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1 19:38:05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故宫考察报告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一、南方四地基本情况及保护开发现状
(一)无锡市惠山古镇。惠山古镇即以京杭大运河支脉龙头河为中心、以惠山横、直街为轴线的历史文化街区,隶属于无锡市北塘区,因地临惠泉山麓而得名,是无锡市文物古迹最密集、文化特色最鲜明、古风貌保存最完好的历史文化街区。在1.0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汇集了代表中国古典山水园林杰作的寄畅园、惠山寺,以及以水旱街为基本格局的传统民居街坊和融汇中西建筑风格的祠堂建筑群,仅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有3处12个点,时跨唐宋元明清,集中荟萃和展示了祠堂文化、运河文化、名人文化、茶泉文化、园林文化等多种文化,特别是118处古祠堂群以数量多、品类全、年代跨度大、密集度高而在国内独树一帜,被称作“中国祠堂建筑博物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著名的民间泥塑艺术—惠山泥人也诞生于此。惠山古镇被认为是无锡市现存的唯一具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资格条件的古街区。
惠山古镇保护开发规划编制工作于启动,至全部编制完成。按照规划,惠山古镇划分为0.36平方公里的核心保护区和0.67平方公里的风貌协调区。核心保护区的功能定位是游览、历史文化展示、展演,而风貌协调区的功能则定位为与古镇主体风貌相协调、环境优雅、高档次、高品位的旅游商务配套区和休闲度假居住区。在此基础上,无锡市成立了惠山古镇保护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和惠山古街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按照“及时抢救、全面保护、积极利用、确保水平”的原则,于11月启动了惠山古镇保护开发项目。该项目总投资32亿元,目前累计完成投资4.6亿元,一期工程于去年9月份竣工,二期工程正在紧张建设中,整个工程计划到完工。目前,古镇牌坊、祠堂等重要景点的保护性修复以及清淤理水、加砌驳岸、路面改造、管线地埋等工程基本完工,一条以龙头河、惠山横街为轴线的古街旧貌风光带已经初具规模。
(二)桐乡市乌镇。乌镇地处桐乡市北端,总人口6万人,是一个有着13建镇史的江南水乡古镇,有“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之美誉,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十字形的京杭大运河支流将全镇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块,当地人分别称之为“东栅、南栅、西栅、北栅”。乌镇至今仍完整地保存着原有的水乡古镇风貌和格局。在3.5平方公里的古镇区内,明、清和民国时期遗留的约16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镶嵌其中、保存完好。全镇以河成街,桥街相连。民居宅屋傍河而筑,河埠廊坊,过街骑楼,古色古香,处处体现了小桥、流水、古宅的江南古镇风韵。乌镇又是我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故里。茅盾故居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来,桐乡市立足于优质的文化旅游资源,秉承“高起点谋划、大手笔投入、力求精品建设”的原则,扎实推进乌镇保护开发。1998年委托上海同济大学编制了《乌镇古镇保护规划》。乌镇保护开发一期工程东栅景区正式对外开放,主要定位为民风民俗展示区,占地0.46平方公里;投资7亿多元开发建设的二期工程西栅景区投入运营,主要定位为休闲商务度假区,占地3平方公里。桐乡市政府与北京中青旅合作,由中青旅集团控股经营。乌镇景区已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4a级景区,现正在创建5a级景区,获得联合国颁发的“亚太地区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接待游客284.4万人次,门票收入1.14亿元,总收入2.6亿元,其中境外游客27.99万人次,是浙江省首个年接待境外游客超10万人次的景点,入选“欧洲游客最喜爱的十大中国景区”。
(三)杭州市拱墅区小河直街。拱墅区是杭州市的中心城区之一,京杭大运河在区内蜿蜒12公里穿境而过,在两岸留下了众多的历史古迹和灿烂的文化遗产。小河直街位于拱墅区运河河西地块,由于水路交通便利,从唐宋年间开始,就有民间交易集市,元末逐渐形成古代杭州城外的一个交通枢纽。到清末民国时期,小河直街一带商贾云集,物流通畅,经济发展达到鼎盛。小河直街现存的建筑多为清末民初的江南民居,街道两侧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茶叶行、米店、布庄、酱园、茶楼、客栈等店铺。小河直街是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中传统风貌整体保存较为完整的街区之一。同时,改造前的小河直街也是杭州市老百姓生活最苦、居住环境最差、生活品质最低的区域之一。
,杭州市委、市政府按照“保存历史真实性、凸现风貌完整性、体现生活延续性、显现人文自然融合性”的理念,正式启动了小河直街保护开发项目,把街区分为核心保护区和风貌协 调区两个区块,小河直街的东面为核心保护区,西面为风貌协调区,规模将近8公顷。经过修复,小河直街已成为杭州运河边一处极具特色的旅游生活区。目前,小河直街原地回迁基本完成,部分原居民住进了内部现代化设施齐备的“老”房子,重新过上了“逐水而居”的生活。临街店铺的招商工作也已基本完成,9月中旬正式开街营业,小河直街再焕生机。这是杭州市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街区保护项目,也是当地老百姓第一个因运河综保工程而受益的项目。原居民的顺利回迁,居住生活品质的显著提高,为历史街区保护提供了良好模板。
(四)婺源县古村落。婺源县于唐朝建立县制,古隶徽州,现隶属江西省上饶市,面积2947.51平方公里,人口34万人,是朱熹和詹天佑的故里,素有“书乡”之誉。婺源地质构造稳固,历史上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也很少受到战争的破坏,再加上婺源人懂得珍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全县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明清时代的古祠堂113座、古府第28栋、古民宅36幢和古桥187座。明清时代的徽式建筑几乎遍布全县各乡村,达数千处之多。婺源县是中国古建筑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地方之一,特别是婺源民居中的“三雕”(石雕、木雕、砖雕)更是中国古建筑中的典范。婺源古村落被称作“徽文化”的活化石。古村落的民居建筑群,依山而建,面河而立,布局紧凑而典雅,形成了村落整体轮廓与地形、山水的和谐统一,被国内外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
江湾、汪口、李坑是婺源县三个最具代表性的古村落。江湾系名人故里,曾孕育了明代户部侍郎江一麟、清代经学家江永等名人贤士,较完好地保存着三省堂、培心堂等古老的徽派建筑。汪口村始建于宋朝,距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有千年古街、古屋、长河漂流可供游览,特别是有“江南第一祠”之称的“俞氏宗祠”气势宏伟、布局严谨、风格独特,宗祠内凡木质构件均巧琢雕饰,各种图案达100多组,被古建筑学家誉为“艺术殿堂”。李坑村系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风格的江南水乡古村。村内街巷溪水贯通、九曲十弯;明清古建筑遍布,青石板街道纵横交错,数十座石、木、砖溪桥沟通两岸。民居宅院依山傍水而立,粉墙黛瓦、参差错落,构成一幅天然画卷。
近年来,婺源县对古村落实施了抢救性保护,使古村落道路水系、山水人文格局更加完整。目前,全县有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2个全国民俗文化村,13处古建筑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项民间艺术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在大力保护的同时,婺源县充分挖掘和利用丰富的古村落资源,积极发展乡村文化观光休闲旅游,短短几年时间,一跃成为全国乡村文化观光休闲旅游的热点和亮点,先后荣获“中国旅游强县”、“-全国最具人气旅游景点”等称号,声名鹊起的婺源被专家学者称为婺源现象和婺源模式。
二、南方四地古镇保护开发的基本经验和做法
(一)思想解放、认识统一。四地党委、政府几大班子对古城镇保护开发的认识都高度统一,都把古城镇保护开发作为一项关乎民生、关乎发展的重点工程来谋划定位,摆在了战略位置。无锡市把惠山古镇保护开发工程确定为“改善居民生活品质、完善城市休闲功能、提升旅游业发展水平、打造宜人宜居宜游山水名城”的重点工程。1999年桐乡市委、市政府做出了以保护乌镇古遗产为契机、“以保护带旅游、以旅游促保护”的决策,并迅速完成了一期工程建设;又将乌镇保护开发二期工程作为该市从文化观光旅游向文化休闲度假旅游转变升级、打造“沪杭都市后花园”的龙头项目。小河直街保护开发项目被杭州市委、市政府列为重点文化工程、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志工程和提高生活品质的民心工程。婺源县则将古村落保护开发定位为“改善人居环境、发展乡村旅游、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点工程。思想认识的高度决定项目实施的速度。统一、到位的思想认识是考察地将古镇保护开发项目由设想变为实际行动的前提。
