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博士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10-25 17:48:45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管理博士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2.信息管理“专业课程链”的建设与实践
3.以信息构建与信息交互为定位的信息管理专业教育——以美国iSchool联盟院校为样本的分析
4.信息管理人才专业特长初探
5.公共危机信息管理EPMFS分析框架
6.大数据: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的一次变革
7.普适医疗信息管理与服务的关键技术与挑战
8.大数据背景下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北高校为例
9.突发事件预警系统中的信息管理和信息服务
10.通用信息管理系统开发平台的设计与实践
11.中国大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研究现状评述
12.信息管理学科整合的变革路径研究
13.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
14.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发展
15.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辨析
16.计算机网络信息管理及其安全
17.基于信息生态链理论的信息管理流程重组
18.基于BIM的建设领域文本信息管理研究
19.论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
20.浅谈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
21.论信息管理的层次结构体系——基于对象和内容的阐述
22.基于BIM技术的工程项目信息管理模式与策略
23.公安派出所综合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24.信息管理理论视角下差错信息资源的研究
25.关于信息管理几个问题的探讨
26.国内外信息管理研究的流派与研究框架
27.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定位思考
28.美国健康信息管理核心模型分析及启示
29.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
30.面向整体政府的政府信息管理研究——以澳大利亚为例
31.关于信息管理
32.从边缘到中心:信息管理研究的学科范型嬗变
33.基于远程通讯的农田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34.再论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
35.我国儿童健康信息管理现状调查研究
36.信息管理中计算机数据库技术的应用探析
37.信息管理视域下的差错信息研究
38.基于BIM的大型工程项目信息管理研究
39.信息管理一级学科的变革路径研究
40.试论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关系——初探知识管理
41.基于知识管理的制造企业信息管理创新研究
42.面向公共危机决策的信息管理机制研究
43.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管理体系研究
44.iSchool运动背景下信息管理类专业的特色与分野探析
45.公共危机信息管理过程研究——以河南“钴60事件”为例
46.基于BIM协作平台的工程监理信息管理研究
47.基于元数据的城市规划信息管理新方法探索——走向规划信息的全面管理
48.危机管理研究进程中信息管理发展脉络及基本特征
49.基于RFID与ZigBee的羊场养殖信息管理系统
50.中国高等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教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研究
51.国外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研究述评
52.基于国营农场的作物生产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53.图情档一体化系统与现代企业信息管理系统集成构建高新企业知识管理系统
54.基于B/S模式的教师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55.面向21世纪的中国信息管理类专业教育
56.从国际个人信息管理专题研讨会(ISPIM)看当前个人信息管理研究的热点
57.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58.智库建设背景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信息管理实践与启示
59.大数据环境下信息管理热点研究
60.西部地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基于广西师范大学的实例分析
61.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信息管理研究
62.云计算在工程造价信息管理中的应用
63.构建连锁超市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信息管理体系探讨
64.信息管理技术视角下微博研究综述与趋势分析
65.企业信息管理人员信息行为和信息素养研究
66.基于树模型的电力监控系统链路信息管理
67.基于B/S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68.大数据时代的灾难信息管理
69.关于中小企业信息管理与咨询服务体系的思考
70.战略信息管理相关问题探讨
71.基于知识图谱的个人信息管理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72.信息构建(IA)对信息管理的影响
73.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在信息管理中的运用
74.基于统计元数据的卫生信息管理
75.开放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76.信息生态学——企业信息管理的新范式
77.从信息管理优化角度探析税收风险管理的有效实施
78.中外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
79.霍顿信息管理思想简论
80.政府危机信息管理联动系统模型构建
81.论城市突发事件的应急信息管理
82.欧美的公共信息管理及对我们的启示
83.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84.知识图谱——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新领域
85.基于RFID技术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以烟台油公司为例
86.企业信息管理系统的实现
87.关于差错信息管理
88.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药卫生方向)专业学生择业预期与就业能力研究
89.WebGIS及其在森林资源信息管理中的应用与前景
90.基于网络技术的高校图书馆信息管理系统的研究
91.基于大数据时代的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研究
92.信息管理与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建设研究
93.信息管理类专业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94.信息管理研究现状的可视化分析
95.信息管理类专业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96.我国农产品供应链信息管理研究进展
97.基于多学科融合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98.基于危机预警的企业网络口碑信息管理
99.国内外健康信息管理现状
100.指纹考勤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101.面向政府危机决策的公共危机信息管理模式研究
102.基于信息时代信息管理人才需求变化分析研究
103.基于WebGIS的农机化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104.上海市黄浦区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平台建设的思考
105.危机信息管理研究综述
106.知识管理与信息管理比较研究——从企业管理的角度
107.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108.基于WebGIS的农业空间信息管理及辅助决策系统
109.电子商务环境下信息管理模式研究
110.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比较研究
111.政府危机信息管理及决策机制研究述评
112.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定位的思考
113.更新观念 重构管理——对信息管理发展的思考
114.开拓学科交叉的管理新领域——评沙勇忠教授新著《公共危机信息管理》
115.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在信息管理中的应用
116.现代企业中的信息管理
117.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
118.大数据时代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培养模式研究
119.技术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以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为中介变量
120.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途径与方法
121.基于扎根理论的个人信息管理行为研究
122.世界典型城市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及其比较
123.高校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再造与实践研究
124.国内外信息管理学科建设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125.ABC分类与信息管理法在医院药库管理中的工作效率分析
126.信息管理系统在医院绩效考核分配中的应用研究
127.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温室信息管理系统设计
128.大数据在产品质量风险信息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129.计算机信息管理技术在网络安全中的应用
130.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探索
131.信息管理专业国家精品课程现状分析与建议
132.论信息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133.大数据环境下信息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分析与构建
13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135.可拓学与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的关系研究
136.论网络安全中计算机信息管理技术的应用
137.信息生态学——现代企业信息管理的新模式
篇（2）
公共管理论文选题需要参考下面三点:第一、选题与本身工作符合.还有熟悉自己的工作写出的管理论文才有事实根据，在进行论文的时候才能应对老师的提问，进行更好的论文答辩的回答。第二、上学吧论文建议大家不要盲目抄袭他人论文题目。很多公共管理的学生，一拿到公共管理论文选题的通知，因为第一次接触公共管理论文，所以还是沿用以前大学本科时候学生时代的那套做事风格，就直接上网百度、知网等网站去搜索现成与自己专业工作相符合的题目。这种现象的形成，造成了一个情况，就是大部分的公共管理学生选题后，且准备好开题报告了，进一步交付导师进行选题与开题。
第一，明确研究对象。案例研究以企业或行业的事件为依据和研究对象，了解案例的价值，内容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性。
第二，资料真实可靠。案例研究管理论文应具有所收集的第一手资料、访谈内容和统计资料，反映较为全面的信息。
第三，理论结合实践，从问题分析出发，提出解决措施。
企业诊断研究是运用管理理论及方法，可以是企业综合诊断或专题诊断，在企业或行业分析的基础上，找出所诊断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或改进方案。诊断研究的基本要求为：
第一，确定诊断对象。诊断研究对象应为某个企业(不得虚拟)，诊断内容应是企业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二，掌握企业诊断理论和方法，对所诊断的企业进行准确描述。
第三，根据诊断内容设计诊断方法，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科学分析，并在理论运用和与企业进行必要沟通的基础上，提出可行性的改进方案。
调查研究是运用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和统计方法，企业或行业值得总结的经验或教训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提出有意义的见解，写成调查研究论文。调查研究的基本要求为：
第一，确定调研对象和目的。调研对象以企业或行业为主，调研目的具有现实意义。
篇（3）
本文是管理学博士论文，依托于专业人才的创意策略竞争。整合营销传播服务行业主要以独特创新的营销策略和创意策划为核心内容, 从本质上看属于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 以脑力劳动进行营销传播、营销效果监测以及评估等相关的数字服务, 这些都依托于专业人才提供专业的服务, 以不断使整合营销传播获得客户和市场的认可。并且, 随着整合营销传播的技术和手段日益完善和透明, 一个优秀的整合营销传播策划需要精准地引起消费者群体的共鸣, 因此拥有创意策划能力的高级专业人才在行业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整合营销传播服务行业关键的竞争优势之一。对于B2C电商企业而言, 想要较好地应用及发挥出整合营销传播的作用, 优秀的专业人才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媒介资源竞争。在进行整合营销传播的整个过程中, B2C电商企业需要与不同的媒介资源提供商通话交流, 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 争取更多丰富而优质的媒介资源, 形成自身较为完善的媒介资源体系, 以便于能够整合不同的媒介形式进行整合营销传播, 达到最佳的效果, 获得更大的市场竞争力。尤其对于B2C电商企业来说, 诸如网络、微信、微博、社区、视频、直播等不同媒介的获取尤为重要。
传播渠道多样化带来的创新竞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达, 传播手段的多元化和创新性, 近年来各个企业的整合营销传播活动受到了内容及技术创新竞争的巨大挑战, 整合营销的传播渠道多样化促使B2C电商企业积极寻找优质的资源和新平台, 不断开发营销新内容和新形式;此外, 由于数字化新媒体的不断革新, B2C电商企业的整合营销传播需要有效综合互联网、数字户外、手机APP、移动电视等新技术, 提高内容和技术的创新能力, 不断开发创新更加精准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应用, 以期能够在激烈的多元化媒体市场竞争大环境下, B2C电商企业的创新营销的竞争水平显着提高。推荐阅读：如何把控好公共管理学博士论文
篇（4）
此外，当前海外招商引资的环境接近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大量引起外资企业的绝佳时机，应该拓展眼界，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以隔壁的朝鲜等闭关锁国的教训作为失败典型，完善引起来的开放政策，在这个驱动下才能对于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进行改良，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安宁的局面给中资建筑企业，同时也要端正国内政府的意识，服务于外商企业才是更有利于当地国泰民安的长期措施，保证中国建筑企业与国内的当地企业公平公正竞争是一个长期长久之计，任何地方保护主义都是短期行为，不会带动当地的经济行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建筑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时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来进行股权安排：
篇（5）
《电影与电视》
21世纪，人类的智能、潜力在同技术进步赛跑。两代人甚至三代人面临新的挑战。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在有形无形中被推动或改变，同时改变的还有大众的价值观念、文化意识和生活习惯。
