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4 19:11:53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研讨会总结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今年以来,我区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今年“”签约成果:一是认真抓好去年“5.18”及“9.8”项目升级转化工作;二是抓好现有企业的增资扩产工作,如住电装、万福集团增资等;三是抓好重大项目的跟踪协调工作,如商业广场等项目;四是抓好境外上市公司返程投资工作,如金山制药公司在韩国上市后拟增资3000万美元。期间,我区签约外商投资项目累计18项,总投资额43398万美元,利用外资额20147万美元。其中合同项目13项,合同外资额7447万美元;协议项目2项,利用外资额1200万美元;意向项目3项,利用外资11500万美元。与去年相比,利用外资总额增加60.09万美元。
二、客商接待情况
我区共接待客商8个团组54人。其易购置业(中国)有限公司4人;集团1人;集团广场5人;世界不动产联合会分会1人;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顾问有限公司5人;区政府代表团3人。同时,我区还负责了市里分配的宜兴陶艺客商团一行15人和澳门十邑同乡会一行20人的接待工作。
本届,我区邀请的客商团组人数众多,为做好期间的客商接待工作,我区印发了《关于做好第十二届“”客商接待工作的通知》,根据区委、区政府对客商接待工作的要求,按照“统筹安排,分工负责”的原则,制定了我区客商团组接待方案,对每位来宾(团组)指定一位分管领导或联络员作为“人盯人”责任人,确保每个客商团组在榕期间有专人全程跟踪接待,随时向来宾介绍的经济文化、风土人情,方便来宾了解和参加有关活动。
三、上省台签约项目情况
1、商业购物中心
项目由集团投资10000万美元,在城门镇前锦市场征地100-120亩左右,建“购物广场”城市综合体。
集团是第七大企业,是其旗下的连锁超市。目前,在中国大陆开设有200多家门店。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年的连锁百强显示,排行第六位,销售总额超过400亿元人民币,成为国内外资超市的销售冠军。追求“新鲜、便宜、舒适、便利”的经营理念,每到一处,都给当地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税收收入,增加1000多个就业岗位,给当地带来较大的好处。
2、工信工程公司
该项目由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集团投资,计划投资528万美元,协议外资共175万美元,在设立建筑公司。工信工程有限公司是最大的建筑公司,于年创立于大陆,具有甲级资质,主营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地铁、机场等工程,是营造工程同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单位。
3、设计有限公司
该项目由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投资,计划投资126万美元,在设立设计公司。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于年,是最大的工程技术顾问公司,是最大的公路、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的设计公司,参与80%以上的交通工程。
四、动工投产项目情况
我区有4个项目在“”期间动工:海两岸国际物流商贸城、酒店、置业集团公司厂房及配套设施和实业有限公司,其中两岸国际物流商贸城在5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动工仪式。西岸国际物流商贸城”项目由省华隆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项目位于区峡路、三环路西南侧,项目占地面积378亩,总建筑面积达55万平方米,总投资20亿元人民币,是市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集大型物流商贸中心、知名品牌大厦、五星级酒店、高级商务办公大楼和酒店式公寓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是市东部新城唯一大型的城市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市东扩南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区具有标志性的商贸建筑群。
2012年度茅台葡萄酒销售总结大会暨供销研讨会于2012年12月14日在河北秦皇岛隆重召开。
会上,贵州茅台集团总经理助理、茅台葡萄酒公司董事长钟怀利、茅台葡萄酒公司总经理冯云桃、党支部书记陈支勇等公司领导就茅台葡萄酒十年的发展历程,2012年销售工作、渠道建设,2013年新的市场营销思路、营销策略、以及生产情况等诸多议题进行了报告和研讨。与会经销商也纷纷上台发言,讲述与公司携手走过的数度春秋及与茅台的深厚情谊,也对公司新营销政策、新的渠道建设以及生产工艺、产品质量等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供应商代表在发言中也郑重承诺,在保证包装产品高质量的情况下,加快设计开发,缩短供货时间,保证包材不断货、不缺货,为茅台葡萄酒提供更优质、更高端的包装材料。
冯云涛总经理在讲话中说:茅台葡萄酒公司2012年在国际总体经济形势恶化和国内市场疲软的环境之中,在“昌黎假酒事件”的不良影响尚未消尽、“解百纳”商标使用权困扰严重、进口葡萄酒泛滥冲击等市场环境纷繁复杂的大背景之下,取得了企业基本建设进程良好,公司各项指标平稳发展,国际化合作战略稳步推进,公司销售业绩增长六成的良好业绩,是公司全体员工振奋精神、精诚团结,努力工作;经营班子树立信心、集中智慧、分工合作,面对逆境,排除各种困难拼搏奋进取得的成果,是给即将过去的2012年交上的一份漂亮的答卷。2013年,新的挑战即将开始,对于新的一年工作,要明确目标,内抓管理,外拓市场。要加快庄园建设和基地建设;进一步做好产品结构调整升级;想方设法增加市场份额,以建立具有一定质量的专卖店和具有一定优势的商超渠道为主攻方向,有条件地植入网络营销,深度掌控销售渠道,确保渠道建设稳步发展;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人才的思想和业务素质。
钟怀利董事长在讲话中对公司一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公司明年的发展战略进行了部署,并和大家一起回顾了茅台葡萄酒公司近年来的发展历程,他说:我们要感谢所有的经销商和供应商朋友,有了他们的支持和相伴,才有茅台葡萄酒今天的发展;要感谢生产企业的员工,有了他们的辛勤劳作,销售人员才有优质的产品去拓展市场,创造业绩;更要感谢我们的销售人员,有了他们在一线日夜奔波开拓市场,不断为公司创造销售业绩,才有公司供、产、销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企业的成长,“天地人和一个不能少,天时地利一个不能缺”,我们在工作生活中要学会感恩身边的人,知道报答企业,倍加珍惜工作,2013年,要凝聚新的动力,在稳定的基础上,步步为营,进行有效地突破和革新,最终努力实现茅台葡萄酒科学发展的宏伟目标,为做大做强茅台集团、打造千亿茅台做出应有的贡献!
