居民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了，预期支出上升。这使得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提高。对居民消费意向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59.4%的城镇消费者由于未来支出预期的增加而增加储蓄。从储蓄目的看，仍有59.3%的城镇消费者是供子女上学，而用于买房、养老和医疗作为储蓄目的的消费者分别为43.6%、42.6%和41.4%。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制度改革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使许多企业效益呈现下降趋势，居民预期收入下降，也加强了储蓄倾向。
在消费信贷方面，虽然近年来央行相继出台了《关于发展个人消费信贷指导意见》、《汽车消费信贷管理办法》、《个人住宅贷款管理办法》、和《关于助学贷款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等政策措施，积极推动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但由于传统生活习惯的影响，居民对消费信贷的认识还存在偏差。调查发现70%③的被调查者认为贷款消费有悖于传统美德，仍然倾向于通过储蓄来实现消费升级，阻碍了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另一方面，消费风险即消费品的价格、质量、相应的服务及其可能带来的效应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消费的机会成本，从而推迟了部分居民对消费品的购买，部分地抵消了货币供给增加的消费支出效应，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
三、实现货币政策有效的对策
综上所述，央行的利率管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性、风险约束、非利润约束以及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企业、个人的悲观性经济预期等等都成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的障碍，最终导致货币政策收效甚微。为提高货币政策效应，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企业制度、社会保障体制等的改革，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1、探寻利率市场化的最佳途径，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建立起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
2、培育参与货币市场的中介机构，增加进入货币市场交易的交易主体，弱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影响力及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控制，减少或消除市场分割的无效率状态；加快金融创新，增加货币市场的交易品种，扩大货币市场的交易方式，从而提高货币市场交易工具的流动性和货币市场的有效性；加快票据市场的发展，完善票据市场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促使区域性乃至统一的票据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3、证券市场上，改革企业上市的准入条件，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的二板市场和地方及场外市场，建立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鼓励金融创新，增加交易品种，从而为公开市场业务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对股票市场进行科学管理，促使其健康发展，真正发挥“经济走势晴雨表”的作用；将债券市场发展为包括各类机构投资者参加的市场，并结合其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以提高运行效率。
4、深化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努力建立“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求平衡、自我发展”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推动商业银行的股权多元化，使商业银行真正确立起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从而促使商业银行加强成本管理与利润考核；建立风险与收益相对称的激励机制，将机构收入和个人收入与银行的利润直接联系起来，提高风险投资的积极性，以发展方式防范和化解风险；适当放权，改善内部管理方式，增强基层银行的积极性和灵活性。
5、加快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改变经营观念，真正面向市场进行经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和独立法人，不断增强其竞争力，从而改变资产负债率过高的现状。
6、进行配套改革，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从而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预期，拉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7、努力发展消费信贷，在发展消费信贷机构的基础上，扩大消费信贷领域，改善信贷服务，增加消费信贷投入。
注释：
篇（7）
1.销售电价审计要点
(1)是否全面、正确、及时地贯彻落实国家电价政策；是否严格执行分类电价政策；执行地方政府电价政策是否报上级公司审批备案。(2)是否擅自改变电价执行范围和执行标准，变相涨价、降价、私立电价。(3)客户所执行电价与实际用电情况是否一致，电价定比定量是否合理，基本电费计收是否准确，功率因数调整电费执行标准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正确执行两部制电价、分时电价、优惠电价，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执行是否到位，趸售电价执行是否规范。
2.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审计要点
是否按规定的范围、标准收取政府性基金或附加；是否违规收取代收款项，少收、漏收、多收，擅自随同电费收取其他款项。
二、电费抄核收管理
