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现象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文化现象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2.语言文化差异的必然结果。在中学英语教学工作中，因为我国和西方在语言和文化环境中的不同，造成了双方在语言中经常会出现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问题。正是因为这类问题的出现，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加强对于这类文化方面的差异问题进行教育就变得很重要了。如在中国文化中，蝙蝠在中国文化中因为与“福”字同音，所以具有祝福的含义，但是在西方社会中，其英文名bat因为与西方的魔鬼形象相似，所以在英语中是一个具有贬义含义的词语。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的存在，在英语教学工作中将这些文化差异问题带进教学工作中，使学生可以及早的了解到文化差异内容，避免出现交流中的交流误解是很重要的教学工作。

二、中学英语教学中文化问题教育的工作方法

1.英语教学中文化比较法。在英语教学的文化教学工作中，对于中西方文化中的差异问题等内容的教学工作中，比较式的教学方法经常被采用。这种比较式的教学方法就是在教学工作中，对于存在文化差异，容易引起语言误解的英语教学进行中英语文化差异比较，利用比较的结果使学生了解其中的差异所在。以语言中的隐私类问题为例。中国文化中对于人的年龄问题一般不会在意，所以经常在日常中询问人的年龄。但是在英语中，Howoldareyou?属于个人隐私问题，一般在私人交往中不能问及的。所以在英语文化教学工作中，对于此类西方社会中比较注意和重视的隐私类问题，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就可以很好地引起学生的重视，增加学习的效果和质量。对于这种文化差异的问题，利用文化差异比较的方法进行教学工作就会形成很好地教学效果。

2.语言的词义内容挖掘法。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一些语言往往除了表面的意思外还含有更深层次的内容。中西方的文化环境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内容。所以在进行英语教学工作中必须对于这一类具有更深内容的英语语言进行挖掘工作。如WhiteChristmas，白色圣诞节在西方文化中除了字面的意思外还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是吉祥的象征。所以再进行英语教学工作中，教育者必须在教学工作中对于这一词语中更深层次的内容讲解出来，使学生对这一词语的全面内容有所了解。

3.教学中的文化提示法应用。在英语教学工作中，英语语法、文化背景等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在文化教学中起到提示的作用。这种提示可以在教学工作中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如在英语的问候语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问候天气情况的。这种问候的方法是因为英国天气问题比较严重。在英国人的生活中对于天气问题比较重视而产生的。使用英语的语法现象和自然环境现象对于这种文化问题进行提示，是很好的教学方法。

4.教学中的文化体验法应用。在英语教学工作中，经常使用的英语体验工作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主要就是利用模拟的环境对学生进行文化模拟的方式进行教学。比如组织学生进行有剧情的表演，利用剧情中所展示的文化氛围对学生进行文化教育工作。以节日文化为例，教师以西方重要节日为题，为学生安排出自己的角色，利用英语进行模拟教学工作。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英语实践能力，又可以很好的在教学工作中传播西方的文化知识，是一举两得的工作方法。

三、英语教学中文化现象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篇（2）

一、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呈现——“于丹现象”

文化“是一个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性的复合体”川。对于这一“复合体”作出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从而达成人的文化自觉，便构成文化哲学的研究视0或使命。而作为一种自觉的哲学形态，文化哲学的基本规定范式、总体批判态度和理性重建勇气都是人类文化实践和文化“创制”所关切所追求的价值鹊的。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对文化的适应性和文化的规范性二重功能的圆融性理解和理性适度把握。一般认为，文化的适应性即对文化现象的认同;文化的规范性则指范导性的原则说明和批判性的理性考察。二重功能互相制约、彼此牵制，共同模塑着人类文化精神的走向和社会文化现象的演进擅变。简而言之，文化是在人类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发育积淀升华并反映人的本质性维度的“真实”存在。其一经形成，便通过“内化”作用承诺出不同的人生价值，衍生出不同的人生意义。并且，文化本身在此“内化”过程中得以建构，得以传播，得以发用。

“现代性文化”观念肇始于16世纪的西方，它以人性解放和知识统一性两大“神话”为哲学依据。一般来讲，其思维模式为二元对立或主客二分，价值逻辑上以“工具理性”为价值取向，方法论上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认识论上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社会历史观上高扬“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游戏”，“现代性文化”观念内蕴着“理性’，向“合理性”转化的症候。这一点已由马克斯/韦伯的“祛魅后的诸神不和”所隐喻。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代性文化”开启了大众或公众基于“合理性问难”的文化批判向度。不可否认，“现代性文化”在现代社会共同体一系列领域的精心“设计”进程中业已彰显其功效，正如哈贝马斯所预言的“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设计”。但同时，对“现代性文化”的疑惧也绵延起形而上的文化认同危机和针对“价值一意义”真空地带的后现代文化“超越”之旅，尽管步履维艰，“样态”百出。而正是在这疑惧与建构中，“现代性文化”获得了自我批判与自我调适的能力和空间，从而在与社会大众的深刻照面后愈来愈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现代“文化霸主”地位，呈现自己现代“文化批判”的“普遍理性”向度。这里所谓的“普遍理性”向度，不仅指技术性向度，更多地指向其公共性向度，规则性向度和超越性向度。

“于丹现象”的出现即为一范例。抛开这一夜串红、倍受青睐的浮光抨影，静心审视和反思这一文化现象的合理性、合法性，我们会不约而同地问到:这一现象背后究竟向我们昭示了什么?其合理性何在?有何意义?为何走红?如何解读?问题使人反思，反思使人发问。而发问本身就是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本体论澄明。

立足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视阂，“于丹现象”毋宁说是对“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别样呈现。

二、现代性文化的呈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代性文化”自近代传播发育到中国以迄，“科玄之争”的阴霆就象幽灵般萦绕在我们心头，激烈较量，复扎博弈，成了挥之不去的争论话题。抛开“现代性”内在的冲突和风险性后果，以现代公民社会的“文化整体性人格”作价值承诺，客观公允地讲，“现代性文化”的“教化”和实践无疑大大提升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而伴随综合实力的增强，继之而起的是社会价值信仰的迷茫和本土文化寻根的“热情”。就个人层面讲，“现代性文化”撕裂了农耕文明时代地域性传统纽带和“程式化”社会关系，形而上的“文化一价值”认同危机由此而发，并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和在“复兴”中获得“文化一价值”上的心灵阪依，以此来寻求精神上的生态平衡。

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21世纪初，整个社会经济高速运转，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日渐看涨。在此大背景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应获得与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一致的大振兴。这是时展的要求。而就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平衡社会发展、大众心理失衡和价值归宿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它提供了生活的准则、行为的规范、生命的态度、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在社会分化多层次多元化、社会公正原则要求重新定位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平衡的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于丹现象”正是在此社会大背景下向我们走来。可以说，它的“粉墨登场”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到这个特殊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现代中国文化实践从“应然”走向“实然”的特殊“样态”，是中国文化站在在民族文化更新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民众特别是80后90后一代的“普遍理性启蒙”。这也是文化规范性的内在要求和使命。

从大众文化与大众自身的精神需求处着眼，“于丹现象”的出场，以新瓶装旧酒的“工夫”极大满足了大众的文化需求和精神慰籍。不同的是它选择了一种“与时俱进”的道路，尝试用古琴弹奏雅乐的时尚消费文化之路。这种大众文化传播与消费，以集体无意识的当代文化需求和时展为契机，创造了中国“现代性文化”实践的新范式，呈现了“现代性文化”批判的新理念。虽然不免有“学术生态破坏”的质疑声。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解读?谁来解读?曾经定于一尊的学术权威何以与大众沟通?这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问题，即文化创新问题。

三、现代性文化呈现的条件

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学派或现代群体的生成置换，即融人“现代性”的阐释视阂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对话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创生;另一方面，现代传媒与高科技是现代中国文化再创造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应用开发资源，而现代中国处在经济高速运转、文化商业化的伦理变迁之路上。

“于丹现象”向我们昭示的正是对以上两方面的文化创新自觉做出的努力和尝试。“现代性文化”工程的当代实践呼唤着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1)他们具有自身的学识修养与个性解读方式，通过自己的“创造式阅读”，“走进文本”又“走出文本”(俞吾金语)，坚信“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自觉的历史意识，把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普世化”在大众面前，形成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主导性价值观，阐释并守护“现代性社会”的当代意义，从而开启现代文化社会“公共领域”的创生之路和当代“意义世界”的自为拥有空间。(2)但是，这些新质型“公共知识分子”所开创的这项“工程”必须负载着现代高科技与现代传媒，以迎合以“市场经济的契约性社会整合为方向的”现代“经济一文化”社会。在现代信息社会和商业化产业化包装打造的社会转型期阶段，跨时空地解读、普及跨历史的文本经典，不是收敛趋同，而是发散繁衍;不是简单的还原和对接，而是文化搞客与时俱进的文化再创造，包括作为“第四种权力”的现代传媒的介人。这也是文化的适应性。