借此机会,公司还安排参观了茅台葡萄酒生产车间、茅台葡萄酒庄园建设工地,并进行了茅台葡萄酒文化展示,葡萄酒知识讲座等活动,推动体验式营销,使大家进一步增加对茅台葡萄酒公司的了解。
第三,量子计算是未来密码分析中的一块重要部分,也是科大计算机系和网安学院关注的重点。从数学和计算机等角度进行切入也非常重要。本次邀请的专家中除了科大本土做实验物理的外,其他专家主要都是数学和量子信息领域的,尤其是数学背景的专家居多。
第四,后量子密码是国内外非常关注领域,包括抗量子密码的设计和分析,都是比较新的领域,各国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我们在这块大有可为。
第五,数学领域切入量子计算还主要偏算法设计,这块很难。有两三个专家,比如腾讯张胜誉,先后在复旦大学,清华,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硕博数学与计算机专业,师从应明生与姚期智等一流大师,06年左右进入量子算法设计领域,他讲这块儿还是很难的,很难做出shor之类的工作的,很多杰出的人才做量子算法十多年基本都销声匿迹。科大数学的欧阳毅教授,介绍了量子随机游走算法在一些数学问题中的应用。郁昱介绍了他给nist提交的基于编码的抗量子密码算法,计算所孙晓明讲了他们在平衡函数中的工作,就是duestch joza算法的变种,不光是平衡性,而是具体的汉明重量判定,例如,判定汉明重量为k或l,量子算法的复杂度。
第六,计算机领域切入量子计算还比较模糊,主办方试图和专家们讨论这个话题,但是答案还比较模糊,需要进行探索。目前主要还是从计算机领域内的一些问题或者数学算法入手,进行算法方面的工作。
2、分组开展复课研讨。我们将参加会议的教师按照所任学科分为语文组、数学组和英语组,由一名教师主持。上课教师进行了认真的教后反思,听课教师围绕所上的课进行了热议,大家畅所欲言,你一言,我一语,言来语往,讨论热烈,争辩中充满智慧,讨论中富有激情,体现出教师的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整个研讨活动气氛活跃,达到了预期效果。
3、镇中心教研组对小学期中教学质量检测成绩进行了分析,总结了经验和教训,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措施。
袁静芳教授对《〈瑜伽焰口施食〉仪轨中,咒语、真言的结构布局、表现形式及音乐艺术特征》做了深入的研究,并从中归纳出印度梵文咒语、真言被华化、民俗化的若干特点。针对佛教音乐在当今社会的发展、继承的焦点问题,台湾学者赵琴《梵呗与佛教音乐概念及实践的演变――兼论商业经营策略在佛教音乐活动中的渗透》、大陆学者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的继承与保护》、陈天国与苏妙筝《佛乐搬上舞台几个有关的问题》以及韩国学者金宝姬《韩国现代佛教音乐〈赞佛歌〉》、尹昭喜《台湾和韩国梵呗的传承状况》等文章提出了新的见解。赵琴博士从一个民族音乐学者与音乐传播工作者的角度,探究了因社会文化变迁,当代台湾佛教音乐概念与实践的演变。她以《大宝法王在菩提迦耶》获2005年第16届“金曲奖”“最佳宗教音乐专辑奖”、“最佳演唱人奖”为例,指出真正有修养的高僧所吟颂出的梵腔及其所达到的宗教情操和心灵境界才是真正的佛乐精华。
中国佛教音乐的历史研究及现状考察方面,我们通过项阳、景蔚岗两位学者对音声供养与佛教笙管乐历史流变的梳理与研究,发现了很多目前佛教音乐考察中存在的问题。项阳《关于音声供养和音声法事》对现存的佛曲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佛教扩大了音声法事的范围,僧尼开始既在音声佛事、也在音声供养中奏乐,这正是乐僧群体得以形成的关键,并彻底改变了僧尼不得动乐的戒律。历史上曾经是音声供养和音声佛事分立,在发展的进程之中得到了合流,从而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佛教音乐文化的性质和意义提供了重要信息。景蔚岗《中国佛教笙管乐源流考索》结合诸多实际情况,对尚存在中国境内的佛教笙管乐迄今至少1500多年的流变历程进行了考索。认为从乐器数量、音色、音量、演奏技法的表现力等多方面的综合情况看,笙管乐器是古今佛教乐队中应律乐器的中坚。这是佛教音乐1500多年几经流变衰微,其他乐器相继失落,唯有笙管乐器贯通古今、得到保留的内在原因。
关于藏传佛教考察方面的文章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多杰仁宗《青海地区藏传佛教宗教乐器符号乐谱及功能》、格桑曲杰《独具特色的佛教旋律乐器甲林和铜钦》、郝毅《中国藏传佛教拉卜楞寺道得儿音乐研究》、桑德诺瓦(和云峰)《论云南喇嘛教的区域流布及音乐传承》、包达尔汗《“莱青”辨释――藏传音乐文化的蒙古化现象探析》、满当烈《青海藏传佛教羌姆调查之一:格鲁派羌姆的地域文化特征》、嘉雍群培《“死亡的艺术”》分别对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研讨会上,对个案与寺院调查的文章占有相当比例,如大陆学者吴学源《云南剑谷俗佛教(阿吒力)音乐调查》、杨久盛《辽宁千山佛乐概说》、傅利民《江西禅宗祖庭宝峰寺佛乐文化考察》、潘国强《大相国寺佛教音乐》等,共15篇。另外,本次会议还开启了对佛教音乐美学思想的探索,拓宽了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的视野。苗建华《佛教音乐美学思想初探》认为佛教音乐美学思想具有视因缘生法,肯定无声之乐,提倡音乐宣教、度人、修身之功,肯定平和、中和的音乐审美准则等特征。有关佛、道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主要有吕锤宽教授的《论佛教焰口仪式与道教朝科咒的音乐》与杨民康的《佛道音乐文化的跨民族传播一瞥――海南道公祭祀音乐中的“目连救母”因素探析》。袁瑾的《水陆法会中的偈》与乔晴的《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遗址中乐舞壁画的研究》两篇文章亦不失其独特价值。
借这个机会,我想谈三点感想。
一、关于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
(一)针对汉语拼音的基础理论、教学方法和经验、汉语拼音的社会应用、汉语拼音对信息技术的支持和贡献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特别是展示了汉语拼音方案推行的成就和汉语拼音教学中的一些特色和经验。在基础教育阶段,汉语拼音的教学手段、方式有很多创新,可以说丰富多彩,效果也非常显著。汉语拼音的教学和语文学习、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相结合,这是很多老师的感受和期待。拼音教学跟教材的改革同步进行,也取得了新的经验。很多与会者高度评价汉语拼音方案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完善,汉语拼音在信息社会中的应用前景远大。
(二)在拼音教学和推广方面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这也是我们这次会议值得重视的成果。这次会议对我们总结经验、找出问题,进一步做好汉语拼音教学工作和规范汉语拼音的社会应用、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都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我们国内的基础教育的经验。
其次是在国外教外国人汉语的过程中,如何把汉语拼音教好,如何发挥汉语拼音在外国人学习汉语中的作用。
第三是汉语拼音将在信息化过程中发挥什么样作用、如何发挥更大作用。
第四是汉语拼音需要加大推广力度。从老师到专家,都有相似的看法,汉语拼音在社会应用领域有很多问题值得关注。前几天,我们接到一个语言学家写给温总理的信,他提到一个现象,过去我们所有的报纸书刊名都是用汉字和汉语拼音标注,但是现在除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有限的几份报纸还是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相对照的报名以外,绝大多数的报纸的报名全部改成了中文和英文对照。这实际上不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要求,也不符合汉语拼音社会应用的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国家标准调整后做的改变,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除了我刚才讲的书刊的名称要用汉字和汉语拼音注音,现在很多没有坚持做好以外,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我去少数民族地区很注意当地马路上的招牌,上面的文字排列形式是少数民族的文字在先,汉字在后。有一次我去香港参加一个会,香港的同行说他们讲普通话讲不好,我不会粤语,我们在谈话中使用了同声传译。在香港是两文三语,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在中国内地广大的地区,我们的国语是汉语汉字,在汉语不方便使用的时候,我们使用汉语拼音,而不是英文。所以汉语拼音的社会应用需要加大推行的力度。这次会议上,很多专家、老师都提到这个问题,这是现在我们国家语委正在研究的问题,也希望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