审计电费抄核收是指电费抄表、电量电费核算、电费收取的过程。电费抄核收管理审计范围包括电费抄核收管理制度、抄表、复核、发行、催费、收费、账务处理、统计报表等各个环节。电费是当前供电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审计人员应加强电费抄核收管理审计，完善电费回收预警机制，促进电费抄核收的规范性、准确性、真实性。
1.电费抄表审计要点。
(1)抄表段信息的完整性，抄表周期和抄表例日设定与规范要求是否相符；是否按抄表周期和抄表例日抄表；新用户是否及时编入抄表本。(2)抄表数据的准确性，是否存在估抄、错抄、漏抄情况。(3)月末抄见电量比例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存在人为调整抄表示数的情况；抄表异常是否及时进行分析或现场核对；自用电或多经企业等用电是否计量和抄表计算电费。(4)抄表员抄表时是否对电表和重要用电情况认真检查确认，对新装、变更和异常用电是否进行重点检查并备案。
2.电量电费核算审计要点。
(1)电量电费计算的正确性；电量电费差错是否实施考核。(2)自备电厂用户电量电费、基金及附加、系统备用费计算是否规范、准确。(3)优惠电费与销售折让是否严格按照有关政策文件执行；是否存在人为调节电量电费结构。(4)电费退补业务是否按制度规定的流程操作，审批权限是否合理。
3.电费回收审计要点。
(1)是否建立应收电费“账销案存”制度，应收电费余额指标完成情况是否真实、准确；电费坏账核销是否按规定流程办理，坏账核销后又收回的款项是否按规定进行处理。(2)预收电费入账、冲抵是否规范；是否存在借用其他资金垫交电费的情况。(3)财务核算的企业代收基金与附加与营销信息系统内数据是否一致；基金附加项目是否按标准执行，是否存在少征、漏征、多征的情况；基金及附加计提、上缴是否及时；是否存在人为调节或跨期结算销售电量，影响政府性电价基金及附加的准确计提；是否截留、挪用电价基金及附加。(4)滞纳金的收取是否规范、准确。(5)企业自备电厂是否按约定容量收取系统备用费及正确性。除以上讨论的三个主要方面，还有其他方面需要关注，审计人员应根据情况选择恰当的切入点，例如被审计单位购售电量、售电收入、电费回收率、线损率、购售均价等营销指标的完成情况及其真实性，违约用电(含窃电)处理的规范性，等等。
篇（8）
关键词：信贷规模；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初，央行提出2006年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的调控目标是2.5万亿元。到一季度结束时，全部金融机构的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了1.26万亿元，超过央行人民币新增贷款预期目标的一半，而时间仅仅过去了1／4。与此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呈加速上涨势头。在这种情况下，信贷投放倍受瞩目甚至非议。有很多人士认为，信贷过快增长是造成固定投资过快增长和房地产业过热的重要原因。尽管一季度后央行出台了很多调控措施，意图抑制信贷过快增长。但是到6月末，新增人民币贷款仍然继续上涨，上半年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2.18万亿元，占央行全年预期目标的87.2%，与上年同期相比多增7233亿元，增幅达50%，远远超过同期GDP和投资的增幅。于是再次引起了各方议论，似乎信贷增长成了当前一切经济过热问题的罪魁祸首。
不可否认，信贷的过快增长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但是我们也注意到，2005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控制目标是2.5万亿元，实际新增2.4万亿元。到2006年央行仍将新增人民币贷款的调控目标定为2.5万亿元，这显然是不妥的，因为我国GDP现值的年增长率不会低于10%、过去几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亦几乎都在20%以上，因此，年度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也应该有相应增长，而不是维持不变。如果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过去几年里央行制定的新增贷款调控目标与实际增加额之间存在很大的“误差”。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央行将年度新增贷款规模作为调控目标合理吗?影响我国新增贷款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二、信贷规模由按计划发放演变成事实上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一切经济活动都有严格的计划并按计划执行，与此相对应，这个时期的信贷活动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改革开放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因为当时的中国银行是人民银行的一个下属单位，专署外汇业务，彼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事实上是作为国家银行的基层机构而存在。因此，当时银行信贷集中由人民银行办理，人民银行以“统贷统存”的形式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贷款总量调控权集中在人民银行总行，人民银行总行对下属各级银行的贷款实行指标管理，下属行只要根据上级银行下达的贷款指标和指定的贷款投向按计划进度发放贷款即可。
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开展和深化，我国的信贷管理体制也随之不断改变。在1979年少数地区试点的基础上，1980年全面推开了“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的办法，人民银行总行根据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核定各省、市、自治区分行信贷收支的差额，各分行在完成存款计划和不突破差额的条件下多存可以多贷，传统的“统存统贷”体制出现松动。在1980年全面推开信贷差额控制办法的基础上，1981年又开始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信贷管理体制。这一体制与此前实行的信贷差额控制办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扩大了范围，并首次提出了可以开展同业拆借。
随着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职行使央行职能，信贷管理政策有所改变，但仍实行较为严格的计划管理的办法，即由人行核定各专业银行的年度信贷计划，除固定资产贷款是指令性计划外，其他贷款均为指导性计划，继续实行多存多贷的政策，多吸收存款可以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此后，直到1997年底，仍旧实行年度信贷管理计划，但是指令性计划逐步减少，指导性计划逐步扩大，各银行的贷款自由度逐步提高。
