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社会学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组织社会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当前，独立学院的学生会建设在独立学院的学生发展基础工作中拥有重要地位，针对独立学院学生思想活跃的特点，学生会组织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学生群体能力、思想、认识等基础方面建设的核心。

一、独立学院学生会组织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以云师大商学院为例

组织文化是指组织在其内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外部形象的总和。组织文化的核心是组织价值观、中心是以人为主体的人本文化、管理方式是以柔性管理为主、主要任务是增强群体凝聚力、组织文化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随着独立学院学生会组织结构的日益完善，组织文化建设受到了更多关注。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学生会成立于2001年10月，是在学院党委领导、院团委指导下逐步形成的“自我培养，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学生群众组织。每学期开始，学生会都会召集新老委员针对上一年工作、学习和思想动态中出现的相关问题，确定目标和主题，以讨论会的形式商讨组织先进性的发展方向制定学期发展目标；以丰富多样的活动，及时了解新老委员在思想、学习、生活上存在的问题，加强部门间的团结协作、委员间的沟通交流，促使学生会委员形成集体意识，创建商学院学生委员会团队精神；每年第一学期在院内举办“青春飞扬”系列迎新活动，丰富了学生的第二课堂。“走出去，请进来”，主动加强与兄弟院校学生会的学习交流是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学生会在文化建设上的主要内容，他们立足商学院特色积极开展到兄弟院校的联谊活动，在形式上不拘一格。

二、独立学院学生会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目前，独立学院学生会的组织结构基本成熟，但大部分并重视组织文化建设。对这种组织的“软控制”不重视，只关心活动的开展，导致了委员被动局面的出现。

（一）委员积极性不高，凝聚力低

随着学院规模的扩大，学生会的人数也相应增多，委员中出现了一种你推我靠的现象，甚至出现人手的不足，这与学生会拥有众多委员是不相称的。许多委员都以“有课”、“英语学习”等借口来推脱任务，致使部长的工作难于开展。

（二）委员思想动荡频繁，易受指导老师更替的影响

独立学院的管理体制比较灵活，教师的更替也比较频繁，每当指导老师更替之时，学生会内部思想动荡严重，委员们产生一种不安全的感觉。部长们为自己的处境而担忧，委员为自己是否可以适应新指导老师的工作而烦恼，这样必然会造成工作效率的低下。

（三）学生会委员的自身建设欠佳

独立学院学生会委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自身的适应能力差和素质的参差不齐。学生会的形象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损坏，从而形成了学生会在学生中的口碑不一。（四）独立学院学生会存在问题的本质

组织制度的执行受到了外界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代表组织文化的一些价值观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部分制度没有针对组织和委员的特点来制定是独立学院学生会存在的共性问题，要重视组织文化建设，进行管理的制度化是解决当前独立学院学生会出现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建设独立学院学生会组织文化的对策思考

（一）充分体现制度化功能

制度化的功能体现在以下方面：有助于组织成员的自我教育和管理；有助于管理者规范自己的工作；有助于对组织成员工作的考核与评估；有助于各级部门和个人对自己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自查和自评等。

（二）加强学生会组织文化的制度化建设

1、制定学生会制度的前期准备。学生会制度的制定要体现组织价值观，能够充分调动委员的积极性。要从系统上把握学生会文化的制度化。制度化是学生会文化形成的一个环节，科学地确立学生会委员及管理者的制度意识。

2、科学地制定制度。制定制度首先要从全面修订现有管理制度入手，要以民主程序来制定制度，要循序渐进，要将学生会的长远和短期目标结合起来，必须体现义务、职责、与权利相统一的原则。

3、制度制定后的保证实施。除了制度要制定的科学、公正、严谨外，还要重视学生会的“执行文化”。决策层要大力支持、模范执行，中间层要正确引导、大力推进，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制度化对独立学院学生会的针对性

制度的科学制定有助于塑造独立学院学生会委员的文化素质，引起各个方面力量的关注、支持。合理的制度化可以加速独立学院学生会文化的形成进程。制度化有利于独立学院学生会内部的日常管理和共同信念的形成。

四、结束语

独立学院学生会的组织文化建设及制度化管理，能够在充分保障日常工作圆满完成的基础上，结合学生会的自身情况，实现委员的共同价值观。同时在对外形象塑造和自身素质提高方面，都会取得较好的成效，进而使独立学院学生会的管理水平和文化水平得到提高，自身实力得到加强，以至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中永远健康的前进、发展。

篇（2）

民 族： 汉族

政治面貌： 团员

出生日期： 1985年11月

户 口： 兰州

婚姻状况： 未婚

学 历： 本科

毕业院校： 兰州大学

毕业时间： 20xx年07月

所学专业： 社会学

外语水平： 英语 (CET-4)

电脑水平： 熟练

联系方式：

求职意向

工作类型： 全职

单位性质： 不限

期望行业： 批发、零售（商场、专卖店、百货、超市）、纺织品业（服饰鞋帽、家纺用品、皮具）、市场、广告、公关

期望职位： 业务拓展专员/助理、客户服务专员/助理、市场专员/助理、市场调研与分析、业务跟单

工作地点： 杭州市

期望月薪： 20xx-4000

教育经历

[20xx年9月至20xx年6月] 兰州大学 社会政治类 社会学专业：培养社会学理论体系、科学方法和实证研究三大领域有机结合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主要课程有：社会学概论、西方社会学原理、社会调查方法、经济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等。就业方向：适合在企业从事人事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等工作。

培训经历

20xx/7--20xx/8：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接受人力资源相关业务的专业培训。

工作经验

20xx/7---20xx/11: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上班，先后担任项目部专员职务,熟悉相关业务流程，能独立操作相关业务。

20xx/10--20xx/3： 爱心活动 | 长期辅助孤寡老人；组织“心灵有约”献爱心活动；策划并参与了“师生共建哲社林”大型植树活动

20xx/6--20xx/9： 毕业实习 | 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xx级毕业生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

20xx/5--20xx/6： 市场调研 | 策划并组织了《兰州大学学生收入与消费状况调查》项目

20xx/6--20xx/8： 暑期实践 |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

专业技能

熟悉spss社会统计分析软件的操作

能熟练操作word.wps.ppt等专业办公文件

熟练掌握了office.excel等专业办公软件

工作业绩

20xx/6--20xx/10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独立完成了该项目的调查报告，获得了学校20xx元的资助奖励金，而后撰写的调查论文被收入学院的优秀学术论文集

20xx/6--20xx/9： 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xx级毕业生实习计划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独立撰写了实习报告，被评为本学院优秀实习报告

20xx/11--20xx/5 自己独立设计并独立完成的兰州大学毕业生论文被评为全校优秀毕业论文

自我评价

篇（3）

论文摘要:研究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与国际同行之间的相互联系，指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与国际体育社会学界之间的互动。国际体育社会学界给予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创建与发展许多启迪和借鉴，为中国体育社会学培养了专业人才，为国内更好更快地了解学科动态提供了方便，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莫定基础;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丰富了国际学术界的理论成果，为ISSA的刊物出版发挥了作用，为各国学者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和便利，为发展中国家学者赢得了权利，为跨国合作研究发挥了力量。

在世界各国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的时代背景下，探索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与国际同行之间的联系，研究我国体育社会学与国际体育社会学之间的互动，既可以为今后我国体育社会学史研究提供素材，又可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对外交流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1中外体育社会学界的联系与交往

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对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和进步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国体育社会学来说更是如此，这是因为:第一，我国体育社会学起步较晚，国际上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都高于我国;第二，国外同行的研究和经验可以直接给予我们启迪和借鉴。

1.1成果交流

1.1.1成果引进

我国体育社会学创建之初，引进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一项重要工作。1981年，北京大学林启武开始翻译体育社会学方面的资料，成为第一个向国内介绍体育社会学知识的学者。之后，蔡俊伍、刘德佩、牛兴华、王苹、李树怡等人也发表了介绍了体育社会学的文章。上世纪90年代初，刘德佩引进了奥地利格拉兹大学体育系G ·Bernhard教授的问卷调查法，并向国内介绍了日本学者金崎良三设计的研究课题样本，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21世纪初，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杰·科克利(Jay ·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一议题与争议》( Sport in Society :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对美国体育社会学有了较为完整和清晰的认识。

从引进成果的来源看，有日本、美国、前苏联、加拿大、波兰、奥地利、保加利亚等国家，其中以日本、北美和前苏联为主。这是因为:第一，这些国家一直处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前列;第二，早先我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多集中在日本、北美和前苏联等国，熟悉这些国家的研究进展，具有引进这些国家成果的便利条件。