第五是要加强对汉语拼音教学的培训和技术武装。在汉语国际推广中国外汉语老师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国内老师也提到这样的问题。
(三)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汉语拼音教学和汉语拼音社会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对有些问题也进行了学术争鸣,我觉得这也是这次会议重要的成果。很多专家发表了对汉语拼音方案本身内容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并且提出了如何进行修改的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汉语拼音的功能是拼写还是注音,也进行了讨论;对分词连写进行了研讨,另外对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使用范围,也进行了讨论。我想这些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汉语拼音方案的认识,做好汉语拼音的社会推广应用,有着重要的价值。
(四)与会代表提出了很多加强和改进汉语拼音推行方面工作的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刚才听了各分论坛交流的情况,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第一,语文新课标汉语拼音教学方面的要求有所降低,对教师的培训和要求方面不够明确规范,教学法缺乏统一的参照,对“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没有坚持……大家提出了批评的意见,这也是我们汉语拼音教学中存在的明显的问题。第二,反映社会应用不规范。这两个问题是大家高度关注的。
与会者对如何做好汉语拼音教学和推广工作,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意见。一是提出政府行政部门应加强对汉语拼音教学、汉语拼音社会应用的指导。作为国家语委,作为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我们一直强调,语言文字工作非常重要,语言文字工作也容易受到忽视。我们召开这样一次研讨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宣传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教学、汉语拼音社会应用的重要性。我们希望在这次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提出更明确的意见和要求,使相关工作得到社会各界更加广泛的重视。二是提议对《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进行修订,制订明确的规范标准,同时加强科研人员和教师之间密切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三是希望这样的会不要再过50年开一次。四是建议尽快实施教师培训计划,包括国内及海外的教师。五是要建设教学资源库,建立素材库。六是很多专家、老师提出来对“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有效实践进行认真的调查和研究、总结,并且对这项工作下一步如何开展,提出明确的意见和建议。
二、关于这次会议的后续工作
首先,这次会后我们将会同主办单位,包括教育部语用司、基础教育二司和国家汉办,一起对会议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整理,分别进行研究,提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并加强沟通与协作,争取尽快地加以解决。现在有一个机会,教育部正在制订2020年的教育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语言文字工作也专门作为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一个附加部分。对于这次会议提出的问题,我们会带到中长期发展规划里面去,比如汉语拼音正词法国际标准的问题,教师培训问题,我们的资源库的建设问题,我想完全可以纳入到我们2020年的语言文字工作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去。纳入规划就可以有一个时间表,规定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我们也希望今天参加会议的领导、专家和老师能够关注这方面的工作,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第二,我们要广泛宣传会议的成果,特别是这次会议上提到的对汉语拼音方案的价值的认识。包括对于学习汉语,对于我们小学生能够提前识字,能够提高和培养他们的语言能力等方面的价值,以及在信息时代汉语拼音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还要宣传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提到的对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教学和汉语拼音应用方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要进行整理,不仅在媒体加大宣传,会后语文出版社还要将这次会议的论文结集出版。这次会议是我们汉语拼音方案50年来第一次国际教学研讨会,这本论文集也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座的各位有幸参与这个工作,也是值得纪念的。
第三,我们要以这次会议为契机,争取能够尽快形成政府部门、科研人员、教学人员的交流、沟通跟合作的机制。加强经验交流和信息共享,及时分析汉语拼音教学和社会应用中出现的新情况,及时解决问题。大家提到,汉语拼音教学研讨不要50年一次,至于几年一次,我们会把这个作为一个问题来进行认真的研究。如何在行政部门、科研人员、一线老师之间建立一种更有效的交流和沟通的机制,或者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我想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认真分析和研究的。
三、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总体思路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一个口号: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今天我们的语言生活可以说跟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语言文字应用领域极大的拓展;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情况,需要妥善处理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汉语和外语的关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首先,方言现在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很多地方把自己的方言看作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大家也注意到,媒体里面特别是电视里面,方言剧越来越多,很多地方用方言播新闻。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方言的关系。同时,还有如何处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外语使用的关系,这里面的问题非常多,比普通话、方言之间的问题要多得多。随处可见的,是外语使用不规范,我们的书刊名称,到底是用汉英对照还是用汉字和汉语拼音?很多交通标志把地名用了英语,“王府井大街”变成了WangfujingStreet。我是王登峰,我在外国人面前也是王登峰,而不应该是“登峰王”。我们不是不学外语,不是不使用外语,而应该让母语和外语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当然还有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这在宪法中已有明确的规定。