必须承认，长期以来，人民银行对国家专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在控制货币总量和调整信贷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世界上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和特定的金融体制下，也曾经使用过这一管理办法。
1997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管理的通知》，宣布从1998年1月1日起对商业银行贷款增加量的管理，取消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在逐步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其主要内容有，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增加量的限额控制，不再按年分季下达指令性计划，改为按年下达指导性计划；人民银行根据国家确定的经济发展、物价预期调控目标，考虑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各种因素，确定全年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目标，编制货币供应规划和基础货币规划，在此基础上确定商业银行年度贷款增加量指令性计划，作为商业银行执行自订计划的参考和依据；人民银行不再下达按行业区分的贷款分项计划，信贷资金的投向主要通过信贷政策加以引导，商业银行按市场原则进行选择。但是，三家政策性银行仍实行指令性计划。
根据1998年以来有关年度《中国金融年鉴》提供的资料来看，1998年和1999年央行对四家国有银行的年度新增贷款额做出了指导性计划。2000年的情况未明示。2001年至今，央行在每年初发表的上年度“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对本年度全部金融机构的新增信贷规模制定预期调控目标。事实上，自1998年实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新增信贷规模逐步演变成为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事实上的中介目标之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传统教科书所列的主要中介目标。近来，我国有学者建议将银行信贷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三、对1998年以来各年度新增贷款情况的分析
1.新增贷款调控目标数与实际数之间的差异较大。自1998年央行对信贷管理实行改革以来，在最初两年，央行仍然对四家国有银行年度新增贷款的指导性计划数。2001年央行开始按季《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2002年初的《2001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回顾了年初制定的“货币信贷预期调控目标”，除制定了各层次货币的增长速度外，同时制定了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加目标为13000亿元左右。2003年之后，将新增贷款规模限定为人民币新增贷款额。自此，央行在每年初都制定货币与信贷预期调控目标。例如2006年初，央行在其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2006年货币政策的预期调控目标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分别增长16%和14%，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2000年度的情况不详，通过查阅《中国金融年鉴》和央行网站，未能获得2000年初是否对货币信贷的增长制定计划或调控目标。
通过对1998年至2005年(不包括2000年)央行制定的年度新增贷款的预期目标与实际发生额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的差异较大，误差值的平均值为3500亿元。
2.影响贷款增量的主要因素：存款增量。一般认为，先有存款后有贷款。当然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观点，但是从增量上看，贷款增量取决于存款增量。这至少在银行监管上能够找到依据，即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不能超过75%。以下模型研究将此作为前提条件。
我们首先将2003年以来各月的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的散点图画出，根据图示我们可以判断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根据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
我们运用2003年1月至2006年6月共42个月的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看到，每月新增存款中大约有55.4%用于了贷款，这一结果与实际情况是基本一致的：一则我们银监部门规定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不能超过75%，二则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存差持续扩大，银行大量的存款只能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等低收益债券或持有超额准备。
回归分析还说明存款增加是贷款增加的主要原因。2006年1—6月，我国金融机构的本外币新增贷款达到22264.74亿元，比上年同期新增贷款增长53.3%，这是由于同期金融机构吸收的新增存款为31121.84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4344.86亿元。新增贷款的增长快于新增存款。
3.理论上，信贷增加额这一指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理论上看，央行将信贷规模作为调控目标具有很大的控制难度。央行作为货币发行机构，并且考虑到其可以采用的调控手段(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它能够影响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而信贷从货币供求的角度来看属于货币需求，而不是货币供应。
货币供给与信贷投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从增量上来看，它们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M2=DK+QT
其中：DK表示新增人民币贷款；QT表示其他货币需求，例如政府债券、企业债、金融债等投资工具。