1.1.2成呆输出

自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学者开始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外同行。1988年《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 ASS)发表了我国王真、陈安愧和钱跃庭的论文《中国纺织女工的体育态度和参与状况》，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开始进人国际学术界;1989年，加拿大出版的《社会与闲暇》(L& S)又刊登了刘德佩的研究《体育与中国城市居民的闲暇生活》。翌年，孔祥安和牛兴华等人在《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IRSS)上向国际同行介绍了我国体育社会学十年间的学科进展和主要研究。截止2008年底，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体育社会学论文60余篇。这些成果引起了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界的极大兴趣。

1.2学者互访

体育社会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在创建初期，为了更好地向国际同行学习，我国曾多次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讲授体育社会学。日本的影山健、近藤义忠，英国的J ·A ·Mangan，韩国的林繁藏和金佰昌等学者都曾来我国传授过体育社会学知识。

自1984年起，我国向日本、美国和前苏联等国派出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仅“1985-1990年期间，我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国外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有7人之多”。1990年以后，我国又陆续派出顾渊彦、苏连勇、金育强、张文健、董进霞、宝勇武等人到国外进修体育社会学。他们回国后，大大增强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力量。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影响逐渐扩大，进人上世纪90年代后，国际体育社会学术会议中开始出现我国学者的身影，一些国家前来邀请我国学者讲学。目前我国已有苏连勇、熊斗寅、刘德佩和卢元镇4位体育社会学者应邀到国外讲学和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1.3组织联系

1964年6月，在日内瓦正式成立了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1994年，更名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 ISSA) )。目前，ISSA拥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260多个，分布在世界48个国家中。在ISSA成立的40多年间，对规划和推动体育社会学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9年，我国学者刘德佩在前苏联学者H.. И.巴诺马廖夫的推荐下，成为ISSA组织的会员，也成为我国最早加人ISSA的学者。随后，我国吕树庭、李小英、金育强等人也陆续成为ISSA组织的会员。截止到2008年，我国已有10余位学者加人了ISSA组织。鉴于我国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对国际体育社会学的杰出贡献，1994年ICSS破例增补我国刘德佩为ICSS执委会委员，2005年又批准沈阳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为该组织的团体会员，成为我国在ISSA中的第一个团体会员。

1.4会议联系

学术会议是学者们近距离交流和展示研究成果的舞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社会学也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984和1986年，我国学者出席了日本体育社会学学会的年会，结识了著名学者营原礼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同行。1987年，我国学者分别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格拉兹大学的同行举行了座谈会，为后来的合作研究奠定了基础。2001年起，ISSA举办的4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学，都有我国学者积极参加的身影。第1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我国就有8人参加(其中1人来自台湾师范大学)。借助国际会议这个平台，各国同行相互交流切磋，增加了解，增进了友谊。

1.5合作研究

由于文化制度、习俗、环境等方面的差异，研究者往往能更深刻更敏锐地发现自己不熟悉的国度和环境中的问题。国际体育社会学界认识到跨国合作研究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捷径。早在1987年，我国学者便与奥地利格拉兹大学体育科学院达成了合作研究协议。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分别同奥地利、日本、前苏联、美国、芬兰等国家的同行完成跨国合作研究课题有12项之多。

2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界的影响

2.1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界的帮助与促进

2.1.1国外成果给予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创建与发展许多启迪

80年代初，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已有相当的发展，但对于国人来说却是比较陌生的，除少数学者在国外接触过体育社会学外，国内大部分学者对体育社会学不了解。因此，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于创建自己的体育社会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林启武、刘德佩、吕树庭、黄汉升、金育强等许多学者为国外资料的引进发挥了作用。国外研究成果和资料不仅在学科创建初期带来很多启示，在我国体育社会学30年的发展进程中也同样给予了诸多的启迪和借鉴。引进的前苏联、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体育社会学成果，对于我们了解国外的学科进展和经验教训，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都发挥了较大作用。

2.1.2国外学者为中国体育社会学培养了专业人才

跨越国界的交流可以更好地促进学术的发展，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也是如此。在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初期，党和政府为提高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力量，从1984起陆续向日本、美国、前苏联、加拿大、英国、波兰等国家派出学者进修体育社会学。到2008年底，我国已向国外派出10多位专门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国际上一些著名的体育社会学家，像H．И．巴诺马廖夫、影山健、近藤义忠、金崎良山、John Loy、Klau、HIaus Heinemann等学者都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人才培养和学者成长做出过贡献。

2.2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为国内更好更快地了解学科动态提供了方便

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 )是体育社会学领域权威学术组织。到目前为止，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 ISSA)已吸收我国10余位学者为个人会员，沈阳师范大学为团体会员。这些学者架起了国内外体育社会学界更为广泛的联系和沟通渠道，使国内同仁更好更快地了解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的最新发展动态和学科进展。 转贴于

2.3承办和主持国际会议，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奠定基础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壮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和其他学术组织多次交由我国体育社会学界承办学术会议，体现出国际同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界的信任和支持。会议以严密的组织、周到的服务和良好的环境为国际同行提供了展示成果、交流切磋的舞台，体现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界的整体实力，大大引起了国际同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关注和兴趣。除承办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外，我国学者还在多个体育社会学的国际会议中担任领导职务，组织、筹备和主持会议。通过举办和主持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大大提升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扩大了在国际同行中的影响，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进人国际先进行列奠定了坚实基础。

3中国体育社会学界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与作用

3.1丰富了国际学术界的理论成果

在30年的对外联系过程中，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向国际同行展示了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理论和观点不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很具针对性，对世界上一些与我国具有相同社会体制和背景的国家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很具借鉴作用。其中关于体育社会流动和分层的论述、关于发展中国家体育经验的论述、关于小城镇体育的社会学研究、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关于体育人口的观点、关于体育价值观念的表述、关于体育游戏对儿童社会化作用的探讨、关于体育社会的理论、关于体育工作者的观点等，已成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大家庭中的共享资源。这些理论成果丰富了国际学术界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为国际体育社会学的成果积淀和学术创新发挥了作用。

3.2力争ISSA增设汉语为副工作语言，为世界使用汉语的学者提供了方便

《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 IRSS)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出版的学术季刊，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学科领域最高权威性学术刊物。该刊物在用英文全文的同时，另外以德文、法文、俄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和中文7种语言刊登论文的摘要。

1995年以前，IRSS是没有用汉语发表的论文摘要。经过我国学者刘德佩长达4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在1994年末将汉语增设为该组织的副工作语言。从1995年第1期开始IRSS开始出现用汉语发表的论文摘要。汉语成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的副工作语言，不仅有利于我国学者更好更快地了解到国际体育社会学的学术动态和最新进展，而且也为世界上华语地区使用汉语的体育社会学工作者带来了便利。自ISSA增设汉语为副工作语言起，我国体育社会学学者一直义务承担着《IRSS))中文摘要的翻译和编辑任务。这项工作最初是由沈阳体育学院体育社会学教研室承担，I9%年后移至解放军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完成。截至到2008年，累计义务翻译审校中译文论文摘要25万多字，编辑10多万字，为ISSA的刊物出版做出大量工作。

《国际体育社会学年刊》( ISSA Bulletin )是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机关通讯刊物。该刊物对各国学者了解ISSA的工作进展、学科新闻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95年以来，我国沈阳体育学院体育社会学教研室和解放军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还一直义务承担着ISSA Bulletin的专栏撰稿工作，为ISSA的通讯工作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4中国体育社会学界在跨国合作研究中的作用

跨国合作研究是国际体育社会学界进行课题研究与相互合作的重要模式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曾与日本、奥地利、前苏联、美国等国家共同完成多项体育社会学研究课题。

4.1多次承办学术会议，积极参与组织管理，为各国学者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和便利

作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在享受成果和便利的同时，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1997年，中国社会学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了“国际大众体育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学者参加，与会学者围绕大众体育的法制建设、大众体育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推动国际大众体育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同年11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在我国北京举办了“亚洲体育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共有来自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国内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0名学者参加。与会学者以“21世纪亚洲的社会发展与体育的关系”为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就体育社会学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会上展示了一批体育社会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反映了近年来亚洲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水平。2006年5月，在我国沈阳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召开了“2006国际体育社会学研讨会”，来自国内外1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学者们围绕发展中国家的奥林匹克运动、体育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体育与民族文化等问题，展开了深人的交流与探讨。

除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外，我国学者还多次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学术会议中担任技术领导工作，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与责任。