目前语言文字工作面临三个机遇,第一,语言文字工作和建立人力资源强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汉语拼音教学不仅仅可以帮助学生识字、正确读出字音,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人力资源大国和强国的区别就在于个人素质的差别,中国是人力资源大国,十七大提出了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要求提高国民的素质。一个人素质最核心的部分是智力,智力包括言语能力、计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离不开言语能力,所以智力最重要的是言语能力。恰当表达自己,有效跟别人进行交流和沟通,能够和别人建立并保持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这里面最核心的还是你会不会说话。所以我们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从汉语拼音教学到整个语文课,到我们语言文字应用水平的提升,都离不开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努力,这也是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语言文字工作能够做出的贡献。从国家语委来讲,我们下一步要在提高语言文字应用水平上下工夫,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构建语言文字能力立体的全方位的评价体系。现在关于语言文字测评指标只有一个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我们现在正在研发语文能力的测试标准,今年在11个省市要试点进行汉字应用水平测试。上述举措都是为了提升公民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第二,语言文字要和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有机结合。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最近几年来,逐渐形成传统文化热,随着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文化对全世界都更具有吸引力。我们越来越看到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热爱,在这个过程里面,语言文字工作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从*年推出了一项工作,叫做“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活动”,通过诵读经典,我们可以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也可以推行汉语拼音。我最近在读《尚书》,我的这本书里面有拼音注音。我以前读过《尚书》,第一个难题是好多字不认识,不知道怎么读。终于有一天看到这样一本书,每个字都有汉语拼音,我就可以读了。我们现在读经典,两大问题,第一个古文不一定能够理解;另外一个好多字不会读。汉语拼音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是大学教授,照样需要借助汉语拼音阅读。诵读经典的过程,既是跟中国文化热潮合拍,也可以真正地推行语言文字规范化。
从明年开始,我们将在大中小学生中组织规范汉字书写比赛。现在除了普通话推广以外,很多老师关注的问题是很多人不会写字了,因为电脑用得太多了。很多的大学老师说不愿意看学生用手写的任何东西,因为基本上看不懂。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的母语,日本韩国每年中小学要举行全国范围内汉字书写的比赛,我们很多省市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但全国性的没有做过。这次将要举办的大中小学生汉字书写比赛包括用硬笔和软笔书写,主题是“书写经典,传承文明”,上交的作品书写的应该是经典的诗文。我们除了提倡诵读以外,还要提倡书写,写一遍和念一遍效果可能不一样。我去过一个大学的文学院,这个学院四年下来,八个学期里面有七个学期开设经典诵读的课程,每个学期一个学分,一个学期背50篇经典作品,考试很简单,默写《琵琶行》、《岳阳楼记》。在座有很多的小学老师、校长,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书写经典、传承文明这项活动。
我们现在很多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不了解,不知道我们的祖先还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丰富、这么宝贵的财富,所以我想,我们通过诵读、书写经典,既推行了规范汉字、推广了普通话,同时也让我们的公众能够有机会亲近经典,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国家宗教局外事司司长郭伟在以“巍巍昭山出梵音、泱泱五洲奏和乐”为题的致辞中说道,近几年来,通过音乐界,特别是中央音乐学院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和宗教界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佛教音乐的收集整理、挖掘保护工作取得可喜成果。本次佛教音乐研讨会很好地契合了佛教修学所提倡的“欢悦和同”的践行理念和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要求。
开幕式之后,“第七届亚太地区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始。中央音乐学院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袁静芳教授致开幕词。来自韩国、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高僧大德,历时3天(11月25—27日),对中、韩佛教音乐文化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研讨内容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佛教音乐历史文献、派别的考察和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包含了:特定历史时期佛教音乐发展特征;佛教音乐与民间音乐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作用力;佛教世俗化对传统音乐的影响;佛教音乐在历史中的变迁现象等。如:袁静芳的《中国汉传佛教音乐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试论〈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的历史价值》、吴学源的《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音乐浅述》、王馗的《梅州区域文化整合与佛教香花音乐流派的生成》;杨久盛的《千山佛教经韵——兼谈北方经韵与民间音乐关系》;周耘的《20世纪以降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兼谈佛乐研究之中日交流合作的前景》、吴晓萍的《京都北韵禅乐》、杨秋悦的《瑜伽焰口仪式结构研究》、张乔的《对20世纪以来佛教题材编创歌曲的研究》等。
袁静芳在《中国汉传佛教音乐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试论〈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的历史价值》中认为,明成祖朱棣主持编辑的佛教音乐歌曲集《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中记录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社会研究价值;汇集了唐、宋、元及明永乐年间的优秀音乐品种以及当时社会流通的世俗乐曲、少数民族歌曲,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对后世佛教音乐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与引领作用。它是一部总结性、开创性的文化工程,是中国汉传佛教音乐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论文统计了其中的曲牌、曲名及目录,体现出其所收佛教歌曲的来源。
中国艺术研究院王馗研究员的《梅州区域文化整合与佛教香花音乐流派的生成》认为,对于佛教而言仅仅用“汉传”来概括中国的佛教特征显然是不够的。在整体环境下,佛教仪式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在梅州客家文化区域中,任何一个群体、信仰、历史变迁的细节、音符都可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信仰方式和艺术表达方式。