我们对于整个社会时展的背景研究表明，90年代电视传播的革命实质上是电子信息技术的革命，电视技术的每一步小的改良，或每一步大的变革都将带动电视传播的发展以至对整个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电视技术的进步，不仅极大扩展了电视的传播领域和表现领域；也使电视从业对传播工具的使用与操纵更加随心所欲，运用自如。
不同时代的科学技术成果最终以物质手段形式融合到了艺术及传播媒介中去。电视是集大成者。目前，对电视特性本体的认知使“电视传播媒介”这一称谓取代“电视艺术”称谓已得到普遍认同。在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因素局限了对电视的认识、掌握和发展创新。电视被认为只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毋需回避，技术进步进程与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构筑、经济基础、文化智能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将始终成为
我们开展电视与技术问题讨论的隐含前提。
本文结构主要依据三个基本问题：1．电视的产生及发展；2．电视的根本特性；3．电视的基本属性。以技术手段为基础来反映这三大问题的逻辑关系，相应考察与此相联系的电视传播的独特表现形式和自身工作方式，以期获得以技术及其发展为基础的电视传播体系的一个基本概观。
电影最早产生于1895年，1927年首次出现有声电影，后来彩得到发展。1956年、1959年又出现了立体电影和宽银幕电影等新的形式。世界著名纪录片大师伊文思曾深有感触地说：“我的电影创作与电影技术有关，我的创作水平是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然而，电影具有自身无法解决的技术局限。比如，记录影像与记录声音问题长期无法统一，声画成为电影艺术中的两个独立部分。正因如此，电影在较长时间里只好在这种限制中发展自己的艺术手段，从而积累了自身特有的丰富的蒙太奇语言和各种声画配合的表达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与其说是发展成为艺术，不如说是被局限为艺术。
电子信息时代的校校者电视后来居上。就传播科技而言，人们倾向于将活字印刷术象征第一次传播革命，将广播电视产生发展，视为第。现在看来，今后电视革命的爆发力将更大得惊人，那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从1930年开始，在近60年的时间内，电视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它迅速将各种艺术、传媒的功用集于一身。或者说，当今全新的电视传播媒介是在近百年的技术发展基础和艺术实践基础上，逐渐包容了多种技术（和艺术）的一个结合物。它建立在无线电传播基础上，吸收了磁带录音技术，吸收了光电转换、晶体管技术、彩色显像技术、人造卫星技术、立体声技术、激光、数字技术、有线传播技术等技术精髓。它兼并了所有新的技术功能和传统现代的艺术门类，从而成为高度综合的无与伦比、能量巨大的新型传媒。在多种技术支持下，电视传播的实现在时间上或空间上使信息传播与艺术传播的开放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电视技术的发展又是怎样促进电视传播方式的变迁呢？
电视从30年代诞生起，从机械电视到电子电视，再由模拟形式发展到数字形式，电视技术进步层次升级，电视发展跨度大得惊人。50年代，电视还处于同地方报刊和有线广播同等的地位，那时的电视节目只能依靠有限的电波在大城市及其郊区作“岛屿性”的传播，而在以后的SO年中电视经历了完善和自我认识的道路。
1．磁带录像机技术的出现弥补了备受时空限制的“现场直播”的单一形式，实现了电视工艺流程的真正转折。
2．克服了超短波的距离障碍，微波传送以及后来的卫星传送使电视从“岛屿性”变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媒介。
3．电视节目有了明确的构成。比如电视有了色彩、立体电视、高清晰度电视相继诞生，这样从不同层次完善了电视自身内部的表现力并拓展了电视的表达语言。
4．有别于传统无线电波电视的电视新样式��电缆电视（CableTV）、卫星电视（SatelliteTV）、图文电视（TelextTV）的诞生，这种新的电视媒介机制改变了信息传播和信息消费的性质，给电视传播过程的进行创造了新的品质。新媒体结合了电脑、电话、电视、电传及卫星传送、有线电视，以数字化方式沿光纤缆线高速传播，形成多元整合媒体。
显然，电视技术发展对电视传播的作用是沿着两条渠道发生的，或可称为电视传播发展的两极化趋势。一方面是直接作用（宏观作用），即加上文（一）、（二）。（四）点中所讨论的，电视发展从宏观上扩展了电视传播手段的总的范围，同时也改变了电视传播过程的实质并增添了新的品质。另一方面是间接作用即电视技术在完善电视自身内在构成和拓展其新的表现力，实现其社会职能的形式方面的作用，也称微观作用。
微观上讨论将电视作为和“摄影”、“电影”并列的影像艺术门类，可视为“技术性的艺术”家族，在这里引人“技术滤器”概念。
我们将影视传播过程的实现分为三个层次。
再现对象的存在：这是一个包括声音、图像、色彩、文字等在内的综合符号体系
电视技术设备再现这些对象的质量和完美程度的逐步提高。
3．电视技术在表达这些对象的语言形式中，表达可能产生的变形。
应该说，电视技术再现事物语言的“表达与变形”，构成了视听语言的内在结构。事实上，技术因素在这里始终是同摄像机前的事物的知觉统一中起作用的。这种统一中的作用我们称之为“技术滤器”。这其中包括与器械设备性能直接有关的一切：镜头特性、聚焦、摄像机运动形式、景别、角度、蒙太奇、光线变化、色彩还原、还音性质、节目编辑、镜头连接方式、字幕元素、快慢动作、电视抠像、图像特技等等。
引入“技术滤器”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对于电视视听传媒来说，所有由于改善和提高技术设备性能从而延伸到扩展其内在表现力的方式都遵循“技术滤器”的规律。如果做一个语言学类比的话，那么，技术在这方面的职能一方面可以比做语态��说话人的语言对现实的态度；另一方面则可以比作语调，这是超出语言本身的东西，但它能大大改变任何一个句子的含义。
称电视是一门“技术性的艺术”的真正原因就在于电视艺术的表现力从根本上很大程度地包含在对电视制作技术和工艺的掌握之中。可以说，任何一次电视艺术外在形式的创新和内在语言结构的演进，都是通过这种技术语言来表现的，并通过技术上和工艺上的革新来实现。这种例子不仅包含在视党领域，同样也涉及听觉领域。
电视在发轫之时，从审美观点看，它类似一种娱乐设备。凭借着自己的新颖（与以往影像形式不同）和怪模样（技术不完善）独辟蹊径打动观众，但也仅此而已。它此时还未成为可靠的信息渠道，也并不拥有新的审美品质。
继而，播送图像本身特质的技术臻于完善。但是，电视这种摄录现实生活的新方法并无多少艺术传统可以借鉴，因而造成以下两种互为联系的因果。
一方面，新的技术手段成了原有艺术形式的传送器；另一方面，开始积极形成并发展自己的新闻报道的潜能。这两种职能，即传送职能和新闻报道职能相互作用，逐渐积累了主要的传播经验以及这一技术手段所具有的富有审美表现力的特殊语言。后者理所当然地引发了电视技术手段的第三种职能��达到创造艺术作品的阶段。
认识到电视在发源上和本体论上的两重性，我们可以说，它既是大众性的传播媒介，又是艺术的潜在新门类。
再来分析它的艺术组成。作为新艺术，在艺术涉及的领域中，考虑可将它分为两个基本部分：艺术再现和艺术生产。
艺术再现型是指将电视演播（或转播）作为渠道和手段，将电影、戏剧、音乐、游艺以及其他观赏性节目直接送到受众家中。
这里，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在电视上传播其他艺术形式会使其艺术本身走样吗？答案是肯定的��由于“技术滤器”的作用使电视的再现具有或多或少的创造性。把游艺节目或戏剧演出原封原样地照搬上电视屏幕是不大可能的，电视的特性不可避免地会使节目有所丧失。事实上，我们在电视屏幕上演播传统艺术门类的艺术形式时，总要对其作“削足适履”的处理，这是因为将异种艺术形式作简单的移位性演播，有时无法达到电视转播的要求。经过“剪裁”的原有艺术，不仅损失了艺术形象的某些个别特征、神韵，甚至某些素质，还往往使自己的结构与以往大相径庭。难怪我们叙述电视的体裁样式时，标出一些半人半马的“艺术电视”：电视音乐片、电视音画等等诸如此类。
再现型电视演播在屏幕实践中长期独点鳌头，积累了丰富的传播艺术经验。目前，艺术生产型电视异军突起，大有压倒再现型的势头。像现在较为流行的室内电视连续剧生产方式，还有大量为电视综艺节目及电视剧修建的演出基地及演播场地，为电视生产型节目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同时一批文字作者从事电视脚本的编写工作并供不应求等等。电视艺术已突破了单纯对原作的改动转播，独树一帜地进人了大规模生产阶段。
以上独立地分析了电视的传媒和艺术的两重性。需要强调指出，目前电视传播领域中遵循的规律，是融合的规律，即电视的传播信息、艺术传播和艺术创新等诸特质已在传播中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而结合了。因此，在电视观众的意识中，各种节目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艺术节目带有新闻的特点，纪实节目也具有较高的审美品格，富有感染力。现在的电视节目就是最大限度地将新闻、政治评论、娱乐节目融合在一起播出。高度的自然化合已成为世界电视传播的发展趋势。
认识到电视传播的融合特点，我们就不必为风格样式繁多。形式各异的电视节目的出现感到惊讶和不合理了（虽然有些节目甚至怪异）。在这个领域中，电视遵循的融合规律，同时也是创造的规律，即将原有各种要素进行任意组合的规律。电视传播符号的丰富性、技术的创造性都使这种组合的方式和数量具有不可预知性。可以说，任何现代电视视听语言和新型表现形式在同电视特性的契合关系中造就了电视节目多样化的品格。它们的出现
有天然的合理性。
作为大众传媒的电视，已日渐成为一个走向成熟的新艺术门类。从这个角度上说，其艺术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将有赖于技术上实现的可能性。同时电视无论作为大众传播媒介，还是艺术新门类，新技术的视听系统的出现和现有系统的现代化都将加强并拓展它的表现力，并对电视工作者的探索有重要影响。
电视技术及其发展带来了电视特有的表现形式和自身工作方式，在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电视体育节目、电视文艺和电视广告等节目形态中均带来不同的革命和冲击。下面就部分节目形态进行具体分析。一、电视新闻节目
电视新闻是电视传播的主要节目形态，要求发挥电视即时。快捷的特点，将世界各地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事件通过电视传送迅速报道给观众。作为最具威力的节目形态，各大电视台均以重装备对待自己的拳头节目。新闻报道节目的制作设备与普通节目制作设备独立分开设置。
新闻报道的信息源和报导地点、时间难以预测，它的影响范围不仅涉及到国内，而且遍布全世界。实现新闻采访的设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应付任何突发事件，并能从众多、复杂的信息情报中准确地整理和编辑即时新闻、并迅速地播送出去。
目前电视新闻工作的方式，常见的以电子新闻采集ENG方式为主。（ENG：ELETRONICNEWSGATHERING）。这是多数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采用的传统工作方式。除此之外，新颖的卫星新闻采集系统（SNG：SATELLITENEWSGATHER－ING）正在世界各地得到应用。这种系统是在可移动运载转播车上安装了小型地面卫星发射站装置。卫星新闻采集车能够在它到达15分钟内播出现场的新闻图像。新闻车的装备包括摄像和编
辑设施。它的工作效率很高，只需接通线路，调整天线，就能直接与卫星接通，实现即时播出。
在美国，卫星新闻采集车已迅速成为标准设备的一部分，并被看作是电视新闻采集方面的重大革命。但是由于SNG方式费用高昂从而成为限制其普及的主要原因。每一辆新闻车造价约80万美元。
目前已被美国时代·华纳公司兼并的特纳有线电视新闻广播公司（CNN）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成为世界上新闻和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它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他们本着高时效播发独家新闻的工作方式，成为利用卫星时效最高的权威机构。最闻名的“未经安排”的报道是1986年“挑战者号”飞船遇难那天，CNN是唯一报道这一宇宙飞船爆炸新闻的电视新闻机构，致使其他广播网相形见细。但是CNN作为一个全新闻电视网，从创办伊始至今未能解决的问题还是一直存在着重大新闻事件不够的问题。
目前特德·特纳有线电视新闻广播网（CNN）24小时提供新闻报道的统治地位遇到了几个对手的挑战。美国三大广播公司正竞相筹办昼夜全新闻有线电视网，他们走向全新闻有线电视战场是迟早的事情，而且三大公司全都声称自己要求开办的新闻电视网绝不是已有15年历史的CNN的翻版。
电视新闻无论是在采集上还是在播出串联形式上，利用卫星提高节目的权威性已成为世界新闻发展的趋势。据台湾（中央日报）报道，台湾土家电视台电视新闻的播报方式也日渐趋向欧美方式。即由主播在播报新闻现场以电话或卫星连线等方式和外地记者对谈，这不仅进一步塑造了记者在采访报道新闻中的权威，同时这种方式使电视新闻播报方式更加活泼，让观众有一种现场感。
二、电视纪录片
电视纪录片（DOCUMENTARY）称谓的最先引进是由于大量用于电影纪录片。而今，电视除了在获取素材和制作节目的技术手段上与电影截然不同外，在电视纪录片的外延上也有了自己独特的涵盖。
由于电视摄像纪录设备在排除虚构而直接取材于现实方面有极大的便利，因此大多数运用画面语言、声音和音响来完成叙事、再现、造型或表现的、反映某一特定主题的纪实性与艺术性结合的电视节目都可属于电视纪录片的范畴。
从本质上说，纪录片应是纪实的。电影由于技术的局限致使声画记录分离，从而在追求纪实方面煞费心机。电视技术设备的发展完善对电视纪录片的创作手法的演进产生了相当的作用。电视纪录片在其自身的工作方式中打上了先锋的印记。
（一）电视新闻拍摄手法的运用
建立在纪实审美基础之上的纪录片的拍摄，已趋向最能体现电视现场性的参与性和新闻拍摄手法。用“挑、等、抢”的拍摄方法去捕捉现实的艺术亮点，用跟随拍摄方法更客观地表达生活等等。摄取的素材具有高度的真实感和说服力。
在中国电视界，传统的纪录片创作风格和手法延续了很多年。没有ENG，没有现场话筒，音乐、解说和画面结合形式的纪录片和一代电视人连在一起。20年后，由拍摄设备进步带来的使纪录片恢复真实性、纪录原声状态几乎成为一场纪录片创作的革命。大型系列电视纪录片《望长城）做了这种探索工作方式的先驱。（望长城）很注重前期拍摄，打破以往纪录片重画面构图重光线处理的模式，抓住纪实拍摄这个基点，大量采用一机多声源，多机多声源方式，在拍摄现场做文章，抓拍生活中原态的质朴的美，具有强烈的现场性。
（二）现场同期声的大量运用
声音，作为视听媒介的基本物化元素，与画面一起构成特定的审美时空。电视纪录片中对人物同期采访声的大量运用可以说是突破传统电影纪录片的巨大技术跃进。电视的采录设备为我们提供了同步记录真实声画时空的手段，声音的全方位传播使画面的内涵得到伸延，使人物的情感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目前，各类型的现场声效和人物同期声逐渐取代不必要的冗长解说已成为电视纪录片的新时尚。而穿插在现场纪实画面之间的同期访问谈话，直接向观众叙述，不仅提供了背景材料，发表了议论，又避免了编导的主观介人，使作品更加客观、公正和可信。
在纪录片访谈中大量使用的微型无线话筒为电视采访创造了独特的氛围空间。主持人和被访对象衬衫上别着的微型无线话筒替代了叫人生厌的大话筒，使每次采访（或人众或人寡）都犹如春天里轻松自然的促膝谈心一般透着生活中真实、浓郁的人情气息。这种无线话筒的使用，彻底拆除了摄像机镜头前采访人与采访对象之间无形的墙。采访人不再是生硬的话筒架子，而是一个可以平等交流的对象。屏幕上的人际交流更加接近生活状态下的自然交流，具有良好的效果。
除了同期声的采录，纪录片中利用多轨调音录音技术记录生活背景声、使用数字一体化摄像机的多个声道在闹市区的采访音效记录等都极大地丰富了声音在作品中的艺术表现力，为观众展开了真实的生活氛围时空。
（三）电视体育节目
体育节目是电视传播中一类形式较为特殊的节目形态。由于体育运动带有很强的竞技性，从而使体育节目在反映和表现内容方面带有明显的快节奏、超时空、多角度（甚至超常角度）和强烈的刺激性的特点。
大型综合运动会的电视报道是体育节目的典型代表。我们以此为例来分析体育节目电视传播的工作方式。
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的电视转播需要大规模的报道队伍。除了在转播时效上力求快捷外，对电视图像质量、声音质量、片头制作、节目字幕、图形、慢动作和计时计分系统都有较高要求。现在国际水平的电视转播必须有足够的摄、录、转播系统，还有微波传送，ENG、EFP采集系统甚至卫星转播系统设备的大力储备。
1．体育节目片头的独特要求。无论是各类型的体育栏目还是体育运动会的开、闭幕式以及每一项目的比赛开始，都要播放制作精美的动画片头。一个成功的体现运动会精神和力量的艺术片头将是电视转播的最佳开始。
各届运动会对于片头设计制作的重视可谓有目共睹。据称每届奥运会等大型国际赛事的节目片头成本均在百万美元上下，可见对片头的独特要求。关于片头的制作将在第（五）部分里详细讨论。
2．字幕、图形和计时计分系统。这个系统是整个体育运动会转播中重要的说明性系统。关于运动员的姓名、号码、国籍情况、比赛得分情况，奖牌决出后的优胜者的姓名、国籍、国旗奖牌图形，各运动会的成绩纪录情况，背景材料等等，随时随刻，电视屏幕出现所需的字幕图形和计时计分状态。电子计算机系统需要输人数以万计的数据并需根据比赛情况随时调出，显示在电视屏幕上。
3．慢动作重放镜头的使用。很多观众认为在家中收看电视转播要比在体育场馆看现场比赛要精彩、清楚得多。主要原因是在电视中可以看到比赛的近景特写、慢动作重放镜头和丰富的屏幕资料。慢动作，作为体育节目中出现机率最高的画面技巧，这种效果的形成是一种弹性的动力美，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神秘的气氛。在体育实况转播中的作用，主要是放慢运动速度，让观众看清楚某一动作的运动过程。
4．遥控摄像机和微型摄像机的使用。在游泳比赛中，为了让观众看到运动员游泳的水下镜头，采用了安装在游泳池底部的遥控摄像机。摄像师采取遥控方式操作摄像机，特殊的角度拍出不少精彩镜头。而在体操和其他一些比赛中，采用吊在空中的微型摄像机、采集单杠、双杠和鞍马的空拍镜头，从独特的视角给予观众独特的画面审美。大大提高了节目的可视性。