4.2促使ISSA下调会费，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争取了权利

联合国中规定，联合国成员国需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承担不同的义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经济承受能力不一样，在ISSA中须交纳的会费也不应相同。可是，在1998年之前，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学者，还是发达国家学者，加人ISSA组织的会员每年都须交纳100美元会费(个人会员)。

1998年，在ISSA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国刘德佩提出会员的“义务与权利”提案。通过艰苦交涉，该提案终于被ISSA组织采纳，并调整了会费标准。从此，个人会员会费的标准被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100美元、40美元和20美元(发展中国家学者为20美元)。1998年ISSA会章的修改，结束了发展中国家学者受不公正待遇的境况，使先前一些因经济条件不能人会的学者，从此不再因经济原因而与ISSA无缘。我国学者的正义行为，减轻了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经济负担，为他(她)们争取了更多人会的机会。

5结语

篇（4）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单位职工在个单位的体育需求受到限制，出现了自发性的以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的体育活动，成立了街道联合体协。于是在天津出现了社区体育这个概念。进入20世纪90年代，政府开始重视社区体育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制法规，主要有《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关于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的意见》。1997年后，社区体育发展迅速，随着国家对社区体育的重视，全国各个城市社区体育开展的轰轰烈烈，并在@一阶段以“全国城市体育先进社区评定”为标志，推动了城市社区体育的蓬勃发展。

（二）我国社区体育研究的现状

我国社区体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江苏省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学分会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进行的体育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对城市发展战略进行研究，社区体育作为城市文化的研究对象，这时揭开了社区体育研究的序幕。真正深入开展社区体育研究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1991年国家体委在天津召开了“全国部分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研讨会”，主要讨论社区体育的概念问题；在1993年全国职工体育论文报告会上，共7篇涉及社区体育的论文；到1995年《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出台，完善了社区体育的性质、功能问题；1996年举行首届全国社区体育工作会议，整个推动了我国社区体育研究的发展。在第五届体育科学大会全民健身专题论文报告会上、第二届全国社区体育工作会议上以及第六届体育科学大会群众体育专题报告会上，有关社区体育研究的论文达50%，标志着我国社区体育研究已上升到一定阶段。

到了21世纪初，国家体育总局2000年在《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了新时期我国“城市体育以社区为重点”的构想与计划；2003年12月30日国家体育总局下发《关于创建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试点的通知》。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加速推进了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研究和建设。

（三）国内各学者在社区体育研究中的表述

1. 李建国把社区体育当作群众体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主要特点为：活动范围的区域性特点，活动设施的公共性特点，活动组织的民间性特点，活动方法的服务性特点，活动指导的平等性特点；

2. 肖叔伦认为社区体育主要具有体育组织的民间性，体育活动的区域性，更加广泛的群众性和体育设施的共享性等4个基本特征；

3. 李明认为经济转型期社区体育有指向性、社会性、有偿性、经营性和经济性等基本特点；

4. 周晓东对福建省城市社区体育做了调查，内容包括组织管理模式，体育人才的培养，社区体育活动的类型，活动经费和场地设施到等等，同时提出了相应对策；

5. 刘明生在上海市社区体育组织现状调查中，发现目前社区体育组织中，以居民自愿参加、自发组成的组织最具有活性。

通过以上资料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社区体育存在着某些问题，具体可以总结为：社区体育发展不平衡、组织管理存在缺陷、发展社区体育的资源紧缺。

篇（5）

本文以1990年徐隆瑞、梁向阳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0版),1999年顾渊彦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9版)、卢元镇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2003版)为研究对象，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四个方面来探讨其学科内容和体系;同时在比较国外相关研究及参阅国内同类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

1、研究方法

1. 1文献资料法:查阅(体育社会学》专著和教材近10部，并通过计算机检索相关文章数篇，这为本文的进一步分析莫定了资料基础。

1.2专家访谈法: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10余名教授进行访谈，访谈包括《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研究内容等。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 1学科性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我们来比较三个版本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学科”;2003版认为，“其学科性质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具有综合研究的性质，具体来说，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既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1999版的观点是“体育社会学是在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综上可看出，《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这一说法得到一致的认可。

就国内有关《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相关文章及资料显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①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②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③既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

由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它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关于它与体育科学的关系是分支，还是基础，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著名学者卢元镇先生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体育科学的基础学科。

2. 2研究对象。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理论出发，研究体育的社会性或社会过程的学科，或者说，体育社会学是研究体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科。”此处的社会过程和社会性不仅表现在体育活动系统内部，而且还体现在体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及社会总体的关系上。1999版引用《中国体育社会学》中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具体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2003版《体育社会学》中清晰地阐述:“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

综上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观点，与其对学科性质的不同看法有密切关系。对不同学科性质的看法，决定了不同研究对象的观点。

2. 3研究内容。我们对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在1990版、2003版本中清楚的介绍了研究内容，其中有3个共性的方面，①体育的社会结构、特点及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其中包括整个体育结构及其组织形式的研究;体育与社会现象(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教育、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等。②体育社会学的理论和体育社会问题。这既包括创建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也包括解决体育中的具体社会问题。研究者通常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促进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和谐发展。③不同体育形态的研究(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对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研究较多。大众体育包括大众体育的群体与组织、闲暇与体育、生活方式与体育、影响大众参与体育活动的因素、各种群体的体育等等方面。

由于近来关于社会化的定性研究已经为理解社会体育界和体育参与提供新的、很有洞察力的见解，所以对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也很关键。体育运动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包含的内容也较多，如体育运动中的阶层差异是什么、不同项目之间是否存在活动者的阶层差别及其程度如何等。

西方有关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与我国有相似的地方，同时也存在一些时空及文化差异。随着进一步广泛的交流和发展，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将更加具有多元化、包容性和普适性。

2. 4框架结构。3个版本《体育社会学》分别有13、 15,20章组成，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我们对其章节的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体育社会学》有一些共同之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体育与人的社会化，体育群体与体育组织。随着10多年的社会及体育学科发展，《体育社会学》自身也不断增加新的内容，社区体育、妇女体育、老年人体育、残疾人体育及体育社会问题逐渐受到研究者关注，被纳人到《体育社会学》体系中来。

应该来说，《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是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受其指导而建构形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科自身也不断的增加新质，特别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体育现象和问题领域。此外，《体育社会学》的框架结构也受特定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及不同文化土壤的影响和制约，这一切就决定了《体育社会学》目前的多元化发展。但从相关研究来看，我们仍可发现其中的类似内容，如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及性质、体育的社会问题等方面。

3、结论与建议

3. 1本文通过比较国内3版本(体育社会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找出有关学科发展中的相同及相异观点。

篇（6）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20X（2016）17-0061-02收稿日期：2016-04-22

基金项目：三亚学院2015年度校级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自主学习能力’与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实施方案”（syxyjy150302）。

作者简介：陈强（1971―），男，三亚学院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现代社会问题、中国社会转型。

2015年春夏之交，三亚学院为适应教育教学改革需要，出台了“小班授课”“缩减课时”“教师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和参考书、组织学生讲课和讨论、批改作业和课程论文”等教学改革措施，并进行了试点。

三亚学院的教改举措针对的是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一个老问题：教学模式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学生学习模式大体上还是“被动学习”，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非常薄弱。三亚学院此次教改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促使教师从“以灌输为主”向“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为主”转变，促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转变。由此，三亚学院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将有所提高，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将跃上一个新台阶。

三亚学院社会发展学院于2005年在先生入室大弟子、知名社会学者沈关宝教授带领下成立，开设社会学等四个专业。十年来，三亚学院社会学专业既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学理论基础，又强调训练学生的社会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能力，努力使学生成为既懂理论，又会实践的应用型人才。十年校庆之际，三亚学院领导班子对学校的性质进行定位，将学校确定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大学。应用型人才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的。三亚学院社会学专业教师队伍根据学校的要求和形势的变化，重新对社会学专业培养的应用型人才进行定位，将其确定为：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和开阔的专业视野，能将社会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将来所从事的工作的专门人才。社会学专业学生需要掌握的技能包括自主学习能力、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社会调查能力、数据统计分析能力、定性研究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其中，自主学习能力是首要的能力，因为学生只有养成了自主学习能力，才能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人，学会规划自己的学习生涯，明确自己需要培养的其他各种能力。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我们需要改革社会学课程教学，改变原来的教学模式，建立一个新的模式。

一、重新设置课程体系，明确课堂教学的目的

三亚学院社会学专业目前的课程体系设置的指导思想是以向学生传授社会学理论知识为主，兼顾培养学生的社会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能力、毕业论文写作能力。这个思路自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中国高校很多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的思路都与此大同小异，可谓已经固化成为一个模式。