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杨秋悦的《瑜伽焰口仪式结构研究》,文章以现存11部瑜伽焰口仪式文本为基础,从咒语、手印、神祇的运用和仪式整体框架等层面分析了各版本之间存在的异同,展现了瑜伽焰口仪式在历史中随社会、人文、环境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
二、佛教的仪式及音乐本体研究
佛教的仪式及音乐本体研究是此次研讨会的主要论题之一。其中韩国佛教音乐的研究较为侧重音乐本体研究。如韩国汉阳大学名誉教授权五圣的《韩国的巫教音乐和佛教音乐的习合》,分析了韩国东海岸佛教文化圈内巫仪式音乐中所包含的众多佛教音乐要素,民众的民谣音乐不仅影响了巫仪式音乐,同时也渗透到佛教音乐梵呗中。
韩国古音盘研究会会长李辅亨的《北方佛教音乐诵经和七言律诗偈颂的节拍特征》,从散文统节诵经不规则节拍、七言律诗偈颂的固定拍节两个角度分析了韩国的南方佛教、中国、蒙古、韩国和日本佛教音乐中的诵经和吟唱方式,对他们的节拍特征进行比较研究。文章认为在中国和蒙古国,七言律诗偈颂以相对快速的固定牌子构成章节形式,韩国和日本则以缓慢、自由的节拍方式形成音乐性较强的吟唱方式。诵经在全球化传播中比较完整的保存了固定节拍,二七言律诗偈颂则发生了融合当地文化,出现了丰富多变的本土化特征。
会上宣讲的论文还有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崔昍教授撰写的《和请 旋律 拍子》、全北大学林美善教授的《全北地域礼佛仪式音乐》、韩国古典翻译院金世钟研究员的《韩国梵呗旋律中出现的母音变化样相》、庆星大学郑永进教授的《关于单声的音乐特征研究》、釜山大学伊昭喜女士的《韩国的现行朝夕礼佛问和韩语化》、首尔大学讲师孙仁爱的《京制梵呗中受容的开城地域梵呗》、釜山大学朴贞莲的《妙法莲华经中“偈”的演行形态》、延边大学艺术学院张翼善教授的《世俗化的韩国佛教音乐特点研究》等。
在中国汉传、藏传佛教方面,学者较多采用实地考察的方式,关注佛教仪式及其音乐的相互关系。如青海省民族歌舞剧院多杰仁宗先生的《青海东部藏区宁玛派与苯教的宗教仪式及其音乐比较研究(上)》,作者认为两种宗教尽管存有很大差异,但由于藏族原始宗教文化和历史积淀的影响,两者在宗教修持、仪式内容、仪式行为及音乐等方面都有相同之处;民族艺术研究所格桑曲杰研究员的《雄色寺“绝”仪轨与绝鲁音乐、绝羌姆综述》,文章考察了雄色寺的历史、宗教传承体系、绝诵经音乐的结构、仪轨、社会功能等;中央民族大学嘉雍群培教授的《扎什伦布寺“斯姆钦木羌姆”》描述了扎什伦布寺斯姆钦木羌姆的历史背景、表演场所以及其主要仪式内容;原青海电视台文艺部副主任满当烈研究员的《塔尔寺花架音乐的抢救与研究》研究了青海塔尔寺音乐具有的多元化、多风格相溶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三、佛教音乐的功能研究
此次研讨会有多位学者就佛教音乐的功能展开探讨。如台湾弥勒内院监院法成法师的《佛教梵呗对人间的影响》解释了佛教音乐梵呗的来历以及传入中国后发生、发展的情况,指出梵呗不仅能够止息喧乱、而且能够让演唱者去除一切杂念,以清静之心虔诚至志而体悟清凉的人生、吉祥的意蕴。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研究部傅暮蓉的《“华严字母”佛教意义的研究》认为,华严字母是用来演唱的咒语,是一切陀罗尼的根本,它的组合方式揭示了人类语言文字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佛陀为了让学佛之人不迷惑在语音、语义、字形上,用每个字所对应的“空”、“无”境界进行修证。慈云佛学院客座讲师释若宽法师提交论文《探析佛教音乐源流及其在修行中的实质》阐释了佛教内部非乐思想和对音乐的需求,以及佛教音乐与修行的关系,并对佛教音乐的走向进行反思。韩国大韩民国重要无形文化财第50号修传者张完淳(行梵)的《用梵呗音律减少精神压力引起的不安感的方案研究》通过现场唱诵梵呗的方式使与会学者亲身体验到梵呗不同唱诵的特点以及对听者内心的作用。台湾音声研究中心田运富先生在研讨会上也就佛教音乐对人心理、生理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四、从图像学角度看佛教音乐
台北教育大学赵琴教授作了《从敦煌壁画看当代乐舞发展——以飞天伎乐为例》的报告,文中例举了大量敦煌石窟壁画的图片,提出佛教“石窟”对中国乐舞发展影响深远,其中留下了大量的乐舞形象,它们反映了佛教自印度东传以来所发生的历史变迁,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特点。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的《佛教戒律下的音声理念——云冈石窟伎乐雕塑引发的思考》从云冈石窟雕塑入手进一步阐述了作者对佛教音声理念的思考和研究,他认为“佛教音乐”这一称谓不仅不能概括“佛教音声”,而且有悖佛教戒律。文章探讨了神圣与世俗、声明与供养、改梵为秦与改梵为鲜卑、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寺院中音声供养人的身份,认为西域音乐进入中土的方式并不能笼统地归结为佛教的缘由。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的基点是“反思”、“回应”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认识与评价。西方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经济究竟是发展还是停滞的重大问题;认识的角度无论是“西欧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多中心论”、“无中心论”等,都是西方学者总结、批判与再批判的结果;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中西比较的方法。这无疑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对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并成为“再评价”争论的焦点:一是西方传统与中国实际问题;二是评价的标准问题;三是核心概念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有些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评价标准,应从中国传统文献出发重新检讨、发掘相关理论与概念。在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理论、概念与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走“本土化”研究之路成为必然。
“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与“富民社会”是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葛金芳先生、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先生与云南大学林文勋先生吸收国内外最新学术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来的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问题的“本土化”解释模式的尝试。以上诸论对中国传统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及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等都有自己的评估。“农商社会”说认为,宋元明清江南区域商品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形成了农商并重的局面,但是受战乱、生态及制度等的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未能转型为现代工业文明。“帝制农商社会”说认为,明清社会发生了诸如市场空前繁荣、社会分层体系简单化等一系列“历史性”的变迁,但受制于制度和传统社会诸多结构性要素,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社会活性和政治集权共同增强的特点,并不包含社会组织方式及科学技术的根本改进,这种社会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富民社会”认为中唐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富民”阶层,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宋元明清诸朝的阶级基础和社会结构,但并没有成为帝制社会的离心力量,而是通过科举等途径成功与“士”、“官”阶层对接。以上诸说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肯定了宋元明清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强调有诸多其他因素决定了中国社会作为整体,并未与西方社会处于同一演进轨道上,所谓中国“工业革命”、“现代化”进程的前景在当时也尚渺茫。