(二)科学规划、精心准备。四地在古镇保护开发工作中,都严格遵守了“先规划、后实施”的原则,把编制高水平的规划作为古镇保护开发前期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力求规划一步到位。无锡市组织200多位文化工作者对惠山古镇展开了详尽的历史文化研究,形成了完备的文字资料和勘测图纸;在此基础上,于委托上海同济大学完成了《惠山古镇保护概念性规划》;至又委托云南昆明大学策划丽江古城保护规划的原班人马会同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无锡市园林局、昆明理工大学联合编制完成了《惠山古镇保护发展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惠山古镇保护发展修建性详细规划》,最终形成了完善的规划体系,长达5年的规划编制工作为惠山古镇保护开发工程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1998年,桐乡市委托上海同济大学编制了《乌镇古镇保护规划》,明确了乌镇古镇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整体发展方向。1999年乌镇东栅区块保护开发工程经过周密调查,制订了《乌镇古镇首期整治保护总体规划》和详细的修复与整治方案,开始实施乌镇古镇保护与开发的一期工程。尽管乌镇西栅二期工程未再编制新的规划,但原则上是参照了一期工程。小河直街是《杭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的历史地段之一。,由杭州市规划部门编制的《杭州市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经过规划公示、市民提建议、专家评审等程序,最终完成编制,并通过了杭州市政府的审批。婺源县从建设局、文物局等有关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古建筑普查组,深入全县自然村进行摸底、登记,建立了规范的保护管理档案,委托有资质的规划设计院,对全县古村落做出了详细的《保护规划》。正是准备工作充分、规划编制科学,保障了古镇保护开发工程的顺利实施,确保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
(三)领导有力、体制健全。无锡市成立了由无锡市市长任组长、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分管负责同志为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惠山古镇保护开发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北塘区委书记担任,区长担任常务副主任,并明确北塘区人民政府、无锡市园林局为项目责任主体。桐乡市为确保乌镇保护开发项目顺利实施,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大胆创新,明确由原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担任市长助理、市旅游局局长、乌镇管委会主任、乌镇党委书记、保护开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做到了权力高度集中、目标责任明确、运转顺畅高效,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完成了项目融资,顺利开发建设了东栅和西栅景区。
(四)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四地古镇保护开发的实践表明,单靠政府投入运作还不够,必须进行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走“政府强势主导与市场有效运作相结合”的路子。无锡市,一是由政府先期投入2.8亿元对惠山古镇保护开发核心区实施启动。二是由北塘区人民政府设立了国有全资单位—惠山古街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作为工程实施主体,拿出908亩经营性土地,评估作价后协议出让给公司作为注册资本,并以此和项目建成后的经营性收入为抵押,由区政府财政担保,与建设银行等4家银行签定了贷款期限6年、总额20亿元的银团贷款。今年5月份,10亿元贷款已经到位,为工程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三是对惠山古镇保护开发风貌协调区进行大力招商,以该区块的收益平衡核心区建设资金缺口。目前正与香港铜锣湾和重庆的2家企业进行洽谈。桐乡市,先期由政府投入1.5亿元完成了乌镇一期东栅景区的建设,后又通过银行贷款建成了二期西栅景区,又与中青旅合作,出让乌镇景区51%的股份,由中青旅注资3.5亿元,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市政府的债务压力,更进一步创新了乌镇景区的体制和机制。
(五)依法实施、有情操作。从四地的实际情况看,依法推进和人性化操作相结合是古镇保护开发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手段。无锡市在制定拆迁安置补偿办法时,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拆迁”,对属于集体土地的住房统一按“拆一补一”原则进行安置,超出限制面积部分翻倍作价补偿;对属于国有土地的住房,采用住房安置和货币补偿两种方式;同时,对证件齐全的院落按土地作价进行补偿;对建设以上、高度2.2米以上的历史性违章建筑按2500元/平方米进行补偿;另外,还设立了推进奖,对按期拆迁的住户按照补偿金总额的10%给予奖励,对家庭确实困难的住户最多给予2万元补助。经测算,拆迁货币补偿平均价格达到了8500元/平方米,高出新楼盘市场平均价格600元/平方米。优惠的政策保障了拆迁工作的顺利实施,目前已完成拆迁1141户,拆迁面积达14.3万平方米。杭州市针对小河直街居民多为生活困难的城市弱势群体的实际情况,在依据有关政策法规制定拆迁办法时,按照“安置方式多样化、安置政策差异化、过渡补助人性化”的原则,创造性地制订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惠民拆迁政策,推出了原地段安置、外迁安置和货币安置三种安置方式,由住户自行选择;对两代以上同堂的住户,推出不同的扩面价,增加了低收入家庭的选择余地;对按期拆迁、安置过渡期的住户实行人性化的补助政策,除按标准发放住房补贴外,每证每月增发500元的补助;对春节、夏季拆迁的住户每证再分别给予3000元的过节奖励和5000元的高温补助费,处处体现了人文关怀。桐乡市为了尽量减轻搬迁户负担,对同意期房安置的住户,给予7折优惠。婺源县在古村落保护开发中,在每一个古村落的就近范围规划出一块土地,专门用于农民新村的建设,最大限度地保障群众的住房需求。保护开发的合法化、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实际运作的人情化有效地保障了古镇保护开发工作的顺利实施。
(六)突出特色,丰富内涵。四地从项目策划、规划编制到项目实施都特别注重丰富内涵、彰显特色,力求与众不同,较好地避免了雷同,防止了过度商业化的肤浅开发。无锡市将惠山古镇定位为“历史文化遗产的集中展示体验区、高品质文化休闲的城市客厅和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对古祠、古园、古桥等文物古迹进行了修复保护,同时在不同的街区,引进特色各异的非遗项目,对原住户中的特殊人文素质和保持街区活力的因素,如一些“活地图”“活字典”型的“老惠山”、老字号以及具有泥人制作、油酥加工等当地传统民俗技艺的匠人,也将安排在未来统一的业态规划中,从而实现“形似”到“神似”的提升。在古镇保护开发过程中,乌镇坚持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理念,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在保持“小桥、流水、人家”江南水乡古镇的共性的基础上,着力于体现自身以文化性和民俗性见长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突出乌镇个性,先后保护开发了茅盾故居、林家铺子等重要景点。同时,乌镇还推出沿袭了几百年的传统节日“香市”,请来年久失传的皮影戏老艺人,将早已停唱的乡土花鼓加以发扬,重新恢复三跳、高杆船表演,把蓝印花布、酒作坊、糕点作坊等有机组合成传统作坊区,把完成搬迁的旧民居改造成民俗馆、婚俗厅、百床厅等等,让古镇充满了生命力。特别是西栅景区在保留江南水乡古镇风格基调的同时,更多地融入了休闲风情,建设了水上戏台、民俗茶楼、咖啡座、室外泳池、特色民居等各类休闲设施,还有各类会议中心和商务会馆,满足了休闲、商务、度假活动的消费需求,塑造了文化观光体验与休闲度假功能相交融的精品旅游景区,以打造“凭栏眺望、依窗听水”的田园诗情画意和创造“远离繁杂世界、求得一方清静圣土”的超脱生活,吸引了众多的游客,真正成为“休闲圣地、度假天堂”。杭州市以“延续历史文脉、保持古迹风貌、彰显运河文化”为理念,在小河直街保护开发中,注重保护发掘运河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原模原样型、原汁原味型和似曾相识型”三种模式,对古建筑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对米行、布庄、酱园等店铺进行了还原;把解放后修建的砖混结构的房屋全部拆除,恢复了清末民初风格;保留了沿岸码头、驳岸、吊机等设施。婺源县则通过把传统民居改造为古色古香的药铺、茶馆、手工艺店铺等,再现了当地民族生活情趣,不仅开拓了旅游观光新局面,繁荣了经济,恢复古村落的活力,还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并且防止了过分追求经济效益而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