2015年9月，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校长林品章一行莅临三亚学院，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网络与资讯中心主任陈见生在讲座上介绍了该校根据台湾“教育部”的要求，建设课程地图的详细情况。他强调，各个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必须围绕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来展开，需要培养哪种能力，就开设哪门课程，开设的课程必须与需要培养的能力对应，这样的课程体系设置才是有的放矢的，才是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服务的，才是为提升学生未来的就业竞争力做准备的。台湾与大陆同源同根，不过，台湾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比大陆更远一些，台湾的大学教育似乎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借鉴台湾的经验，重新设置社会学专业的课程体系。笔者的一个考虑是：能否打破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的导向，改为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主？如果做不到，至少也要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与传授理论知识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不是“兼顾培养学生的能力”。

既然要把培养学生的能力在课程体系设置中凸显出来，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考虑到底社会学专业学生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的能力。笔者认为，社会学专业学生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包括：自主学习能力，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社会调查能力，数据统计分析能力，定性研究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共十种能力。在笔者看来，这些能力将为学生学好专业、学会做人和做事、求职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我们应把课程体系设置与这些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把能力培养融入各门课程的设置中，分配好课程模块、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的比例，给学生充分锻炼各种能力的时间和机会。

重新设置社会学专业课程体系后，教师的课堂教学要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即不仅仅要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在课堂中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要把学生能力是否得到提高作为衡量课堂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学生的能力没有得到提高，那么，教师传授理论知识多么精彩、生动，我们也只能遗憾地说“这堂课是失败的”。

二、小班授课，转变教师的角色

三亚学院推出的“小班授课”系列措施，可谓顺应了时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小班授课针对的是大班授课的诸多弊端：师生互动交流不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机会不均等，教师难以兼顾每位学生的特殊情况（学生的学习能力不同，接受程度也不一样），无法“因材施教”。实行小班授课后，教师面对的学生数量少了，师生互动机会大大增加，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机会比较均等，教师比较容易照顾到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从而“因材施教”。

“小班授课”系列措施的第二个即为“缩减课时”。“缩减课时”的意思是减少教师课堂讲授的课时，但是，课程的总课时并没有改变。那么，节省出来的课时去哪了？原来，这些课时被用来安排学生上台讲课、讨论和辩论、去图书馆查阅参考书和相关资料。“缩减课时”后，教师不再有“足够的时间”来讲授教材的理论知识了，这倒促使教师尽量精简要讲的内容，尽量地“提纲挈领”，突出教材的重点内容和核心观点。由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原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高高在上，其角色是灌输知识和“填鸭”，是主角（学生是配角）。现在，教师“走下神坛”，处于与学生平等的地位，其角色是在传播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与学生互动交流，组织学生上台讲课、讨论和辩论并做点评，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和参考书，布置作业和课程论文并批改。这样，教师更像是与学生合作，共同完成课程教学任务。在此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主角，没有配角。

三、巧妙引导，转变学生的角色

“小班授课”系列措施的实施，既需要教师的努力，也需要学生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几千年来，中国的学生在教学体系中一直处于从属的、被支配的地位，学生习惯于被教师牵着鼻子走，服从教师，学生被动地吸收、接纳教师灌输的知识。说句不好听的，学生就像是教学体系中的奴隶，因为他（她）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学生与老师不平等）。这样的教学体系与封建专制制度和专制社会是相适应的。星移斗转，民主制度和民主社会成为了当今时代的主流，这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必然要顺应民主的潮流，朝民主化方向发展，要给学生越来越多的自由，要使学生与老师平等，这就是“民主的教育”。

其实，生活在当今时代，中国大学生早就浸在民主潮流中，他们的思想越来越活跃，他们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求日益强烈。在大学课堂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满足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希冀教师运用先进的、现代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因此，大部分学生对于“小班授课”是能够理解、支持和配合的，是有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的。当然，不排除有少部分学生仍然不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小班授课”教学改革比较排斥。这就需要学院领导、辅导员、专业主任和任课教师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通过讲座、辅导、谈心等方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他们明白“小班授课”教学改革的意义和价值。

“小班授课”教学改革将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体系和教学活动中的“主人”。何谓“主人”，学生将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学生将自己制订学习计划，自主安排学习活动，以一个“主角”的身份，积极、热情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既能专心聆听教师的讲解，又能自由、平等地与教师和其他人互动交流，发表自己的观点，也能上讲台讲课，过一把“教师瘾”，还能静静地在图书馆、资料室捧读参考书，收集资料，撰写课程论文，完成作业。

篇（7）

 

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是使存在者显示其为存在者的本源性东西，因而与一切存在者相比存在具有优先地位。哲学对存在的研究不是去追问存在是什么，而是追问存在者的存在的意义。社区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之物，我们所要追问的是社区在当今存在的意义，它究竟是一种积极的存在，还是如众多批判者所言，是一种没有价值的即将消解的存在？答案是无须质疑的，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社区是一种散发着活力的合理性存在。本文将从社区消失论和发现论两大理论谈起，分析社区在当今被“再发现”的契机。

一、社区概念的发展

“社区”一词，渊源久远。“社区”这个概念最早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出版于1887年的“Gemeinschaftund Gesellschaft”一书。该书后来由美国学者查尔斯·罗密斯翻译成英文，书名为“Community and Society”（《共同体与社会》）。中文的“社区”一词是在30年代由英文“Community”转译而来。滕尼斯在书中以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变的德国为背景，论述了从传统乡村社会转向现代城市社会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构建了“社区”和“社会”这两个社会学概念。在他看来，社区是由自然意志形成的，以熟悉、同情、信任、相互依赖和社会粘着为特征的社会共同体组织；而社会则是由理性意志形成的，以陌生、反感、不信任、独立和社会连接为特征的社会结合体组织。滕尼斯把社区看成是传统乡村地域的代表，而把社会当作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

社区概念提出之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直到一战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化导致了人们社会关系的疏远和淡漠，这时人们才开始关注滕尼斯所提的“社区”概念。由此开始社区一词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得以广泛应用，其涵义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滕尼斯眼中的社区突出的是一种共同体的特质，并不强调地域特征。之后社区概念在增加了区位含义之后成为专门的地域性社会研究工具。由于社区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加上不同学者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的差异，迄今尚难找到一个普遍认同的社区定义，有学者粗略统计对其定义就有140多种。美国学者桑德斯曾据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将对国外社区概念的理解分为四种类型：①定性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个居住地方。②人类生态学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个空间单位。③人类学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种生活方式。④社会学的理解，把社区视为一种社会互动(桑德斯，1982年)[1]。简单而言，社区就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中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无论其定义怎样变化，在现代社区的基本要素至少应包括地域、人群、社会关系、认同感。

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社会的缩影，因此社会整体背景的变迁必然会对社区及其运行产生各种影响。论文写作，认同感。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着重就城市化对城市社区的影响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社区消失论和社区发现论。论文写作，认同感。

二、社区消失论[2][3]

这种社区消失论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滕尼斯、迪尔凯姆、齐美尔和韦伯等古典社会学者对19世纪产业革命和城市化的社会意义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是：在前工业社会，普遍存在小规模的、相互熟识的、同质性较强的人群，由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趋于一致，容易认同某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城市居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影响，促使了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抱负的差异，社会认同感将削弱，其结果是使社区的存在失去应有的基础。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那种较为密切的、充满道德和情感色彩的社会关系是社区概念的核心。

可以说，从社会学开始关注现代城市社区起，贯穿其间的一个主调就是认为社区作为地域性人类生活共同体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和终结。许多社会学的城市社区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指出了这一点。如芝加哥学派(帕克)认为，除了某些种族聚居区，居民与地方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松弛，他们虽住在同一地方，却互不相干，甚至互不相识。美国社会学家斯腾指出，随着一体化的大众社会的到来，作为地域性共同体的社区变得难以界定，不同区域居民的价值观、规范、行为的差异已减少到相当程度。而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更是指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使地域性不再具有任何明确无误的重要意义。在全球时代，共同体是没有地方性的中心的，已经和地点脱钩。人们不应该在增强已经丧失的社区感上做文章，因为，他们并不能阻止社区的丧失。

总之，在这些持相似观点的学者看来，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社区作为一个地域在居民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已消失；同时，维持社会团结和公共道德的传统机制也失去了社会的政治意义。

三、社区发现论[2][4]

60年代以来，对沃斯理论的批判性评价已成为许多研究的共同倾向。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刘易斯、甘斯、费谢尔、斯塔塞等。如果说，认为社区必将走向衰败确实是自社会学研究开始关注城市社会生活以来的主调的话，那么，同样确实的是，这一主调一直都伴随着对它提出挑战和质疑的声音。论文写作，认同感。