在本次会议上,葛金芳先生、赵轶峰先生、林文勋先生、薛政超先生、张锦鹏女士、刁培俊先生等从不同视角进一步论证了“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与“富民社会”。葛金芳先生从交易费用的视角,重新解释了南宋临安工商业发展的原因,指出便利的交通运输、可靠的交易惯例和生产空间的相对集中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临安工商业繁荣中具有重要作用。赵轶峰先生指出,明清时代的商业发展并没有消解帝制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与商业相互渗透,衍生出一种帝制体系与商业发展基本契合的结构形态。云南大学林文勋、薛政超先生认为明清形成的“士绅社会”是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云南大学张锦鹏女士从投资、购买、售卖三个方面论述了“富民”是如何通过财富力量改变身份进而成为重要社会力量的过程。厦门大学刁培俊先生着重探讨了中国“富民”如何纵深发展的可能。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传统经济中商人群体、乡村经济的商品化、市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河北大学刘秋根先生通过对遗存的大量“山西商人书信”的深入研究,以“汾阳皮张商人”为个案,分析了明清“本土化”的商业概念与金融体系。北京师范大学陈涛先生以特定地区“甫里”为例,说明了唐代后期苏州乡村经济的商品化及其原因与特点。北京师范大学李志英女士从病虫害的独特视角考察了民国时期农产品的商品化及其生态影响。刁培俊先生主要从文献检讨、方法思考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史料中所呈现的对福建路经济发展水平截然相反评价的原因,认为宋元福建路经济虽有发展,但仍存在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应深入检验、批判性审视历史文献,避免陷入“选精”、“集粹”的陷阱。云南大学田晓忠先生综述了20世纪以来学人对明以前中国古代传统市场的研究。
二、断代研究与贯通研究无所偏废
对明清经济发展水平的讨论,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要论题之一。“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非常有影响力的两种学说。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学派”,都反对“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说”,认为清代是传统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研讨会的缘起也主要与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提出的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水平的新论有关,因此关于明清经济发展水平的讨论无疑成为历次讨论的焦点。本次会议打破了以明清停滞与发展、宋代与清代孰为高峰等既有论争模式的局限,跳出了以研究明清经济发展水平问题为主的核心圈子,用更加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这应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和“富民社会”,虽说主要是针对唐宋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理论,但以上诸说都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经济有一宏观认识的架构之上的。葛金芳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由“农业社会”到“农商社会”的发展历程,并最终会走向现代的“工商社会”。赵轶峰先生认为中华文明基本结构形态可以区分为先秦时代的“王制”,秦至清的“帝制”以及民国以来的“共和制”。林文勋先生从社会群体对社会经济关系、阶级结构及政治结构的影响出发”将古代社会概括为汉唐的“豪民社会”,唐宋以来的“富民社会”,以及近代的“市民社会”。
河南大学李振宏先生从贯通的角度,对秦至清皇权在经济领域的专制作了系统性的剖析,认为皇权在经济领域具有独占性,皇权对国土上的一切物产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臣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山东大学刘玉峰先生认为自春秋战国“工商食官”格局被逐步打破后,中国古代工商业整体上形成了官营国有工商业和私营私有工商业并存的“官私二元结构”,进入封建帝制时代,私营私有工商业又可再分为贵族官僚私营工商业和民间私营工商业,因此将其结构形态概称为“整体官私二元、实际组成三类”。
三、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全面关照
传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概念如劳动生产率、亩产量、垦田数、人口等一直是此前讨论的重点。随着讨论的深入,必然要涉及政治、制度等非经济因素,这也被认为是评估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突破口,但治经济史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他们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制度等认识的准确程度,却是值得怀疑的。“加州学派”就有学者在考虑经济数据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各种体制、制度等考虑在内,这无疑是明显的进步,但得出的结论却让人诧异,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令和地方实施属于不同的系统,政府只要与地方精英们很好的结合起来,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并进一步认为中国绝不是专制主义。也有法国的汉学家认为中国古代讲“民本主义”,认为中国政治没有民主并不是问题。以上观点包含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些误解,但影响很大,在国内也有不少追随者。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对非经济因素的正确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本次会议对传统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如国家权力、思想观念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前揭李振宏先生对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进行了经济史方面的论证,指出皇权对国土上的一切物产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臣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苏州大学臧知非先生认为国家力量在战国秦汉时代私营工商业发展演变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是国家力量导致了私营工商业跌宕起伏。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先生通过对宋代的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形成、具体活动、投资方向及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关系形成的论述,说明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赵轶峰先生认为,以往许多研究夸大了商业与帝制体系的矛盾性,权力与市场相互渗透,明清时代的商业与帝制国家体系是并同发展的。
对于经济发展中的思想观念等因素,南京大学范金民先生从《史记・货殖列传》出发,对司马迁的商业思想,及其笔下的商人所表现出的商业智慧和商业伦理等进行深入分析,指出这是值得深入总结的商业精神财富。李华瑞先生对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与经济观念中的变与不变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周秦至隋唐根深蒂固的“重本抑末”政策,在宋代有所松弛,出现了认可盈利的思想,但这仍很难突破帝制国家“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对这种“变”的因素不能估计过高,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政治的强烈干预,很大程度上是财政政策的衍生发展,不完全具有商品经济的独立性质。云南大学黄纯艳先生则从宋人水上信仰及其变化的角度考察了宋代商品经济和海上贸易发展。