从道理上讲，一种文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的显现映射着一个民族特定的生存方式，而一个民族不同阶段的生存方式选择也规范着特定的文化模式及文化现象的话语权。中国现代性文化在经历了更多的基于“制度选择”而大众世俗生活由于“双向挂空”而精神家园依然无所依凭的21世纪初阶段，“庙堂文化”走向“大众文化”，“神圣化”走向“通俗化”，“本本主义”走向“信息化时代”，“学术训话”走向“平民化”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的再创造和传播普及方式不失为一种有效而实际的大胆探索和创新之举。从更现实处着眼，中国目前以“民生”为本位的“和谐社会”实践(或构建)必须以“文化整体性人格”做价值承诺，在现代性文化的“酱缸”里汲取营养。而“民生”本位关涉的层面是全方位的，“文化民生”或者“民生文化”理应包括在中国现代性文化实践创新框架内。当然，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创新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讲，让“于丹现象”就保留着它的开放性吧。而且，文化践履活动本身不以真假为判断尺度，而是根据大众可接受的程度来估价。

四、加快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自觉呈现

篇（3）

2008年年底,央视《新闻30分》连续几天对“山寨”报道后,2008年12月2日,“山寨现象”上了《新闻联播》:“从2003年开始出现山寨手机到各种山寨产品,‘山寨’一词已经从经济行为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评论家说,“这是国家级电视台首度关注网络时代所形成的草根文化,也意味着由这一新兴词语所代表的民间文化现象,第一次进入官方视线。”这一评论确立了“山寨”现象的“民间属性”。在开始讨论之前,有必要把“山寨”的来龙去脉交待一下。

一

早在2003年前后,发源于深圳、广州等南方城市“地下工厂”的“山寨”手机就开始“崭露头角”,只不过这个时候还没有被称为“山寨”,它们在大众眼里是盗版和假冒产品。2006年,台湾芯片商研制出廉价的手机芯片后,小型小规模手工作坊生产的巨大效益显现出来,“山寨”手机开始风靡手机市场。2008年6、7月份,各大网站建立“山寨手机”的专题,“山寨”一词迅速蔓延开来,并迅速在各个行业开疆拓土:康帅傅方便面、云碧饮料、斯大舒胃药、旺子牛奶、周佳牌洗衣粉、NLKE运动鞋等等。有意思的是,伴随着褒贬不一的各类评论兴起的,是在“文化场域”刮起了一股“山寨”飓风:“山寨春晚”、“山寨《红楼梦》”、山寨《百家讲坛》、“百谷虎”山寨网站、“山寨诺贝尔奖”、“山寨明星”等等,“山寨”和“山寨文化”瞬间成为充斥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热词”,并且迅速“招兵买马”,各种文化现象,只要与“仿制”沾上边,都被归为“山寨文化”。

“山寨”脱离经济行为的语境进入到“文化场域”之后,“山寨文化”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山寨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化?有人说:“山寨文化”其实就是盗版文化、侵权文化。马上激起了“山寨帮”的反对:“山寨的魅力更在于它的文化属性,山寨文化的本质即是对权威、正统的反叛与制衡。”2009年“两会”,倪萍递交封杀“山寨”的提案,事后回应:“我实在看不下去到处都在抄袭”。马上有网友纷纷撰文表示反对,说“倪萍大姐,其实你不懂山寨”。属于“山寨文化”的“山寨艺术”的核心理念是攀仿,性质是剽窃,行为是重复。重复带来的是文化的趋同,而文化的形成和演进需要的却是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山寨”文化和“山寨”艺术是冻结创造和窒息文化的社会现象。双方争论的焦点,并不在急于给“山寨文化”下一个界定,而是集中在“山寨文化”的属性和各自所站的价值立场上,先给“山寨文化”来一个价值判断,然后再确定它是什么。由于文化产品的原创和不可复制性,由此带来的知识产权纷争,不能不引起重视,“山寨文化的泛滥与其说是对草根创新精神的标榜和昭彰,不如说是对中国知识产权意识严重缺位的讽刺”。

一个词语,只要在网络时代具有一定的认同基础,就能迅速扩散开来,这也是新媒体文化时代“命名”的特点――“贴标签”效应。“山寨文化”这个词具有很大的黏附力和开放性,大众赋予它的含义,囊括了几乎所有机械时代的复制、模仿、拼凑、恶搞、解构等等这些具有后现代特征的词语,但又不仅止于此,各种文化现象只要搭拉上其中一点,就被贴上“山寨文化”的标签。除此之外,民间力量刻意的“山寨文化”行动说明有其民间的文化认同感。问题是:“山寨文化”这面大旗,何以能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而争论的各方,均站在不同的价值立场上发表截然不同的评价。从“山寨”的命名和其“招兵买马”的速度,以及引起的文化口水战来看,“山寨文化”在当代“文化场域”的意义,并非知识产权的缺位那么简单。

对“山寨文化”更深入的分析则从当代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环境出发。因为“山寨”手机、“山寨”笔记本模仿的产品均是高档的品牌产品,以低廉的价格可以购买到外型酷似品牌的电子消费品,意味着“山寨”培养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新拿来主义”,其核心是“为我所欲”,满足自己的炫耀性消费。这种解释对于“山寨”电子产品如手机之类或许说得通,但是却难以解释后来兴起的“山寨文化”现象,波德里亚的符号经济理论和马克思的物神理论只能解释物品的“山寨”,却不能解释“文化场域”的“山寨”,其中并没有炫耀性消费的成分在里面。也有人认为“山寨文化”彰显的是一种缺失创新内核的暴富倾向,“山寨”可以泛指一切制作粗劣但功能强大、着意模仿但难得精髓、创意无限但细节欠缺、占有欲旺盛但求知欲衰退、什么都有但又似乎什么都不好的社会、文化现象。“山寨”成为中国独有的现象源于中国正处于工业社会阶段,我们最熟练和最有能力做到优秀的也就是复制的工业产品,我们复制出的文化产品依然是工业产品。

这些观点高估了“山寨文化”的野心,也低估了“山寨文化”的原创爆发力。“山寨文化”并不是要寻求一种暴富、利润或者工业生产,仅仅是一种姿态。80后作家蒋方舟所说或许更贴近“山寨”的实质:在“山寨”问题上我认为还不能用“文化”这个词,最多是一个词汇。但作为词汇又没有官方来定义,所以它真的就是一种现象。我去年6月自己拍了《百家蒋坛》,当时还没有“山寨”的概念,就是觉得好玩。这种现象在我看来就是民间一种情绪性的调皮,我喜欢用恶作剧和鬼脸来看待“山寨”,这样会让我觉得更有趣。蒋方舟所说的这种情绪性的调皮,是对谁闹的情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从未有过“非主流”边缘文化向主流文化发起这样极端的大规模的消解和挑战,甚至这种“非主流文化”能够受到大众如此的热捧,“山寨文化”的泛滥必定传递了当代中国“文化场域”的某种信号,才使得这种“非主流”的后现代草根文化有着如此巨大的消解力和号召力。“山寨文化”现象,需要更贴切中国当代文化现实的解释。

二

一个“场域”是由各种权力关系交织而组成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从场的角度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思考”。讨论“文化场域”首先考察方面的关系,这些关系是按照场域内各派的力量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网络体系,这个体系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文化生产机制,也即其内在的工作方式。

“文学场域”的文学生产是“文化场域”最重要的文化产品输出基地,就以文学生产机制为例来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前,文学生产主要由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统管统制,表现为由国家包办文学产品的创作、出版、传播甚至批评接受,从原创作家到发行渠道到宣传评介,形成一条垂直的生产线体系,这种“一体化”的组织方式,建立了相应的高度组织化的文学场域。这种高度组织化的文学生产体系单一而严密,垄断了“文学场域”的文化生产,民间的原创文学作者如不能进入这条生产线(加入作协成为会员),基本上很难在文学场域发挥自己的原创力,充其量只能将文学充当一种业余爱好,“文学场域”在整个“权力场域”中处于被统治地位。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旧有的文学生产机制开始向市场化转型,“文学场域”的国家意识形态逻辑逐渐向市场的商业资本逻辑转变。虽然文学生产机制向“经济场域”倾斜已久,但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手并未从“文学场域”完全退出,隐形的仍然是从国家意识形态统管文学领域,显形的则是以控制文学产品的出版和传播代替了以往的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机制,具体手段表现在严格控制书号的申请和书市的流通渠道。这无疑提高了进入文学场域的门槛,在这个“场域”之内,各种权力关系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其中最活跃的力量会个别地或集体地寻求提高它们的地位,“并企图将最优惠的等级体系化原则加到他们自己的产品上去”。经济力量取代政治力量成为支配文学场域的最活跃最主要的力量之后,在最关键的资源上仍然受制于“政治场域”。按照商业资本的逻辑,某一方面的成本(买书号和打通发行渠道)提高了,其他方面的成本就会降下来(减少原创成本),以致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原创工作室,以低廉的价格,召集各路以同一个笔名发表系列文学作品,文学生产变得和其他工业产品的生产没有什么区别:无论前前后后有多少工人参与生产宝洁公司的产品,“飘柔”、“潘婷”等品牌仍然属于宝洁公司,工人是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按照“经济场域”的逻辑来看,这种文学生产方式满足了利润的最大化,但是“文学场域”还有一套自己的逻辑,文学生产以及文化生产与其他物质产品的生产不同的是:文学和文化产品的原创性是不可复制的。这也是声讨“山寨文化”的人们一个重磅理由,对“山寨文化”口诛笔伐最厉害的群体,往往是注重原创力量的文化工作者。但是问题的根源并不在“山寨”帮的“盗窃”“复制”行为,而是“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在“文学场域”的争霸大战中,发展成了一种畸形的文学(文化)生产机制,这种生产机制的后果,就是最大限度地压抑了民间的原创力量。