（四）电视文艺节目
电视文艺涉及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将异种艺术进行移位转播的艺术节目；一是指有脚本创作的大中型演播类综艺节目；一类是指各种类型电视剧的生产播出。
1．将异种艺术进行移位演播。这种类型节目内容十分广泛。它可以是正在上演的舞台剧、演唱会、游艺晚会等，利用EFP形式，或录相播出，或现场直播；它也可以是将原有的艺术形式转置演播室或实景中拍摄。后者在拍摄制作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常常使互不相干的艺术形式相互穿播和渗透。最常见的例子如MTV的拍摄制作。
2．有脚本创作的大中型演播类综艺节目。这是电视节目中几乎综合了电视各种特性的高难度节目。首先它具有很强的现场性和参与性，大量的现场观众可与主持人直接对话交流；其次带有很强的新闻性，主持人需要进行即席采访，必要时需穿插各种新闻性录像；第三具有高度综合性，各种艺术形式穿插其中，有的甚至还需加人主持人与电视观众的直接电话对谈，主持人成为整台节目的灵魂。这种节目形式常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播出，如中央电视台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另一种类型的综艺节目是利用录像演播的形式进行创作的。如中央电视台受到称道的1991年《拥抱太阳》“七一”晚会则属于这种类型的典范节目。由于录播的优势，编导有足够的时间雕琢结构，并相应发挥“技术滤器”的巨大作用，在前期拍摄的基础上进行作品的“二度创作”。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电视特技是“技术滤器”中的一种全新创作形式。随着电视制作进人掌握编辑机、电子特技阶段，技术的潜力将无可估量地发挥出来，同时电视思维也将进人新的阶段。在《拥抱太阳》中，导演充分运用了抠像，多机画面同时传送、叠画、图像变形、三维特技等手段来传送节目情绪和心理节奏，并赋予节目时空交错、虚实结合的特征，给人全新的视觉感受。晚会节目导演赵安说：“电视是高技术的结晶，是一种强大的现代化传播手段。导演要时刻想到充分运用这种先进手段，使观众在观看节目的分分秒秒，都有一种全新的感受，接受立体的、全方位的、多视角的节目信息。”
与此同时还应稍加提到的是电视字幕元素在文艺节目的创作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有力表现因素。
3．电视剧的创作。这种以生活为基础的非真实电视创作形式类型多种多样。但无论是前后期合一的室内剧拍摄，还是神话科幻电视片都离不开电视摄录、电视制作的技术复合手段。
（五）、电视广告节目和电视片头制作
电视广告节目近年来在风格和样式上向着两个极端发展。一是利用传统电影胶片的特质拍摄的图像清晰，色彩鲜艳，柔美抒情的故事情节型或色彩构成型风格，如我们常见的化妆品、啤酒、油料等广告。由于画面质感真切，光线考究，色彩浪漫，形成一种古典高雅的广告时尚。另一个极端就是电子计算机在视频领域中运用产生的现代视像创作风格。这种类型也普遍运用在各种电视节目片头设计中。视像创作包括三维电视特技和电视字幕系统以及电视图像平面合成的综合运用。
电视视像创作的实质是电视合成图像和计算机辅助设计。人们可以利用现存的真实图像，外加电视特技给予的变形，附加在根本不存在的电脑创作的背景图像上，添加不同色形的字幕（拼音文字或方块文字），编一个有逻辑或者根本荒诞的故事，再配以动听的电脑音乐或声音，一个体现一定意图或者连作者自己也不甚明了的电视广告片就炮制出来了。
目前，绘画箱技术普遍运用于电视节目片头的制作中。绘画箱不同于电脑动画，在于它是一种平面合成图像的技术。在现有真实图像上用“画笔”涂涂改改，修修补补，美术气息浓厚，很有现代风格。
利用电脑进行图形设计的形式亦可独立运用。常见的有各种字母的变形和拟人化运用，各种物体的模拟设计等等。其中不泛反映一定情趣和意义的创意以构成片头特殊要求。总之，计算机动画的作品在时空定位和透视感受方面非其他视像创作形式可比，所以应用前景极广。
有人预计，电视视像创作系统犹如电视传播中的魔方，无法想象它能创造出多少种视觉形式（尤其是它涉及抽象形式）。这恰表明了一个问题：在电视技术视像创作领域中，发展是无止境的。
关于电视传播几个观念的确立。
（一）技术是艺术创作的基础
毋庸置疑，最新的科学技术必定会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技术的发展，同时决定了文化、政治和传统观念的改变。但正如上文所述，我们反对“唯技术决定论”，也批判轻视技术的所谓“纯技术”观点。对电视技术与艺术相互的辩证关系需要再认识。
事实证明，技术与艺术在电视传播领域中的关系绝不是从属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同步发展的锁链关系。电视的诸多艺术形式正是在它的技术性能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自身运动中创建并逐步完善起来的。
试局限对微观电视艺术创作进行讨论。
电视技术是电视艺术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电视技术的发展为电视工作者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有力和丰富的表达手段。电视从业人注定自始至终需要利用电视技术设备实现他们的思维梦想。在这里重新提到“技术滤器”的概念，即电视在表达再现事物过程中，技术的因素始终是同摄像机前的事物的知觉统一中起作用的。这种几乎包括与器械设备性能直接有关的一切的“滤器”作用，实质上就是电视人表达自身情感和思维意图的语言实
现方法。它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同等，改善和提高技术设备性能后将扩展电视艺术语言表现力。
电视从业人作为工具的操纵者，自然无法忽视电视“技术滤器”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原因在于电视艺术的表现力从根本上很大程度地包含在对电视艺术和工艺的掌握之中。可以说，任何一次电视艺术外在形式的创新、和内在语言结构的演进都是通过这种技术语言来表现的，并通过技术上和工艺上的革新来实现。
典型的例子适用于电视文艺创作（如MTV）、电视广告节目和电视片头的制作方面。电视文艺创作中的“二度创作”成为电视编导的必修节目。融人思维才能创造全新。光影色妆、机位运动、画面组合、传送变形、字幕交错、心理节奏，这是一个未可限量的时空。电视视像创作实质上是电视合成图象和计算机辅助设计。而变形（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方法）及重组为创作的精髓。
仅有对电视技术重要作用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割断了本应浑然一体的技术与艺术的天然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电视人创作思维和对电视客观规律的把握。技术应该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方面。从这个角度上说，电视的技术工作者与艺术工作者合一势在必行。目前，电视的发展正在最大程度地使技术与艺术融合以创造崭新的传播特质。这种自觉运用的结果使电视的发展层次超越以往所有阶段。反过来，也将大大鼓舞那些“尝到甜头”的探索者。
（二）电视节目要有对全球的透视
当人们刚刚认识到电视是一种由高技术实现的人类面对面的传播方式时，电视通讯卫星又使它一跃成为一种超越一切的“世界性”语言，发射到地球同步轨道上的三颗广播通讯卫星，能够用电视节目覆盖我们行星全部有人居住的地方。它冲破了自然和人为的阻碍，使偌大的世界变成了小小的“地球村”。
电视的世界传播，使亿万普通人第一次看到一个共同生活的世界，第一次相互观察和交流。电视信息传播的全球性质，使它成为全球交流的途径、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互相了解的独一无二的手段。电视取得了通向一切观众的直接途径。电视传播的国际化使每一个“渺小”的人都可以成为地球的主宰。人们认知事物的方式必须发生变革。全球式的思维方式给传播者和受众都注人了更新更高质量的血液。
作为国际传播业中时效最强、效果最明显，也是最基本部分的电视新闻，在电视业的竞争中，它是赢得观众的最有潜力的手段。在电视传播国际化的今天，电视新闻首当其冲地站在改革的前沿。
虽然技术的发展使新闻的采集和传播比以往更迅捷有效，新闻在内容上的竞争也使新闻业本身迅速变化，但是最关键的还在于新闻报道风格的转变。新闻报道节目须力求一种新的风格，这个要求并不仅限于有地方特色或适合当地人口味。电视节目要有对全球的透视！目前世界各地电视台都在力争达到一个目标，即站在高层次上处理和报道国际新闻，要使新闻具有世界性意义而不仅仅是国家意义。即每一次都要问一问：“这条新闻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电视传播的国际化趋势不仅影响着电视新闻的报道风格，而且在更深层次上使中国的电视传播业的方方面面得到促进。电视传播要立足世界、放眼全球，我们的电视节目需要有更大的气魄。电视传播的国际化成为电视发展的总趋势。
（三）电视是一种综合多媒传播体
电视是信息时代电子高技术的重要核心。它与其他多种类型高技术的结合兼容使电视传媒成为当今能量巨大、渗透领域深广的技术综合体。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而多媒传播体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各个阶层各种精神消费的个体需求。“传播总体化”和“消费个体化”是电视发展的两极趋势。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几乎占国民经济1／6的电信业带来的变革��全球信息网设施，虽然人们并不知道它将来最后的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术语其实是个涵盖不宽，提法陈旧的比喻，因为它不能够概括在新的技术领域所发生的极为深刻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电脑、卫星、有线和无线电话、交互式有线电视、经过压缩的数字广播电视信号。信息资料传递，以及为很多需求娱乐与信息的用户提供每天24小时录像点播服务的“录像拨号业务”等等。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洪特对记者说：“传统的电视业已经走到了尽头，一个全新的电视时代：新型数字电视系统的时代就要来临。”
数字压缩技术的卫星能在同一带宽中传送50O套以上的节目。使用数字技术可在传送目前1套节目的一个频道上同时传输6至7套节目。越来越多的直接人户卫星电视服务在拉丁美洲和欧洲着陆。这就意味着相对一般的有线电视用户，收看数字电视服务就等于在自己家里开了一个“新闻录像店”，你可以拨号挑选消费信息和娱乐。
信息和艺术品经过数字技术处理被储存起来。
数字电视将通向高清晰度电视。它会威胁有线电视的存在吗？
篇（6）
费者的认同力度。二是组织营销，电视台直接从事商业活动，对厂家或自已挖掘的产品，联络组织营销，和电视台原有的职能不同。既要进行宣传又直接从事产品的组织营销。三是售后服务，售后服务是电视直销必须承诺的，因为，这与电视台单纯的播放广告及商场销售不同，电视直销的宣传与推销是电视台直接经手的，必然与媒体的声誉、形象紧紧结合在一起。所以，可以说电视直销是事业中的产业，公益服务中的商业活动，传播行为中的交易行为。电视直销直接关系到观众及消费者的利益，办不好，电视台将直接面对观众及消费者，而且无法回避社会、道德、法律的责任，所以电视台办电视直销一定要采取慎重、稳妥的态度，严密地做好这一工作，不然媒体的形象社会受到极大损害。
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营销方式，电视直销其独特的优点是：方便、快捷、省时、省力。
对厂商来讲，电视直销无疑是架起消费者与厂商之间最快捷、最方便的信息通道。电视直销节目一般能够从商品的功能、构造、质地、操作，甚至闲置时的摆放、保养都一一交待清楚。并且电视台具有很高权威性、垄断性，从而保证了厂商的利益。这种销售方式对厂商而言，可为他们节约一笔广告开支，节目而且能滚动播出，会很快实现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产品的认识阶段。可谓：省钱、省力、效果好。
对于电视台来讲，利用非黄金时段搞电视直销，无疑为电视台广告收入又添一笔可观的数字。自95年以来中国电视直销从无到有，发展到目前的上千家。可见它在中国是有生存的根基。
对消费者来讲，买电视直销商品，为城市快节奏生活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使其安心地从事自己的工作，能在其它领域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且实现了足不出户在家购物的梦想，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电视直销对厂商、电视台、消费者都有好处，为什么在中国却处于迷茫和徘徊不前的状态呢？导致目前局面我认为有多种原因。电视直销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生活水平又不高的情况下，在人们的消费观念方面、产品价格过高方面、售后服务跟不上方面、广告宣传过激方面、行业不规范方面等原因确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有待解决。
1．观念问题
在国外，电视直销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史，而中国的电视直销却刚刚起步。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还不高，且人们已习惯于传统的购物方式，相信自己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才放心。以处于全国中等收入的济南市为例，消费者看完直销产品广告，打进订购热线，并咨询完产品情况后，大都不要求直接送货，而是询问产品的展销地点，等货比三家后再现场进行购买。此类现场销售占销售量的大部分。再者在工作节奏还不很快的今天，消费者利用现场购物进行休闲一下的也大有人在。所以电视购物没能让人们完全接受其直销送货这一消费方式。从国内大多数电视直销企业采用直销送货和店铺销售，就能看出中国电视购物有其本国的特色。
还有一点，传销给人们留下的创伤还没有愈合，担心电视直销又是一个美丽的陷井。其实消费者不必有这个顾虑。传销的行为载体是个人，由于个人行为的多重性，而使传销在中国演变成为一种规则无法约束的销售方式。从传销的目的看，它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发财，人人都去发财，谁去消费产品呢？这种没有市场的销售注定要失败。而电视直销是为了丰富人们的生活，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购物方式，它是与人们的日常消费密不可分的，具有广阔的销售发展市场。
2．价格问题
目前的电视直销商品大都是日用品、化妆品、保健品且进口商品居多。消费者普遍认为电视直销商品价格偏高。且使用不了多久，市场上就会出现足以乱真的仿制品，售价却又出奇的低，这样就挫伤了消费者的积极性。形成价格高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进口商品要承担进口关税；另一方面，因电视直销商品还要支付昂贵的电视片制作费，电视广告费，及送货费；再一点由于电视直销在我刚刚起步，规模小，品种单一，难以取得规模效益来降低商品价格。还有一重要原因，就是一些购买电视台时段作电视直销的社会企业，他们往往将短期暴利做为电视直销的最终目的，没有做长远的经营考虑，从而导致出现价格高的暴利商品。产品的高价格，表面看来，利润是丰厚的，但通过经营实践，消费者就会发现物能所值，这将此种产品销量肯定是上不去的。这样一来电视直销在消费者的心目就会有电视直销产品价格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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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直销的价格定位较为复杂，构成商品价格的首先是生产成本，其次是广告成本，再次是销售成本。而决定这些成本大小的则是产品潜在的市场销量。换言之，销量越大，成本越小，反之销量越小，成本越大。一些电视直销公司拒绝低价位的小商品进入电视购物，可能就走入了一个误区。商品本来无大小，“小商品”可以做成大市场，“大商品”未必有市场。问题在于商品符不符合电视购物的定位，在于销售网络的大小布局的合理与否。一个新颖实用，独一无二的低价位商品。毛利率可能更高，或许还能改变电视直销产品“高价”的形象。再者，电视直销商应该更多开发国内新产品，这样也可降低价格。特别是开发国内名牌企业的产品，不仅可大大降低成本，而且名企业的品牌也是一种无形资产，它在消费者心目中有一定的认知度，这样电视直销节目一宣传，消费者就会很容易地接受。
电视直销网络的建设是同行早就苦心追求的。从无店铺售到有店铺销售，这是中国电视购物直销行不通之后的无奈。销售网的建立，虽然增加了销售成本，然而也使我们具有了除广告力之外的销售力。有了这个网络，使我们统一价格，有条件完善服务，有这个网络，可以避免了无序竞争带来的灭顶之灾。
要实现拥有价格优势，并获得可观的利润，电视直销行业应走垄断联合的路子。“垄断”这一词不太中听，然而，电视直销都是以对某一产品在本区域市场的经销权的垄断为前提。一个产品如果不能控制市场，它必然是短命的，因为当电视直销企业无利图并且养不活销售网点时，谁还会去硬撑呢？失去垄断的经销权，电视直销不复存在。电视台已将电视直销看作了一种广告投资行为。垄断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即只有通过一个销售网销售的商品，才有可能实现最好的售后服务，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防止假冒伪劣的冲击。垄断也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的必需。健美骑士与万得拖把的教训，一方面来自于电视直销公司，而另一方面也因为全国尚未形成统一的销售和协作机构。