(七)积极探索、完善政策。桐乡市乌镇和婺源县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古城镇保护开发要想保持持久的生机和活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进行大胆探索,在不断探索中完善政策,通过不断完善政策实现可持续发展。面对周边县市竞相发展同质古镇游的态势,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桐乡市政府大胆创新、果断决策,于与北京中青旅合作,引进了中青旅的经营理念、市场、技术和资金,创新了经营体制机制,使景区迈上了现代股份制公司的经营轨道。特别是双方合作三年不分红的协议,更是保障了乌镇景区每年都有上千万的资金用于景区保护和建设。乌中合作,使乌镇超脱了传统的经营、低级竞争的怪圈,以更大的眼光,更大的魄力,更快的速度向前健康发展。同时,桐乡市委、市政府则以更加规范的姿态,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促进农家乐休闲旅游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对投入1000万元以上的重点旅游项目,给予1‰—3‰的补助,对景区、酒店、旅行社创新升级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为彻底改变乡村旅游分散经营、无序竞争、形不成规模效应的状况,婺源县政府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按照“一个集团、一张门票、一大品牌”的思路,于11月,通过股份合作、股份收购等方式,将县内10个精品景区资源进行了整合,组建了婺源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目前,股份公司总资产近2亿元,成立以来,在对外营销和景区深度开发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增强了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对县财政的贡献率明显上升。上缴税金990万元,预计可上缴1800万元。
(八)宣传促销、塑造品牌。在全方位的宣传战略上,桐乡乌镇首先把注意力放在上海、杭州、苏州三地,在电视、平面及网络等各种媒介上频频推出“原汁原味”及“深厚文化底蕴”的乌镇。,桐乡市在乌镇东栅景区投入运行后与上海东方电视台合作营销,有效地提高了景区的知名度,吸引了大批上海市民来乌镇旅游。特别是接待了apec嘉宾后,乌镇更是吸引了来自世界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从而使乌镇在长三角乃至全国、国际市场,快速扬名,快速发展,一枝独秀。在与中青旅合作后,乌镇景区终生买断了每年国家旅游局承办的国内旅交会、国际旅交会入场券的广告权,并参与国家旅游局有关对内外宣传画册的广告,宣传营销的力度更大,空间更广阔,影响更深远。在品牌塑造上,婺源县一方面通过节庆塑造品牌,9月成功举办了首届婺源国际文化旅游节,如今每年举办一次的“婺源中国乡村文化旅游节”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节庆活动,有力宣传推介了“中国最美的乡村”这一旅游品牌。另一方面不断加大营销力度,投入1000万元用于营销推介,在央视《朝闻天下》、《请您欣赏》等栏目展示婺源形象,并赴全国15个主要城市进行推介;继续投入1000万元在中央电视台等高端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强力打造品牌。如今,婺源已成为“中国最浪漫的七个城市”之一、“中国十大踏青好去处”之一、“人一生要去的50个地方”之一,“中国最美的乡村古镇”品牌已经在全国打响。
三、对我市古城保护开发的几点建议
对照无锡等地在古镇保护开发方面的经验做法,结合我市实际,我们就我市古城保护开发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认真思考,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议将临清古城保护开发摆上重要战略位置。原因有四:一是稀缺性。江南古镇保存较多,在旅游业发展上虽形成了一定的同质竞争,但仍然游人如织。而江北特别是山东省古城镇保存较少,在临清周边200公里范围内只有东昌古城和临清古城。这种稀缺性是临清古城发展旅游的重要资本。二是资源性。临清拥有极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原生态的黄河故道自然风光,被省旅游专家称为“山东省唯一没有被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三是民生性。临清古城内虽然格局依旧,但古建损毁严重,居住环境较差,为改善民生,亟需进行彻底修缮保护和环境整治。四是机遇性。当前,国家为扩大内需,推出了加快城中村改造和农村危房改造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这些举措为我们实施古城改造提供了有利时机。基于这四点考虑,建议我市将古城保护开发纳入战略选择,作为带动我市文化旅游业快速发展的突破口,统一认识,集中力量,全力抓紧抓好。
(二)建议加快编制完成古城保护开发规划和相关旅游规划。四地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高起点、高水平、大手笔的古城镇保护开发规划是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取得实效的坚实基础。当前,我们要抓紧推进古城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争取尽快组织专家评审,并进入审批程序;同时,抓紧启动钞关保护修缮规划的编制,并做好与国家开展的大运河申遗山东段规划的衔接;另外,要加快推进黄河故道地质森林公园、银杏园、百花园、项砖基地、龙山景区等规划的编制。特别是要加紧研究打通临清水系,规划建设形成沿漳卫河堤、北起舍利塔、南至胡家湾水库的旅游长廊。对古城规划要真正体现“修旧如旧、新建如旧”的原则,并将山东快书、贡砖烧制技艺、架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名人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以及餐饮、收藏、古玩、书画、济美酱菜、狮猫等具有临清特色的业态科学导入不同的节点,从而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同时,依托我市元代古运河、古桥、古街、古树等资源,打造“小桥、流水、人家”、“凭栏眺望、枕窗听水”的如诗画境,令人产生梦回百年前运河古城的感觉。
班级:设管062-17
日期:XX年/9/29
展览活动流程管理实习报告
一、前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课堂上,我们学习了很多理论知识,但是如果做不到在实际当中的灵活运用,那就等于没有学。此次实习就是将我在课堂上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战中的一次真实的演练。
如何才能把课本上的知识灵活恰当的运用到生活、工作当中去,成为真正有用的人才?如何才能适应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确定自己的人生坐标,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XX年年9月15日,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应聘了华恒赋绘(北京)国际会展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助理职位,获得面试成功,并在此公司完成了学院安排的为期两周的实习。在那里,我接受了更为有用的设计管理知识,而每天的实际工作任务,又增强了我的实战能力,使我们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实习给了我处理事情时最好的精神状态,使我在处于紧张的状态处理一些对自己来说棘手的事情时,这能从根本上激发自己认真上进的潜力。于是,我的精神状态也跟随着工作亢奋了这些天。
我感觉,在“华恒赋绘”里,我们学到的知识很多。在此,我感谢给我这次实习机会的王经理和给予我帮助的公司同事们,以及配合我顺利完成工作的项目部的同事们。
二、公司介绍
华恒赋绘(北京)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提供展览展示设计、工程建造、商业会议活动等服务为主的专业公司。服务范围包括:展览展示设计及搭建、建造工程、会议活动策划、室内室外装饰设计、专卖店及展示厅策划等。总部设于北京,在北京、广州、上海、深圳、青岛、大连、长沙等各地均有自己制作工厂及仓库。我担任的职务是客户经理助理,负责展览活动的流程管理。
三、实习心得
首先,我运用实习期的第一周时间,认真考察了华恒赋绘公司的基本状况、公司内部各部门的分工合作关系、公司的制度和运作流程、公司公关活动的基本内容、公司的企业推广战略、员工的业务素质等等方面,做了较为详实的报告。
其次,在接手展会流程管理之前,我通过研究公司资料和向公司资深员工谦虚提问学习,了解了展览的分类、北京各展馆的展会信息、展览活动涉及的各个部门和个人、商业展览的操作流程等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并对会展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这些知识都只能在实践中获得,而且通过写考察报告,这些知识更加深刻的融入我的血液中,成为我知识构架的一部分。日后倘若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定会水到渠成,更加成熟和自信,也定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通过自己只是构架的再次梳理,我将整个展览活动管理流程分析为以下三个方面:
1.客户提供资金;
2.设计师完成设计;
3.展览活动贯彻完成。
四、会展运作
设计是与商业紧密相联系的,因为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企业增值,两者合作,以一种同时增加利润、创造商业价值的方式共同发展。会展的运作亦是如此。它以城市会议和展览设施为依托,以城市文化和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为条件,通过各种运作手段,以展览和会议为载体,能够直接为社会和运作主体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它属于一种经济经营活动。目前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加强力度发展会展经济,我们大连也是如此。