刘易斯提出，许多居住于大城市的人仍保留着自己的小圈子，在这些圈子内人与人之间仍保留着亲密的关系；圈外的陌生人对他们的生活及行为方式等并没什么影响，如“小意大利”、“唐人街”等。英国学者霍加特通过对利兹市一个工人聚居区的实证调查研究，从居民的地域同一性、社会同一性、社区居住的连续性三个方面论证说明了现代都市中类似于传统邻里社区的存在。

古斯菲尔德认为在现代都市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地域性限制虽然较以往要少得多，但是，社区这种地域姓的共同体依然是人们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重要的共同体中的一个。甘斯等人也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都存在着具有内聚性和认同感的“都市村庄”。更近的则如帕乔恩，他通过对英国格拉斯哥市760个被访对象的调查研究，断定了城市中有意义的、有相对明确的地域界限的、有凝聚力的邻里社区的继续存在。

大量证据表明城市化引起的社会变迁并没有导致城市社区的衰败或消失，它的现实存在是无须置疑的。“社区”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从“消解”到“再发现”的过程。如果说20世纪的人类，是从“社区”迈向“社会”即社区社会化发展趋势的话，那么21世纪的人类则是从“社会”回到“社区”即社会社区化发展的趋势。

四、社区在我国的发展机遇[3][5][6]

从这两大观点的争议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中社区是一种夹缝中的存在。社区作为一种地域性生活共同体，社会一体化和生活个体化的双重趋势都在极大地挤压着它；另一方面，我们也明确到社区的现实存在是无需质疑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在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大趋势，给社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转轨带来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和传统“单位体制”的解体使社区建设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城市中的单位社会逐渐萎缩，“单位办社会”模式渐渐被“社会办社会”模式所取代。我国城市社会的社会支撑体系的支撑点也由“单位”落实到“社区”。这些变化促进了社区的发展，以人们的生活和居住空间为核心的社区逐渐上升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

第二，随着土地使用权进入流通领域和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我国城市社区的住房私有化比率越来越高，居住于同一住宅区的居民的“社会同一性”也将越来越高。当居民自己拥有住房以后，一般会与居住地保持较为长久、稳定的联系。研究表明，房屋的拥有者要比租房者对所在的社区有更高的认同感和满意度。论文写作，认同感。居住在同一社区人们也必然会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共同利益，这种利害一致性将导致他们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正是基于这种认同感、凝聚力，这种共同的社区意识，才能逐步地发展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

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类型的多元化，农村劳动力被释放出来涌入城市，形成大规模的城市流动人口。而且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大规模的城市旧区改造、新区建设等导致了城市社会公共事务剧增。这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而社区作为城市“权利下沉”的载体而得以发展。论文写作，认同感。无论对本地人还是对外来打工者，社区都是人们较为稳定的生活、栖居的地方，成为人们联系最多的场所，社区在客观上就具备了作为城市管理主体的条件。这样，城市管理客观上要求“权利下沉”，而社区又可以作为“权利下沉”的载体而得以发展。

第四，社会转型背景下，人们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多元化，多元化经济使人们的文化需求也多样化了，满足文化需求成为都市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就要求社区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繁荣社区文化，让社区文化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健康的主流文化来影响人们，填补他们在转型背景下的文化失落感。另一方面，城镇小康型生活方式的来临，使居民对于居住环境和社会服务有了更高的期待。人们的社会需求从单一的生存需求向休闲、娱乐、康复等综合需求发展，从低层次向低、中、高多层次发展，社会服务的对象则由特殊群体向全体居民发展。这些都为社区建设，尤其是社区文化建设带来了发展的契机。论文写作，认同感。

综上，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了：社区在当今是一种合理性的存在，它是适应时代要求而生的。由于社区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概念，所以伴随而来的将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程玉申.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程玉申，周敏.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的研究述评[J]. 社会学研究，1998,(4).

[3]王小章.何谓社区与社区何为[J]. 浙江学刊，2002,(2).

[4]夏建中.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5]马西恒.社区建设：理论的分立与实践的贯通[J]. 天府新论，2002,(4).

篇（8）

古代学者对于家族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周的宗法制度方面，宋人张载的《经学理窟·宗法》篇，首次对宗法制度作出了全面的解释。清代学者毛奇龄的《大宗小宗通释》、万斯大的《宗法论》、程瑶田的《宗法小记》、侯度的《宗法考》等，对宗法制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考据。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社会史论战的展开，近代学者开始对家族制度的研究，出版了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山书局，1929年）、陶希盛的《婚姻与家庭》（商务印书馆，1934年）、高达观的《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正中书局，1934年）、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1年）、王伊同的《五朝门第》（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3年）、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1947年）等专著。

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为指导研究中国的家族问题。郭沫若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在全面探讨先秦社会制度外，还特别重点研究了当时的家庭和家族问题。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系统阐释了中国原始婚姻和家庭的发展过程，也详尽介绍了父家长制家族制度的产生过程。

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也开始重视对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探索，从40年代开始，出版了大量研究论著，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加滕常贤的《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研究》、清水盛光的《支那家族的构造》（岩波书店1942年）、《中国族产制考》（岩波书店1949年）、牧野巽的《支那家族研究》（生活社1944年）和《近世中国宗族研究》（日光书院1944年）、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和国家》和《中国古代的家族研究》等。

建国以后的三十年，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国内家族史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除个别研究涉及到西周宗法制以及60年代结合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发表了部分对族权的研究论文，关于家族史的学术论文较少。其间代表性的论文有左云鹏的《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等。

随着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社会史研究在大陆史学界得以复兴。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家族与宗族问题开始受到史学界的普遍关注。

二、近年来家族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学术界出版了多部从社会角度研究古代家族问题的论著。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将古代家族区分为“原始社会末期的父家长制家族”、“殷周时期的宗法式家族”、“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宋以后的近代封建家族组织”四种家族形态。该书属通论性的学术著作，时间跨度较大，材料丰富，论证充分，内容编排井然有序，毫无空泛之感。

冯尔康、常建华等编著的《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社会史丛书”，1994年）是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中国宗族史。作者按照时间顺序，把中国传统宗族形态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即（1）先秦典型宗族制时代；（2）汉唐间世族（士族）宗族制时代；（3）宋元间大官僚宗族制时代；（4）明清绅缙富人宗族制时代；（5）近现代宗族异变时代。作者从婚姻、姓氏、墓葬、祠堂、族谱、族田等具体制度入手，全面分析了宗族的形态特征、等级结构、社会功能等问题。

朱凤瀚的专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侯马盟书等古代文资料，结合现代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成果，将商周家族划分为商晚期、西周、春秋三个阶段，对中国历史早期的各种类型的家族组织作出了具体的分析比较，深入探讨了家族对中国早期社会形态和国家结构形式的影响。

徐扬杰的另一部专著《明清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立足于横向的开掘，涉及家族结构、家族规模、家族生产、家族财产、家族伦理、家族观念、家族法律、家族祭祀、家族教育、家族谱牒、家族械斗、家族防卫、家训族规等。作者认为：宋以后的家族制度，尽管在形态结构上继承了古代家族制度的某些特点，但它基本上是在宋以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家族制度，这种家族制度以祠堂、家谱和族田为基本特征，与古代家族制度有显著的区别。在近代家族制度中，祠堂是近代家族的象征和中心，家谱是维系家族的主要纽带，族田是家族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该书结构严谨，内容翔实，征引书目达500多种，包括大量家谱、方志、家训、族规和乡约。

郑振满的博士论文《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1992年）从家庭与宗族组织的互动关系的角度出发，把中国传统家庭和宗族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认为：宗族组织作为一种直接构建于家庭者上的社会组织，家庭形成的各种关系，如婚姻、血缘、收养、过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继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宗族组织的构成及演变趋势。作者肯定了传统研究中对于大家庭、小家庭、不完整家庭的区分，并由此将宗族组织分为三类：即以血缘为联结纽带的“继承式”宗族、以地缘关系为连接纽带的“依附式”宗族和以利益关系为连结纽带的“合同式”宗族。作者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每个家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始祖，这个始祖（不完整家庭）经过结婚生育，开始形成继承式宗族，又经过若干代的自然繁衍，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淡化，为地缘和利益关系所取代，继承式宗族也就相应地演变成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这一理论模式对于中国古代家族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朱勇的博士论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1987年）对清代宗族法的内容、制定与执行、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由美国学者李中清、中国学者郭松义主编的《清代皇族人口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入13篇论文，针对清代皇族这一特定的家族形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该书利用了清代《玉牒》及其它档案文书，运用计算机手段和现代统计学方法，对各种数据和文字资料进行量化分析，体现了大陆、台湾和美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余年间，学术界发表有关家族问题的研究论文近百篇，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家族组织、家族形态以及社会功能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一、关于西周宗法制问题：李衡眉连续发表了《昭穆制度与周人早期婚姻形式》（《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昭穆制度与宗法制关系论略》（《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兄弟相继为君的昭穆异同问题》（《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宋代宗庙制度中的昭穆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等系列文章，针对学术界关于昭穆制度就是宗法制度或是宗法制度一项内容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昭穆制度和宗法制的内容有别，昭穆制度体现在墓葬、宗庙和祭祀制度中，而宗法制却体现的继承制度中。前者起源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后者起源于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的过渡。