其实，每次大型电视直销洽淡会上，都会商议如何寻求一种直销同仁们的联合。电视直销界一盘散沙的局面已严重影响了这一行业的健康发展。然而，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并没有开始，更多的是松散型的志同道合式的友好联盟。冷静地分析一下不难看出，虽然作为事业性质的电视台各据一方，各搭各的台，各唱各的戏，但不联合就意味着孤军奋战。大台有大台的难处，小台有小台的苦衷。大台的电视直销广告覆盖面广，却苦于难将销售网络延伸到每一地区。即使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地方台配合，促销能力也大打折扣，更何况要增加要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而小台，则因其有限的开发产品能力和所在辖区覆盖区域的有限，也不能创造较好的效益。我们面对的不是兄弟台之间的互相残杀，而是共同争取电视直销在商界生存发展的空间，真正意义应是事实上的联合，必须是以股份制形式应组成的经济实体。
上海联合电视商品配售有限公司的成立以及全国电视直销联营网的酝酿，标志着中国电视直销业在电视直销市场的规范发展，电视直销的区域合格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它将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在产品选择、统一进货及全国统一时间推出，这样可大大降低成本，最终降低产品价格。
还有一点，就是作为地区性的电视购物企业，我认为应采取电视直销与传统销售相结合的营销策略。中国的消费者大多还是延用传统的购物方式，因此电视购物要植根于中国，必须要与中国国情相适合，在培育市场和新的消费方式的同时，走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购物之路。既然许多消费者都认为电视购物商品的价格高于商场购买商品的价格，那么把直销商品放在传统的商场专柜，采取与电视屏幕价相同的价格销售，至少能使消费者认识到该商品的价格就是商场的定价，起到心理平衡作用。另一方面，商场的橱窗也为电视直销产品起到广告宣传作用，使看到直销节目但心存忧虑的消费者能亲眼看到，亲手摸到，甚至可以由受过培训的专柜销售人员当面演示使用方法，使消费者的购买动机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购买行为，也能吸引没有看到电视直销节目的消费者。而且合理地设点布局。还可减少周边地区的送货费用。事实证明传统商场电视商品营业额上升并不影响电话订购的营业额，相反增加了电视购物的销售渠道和影响，为电视直销起到推动作用。
3．广告宣传问题
电视直销广告的不规范，也影响了它在中国的健康发展，现在播放的一些国外提供的录像带，很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有些“”有损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如果我们制作具有本地区特色的直销节目，便能使观众产生亲切感和增加可信度，之后通过长期的良好经营，可以产生固定的推销形象，这也将是一笔可观的无形资产。
4．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问题
从消费者投诉看，也有对电视直销商品的投诉，虽然占比例不大，但也应该引起电视直销业内人士的重视。电视直销商品更要重视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消费者购买电视直销商品就是为了享受足不出户在家购物的生活方式。如果电视直销商品质量不保，让上帝三番两次地找上门来，岂不违背电视直销的宗旨？我觉得电视直销商品不仅在产品价格方面要合理，质量、售后服务都应是一流的。
篇（7）
【关键词】网络传播；知识沟；扩散
所谓的“知识沟”(Knowledge-gap)(有的文章也称为“信息沟”)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所形成的知识差距。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大众媒介的发展使信息流的迅速增长成为可能，但这并未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预期般地等同受益。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流的增长往往产生负效果，即在某些群体知识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群体；‘信息沟’将会出现并扩大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①最早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是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Tichenor)、多诺霍(Donohue)和奥利恩(Olien)，他们指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比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更好地吸收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斜。②
网络的出现曾使传统大众传播时代长期处于信息匮乏，信息接受不均，形成严重知识差距的人们充满了憧憬：传播技术的改进将会缩减传播成本与费用，节省资源，实现信息与知识的均化；传播速度的加快与信息流量的增大使受众面临着一个更易接受与丰富的界面，从而提高个人的知识与信息总量；国外一些学者甚至勾画出“网络大学”、“虚拟教育”、“知识超文档”、“模拟系统”、“自动学徒系统”等设想，并称之为“没有围墙的学校”。
然而，令人遣憾的是，现实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理想。也许在某些特定知识方面，网络确实缩小了人们的知识差距；但从知识总量来看，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网络以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优势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大众媒介下业已形成的知识分布的不均衡。
进入网络的经济和文化壁垒
当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产生并试图普及时，面临最严峻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水平的制约。报业如此，广播如此，电视如此，网络更不会例外。信息与知识传播的民主与自由常常只是针对那些能挣脱经济束缚的进入者而言。这样，在媒介可进入者与不可进入者之间便形成了和媒介接触程度及几率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可避免地导致“知识沟”的形成。显然，与传统大众媒介相比，网络所面临的经济壁垒要坚固厚实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网络成为有经济能力者享有的特权。据了解，目前网络的普及率仅约为1%，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成为网络普及的瓶颈：70%以上的农村人口造成了中国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他们甚至不知电脑为何物；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区性网络接触程度的差异；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上网费用仍较高，用户也不得不考虑其有限的经济支付能力。正如美国旧金山一位咨询专家所言：“我们很难想象不花很高代价就能普遍访问计算机服务。对于计算机行业的人来说，每月支付17美元的服务费不算一回事，但对于收入较低的人来说，可能成为负担。”据2002年1月《第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在中国，网络用户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为10.4%、9.8%、9.2%，而在经济落后的、青海、宁夏等地分布极少，分别为0.1%、0.2%、0.3%。③特别是在某些贫困山区，教育经费的投入量与实际需要还有相当一段差距，计算机普及难以提上教学日程。因而，这种媒介分布率与接触度的强烈反差，引起知识、信息接近程度的差别，从而形成地区间的“知识沟”扩散。
除去上网费用，地区性经济差别因素之外，额外服务费用的支付对于一般用户而言也是一个难以攻破的经济壁垒。随着技术革新的日益发展，新的网络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价值将逐渐为受众所接受。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建立在这些基础设施上的软件内容、服务成本使人望而却步，某些网站在接纳新用户时以高昂的进入费用作为条件，从而设置了又一道经济关卡。为此，美国传播学者马克·利维如此悲叹：“我常常为传播与技术正日益冷酷无情地把世界隔离成两个营垒而深感忧虑。一座营垒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极具经济实力的信息贵族把持据守，他们是计算机系统的经营者，控制着传播工具与条件。另一座营垒则属于传播圈的‘下层阶级’，这里成员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在巨大的传播机器的摆布下过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④
从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中“知识沟”扩散的趋势也在所难免。前文已述，中国农村仍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相当低，而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较之于传统大众媒介，在使用与操作方面，对用户的要求更高，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阅读能力。网络虽然具备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如文字、声音、画面、图像、音乐等，但总的说来，文字是基础，其他手段是辅助，很难想象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仅从画面中能领悟出某些东西，更何况文字往往又是搜索网站、资料的必然途径。2)语言能力。网络90%的信息使用的是英语，虽然在中国，英语被作为一个重点科目加以普及，然而由于教学方式的不到位和学习目的偏差等多种因素，到底有多少人能通畅流利、毫不费力地阅读英文网站并获取信息还得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即使一部分大学生在进入英文网站时也会显得手足无措，更何况尚未接触过英语的人不计其数。3)专业技术操作能力。简单地打开机器，阅读新闻，收发邮件，这是每一个接触过网络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然而如何高效、快速、准确地从网上获取特定资料就不会显得那么轻松，势必要求使用者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和对网络的充分认识。同时，文化水平高的人一般接受新技术也较快，且他们有一种主动获取知识的欲望和积极性；而文化水平低者囿于自身能力所限，无法充分利用或有效利用网络来获取资源。然而，文化水平的高低与网络使用有效与否并不是一个全然正比的关系，实证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年龄、学习状况等原因，最善于使用网络的是高中、大专与本科生，而具有博士学历的用户仅为0.4%。⑤在这里，知识的专业化成为知识总量增长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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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者的错识与迷途
正如一位传播学者所说：网络可以提供平等机会和民主传播，但仅限于那些可进入者。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进入者在相同的硬件设备、社会条件下获取同质同量的信息与知识呢?当然不是。这里的平等、民主仅是指可能性意义上的平等、民主，而不是必然的平等、民主。也就是说，即使在进入者中，由于对网络不同的态度、观念及使用方式同样会形成知识与信息摄取的不均衡，这时，“知识沟”就会产生或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散。
众所周知，传统大众媒介具有信息供应、娱乐休闲、文化教育、舆论监督等多项功能，但网络的出现将媒介功能的形式多样性发挥到极致，并扩展出许多新内容。这种功能选择空间的扩大为用户接触媒介的兴趣、动机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用户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知识的学习或信息的获取，而是被分散到其他诸如时尚流行、娱乐等更具吸引力的功能上去。据了解，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拥有电脑的家庭，其主要用途不是用来帮助学习，获取信息或处理文件，而是用来玩电脑游戏和看影碟。台湾学者在网络个案研究中发现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网虫”，他们连续20个小时在线而乐此不疲，然而并非在阅读或查询资料，而是昼夜不分地玩游戏或网上聊天。与此对照，那些非“网虫”的学生则主要通过信息检索系统和万维网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这种在线时间的过度和网络使用方式的后果是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习。⑥于是一条横亘在“网虫”与“非网虫”，“非理性者”与“理性者”之间的“知识沟”便形成了。前者非但未能获取有效的知识或信息，而且放弃了通过其他途径或媒介获得信息以缩邪知识沟”的机会。而能正确使用网络并充分发挥其功能的正是那部分理性而有节制的人。
信息需求的差别与网络的反合拢力
网络的出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的无远弗届、信息畅通、受传同步，信息量正以指数函数速度急剧增加。然而信息的极度膨胀并不预示着知识、信息的均衡分布，受众的信息接受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其信息需求的层次也与自身的知识结构相吻合，文化水平高者摄取的信息知识含量相对较高，而文化水平低者则易于为娱乐性、刺激性信息所吸引。据统计，美国著名的史密斯学会陈列馆的网址7周才接待可怜的190次访问，而《花花公子》网站一周就接收470次访问。而在力图合拢“知识沟”而做出种种尝试后，美国传播学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合拢“沟”，一种同一、有限且受到广泛信任的消息来源更有潜力。⑦显然，网络不具有同一和有限的消息来源，每个受者也可以是传者，在这里，受传分界已不再那么清晰、明朗，信源多元化使得网络缺少促使“知识沟”合拢的明确意识和强有力的推动力量；网络也不是一种受到广泛信任的消息来源。网上信息的准确度、可信度较差是其劣根性，更多不负责任的信息的传播对受众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网络的受众是孤立、分散且个性迥异，兴趣有别的个体，他们往往只凭某一共同的话题而偶然相遇，并没有共同的社会基础，如同一个临时集结的队伍。在这个话题之后，他们便自行散开，毫无关系。蒂奇纳认为：在多元化社区里，由于存在各色各样的信源，因而，“知识沟”有扩大的趋向；在同质性的社区里，人们的信息渠道虽不正式但相同，因此“知识沟”扩大的可能性较校⑧而网络正是这样一个具有“知识沟”反合拢力的多元化社区。
综上所述，在目前社会条件下，网络传播加剧“知识沟”扩散的事实是无庸置疑的，而且由于网络传播环境的多变，发生条件的复杂，影响因素的多样，因而整个社会形成的不仅是一条“沟”，而是几条，乃至几十条更为繁复的“沟”。因此，“知识沟”的“扩散”既是指程度、纵深的加深，也是指数量、广度的增大。
注释：
①［英］丹尼斯·麦克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95页。
②同①第95-96页。
③/develst/cnnic2002-1/4,shtml
④马克·利维：《新闻传播：走向网络空间的时代》《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1月
⑤同①
篇（8）
“Arslonga,vitabrevis.”①
中国的电视研究发韧于电视乍始之际，似于文学，初民最简单的“伐檀”之诗仍滋孽了流派和评论，“杭育杭育”之声在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创作中，何其微弱，何其低靡，但理论之光自肇始之秋，便夺人耳目，那便是对电视本体的探究。电视诞生在一个电影理论相对丰腴的时代，受众对电影的惯性思维形成了电视最初的接受背景。所以，何以啻于电影，比起本体探究中的任何一个高地，都难以逾越。迄今，中国电视本体研究早已离这个出发点很远了，但也常常难免汗颜后怕。可惜的是，本体研究似乎太多地占据了理论的视野，验名正身之举旷日持久，令人咋舌，今日仍不乏诸如“纪录片到底是不是电视艺术”、“电视电影究竟质在电视还是质在电影”之类的溯源与归依。没有太多的理由驳斥本体穷委的合理性和当下性，乃至现实意义，但放眼全球电视研究，西方对于另类论域的开掘及其对后现代语境中电视本体话语之上诸多学理的梳理，恐怕于我国不无启迪。本文无意“拿来主义”，20世纪中叶至今的西方电视研究作为常识，每一个理论工作者都有义务予以观照。当今，理论研究无不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之中，民族和历史的个性差异要么被异质文明解构和异化，要么自在于洪流之中，卓尔不群，“和而不同”。②后者，对于一个积淀过于悠长的民族而言，也非易事。所以，我们与其一叶障目，弗如环顾俯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这些西方学界的旐旆旃旂乃至猎猎大纛，至少弘扬和昭示着一个讯息：异域文化问鼎电视研究何以能大广角和深焦距渗透进方方面面，且鬯逐而郁葱?警惕文化殖民就必须内敛于学术沙文主义吗?