不仅在“文学场域”,整个“文化场域”的文化生产机制也大抵如此。尤其当以网络和手机为主的新媒体的力量兴起之后,国家意识形态对新媒体文化的控制并没有减弱。网络设有网警,在人气旺的社区甚至设置“敏感词”,所有的内容不经过过滤不能传播开来。大小网站和论坛必须在工业与信息化部备案,否则随时有关闭的可能。影视的审查制度并不轻松,所以老孟的“山寨春晚”也只能在网络上断断续续看到,因为没有取得在电视媒体的播放权。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力量牢牢把握“文化场域”的最底端,使之不至于倾斜的太厉害;而在最,经济资本的力量在最大限度地侵入“文化场域”,以获取最大的利益。

三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民间的原创力量呼之欲出,却苦于找不到渠道,“文化场域”基本上被“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伸出来的两股力量占据,网络等新媒体为民间原创力量提供了便捷的工具,势必要在“文化场域”挤占一个小小空间,展示民间的“文化资本”的力量。

而与此同时,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上,仍然相当薄弱。“政治力量”在“文化场域”原有的保护作用没有得到发挥,这是一个不完全为“国家意识形态”占据也不完全市场化的场域,因为没有和市场化相配套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导致了文化生产机制的不完善和畸形发展。

2006年,胡戈制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无极》,标志着对“文化场域”展示“情绪性的调皮”的开始。胡戈的“馒头”在网络拥有众多的支持者,源于观众对《无极》的不满。随后,“恶搞”风风行网络,这种“恶搞”情绪的扩散还和当时的一系列文化事件有关:先是草根出身的郭德纲以相声成为大众追捧的偶像;接着是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赵丽华被网民封为“梨花教教主”,其诗作也被“恶搞”为“梨花体”在网络遍地开花;随后是下半年低成本投资的《疯狂的石头》的“疯狂”走红,以致2006年被媒体称为“草根年”。这些看似不相干的文化现象,却预示着一种“情绪”正在民间酝酿:对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产品的不满。《疯狂的石头》的成功无疑给人提供了启发,一群稍显叛逆又熟稔网络制作技术的青年们高呼:“每个人都能拍电影!电影花大钱能拍,花小钱同样能拍,名导能做的事我们同样可以做到”。

“草根”们的志向显然不仅仅在于“恶搞”。2008年,当山寨手机挤占各大卖场的台面,网媒纷纷制作专题时,“山寨”这个词迅速进入大众的视野。“山寨”这个词在广东话里是“野路子”的意思,其内涵正好与草根们耳熟能详的《水浒传》的“侠义”精神相吻合,这与民间的“文化草根”们一拍即合,一股迅猛的“山寨”风迅速在“文化场域”刮起。“山寨”与“恶搞”不同,“恶搞”带有解构色彩,仍然以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为素材,加入拼贴、剪辑、挪用等手法,带有被动意味;“山寨”却化被动为主动,虽然仍带有解构色彩,重点却是在模拟和仿制。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是凭空出现的。2008年,在“山寨百家讲坛”之前,出现了《百家讲坛》学者阎崇年被掌掴事件,网络众说纷纭。这个事件很自然地就被部分网民们解读为抵抗《百家讲坛》的“文化霸权”。“山寨百家讲坛”的制作人韩江雪在他的博客里写道:“什么是文化霸权。就是只能我说,不能你说。我很反对读者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不满,阎崇年不应受此侮辱。可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弱势的读者又能有什么方法或渠道表达自己的思想呢?”韩江雪曾有过想上《百家讲坛》而被拒绝的经历,于是他开始制作“山寨百家讲坛”,工作是非常严肃的:“请了一个当导播的朋友,就开始拍了。一共拍了两天,每天讲8小时。两天就花了近两万元,再往下拍我就倾家荡产了。” 他承认自己制作的“山寨百家讲坛”有思想,但是这种“思想”是“上不了电视台”的,只能放到新浪或搜狐网站的视频栏目,换取点击率或者名气。韩江雪被“逼”上“山寨”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文化产品能够进入商业流通领域,“如果中国能有几百、上千家电视台,《百家讲坛》是名家讲坛还是百姓讲坛,就不会被人诟病了。大家可以各有特点,各显神通。”而主要是发泄对文化产品流通渠道被管制的不满,他因此被媒体冠以“非暴力抵抗文化霸权”的光环。

2008年冬天的“山寨春晚”是另一起标志性的事件。每个省市每个单位年年都办“春晚”,如果老孟发起的“春晚”不是打着和“央视春晚”叫板的口号,恐怕也没有那么大的轰动效应。关键是,他叫板的是“央视春晚”,这一下击中了多年来被央视的“联欢晚会”弄得审美疲劳的人们的神经,当《市民欲办山寨版春晚叫板央视》的新闻稿一见报,各类媒体大军蜂拥而至,“PK央视”“颠覆传统”“草根文化崛起”等词语迅速占据重要版面,网民连连叫好。老孟创办的CCSTV(中国山寨电视)网站开通之后,半个月内就收到了700多个节目应征。“山寨春晚”不能赢利,曾几近流产,这是一桩“赔本”的生意,它的姿态和标志性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的内容。

与“山寨百家讲坛”和“山寨春晚”的高成本制作相比,媒体与设计专业出身的大学生“蜀山少侠”花费20元制作的“山寨红楼梦”完全是“低成本”制作,甚至没有抱多大的期许,只是一种尝试和娱乐。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热炒的新《红楼梦》很不对他的胃口,所以不如自己动手,大胆挑战所谓专业电视剧。此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春节晚会照例”不好看,于是一家人拍电视剧来耍。令他没想到的是,“山寨红楼梦”居然在网上“火”了。

种种“恶搞”“山寨文化”现象,有商业性质的和非商业性质的,差不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作品传播的信源、信道、信宿三渠道均依赖网络,作品源于网络,通过网络传播,最终由网民接受。借助IT技术和新媒体的路径,“恶搞”和“山寨”得以在新媒体时代畅通无阻。“山寨手机”、“山寨百家讲坛”、“山寨春晚”、“山寨红楼梦”等等都借助了新媒体的便利,得以迅速传播,“恶搞”网站、“山寨”论坛等新的“山寨文化”思路不断涌现。新媒体文化所具有的娱乐属性,为山寨文化产品打上了“娱乐”的印记,这恰好和民间文化的特性相吻合,这使得“山寨文化”一开始就以一种“恶搞”、“娱乐”、“狂欢”的面孔出现。

篇（4）

二、文化产业项目策划风险评估及控制策略

(一)文化产业项目策划的风险评估文化产业项目策划的实质为知识产权和文化创意的占有及交易。文化产业项目策划风险是指在策划过程中由于各种元素导致偏差，而引发文化产业主体的实际经济、社会收益与预期不符甚至背离，其后果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损失还包括企业甚至整个产业社会认可度和信任度的下降。文化产业项目策划方面的风险包括系统性风险如人力、信用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如自然风险。其中，信誉风险指在文化产业项目策划过程中进行经济交易或履行经济义务时，合作一方因各种原因导致的违约甚至违法行为，并造成合作方蒙受经济损失的风险。文化产业项目策划涉及的影视剧策划、展览策划、文艺演出策划、文化版权交易策划、文化产品发行策划等均存在信誉风险；自然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灾害、气候原因等自然环境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对文化产业项目策划造成的风险。案例一：信用风险案例——四环生物斥资半亿试水文化产业或遭合作方解约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斥资5000万元试水文化产业，并就此项目与环亚天地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打造“中国山海经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项目。然而，双方合作经历了最初磨合期后并未向默契方面发展，之后又传出了四环生物遭合作方解约的消息。这一信用风险导致四环生物的股价出现持续下跌，其文化项目策划也面临终止的危险。