会展经济能够直接利益许多群体,例如会展活动的运作主体、会展活动服务的提供者、会展活动的扩散影响人群,以及会展活动直接导致的商品、物资、人员、资金、信息的流动。这些对经济、对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效益。
五、流程管理
两周的接触和考察,我发现展览活动(商业的)筹办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推销策划的过程。这要比我再学校中策划一个活动需要打通的环节更多,考虑的受影响人群也更多,而且展览活动策划行为离不开市场。虽然不能这样一言以蔽之,但是我仍能从中找寻到交叉点。这样的理解方便了我去做好这个流程管理,在很大程度上给了我成功的信心。而现在我从事的是商业活动,因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策划行为都要以市场为导向,策划应考虑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营造势力,利用公司的各种宣传、广告手段,以及公司积累的成功策展案例,为公司制造市场声势,为公司赢得目标客户——参展商;二是:通过专业的展览活动流线服务,赢得客户公司的认可和信赖,并在此基础上赢得其他参展商的青睐,争取日后的合作与服务。
一个好的展览设计是从优秀的展会策划开始的。我把操作过程简单概括为如下图表:
对于流程管理各个项目所涉及的内容,我均做了详实的考察报告(详见考察报告文件夹)。简单来说,策划阶段主要是对策展项目的市场调查;对于办展所涉及到的各项目的资源整合和人员管理;以及沟通设计师并提出对展台设计的建议和规划。
实施阶段是更为复杂和琐碎的工作,我把这一系列的工作看作是实践在课本上学到的《对设计过程的管理》需要实际掌握的知识,因此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和努力去完善这个项目。概括起来包括安排工作日程、展开设计项目、组织展览工程业务、预定展区展具、展会现场服务等等。
设计效果图与客户达成共识后,开始一周时间的备材。就是把效果图中的大大小小的所有物件,全部按照规格尺度准备好,之后就是二到三天的布展期也就是在规定场地内搭建展台的时间。其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于是又协调施工人员重新准备制作。
从展台的设计到布展搭建,再到最后的展示活动,整个一个流程都是要自己操心和负责的。而整个活动的目的,也就是我所做的一切,目的就是要设计并且制作符合企业整体形象的展台,使得客户公司企业形象在短期内能够被大众认知、识别和记忆,促进和促成客户公司与参展商的交流合作关系。
其实在整个流程管理中,要负责的是很多琐碎的、微小的细活,精神往往要保持高度紧张一整天,生怕出现遗漏和错误。例如效果图的每一次修改,都与客户公司的负责人时刻保持紧密联系,频繁地传达、沟通和阐述客户公司负责人和我方设计师双方的见解和意见,还要协调施工负责人、电工、美工、模具制作方;例如在展台搭建开始前,到达展览馆为施工工人领取施工证、布展期间用到的大大小小的产品的制作和检验、预付展区的租金和购买布展期间的各种费用、为客户公司准备展会期间用到的大件小件的产品等等。
最后就是安排撤展和展后评估总结,当然在展会期间我也注意留名片并和潜在客户公司的沟通,争取日后的合作关系。
六、实结和建议
短短两周的实习,却带给自己很大的影响,整个工作期间个人的发挥也是比较好的,同时也获得了上司的满意和同事的赞扬。一个人能够处于亢奋的状态处理一些对自己来说棘手的事情时,能够激发自己认真上进的潜力。于是,我的精神状态也跟随着工作亢奋了这些天。每一天的工作结束后,身体都是很疲惫的,但大脑却运行不止,一直思考着很多东西。现在阶段,对我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思考和热情,因为如此能够激发我更多的潜力。
这两周的工作,不仅是对我的考验,也是对我的水平的检验,值得开心的是,我交上了令自己满意的答卷。虽然公司面试时要求有相关工作经历才可以,但是我用两周的时间证明了我符合了华恒赋绘(北京)国际有限公司对客户经理助理这一职位的要求。我也在实际项目中,更加明确的认知了自己的公关能力、管理能力、沟通和协调能力、职业素质、专业水准等等。虽然自己仍有很多稚嫩的地方,但是我终能令人相信:“只要你给我这个舞台,我会表现的比你想象的更加出色。”
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对对我表示信任和认可的客户经理表示了感谢,并对公司的品牌推广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如何才能把课本上的知识灵活恰当的运用到生活、工作当中去,成为真正有用的人才?如何才能适应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确定自己的人生坐标,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008年9月15日,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应聘了华恒赋绘(北京)国际会展有限公司的客户经理助理职位,获得面试成功,并在此公司完成了学院安排的为期两周的实习。在那里,我接受了更为有用的设计管理知识,而每天的实际工作任务,又增强了我的实战能力,使我们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实习给了我处理事情时最好的精神状态,使我在处于紧张的状态处理一些对自己来说棘手的事情时,这能从根本上激发自己认真上进的潜力。于是,我的精神状态也跟随着工作亢奋了这些天。
我感觉,在“华恒赋绘”里,我们学到的知识很多。在此,我感谢给我这次实习机会的王经理和给予我帮助的公司同事们,以及配合我顺利完成工作的项目部的同事们。
二、公司介绍
华恒赋绘(北京)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提供展览展示设计、工程建造、商业会议活动等服务为主的专业公司。服务范围包括:展览展示设计及搭建、建造工程、会议活动策划、室内室外装饰设计、专卖店及展示厅策划等。总部设于北京,在北京、广州、上海、深圳、青岛、大连、长沙等各地均有自己制作工厂及仓库。我担任的职务是客户经理助理,负责展览活动的流程管理。
三、实习心得
首先,我运用实习期的第一周时间,认真考察了华恒赋绘公司的基本状况、公司内部各部门的分工合作关系、公司的制度和运作流程、公司公关活动的基本内容、公司的企业推广战略、员工的业务素质等等方面,做了较为详实的报告。
其次,在接手展会流程管理之前,我通过研究公司资料和向公司资深员工谦虚提问学习,了解了展览的分类、北京各展馆的展会信息、展览活动涉及的各个部门和个人、商业展览的操作流程等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并对会展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这些知识都只能在实践中获得,而且通过写考察报告,这些知识更加深刻的融入我的血液中,成为我知识构架的一部分。日后倘若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定会水到渠成,更加成熟和自信,也定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通过自己只是构架的再次梳理,我将整个展览活动管理流程分析为以下三个方面:
1.客户提供资金;
2.设计师完成设计;
3.展览活动贯彻完成。
四、会展运作
设计是与商业紧密相联系的,因为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企业增值,两者合作,以一种同时增加利润、创造商业价值的方式共同发展。会展的运作亦是如此。它以城市会议和展览设施为依托,以城市文化和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为条件,通过各种运作手段,以展览和会议为载体,能够直接为社会和运作主体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它属于一种经济经营活动。目前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加强力度发展会展经济,我们大连也是如此。
会展经济能够直接利益许多群体,例如会展活动的运作主体、会展活动服务的提供者、会展活动的扩散影响人群,以及会展活动直接导致的商品、物资、人员、资金、信息的流动。这些对经济、对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效益。
五、流程管理
两周的接触和考察,我发现展览活动(商业的)筹办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推销策划的过程。这要比我再学校中策划一个活动需要打通的环节更多,考虑的受影响人群也更多,而且展览活动策划行为离不开市场。虽然不能这样一言以蔽之,但是我仍能从中找寻到交叉点。这样的理解方便了我去做好这个流程管理,在很大程度上给了我成功的信心。而现在我从事的是商业活动,因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策划行为都要以市场为导向,策划应考虑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营造势力,利用公司的各种宣传、广告手段,以及公司积累的成功策展案例,为公司制造市场声势,为公司赢得目标客户——参展商;二是:通过专业的展览活动流线服务,赢得客户公司的认可和信赖,并在此基础上赢得其他参展商的青睐,争取日后的合作与服务。
一个好的展览设计是从优秀的展会策划开始的。我把操作过程简单概括为如下图表:
对于流程管理各个项目所涉及的内容,我均做了详实的考察报告(详见考察报告文件夹)。简单来说,策划阶段主要是对策展项目的市场调查;对于办展所涉及到的各项目的资源整合和人员管理;以及沟通设计师并提出对展台设计的建议和规划。
实施阶段是更为复杂和琐碎的工作,我把这一系列的工作看作是实践在课本上学到的《对设计过程的管理》需要实际掌握的知识,因此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和努力去完善这个项目。概括起来包括安排工作日程、展开设计项目、组织展览工程业务、预定展区展具、展会现场服务等等。
设计效果图与客户达成共识后,开始一周时间的备材。就是把效果图中的大大小小的所有物件,全部按照规格尺度准备好,之后就是二到三天的布展期也就是在规定场地内搭建展台的时间。其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于是又协调施工人员重新准备制作。