未必。
素来崇尚天人合一和美善相融的泱泱大国，至少应在本体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二元互动中，将电视理论引向深入，二者皆不可偏废。期间，物我合一，意象神游，电视的媒体质和艺术质方能心领神会，21世纪的中国电视才有可能独树一体，在趋同和变位的时空中岿然矗立。
“源”意识批判
时至今日，阅读中国电视理论专著，近2/3的著作完全可以走马观花，如对操作层面某些基本技能的介绍以及一些“杂耍蒙太奇”的经验饕餮，着实令人味同嚼蜡。但是，经验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只是现有著作不曾涉及，譬如如何运用经验、阅历、关系“合力圈”③和社会身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为栏目或某部电视剧成功融资?在创作界，这是一个十分困惑的问题，电影更甚，但却无人总结和归纳。那么，经验主义理论——如果也可以算做理论的话，究竟廒集了一些什么呢?这是首先要及的。庀此类著作而静观，可惜的是，那是一种极度的“源”意识，首推“编导源”（Directorship），其内涵可包括“主持源”（Compereship）。
源者，就是本源、根源之意，“编导源”就是视编导（导演）为根源、中心的意识，以及接受层面的单极编导研究，类似于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对理论视野的“遮蔽”。编导、主持人的个体话语，仅是电视作品的一种符号，或有些深度内涵的符号，而非作品本身，更非电视艺术全部。电视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其作品都是未完成的文本，具有不可抹杀的召唤力和阐释期待。作品的符号甚至符号系统，只是对象与阐释的客体之一。“源”意识期待某个个体或事物的某一极可以承担作品、艺术的全部和所有内涵，实乃人本论或形上论的肆虐。李幼蒸在其《理论符号学导论》中指出：“符号的变形与崇拜，往往表现为一种误导，从而激发本体自我而囿的无意识。”④
“源”心理一旦被预设，必将导致理论的贫血，实则学术视阈的樊篱。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首先是从电影界开始，导演中心论遭受了来自法国结构主义不遗余力的攻击，C·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著作和克里斯蒂安·梅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其社会批评维度的生命力冲击了整个欧陆和北美，就连结构主义者自身也没料到这种致力于民间诗歌和社会语学、神话学反思的学说居然会在大众传播领域显示出强有力的功能。历史出奇地相似，康德无意于天文学的一项对天体运行的探究，却也给自然科学尤其是自然辩证法提供了无尽的资源。尽管电视作为艺术史和艺术科学，定位于人文科学界，但很多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生们仍然可以从其研究方法中领会到来自遥远的自然科学乃至思维科学的气息，比如，耗散结构与混沌学说，再如系统论。这些，都是对“源”取向的消解。文学只对作家、作品源远流长的单向度仪式神化了一种一元判断和中央归依精神，在电视研究中的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所有的早期纪录片史无不致力于《望长城》、《话说运河》的文本研究和编导膜拜而无他求。今天，对一大批上乘之作，如《山洞里的村庄》、《最后的山神》、《八廓南街16号》、《最后的马帮》⑤的民族学、人类学蕴涵和艺术史料学潜质以及折射在影像之中的现代人群、种群的原始思维前意识，也均被这些作品的记录本性定位乃至视听元素解读所遮蔽，形成无意义的“悬置”。这种现象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一种反“文人相轻”的价值取向。或许，有感于千年经史子集彼此笔詈而两败俱伤的前车之鉴，当代电视学人大抵类似舞蹈、音乐、戏剧那样，推文学为长且谦卑有加，视电影为尊且不乏心仪钦羡追随摇尾之态。如果说在电视理论界内部的某种“编导源”迷失尚可借助自省而挽救的话，那么这种没有经过逻辑和理性的心态更是典型的单向度学格卮信。鲁迅曾担心国人会失掉自信心，看来国人天生或缺某种自信之禀赋，溯源和厚古似乎是东方国度浓得化不开的精神情结。
当然，“源”意识大量的还是对电视视听语言系统的体察和反思。无可争议，文学性首先被得到确认，新闻作品和电视剧对文学的首肯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惯性，那便是给予视听类作品以正统血缘，直接导致一些单纯诉诸听觉元素的电视作品和栏目找寻到了合理和合法的学术条文。谈话类节目和室内剧排斥视觉元素但仍可大行其道，甚至拼凑罐装笑声甚至自虐，更进一步地践踏受众的与人格。追其因，理论界历史上一度对电视语言二元系统的单极厚爱责无旁贷。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长镜头理论的热衷，长镜头作为修辞格，本身只是排比、隐喻、借代、象征之中的一个，但正是由于学术界对电影史上某几部作品（首推《北方那努克》。但是，该片最典型的长镜头段落——那努克“拽熊出洞”仍然在使用切换，十分显然）的习惯使用，以及国内译介世界纪录电影史过程中的“熟悉认同”，从而将中国纪录片创作手法的黄袍理所当然地加在了长镜头的身上，细想起来，还是有点像穿了马甲的泼猴。视听同尊同荣、互生互勖之时，电视理论和创作方能公允和自豪。
再观照法国结构主义，其发生学源泉昭示着其学术品格的不凡。这其间，罗兰·巴尔特的《神话学》功不可没。当理性被消解，当后现代迫使历史失语，当传统和伦理秩序平民化于大众媒介，结构主义介入了，且带领我们把现实的矛盾和社会的症结（比如生死、崇高、英雄，再如种族歧视与和平奢望）象征化和前溯化。回到初民与部落，回到人类童年，巫术逻辑，理性侍奉宗教，欲望泯灭人性，恐惧蹂躏自信。原始状态的真实深深沉入到了后现代生命的脑海，至少可以辨证地分析某些最基本的事物。具体到电视，前电视时代的受众不正是痛恨于信息传播的时空局限和审美思维的单一和苍白而渴求着电视吗?呼唤着电视吗?那么，当今电视研究还有什么理由拘泥于一极论域而忽视他途呢?将电视本体图腾化，必然遭受理论拜物教和学术“巫觋”的蛊惑，战胜不了本体研究的单一性和简单性，我们思想的自然何以海阔天空?“源”意识作为理论初民的原生态，时至今日，理应淡出我们的视阈!电视研究的历史进程距离大同而自由的王国还有漫漫征程。
一体化诘难
中国哲学注重天人合一，寻求人生与伦理的尽善尽美，并以此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电视研究截至今日，不可否认，业已建构一套初步的体系。有人对此仍然信心不足，没有勇气，这不应该。我们已经认清了电视的媒介本性和艺术本性，建立了完整学科体系的雏形，并在传播学这块中间地带成功完成了电视作为大众媒介第一要员的正统体认，而且召唤和引领着旗下子民（包括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电影）矗立于当代学术之林，无愧而沉稳。但是，我们的研究同时也如同哲学般地生发着一种聚合和归一感，学理和身份的界定似乎模糊了我们的视阈，难道真的要等到诸如影视人类学之类异军杀进中原，兵临城下，威胁我们的正统时，方幡然醒悟吗?这只是随手拈来的一例，电视理论的学科建设仍然很不完善，大量边缘性电视学科，如人类学影视学（无独有偶，中国迄今的几部国际性优秀纪录片，同时也莫不被影视人类学者引以为荣），⑥再如电视批评与评论至今尚未被正视和纳入皇家裙襟，这仍需学人劢力。李少白、邵牧君作为中国电影理论两大家，皆出身于批评行，但至今即便是电视理论大家还很缺乏包容与宽容。只要这些狭隘的本体主义（Essentialist）余孽还存在，它必然会限制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思维科学乃至生物、医学等外族进入电视研究领域，但实际上，异己甚至异质学科的介入往往不会滋生理论的抗敝或臲鞿。主张文理互渗的系统科学思维，或许于电视研究不无启发。
首推，基本学术语言的稚嫩是一个严重困扰。学界所谓基本学术语言，其意有二：于中学，则须古文与现代汉语素养俱佳、基础史著和国学常规经典兼熟；于西学，则须专业外语与现代英语俱佳、西学基本经典比较熟稔。前者，目前普遍缺乏古文功底和国学基础，这或许与电视作为后工业时代文化宠儿其存在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崇高与博大的消解不无关系，但这非电视学人回避、阕漏国学素养的理由。文化传承赖以坐实的根本就在于文化的古典渊源，任何研究和理论思辨，只有“君在江之头，我在江之尾”之芥末之别，其共饮之水、源头活水当且仅当为古典。值得欣慰的是，古代传播史⑦的存在至少表明尚有国学尚佳的电视学人，但荒芜与凋敝仍充斥视野。笔者以为，在用经典美学理论阐释电视艺术的美学本质及相关课题，尤其是民族电视艺术的文化渊泉和审美范式时，迄今的电视学人的国学涵养的苍白暴露得最为可悲。作为艺术的电视，必须理清其审美特征与华夏美学的承继性和嬗变性，这当然也包括艺术史上的至要命题，譬如：原始思维之于电视艺术，究竟如何?先秦文史哲之于后现代艺术与电视究竟若何?电视研究和文学研究一样，不能割舍述古和化古这两个重要方面，因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⑧后者，英语教学、沿用的自大性对于其他学术外语的戕害在电视研究、影视研究领域极为突现。诚然，英语是当代通用语言，但诸多文哲名作却使用的是德语和阿拉伯语，乃至拉丁文。语言固然可以译介、转接，但蕴涵其内的文化因子却永远不可能被移植，再精美的英译《关雎》都无法精确、对等地传达原作，同样，中译柏拉图之《理想国》不管如何被引用、滥用，终不可望触及古希腊原作之项背。这或许过于苛刻，但陈康、季羡林⑨之所能及，电视研究者何以不可奢望?鄙弃一种学术语言的自大，开阔语言能力，进入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福柯的母语本我，以我溯我，于大众文化研究、电视理论必将大增裨益。同时，不妨晓得西学经典之于国学经典，宛如放飞理性的双翼，畅游学海的双浆，本无所谓舍弃、轻重。
同时，哲性的缺失，令人汗颜。诸多问题的争吵，最终难免根本的交锋。世界观不同的两个存在，无法彼此理解。何谓客体，何谓主体，审美活动必然二分吗?世界必然两分为东方、西方吗?何为表现，何为再现，艺术不是表现就是再现吗?李泽厚所谓“华夏艺术既非表现也非再现”至少提醒电视学人一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哲学发展之终极，只是其历程上的一个高峰而已，诸多高峰中的一个高峰而已。譬如，辩证法在中国古代就是“两一”，印度因明学亦有论述，佛学之“一念三千”、“三谛圆融”本是宗教，也有辨证思想。在色中看万物，万物皆着色，无色之眼，方得无色之物，且可免先入为主之嫌。凡是真理都是的，凡是都是真理，其实谬然。电视的党性色彩或政治工具效用，并不能拒绝对电视研究哲性的反思。作为艺术的电视，则更甚，不能高屋建瓴地俯瞰芜杂的现象，根源就在于迄今的电视学术史上尚无一位具有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大家，哪怕是仅在本体论或认识论或方法论的一个层面具有个性声音的哲人和鸿儒，这也就是电视研究长期拾牙慧于大众文化和通俗艺术而难以超越的重要原因。所有的哲学都是形下的，古往今来，莫不如此，通常是在历史、经济、社会和艺术四个维度佐证其宇宙观，哲学权威在其美学形下中格致电视之时，电视艺术方能真正自豪于艺术殿堂。海德格尔走到了日本电影，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位哲人凿深电视，但笔者却更期待电视研究领域能有更多的哲性，能有一位美学家以其哲学体系和天然的电视艺术气质而载入哲学史。这绝非妄想，这应该是学人之共勉，电视研究之“视阈期待”。后工业文化的消解力与重构力，最终还得靠哲性的锋芒与锐度，哲性乃一切理论之终极。
显然，理论上的自大与一体化倾向，扼杀了我们的想象力。本来，我们的民族创新精神就很匮乏，儒道释捆绑人格和理想千载，也禁锢学人的开化。从“五四”至今，尚不足百年，李政道先生说，“理论家分别从不同于别人的角度切入了某个领域，自觉业已深入，也不乏大家能融会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语言学、文学、修辞学等，进行研究，且成果颇丰，其实，在西方，这些是任何一个本科生必须学习的课程，而且在当今的北美，这些只能算做一门：人文学科。”⑩电视研究的出路在于科际渗合，动力在于学术想象力。
诚如大多数学科一样，电视理论体系也呈现着有秩序的梯层，真正的电视研究的出路在于如下三个层面的拓展：第一层面就是应用电视学研究。广播学院电视系主编的《中国应用电视学》堪称业已完成了狭义应用电视学的框架，但广义“应用电视学”理应涵盖电视与临近学科乃至异质学科的联姻与混生，如电视经济学、电视文化学、电视（影视）人类学、电视考古学和工业电视学⑾等。其次，是理论电视学，这就是目前理论界触及最为深入的领域，实质就是对于电视本体的揭橥。在该领域，一个至今未被触及的课题就是比较电视学，或云世界电视与比较电视学，自然类似比较文学。有趣的是，比较文学的三个基本原理中“影响研究”的诸多范畴与命题，如流传学、媒介学等，天生就与传播学有着某种暗合，深入一步，真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对日本、欧洲、美国电视史及电视艺术的介绍，目前已不乏力作，如苗棣的《美国电视剧》和郭镇之的《日本电视史》，但缺少通史和有分量的国别史。而且，对中国电视自身历史规律与内在因素的理论升华仍待我辈努力。知己知彼，方能比而较之，排定优劣，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第三层面就在于电视哲学的探讨。这里包括：（1）视听符号学。不仅针对电视，还包括广播、电影以及从系统符号角度来确定为诉诸视听（或视，或听，或视听）的任何艺术而展开的理论符号学研究。现有的《电影符号学》似乎缺乏理论符号学积淀，仅是对电影符号这一客体的感悟和阐述。自然，将视听符号学（严格来说，应该称之为“视听理论符号学”）归在电视理论研究名下，且系一般哲学层面探究，理由充足而责无旁贷。（2）电视美学建设。电视美学作为艺术美一分子的共性与个性，电视审美的主客体界定及其审美心理描述。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与思维之于电视审美，西方美学思维范式之于中国电视审美，等等。（3）电视哲学高度的分析，譬如对电视客体与主体的界定及其多重性与复杂性的剖析，电视意识与电视物质外壳之间的辨证关系，电视意识形态内窥与外观，电视一传播领域内唯物与唯心阵营梳理及批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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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阐释发难
阐释学还是源于宗教界，起初是对基督教经典著作的再认识，西方学儒们发现了话语分析之外的捷径或途径，进而对《旧约》开始了一轮新的后现代色彩的阐发和解释，是为阐释学之滥觞。其后，拓展至各个学科，也没有了宗教胎记，又在文艺领域邂逅了接受美学，故浑圆天成。一般认为，阐释者的主体能动性是驱动认识前进的源泉，只要主体千姿百态，其阐释也千人千面，正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同时，复古学派却只恪守对经典的诠释，虽在西方，也毫不逊于训诂、考订、校勘与发凡诸学，呕心沥血，其志拳拳。电视对经典的阐释藉先天兼得后天之蕴藉，发展长足。先天者，读解、解读影片，且不论是否经典；后天又脱不掉文学话语的权力禁锢，囿于主题、结构、人物尤其是叙事之中，反而怡然自得。仅以叙事为例，电影研究叙事，探究内外因控制情节、细节语言并以达到游刃有余而为至上，纪录片探究叙事以故事化为其美学取向，且津津乐道被动拍摄或等待拍摄而得之完整情节、丰满人物，皆属阐释主义的宣科。结构主义之于叙事学，犹如铭文之于青铜时代，何等的名正而丰约，只恐怕中国电视学人习惯于平视、俯视和仰视而不谙抑或不愿亲近内视角和前视角等范畴，故即便在正统红学界，有人对《红楼梦》内视角叙事品格进行的研究，也旋即被古典主义的古旧倒叙、插叙和补叙观所淹没，直到罗国平之《先秦叙事研究》翩然而至，众家方觉憾然、戚然。电视界这样的大作尚未出阁，但气息恐怕不远矣。其实，新闻也有叙事可谈，尤其专题类作品。电视何以能以线性事件捕捉和牵引人类审美心理的非线形和非理性，何以能以细节和特写的瞬间张力凝固和定格视觉接受的习惯性游走，何以能以人物外在与心灵“二世界”⑿的性格隐喻潜润受众迥异繁复的内心，进而孳生同泣同悲同唏嘘的共鸣境界，着实需要大功夫与大学问。