(二)文化产业项目策划的风险控制策略针对文化产业项目策划方面进行风险控制，首先应提强化策划队伍的风险防范意识，在项目策划中就提前预估可能性风险并将其防范于未然。具体包括加强风险控制理念培育、注重风险文化养成、建立风险评估和跟踪机制；其次，在项目策划时应积极寻求行政支持，可提前熟悉相关政策、法规，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及交流，促使其重视并支持项目策划及后期实施；再次，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对资金有着强大需求的产业；同时，其产品的非保值性、较大的需求弹性、担保机制的不完善性又使其成为一个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产业”[4]。这就需要在项目策划阶段就降低成本预算并进行必要的投资、融资、购买保险等。案例一：寻求官方支持规避风险——侨商联合国际文化传媒寻求行政力量支持策划重要项目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广场音乐会将北京申奥期推至，也为侨商联合国际文化传媒公司创造了更多声誉。作为我国著名的演艺文化品牌，该企业多次与官方机构合作，共同策划了中央各部委专场演出、《同一首歌》歌会、《中华情》大型歌会、宋祖英维也纳金色大厅个人演唱会等。该公司通过寻求行政力量支持，拥有了国内外丰富的媒体资源和强大的策划团队。而在文化项目策划上与官方机构积极联手，一方面降低了企业单独策划可能存在的资金风险，另一方面增强了项目策划的专业水平，树立了项目的良好口碑。案例二：以优良策划降低项目成本及风险——低成本、好创意的798文化项目798艺术区位于原718联合厂。2001年起，北京及各地的艺术家逐渐聚集到798厂，以独特视角发现了这一废弃工厂的艺术魅力，并在原有风格上对工厂进行改造。以廉价的租金打造了举世闻名的798艺术区，策划了这一经典的艺术文化项目，并为不少文化企业带来了丰厚收益。这也提醒文化产业策划时应以优良策划降低项目成本，从而也降低了潜在的经济风险，以低成本、好策划打造多方收益的文化项目。

三、文化产业项目管理的风险评估及控制策略

(一)文化产业项目管理的风险评估

文化项目管理是对文化项目涉及的人力、财力、物力等相关资源进行计划、组织、控制的过程，此过程中因管理者素质、项目组织过程、企业管理机制等各类原因导致并可能造成损失的不确定性都属于管理风险。具体而言，文化项目管理风险主要包括人力管理风险、财务管理风险和国际化管理风险等。首先是人力管理风险。具体指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由于工作主体心理活动及工作行为与消费者心理状态及行为不相符而导致的潜在或诱发性风险；其次是财务管理风险，是指在项目管理过程的资金循环中，因为各类不确定因素而导致的文化产业经济主体收益损失等风险。其诱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财政系统不完善、债务结构不平衡、预算不合理、盲目策划、激进式扩张等，都可能影响策划进程及实施效果，并最终影响经济主体盈利情况。另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开放度的提高，文化产业国际化扩张和并购现象日益突出。然而“文化差异使得在不同文化交汇过程中有可能导致文化摩擦、文化误解、文化冲突，最终影响企业国际化经营目标的实现”[5]。案例一：人力管理风险案例——管理团队未审时度势，偶像剧遭遇收视“滑铁卢”近年来国内偶像剧泛滥成灾，在受众产生审美疲劳的情况下，部分影视公司的工作团队未审时度势仍盲目跟风。由于与受众需求不够契合，《抹布女的春天》、新《天龙八部》等偶像剧均遭遇收视率“滑铁卢”，这也导致部分影视项目、影视公司甚至整个行业出现一系列潜在风险，影响经济主体的经济收益及受众口碑。而且收益惨淡也必然影响行业及企业在这些影视项目方面的投资，可能导致策划水准的下降，从而步入恶性循环。案例二：国际化管理风险案例——迪斯尼进军法国，文化冲突引发国际化管理风险随着迪斯尼主题公园在美国大受欢迎，迪斯尼国际化进程也于上世纪后期开始。不过，在法国迪斯尼项目管理中迪斯尼却因管理不当造成了严重经济亏损。原因在于迪斯尼乐园建设时占用了农民土地，当地工作人员及消费者对迪斯尼文化和管理模式存在抵触心理，严重影响了企业公众形象。

篇（5）

关键词：生成；生成课程；预设课程

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科学—实证”主义课程理论在极大地推动了课程科学化进程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教育危机和人的危机。因此，在它由诞生到逐步确立起主导地位的过程中也就绵绵不断地出现批判者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又不约而同地指向其课程的预设品质，由此而涌现了异彩纷呈的诸多课程理论话语。正是这些多元的课程话语谱写着一部精心动魄的“多声部”交响乐，而这部交响乐又有意或无意地响彻流淌着“生成”这一主旋律。于是，课程的生成性问题以其富蕴的时代精神就日益浮现出来，让我们难以回避。这样，“生成课程“作为一完整的概念就应运而生。“生成课程”又称“呼应课程”，它是美国太平洋橡树学院贝蒂·琼斯提出的。我们认为，生成课程不能理解为一种具体的操作模型，而应理解为一种课程理念，也即以生成论思想关照课程，力图实现课程向生活世界的根本回归，它作为一种课程理念，具有导向性与前瞻性等特点。本文也正是力图以生成论作为理论背景与思想来源，并在与预设课程的多层面相互比较中，试图对生成课程的一些基本理念做一简要探讨，希望有助于我国课程理论的丰富与完善，以及对我国的课程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一、生成课程的涵义以及特性

（一）生成课程的涵义

既然生成课程以生成论为理论背景，那么就有必要对生成论作一简单介绍。生成表示某种事物或现象发生和发展的动态过程。生成与预设相对，“预设”是指已经完成、已经完结。在当前，生成论思想虽然仍缺乏系统的哲学建构，但它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共同关注的亮点。生成论是关于事物生成、演化过程和规律的思想，它坚持宇宙万物在本质上是生成的，它对世界持一种动态的整体性分析观点。

所谓生成课程是指：以真正的对话情境为依托，在教师、学生、教材、环境等多种因素的持续相互作用过程中动态生长的建构性课程。这表明课程弃绝了“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思维逻辑，而代之以“一切将成”，课程在过程中展开其本质，课程活动成为师生展现与创造生命意义的动态生成的生活过程，而非单纯的认识活动。以此为据，英国进行的开放课程，斯腾豪斯倡导的过程取向课程，意大利著名幼儿教育家瑞吉欧—艾米利亚的“项目活动”课程，以及丰富的后现代课程理论都是生成课程的深刻体现。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课程学者多尔就认为课程是在师生对话中生成的，“适应复杂多变的21世纪的需要，应构建一种具有开放性、整合性、变革性的新课程体系。课程不再是特定知识体系的载体，而成为一种师生共同探索新知的发展过程；课程发展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不再是完全预定的，不可更改的。”澳大利亚学者布莫等人倡导的“协商课程”实质上也是一种生成课程，其课程内容方案的制定以及实施都是由师生通过协商合作而共同完成的，同时课程所蕴涵的价值、意义、精神也通过师生的相互理解而得以生成。我国当前进行的新课程改革也从多层面内在地反映了生成课程的精髓，比如研究型课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成课程。

这样，在生成课程中，课程就具有了全新的含义，课程真正实现了由“名词”到“动词”的根本跃迁。课程不再仅仅只是已知的结论性知识，而是师生通过对话探究知识并获得发展不断生成的活生生的动态过程。预设课程虽然也讲过程，但是过程是事先预设好的，这样，课程活动中的创造品质和生成品质遭致根本丧失。在生成课程中，教材并非学生必须识记的静态的知识体系，它既非课程的终点也非课程的目的，而是点燃学生思维火炬的原材料，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课程资源。课程的内涵也不再是静态的过去时，而成为尚未完成的将来时，这样课程就具有了多种发展的可能性。生成课程对“生成”的重视，实质上是对教育中人的重视，“成人”是生成课程的核心所在，其根本目的在于促成完整生命个体的充分实现，从而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它是“学生中心”课程，而是一种“学生本位”课程，力图以“学生”为本位而内在地整合课程的社会与知识两维度，它虽然基于学生的生活世界、需要以及兴趣，但绝非学生的漫无目的任意的自发活动。生成课程力图从根本上消解现代主义课程范式的预设性和确定性，打破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线性思维方式，使课程不再具有某种固定的程序与模式。诚然，在我国当前的教育情况下，完全运用生成课程还存在诸多困难，但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生成课程以其过程展开中的丰富多彩而昭示出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并因顺应了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吻合了教育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从而表征着未来课程发展的根本特点与主流方向。

（二）生成课程的特性

生成课程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它所依据的生成论都赋予它崭新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它与预设课程相区别。

1．体验性

体验具有亲历性、个人性和默会性等特点，它根植于学生的精神世界。正是在体验中，课程资源才进入主体生成之域，学习成为学生的内部需要，成为一种愉悦的生命历程，课程的意义得以生成。实际上，如果课程只是让学生记住现成的结论性知识，而不经过学生理智的探险和思维的碰撞，没有对负载着生活意义知识的独特感受与深情体验，就很难讲学生真正掌握了知识，情意领域的发展也将无从谈起，课程本身具有的深层的丰富的意义也面临着丧失的危险。