四、会议的成果、问题与启示
本次会议名家云集,讨论热烈,成果斐然。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过热烈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国家力量等非经济因素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二,视野更加开阔,角度更加新颖。本次会议对传统经济的评价突破了经济史的视野,用政治的、生态的和思想的更加开阔的视野去认识传统经济的发展。就经济史本身而言,如交易费用等概念的引入也对考察传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第三,本次会议的与会学者都是各方名家,都有深厚的学养,他们在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等的整体把握和史料的解读上更加准确,成果具有很强的信服力。
学术研讨于上午9:15正式开始,上午是大会主题发言,分上下半场,上半场由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和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主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莫荣研究员以“如何看待当前就业形势”为题,指出当前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大学生就业困难,结构性矛盾突出并解读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当前劳动力供需矛盾的相关政策。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建民教授在“人口红利的终结与经济增长的减速”主题演讲中强调应对我国经济增长减速需要制度创新,特别是社会制度的改革,他认为很多就业问题的产生可能其实并不在于就业政策,而在于整个社会制度安排有问题,如果宏观的社会制度问题不解决,仅仅从具体政策层面去解决,那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彻底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杨宜勇研究员提出人口红利的终结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王桂新教授在“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动向的考察”主题演讲中对我国人口迁移规模/强度、区域模式、城市化发展的未来动向做出了判断。中国人民大学段成荣教授以“北京市人口规模调控研究:人口流动受益者的责任重构”为题,指出人口流动受益者与责任者的受益和责任应该相匹配,中央政府、城市政府、企业、市民、流动人口各尽其责,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大会主题发言下半场由中国劳动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田小宝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真真研究员在“ICPD20年全球人口形势变化及对中国的启示”演讲中提出人口变化的滞后效应和长期效应,另外,她认为人口本身不是问题,不能敏锐及时地意识到人口变化及其影响才是问题。西安思源学院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段兴民教授和西安思源学院经济贸易学院王莉娜老师共同做了“基于复杂系统的公共就业服务多元化体制创新研究”的演讲,从复杂系统理论的角度来构建公共就业服务的多元合作模式,运用复杂系统适应性理论剖析了该模式的运作并为该模式的顺利运行提供了建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王谦司长以“城市化健康发展应重点关注的人口问题”为题,总结了近年来人口流动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引导人口合理分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适应大规模人口流动迁移需要,推进人口管理体制改革等建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谭琳教授在“她们缘何要求与男性同龄退休?”的发言中指出机关事业单位女性与男性在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方面相差无几,但是十年来女性实际退休年龄下降,性别差距不断拉大;对机关事业单位女性职业发展机会和退休生活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建议男女退休应有一个相同的上限和下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童玉芬教授探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问题,分析了超大城市人口增长的机制、中国超大城市人口增长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6月8日下午是大会专题论坛,分别是“人口与发展”专题论坛、“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专题论坛、“就业与人力资源开发”专题论坛,共有38位专家学者做了精彩的专题发言。下面按照分论坛主题对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进行如下综述。
一、“人口与发展”专题论坛
该论坛学者们发言的内容主要围绕生育政策、生育意愿、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人口、城市化等相关问题。关于生育政策问题,陈友华教授在“机构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新去向”的发言中,认为人口计生部门被拆解,本身就表明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历史的终结,中国也因此逐渐向后计划生育时代过渡。庄国波教授基于公共管理的视角认为多年来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中两种对立观点的争论双方观点都有一定的依据,有些问题的产生是公共管理不到位造成的,与政策本身并无直接的关系。周长洪教授在“影响家庭幸福感的因素”发言中指出,根据六普数据我国家庭呈现规模微型化、结构扁平化、类型特殊化以及老人家庭空巢化的典型特征,这表明家庭发展存在着极大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家庭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在逐步削弱,由此他认为社会政策的制定应更多的考虑微观家庭的状况。孙晓明教授以“农村中老年女性人口生殖健康服务机制研究”为题,建议卫生计生部门加强女性更年期生殖健康服务。关于生育意愿问题,张建武教授在“广东‘80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发言中指出广东“80后”传统的生育观念依然存在,生育意愿出现内部失调,对于开放二胎生育呼声较为强烈。关于少数民族人口问题,马正亮教授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与变化趋势,艾尼瓦尔·尼吉木教授介绍了新疆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动,徐世英教授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在业人口的职业结构,蔡果兰教授介绍了新疆各地区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力的匹配模式。关于城镇化和流动人口问题,朱宇教授在“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代际延续和变化”的发言中指出,尽管较之第一代流动人口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在个人特征上已发生了有利于其在城镇定居的较为显著的变化,但其在城镇的定居意愿很大程度上仍延续了第一代流动人口的特点,整体上仍未发生从循环流动向在城镇定居的根本性转变。张力教授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多元统计口径给出了更加准确的界定,亓昕教授以对建筑工群体的考察为例介绍了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现状与困境。刘德鑫教授则介绍了对新型城镇化远郊农村的“上楼”问题的访谈情况。