阐释至尊，传统语文教学的误导对此责无旁贷。蒙童时代就被灌输了一套从作者介绍到时代分析再到中心思想归纳甚至包括陌生语词解读这样一个完整的操作流程，于是，90%以上的“影片读解”类著作均以低姿态和劣等电影民族定位自我，皆默认华语和华夏文明乃电影亚文化圈，这是推论和演绎的大前提，几乎是自不待言的“共见现实”，⒀实则大谬。感染于此，电视理论界也炮制了几味“百消丹”，一曰大众文化论，一曰平民意识，归于一点，或许可以称作“亲亚Oedipus”。指认电视的大众文化性本无可厚非，据此演绎创作中的语词、视听元素乃至风格的平民主义取向，也在情理之中，惟依此反观或界定理论与学术则不妥。大众文化丝毫不能自外于全球化或意识形态斗争，大众文化也丝毫不乏史前时期的哲性光芒，大众文化丝毫不会排斥道德判断和伦理规范，大众文化作为一个经济复兴民族的气质构成丝毫不可被“Show（秀）”之类几个滑稽而丑陋的语词消解其思辨的必要性和复杂性。皮相的存在不等于皮相的思辨，痴迷从来都是产生于深度审视之后的虽梦犹醒的回归，物我若皆醉，世界还会“在”吗?一些政治较为敏感的谦谦学儒们大多会本能地抵牾大众文化，理由多恐自身也降格为大众，而俗化，而白化。电视先贤们的这些顾虑本很自然，自古文人皆飘逸，但此飘逸非彼飘逸也，民间是宝库，乃学术的土壤和森林，民间未必大众，大众之雅实乃大雅，镜头内多少次潸然泪下的受访者都是民间受众（老百姓或平民）自己的故事。“亲亚”症结直接导致理论的平面化，学人思维的萎缩。承载大众文化的媒体自身无所谓俗与雅，而且，大众文化同时兼具俗质与雅质的双重品格，接受心理中的“俗认同”应该是坚持电视创作高雅品格的根源和批判标准。所以，大众文化的文化谱系归属及其在社会、制度和工业语境中的“亚”性丝毫不影响大众文化作为电视批判的主流话语权力与电视研究的学术严肃性和超越品格。
以零星浮泛的譬喻描述或解释大众文化，是电视研究中“词归类”倾向的典型。另一类倾向或许可名之为“评归类”，即以评论或观感理论。大抵影评的来源太悠久，所以观后感既出，理论则生，但既生“评”，何需“理论”?理论是理性的学术，影评或观后感则是感情，还不是源于阐释止于某个优劣好坏的盖棺论定，其间，倘又夹杂了受众来自创作实践的偏离认同或近亲就熟，岂不更主观而意气?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大卫·鲍德韦尔在《制造意义》中具体描述了这种过程：
“（电影）理论提供了（逻辑上的）大前提，而一旦电影被描述成（或被误描述成为）模棱两可的（又称歧义的）小前提，或者电影理论提供了所谓的语义域（Semanticfields），解释者对其进行自由联想之类的工作时，就可以由大前提推导出阐释性的结论。此外，这种为阐释而借用理论的做法还因电影教育的典型状况而加剧……”⒁
理论与阐释的混杂，或云阐释的越俎代庖，构成了电视研究的一道变态风景，且跻身于思维的前景，悲哀地铸成意义的“悬隔”，如何白茫茫之大地，丧失了作物和生命。
显学召唤文化研究
电视研究是当今的显学。
宋明理学所以成为显学，其因在于朱熹等人的学术体系博大绵密，而富有创造精神。电视理论大家的出现，在电视研究业已积淀了半个世纪的当代，非常合乎情理。我们可以屈指数出数位电影理论家，姑且不论是否堪称“大家”，别种艺术更是枚不胜举。王国维的学术“三境界说”本身也是他治学的写照，难怪钱钟书在《管锥编》内要以他为蓝本，匡正诸位民国学儒之治学态度。我们所谓的治学“态度”，绝非简单的心理学上对事物的倾向或取舍，态度应是人之理想与人格基调。审美反功利，这就是美学家的人生态度，远离纷争，淡薄名利，寡欲静心而博学。但是，电视对象的媒介属性以及媒介本身所具有的话题设定、舆论引导和消遣休息等社会功能大大地干扰了电视研究的超脱性、忘我欲和玄学色彩。从对象到方法，从立论到推论，均非引经据典和闭门造车所能完成，尤其是传播学的一些方法，须借助统计学和社会学的数据采集与群体调查，还有电视艺术作品的史料收集自然免不了和名利场、娱乐圈浮躁个体的接触。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来自实践的学问最终也必将回到实践中去，电视理论的学术生命虽根在实践，其冠，其枝，其叶仍可诗意盎然而气宇排奡。
理论来源的实践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真正的大家对于实践的策略也大相径庭。携新婚之妻王氏前往广西瑶族聚居地考察体质人类学，期间虽遭妻亡之灾，也不辍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这本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划时代之作，作者（一个传教士）也是通过对甘肃土人的实地采访和调查而写作的，但当时中国的社会学仍然难免敦煌学式的悲剧。源与流俱在国内但典籍被掳掠至境外经西洋学人之手拼凑几本臆测之作，然后随海舶来，经我国译者的引进和介绍，期间还常常难免林纾式译介，竟成一学。痛感于此，最终完成了中国人著中国社会学奠基著作的夙愿。电视理论界面对西洋侪辈的本本中国电视研究，不知作何感想?纽约版《亚洲电视艺术》（1999年）业已对中国早期电视剧进行了如下评价：
这一时期的电视艺术，在这个东方的大国，已经在渐渐脱去“裹脚的步子”，开始学着创造了。但是，或许是文化差异的缘故吧，中国艺术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电视艺术与他们国家其他艺术，比如中国绘画、瓷器和京剧，到底有什么不同。除了它产生得比这些艺术晚得多以外。⒂
我们不可小觑这位美国学者对中国电视艺术的观点，至少它表明一种坦率和启迪。电视艺术在20世纪的发展，国内普遍认为主要勍劲于50年代和80—90年代，八九十年代的发展自然承接和融合了“十七年时期”，而西方的视野却难以回避十年“”时期。“”时期的文学、艺术如同中世纪的文化，沦为了政治的婢女，饱受政治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学人（不光是电视理论家）现在应该对此予以理性观照了。对照西方神学对文化和文艺的桎梏，我们只是区区十年，但政治上的个人极权主义抑或主体丧失、国格沦陷必然导致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邅遁和畸态吗?马克思早就指出，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独立性，中国缘何没有表现出这种独立性，而几近窒息和湮没?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电视，政治权力控制下的大众媒介是否仍然印证的这个论点?若是，其形态和途径各是什么?亲历或亲见过“”的第一代电视学者恐怕不能割舍这份“‘’情结”吧?将十年特殊时期的电视艺术作为一个相对静态的质点，置身于50年艺术史和数十年前电视时代艺术样式（譬如电影和广播艺术）的动态历史坐标之中，斟酌和反思，或许能尽早避免敦煌学那样“兴于异域悲国人”⒃的悲剧。
问题之多，可谓成堆。但是，问题感的匮乏却比比皆是。电视研究至今没有完全步入文化丛林，心物一也，而是徘徊在理论童年，乐道于某些初始态的天真。要么溯源，要么迷信，要么执一，要么自大，要么沦丧。这些都是一种只有半个多世纪艺术走向成熟阶段的诸多蹒跚步履，我们需要的是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敏锐的问题感，马克思说：“哲学并不要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⒄不怕问题的严重性会使学人劻勷，关键在于深谙之，勉力于兹，一则坚固基础，二则打开视野，真正实现电视理论思维的转捩，在文化研究的高天厚土中放飞理性。电视研究需要真正的理论品格，文化品质，人生品性!未来的电视研究呼唤大家，希冀博深，期待超越，翘首写人生于笔端，溯真理于至境。
注释：
①拉丁文，意为“生命有限，艺术不朽。”
②《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语·郑语》中史伯答桓公：“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左传·褒公二十年》也记载了齐侯与晏婴的一段讨论“和”与“同”的对话。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文化应多元共处，同中求异。
③行为社会学术语，指不同阶层所辐射和吸引的社会群体和个体，描述彼此之间的制约关系。
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版，第161页。
⑤前几部皆为经典，《最后的马帮》系2001年四川国际电视节获奖纪录片。
⑥《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235页，该书系国内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⑦参见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⑧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B·克罗齐之“绝对主义历史观”，参见其《历史的理论与实践》。
⑨此二人系精通数种外语之代表，陈康是鲜有的熟悉古希腊文的学者，客居台湾，季羡林除通基本西语之外，谙梵文和吐火罗语等。治学对非母语的要求在于从语言学本质切入，才能一通皆通，而非传统外语教学的陈式。
⑩李政道：《在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
⑾一门研究电视在工业领域运用及其规律的边缘学科，如交通、旅游、教育、地质环保、水利、军事、生物（农业）等领域都在广泛使用电视，一部分是依赖电视的技术物质性，将电视用作信息、信号传输和传播的现代工具，但更多的还是制作行业电视节目，用于宣传和沟通。由于这些领域的运用一般来说属于“窄播”和“小众传播”，不具备大众传播的媒介性质，故日本美学家竹内敏雄和一些电视学者将其统称为“工业电视学”。参见竹内敏雄：《美学总论》，译文版，南京，1998年。
⑿佛教术语，概源于“一木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待考。一说译自英国早期某诗人的诗句。
⒀与“社会总体想象物”关联。社会总体想象物是法国年鉴史学派使用的术语，指的是全社会对一个作为对象的异国乃至异质文化客体的整体性阐释，尤其侧重于社会符号学的研究。
⒁麦永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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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收集、典藏、陈列文物标本，进行分类整理，为社会公众提供科学研究以及宣传教育功能的机构或场所。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道德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宣传人类自然历史文化的重要场所和机构，博物馆要积极承担起向下一代传承我国悠久历史文明以及向全世界宣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职责，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落实到博物馆的具体工作实践，主要就体现在博物馆人员的业务素养及工作水平。
一、我国博物馆人员工作的现状
（1）我国博物馆人员的基本情况
一方面，我国博物馆人员的背景整体来说比较复杂。经调查发现，博物馆工作人员中具有专科学历的占40%，本科学历占45%，而研究生学历仅占5%，其他学历占10%；平均年龄在三十岁左右；所学专业涵盖面比较广，有学管理的、有学教育的、有学设计的……几乎学什么专业的都有，而大多数情况下图书馆并不能针对人员专业情况作出恰当的岗位安排。另一方面，我国博物馆人员的岗前培训以及在职培训流于形式。培训流于形式是许多事业单位的通病，很多时候的培训都是为了应付而敷衍了事。这样博物馆的新进人员就处于自我摸索的境地，工作上只要不出现大差错就可以含混过去，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会有人想到学习文博理论知识来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素养。
（2）与国外博物馆情况的对比
经过查阅日本博物馆的相关资料发现，与国内相比人员素质普遍更高，拥有本科学历的占10%，研究生学历的占50%，博士生学历的占20%，平均年龄更大，相对来说更成熟，馆内特色项目展示更多，领导管理机构以及志愿者管理机制等更加体系。因此日本博物馆人员的工作更具挑战性，岗位的安排设置更加合理，更能发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二、强化博物馆人员文博理论知识的积极意义
（1）掌握基本的文博理论知识有助于博物馆人员的日常工作
博物馆负责接待的访客主要分为三种：第―种是从事文物保护研究、文化人类学、古生物学或者标本制作研究等专业人士，第二种是对历史、自然、文化等有强烈的兴趣爱好的社会人士；第三种是以参观浏览和教育为目的的机构或家庭，通常以团体形式来访。博物馆人员针对不同的访客提供不同的服务。如果是带有教育宣传性质的团体来访，博物馆人员则需要进行简单明了的讲解，保证内容准确度的同时，可以适当使用一些教育意义（针对家庭团体）和趣味性（针对机构团体）的语言。
（2）具备深厚的文博理论知识有利于博物馆人员的职业发展
文博理论知识对于博物馆人员的长期职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现代博物馆的发展越来越信息化、越来越科技化，在所有博物馆的建设发展日趋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大环境中，如何突出博物馆自身独具的特色就成为日后发展的重点。博物馆人员如果具备精深的文博理论知识，就能结合本馆的实际情况，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全方位发挥博物馆社会公共职能的同时充分凸显出博物馆自身的特色。博物馆人员在积极构建和发展博物馆特色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工作能力的提升，从而受到领导的赏识，使事业更上一层楼。
（3）长期的文博理论知识的熏陶提升博物馆人员的气质修养
文博理论知识的学习不仅对博物馆人员的工作和职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而且对于个人的情操陶冶也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生活和工作压力巨大，现代人很容易产生焦躁的情绪，长期下去甚至会形成心理疾病。文博理论知识的熏陶不仅可以使人的思维更加深刻，眼界更加开阔，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一旦对某些内容产生兴趣，则不失为个人的一个大收获，接下来的漫漫人生路从此有了精神陪伴。
三、提高博物馆人员文博理论知识水平的途径
（1）改变博物馆人员的认知理念
提高博物馆人员学习文博理论知识热情和积极性的关键是要转变过去对文博理论知识的错误认知。如果我们把文博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当成一项任务或者负担，那么很容易会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这样反过来又使我们的学习情绪下降，从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目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转变错误的理念，充分认识到文博理论知识的积极作用，激发出学习的内动力，实现自主学习和继续成长。
（2）组织切实有效的员工集体培训
博物馆要定期组织面向全体工作人员的文博理论知识培训，切实提高所有人员的理论水平。为防止培训工作走形式主义的老路，在培训正式开始之前，要确定整套的监督验收以及机制、配以相应的奖励惩处措施。这样参训人员就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培训效益才能得到切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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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TVpracticeinchina,thispapergivesasystematicgeneralizationandanalysistothecharacteristicsofTVaudiencereceptionbehavior,presentsthecharacteristicssuchasdouble-receptionofvisionandhearing,sharingatthesametime,beingathomeandrandom,habitsandrituals,andactivityandparticipation,andexplorestosomeextenthowTVcommunicatorsadjustandimprovethetacticsofprogramminginaccordancewiththesecharacteristics.