生成课程的体验性在根本上体现了对课程的深层次理解。尽管课程自身涵义的纷繁复杂使得我们对课程的理解还远未达成共识，但我们从课程涵义的发展走向可以发现课程正日趋强调学生的体验性、生成性，其价值重心悄然发生着由“教”到“学”的嬗变。课程即教学科目等传统观点虽然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当今的课程学者更为关注课程潜在的生成和激发性能，以发扬学生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于是对课程的理解也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课程不再仅仅被理解为“制度课程”，更为重要的还是“体验课程”。这就表明课程研究不能再仅仅局限于课程开发程序的论争，而应将课程联系学生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生活体验中促进课程意义的生成。学生不再是课程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为课程发展的主体，每个学生都会基于自己的经验和兴趣创造性的建构“自己的课程”，学生个体获得解放成为课程活动的终极目标，并喻示着课程理论以及课程实践必将产生深层次的变革。

2．创新性

生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创新的过程。老子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鲜明地体现了生成的创新品质。生成课程将学生视为未完成的生命体，具有无限发展可能性的开放性存在。也正是“由于把受教育者看作开放的可能性存在，他们潜伏的创造力的发挥才具备了条件”。生成课程坚信每个学生生命中都潜藏着巨大的创造潜能，并力图把他们的创造潜能发掘出来，其实施过程实际上也正是学生的创造潜能不断得以唤醒与激发的动态过程，唤醒表明生成课程注重解放并依靠学生的内部力量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而非依赖外部的控制力量。由此而论，根据哈贝马斯的“三层兴趣”理论，如果说预设课程在实质上体现着技术兴趣，并以控制、效率为价值取向，那么生成课程则鲜明地体现了解放兴趣，它以通过学生的自主创造达到个体的自由解放为根本旨趣。

生成课程的本性不只是在于让学生获得知识的增长，而在根本上以弘扬学生的创造性以及解放学生的创造潜能为根本旨趣的。预设课程实际上是反对创造的，它简单运用工业生产的运作模式，预设了课程的一切方面，课程活动过程沦为一种平面化的工艺“流程”，而非具备发展性与创造性的“流”与“变”的和谐统一过程。预设课程强调课程内容“是什么”，而生成课程与预设课程的典型不同之处在于它将课程内容视为“可能是什么”，也即强调师生对课程的再理解、再创造，他们通过真诚的对话探讨课程各种可能性的过程也就是师生创造性彰显与发展的过程。此外，生成课程实施中所营造的宽松自由的氛围也为学生创造活动的展开提供了一个支持环境，使得学生的心灵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并为学生创造品质的生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毕竟，我们难以设想压制与沉闷的氛围会培养出富于批判精神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学生。因此，生成课程是学生创造性发展的不竭源泉。

实际上荷兰学者罗格霍尔的“多观点课程”就鲜明地体现了生成课程的创新性。该课程不是特定知识体系的传承，而是提供给学生关于现实的各种观点以及解释，促使学生面对不一致的观点，引导学生进行剖析，在各种观点碰撞融合之中拓宽视野，形成新的解释，在师生共同参与及对话中发展了他们的主体性以及创造性。

3．生命性

生命性实乃生成课程的灵魂所在。教育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完整的生命体，其根本目的在于“成人”，使学生获得作为人的全部规定性。因此课程作为教育中的核心要素理应珍视并善待生命，课程的价值不仅仅只是让学生获得丰富的分门别类的知识从而为遥远的未来做准备，更重要的是在于彰显并提升学生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这就意味着生成课程的实施过程是学生自我生成、生命力不断激发的过程，成为学生的一段生命经历，在此过程中，他们获得的不仅是知识的增长，而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人的生成。他们的生命需要得以充分满足，生命潜能得以实现，生命独特性受到尊重，生命内涵不断得到丰富，生命境界不断得以提升，课堂也由此洋溢并涌动着生命的活力。

首先，生成课程关照学生生命的独特性。也即生成课程重视人的个性与差异，而反对共性与同一。个性与差异是人生成过程中的根本特征。每个生命都有独特的芬芳，每个心灵世界都有奇异的美丽，每个学生都作为独特的而不可替代的生命个体而存在，他是具体的而非抽象、不能被标准化的，不同的学生在认知、情感、性格等领域，每个学生都存在着个性潜能发展的独特领域和生长点，因此，正视学生个体生命的差异性应是教育的基本要求。实际上，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正成为世界教育领域发展的主题，也是我国进行素质教育及新课程改革的内在需要。课程改革重要的使命就在于帮助学生“找到一条最能鲜明地发挥他个人的创造性和个性才能的生活道路。”预设课程的根本缺陷在于对学生生命特性的漠视，当预设课程在预先设定了课程的一切方面的同时，实际上它也无疑预设了统一标准来要求不同的学生。而生成课程则鲜明地高扬起发展学生个性的大旗，从而将预设课程对标准化产品的追求进行了彻底摒弃，并力图使每个学生的个性得到最大限度地发展。

其次，生成课程关照学生生命的完整性。也即生成课程坚持运用整体性思维或关系性思维，将学生看作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拒斥对学生生命的人为割裂与分解。因为，学生在课程活动中，是以一个完整生命体的方式而全身心投入的，而非只是局部性的参与，学生认知系统与非认知系统如鸟之两翼，只有和谐发展、比翼齐飞，才能作为完整的人而持续地生长。这样，课程实施不再单纯是掌握知识的认知过程，而是学生个体生命全面彰显与丰富的过程，从而使学生成为自我充分实现、主体性得以全面发展的生命存在。

二、生成课程提出的必要性

（一）生成课程是对预设课程批判反思的逻辑产物

生成课程的提出决非空穴来风，它是针对我国长期存在的预设课程所日渐暴露的诸多弊端进行批判反思的产物。生成课程相对于预设课程而言，预设课程是科学世界观下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并获得了实证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支持。它信奉“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思维逻辑，认为“事物发展过程、途径、手段和结果都是先在决定了的东西，过程的本质在过程之先”。预设课程以泰勒的目标模式为代表，它是由课程专家精心设计的、教师可以按部就班运用的课程，它强调课程是事先规定好的“跑道”，教师与学生的任务就是循着固定的跑道行进并到达预定的终点。课程的一切方面都被机械化了，它有着既定而明确的课程目标、固定而客观的课程内容、机械的实施过程以及封闭的课程评价，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输入—产出”线性程序，而课程中的不确定和非预期性因素受到根本忽视。对此，美国太平洋橡树学院的约翰·尼莫教授曾形象地将它比喻为“罐头式课程”。“罐头”的制作由课程专家负责，教师的职责在于将“罐头”（课程）取出，学生的任务就是吞咽这些可口或不可口的“罐头”。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它表现出对社会强烈的适应性品质而根本僭越了课程的超越性情怀，这样课程无奈地沦为社会所操纵的工具，学生也被塑造成工具式的角色，其主体性与个性遭致无情的漠视与践踏，其反思批判精神与创造能力出现奇异的匮乏。

因此，预设课程已难以满足当今教育发展以及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为克服预设课程的传统痼疾，运用生成论的崭新理念作为突破口进行课程改革，已显得日益迫切。生成课程的提出旨在对预设课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力图消解预设课程固定的线形程序主义以及行为主义外塑论模式，超越目标模式与过程模式对立的窘境，以丰富与深化我们的课程理论研究，并期望在课程实践中起到相应的改进作用。

（二）生成课程是建构主义知识观的必然结果

课程观与知识观具有内在的联系性，知识观发生转变，课程观也必然发生变化，可以说，不同的知识观必将带来不同的课程观。建构主义知识观是相对于客观主义知识观而言的。客观主义知识观以哲学认识论为出发点，认为知识是客观事物在头脑中反映的结果，并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绝对性等特点。这样，客观主义知识观就趋向于将课程看作向学生传授的知识体系，由此就决定了对精细的具体目标、标准化的测验等方面的极力推崇。预设课程即是这种知识观支配下的产物。教师将充当“知识搬运夫”的角色，其主要任务就是向学生灌输这种“客观的”“绝对的”知识，知识对学生来说只是冷冰冰的事实和无情的规律，学生在被动地接受到大量的知识的同时却根本遗忘了知识的意义与价值。

而在建构主义知识观看来，根本不存在“纯粹客观”“价值中立”的知识，知识只是对世界的可能性解释。知识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它只是一种解释，一种假设，它并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相反，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将不断地被革命掉，并随之出现新的假设。”知识并非主体对客观现象的“镜式”反映，它是在丰富复杂的情境中通过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建构生成的，学生也并非一面“磨光的镜子”或“白板一块”，而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谁也不是确定的知识主体，也没有谁是知识的客体。这样，建构主义知识观就使生成课程具有了根本性的前提与依据。建构知识观影响下的课程目标就不能被认为知识的单向传授，学生也就不必将知识视为固定的、绝对的教条加以接受，而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在与课程资源的相互作用中建构自己的知识，从而成为个体的教育性经验。这样，课程目标不是事先预设的，而是师生在教育情境中通过协商而动态生成的，课堂成为师生进行知识建构与发展的实验室，而非单纯授受知识的“讲堂”。