可见，新增贷款受到M2和QT同时影响。在M2确定时，如果QT的量很小，那么DK就会变大，它们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从QT包括的主要项目来看，例如国债发行时机和发行量，央行是无力控制和决定的，因此央行欲控制新增贷款的规模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央行将货币供应量与信贷规模同时列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这就有可能导致以下几种情况出现：一是目标和工作重心错乱，一会儿关注货币供应量，一会儿关注信贷规模，都想用力、都想控制，结果必然导致顾此失彼，以致任何一个目标都不能很好实现；二是权力越位，直接干涉商业银行的经营，要求后者增加或减少信贷投放。正如以上所论述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首先取决于吸收来的存款，如果存款增加了，它就会设法贷放出去，以获取存贷利差和投资收益。商业银行吸收进来的存款，一般会被划分成为三块：首先会拿出一块做准备金，以备存款客户随时提取，其比重取决于法定准备金率和银行一般备付需求；扣除准备金后的存款(即“可支配资金”)将会用于贷款和投资，商业银行可能将可支配资金全部用于发放贷款，也可能全部用于投资(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等)，也可能将资金在贷款与投资中配置。现在再回到理论的货币供求上来分析，在货币供给上央行是可以直接调控的，但货币需求上特别是对货币资金的配置上，却是商业银行的功能和职责。商业银行会根据自身的偏好、目标等来决定可支配资金在贷款与投资之间的配置。总之，在我国四家国有商业银行逐步完成股份制改造、日益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商业实体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如果再继续将新增贷款规模作为调控目标，不仅会干预商业银行的独立经营，而且对于自身来说，无异于给自己套上了无形的枷锁，实现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4.实际运行中，信贷投放规模越来越受到其他融资手段的制约。从实际融资结构来看，信贷融资只是各种经济主体多种融资手段之一，信贷融资与其他融资手段之间是互补关系，如果其他融资手段提供的融资多了，那么，信贷融资的规模就会相应减少。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建立资本市场以来，我国社会投资的融资形式日趋多样化，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已经成了企业可资利用的重要融资方式，并且不仅限于在国内发行股票，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境外上市融资额超过了境内。由于资本市场的波动与周期性，股票和债券的融资额往往是不稳定的。在资本市场活跃时，企业直接融资额就会多，反之，当资本市场低迷时，直接融资难度提高，获得的资金就会少；与此相呼应，信贷融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由表3我们可以看出，银行信贷在中国整个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中的比重是非常不稳定的，有的年份高，有的年份低。在这种企业融资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银行信贷投放是不会稳定的，也是难以准确预测和难以控制的。
四、基本结论：信贷规模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信贷规模(年度新增贷款)不适宜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央行不宜和不应控制信贷规模。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5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由此可见，法律亦未将控制信贷规模的功能明确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也没有明确将新增信贷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当然，信贷规模这一指标对于观察宏观经济的运行是有用的，我们不能因为它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就忽视它。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观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晴雨表。
参考文献
篇（9）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由中小企业内外部融资环境不完善所造成的。目前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渡过了创业的初级阶段，并进入了一个增长发展阶段，在此期间，企业融资结果直接决定着企业是否能持续发展壮大，因此如何改善融资环境，拓宽融资渠道，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中小企业应加大内部改革力度，苦练内功，优化融资的内部环境
中小企业自身条件的不足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的内部环境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对国有中小企业实行积极的退出战略，走改制重组道路；对集体企业要进行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关系；对私营企业要引导资本社会化，改变家族式管理方式，吸收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制度的要素。二是要找准产品的市场定位，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根据资金、设备、人才、技术、商品的不同，实行垂直分工或水平分工，把产品做精、做细、做专、做深，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要不断提高市场开拓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业务创新能力。三是要约束盲目的投资扩张行为。中小企业在项目投资前应进行认真的市场调查和分析，多考虑不利的市场竞争局面，认真分析自己的竞争力，懂得节制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四是建立规范的企业财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中小企业应按国家财会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能充分正确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制度，加强日常会计记录，定期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全面准确的财务信息，增加企业经营及财务的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减少银行对企业的信用危机。