杨希枚的《再论先秦的姓族和氏族》（《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先秦文献中的姓字指“姓族”，即包括同祖先的若干宗族及其若干家族的外婚单系亲属集团；氏字指“氏族”，即包括某一姓族所统治的同姓、异姓和与统治者无亲系的庶民所组成的王朝。

二、关于春秋战国的家族状况：韩国学者尹在硕发表《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室”的结构与战国末期的家族类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作者认为：通过《日书》所反映的民间信仰内容，能够推导出可以旁证当时民间生活形态的社会史资料。《日书》把“室”作为每个人活动的最小空间，并叙述了“室”内可能发生的一切活动，对研究中国古代家庭史很有价值，《日书》中所记载的“室”的建筑结构或“室”内成员的规模及血缘结构，则反映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普遍形态，因此，对《日书》所载“室”进行分析，不仅可以阐明战国秦汉末民间一般家族之形态，还可作为小型家庭论之依据。

三、关于两汉家族组织：张泉鹤《东汉宗族组织形式试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围绕东汉宗族的构成特点、族内的赈恤活动、族人的法律连带责任等进行了研究，认为，东汉宗族是在先秦宗法组织瓦解后，适应东汉社会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家族共同体。豪民大家控制了族权，阶级关系压倒了血缘关系，在宗族内部，各家庭的生活是独立的，族人的相互联系仅表现在救济和赈恤上。

四、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家族的个案研究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个案研究本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这一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已经成为海外学者的一个通例。80年代初，美国学者伊佩霞的专著《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被在大陆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魏晋南北朝这一独特的历史环境，有关这一时期某些著族大姓的个案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所在。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有关论文达数十篇，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刘驰的《从崔卢二氏的婚姻缔结看南北士族的地位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王连儒《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

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对魏晋南北朝坞堡累壁以宗族乡党为基础、坞堡主要是由东汉至魏晋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传统看法提出质疑，认为十六国时期的坞堡组织可分为少数民族与汉族两种，两者的居民构成和组织方式具有很大差别，汉族坞堡大多为流民所建。坞堡主身分复杂，有流民帅、乞活帅等，只有少数坞堡为地方大族所置。

除此之外，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川胜义雄等人在70年代大力提倡的六朝时代“家族共同体”的理论，近年来也被全面介绍到大陆，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近年来直接涉及“家族共同体” 问题的论文在大陆尚不多见。

五、关于唐代的家族问题：与魏晋南北朝家族个案研究的热潮相比较，唐代的家族研究似乎较受冷落，除一些文章涉及到敦煌氏族志外，无论是通论还是个案研究都比较少见。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学者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收录了《中古家族之变动》、《中古山东大族著房之研究》、《从士族籍贯的迁移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隋唐政权的兰陵萧氏》、《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分析》等多篇论文，通过大量正史与碑志材料的汇总与分析，重点探讨了山东大族在唐代的发展演变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六、关于宋代大家庭的研究：唐代剑《论宋代大家庭的社会职能》（《社会科学》，1993年第7期）为通论性文章。这一阶段的个案研究有漆侠的《宋元时期浦阳郑氏家族之研究》（《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文集》，同朋社，1989年）、《“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年会编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许怀林《陈氏家族的瓦解与“义门”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等

七、关于明清家族研究：通论性的文章有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许华安的《清代宗族势力的膨胀及其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冯尔康《清代宗族制的特点》等。

随着徽州文书的发现和整理，以徽州文书为线索探讨明清宗族结构，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所在。唐力行的《明清徽州的家庭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通过对徽州族谱的统计、分析和比较，指出：明代后期，徽州的家庭和宗族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形成了小家庭和大宗族的格局，而徽商的兴起，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明清徽州的家庭结构与西欧、中欧的家庭结构有相同之处，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欧与中欧的小家庭是完全独立的，而徽州的小宗族之上还有个大宗族。这一差异使得同为小家庭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后者家庭结构的集约化是与欧洲近代化趋势相一致，而徽州的家庭宗族结构却以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强化了封建的统治秩序。陈柯云的《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针对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宗族关系日趋松弛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族产在明清时期从未中断，不过从明中叶以后，部分众存族产逐渐转化为祠产形式的族产，从而形成众存族产和祠产交叉并行、一消一长的局面。由于族产在在明清徽州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强化了宗族势力和宗族关系。朴元浩（韩国）《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认为：明清时期宗族制度最明显的特征是同族结合范围的扩大，同时与区域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这种扩大和强化了的宗族组织成为风靡清朝乡村社会的前提。高寿仙《明初徽州族长的经济地位—以休宁县朱胜右为例》（《江淮论坛》，1994年第4期）通过对徽州文书中族长朱胜右材料的分析，指出：大族的族长不一定由富户担任，一般自耕农亦可，朱胜右甚至只是佃户。这种情况在明初徽州地区具有代表性。

关于清代家族问题，常建华连续发表《清代族正制度考论》（《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践》（《学术界》1990年第2期），认为雍正四年以后清政府所实行的族正制度虽然起到了地方基层政权的作用，但它是独立与宗族房长之外的，清政府实行宗正制还有遏制宗族势力发展的一面，不能简单地视为族权与政权的结合。

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史的理论视野中，家族问题的研究与婚姻、家庭以及人口等方面的研究密切关联，相辅相成。近年来，史学界在上述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限于篇幅，未能一一列举。

三、关于家族研究中若干问题反思

近年来学术界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家族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对于古代历史的认识视野，也在史学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个案研究、区域研究、量化分析和结构功能论证代表了当前家族史研究的几个主要趋向。

在肯定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家族问题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研究中缺陷和不足。

一、重视社会史的理论求索，确立严格的学术规范

由于社会史研究的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史学界缺乏对现代社会学的深入了解，缺乏对这两个母体学科均驾驭自如的研究者，迄今为止，我们对社会史这一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史与文化史、社会史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社会史与人类学的关系了解都不深入。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社会史研究兴起之初，社会史学界对于理论问题的讨论一度十分活跃，在社会史的内涵、学科体系等出现过许多争论的热点。近年来，这些讨论逐渐趋于沉寂，却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宏观理论研究的薄弱导致微观研究的困境，具体到家族问题的研究，便是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以个案研究为例，许多论文多侧重于家族的士宦升降政治地位，而对家族的经济状况、宗族结构、家族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则较少涉及，从严格意义上讲，许多文章并不属于社会史的范畴。个别低水平的研究论文仅仅是某一家族的材料汇编。

理论研究薄弱所导致的另一种倾向是概念不明或滥用概念，现代社会学关于家庭有“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单一家庭”、“复合家庭”、“扩大家庭”等概念的严格界定。个别研究者在尚未全面理解的前提下便把它们简单地套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导致了研究的偏差。在概念和范畴的使用方面，西方学者曾有过深刻的教训，西方社会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引入了许多其它学科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但是，而这些方法和概念间缺乏学科的内在联系，不仅难以驾构社会史学的理论框架，反而使社会史研究日趋琐碎化，背离了总体社会史的展示社会历史全貌的初衷，这一点应充分引起我们的警惕。

二、重视“新史料”的开掘，真正做到“物尽其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史的兴起不仅是史学研究在观念的上的变革，同时也是一种史料上的拓展。浩如烟海的墓志、族谱、方志和其它档案材料，极大地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也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以个人之力，用传统的研究手段，很难吸收和消化如此众多的信息。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借鉴海外学界的研究经验，以团队方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史料进行集约化整理，真正做到物尽其用。