从展台的设计到布展搭建,再到最后的展示活动,整个一个流程都是要自己操心和负责的。而整个活动的目的,也就是我所做的一切,目的就是要设计并且制作符合企业整体形象的展台,使得客户公司企业形象在短期内能够被大众认知、识别和记忆,促进和促成客户公司与参展商的交流合作关系。
其实在整个流程管理中,要负责的是很多琐碎的、微小的细活,精神往往要保持高度紧张一整天,生怕出现遗漏和错误。例如效果图的每一次修改,都与客户公司的负责人时刻保持紧密联系,频繁地传达、沟通和阐述客户公司负责人和我方设计师双方的见解和意见,还要协调施工负责人、电工、美工、模具制作方;例如在展台搭建开始前,到达展览馆为施工工人领取施工证、布展期间用到的大大小小的产品的制作和检验、预付展区的租金和购买布展期间的各种费用、为客户公司准备展会期间用到的大件小件的产品等等。
最后就是安排撤展和展后评估总结,当然在展会期间我也注意留名片并和潜在客户公司的沟通,争取日后的合作关系。
六、实结和建议
短短两周的实习,却带给自己很大的影响,整个工作期间个人的发挥也是比较好的,同时也获得了上司的满意和同事的赞扬。一个人能够处于亢奋的状态处理一些对自己来说棘手的事情时,能够激发自己认真上进的潜力。于是,我的精神状态也跟随着工作亢奋了这些天。每一天的工作结束后,身体都是很疲惫的,但大脑却运行不止,一直思考着很多东西。现在阶段,对我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思考和热情,因为如此能够激发我更多的潜力。
这两周的工作,不仅是对我的考验,也是对我的水平的检验,值得开心的是,我交上了令自己满意的答卷。虽然公司面试时要求有相关工作经历才可以,但是我用两周的时间证明了我符合了华恒赋绘(北京)国际有限公司对客户经理助理这一职位的要求。我也在实际项目中,更加明确的认知了自己的公关能力、管理能力、沟通和协调能力、职业素质、专业水准等等。虽然自己仍有很多稚嫩的地方,但是我终能令人相信:“只要你给我这个舞台,我会表现的比你想象的更加出色。”
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对对我表示信任和认可的客户经理表示了感谢,并对公司的品牌推广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陕南,位于川、鄂、豫、陕、甘五省交界地带,是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的重要水源补给区,北跨秦岭,南依巴山,汉水自西向东横穿而过,西部有嘉陵江由北而南流入四川,东部有丹江等支流汇入汉水,在江河谷地依次分布着汉中、安康与商洛盆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清代隶属汉中、兴安与商州,并以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性而为学界所注目,特别是乾嘉以降,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明显逆转,森林植被大量被毁,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受到深刻影响。因此,探讨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必须充分认识生态环境这一重要因素的变化。学界对此已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但是相关研究多拘于文献的资料性描述,往往把生态环境作为长期不变的因素,作为经济开发的背景条件加以简单罗列,对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及方法更是缺乏借鉴和吸收。[1]鉴于此,本文将在系统搜集陕南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学量化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动植物资源的变迁和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两方面着手,以期深入考察清代陕南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动植物资源的变迁
清初,陕南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有“陆海”之美誉。乾隆二十五年卓秉恬奏报朝廷说:“由陕西之略阳、凤县迤俪而东经宝鸡、眉县、盩厔、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迤俪而东经四川之南江……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2]清中叶大规模的流民涌入垦殖。兴安州的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所以“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3]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期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为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迁移增长率分别为141.3%和1 436.1%。[4]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三省边防备览》载:“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5]具体到各个山区州、县、厅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远厅,“近来烟户渐多,川人过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6]凤县,“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杂处五方。”[7]留坝厅,“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8]白河县,“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9]镇安县,“土著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10]平利县,“民多系楚蜀迁居之户。”[11]
更有甚者的是,这些移民的开发、谋生方式又极为原始。“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絙,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需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燃不息,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灰矣。”[12]移民在山区四处迁移,“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者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橼,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13]一处垦种几年,地力下降后,便又迁一地,“山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寸石骨,又须寻地垦种。”[14]因此,“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移数处”[15]的现象甚为普遍,许多地区植被由于这种盲目无定的开发消失殆尽。上世纪30年代何庆云在考察秦巴山地的森林后说:“南郑秦巴山中各森林,向称最富,只以佃户居住不定,无久远经营心,只知砍伐,不愿培植,故林木茂密之庄。多系自耕农,反之,童山濯濯者,一望而知其为佃农区减。现在南郑森林,荒弃之地,殆过半矣。”[16]
大量的手工业更全是资源消耗性产业。纸厂,“定远、西乡巴山林甚多,厂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树少水远,即难做纸厂,只可就竹箐开笋厂。”[17]炭厂,“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树木长至八九寸围,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粟炭”。[18]木耳厂,“择山内八九年、五六年花粟、青棡、梓树用之,不必过大。每年十月内,将树放倒,纵横山坡上,雨霖日晒。至次年二三月间,将木立起,二三十根攒一架,再经淋晒,四五月内,即结木耳”。[19]香菌厂,“于秋冬砍伐花粟、青棡、梓树、桫椤等木,山树必则大者,小不堪用,将木放倒,不去傍枝,即就山头坡上,任其堆积,雨淋日晒。至次年,树身上点花,三年后,即结菌”。[20]这种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片森林被毁。如紫阳县,乾隆中叶尚未开垦,到了乾隆末年则“尽已开垦,群兽远迹,石骨岐增,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21]至嘉道时期,陕南许多地方的森林都已经消失殆尽。汉阴厅,“南北两山老林,皆垦伐殆尽。”[22]商南县,“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23]凤县,“境内跬步皆山,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24]洋县宋军山,“县北百三十里,旧有从林。今废,止存大殿五楹前,有古松二株,偃盖盘郁荫约数亩”。[25]略阳县寒蓬山,“乾隆间,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络绎不绝,惜乎土人喜招客民,开垦取材。以迄于今,非复牛山之美矣。”[26]留坝厅紫关岭,“往时岭旁尚为老林”,嘉庆时期,“开垦人众,见其濯濯矣。”[27]叶世倬《重修连亭记》说到自己目睹紫关岭一带森林变迁的情况,“紫关岭……予自乾隆丙午入蜀,道经此岭时,则槎桠俊茂,阴翳蔽天,此树杂错众木中,前有亭立碣以表之。今嘉庆戊辰,自关中之兴安复经此岭,二十三年间,地无不辟,树无不砍……”[28]紫柏山,道光九年,有人经过时,“览庙后山冈,古柏翳天,无间杂树”,“其树皆千数百年物”,十年之后,“复过此地,见山谷依旧,林木全非”,“古木荡然”。[29]留坝厅至褒城县的北栈道附近,地势险峻,同样未免被毁的厄运,“数十年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异花奇木,芬馥泉岩。近为川楚棚民开垦,路增崎岖,而风景不复葱苍矣。”[30]“惟柴关一处,尚有古木数千丈。”[31]面对此番情景,时人也只能慷慨万千,有诗石:
“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我闻故老言,思之令人羡。在昔山田未开时,处处烟峦皆奇幻。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使失真面。山灵笑我来何迟,我笑山灵较我痴神力不如人力好,对景徘徊空叹息。”[32]
随着大片的植被被毁,森林系统的生态平衡逐渐打破。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的其它生物资源亦受到严重影响,生存环境逐渐萎缩,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减退,甚至灭绝。比如,老虎,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陕南秦巴山区,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该地区虎患的记载。[33]直至清初,这里仍有虎患的记载。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白沔峡等地均有虎食人。每至薄暮,虎游于市。惊怖街衢,伤及人畜。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县王穆悬赏重金,募虎匠数十人,人山林扑杀,三年之间,即杀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34]这说明当时陕南仍然维持着较好的生态环境。但是好景不长,尽管我们没有找到西乡县的直接记载,从其它地区却可略知一二,乾嘉以来,老虎的数量锐减。乾隆《旬阳县志》记载,“近各乡山已尽童,亦鲜虎暴矣。”[35]到光绪时期纂修的《旬阳县志》已经完全没有老虎的记载。[36]紫阳县三台山旧多虎豹,乾隆末年以后,由于山林被开垦殆尽,“群兽远迹”。[37]石泉县,嘉庆时还有“虎豹为害”的记载。[38]至道光时期,不仅虎、豹,其它物种也未免生态失衡而导致灭绝的厄运,“鸥、鹭、鸳鸯、虎、豹、麋、鹿、熊、罴,旧志有之,近开垦既遍,亦不尽有。”[39]凤县,早在开垦初期,“其僻处山林者,垦地种作,暇则猎兽从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货卖”,而且“时有虎患,樵采者恒苦之”。[40]可是,到了光绪时,獐、狐、麋鹿、豺豹、虎、野羊、野猪、鼠、兔之属,“非山薮深邃,林薄丛郁殊不多。”[41]镇安县,康乾时期,虎患问题是地方政府极为头疼的事情,各级政府都极为重视。乾隆年间镇安县宰聂寿曾记:“乾隆十五年(1750年)秦岭多虎,奉文拔宜君营兵捕杀,卒以无所获。时在省晋遏制台尹公,蒙示以防范之法,即于省城制备短枪火药,捐散四乡,一时打获数虎。”[42]但是,到光绪朝,老虎在这里已是极为罕见。光绪《镇安县乡土志》云:“昔年地广人稀,山深林密,时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随地垦种,虎难藏身,不过偶一见之。”[43]随着老虎等动物的大量消失,这一地区的食物链遭到严重破坏。例如野猪,由于自己天敌老虎的锐减,则大量繁殖,成为祸患,“近年以来殊无大异,惟南山一带野豸妨农,民多徙去。”[44]凤县,光绪十一、二等年,“秋雨太多,野猪戕害,贫民远徙。”[45]
可见,整个清代,陕南动植物资源变迁较为明显。随着大规模移民的盲目涌入以及不当开发,大片的森林植被和大量动物群落在这一带也逐渐消失。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方的植物和动物种类的变动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变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46]清代陕南地区动植物资源的大规模衰退,人为的不当开发固然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但是气候变化也不可忽视。大规模移民入迁的乾嘉时期是明清寒冷期的极冷时期,这势必会影响该地区动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恢复。[47]由于气候条件更为不利,本来应该加大对动植物资源保护,更不用说反其道而行之。总之,在人为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陕南生态环境变迁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统一体,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动态连锁反应,动植物资源并不是简单的你消我长关系。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变化导致该地区的动植物生活环境发生急遽变化,大片的植被大规模消失,随之大量的动物资源也不断减少,甚至消失。
二、生态环境变迁的统计分析——以水灾为中心
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另一集中表现就是水、旱等多种自然灾害频发。本部分冀通过对灾害时空分布的量化统计,增强对陕南有清以来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诚然,利用历史文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国学者赵冈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利用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来推断生态环境变迁;另一是通过对粮食亩产量升降的考察来分析环境变化。[48]考虑到陕南区域特点以及资料情况,这里采用第一种方法,即通过对自然灾害频率的量化分析来更为深入的考察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相关资料说明
清代陕南自然灾害记载主要是以各府、州、县、厅方志为主,私人文集、笔记、档案奏折也有相关记载。涉及到的灾害种类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关于这些自然灾害资料前人已作了较为系统地整理,包括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49]、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50]以及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和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51],从而为利用分析提供了方便。
但是,上述三种资料也存在优劣详略之别,《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较其它两种资料更具有可信度和可操作性。首先,资料来源丰富。据统计现存清代陕南各地府、州、县、厅以及乡土志书总共94部,[52]《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一书收录其统计的达到39部,占到二分之一多,考虑到相当一部分志书并没有灾异部分记载,因而资料的覆盖幅度已相当广泛。此外,还包括各种实录、故宫档案等文献以及调查资料。其次,统计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记载更为具体。因此,该资料的史料来源广泛,灾害记录相对详细具体,可以弥补因多种原因所造成的阙失,纵有不足与遗漏之处,也不致在总体上影响统计的结果。基于此,以下的量化统计分析即选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作为基本的史料来源。
(二)自然灾害统计分析——以水灾为中心
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其中水灾和旱灾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水灾又是陕南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因此,以下选取水灾作为统计指标,通过对其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深化对清代陕南山地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53]
1.空间布局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问题,有关水灾的时空分布状况均予以列表说明。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对相关资料作了如下技术处理:
(1)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注明某县,则视为该县发生水灾一次;所谓的“陕西”灾害,除非见到各地所属州县的具体记载,否则不计算在内,例如,“康熙三年,陕西,被水”,我们将不作为一次记载;而“陕南”灾害,则陕南所属州县分别按一次计算在内,例如,“嘉庆十八年,陕南,兴、汉、商各属秋涝(多雨),稻苗半槁,年岁大荒”;另诸如“南山一带,七月间,阴雨过多”、“汉水,七月十四日大水”等这样模糊记载,由于很难确定具体所属各县,我们在统计中将不计算在内。