五是要加强中小企业经营人才培养，全面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中小企业高层领导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建立健全企业内部人才培养政策制度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通过内培和外引，真正建立起一支经营管理和技术力量雄厚的人才队伍，满足中小企业在经营方面多元化需求，确保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改革力度，强化银行竞争，促使现有商业银行逐步关注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一）改革现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及治理结构
银行改革相对于企业改革，已出现很大的滞后性，并已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造成不利影响。而银行改革的关键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改革。从改革过程“先易后能难”的原则出发，我们认为，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相对简单，对宏观面的冲击较小，可以优先进行。但国有大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中心和支撑，对其改革的政治阻力和风险都比较大，因此国有大银行的产权改革则可以相对滞后。
目前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思路应该是将发展民营银行和改革现有的中小金融机构结合起来，对现有的中小金融机构进行民营化改造，这是我国银行业产权渐进改革的切入点。对国有大银行应逐步进行股份制改革，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股权结构调整。适当分散股权，采取将现有国家部门统一所有改为政府分级监管，吸收各类社会保障基金入股，吸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入股，公开发行个人股在境内外上市等方法将政府的绝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将政府持有国家股为主的股权结构逐步变为以法人持股为主的包括个人股、外资股在内的多元化股权结构模式。真正按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
（二）改进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
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应改变以行政区域划分为总分行关系的组织模式，以价值链为核心，按不同客户对象进行划分，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贷款机构，实现银行结构扁平化，使商业银行的服务更加贴近中小企业。
（三）健全银行等金融机构内部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银行等金融机构应注重约束与激励机制的创新，我们认为目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独立审查人制度。主要依赖基层信贷经理掌握的各种“软信息”，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紧密型银企关系，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推行客户经理制，并赋予客户经理相应的权限，对200万元以下贷款实行独立审查人制度，操作程序比照个人贷款。二是推行中小企业综合授信额度，允许企业在有效期和授信额度内循环使用，随借随还，加速资金周转。三是专门对中小企业贷款设定一定比例的风险损失率（如日本银行为3%左右），以盈利补亏，增加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原始动力。四是在现有基础上合理下放对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审批权限，下放全额存单质押贷款、全额保证金的承兑汇票签发权。五是合理简化贷款审批程序和审批环节。
（四）建立中小企业贷款监管体系
为了了解掌握中小企业贷款的特点，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发展，应建立中小企业贷款监管体系，增设中小企业监管部门，实行不同于大企业金融业务的监管。在合法与合理的范围内鼓励商业银行调整战略，根据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开展中小企业融资业务，增加中小企业融资服务。
（五）积极鼓励成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融资的民营小额信贷机构
民营小额信贷机构的成立，可以打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的银行业格局，促使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调整市场定位，增加金融市场竞争力，强化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能力，促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改善。
（六）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信用评分系统及银企之间稳定的合作关系
根据中小企业特点，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信用评分系统，广泛搜集企业各类信息，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综合全面评估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同时应建立银企之间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金融机构信息共享，较好地解决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企业实行较好的监控。三、政府部门应积极扶持与引导，营造一个有利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状况，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的社会环境。