现阶段家族史研究的另一个缺憾是对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材料重视不够。中国民族众多，社会形态复杂多样，素来被称为历史发展形态的“活化石”。从50年代以来，我国的民族学工作者和地方史学工作者进行了艰苦社会调查，取得了大量成果，其中包括了丰富的家族史内容，涉及到家族结构、遗产继承、祖先崇拜、宗族械斗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家族的演进过程，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现代考古学的众多田野发掘报告中，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墓葬形制进行了精确的研究，是我们研究家族史的第一手材料。但由于专业的隔膜，这两方面的材料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篇（9）

工程移民是社会学亟待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加强对工程移民中的人口、家庭、就业、贫困、社区建设、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组织、社会保障与社会控制等问题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并应用社会学知识于工程移民过程，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和保障措施，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它对于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促进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过程：对工程移民进行社会学分析

工程移民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迁移，也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环境的改变。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它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过程，是一种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在移民身上的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心理变迁的过程。下面，我们试从这两个方面对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过程做一分析探讨。

1、移民：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

一般来说，工程移民，特别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中的工程移民，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因此，其迁移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围绕着迁移，移民与政府之间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面对面的互动。在这对互动关系中，政府的目标是顺利实现迁移，而对于被迁的移民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次巨大的经济、社会、人生变迁和利益损失，利益保护本能则往往迫使他们拒绝迁移。而互动的必然结果则往往是迁移的实现。

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过程作为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其互动的必然结果之所以往往是迁移的实现，这是因为在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中，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有两点则是共同的：一是互动双方力量的不平衡；二是互动结构的不对称性。所谓互动双方力量的不平衡，是指在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中，政府为了顺利实现迁移的目标，往往采取了他组织! 由外在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各部分联系起来的组织行为" 的组织方式，并充分利用政府权威的强制性和责任性强化这种方式，以对移民进行以迁移为目标的总动员。而互动的另一方——移民，面对信息输入和利益损失，基于利益保护的本能也形成了一套自我保护的机制并作用于它的互动对象，在共同利益驱使下形成移民自组织，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迁移的净损失等。但移民的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往往是孤立的、分散的，软弱无力的，它根本无力与高度组织化的政府相抗衡"（綦淑娟，1996:38）。

2、工程移民：旧的社会解组和新的社会整合过程。

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工程移民首先是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同时又打破了旧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舍弃了旧的社区组织以至整个旧的家园，造成程度不同的社会解组与社会解体现象。

工程移民过程是旧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文化样式的破裂，也是新家园的重建。这种重建不是也不可能是原有生产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简单重复，而是社会结构的重构和发展，因此，移民的过程实际上同时也是新的社会整合的过程。在这新的社会整合过程中，移民的利益整合，包括国家与移民、移民地区与其相关的非移民地区以及移民地区内部不同的部门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协调与重构则是关键。工程移民的社会整合，除了利益整合外，还包括社会的"狭义" 和文化的整合，如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村落和行政组织、宗族、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等。工程移民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社会整合，逐步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结构，实现由原居地到新的安置地的搬迁、适应和融合，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中实现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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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移民为发展：社会学知识在工程移民中的一个实际应用

从理论上讲，征用和重建，移民与发展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组成部分，然而大量的事实表明，现实中的征用和搬迁并不会自发地引起重建和发展。移民由于工程建设而被迁出后，他们失去了部分或全部土地，或者失去了住所，或者土地和住所两样都失去。其后果是安置的结果与移民原有的生活水准大不相同。据一项对三峡移民的调查，在移民群体中，收入因迁移而受损失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移民家庭除了在住宅方面有了很大改观外，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十分欠缺，三分之二的人反映迁移前的收入比现在少，而现在收入比迁移前多的仅占9.2%，外迁型移民收入减少者所占比例远远超过了后靠型移民；农村移民又比城镇移民受损的范围和程度更大更广一些。而迈克尔?塞尼在对世界银行工程移民进行大量研究和分析后认为，工程移民可能造成的贫困风险主要包括：丧失土地；无家可归；失业；被排斥在社会发展进程之外；食物没有保障；疾病和死亡的增加，失去了享受共同财富的途径；社会组织结构的解体。因此，为了减少工程移民的贫困风险，降低搬迁所造成的影响，促进工程移民从失去土地向以土地为基础的安置转变，从失业向再就业工程转变，从失去家园向重建家园转变，从混乱向重建社会网络转变，从边缘化到融于社会转变，从被剥夺向恢复对公共财产的使用权转变等，实现移民与当地人民融为一体，我们就必须切实改变以往那种“重工程轻移民”、“重搬迁轻安置”、“重一次性经济补偿，轻可持续开发”的思想和做法，改变那种认为通过行政手段就可以解决移民问题或把工程移民仅仅视为工程的附属问题，用工程方法来解决移民问题的认识，真正把工程移民问题纳入整个开发计划中，将工程移民视为发展问题，在强调对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开发的前提下，在经济发展和增强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上安置移民，不仅要使移民能够“搬得走”，更要使他们能够“稳得住，会致富”，即所谓的变移民为发展。

而在变移民为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学知识则可以也必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种贡献至少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工程移民准备阶段，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参与实地调查，真实地了解受工程项目影响的地区和新安置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移民和安置地居民的意愿，帮助政府及移民当局制定一个符合客观实际，既能体现移民政策的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和移民利益，又易于操作和实施的移民规划，以便指导相关组织及时有效地开展移民工作，从而使移民和发展做到更有计划性和预见性。这种移民规划必须充分体现以人为根本的原则，充分考虑到移民未来的重建和发展，它至少应当包括发展计划与战略；帮助移民重建社会组织；对财产进行估价和赔偿；有关文化习俗和社会服务的条文；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措施；相关组织所应承担的职责等内容，并在保持基本框架和基本原则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从而为项目规划者进行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行动提供指南。

其二，在工程移民的实施过程中，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社区和社会组织的重建工作。如提出一套重建社区组织与社区结构的方法，新移民与新安置区相互融合的途径，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网络的实施步骤等，以促进移民与安置地居民的尽快融合。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会学家和移民的共同参与，提高工程移民中的非成本—收益性因素，如增强移民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公正感；保证移民应得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减少移民对政府的“综合依赖症”，更好地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等等，而且，通过广泛深入的参与，还可以多方面地吸收各种建议和意见，使隐藏的有关问题及早地暴露出来，从而降低搬迁的难度，提高移民的满意度，增加长期稳定的系数。而这些都是成功的移民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前提和条件。第三，在工程移民安置结束时，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工程移民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最大限度地为移民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和宽松的社会环境，增强移民发展经济的适应性，促进移民原有文化样式与安置地文化的尽快融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移民恢复由于搬迁所带来的经济、文化、社会网络、社会组织以及心理方面的损失，实现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迈克尔?塞尼，1996，《移民与发展———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研究》水库移民中心编译，河海大学出版社。

篇（10）

一　从“社会学的矛盾意向”到科学中的“规范与反规范”

默顿很早就注意到规范冲突的问题，指出了科学的规范与其他领域如政治、宗教领域的规范的相容与不相容。他说，对科学产生敌意的根源在于，“包含在科学的精神特质中的情感与存在于其他制度中的情感是不相容的”。后来他又发现在科学的规范系统的内部也存在着规范的冲突。默顿认为：“我们必须考虑，首先，在一个社会制度中具有潜在的冲突性的规范是如何发展的；其次，科学制度中的冲突的规范是如何在科学家的生活中产生显著的矛盾心理的；最后，这种矛盾心理又是如何影响科学家之间的实际的(不是假设的)关系的。”

在《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一文中，默顿强调了原创性的价值，“在这种科学制度中原创性非常受重视。因为正是通过原创性，知识才会以较小或较大的幅度得以发展”。同时他又补充了“谦逊”(hu—mility)这一规范。“这种价值观(指原创性——引者)并不是孤立的，它只不过是构成科学的精神特质的一整套复杂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体系还包括：非谋私性、普遍主义、有组织的怀疑、精神财产的公有性，以及谦逊”。

然而，在默顿看来，原创性的价值观与谦逊的价值观有着潜在的冲突。“像其他制度一样，科学制度似乎糅合了潜在不相容的价值观：其中既有原创性的价值观，它驱使科学家要求人们承认他们的优先权；也有谦逊的价值观，它使得科学家坚持认为他们能够取得的成就是相当小的。”默顿注意到，这两种价值观并非真的是矛盾的，但它们提倡的确实是相反的行为。默顿认为，要把这两种潜在不相容的东西融人一个单一的取向中，并在实践中协调一致，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指出：“这两种价值观是同族的，就像该隐和亚伯是亲兄弟一样，而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那些内化了这两种价值观的科学家中间造成内在的冲突，并对优先权的主张产生一个明显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在一些伟大科学家的身上也体现出来，例如，为人谦恭、美名于世的达尔文，当得知华莱士会抢先发表其进化论时，他曾多次给赖尔写信，表达了自己对于可能失去优先权的担心和矛盾心理。