（三）生成课程是回归生活课程生态观的应有之义

当前，学校课程“回归生活”正日益成为世界课程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其根本目的在于克服“科学世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寻找现代人已经失去的精神家园。实际上，课程活动是在生活世界中发生的，生活世界才是课程意义生成的场所。课程“回归生活”既是促进学生生命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我国中小学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只有如此，学校课程才会真正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并满载着生活的意义。

人类有不同的世界观就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的根本变化也将带来课程的理论性质、理论形态甚至表达方式等发生重大的改变。科学世界观代表着一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本质主义思维，也称为工具理性思维。预设课程正是从“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出发，对课程进行静态化的处理，从而构筑起了现代主义课程的经典范式。生活世界观蕴涵着的是生成性思维方式。生成性思维是对本质主义思维的批判和超越，它具有如下特点：“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反预定……重个性、差异，反中心、同一……重非理性，反工具理性……重具体、反抽象。”实际上，思维方式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对课程领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也就有相匹配的课程体系。课程在本质上是生成性的，这就意味着课程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固定不变的抽象本质，其本质应是现实的与具体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孕育出了预设课程，而生成课程则是生成性思维方式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生成性思维方式的深刻体现，从而也真正体现了课程的精神实质与根本旨趣。

因此，在人类思维方式面临转型的特定社会背景下，我国的课程改革必须摒弃严重疏离生活世界的思维方式，而强化对生成性思维方式的重视，并通过课程培养学生的生成性思维方式。课程所涉各方是否具有生成性思维方式就成为生成课程是否真正融入课程领域的关键所在。

三、生成课程的实现条件

（一）缔造取向的课程实施观

缔造取向的课程实施表明课程实施的过程也是课程创生、意义生成的动态过程，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以及教育方式等都会随着课程实施的具体情境以及学生的具体情况而做出调整。这一过程具有非线形、自组织性等特点。自组织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它是对学生内部力量的肯定并力求获得解放。实际上教学作为一自组织系统，干扰因素以及不确定性因素是其得以形成发展与运动的必要条件，否则它将沦为一种僵化的封闭系统。因此，它不受固定僵化程序的限制，允许“意外”以及“错误”的发生，并将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这样，课程实施就不再是一种确定的封闭系统，而成为一种充满变数的非线形的复杂系统。

由此看来，生成课程的实施对教师与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提升他们的课程意识。

预设课程的运行机制采取一种“防教师”策略，教师被排斥在课程开发之外而没有发言权，他们无权对课程进行变动，也无需思考课程问题，其任务只是忠实而有效地传递课程，致使出现课程即教材、教材统治课程的现象。在生成课程中，教师不再只是课程知识的被动传递者，而是课程主动的研究者和创造者，他不仅考虑教什么以及怎样教的问题，还要考虑为何教。这样，教师立足于真实的教学情境对课程进行研究与创新的活动由此展开，教师作为研究者的角色也因此形成。

在生成课程中，学生也是课程的主体，课程的创造者、设计者和建构者，不再是课程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课程的主动探究者，成为自我建构的文化主体，课程实施过程成为学生主动地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学生的个人知识、生活履历、直接经验等成为重要的课程资源，学生逐渐由课程的边缘人向中心发生根本性的位移。

（二）“我—你”取向的师生观

由于本质主义思维固守着一种二元对立以及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因此，预设课程中的师生关系表现出“我—它”主客体关系模式的特点。这一关系模式消泯了生活世界中的“主体间性”，致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蜕变为纯粹的主客体关系，其生命的完整性被简单地看作单纯的认知体而遭致肢解。而生成性思维是一种关系性思维，它根本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样，在生成课程中，师生就结成“我—你”主体间性对话关系。“我─你”关系并非意味着“双主体论”，因为当“双主体论”将教师作为教的主体，学生为学的主体时，教师与学生相对于对方来说仍是客体，它实际上仍是一种隐蔽的主客体模式。

“我—你”主体间性关系是对“我—它”关系的根本否定，它体现了生活世界观下的关系性思维，在力图打破笛卡尔勾勒的“单子”式主体观的同时而更为强调主体之间的交往与对话。这种主体间性关系消解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认识与控制关系，而代之以丰富的充满诗意的审美关系与精神关系。这样，师生也由抽象的主体落实为生活世界中具体的主体，他们从自我中心的狭隘视野中解放出来而处于更为广阔的范围。在这种关系下，教师与学生谁都不是中心，任何一方都不能将对方作为客体看待，这就真正将学生提升到了主体的地位，从而为生成课程提供了最为根本的条件。

同时，主体间性关系的形成也为生成课程的顺利开展营造了自由轻松的良好氛围。因为，它弃绝了了师生关系的不平等，学生不只是倾听者，教师也不只是言说者，二者都可以是倾听者与言说者，从而将学生从教师独语控制的牢笼中彻底解放出来。这样，学生才可以自由想象并自由表达，课程内容才表现出具有多种可能的开放性，教师不再只是“知识的权威”，而是学生的引导者与激发者，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奴隶”，而是课程的理解者与创造者。

生成课程决非弱化甚至排斥教师的作用，而是相反，主体间性关系的形成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生成课程中，教师必须善于倾听。倾听作为一种交流行为，它是对话的基本前提，内容表现为倾听学生的情感、欲求、思想等。正是在“倾听”中，教师才感悟到学生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从而树立起生命教学观。“倾听”决非单纯的听觉反应，而是意味着教师全身心地投入，以深潜到学生心灵的幽深之处，感悟其内在生命的震颤与跳动。“全身心”的“心”必须是一颗虚静之心，才能将学生的心灵从沉睡中“唤醒”，倾听到学生心灵中那具有深层妙境的“无声之乐”。师生在相互倾听、平等对话中积极思考并自由表达，从而最终孕育出“全新的果实”。

（三）主体取向的课程评价观

预设课程持一种行为目标取向的评价方式，这一评价取向有力地推进了课程评价的科学化进程。但是，其缺陷也相当明显，它奉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评价者视为主体而被评价者被作为客体，以致于被评价者的主体性受到根本忽视，它简单地运用量化方法评价复杂的被评价对象，注重的是评价的判断、鉴定以及选拔功能，致使评价的促进与发展功能难以正常发挥。而生成课程评价强调提升被评价者的评价意识，以此充分发挥评价的教育性和发展，从而真正转到“为学生的发展而评价”上来。

首先，生成课程评价具有对话性。这主要是指生成性评价强调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组成评价的共同体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协商对话进行评价，这一过程是个人做、群体评的循环回归过程，评价对象也是评价的参与者、评价的主体。它力求实现课程、教学、评价的整合，使它们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生成课程评价的这一特性也吻合了当今世界课程评价领域的发展趋势。在美国著名评价专家古巴和林肯看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课程评价领域进入“共同建构”时期，认为评价的本质是通过“协商”而形成的“心理建构”。在评价过程中，评价者与被评价者是一种主体间性对话关系。评价标准往往由双方依据教育情境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协商制定，因此，其评价标准是生成性、对话性的。

其次，生成课程评价具有动态性。生成课程的动态性决定了课程评价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评价开始前只是个大致了弹性化的一般标准，随着评价的具体展开，评价标准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果课程评价标准固定不变，就会丢失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甚至会产生错误的信息而误解评价的对象。唯其如此，课程评价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改进与发展功能。评价的动态性表明了课程评价的复杂性，并意味着生成课程的评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需要评价者与被评价者进行长期的交往，从而获得被评价对象真实丰富而全面的信息。

最后，生成课程评价具有整体性。预设课程的目标取向的评价方式奉行“还原论”并对完整的人进行原子式分解，而生成课程是以完整人的生成为根本旨归的，学生是作为整体性的生命存在参与课程活动的，因此就不能简单地运用还原论的观点对学生进行“标准化”的分析评价。评价应该是整体性的，它不仅评价学生在知识、能力等认知方面的发展，还要评价学生在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心理素质、积极的情感体验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发展。

注释

[1]转引自应俊峰.研究型课程.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3.

[2]李伟言.试论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教育学意义.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4).

[3][苏]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14.