（一）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融资和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优化司法环境
从构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及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看，虽然目前有关部门已颁布了《中小企业促进法》、《担保法》等法规，但相配套的法律、政策缺失，整个政策法律体系显得原则而又单薄，执行时遇到了许多障碍和空白点。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进一步制定《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实施细则，解决中小企业整体重要性和个体弱势的矛盾。二是修改完善《担保法》，引入动产抵押担保制度，扩大动产担保物范围，允许应收账款和存货作为担保物，允许在普通债权上设立担保，引入浮动担保制度，增强中小企业融资能力。通过引入新的担保方式，如所有权保留、信托收据、债权担保，浮动抵押、让与担保、集合抵押等，也有利于商业银行利用这些担保措施或担保品种，开拓业务，保障权利。同时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公示性动产担保权登记制度，低成本、高效率地保护动产担保权人以及信贷交易各方的利益，增强信贷人放贷积极性，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健康有序地进行。三是及时出台《担保公司条例》，规范担保公司行为。对担保运行等关键内容、担保公司的定位、准入退出、行业标准、担保人员的资质以及担保实施形式、担保比例、担保倍数、损失理赔等作出统一的规定。四是建立再担保制度，积极营造债权流动化的环境。再担保制度有利于分散担保结构的经营风险，从而激励信用担保机构更加主动地发展中小企业融资业务。五是修改或撤消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发展，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会计、统计、财政及税收等制度。
（二）构建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
中小企业的先天不足，特别是其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性，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以及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理念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阻碍了银行贷款这种融资方式的有效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能对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有限度的政策性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而且这种方式效果明显。借鉴发达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经验，我们认为目前我国政府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应成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有效实现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一目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应在完成政府任务和目标的前提下，保证资产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最大化。二是建立政策性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三是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建立政策性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政策性投资机构，应以财政出资为主，也可由现已成立的省地两级国资管理机构通过出售其拥有的国有资产而出资。四是建立法制化与制度化财政弥补机制。向信用担保机构及再担保机构提供资金援助，担保机构或再担保机构先可用其预提的风险准备金进行自我补偿每年的担保或再担保损失，不足部分由财政弥补。目前，需要考虑的是，要将财政弥补款列入每年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预算，设立风险有限补偿基金。
（三）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一是建立多层次的、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资本市场体系。它主要应包括二板市场和区域性小额资本市场，二板市场主要解决处于创业中后期阶段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区域性小额资本市场则主要为达不到进入二板市场资格标准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更需要发展区域性小额资本市场。二是积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长期票据市场、租赁、典当等融资工具，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渠道的融资服务。
（四）建立中小企业的信用征信系统
目前迫切需要国务院协调和整合各方信用资源系统，加强社会征信系统建设，建立一套全国性的、有别于大企业的中小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建立个人消费信用信息系统，实现信用信息共享，为各种中小企业融资的信用评级提供基础条件。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改进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办法，制定科学、切合实际的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制度，实事求是地界定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特别是要建立法人代表、控股大股东的信用等级评定，这是影响银行资金安全的关键。中小企业信用征信系统的建立，一方面可使信贷部门更加快速、便捷、高效地获取中小企业以及企业主的各种定性定量信息，进行准确有效的企业综合信用等级评估及贷款风险评估，降低贷款成本；同时可促使企业主和中小企业重视自身的信用积累，形成良好的企业信用文化。