Keywords:audience,receptionbehaviorcharacteristics,TVprogramming.
一、引言
多频道电视竞争时代的来临，赋予观众研究新的意涵。无论从电视传播社会效益的实现抑或经济效益的取得等方面，研究观众都是迫切而重要工作。一些研究者已从不同角度出发，按照各种标准对观众媒介行为与心理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
在电视研究中，观众是指电视传播的对象和接受者。按照电视覆盖、生活作息和实际接收情况，观众可分为潜在观众、可得观众、目标观众和实际观众；按照接触电视的程度不同，亦可分为忠诚观众、基本观众、游离观众、边缘观众和绝缘观众；按照使用电视的目的性强弱，还可分为“仪式性使用”观众和“工具性使用”观众[1]。
无论进行怎样的划分，总体上看，观众首先是作为社会群体存在的。他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教育、交往、习得和濡化，形成一整套特定社会的文化意识、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具有作为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不同，他们又分属于不同的社会亚群体，其态度、兴趣和爱好受不同群体意识和利益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从而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接触和使用大众传媒的行为。这是观众作为社会群体存在的一个显著特点。
其次，在现代社会中，观众是作为大众传媒受众（读者、听众和观众）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具有大众传媒受众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多、散、杂、匿和自由接触，以及时空上与传播者相分离等。
最后，除了具有社会群体及一般大众传媒受众的基本特征外，作为电视传播的对象，观众还有属于自己的、具体而独特的电视接收特征。
本文拟从目前我国观众一般性电视接收行为着手，对其特征作进一步的系统探讨，并引出关于电视传播者如何进行节目制播的若干思考。
二、观众行为特征：与读者和听众比较
观众的电视接收行为大体可概括为五项特征，即视听双通道接收、共时分享性、家庭性与随意性、习惯性与仪式性、主动性与参与性。
1、视听双通道接收
电视以光电信号为载体传播动态的视听符号，观众则通过视觉和听觉器官同时接收电视信息。观众这种视听双通道接收特征，区别于读者和听众的单一视觉或听觉接收模式。
视觉和听觉是人类接受外部信息的主要途径，两者结合效应尤佳。有研究发现，人的知识大约60％通过视觉得来，30％通过听觉，通过味觉、嗅觉和触觉获得的信息只占10％。从记忆效果来看，阅读文字能记住10％，收听语言能记住20%，观看图画能记住30%，边听边看则能记住50%[2]。电视以直观动态的画面诉诸观众的视觉，以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声音信息（解说、对白、同期声以及音乐、音响等）诉诸人们的听觉，对视觉信息进行完善和补充，表达复杂、曲折的心理意念。这种传播不仅与观众感知外界的生理特性相吻合，在单位时间内，亦令观众获得更多、更形象、更丰富的信息。
人们读报时也要运用视觉，但读报所遵循的主要是一种“阅读——思考”模式，要求思维的深度介入；听广播要调动听觉，但单维度的声音传播，与阅读报章一样，都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由抽象到具象的解码过程，即文字符码和声音符码的还原过程。相比之下，看电视所遵循的更多地是一种“观看——知解”模式，无需经过太多的解码和还原过程。通过眼睛，看到事物的空间形状、颜色和运动形式；通过耳朵，听到事物运动的声音；眼耳并用，从而知悉和了解事物的概貌和基本特征。很显然，观众的信息接收是最直接、直观而立体的。
视听接收的双通道性，对于调动观众的收视热情，有效地消化、吸收和记忆信息十分有益。中外不少研究都表明，电视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从传媒界的后生一跃成为受众最多、最受大众喜爱的媒体，很大程度上是与它同时诉诸人们的视听觉、全方位刺激人们的视听器官相关联的。
2、共时分享性
一般来说，大众传播的受众不仅与传播者在时空上相分隔，他们彼此之间也往往处于“相隔”状态。
以报纸读者来说，他们大都分散在不同地点，在不同的时间、以个体自己的方式阅读报纸，他们对信息的接收在时间上与传播者不同步，彼此之间也不同步。换句话说，印刷媒体的读者是以异时、分散的方式接收传播的。
与印刷媒体不同的另一个极端是电影媒体。在电影传播中，成百上千的观众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以群体方式共同欣赏同一部影片。大家聚集在黑暗中，眼前的屏幕成为与外界沟通的惟一窗口。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他们一起感伤，一起欣喜，情绪相互感染，形成特有的收看氛围。电影观众以同时、集中的方式接收传播，这也是最容易产生群体共鸣的方式。
电视观众的收视行为既不同于报纸读者也不同于电影观众。电视观众以同时、分散的方式接受信息，即观众在不同的地点、在同一时间、彼此同步地收看电视信息，共时分享信息，或者说同时分散共享信息。
电视观众这种“不共空间共时间”、同时视听而又分散共享的接收特征，为电视传播较大范围内尽可能地取得大规模的受众群体效应，提供了的可能。特别在“零时间差”的重大事件现场直播中，观众的收看与传播者的传播、与事件的展开同步，这种共时分享的观众效应可谓达到了极致。在同一时刻，无数分居各地、素未平生的人们守在电视机前，怀着好奇、悬疑和期待，分享同样的信息。随着情节起伏或议程深入，他们不约而同地或喜、或怒、或哀、或乐，心潮和思绪扣着同一节拍跃动。从城市到乡村、从内陆到边疆，这种共鸣跨越疆域，穿过浩浩宇空，何其广泛、何其强烈。
日本传播学者藤竹晓曾经指出：“同时享受同一内容这种电视传播特征，使其成为在全社会范围内令共有体验增殖的媒介。”[3]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正是通过提供这种同时共有体验的诱惑，并赋予其增殖的社会潜能，才成为凝聚最多注意力的媒体，这也是电视媒体真正的优势之所在，真正的大众性之所在。
3、家庭性与随意性
观众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其行为受群体意识和利益的影响。在电视传播中，与观众收视行为有着最密切联系的群体就是家庭，家庭性是观众收视行为的一个显著特征。
现阶段我国观众基本上仍然以家庭为单位收看电视，换言之，电视主要是一种家庭媒体。目前，我国家庭电视机拥有率已达98.4％[4]。由中央电视台主持的“全国电视观众调查”是一项每隔5年进行一次的大型纵贯式调查，1987年首次调查结果显示，在“收视电视的环境”一项中，回答在“自己家”看电视的观众为83.5％；1992年为88％；1997年为96.6％；到2002年，这一问题已不在调查之列[5]。这表明，改革开放之初，电视扮演“邻里媒体”和“组织媒体”的角色供许多人“围观”的历史已经一去不返，绝大多数观众以家庭为收视场所。然而，目前拥有两台或两台以上电视机的家庭只占23.9％[6]，不足总数的五分之一，这说明家庭收视仍然是观众接触电视的主要模式。相比之下，报纸基本属于个人媒介，读报取决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听广播亦由于收音机的便携式、微型化发展，随身化、隐蔽化趋势明显，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个人行为。
在现代人生活中，电视已成为家庭里一件必不可少的“家具”，也是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人们走进家门随手便打开电视机，做家务时电视“忙着”，吃饭时电视“佐餐”，客人来访电视“陪着”，晚饭后围坐在一起，更将家庭中的聚会交给电视来“主持”。电视融入家庭，已经成为家庭中的一员，家庭文化的一个部分。
与家庭收视模式直接相关的一项接收特征，是观众收看电视的随意性。我们知道，阅读报纸一般表现为较强的目的性。人们主动接触报纸，从产生“想读”的意识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报纸、版面和文章，并以“阅读－思考”模式来接收，这一系列行为通常是在理智的、目的意识支配的情况下完成的。同样，看电影也是一种目的性、自觉性较强的行为。走进影院前，观众受自己观看欲望的支配购票，选择时间上合适的场次；走进影院时，已作好了观赏电影的心理准备；在影院里，身处一个封闭的环境，四周黑暗静穆，惟有眼前的银幕是整个观看空间中惟一的心理出路。此时观众会自然而然受影片情节的吸引，暂时忘却现实纷扰，心无旁骛，专注于眼前。
电视收视则不同。电视机摆放在家中，观看电视是家居生活中的一部分，观众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像看电影那样安排专门的时间、到专门的地点去观看。电视观众往往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于不经意中收看电视。他们随想随看，想关便关；节目好时多看一会，节目差时不看也罢。看电视可以为主，亦可为辅。不少研究表明，许多观众在看电视时伴随有其他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吃饭、聊天、看报纸、听音乐、做功课和干家务等等。电视观众不及报纸读者和电影观众那样刻意和专注，其行为表现出更多的随意性和附属性。
很显然，电视的视听环境是家庭，这种环境是开放的，本身缺乏迫使观众专注视听的强制性。不要说家庭成员出出进进，时有干扰；就是大家凝神看电视时，那些不期而至的造访，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也时常打断正常的收视。而且全家人看电视，往往边看边聊，甚至发生争执。在这样开放的环境中，注意力不容易集中，观众收视行为具有随意性是不可避免的。
4、习惯性与仪式性
观众接收行为的习惯性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电视深入家庭，已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就像每天要刷牙、洗脸和吃饭一样，是一项例行性活动。电视具有强大的新闻、教育、娱乐和服务功能，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丰富精神生活的主渠道；它周而复始经年累月地传播，渗入人们的起居行止，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其二是指观众对某些频道和节目的习惯性收视。这种收视习惯是因长期收看某些频道和节目而相对稳定下来的一种行为规律，是观众视听经验积淀的结果，也是电视频道和节目与观众互动的结果。
大多数电视观众在与电视的不断接触中，都日积月累地形成了一定的收视习惯。他们对于频道和节目的选择，大体受其收视习惯的支配，并非漫无边际的。比如，每天放学后晚饭前，不少孩子忙着收看少儿节目，这是他们雷打不动的课余“作业”；周四晚间的《足球之夜》，也是众多足球迷们七天一次必定享受的精神美餐。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自1979年以来，《新闻联播》便固定在每晚7点的黄金时间播出，观众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每晚一到7点或将到7点时，就会想到收看《新闻联播》。这种收视习惯已经形成一种“生物钟效应”，时间一到，观众便会产生相应的收视欲望和反应。
与习惯性相近，观众收视还存在所谓“仪式性”特征。不少观众的电视收视是“无目的”的，没有特定的需求指向，他们基本上处在“无所用心”的消极状态，只是被动地、毫无抵抗地接受电视的“轰炸”。对他们而言，“看电视”可能比“看电视节目”的说法更准确地描述了客观现实。美国学者鲁宾和柏斯（Rubin&Perse）曾经指出，这一类观众收看电视的动机大半是为了消磨时间，并不感觉媒介内容与自己的生活很接近，或者很少去思考这一类问题；他们通常是被动消极、不加选择地使用媒介，很少专心地涉入电视内容。台湾一项受众调查曾经发现，尽管受访者中有七成以上收视动机是为了娱乐和求知，多数人在收视态度和行为认知方面偏向“主动性”，但是，也有六成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收看电视也有因无聊想打发时间的动机[7]。这是很明显的“仪式性使用”特征。显然，在显性的有指向需求的收视倾向下，还有相当一些无指向需求的收视倾向存在[8]。
相形之下，读者行为更具主动性与目的性。如前所述，虽然报纸上刊登什么、以什么方式、在哪一版面上刊登，决定权掌握在传播者手里，但是读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仍然较大。人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主动购买或订阅自己感兴趣的报纸，挑选版面和文章，专心阅读、思考和理解报纸内容。因此，阅读报纸被认为是一种主动的、有明确目的支配的媒介使用行为。
5、主动性与参与性
观众收视还具有愈益明显的主动性和参与性。
不少人认为，观众在接收信息时，多多少少是被动的。由于电视传播随时间流动线性地向前延伸，带有强迫或半强迫性，什么时间播出什么节目，节目的播出编排等等，一般由传播者决定。观众的反馈意见一定条件下能够对传播起反制作用，但是，是否对节目进行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决策仍然由传播者作出。
然而，在观众收视的被动性之外，观众收视的主动性特征值得引起高度重视。这种主动性主要体现在他们对电视传播的认知和选择上。以美国心理学教授安德森博士为代表的主动性理论认为，观看电视是一种主动的认知活动，它是观众、节目以及观看情境之间的一种主动的认知转换过程；一些心理学家通过实验也发现，观众的收视行为具有一定的主动认知特点[9]。按照传播学选择性理论，观众对电视传播的方式、内容和形式都具备一定的能动选择能力，最初是选择性注意，即选择关注那些支持自己的信念、价值观以及自己感兴趣的节目或内容；其次是选择性理解，即根据自身的文化倾向、价值认知体系和分析框架，对相关内容进行诠释、解读和加工；最后是选择性记忆，即对有利于自己、符合自己兴趣或与自己观念一致的内容加以储存和记忆。在电视频道（或节目）空前丰裕，选择空间与选择机会都骤然增大的今天，观众的主动性愈益突出。这表现在收看什么、加工什么、内化什么，选择权大都掌握在观众手里，他们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1999年，北京广播学院“世纪之交中国城镇电视观众需求变化及其对策”课题组，曾经对观众选择接触的电视频道和节目内容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众多的频道中，中央电视台一套是人们选择接触频度最高的频道；在众多电视节目中，新闻信息是城镇居民总体收看频度最高的电视内容[10]。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观众收视的主动性特点。