篇（6）

一、军旅电视剧出现的原因及类型

综观军旅电视剧的创作，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和当代现实题材，中间的过渡类型即军旅年代剧和传奇剧。革命战争历史题材一直是军旅题材的“镇山之宝”部队现实题材是军旅电视剧的“精锐之师”，年代传奇剧则是军旅电视剧的“人气偶像”。三类电视剧互为依托，彼此照应，共同支撑起军旅电视剧的文化江山，在当下中国文化中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二、军旅年代剧、传奇剧代表作的特点分析

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幸福像花儿一样》再到《血色浪漫》，军旅年代剧、传奇剧在近几年迅速发展，虽然这几部电视剧剧情发生的背景、年代、题材都不尽不同，特点也各有所长，但它们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军旅电视剧的发展方向以及广大受众对军事题材电视剧的审美观念。

1、“激情”初现——另类的主旋律表达

2002年烧红了大半个中国荧屏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延续了一直以来军旅剧鲜明的家国同构模式，从家庭生活折射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重新建构了当代历史的连续性。该剧的“激情”具体体现在主角石光荣这一人物形象上，电视剧片头的主色调是鲜艳的红色，伴以红旗飘舞、烈焰燃烧和昂扬的进行曲．字幕打在纪念碑般的石刻上，随后出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像——这种视觉构成在直观上将“激情”诠释为革命激情，并把石光荣嵌入了中国革命英雄史的序列当中。这位英雄所负载的“革命激情”也是相当“主旋律”化的，对铷的品质的界定并没有越出忠于职守、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等内涵。但与“主旋律”不同的是，这个剧首先相当成功地借用了“地方特色”，石光荣满口的东北话，不仅一冼“主旋律”字正腔圆的主流味，添加进“现实主义”风格的佐料，而且成功地将其纳入类似《东北一家人》以及赵本山小品等“东北风”中，并相当有意识地把这种语言风格结合进家庭情景喜剧当中。石光荣这个人物也并未以刻板的传统英雄形象出现。而是被赋予了相当多的“人性”色彩，包括他在正直无私的同时又不乏夫妻、父子亲情；他英勇善战，而又表现出一种粗野、专断、蛮横的“胡子”风格，同时也具有任性、执著的男性特征。更重要的是，对这个形象的表现始终是在爱情、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内展开。换句话说，是对这一英雄形象做了言情剧式的处理。《激情》对“主旋律”另类的表达方式，正在于它在石光荣的革命激情之中加入了大众乐于观看和接受的内容，赋予石光荣丰满的“另类”情感特质，尤其是对爱情的执著。这也是“激情”的另一主要内涵。

2、“花儿”绽放——幸福里嗅出韩剧的味道

《幸福像花儿一样》出自“激情系列”的原著石钟山之手，该剧一改往日军旅剧都是典型的男人剧、英雄剧的特点，把主人公由戎马一生的将军改成了一群文艺兵。因为英雄剧反复推出，难免会给观众带来审美疲劳，转型就成为必然。更重要的是，军旅电视剧不仅要满足怀旧的老观众，更要吸引缺少历史记忆的年轻观众。而能吸引年轻人的自然是爱情。《幸福像花儿一样》的女主角们都是军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剧情也基本与练兵无关，讲的全是爱情和婚姻。而剧中的主要演员选择当红花旦孙俪和殷桃担纲女1女2号，可以说是从军旅剧向青春偶像剧迈出的第一步。

《幸福》主要以几位主角的情感经历为主线，描述了上世纪80年代一个部队家庭生活的种种喜怒哀乐。剧情的“软化”可以说是这部军旅题材剧最大的特点而从整个电视剧情节设置和发展来看，竟可以发现几分韩剧的影子：女l号(杜鹃)单纯可爱，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男2号(林彬)经历丰富，高大帅气，有理想有能力，同样没有任何家庭背景，与女1号条件相当，两人于是产生感情，但随即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两人被迫分开。女1号嫁给了男1号(白杨)，男1号家庭背景显赫，虽然没有什么能力，却认真地爱着女1号。而两人婚后并不融洽，女l与男2始终会因为一些小事相遇。并恰好被男1看到，于是矛盾不断，剧情也因此得以开展……虽然故事的最后仍然以一贯的大团圆结尾，但剧中的主要两对主角是否真的幸福仍然备受争议，不过，剧中帅男靓女的搭配、清新的军营舞蹈和浪漫的海边风景以及两位男女主角假戏真做因戏结缘的八卦绯闻却早已将这部电视剧的偶像人气捧到了极致。

3、“血色”年代——众星打造浪漫

《血色浪漫》是一部时间跨度很大的戏，其故事背景定格在1968年至1998年这段“历史大变革”时期，剧集在忠于原著基础上，更加侧重了浪漫主义情怀。全剧的整个色调其实并没有血色，偏黄，始终充满着浓浓的怀旧气氛。从一开始的年代，钟跃民等人的父辈们只是以副线的身份参与剧情，主角们仍然是这群军队大院里的顽主们。带着刀插队买票看《白毛女》，在“老莫”偷西餐餐具，在溜冰场调戏单身女孩，在先农坛广场聚众斗殴．?…?一切都具有着那个年代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知青戏”部分，荒无人烟的黄土高坡令所有的观众都感到失望，而秦岭的信天游，却在此时点燃了人们快要熄灭的心头之火，并成为全剧最明确的一个浪漫的符号特征。

与之前广受欢迎的军旅题材剧集相比，《血色浪漫》有些打破定律，就是从演员阵容上看更为偶像化。男主角的扮演者虽然有影帝的头衔，但对于他，不少电视观众心中却有一个错觉，认为他是“海岩剧捧出来的偶像之一”．在剧集播出之后，有报道指他的演技遭到了某些观众的质疑，认为“原剧本中那个追求独立自由精神的钟跃民却被演成了一个近乎丧失爱情伦理的‘街痞’，尤其没能诠释出男主人公的阳刚之气．根本不能表现原剧本中这个人物的精神。更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前人们对待感情非常单纯，不像其扮演的‘情圣’钟跃民那样油嘴滑舌。总体来看剧中的人物缺乏时代感，言谈举止不像那个年代的做派．一味调侃而没有反映出那一代人的真实精神面貌。”

三、军旅剧偶像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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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3 — 0016 — 02

当前中国社会正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不可避免的会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现代化并不是要抛弃传统，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元素；现代化带来的也并不都是“善”的，需要人文精神加以引导。现代化与传统不是文明与落后之争，而是两种不同生存方式所塑造的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表征。下面就具体阐释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

一

自从人们开始研究现代化以来，所关注的焦点是：现代化是不是只有"西方"模式，其它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是不是就意味着“西化”？现代化道路的生成的确有其内在机制，它是西方文化特质孕育的结果，理性精神是其内核。“现代化最为普遍认可的方面是知识的积累以及获得它的理性解释方法，这一内容处于现代化过程的核心位置，正象灵魂内在于人体那样。”〔1〕现代化是西方知识论传统、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塑造出来的。其在现实社会人生的主要表现在：经济上的市场化、工业化；政治上的法治化、民主化；社会生活上的世俗化、城市化；文化上的功利化、科学化。

而中国传统是一种礼俗社会，是靠道德、风俗习惯来管理这个社会，因此中国人十分注重修身养性，即道德的自我完善。它显示的是一种内在的超越，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征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制约主要体现在：首先，重道德，轻物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形态的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以“善”为目标的。主张人们“清心寡欲”、“存天理，灭人欲”、“知足常乐”、“安贫乐道”，形成道德至上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严重抑制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诉求，阻碍了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其次，重道德，轻法律。中国传统是“为政以德”，重视道德教育。儒家认为，要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提高人的道德水平。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片面夸大了道德的作用，“以德治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专制，而且导致对法律建设的忽视。教授也认为，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社会秩序的维持依赖于“礼”，而不是“法”，所以，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2〕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走向法治化、民主化。最后，重道德，轻知识。中国传统把道德视为认知的最高层次，缺乏对外在世界的把握，没有形成真正的科学实验的方法。道德中心论促就了中国传统重视人的道德践履，忽视了对外在自然的探索，它阻碍了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则是被迫的，是求活之路，不现代化不行，否则就会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当现代化的浪潮冲击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抗拒。但反抗的时间越久，遭受的失败也越大越多，现代化作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终究是无法阻挡的。由于其内在无法产生现代化的原动力（科学、市民、产业革命），则只能靠学习西方文明，但它深深的打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现代化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文化的断裂，是一种防御式的现代化。“由此可见现代化不是一个经济手段的运用问题，而是一个是否具备有助于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习俗的问题”。〔3〕

二

当我们被西方以武力征服后，西方的文化也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有的人开始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丧失了信心，更有甚者主张“全盘西化”。但是我们应该深刻的意识到中国文化有其存在的价值，而西方文明与现代化也面临着复杂的危机，而且是一种宿命式的危机。现代社会“在保障人类物质幸福方面具有很大的能力，但同时也面临着较复杂的人的问题和社会问题，也具有更大的暴力和破坏力。”〔4〕这些危机的解决就需要从中国的文化资源中去寻求，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人文价值，它关注于人的存在，彰显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表达了对终极价值理想的诉求。

中西方文化有其各自不同的发展脉络。西方文化立足于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理性，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德行，也就是人文性。“人类文化与进步的终极标准是个人对其自身控制的程度，他能抑制自身动物性本能的程度。”〔5〕西方是通过征服自然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把本能欲望的满足视为应当的。西方的科技促进了人的欲望（特别是人的肉体）需求，但是人的欲望是未知的，一旦打开就无法控制。中国传统文化所诉求的是 “忧道不忧贫”，以“道”控欲，中国传统并不排斥人通过耳目之欲获得快乐，但反对。它只是引导人更加像“人”，而不是不断趋同于“动物”。