（五）成立专门机构全面负责中小企业事务
目前履行该项职责的全国最高政府部门是发改委的中小企业司，这样的设置与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贡献极不对称。建议成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部级单位，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相对独立于政府，有效行使其权限，并授权其监督其他政府部门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六）政府应加强对中小企业人才培养服务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加强以提高中小企业经营能力为目的人才培养服务。地方政府可根据当地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委托高校对中小企业的高层领导、经营管理人员有目的地分期分批地组织培训学习，学习现代经营理念、经营策略、经济法规政策等。比如，最近浙江省人事厅在清华大学首次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人才培训基地，专门针对“草根浙商”量身定制培训课程，学费都有浙江省政府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政府对中小企业提供人才培养服务，可有效地扶持中小企业获得管理资源，使中小企业在管理现代化和合理化等方面得到明显提高，也可解决中小企业人才培养资金和人力不足问题。
（七）建立和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商业服务体系
中小企业应将一部分管理工作社会化，通过建立专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产品选择、管理咨询、财务分析、融资需求、人员流动等提供全方位的商业化服务。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致可包括以下几类服务机构：技术咨询和推广机构、创业服务机构、管理咨询和培训机构、信息服务机构、信用服务机构等。从目前来看，建立和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应采取政府兴办为主，动员全社会力量，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功能的方法联合共建，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高正平。中小企业融资新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篇（10）
一、保险资金运用政策的调整应当加快
（一）放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是改善保险业经营环境的需要。一方面，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竞争的加剧，经营成本大幅度上升，承保利润明显下降，有些财产险业务经营已难以为继。对于人寿险业务，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另一个方面，将保险公司基本排斥在资本市场之外，不利于保险公司培育核心竞争能力。从当今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趋势来看，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无不向着大型化和全能化方向发展，能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已成为金融机构互相竞争的法宝。保险公司拥有强大的零售网络和广泛的客户资源，开展投资管理、风险控制等综合性业务条件得天独厚。因此，对保险资金开放资本市场可使保险公司的客户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这对提高保险公司竞争能力极为有利。随着中国入世，保险业的开放度也日益扩大，相对于国外保险公司已拥有的丰富的资本市场运作经验，国内保险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如不尽快使保险资金同资本市场对接，提升投资管理水平，将使我们一开始便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二）放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是中国保险业融人国际市场的必然选择。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保险业融人国际市场的步伐日益加快，中国保险业与国际保险业的互动加快了这种融合。“9.11”事件后，国际保险业进入了艰难的调整期，而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为中国保险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国际保险业利用其成熟的管理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面对的是全球资本市场，其投资的领域涉及股票、债券、基金、抵押贷款、房地产、贵金属等。其投资的方式可以是自营，也可以是委托，十分灵活、方便。而中国保险业在资金运用上范围狭小，严重制约了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使保险业发展的能量难以充分释放出来。
（三）放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是增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必然要求。过窄的投资渠道限制了新的保险业务的拓展，使产品设计过程中价格确定增加困难，市场需求与保单价值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放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有利于开发更多的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有利于产品销售，有利于提高投资收益，有利于化解寿险利差损，增强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二、目前保险资金运用与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政策性困扰