二、“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专题论坛
该论坛专家学者们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养老意愿、养老服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人口老龄化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研究的重要背景,苏杨研究员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经济影响和应对策略”的发言中从宏观层面论证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任远教授在“适应人口流动性推动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发言中指出分户籍、分地区、分城乡的碎片化的社会保障体制安排和人口流动性的日益增强构成一对尖锐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需建立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乃至国家整体性的社会保障计划,使不同社会保障项目能够成为有机衔接的整体:褚福灵教授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探讨”的发言中提出了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两个方案即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方案:傅志明教授在“从过度保障到弹性保障:欧盟劳动者保障模式的变迁与启示”的发言中认为要建立弹性保障制度,也就是要正确处理市场与社会保障的边界,从而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仇雨临教授以“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转型与发展路径”为题,提出了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转型的方向、路径以及实现转型的条件。关于社会保险以及公共服务方面问题,吕学静教授在“我国失能老人专业照护的缺失与应对”的发言中,触及了社会保障面临的新问题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护理的需求并提出了五个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杨成钢教授对未来十年四川省人口年龄结构进行测算,并对养老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差异进行分析:胡苏云教授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技术进步对医疗保障制度费用上涨的影响,通过定量分析表明医疗技术进步对医疗费用上涨的影响更大;黄健元教授以江苏省为例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如何平衡基本养老基金进行了研究:肖严华副研究员以社会保障缴费率为切入点来探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刘娟副教授在社会保险法的框架下提出了生育保险个体利益的帕累托改进三条路径;张启新副研究员介绍了上海市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健康福利便利站”的案例,提出社区养老对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性。
一、校长论坛
本次校长论坛围绕“学校资源力的开发与应用”这一主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双流县实验小学校长毛凤鸣从教育资源的认识和思考、教育资源的开发策略、教育资源的开发原则、教育资源的开发路径四个方面建构了学校资源力开发运用的基本框架。她指出,在学校资源力的开发与应用过程中,校长是核心、教师是关键、教学改革是常态。玉林中学附属小学校长朱祥烈提出了把管理中的关键事件转化为资源,并从创设唤醒型关键事件、创设碰撞型关键事件、创设反思型关键事件、创设感动型关键事件四个方面作了阐述。紧接着,绵竹市紫岩小学校长谭克介绍了该校利用地震所带来的资源促进学校特色发展的经验,广元市南鹰小学校长李毅提出要通过自我开发、团队开发、互动开发等途径来开发教师人力资源的重要主张。此外,高新实验小学校长陈伟、成都师范附属小学校长刘娟、眉山东坡小学校长周吉群、乐山实验小学校长张必友等还对“关键人物资源”“学校文化资源”“地方文化资源”以及“学校公共信息”等命题进行了深层而热烈的探讨。最后,《教育科学论坛》常务副主编王真东对本次论坛作了总结性发言。王真东副主编首先对“学校资源力开发”研究组的上位思考、系统构建、认真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尤其肯定研究组将关键事件作为重要的生成性教育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做法,认为该项命题的探讨是本次论坛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他强调,关键事件重在关注教师的情感系统、精神系统,直接针对教师审美疲态、创造疲态而言,通过一系列开发,可以激活动机生成、点燃创造激情、聚合发展力量,让美好的关键资源催生灿烂的生命之花。最后他提出,校长是学校的灵魂,是学校发展方向的把控者,是学校人力资源的核心,校长的成功得益于对资源的把握和运用,因此,加强学校资源力的开发和运用是新时期加强校长领导力的重要途径,对学校资源力的开发运用则应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深化、细化。
二、学科论坛
(一)语文论坛
在小学语文教学的识字与写字、阅读、写话(习作)、口语交际和综合性学习各项内容中有意识地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培养具有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中国人的必经之路。本次语文论坛以“小学语文教学如何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为专题,特别邀请了南京市琅琊路小学著名特级教师周益民展示了一堂生动的观摩课《绕口令》。课后,周益民老师作了《回到话语之乡》的专题讲座,让参会教师深深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经典魅力,认识到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围绕“语文教学中如何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来自玉林中学附属小学、天涯石小学、乐山实验小学、眉山东坡小学等八位老师分别从“综合性学习”、“识字与写字”、“口语交际”及“阅读教学”四个层面呈现了八堂风格迥异、精彩纷呈的研讨课。课后,《教育科学论坛》副主编何立新、成都市小学语文教研员罗良建、成都师范附属小学语文特级教师姚嗣芳等专家与参会教师针对“小学语文教学如何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进行了深入地研讨和互动。姚嗣芳老师指出,渗透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不仅要从教材出发,还要运用好生活中的语文教学资源,引导学生进行课内外结合、校内外沟通以及学科间融合的语文综合性学习,更要注重传统文化内涵的发掘,把相关文化拓展至课外,丰富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使学生得到极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熏陶。罗良建指出,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应以课例为形式,以课程为载体,体现“三思”,即研究之思――关注热点问题、重点问题及前沿问题研究,解决课堂教学的实际困惑;课例之思――一课一得,取舍、简化繁复环节;课程之思――真正落实课标要求,关注语文能力形成,使教学回归语言本身。最后,《教育科学论坛》副主编何立新对本次活动作了总结性发言。他指出,传统文化蕴含在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位语文教师都应该义不容辞地进行主动渗透。通过本次活动,许多教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有了清晰的认识,并形成了基本的操作办法,同时也对评课达成了共识,即一看学生在课堂的变化、发展,二看教学效果的持久性,三看学生在课堂上有无“生长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