现代化对社会的冲击是长远的，“所有事物之所以有用皆因与人相关，与其喜好与利益相关。”〔6〕它把一切东西都放在“有用性”的天平上来衡量，只有实用才是事物存在的理由，从而解构了对绝对价值的追求。“全部遮蔽在其理智活动的结果，现在人停止了她们的灵性生活，也就是失却了内在的生活。……他发现自己无能于控制自己不安的个体主义及无限制的渴念欲求。”〔7〕现代化将人类社会引入到一个崇尚物质生活的“世俗”世界，而遗忘了人的完整性和生命价值意义的存在。而中国传统着重于如何做人，怎样做人，关怀人的内在修养和价值。同时，中国传统主张人的身和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都有利于减少现代化对人性的冲击，减轻人心灵的阵痛。

“擅理智”和“役自然”是现代化的手段。西方突出强调了人可以通过理性能力去认识自然，进而征服自然，使自然为我所用，满足于人的需要。它把人和自然对立，强调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却不注重和谐。而中国传统一开始就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天人合一。特别是在当前人类面临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文明危机，中国传统更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现代化就是破坏礼俗型种种关系、结社与组织，而以法理型代之，好比说，用法律取代了民德、风习、宗教清规等等。” 〔8〕现代化所塑造的是一个法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靠利益、制度等外在力量来约束，把自己交给了一个“强大的外人”，而缺乏软性的道德环境。在中国传统中，“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或道德标准。“仁”要从自我做起，“我欲仁，斯仁至矣”；通过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进而推己及人，把个体主体提升为类主体，这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人际关系的紧张。

可见，中国传统有其独特的价值，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中能够找到避免现代化陷阱的元素。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的道路。

三

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体，中国传统有它所适应的某一时代的特殊价值，也有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普遍价值。马克思也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是在自己的传统面前进行现代化的，应积极寻求适合自己的现代化方式，从传统中吸取普遍价值，而不是全面否定和排斥。

中国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渊源，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能够随便地、简单地予以抛弃的。作为文化传统，它是有生命力的，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嵌入国人的心中，深深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如何才能够使中国这个有着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度顺利而健康的向现代社会转型，仍然是一大难题。关键是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二者之间的张力结构，这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当我们在追寻现代化时，已经感受到现代与传统的冲突。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怎样在一个与现代化有矛盾的文化土壤中去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我们深知自己文化传统的可贵之处，关键是如何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继承和发展我们的文化传统，这需要我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的探索。

〔参 考 文 献〕

〔1〕〔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0.

〔2〕.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9-50.

〔3〕〔美〕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22.

〔4〕〔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29.

〔5〕〔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121.

篇（8）

1太原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在春秋时代，太原已建有城邑，称晋阳城。后相继为赵国都城、秦汉重镇、北齐别都、盛唐北京，以及后唐、后汉、北汉的宫阙之地，素有“龙城”之称，太原有史可考的历史已有2500年。从宋朝初年毁晋阳城而重建，至今已有1000年历史，这1000年城市发展的空间就在于旧城。历史赋予旧城丰富的遗产，纯阳宫、文庙、督军府等文物古迹众多，传统民居和宁化府、清和元、开化寺等老字号，记录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城西水系、拱极门遗址等古迹传承着历史的记忆。这些文化遗存完整地展现了太原历史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反映出地方文明的进步历程，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不仅对现代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后代也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兴起，在旧城改造中，开发商片面追求土地及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大拆大建已造成反映太原特色的居民区几乎消失殆尽；见缝插针现象屡禁不止，使原保护规划中的视线走廊造成阻碍；城内部分文保文物历史建筑仍被一些单位占有，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周边建筑在高度、体量、色彩方面，从不考虑协调；部分文保单位和历史街区，因旧城改造的需要而被当做破旧建筑拆除，如八路军办事处、裕德里民居、上肖墙民居等。清代的开化寺民居被数十户居民当做住宅；古关帝庙、圆通寺、以及散布在市区大量寺庙都处于无人问津的废弃状态，年久失修，日益破损，绿化建设严重缺乏。在太原旧城出现的大规模改造热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旧城居民的居住水平，对城市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城市建设在某些方面的短期性致使名城保护处于被动和消极的状态。不仅给城市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而且对旧城的历史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性破坏。作为省会城市，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其发展速度较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同时对旧城改造的进程也加速了，在这种背景下，旧城更新中的历史文化保护就变得尤为紧迫。

2太原市紫线控制规划的编制

1)依据“先急后缓”的原则，明确主城区的紫线控制范围。从历史和现代情况分析，太原市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主要分布于主城区；从规划管理的角度，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即主城区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规划层次；从城市建设的趋势分析，主城区范围是建设量最大，建设速度最快的地区，也是保护与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故紫线规划控制范围为太原市主城区范围内已公布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主城区范围以外的部分将来作为二期陆续进行编制。

2)通过现状调研和分析，从历史遗存的集中度、风貌的整体性以及规模的完整性方面进行了初步评价，结合与其他城市历史街区的对比，认为应将文庙历史文化风貌区、钟楼街传统商业街和坝陵桥街区作为三个历史街区。

文物建筑属于历史建筑的范畴，历史建筑还包括一些非文物的古建筑和优秀的近现代建筑。优秀近现代历史建筑的界定一般是指从l9世纪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建设的，能够反映城市发展历史、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包括反映一定时期城市建设历史与建筑风格、具有较高建筑艺术水平的建筑物，以及重要的名人故居和曾经作为城市优秀传统文化载体的建筑物。对它的评价标准为建成三十年以上，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筑，可以确定为优秀历史建筑：a．建筑样式、施工工艺和工程技术具有建筑艺术特色和科学研究价值；b．反映太原地域建筑历史文化特点；c.著名建筑师的代表作品；d．产业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坊、商铺、厂房和仓库；e.其他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优秀历史建筑。这样主城区范围内划定73处历史建筑。

3)根据《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将历史街区紫线保护范围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核心保护区；指历史街区中由历史建筑物、构筑物和其风貌环境所组成的核心地段。应最大限度、尽可能地包含历史街区中保存着历史信息的遗存及载有真实历史信息的传统建、构筑物。建设控制区：指为确保历史街区的风貌特色完整性而必须控制的地区。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危及历史建筑安全的设施，不得修建其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与历史街区的环境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物或构筑物。

将历史建筑紫线保护范围分为绝对保护区和风貌协调区。绝对保护区指历史建筑本身，包括历史建筑本体及其围合的院落和必要的通道。划定的73处历史建筑的绝对保护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围合院落式建筑，一类是相对独立的建筑。前者多为文物单位，以传统建筑为主，采取建筑围合庭院的布局，此类建筑的绝对保护区必然包括建筑本体和院落空间。后者多为近现代建筑，采取现代建筑的设计理论，以独立式建筑为主，其绝对保护区应包括建筑本体和相对围合的空间(如工人文化宫)，以及必要的通道和外围空间(如原市政府办公楼)。在划定绝对保护区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许多历史建筑l临城市规划道路，有些城市道路红线与历史建筑本体有冲突，考虑到历史建筑的不可再生性，依据紫线优先的原则，建议局部调整红线或调整规划道路断面设计，缩窄人行道。2)个别历史建设与规划道路红线存在严重矛盾。如校场巷工程师楼、川至医院、博爱医院等。规划综合考虑规划道路的层次及调整的可能性，依据紫线优先的原则，采取了调整规划道路或历史建筑整体迁移保护的方式解决。3)对于其他矛盾，如历史建筑保护与危旧房改造等问题，依据紫线优先，抢救第一的原则，严格划定绝对保护区。风貌协调区是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只重视历史建筑本体保护，而忽略周围环境，整体风貌协调的问题，主要考虑历史建筑的外部环境，控制一定范围内新建建筑与历史建筑的协调，保证历史建筑景观不受破坏而划定的区域。风貌协调区的划定主要考虑以下因索：

篇（9）

[1]杨明.浅谈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科技与企业，2012，18：63.

[2]王宇峰，于洪东，杨蕾.浅谈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11：231.

[3]郑梦溪，李毓书.浅谈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19：256.

[4]于宝成.浅谈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0：191.

[5]艾尼凡尔·玉苏瓦洪.思考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民营科技，2014，08：121.

参考文献：

[1]杨明.浅谈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科技与企业，2012，18：63.

[2]王宇峰，于洪东，杨蕾.浅谈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11：231.

[3]郑梦溪，李毓书.浅谈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19：256.

[4]于宝成.浅谈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0：191.

参考文献

[1]王剑.基于生态化理念的城市设计规划分析[J].江西建材，2014，21：21.

[2]孙晓红.解析城市规划中生态伦理思想的应用[J].江西建材，2014，22：21.

[3]王新会.城市规划设计中的环境因素考量[J].江西建材，2014，22：35.

[4]魏晶晶.浅谈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J].价值工程，2014，29：142-143

参考文献：

[1]钟庆泽.浅议生态化城市规划设计及管理探究[J].房地产导刊，2014，（28）：12-12.

篇（10）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以远离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