（一）由政策性因素导致的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给保险公司投资带来一定困难。相对于国际成熟的证券市场来说，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有很多问题是与国家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相伴而生的，只能在发展中寻求改革与发展的办法。如占上市公司三分之二的国有股、法人股的流通问题；新股配售问题；银行资金人市问题；宏观经济及货币政策问题；A、B股市场统一问题等等。这些政策性因素的变化或不确定性都会对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保险公司目前已投资于证券投资资金，间接进入了股市，因此这些政策性因素影响着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的稳定。
（二）投资工具缺乏既给保险公司投资带来了巨大压力，也给保险公司投资带来了风险。目前保险公司只能在商业银行存款、投资于国债、金融债、部分企业债及买卖证券投资基金，没有更多的金融投资工具，使保险公司间接投资股票市场只能在一个上升的市场行情中寻求盈利，一旦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引起行情下跌便只能承受投资损失。即使是国债投资，也是品种少，期限短，不能较好满足保险公司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允许保险资金投资的基本上都是利率性产品，而没有实业投资，一旦利率变化，对保险公司的存量资产及增量资金都有着重要影响。表现在：利率持续走低，保险公司将面临再投资收益风险；而如果利率持续走高，保险公司存量固定收益债券则面临投资风险考验。
（三）由于投资工具的缺乏，使保险公司投资组合困难，完全做到资产与负债相匹配成为不现实。我国的寿险资金绝大部分是长期性的，其中20年期限的资金约占50％左右，而在保险可投资的工具中却缺乏与之相匹配的品种。如协议存款绝大部分为5年期，国债、金融债以3、5、7、10年居多，20、30年期限的品种太少，而且价格也不能真实反映期限与价格的变化。在目前限制保险公司投资实业、股市及海外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各保险公司要做到投资资产与负债的完全匹配显然是困难的，这也形成了保险公司的巨大经营风险。
（四）现行投资管理体制及资金运用政策限制了保险公司投资业务的发展。国际上一般保险公司投资管理有三种模式：一种是由保险集团公司或金融集团公司所属的专业投资公司运用与管理保险资金；第二种是资金由保险公司下设一个具体的投资部门来管理和运作；第三种是保险公司把资金委托给专门的投资管理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来运作。从我国的情况看，这方面限制较死，第一种和第三种模式基本上不存在。虽然新的《保险法》已出台，对保险公司的投资尚留有余地，但有些条款缺乏权威性解释，亟待有关部门做出详细的说明。可以说，目前投资管理体制及政策上的种种限制和不明确，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保险投资业务的发展。
（五）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资源的配置水平，影响着保险公司的资金营运。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筹集与分配资金，另一方面，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资金大量闲置；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惜贷，存贷比例偏低，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又大量认购国债，默默承受着利率风险；一方面企业贷款难、上市筹资难，另一方面，企业发债又多头管理，限制的太死；一方面保险公司保费收入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保险资金运用却没有更宽的出路。这些状况表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机制，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资金及债券的价格失真，也给国民经济资源造成浪费，影响着保险资金的有效增值。
三、如何缓解保险资金运用矛盾，确保保险资金安全增值
（一）允许保险资金直接人市。保险资金的直接入市，是利用股市的最有效的途径。首先，可以避免投资于基金的管理费用和托管费用，节省成本；其次，可避免投资于封闭式基金造成的折价损失；第三，可以避免投资于开放式基金的申购和赎回费用。特别重要的是，保险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在见证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同时，已在人才储备、投资组合、风险控制等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有能力直接参与股票市场，直接利用资本市场的发展契机，提高保险资金的运用水平。
（二）允许保险资金投资于更宽范围的公司债券。与美国20万亿美元债券市场的规模及4万亿美元公司债券的规模相比，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规模小、品种少，公司债的规模只占全部债券市场规模的4％。可见，中国的公司债券，包括可转债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也将为保险资金的运用提供更大的市场。
（三）有限度地允许保险公司参与质押贷款及金融租赁业务。主要包括住房、汽车贷款等。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这类投资收益稳定、风险小，特别适合保险资金的安全增值的特点。
（四）项目投资。可投资于市政建设、重大交通设施等风险小、期限长、收益高的项目。
（五）战略投资和国有股、法人股的投资。应该允许保险公司作为新股配售的战略投资者，享受一级市场的高收益；同时，应该允许保险公司投资于业绩优秀公司的国有股或法人股，获取稳定的红利以及通过所投资公司的净资产的增值，享受以后的流通溢价。
（六）外币境内外投资及人民币境外投资。对现有外币资金除了可以开展结构性存款外，还应允许从事B股交易；应该允许购买中国政府及企业在海外发行的债券；应允许购买美国国债等。目前美国30年期公债收益率在5.04％，10年期公债收益率达4.13％。同时，对现有保险公司人民币资金，国家外汇管理部门也应该在政策上有所松动，可以根据保险的需求和实际投资管理能力，按总资产的规模核定一定比例允许人民币自由转换成外汇资金，投资于海外资本市场。尽管存在一定的汇率和投资风险，但从长远看，这对于保险公司合理匹配投资组合，完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投资收益是大有裨益的。目前北美和香港股市在网络泡沫破灭后，价值回归，已有一定的投资价值。只要机构投资者特别是保险公司在投资时处理好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三者的关系，控制好风险，应该能够获得较高的回报。
四、放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同时对保险公司自身的管理及保险监管水平提出了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