在主动地、有选择地接触和使用电视媒体行为的背后，反映出观众收视的某种理性和目的指向性。事实上，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观众的收视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心理或社会需求所决定的。他们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取决于其心理期待与传播内容的互动。这一类观众的收视动机，通常以寻求信息、获取新知、追求娱乐和刺激为主，“指向明确”、“有目的地使用媒体”是其主要收视特征。他们使用媒体的涉入程度较深，反馈积极，具有比较明显的“工具性使用”倾向。
观众主动性的更高层次，表现在目前日渐突出的对电视传播的参与性上。这里参与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指观众投入到节目内容的诠释和解读中，这是一种心理参与；其二是指观众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演播。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任何一件作品都是由创作者和接受者双方共同完成的，电视传播也一样。节目制作者主观意图的实现，必须依赖观众的接受和解读。电视声画一体，广泛运用了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的各种手段，这是它与报纸和广播的不同之处。报纸主要藉文字传播，广播则用口语说话，语言（口语和书面语）传播的特点之一，是运用准确的词汇（概念）、语法和语音传达明确的信息。相对而言，电视信息往往是形象、丰富而多义的。费斯克曾经指出：“电视所传递的并非节目，而是符号经验。……所有的文本都是多义性的，多义性绝对是电视文本的中心”[11]。观众对于电视信息的解读具有个性化特点，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另一方面，电视传播具有较强的形象性、动态纪实性和感染力，亦吸引观众自觉不自觉的心理参与。观看电视剧时，戏到深处，常常可以看到观众随着剧中人物一起喜怒哀乐，产生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看足球大赛现场直播时，球迷们随着摄像镜头一起为那只圆滚滚的皮球揪心，时而凝神屏息，时而大呼小叫，为自己拥戴的球队赢得胜利而手舞足蹈，同样也会为其失败而捶胸顿足。而在观看《开心辞典》一类益智竞猜类节目时，观众则在感受思考的魅力和愉悦的同时，也会为选手准确的回答而欣慰，为错答而惋惜；看着选手在紧迫的读秒声中搜索枯肠、一筹莫展的窘态，热心的观众会隔着荧屏焦急地指点答案。若参赛者是亲朋好友或熟人邻居，观众的情绪会更加热烈。显而易见，观众完全投入到节目中了，电视的传播特征为观众心理参与提供了可能。
观众参与性的第二层含义，是指观众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演播。这是反映在行动上的一种参与，也是一种更深入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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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观众行动参与，至多不过是给电视台打打电话、写几封信，以此反映自己的意见或愿望而已。相比仅仅坐在电视机前静态地观看，虽然显示出较多的主动性，但是，这种参与还只是初级层次的。随着电视业的飞速发展，现代高科技手段为观众参与电视节目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持，电视人也开始创设多种参与类节目，开发出丰富多样的受众参与形式，观众参与的领域不断得到拓宽。
例如，将观众直接请进演播室，参与共同主持节目，或就某一问题展开集体讨论；组织观众参与益智竞猜类节目，并通过电话联线或多视窗方式让演播室里的竞猜者与演播室外的亲朋好友相联系，形成一个充满亲情友情的竞猜气氛，调动更多观众的参与热情。此外，开辟观众热线，在节目进程中主持人随时解答观众的疑问，及时与观众互动；或者营造开放的氛围和形式，比如让观众模仿或客串明星、主持人，尝试一下作为传播者的滋味和感受；等等。观众对于电视节目制作和演播的这种或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不仅大大缩短了节目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使观众对电视节目产生较强的亲切感，而且有利于强化传播效果，提高人们的收视兴趣，吸引更多观众的关注。
三、关于节目制播的若干思考
多数对观众收视行为特征的分析，都不乏可资传播者进行决策参考的有价值信息。对于传播者来说，如何从观众研究成果出发，不断探索适应观众、贴合观众的传播路径，有针对性地调整和改进节目制作和播出，是需要认真加以思考的。
上述对观众收视行为特征的分析表明：电视观众的收视“语法”是视听双通道接收，它要求声画一体、视听兼备，形象而立本的信息传播，而非单一的文字或声讯模式。电视作为一个融多种符号传播于一“屏”的媒体，无论在节目内容还是形式上，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实现声画、视听与时空的多元共振。即使是简单的谈话节目，也不应忽视画面构思和人物交流互动中音容笑貌的捕捉，不能为追求低成本而损伤电视的优势。传播者给予观众的应是一道视听的美食，而不是一份缺乏营养的快餐。此其一。
随着星网结合（卫星＋有线网）成为主流传播方式，多频道电视时代人们可以收看的频道数目在不断攀升，可供选择的节目数量和类型也在不断丰富，这些都使观众群向小众化、多样化方向发展。如今，观众共时分享电视信息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群体效应，无论在规模和力度方面，与频道短缺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录像机、影碟机的普及，是将观众从共时收视中解放出来，那么互动式电视的出现，这种近似“一对一”的传播方式的出现，则是对共时分享模式的颠覆。今天，观众的分众化、分散化趋势已日渐明显，企望用一个频道、一档节目在一个时间点或一个时间段上取得过去那种一呼百应的轰动效应是不现实的。准确地定位观众，讲求传播的时段契合与节目契合[12]，服务好自己特定的目标观众群，也许离成功更近。此其二
第三，观众的家庭性收视特征，要求传播者因应家庭收视模式合理地进行节目制作设计和播出编排。在中国，受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的浸染，在多数家庭只有一台电视机的情况下，人们习惯于优先考虑收看家庭中多数成员共同感兴趣的内容，或者尊老爱幼，协商谦让。对电视台来说，应该注意尤其是在合家团聚的时段，尽可能采用对家庭成员来说容易接受的形式，传播适于“家庭单元”收视的节目。例如，美国CBS曾经创办过一档名为《面对面》的人物专访，采访了许多知名人士，并拍摄他们的家居收藏。该节目形式轻松活泼，内容贴近家庭，荧屏上的主持人仿佛是家庭中的一员，娓娓叙谈，给人以交谈的亲切感。该节目曾经排在收视率最高的十大节目之列，原因之一就在于节目内容和形式都比较容易引起家庭成员的共同兴趣。
至于观众收视的随意性，不可避免地会使电视传播者刻意创作和安排的完整节目，在收视过程中变得断断续续、支离破碎，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有鉴于此，传播者不妨在节目演进过程中，隔三岔五，适时设置一些新卖点，设置悬念或者埋下伏笔；点上启爆，线上和面上连动，吸引并且“粘住”观众，抑制观众的其他行为或者使之处于从属状态。
第四，观众收视的习惯性，尤其是对某些频道和节目的习惯性收视，一方面取决于偏好，另一方面与电视节目编排相关。按照传播学者LisaTaylor和AdrewWillis的观点，观众是由节目排期表所“建构”的[13]。电视日复一日连续播出，某些栏目（节目）周期性地在固定时段出现，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培养观众的收视习惯，使其收视行为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并自觉地定时收看。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相邻两天收看的观众重复率常常高达50％以上，就是一例。可见，采用节目栏目化、系列化和带状编排策略（即将某一节目安排在每天同一时间或相隔数天的同一时间播出），是保持观众、强化观众收视忠诚度的有效手段。
需要注意的是，观众收视既有习惯性的一面，也有易变性的一面。观众习惯性收视行为的相对稳定特征，并不意味着各时段或节目的观众群是恒定的，更不意味着观众收视习惯是一成不变的。稳定是相对的，变化却具有某种恒常性。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诱惑，人们的习惯性收视行为可能因工作变化、生活作息的调整而改变，也可能因其他因素的干扰而改变；可能逐日渐变，也可能一时突变。另一方面，与观众习惯性收视相伴随的还有另一种“习惯”，即喜新厌旧，这已为不少研究所证实。在电视节目中，新闻之所以一直受人关注，是因为它追随时代前进的步伐，常播常新，本身便是喜新厌旧的。其他节目则不然，随着人们兴趣、爱好和需求的变化，一年前还火爆得被人竞相模仿的节目，一年后却门前冷落乏人问津，收视率一落千丈，这样的例子时下几乎俯拾皆是。另外，多频道时代的来临，电视选择空间更大，增加了人们在不同频道与节目之间的流动机率；互联网的崛起，亦为人们打开了另一扇获取信息与的窗口。所有这些都增加了观众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提醒传播者要认真了解观众收视习惯的变化动态和规律，及时调查思路和策略，与时俱进，不断适应观众的收视需求。
最后，对于观众收视的主动性和参与性特征，传播者亦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前已述及，观众收视具有仪式性特征，但是这一特征并非毫无例外、不分时空地反映在一切观众身上。事实上，在仪式性收视的另一面，是观众日益明显的工具性收视倾向；而且两者之间还存在大量的中间地带，不少观众介于两极之间，其收视行为随时移势易，而呈现不同特征[14]。随着电子高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以及电视接收空间的加大，人们对电视媒介的主动认知和选择、工具性使用倾向和参与意识都在不断增强，这要求传播者紧扣时展脉搏，积极动脑筋，开办一些满足观众使用需求，新颖动人，能够为观众提供参与机会和参与空间的新栏目。目前，一些益智类竞赛节目，一些来自民间的DV作品的播出，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能否吸引栏目（节目）内外观众的心理参与和行动参与，是决定栏目（节目）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尤其是，目前互动电视开始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向千家万户扩张，它使观众从过去只能被动地接受电视编排，到能够主动地选择节目内容和收看时间，享受前所未有的节目点播服务，一定程度上拥有了收视主控权。并且，观众还有机会扮演传播者的角色，通过同一信道传播自己的信息。电视传播的这种新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观众实现传播自的要求，为观众主动性与参与性的发挥开辟了更大空间。传播者应该积极因应这一发展潮流，发挥想像力和创造力，开辟更大的传播空间，这样才能比较好地保持和赢得观众，赋予电视媒体积极向上、健康旺盛的生命力。
注释：
[1]参见刘燕南《电视收视率解析》第148～152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版。
[2]刘志明：《电视学原理》第4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3]转见叶家铮《电视传播理论研究》第1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4]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央视－索福瑞、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电视市场报告》（2002～2003）第22页。
[5]参见罗明、胡运芳主编《中国电视观众现状报告》第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中央电视台总编室观联处《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分析报告》（2003·1）。
[6]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央视－索福瑞、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电视市场报告》（2002～2003）第22页。
[7]黄葳葳《走向电视观众》第4～6页，（台湾）时英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8]刘燕南《电视收视率解析》第153页，北京广播学院2000年7月第1版。
[9]J·J·博恩斯、D·R·安德森著、张令振译“看电视的认知卷入程度低吗？”《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10]参见叶家铮等《世纪之交中国城镇电视观众需求变化及其对策》调研报告，2001年7月。
[11]NicholasAbercrombie著，陈芸芸译《电视与社会》第219页，（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年第11版。
[12]参见刘燕南《电视收视率解析》第170～171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版。
[13]LisaTaylor&AdrewWillis著，简妙如等译《大众传播媒体新论》第190页，（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1999年第1版。
[14]参见刘燕南《电视收视率解析》第153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版。
参考文献：
1、刘燕南著《电视收视率解析——调查、分析与应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版。
2、叶家铮著《电视传播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版。
3、刘志明著《电视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4、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5、陆扬、著《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1版。
6、王兰柱主编《聚集收视率》，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版。
7、LisaTaylor&AdrewWillis著，简妙如等译《大众传播媒体新论》，（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1999年第1版。