(2)留坝、定远、佛坪三地是清代才设置的,原隶属其它州县。留坝厅,乾隆三十年,分凤县南、褒城北而设;定远厅,嘉庆七年,分西乡县南而设;佛坪,道光五年,分洋县北、周至县南而设。所以,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在具体统计分析时并没有计算在内。
(3)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说明某月某日大雨或者连续大雨几日者则按一次记载;否则则按大雨的具体次数计入,例如,“宁陕、镇安,六(7)月初十并二十一(8月9日)、二十二日(8月10日)等被雨”,则按二次计入。
根据以上原则,陕南各地水灾情况统计列表如下: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陕南水灾空间分布的大致情况。安康、旬阳、白河、镇安、商县、商南、定远、略阳等高海拔山地是水灾的多发区,每年水灾暴发的次数要高于其它平坝地区。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据尹国康对汉江上游安康地区地表坡度结构分析,16°~25°占19.85%,26°~35°占27.70%,大于35°则占43.90%。[54]而崩塌滑坡的发生与山地斜坡地形形态和坡度大小密切相关,坡度愈大径流速度愈大,同时土体的稳定性愈差,冲刷量也愈大,坡度在20°~30°最易发生滑坡,坡度大于35°典型滑坡减少而崩塌增多。[55]山体则主要由火成岩和变质岩系组成,以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片岩、石英岩、大理岩和灰岩分布最广,[56]多极易风化,属于易滑地层。[57]“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独杂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悬崖,本自石骨峥嵘,而久雨之后,亦自时时崩坠”,[58]“间有山质为石者似为可靠,不知土内石质是沙土凝结而成,非真石也,与煤矿无异,每岁必增长数分,数年积长一二寸,山既长,砖石之砌其上者,渐次进开,海漫裂缝,雨水浸入,无不坍塌”。[59]“石杂土中,不相连属”,因此,“夏秋之际。霖雨经旬,土石浮泥,力不能以缀石,巨石则由山巅径流而下”。[60]一些志书对此亦有较详细的记述。洵阳县,同治八年秋,“大水山崩”;光绪二十一年,“雨多山崩”;二十三年,“雨多山崩”。[61]定远厅,道光四年大水,“五块石山崩,坏市廛民屋”;十五年雨,“鱼渡坝、母猪硐沟山崩”;咸丰八年大水,“坏民田庐,大池堡、袁家沟山崩”。[62]因此,水灾与山崩、泥石流等山地灾害常常并发,山崩伴随泥石流是这些地区久雨、暴雨成灾时的常见现象。
总之,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的环境变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别,其中高海拔区是清代陕南地区环境变迁最明显的区域。实际上,这些灾害高发区基本上又是清代陕南新开发山区,其地质地貌、气候条件更为复杂恶劣,两者之间的重合显然不是巧合,这说明水灾暴发频次与清代陕南各地的生态环境特点密切相关。
2.时间布局
本部分主要包括水灾的四季分布、水灾在清代不同时期中的分布以及水灾在各地各
个时期的暴发频次。在统计中仍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
(1)四季分布
在统计中,根据农历历法,一、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季,凡没有具体月份或者季节的归入不详。若出现连续几月的记载,每月分别各按一次计,例如,“康熙元年,商县、洛南,二月中旬至九月中,无数日霁,禾稼无成,麦沾泞,十不中一”。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明显看出,清代陕南地区的水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分别占52.76%和42.82%,其中又多集中在农历五、六、七月之中。洪涨期最早是在夏季四月,最迟在仲秋九月,冬季则为低水位时期,几无洪水发生。这一统计与自然科学工作者根据现代水文仪器对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洪涨季节的测量统计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据统计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的洪涨期起于五月,终于十月,以七、八两月次数最多;就季节而言,夏季最多,达到十次,秋季五次,春季一次,最少。[63]因此可以说,根据文献记载的统计分析,其可信度是很强的。
历史时期分布是指水灾在清代不同朝代的分布状况。根据整个清代帝王统治年号分为十一个不同时期,各个时期水灾的分布情况见表3:
根据表3水灾发生最多的时期是嘉庆和光绪年间,均占22.04%。其次是道光时期,达到15.55%,以下依次是康熙、乾隆、同治、顺治、宣统、咸丰和雍正时期。不过,由于这几个时期是根据各个帝王统治时期划分,所包含的时间段不一,分别为18年、61年、13年、60年、25年、30年、11年、13年、34年、3年,其可比性较低。因此计算出各个时期平均每年水灾次数分别为2、1.07、0.39、0.68、4.48、2.63、0.64、3.07、3.29、3.67总平均为1.89次。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整个清代陕南地区水灾的年均暴发趋势,呈波浪状分布,但总体有增多之态势,嘉道和同光时期灾害暴发频繁,较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而嘉庆朝最多,平均每年达到4.48次,道光朝平均每年2.63次,同治平均每年3.07次,光绪平均每年3.29次。据研究乾嘉与同光时期皆为清代陕南地区两次移民人迁时期,[64]这一时期自然环境因素,如气候变化又处于“小冰期”的强冷期。很显然,这一统计再次说明水灾的暴发频次与陕南地区的社会(如移民入迁)和自然(如气候因素)的变迁有很强的相关性。
(3)各县水灾频次分析
上面已经计算出整个陕南地区不同时期水灾的年平均暴发次数,这对于说明清代该区域水灾的历时性与环境变迁趋势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陕南的小区域特征明显,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无论是气候因素,还是地质地貌以及移民开发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在考察灾害的历时性时同时又要兼顾其共时性,即区域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不过考虑到资料的记载多以县为单位,同时与前面的统计统一,这里仍以县为单位,统计分析清代各个时期陕南各县平均每十年水灾暴发频次,见表4:
由表4可知,发生灾害频率较高的地区为安康、旬阳、略阳、沔县、白河、紫阳、商县、镇安,这些州县的海拔也相对较高,而城固、洋县等海拔较低的河谷盆地则频次较低。就时段看,各个县在嘉庆和光绪这两个时期变化最为明显,水灾暴发的频次提高较快,是历年平均频次的几倍,相对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这既与气候波动一致,又与移民入迁的吻合。
总之,通过对整个清代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可知:
其一,就空间分布而言,陕南生态环境变化的地域性明显,小区域环境变迁有很大的
差异性,与气候、地质地貌等自然条件的特质相一致,高海拔山地是陕南生态环境的严重变迁区域;
其二,就时间分布而言,与乾嘉和同光时期的两次移民入迁一致,这两个时期亦是环境的集中恶化期,爆发的频次明显多于其它时期。这进一步证明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迁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能仅仅停留于发生变迁这一表面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笼统认为其发生严重恶化,虽有道理,但失之偏颇。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变化或大或小、或主或从,不能不加区分地给予简单概括。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统一体,受气候、地质、地貌、人口等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充分地认识这一点不仅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特殊性,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亦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注释:
[1]9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环境变迁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具体研究可参阅:谭作刚:《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中国农史》1986年第4期;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梁四宝:《清代秦巴地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张建民:《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一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陶卫宁:《历史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田培栋:《明清时期陕西社会经济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0~362页;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张晓虹、满志敏、葛全胜:《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迁驱动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海外亦有相关成果问+。例如:Ts’ui-jung Liu(刘翠溶), Trade on the Han River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epment 1800—1911.Harvard University,Disser- tation,1974;上田信:《中国生态结构与山区经济——以秦岭山区为例》,载沟口雄三编:《长期社会变动》,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爱德华·B·费梅尔:《清代大巴山区山地开发研究》、《清代中国边疆地区的人口与生态》,分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1年第2期、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387~433页;郑哲雄、张建民、李俊甲:《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清]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17页。
[3][清]毕沅:《兴安升府疏》,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3~4页。
[4]萧正洪:《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1页。
[6][清]卢坤:《秦疆治略·定远厅》,道光年间刻本,第50页。
[7][清]卢坤:《秦疆治略·凤县》,第55页。
[8]道光《留坝厅志》卷四《土地志·风俗》,第5页。
[9][清]卢坤:《秦疆治略·白河县》,第64页。
[10][清]卢坤:《秦疆治略·镇安县》,第43页。
[11][清]卢坤:《秦疆治略·平利县》,第62页。
[12][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0页。
[13][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19页。
[14]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二十一《风俗》,嘉庆十九年刻本,第6页。
[15][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5页。
[16]何庆云:《陕西实业考察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45页。
[17][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6页。
[18][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5页。
[19][2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16页。
[21]道光《紫阳县志》卷一《地理》,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22][清]卢坤:《秦疆治略·汉阴厅》,第60页。
[23][清]卢坤:《秦疆治略·商南县》,第23页。
[24][清]卢坤:《秦疆治略·风县》,第55页。
[25]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23页。
[26][清]淡金籯:《寒蓬山记》,载道光《重修略阳县志》卷四《艺文部·记》,光绪三十年重印本,第55页。
[27]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1页。
[28][清]叶世倬:《重修连亭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18页。
[29][清]俞逢辰:《禁伐紫柏树木示》,《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34页。
[3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页。
[31][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页。
[32][清]王志沂:《栈道山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二《诗徵》,第33页。
[33]相关研究可参阅陶喻之:《汉中历代虎患钩沉》,《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李健超:《秦岭地区古代兽类与环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34][清]王穆:《射虎亭记》,载道光《西乡县志》,道光八年刻本,第35~36页。
[35]乾隆《旬阳县志·物产》,乾隆四十八年刻本,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6]光绪《旬阳县志》卷八《赋役·物产》,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22页。
[37]光绪《紫阳县志·山川》,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8]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七《城表·乡村》,第11页。
[39]道光《石泉县志》卷二《田赋志·物产》,第21页。
[40]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页。
[41]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第10~11页。
[42]乾隆《镇安县志》卷七《物产》,乾隆十八年抄本,第10页。
[43]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下《物产》,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63页。
[44]光绪《宁羌州乡土志·历史·户口》,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第46~47页。
[45]光绪《风县志》卷一《地理·河》,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1页。
[4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7页。
[47]关于清代陕南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的具体研究可参阅拙作:《清代陕南的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变迁之关系试探》,《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
[48]具体论述可参阅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49]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第325~331页。
[50]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内部资料)》,1976年,第31~124页。
[51]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52]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3]关于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耿占军曾把整个陕南作为一个区域进行过粗线条的分析(可参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155页)。事实上,陕南地区区域差别明显。因此,我们的统计将具体到县一级单位,希望给予更为细致的量化分析。
[54]尹国康:《汉江流域地貌结构与土地资源》,《地理科学》1993年第2期。
[55]秦大河主编:《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第二卷,丁一汇主编:《中国西部环境变化的预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56]相关论述主要参阅沈玉昌:《汉水河谷的地貌及其发育史》,《地理学报》1956年第4期;聂树人编著前揭书,第14页。
[57]陈自生、王成华、孔径名:《中国滑坡灾害及宏观防御战略》,载施雅风等主编:《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灾对策》,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58][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本第39页。
[59][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9页。
[6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9页。
[61]光绪《洵阳县志》卷十四《杂记》,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15~16页。
[62]光绪《定远厅志》卷二十四《五行志·祥异》,光绪五年刻本,第3页。
[63]王德基、薛贻源:《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地形篇》,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1943,第54~55页。
[64]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