默顿阐述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矛盾意向”的概念：“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说，社会学的矛盾意向是指，融人处于某一社会地位的某一角色中的不一致的规范性期望。”E默顿认为，“这种矛盾意向是基于角色和地位的社会性规定，而不是这类或那类人物的情感状态。确实如我们所期待和将会看到的社会学的矛盾意向是心理学的矛盾心理(psychologicalambivalence)的一个主要根源”。以医生为例，作为治疗者这一角色，他们被要求对待病人既要“感情中立”(affectiveneutralityordetachment)又要“同情关怀”(compassionateconcern)。显然，这两种规范和期望之间存在着矛盾，导致了医生的心理矛盾(矛盾情感、矛盾态度)。科学规范系统中的互相冲突的规范和期待也会导致科学家的矛盾心理。例如，在默顿看来，强调原创性的价值观与有组织的怀疑主义规范也有类似的矛盾状况：有组织的怀疑主义要求“科学家不应该使自己成为学术时尚的牺牲品，那种时髦的观念虽一时流行，但注定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原创性的价值又要求“他必须对有希望的新观念持灵活的、乐于接纳的态度，避免在维持学术传统的伪装下变得思想僵硬”。

默顿进而从社会学的矛盾意向的观点出发，提出了规范和反规范(normsandcounter—nomrs)的概念。默顿“视一个社会角色为一个体现规范和反规范的动力学结构”，指出：“主要的规范和次要的反规范交替地支配着角色行为，产生了矛盾意向的核心类型”。至于“主要的”和“次要的”的含义是什么，默顿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但他强调，“只有通过这样的规范与反规范的结构，一个角色的各种职能才能被有效地履行(原文为斜体——引者)”。

二　米特洛夫对科学中“规范和反规范”的经验性研究

受默顿的启发，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米特洛夫(IanI．Mitroff)教授把社会学的矛盾意向的概念用于科学的规范结构之中，并提出了一组与“默顿一巴伯规范”相对立的“反规范”。米特洛夫对研究月球岩石构成的42位科学精英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经验性研究，1974年他发表了题为《一个由阿波罗登月科学家组成的选择群体中的规范和反规范：科学家矛盾心理的个案研究》的长篇论文。该文的出发点是默顿早期和后来关于科学规范的论述，以及他关于“社会学的矛盾心理”的思想，关注的焦点是与默顿和巴伯所强调的科学的非个人性相对立的“科学的个人性”。米特罗夫主要采用深度谈访和内容分析的方法。第一轮是由作者引导的自由讨论，了解与登月使命有关的问题并与科学家们建立互信、友好关系。第二轮是问卷调查，作者设计了一些跟前一轮讨论有关的问题，让科学家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看法。此外，作者还对上述科学家在一些科学会议上的公开言行作了追踪“监控”。“所得出的结果是基于观察和对科学家反复出现的态度和行为而作的推理以及近4年的交叉检查。”至于为何选择有关阿波罗登月工程的科学家作为研究对象，米特罗夫认为，科学家对其所偏爱的但又面临许多不利证据的假说往往表现出高度的信奉，阿波罗项目对于研究这一现象的本质和功能，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米特罗夫认为他得到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即他所调查的大部分科学家认为在科学活动中“信奉”或“承诺”(commitment)的作用是广泛的。在此，“信奉”或“承诺”有三种不同而又相关的含义：一是认知上的信奉，即科学观察负载着理论。为了检验一个科学假说，人们必须采纳某种理论甚至对它专心致志，从而使现象能够被观察到；二是感情上的承诺。科学家对其思想观念、假说是有感情涉人的，他们舍不得抛弃自己的思想观念、假说，且会尽力去证实它们；三是在整个科学活动的过程中，需要坚定的个人信奉。这种信奉不仅仅限于科学思想的产生阶段，也发生在思想的检验过程。调查表明，不少科学家被同行认为他们对自己所宠爱的假说是高度信奉的，其中有三位尤为突出。这三位科学家也被认为是“最富创造力”和“最能抵制改变”的人。所谓“最富创造力”是指他们可不断地提出“大胆的、挑战性的、刺激性的、启发性的、推测性的”假说，而“最能抵制改变”是指他们具有突出的能力坚持自己的观念，捍卫它们直到他本人或对手的去世。

以上述三位科学家为代表的行为，若按照默顿、巴伯的看法，可算是违反了普遍主义和感情中立的规范，会引起同行的批评。米特罗夫的调查也证实了这种反应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他发现科学家又不是完全否定，有的甚至完全肯定这种对自己所宠爱的假说的高度信奉。他指出：“每个被采访的科学家都表示，客观的不受感情影响的科学家的观念是天真的”，更令人吃惊的是，科学家拒绝把“不为个人感情所影响的科学家”的观念作为一个先定的理想或标准。

米特罗夫引用了大量科学家的陈叙。例如：科学家A：信奉，乃至极端的信奉如偏见，在科学中充当一定角色，并有积极的作用……科学家B：没有感情投入的科学家，就像毁灭地球的疯狂的科学家，只能在科幻小说中才会出现……科学家C：(感情上)无偏见的科学家只是一个神话……科学家D：如果你做的是一个中立的陈述，没有人听你的……科学家E：……如果你有了一个观念，你必须竭力去继续挖掘它。你不得不走到路的尽头。科学家F：公正无私的科学家的观念只是一个应放人另一个世界的神话……科学家G：你不能根据一些杂志上的天真的文章来理解科学。科学是高度个人化的事业，每个科学的新观念需要个人化的代表人物将其捍卫和培育，使它不至于遭到夭折……还有一些科学家表达了他们对于那些强烈信奉自己的假说的同行的赞赏，并指出了科学家对他们的观念应该有感情投入的各种理由。

在长篇引用了科学家们的评述后，米特罗夫指出：“以上评述清楚地表明了相信科学家对他们的观念应该有感情投入的各种理由。最重要的是，他们揭示了渗透于科学结构中的心理学和社会学要素。从心理学上来说，这些评述表示，信奉是科学家的个性特征。这些评述强烈地支持了默顿关于科学家的观念总会有感情涉人的思想。从社会学上来说，这些评述揭示了科学的社会本性。”

“总之，这部分已对如下主张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和经验上的支持：如果有理由应该把感情中立和普遍主义作为科学的规范的话，那么也有同样的理由把‘感情信奉’和‘特殊主义’作为相反的、对立的规范。”而且，“类似地，可以认为，默顿和巴伯所提出的每一个规范都对应着一个与之相对立的规范。”这可用下表显示：

米特罗夫认为对于上述的规范与反规范，“科学家们的反应表明了一个深深的矛盾心理。他们不是在完全的无偏见与完全的偏见之间简单取舍，而是在同时起作用的两种相反的规范之间进行一场难分胜负的拔河赛”。就是说科学家不时地在规范和反规范之间振荡摇摆，时而遵循规范，时而遵循反规范。在米特罗夫看来，这些反规范不是对默顿规范的违背，也不是默顿规范的取代品，而是科学家所信奉的辩证的规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规范还是“反规范”都是有助于科学发展的实质性规范。例如，他认为，保密作为与公有性相对立的规范，在科学中具有积极的功能。他说：“没有保护性的保密措施，科学的社会系统内部就会继续地受到各种公开的频繁的优先权之争的折磨。没有保密，科学就会退化到一种频繁交战的状态。一定程度的保密是合理的，因为科学家不一定能够鸣谢其思想的来源。”因此，保密就成了一个科学的规范。在他那里，偷盗和窃取也差一点成为了一个反规范。他指出：“虽然偷盗也许比保密更难成为一种反规范……但是偷盗和窃取也许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它使一个科学家及同行知道他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因为没有人会去偷盗没有价值的东西。

总之，默顿在论述社会学的矛盾意向时，提出了规范和反规范的概念，并认为规范是占主导地位的规范，反规范是居从属地位、起补充作用的规范。但在米特罗夫看来，根据他的这项研究，“情况不是这么简单，占主导地位的规范在一定的情况下可能是从属性的、次要的，主导性不是一套规范的不变的特性”。他认为，科学所包含的规范和反规范这两套规范在不同的情况下起着不同的作用。具体来说，“对于定义明确的问题(如月球岩石的化学构成问题)，科学的传统规范起着主导作用，而对于欠明了的问题(如月球的起源问题)，这里提出的反规范似乎起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